中 公

“中公”是中國公學的簡稱。本篇言清末民初與我有關系時的中國公學——就是我的回憶——故以此為題。

中公的歷史，講起來頗多趣味。它最初由鬧學（罷學）而成，日本人要干涉這樣，又要干涉那樣，我國一部分的留日學生認為“奇恥大辱”，遂相適歸國，組成中國公學。

清末民初鬧學的風氣，著實盛行，不獨在日本的學生常要鬧學，就是在中國的學生也是如此。震旦鬧學，組成復旦；南洋鬧學，造成南中。這不過兩個例子。其他鬧學的案子，真不少呀！

最初組成中公的時候，似乎沒有校長，只有干事，地點在上海北四川路橫浜橋之北，福民醫(yī)院左近。后來，因欲取得官款，聘請夏劍丞（敬觀）先生為校長。夏先生是紅道臺，與端方很親熱。光宣間丁憂，閑居在申，不過他曾經(jīng)做過江蘇提學使，又曾經(jīng)署過江蘇巡撫。端方極相信他。有了他做校長，官費一定請得到。據(jù)說后來與復旦同等，必每年撥兩萬元。

我第一次和中國公學發(fā)生關系，在北四川路的時代。我擔任歐洲近世史，介紹我去的是胡梓方先生（江西人）。當時和我一同教書的，有兩位王先生，后來都成聞人。一位是王顯華（浙江人），一位王云五（廣東人）——商務先后聘為總經(jīng)理。當時的學生，后來成為世界聞人的，據(jù)我所知，只有一人，就是胡適之。

在北四川路時代的中公，頗優(yōu)待教員。除上課下課茶房照例倒茶，絞熱手巾，下課時另供牛乳一杯。我沒有吃到牛奶，因為在它煎熟之前，我已經(jīng)離校了。我第一次在中公授課，只有兩早晨——兩個小時。不是我不肯去，倒是他們不要我。我的失敗，我的寂然被“逐”，因為我教得太快。眾學生雖然默默而聽，沒有和我當面為難，但是我知道我有誤處。后來旁人告訴我，說我的教法，不合他們的“胃口”。他們所要的，是國語的仔細講解，我所能授的，是整段整頁的大意。他們所要的，是文法上的分析，我所愿授的是史事的連貫。我那年二十四歲（清光緒三十四年，即公歷一九〇八年），自己是一個甫從學校里出來的學生，對于教育全無經(jīng)驗。我去教曾經(jīng)留學過日本的學生，本不應該，太不量力！班中各學生，有穿吳服的，有著木屐的，有胡須長長的……倘然現(xiàn)在有人請我去教類似的一班，我看見了一定會倒退而出。當時我年少無知，所以“膽大妄為”地跑了進去。顯華和云五在那邊，大受學生的歡迎，因為一個教讀本，一個教文法，都能詳解的緣故。

我第二次進中公教書，在民國三年。那年我三十歲，擔任的是商科英文。到任不久，我就鬧了一個小笑話。讓我寫出來給大家看：

商科某級的學生頗多，大半為湖南籍。書本相當高深，但是發(fā)音并不正確。他們最劣的功課是作文。他們怕作，我也怕改，兩方面耗費有利之光陰，作無為之事罷了。一日，我剛巧踏進教員預備室時，李師登輝——當時為教務主任，也是我第二次進中公的介紹人——對我一看，用英語高聲說道：“周……你來看這本練習簿。有學生來告你呀！你不小心！你自己看，以后應當謹慎些！”

我仔細翻查那篇“文章”，看見漏改了一個誤處，就是：三個相等云謂字（動詞）的寡數(shù)（單數(shù)）第三身（第三人稱），兩個已經(jīng)代他加了S，其余一個忘記加了。我即稟告道：“老師，是不是這個錯誤？那有什么大關系呢？我同他加了兩個S，脫了中間一個罷了。是不是這個錯處？”

李師道：“他們沒有指出錯處來，我也沒有工夫去找你的誤點?？傊?，他們已經(jīng)到我這里來告過你了。并且就是那個S也很重要。教師那里可以錯呢？”

我氣極了，少年氣盛地回口道：“李老師，俗語說得好，‘孔夫子也有錯誤’，難道我們中公的教員比孔夫子還要好么？這一點點小事情，少加一個S，他們還要小題大做地告到你教務主任那里來么？”

李師道：“你和我辯，有什么用。你口才好，你自己到課堂上去同他們辯好了。”

我答道：“好的。那末我把這本練習簿拿去了。”

我一進教室之后，即手持練習簿而問道：“這是那一位的？”

有一個身材不高，肥肥的湖南學生應聲而起道：“是我的?！?/p>

我道：“請你到我這里來?！?/p>

他來了。我以手指定那個漏改的字而對他說道：“我沒有在這個字上加一個S，那是我的疏忽。但我已經(jīng)在前面相等的字上加了兩個S，照理你應該明白了。古人說‘舉一反三’。你即使笨，也應該舉二反一呀！請你把這本練習簿拿回去罷?！?/p>

上面所講的雖然是我一己的經(jīng)驗，無足輕重，然而青年教員也可借以為鏡。對待學生，我們總要有理，總要說得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