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學與實感

章太炎語言文字觀略說

本文并非對章太炎語言文字觀的全景展示，只涉及其中若干方面，特別是考察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在語言革新規(guī)劃上的重合與分殊。試圖探討這樣一種與外來西方影響迥異的內(nèi)發(fā)性思想資源，如何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產(chǎn)生意義。而這一重要資源長期處于被壓抑的狀態(tài)，對它的考掘與重識，興許有助于我們梳理新、舊文學的關(guān)系，現(xiàn)代語文建設(shè)與現(xiàn)代性的勾連，方言寫作等等至今影響我們文學發(fā)展的問題。

上篇：章太炎語言文字觀的若干描述

章太炎在《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術(shù)的發(fā)達》中談及中西文字長短，說：“拼音字只容易識它的音，并不容易識它的義，合體字是難識它的音，卻是看見魚旁的字，不是魚的名，就是魚的事；看見鳥旁的字，不是鳥的名，就是鳥的事；識義倒反容易一點。兩邊的長短相較，也是一樣?！?span >[1]又如《常識與教育》中批評一些人盲視中國歷史：“自然曉得本國的歷史，才算常識，不曉得本國的歷史，就曉得別國的歷史，總是常識不備。”[2]這里，章太炎充分重視中西文化的差異性，反對以西方的標準來考量中國問題：“可見別國人的支那學，我們不能取來做準，……強去取來做準，就在事實上生出多少支離，學理上生出多少謬妄，并且捏造事跡?！边@一切無不見出章太炎“凡事不可棄己所長，也不可攘人之善”[3]的齊物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近的時間段里，魯迅和他老師章太炎思考的問題，每每有神和之處。比如《摩羅詩力說》中，魯迅盛贊浪漫派眾詩人“各稟自國之特色，發(fā)為光華”，引申一下說，拜倫等人是承繼著各自地域的風貌、以獨立主體的身份進入、參與到世界文化的序列中，這樣才能產(chǎn)生豐富的意義。又比如，《破惡聲論》中的名句：“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伊藤虎丸的解釋是：“‘偽士’之所以‘偽’……其論調(diào)之內(nèi)容雖然是‘科學’的，‘進化論’的，然而正因為其精神是非‘科學’的，所以是‘偽’的?！?span >[4]章太炎在《經(jīng)的大意》中也給出了幾乎一樣的表達：“至于別國道德的話，往往與中國不投，縱算他的道德是好，在中國也不能行。”[5]因為，真正的思想、學問必定根植于自我內(nèi)心而排除外界權(quán)威。對自由心性和“依自不依他”的精神能力的強調(diào)，章太炎和魯迅并無二致。

不齊而齊的哲學，并非忽略事物之間固有的差異，恰恰相反，正是在充分承認、尊重差異的基礎(chǔ)上屏棄對不同社會、歷史、文化等做輕率的優(yōu)劣高下評判。由這樣文化的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出發(fā)，很容易過渡到章太炎的文字觀。

章太炎說：“若是提倡小學，能夠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這愛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6]何以賦予一般看來殊少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語言文字研究，以興邦愛國的巨大力量和經(jīng)世致用的實踐品格？我想這里涉及兩種不同的語言文字觀。

一種是將文字視為書寫表意的工具，另一種則不僅認識到文字的工具性，更是把它當作民族構(gòu)成的要素。如果贊同前者，那么掌握、書寫、傳播的便利等無疑可以作為評判文字高下的標準；如果贊同后者，文字關(guān)聯(lián)著興邦亡國，其存廢革新當然應該慎之又慎。章太炎從語言文字同社會文化、民族心理的緊密聯(lián)系出發(fā)，“文字者，語言之符。語言者，心思之幟。遂天然語言，亦非宇宙間素有此物，其發(fā)端尚在人為，故大體以人事為準。人事有不齊，故語言文字亦不可齊”[7]，對于將各民族不同文字，排定序列等級，分出高下優(yōu)劣的做法，章太炎最是反對，“萬國新語者，本以歐洲為準，取其最普通易曉者，糅合以成一種，于他洲未有所取也。大地富媼博厚矣，殊色異居，非白人所獨有，明其語不足以方行世界”[8]。在關(guān)于“萬國新語”的論爭中，李石曾“文字所尚者，惟在便利而已，故當以其便利與否，定其程度高下……于進化淘汰之理言之，惟良者存”[9]的判斷，和章太炎一貫的主張“所以衛(wèi)國性、類種族者，惟語言歷史為亟”[10]針鋒相對，彰顯出兩種文字觀——工具論和以語言文字“激動種性”的殊途。

進一步說，章太炎的文字觀與其用以建構(gòu)民族認同的依據(jù)和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黏結(jié)在一起。首先，章太炎以歷史譜系為依據(jù)，強調(diào)文化在定位民族身份時的重要意義：“文字政教既一，其始異者，其終且醇化?！^歷史民族然矣?！?span >[11]又將包括語言文字在內(nèi)的民族文化作為“立國之元氣”：“國家之所以能成立于世界，不僅武力，有立國之元氣也。元氣維何？曰文化?！晃釃员饶暌詠?，文化之落，一日千丈，是則所望于國民力繼絕任，以培吾國者耳?！?span >[12]

其次，在《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中，章太炎將歷史觀作為人類與動物區(qū)別的標志：“人類所以異鳥獸者，正以其有過去未來之念耳。若謂過去之念當令掃除，是則未來之念亦可遏絕，人生亦知此瞬間已而，何為懷千歲之憂而當營營于社會改良哉？”[13]在此，他非常強調(diào)過往對現(xiàn)在以及未來的重要意義，歷史不是單純的回溯往昔，而意味著一個由過去到現(xiàn)在向未來的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想要抽刀斷水，橫空造就一個“未來的黃金世界”根本不可能，因為“過去的事，看來像沒有什么關(guān)痛癢，但是現(xiàn)在的情形，都是從過去漸漸變來；凡事看了現(xiàn)在的果，必定要求過去的因，怎么可以置之不論呢！”[14]朱維錚先生曾辨析章太炎的“提倡國粹”并不簡單等同于“復古主義”，“他被清末最熱衷于在中國實現(xiàn)意大利式‘文藝復興’的一派學者，視作精神領(lǐng)袖……章炳麟一再把他‘提倡國粹’，與意大利的‘文學復古’相比擬”[15]。建設(shè)新的與考掘舊的必須同時進行，閉塞了哪一個向度都不行。正如魯迅所說：“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長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span >[16]

在章太炎看來，歷史就好比默然流淌的長河，漫過今天的流水，必然來自那過往的源頭；倘使那水流被污染了，那么治污的工作當然離不開發(fā)見被掩埋的源頭。也就是說，要再造新世界，必得正本清源，必得復原被各種因素清理、抹除的歷史記憶。而語言“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fā)思古之幽情”[17]，它記載了一個民族在各個歷史片斷中的豐富生活經(jīng)驗，語言文字對考掘歷史資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蓋小學者，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引筆畫篆、繳繞文字而已”[18]。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別的有新舊，文字的通不通，也有新舊么？”[19]有意思的是，近代以降的學者，取回溯的姿態(tài)在歷史情境中發(fā)見思想、文化資源時，往往提到那個流水的比喻和新與舊的辯證統(tǒng)一，比如周作人將現(xiàn)代散文的源頭上溯到明末公安派文學時，說：“現(xiàn)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條湮沒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來；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span >[20]

《留學的目的和方法》中，章太炎斷然否定官方辦學的功效：“不過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在官所教的，總是不好。民間自己所教的，卻總是好?！?span >[21]《我的平生與辦事方法》中直言批評孔子教育弟子，“總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師王佐的資格”。這里，對民間私學傳統(tǒng)的維護和對讀書人依傍權(quán)勢的批判（“他的志氣，豈不是一日短一日嗎？”[22]）——二者固然出于章太炎對求學導致“熱中于富貴利祿”的反感。但我以為這也同他重視復原歷史記憶的觀點一致，因為官方辦學和學術(shù)獨立的損傷，最容易使得歷史經(jīng)驗被刪改。

綜上，在章太炎看來，文字是文化的血脈，它為民族認同提供了一張重要的身份證；同時，文字對接古今，正可復現(xiàn)被壓抑的歷史記憶。而此二者正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奠基的重要基石。從探討文字新舊出發(fā)，章太炎的思考匯入到宏大的國族話語建構(gòu)中。

相反，那種工具論的語言觀，似乎抹除了章太炎在語言文字上的抱負，凸顯其工具色彩。其實這種淡化反而強調(diào)的是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以便利與否判決文字高下，“便利”隱喻著進步，從文字的革故鼎新自然可以過渡到文化的新陳代謝，由低級向高級進化。這顯然為章太炎所不取。《〈新方言〉后序》中，好友劉師培揭示章太炎文字研究的寄托，一語中的：“昔歐洲希、意諸國受制非種，故老遺民保持舊語，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復之勛虇蕍于此。今諸華夷禍與希、意同，欲革夷言而從夏聲，又必以此書為嚆矢。此則太炎之志也?！?span >[23]劉師培如此透徹理解章太炎的戛戛苦心，真可謂知己。

值得一提的是，劉師培在語言文字上的觀點，極為復雜。1903年，劉師培作《中國文字流弊論》，將“字形遞變而舊意不可考”、“一字數(shù)義而丐詞生”、“假借多而本意失”、“數(shù)字一義”、“點畫之繁”作為中國文字的弊端。進而提出兩種補救之法：一是“宜用俗語”，“致弊之原因，由于崇拜古人。凡古人之事，無不以為勝于今人”；二是“造新字”，“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無一確者”，“今欲矯此弊，莫若于中國文字之外，別創(chuàng)新字以名之”。[24]這樣建基于工具論的文字觀，顯然走在與章太炎立論迥異的理路上。尤其這“于中國文字之外”另造新字的主張，聯(lián)系到劉師培無政府主義思想，那么從另造新字到采用“普及全球”的萬國新語，這背后截斷本根，趨向世界大同，默認西方現(xiàn)代性的“文字進化觀”清晰可見，這與揭示“太炎之志”的劉師培真是判若兩人！然而到了1908年，劉師培在《國粹學報》上作《論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指責時人“妄造音母”，“其識尤謬”，并申述漢字“文字繁減，足窺治化之淺深，而中土之文以形為綱，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狀況，昭然畢呈”，“顧形思義，可以窮原始社會之形”，“世界抱闡發(fā)國光之志者，尚其從事于茲乎！”[25]此番言論，真可視為“太炎之志”的翻版。劉師培這個例子，是思想本身的對峙、分裂也罷，是觀念的發(fā)展、更迭也罷（不可忽視章太炎對其的影響），足以說明西潮東侵時，中國讀書人在語言文字觀，進而在應對西方現(xiàn)代性的大規(guī)模展開時，其心靈世界的內(nèi)在沖突與緊張。

下篇：章太炎語言文字觀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合與分殊

一、“文言合一”與“博考方言”

章太炎與白話文運動諸人“文言合一”的倡導，皆導源于“聲音中心主義”[26]。章太炎說：“夫字失其音，則熒魂喪而精氣萎，形體雖存，徒糟粕也，義訓雖在，猶盲動也?！?span >[27]。堅持聲音中心主義的立場，即在口頭語言與書寫文字二者的關(guān)系中強調(diào)以語言為本，故章太炎主張以語體行文以使言文一致。后來在新文化運動中引領(lǐng)風騷的錢玄同，即深受老師章太炎上述論點的啟發(fā)，在為《嘗試集》作序時，錢玄同說：“我現(xiàn)在想：古人造字的時候，語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為文字本來是語言的記號，嘴里說這個聲音，手下寫的就是表這個聲音的記號，斷沒有手下寫的記號，和嘴里說的聲音不相同的”，“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話；像那‘盤庚’、‘大誥’，后世讀了，雖然覺得佶屈聱牙，異常古奧；然而這種文學，實在是當時的白話告示”[28]。既然文言不過是先人日常使用的白話，那么既無必要看輕白話，更沒必要抬高文言。

“中華的字形，無論虛字實字，都跟著字音轉(zhuǎn)變，便該永遠是‘言文一致’的了”，而“二千年來”，之所以“語言和文字又相去到這樣的遠”，完全是人為造成，一是“給那些獨夫民賊弄壞的”，二是“給那些文妖弄壞的”[29]，故而言文一致才是歷史發(fā)展的正道。從聲音中心主義的堅持，到溯源出一個言文合一的古典時代，再到現(xiàn)實中言文合一的倡導，章太炎的理論客觀上為白話文運動奠定了歷史的合法性，盡管這也許原非他主觀意旨。

目的相同，但所取用的理論規(guī)劃與方案卻各異，下面分兩項粗略描述章太炎的觀點，并見出他與白話文運動的某些殊途。

（一）考掘舊有作為開新資源。在章太炎看來，語言文字記錄著本民族的歷史，它并未死亡，依然制約著今天的生活。而胡適等人文學革新的主要利器——所謂白話詩，原非劈空造出，《國學概論》中的這個例子，章太炎經(jīng)常取用：

提倡白話詩人自以為從西洋傳來，我以為中國古代也曾有過，他們?nèi)缫L祖，我可請出來。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兒子史朝義，稱懷王，有一天他高興起來，也詠一首櫻桃的詩：“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蹦菚r有人勸他，把末兩句上下對掉，作為“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便與“一半青，一半黃”押韻。他怫然道：“周贄是我的臣，怎能在懷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話詩的主張，他也何妨說：“何必用韻呢？”這也可算白話詩的始祖罷。[30]

語雖調(diào)笑，但白話“古代也曾有過”的論斷卻乃章太炎素所秉持。正因為他將白話視為語言流變的自然產(chǎn)物，否認其橫空出世與西方血緣，“古今語言，雖遞相嬗代，未有不歸其宗，故今語猶古語也”[31]，所以開新之法在于返本：“本之古音，以為綱紀，而下尋其品目，化聲雖繁，可執(zhí)簡而馭也”[32]。

考訂舊有的語言資源，求出正音，以便統(tǒng)一語音，推行國語——這樣一番推本溯源的功夫，無論在工程實施上的浩繁還是精神特質(zhì)上的復古，都不合于白話文運動。胡適認為死的文字不能表現(xiàn)活的話語，工具的破舊不堪與思想的日新月異之間愈益顯出的分裂，催逼著時人“隨時造詞”，“所造的詞多半是現(xiàn)代生活里邊的事物；這事物差不多全是西洋出產(chǎn)；因而我們造詞的方法，不得不隨西洋語言的習慣，用西洋人表示的意味”[33]。對于“新事新物，逐漸增多，必須增造新字，才得應用”的說法，章太炎雖然以為“這自然是最要”，方法卻是“但非略通小學，造出字來，必定不合六書規(guī)則。至于和合兩字，造成一個名詞，若非深通小學的人，總是不能妥當”[34]?！半S西洋語言的習慣”與“深通小學”——二者旨趣迥異，可見一斑。其實對于那種抱怨工具破舊、不堪使用的言論，章太炎也是不以為然的，他分明有如下質(zhì)疑：“別的有新舊，文字的通不通，也有新舊么？”

對于章太炎念念不忘的文字，傅斯年是大加討伐的，他明確將“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現(xiàn)代生活的社會里”作為“中國人知識普及的阻礙物”中“最禍害”的兩條之一[35]；而章太炎偏偏要在這樣“笨重的文字”、“阻礙物”中考訂正音。另外，傅斯年提出鑄造“精純的國語”，方法在于“留神自己和別人的說話”[36]，這一立足當下的立場又與章太炎“本之古音，以為綱紀”的返本態(tài)度大相徑庭。進而，在上述“增造新字”須得“深通小學”的主張后，有一段揭橥太炎寄托的文字：“若是提倡小學，能夠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這愛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傅斯年則針鋒相對：“文字的作用僅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沒有絲毫作用嗎？我答道，是的，我實在想不出器具以外的作用。唯其僅僅是器具，所以只要求個方便”，“造字的時候，原是極野蠻的時代，造出的文字，豈有不野蠻之理。一直保持到現(xiàn)代的社會里，難道不自慚形穢嗎？……哼！這是國粹！這要保存！好個萬國無雙的美備文字！”[37]

值得一提的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38]——章太炎這一“孤行己意”的苦心，在近三十年后的特殊歷史時刻，得到了一位新文化運動主將的“歷史的回應”，胡適在1936年坦陳：

當然我們希望將來我們能做到全國的人都能認識一種公同的音標文字。但在這個我們的國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時候……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國語、漢字、國語文這三樣東西”來做聯(lián)絡(luò)整個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這三件其實只是“用漢字寫國語的國語文”一件東西。這確是今日聯(lián)絡(luò)全國南北東西和海內(nèi)海外的中國民族的唯一工具。[39]

（二）“博考方言”作為實現(xiàn)文言合一的有效手段。上文“考掘舊有作為開新資源”只是對章太炎整體態(tài)度的一個概述，下面討論他文言合一的具體理論與實踐。

先來看胡適。胡適在處理國語統(tǒng)一與各地方言之間的關(guān)系時，態(tài)度是十分復雜的。1936年，他在一封致周作人信的開頭，有一段極為誠懇的自剖：“我對于這個‘國語與漢字的問題’，向來沒有很堅強的意見。把文字看作純粹的教育工具，我們當然誠心的贊成漢字的廢除和音標文字的采用。但我又是個有歷史癖的人，我的歷史眼光使我相信文字是最守舊的東西，最難改革的——比宗教還更守舊，還更難改革。”[40]也許正是出于這樣一種“歷史眼光”（這又讓人想起章太炎所謂“過去未來之念”），在同輩人中胡適能清醒地意識到語言文字內(nèi)在的主體性與外緣性之間復雜的關(guān)聯(lián)，以及強行改革的困難：

國語統(tǒng)一，談何容易，我說，一萬年也做不到的！無論交通便利了，政治發(fā)展了，教育也普及了，像偌大的中國，過了一萬年，終是做不到國語統(tǒng)一的。這并不是我一味武斷；用歷史的眼光看來，言語不只是人造的，還要根據(jù)生理的組織，天然的趨勢，以及地理的關(guān)系，而有種種差異，誰也不能專憑一己的理想，來劃一語言的。[41]

在對待方言問題上，胡適也是客觀而通脫的。他承認“方言，我看是沒有方法消滅的，聽他自然的好”[42]，甚至“國語統(tǒng)一，在我國即使能夠做到，也未必一定是好”。著眼于新文學的整體建設(shè)，胡適充分意識到了方言文學的珍貴與存在的合理性：“蘇州的廣東的文學家，能夠做他們蘇廣的優(yōu)美的文學，偏是不做，使他們來強從劃一的國語，豈不是損失了一部分文學的精神嗎？豈不是淹沒了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嗎？如果任他們自由發(fā)展，看似和國語有些妨礙，其實很有幫助的益處”[43]。這里，胡適基于方言文學獨具的神韻以及其中內(nèi)含的“民族的精神”，質(zhì)疑“強從劃一”的手段，給予居于邊緣和異質(zhì)性的文學資源充分的褒獎和關(guān)注（這一點又和章太炎是一致的）。

對于國語統(tǒng)一與文學革新的步驟，胡適有自己詳盡的規(guī)劃：“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我們提倡新文學的人，盡可不必問今日中國有無標準國語。我們盡可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44]。胡適所謂“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既是前后相繼的步驟安排，也潛藏了手段達成目的的策略性規(guī)劃。方言作為一種零散資源，是豐富國語的“取材的資料”，它的被吸納與引鑒，最終服務于犧牲、抹煞差異性的民族共同語的建構(gòu)。就在上面那篇盛贊方言代表了“一部分文學的精神”和“一部分民族的精神”，主張“任他們自由發(fā)展”的文章最后，胡適也不忘下這樣一個結(jié)論：“總之：我們能夠使文學充分的發(fā)達，不但可以增加國語運動的勢力，幫助國語底統(tǒng)一——大致統(tǒng)一……”話說得很明白，方言推進文學的發(fā)達，最終服務于國語統(tǒng)一。正如張新穎先生所指出的：“雖然文言的因素、方言的因素都可以利用，但它們只能作為這種新的現(xiàn)代普遍語言的極為有限的零星資源而被吸納，整體性的取向是被排斥的。方言的多樣性、差異性，特別是它的土根性，正是需要克服和犧牲的東西。”[45]大勢所趨，求同背后的存異，只能漸遭遺忘。這樣的例子正能見出：在大轉(zhuǎn)型時代，一種先行的理論倡導與實際情形發(fā)展的悖異，以及一個學者的學理判斷在現(xiàn)代性大潮的催逼下，往往隨風消散。

而在章太炎那里，博考方言土語以作現(xiàn)代語文的建設(shè)之用，不僅僅是一種理論主張，更是身體力行的實踐。章太炎在漢字發(fā)生學上找到了他研究的合法性，將聲音作為文字的始基，文字的沿革變換都離不開聲音古今相禪這個本根。“夫治小學者，在乎比次聲音，推跡故訓，以得語言之本；不在信好異文，廣征形體”[46]，又說，“文字原是言語的符號，……凡聲相近的，義也相近?！瓕τ诤軓碗s的文字，不求了解彼底根源，專從形體上去講求，既覺得紛煩而且無實用。這是小學的途徑”[47]。在聲音中心主義的立場下，方言研究的重要價值在于：“中國文字自古文、小篆以至今隸，形體稍減省，而聲音訓詁，古今相禪”[48]，而“方國殊言，間存古訓”[49]。在《新方言》后序中，劉師培聲氣相應，進一步伸張了章太炎方言研究的意義所在：“語言遷變，罔可詰窮。惟僻壤遐陬之間，田夫野老宥于鄉(xiāng)音而語不失方”，“夫言以足志，音以審言，音明則言通，言通則志達。異日統(tǒng)一民言，以縣群眾，其將有取于斯”[50]。在申明了方言研究的意義后，章太炎開出了他文言合一的藥方：“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后編為典語，旁行通國”[51]。而《新方言》十一卷正是他推究根源、梳理流變的艱辛著述。

針對有人提出以北京語音統(tǒng)一全國的方案，章太炎斷然否棄：“今虜雖建宅宛平，宛平之語未可為萬方準則”，“夫政令不可以王者專制，言語獨可以首都專制耶？”[52]進而再次申明“博考方言”的重要性：“凡諸通都省會之間，舊語存者以千百數(shù)，其字或世儒所不識，而按之雅記，皆有自來”，這一對在既存官話基礎(chǔ)上綜合各地方方言來推究統(tǒng)一語音的堅持，對“首都專制”的抵抗，自然有他反滿的考慮，但多少讓人想起章太炎對不齊而齊的差異性立場的守護吧。

章太炎正是憑借這樣一種往復回環(huán)的語源學考訂為“言文一致”奠基。如此這般縝密的“推見本始”的理論主張并且身體力行地加以實踐，這番功夫不是胡適所具備的。

由周秦之前文言一致論，到聲音中心主義，到文言合一，章太炎同新文學倡導者的理論多有神和之處。不過有些問題卻也不容忽略。

比如對待白話文，章太炎總體態(tài)度是不以為然的。他批評“現(xiàn)在的白話文只是使人易解，能曲傳真相卻也未必”，并以玩笑口吻舉例：“假如李石曾、蔡孑民、吳稚暉三先生會談，而令人筆錄，則李講官話，蔡講紹興話，吳講無錫話，便應大不相同，但記成白話卻又一樣。所以說白話能盡傳口語的真相，亦未必是確實的”[53]，“何若一返方言，本無言文歧異之徵，而又深契古義”[54]。章太炎的批評，直指白話文“我手寫我口”的允諾。究其實質(zhì)，趨向國語統(tǒng)一雙方都無異議，只是在實現(xiàn)手段上，胡適等人倚靠白話，而章太炎始終落腳在博考方言上。

章太炎并不反對新文化諸人將白話文視為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一支潛流。然而后者用白話建構(gòu)起一種文學史闡釋觀，目的在于為白話文張本提供合法性依據(jù)，與其說借鑒舊有，他們更注重的是自創(chuàng)新生，比如傅斯年承認“作文章雖然要創(chuàng)造。開頭卻不能不有憑藉，不能不求個倚賴的所在”，然而緊接著筆鋒一轉(zhuǎn)，“可惜我們歷史上的白話產(chǎn)品，太少又太壞，不夠我們做白話文的憑藉物”[55]。而章太炎的態(tài)度，從他經(jīng)常舉證的所謂“白話文始祖”的例子中，當可見出他只將白話視為古已有之之物，言下之意是無甚新奇，反倒在譏諷胡適等人力舉白話大旗時的浩大聲勢實為少見多怪。博考方言與“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正體現(xiàn)了章、胡對塑造民族共同語以及文言合一的不同規(guī)劃方案。從后來的實際情形來看，有以魯迅為代表的創(chuàng)作業(yè)績?yōu)榘自捨拇蛟旎A(chǔ)，胡適的設(shè)想得以實現(xiàn)。而章太炎雖有白話文行世，但他自己并不看重，甚至發(fā)表后只字不提，更未有以淺顯白話道精透之說，以備讀者典范的主觀意圖。

邵力子不滿于章太炎《國學概論》中對白話文不能曲傳口語真相的批評，反駁：“太炎先生又疑白話文記述方言各異的口語，不應盡同，似乎他于近人‘文學的國語’的主張未曾看過?！?span >[56]自然，胡適理解“方言最能表現(xiàn)人的神理”[57]，主張用方言來豐富“國語的文學”；但是邵力子興許未能明白的是：在章、胡關(guān)懷方言生存相類的表象背后，章太炎“推跡故訓”、撢見本始的繁復實踐、“殊言別語，終合葆存”的襟懷志向，乃至“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復之勛虇蕍于此”的苦心孤詣。

二、“無庸排擊，惟其所適可矣”與“極端驅(qū)除，淘汰凈盡”

《國故論衡》中《文學總略》一篇，要在辨析文學義界：“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稱文?！边M而區(qū)分“文章”與“彣彰”的不同：“夫命其形質(zhì)曰文，狀其華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搉論文學，以文字為準，不以彣彰為準。”[58]盡管在為《革命軍》作序時，出于鼓動民心、宣傳革命的目的，他提倡過“跳踉搏躍”的文風；但總體說來，在修辭問題上，章太炎注重語言的“質(zhì)素”、樸拙，反對虛浮、夸張。并且本著“修辭立誠其首也”的原則，要求文章有真情實感，尤其在《國學概論》中品評歷代詩歌發(fā)展，每每以“真性情流出”為要則：“詩是發(fā)于性情。三國以前的詩，都從真性情流出，我們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們的好處，是無句不佳無字不佳的”，“陶詩脫口自然而出，并非揉作而成，雖有率爾之詞，我們總覺得可愛。如謝詩就有十分聱牙之處，我們總覺得他是揉作的”，“楊素武人不愛雕琢，亦不能雕琢，所以詩獨能過人”，“流于典故的堆疊，自然的氣度也漸漸遺失”[59]。這里對“真性情”、“脫口自然”、“自然的氣度”的推崇，對“揉作”、“雕琢”、“典故的堆疊”的否棄，與胡適、陳獨秀等人在白話文運動草創(chuàng)時的立論多有重合之處。毛子水在為傅斯年大加贊賞的《國故和科學的精神》一文中，道出了個中來龍去脈：

從章太炎先生作《文學總略》……把一切著于竹帛的文字都叫做“文”，大家因此就可以知道“文”的用處就是達意思代語言。他這篇論略里又提出“作文取法疏證”和“修辭立誠”的兩個意思，大家因此就可以覺得媚生諛死的濫作和憑空說理的妄言的討厭……胡君的《芻議》的意思，和章君的《總略》的意思，有沒有一點關(guān)系，……章君的《總略》實在有“培植灌溉”的功勞，一個人能夠知道“文”的功用就是達意思代語言，又知道時間的可貴，斷沒有絕對的去反對“國語的文學”的。一個人能夠明白“修辭立誠”的意思，斷沒有不覺得從前中國的大部分的文學是沒有文學的價值的。設(shè)使現(xiàn)在有一個人，他已經(jīng)贊成章君的《總略》，但是又反對胡君的《芻議》，這個人就可以說得沒有真正的知道章君《總略》，亦就可以說得沒有科學的精神。[60]

從毛子水的話中，可以清晰窺見章太炎思想與白話文運動主張之間內(nèi)在的承繼脈絡(luò)。

但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意識到文章寫作方法的變化多方，并不強求齊量劃一?！稒z論》中所附《正名雜義》，指陳“表象主義”的危害：“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是其分際，則在文言質(zhì)言而已。文辭雖以存質(zhì)為本干，然業(yè)曰‘文’矣，其不能一從質(zhì)言，可知也。文益離質(zhì)，則表象益多，而病亦愈篤?！?span >[61]。這樣似顯矛盾的認識恰恰是貼近文學本質(zhì)的，在濫用修辭與一味反修辭間維系一種張力的平衡，或者如張新穎先生所言，章太炎自己行文古奧，也許“出于一種嚴格至極的修辭要求”[62]。又比如《文學總略》中，章太炎批駁阮元重申六朝“文”“筆”之辨乃是為了獨尊駢偶辭采，雖然反對堆砌浮夸為太炎一貫堅持，但他辯證地認識到應用性與文學性（“文之美麗者”）的職用有異，以及文體選擇的自由：“文章之妙，不過應用，白話體可用也。發(fā)之于言，筆之為文，更美麗之，則用韻語，如詩賦者，文之美麗者也。約言之，敘事簡單，利用散文，論事繁復，可用駢體，不必強，亦無庸排擊，惟其所適可矣?！?span >[63]

如果做一粗糙的區(qū)分，將“文”分為應用文與文學性文章，那么“五四”文學革新處理的一大問題，就是“文學”不加節(jié)制的發(fā)展，鋪排、夸張等修辭技巧沖擊了語言交流時簡潔明了的應用功效。新文學諸人對文體分類特別敏感，陳獨秀有“應用之文”與“文學之文”的區(qū)分，劉半農(nóng)更是“取法于西文”，將“文字”與“文學”對立，以定文學之界說：“‘何處當用文字、何處當用文學’與夫‘必如何始可稱文字、如何始可稱文學’”，“文字為無精神之物。非無精神也。精神在其所記之事物。而不在文字之本身也。故作文字如記賬，只須應有盡有，將所記之事物，一一記完便了。不必矯揉造作、自為增損”，這番申論的目的即要求眾人“不濫用文學，以侵害文字”[64]。傅斯年討論“駢文”與“新文學”的差異，認為前者“實難能而非可貴，又不適用于社會”，而新文學“篇篇有明確之思想，句句有明確之意蘊，字字有明確之概念”[65]用三個“明確”來闡釋“新文學之偉大精神”，偏重更多的是應用性吧。說新文學諸君忽視文學倒也有失公允，如胡適、周作人都很看重文學實績；只是在應對“現(xiàn)在學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讀書數(shù)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的濫調(diào)文章，而不能寫通暢之家信，看普通之報紙雜志文章”[66]的窘迫時，取一定程度的“文字本位主義”也勢所難免。所以當時許多人都將規(guī)范應用文視為當務之急，比如劉半農(nóng)寫了《應用文之教授》，錢玄同寫了《論應用文之亟宜改良》。

文言/白話，駢文/散文，這些文體選擇上的寬松，在白話文運動初期還是得到倡導者支持的。劉半農(nóng)說文言和白話“各有所長，各有不相及處，未能偏廢”，而韻文中凡“不以不自然之駢儷見長，而仍能從性靈中發(fā)揮……仍不得不以其聲調(diào)氣息之優(yōu)美，而視為美文中應行保存之文體之一”[67]；傅斯年說：“文言合一者，歸于同之謂也，同中有異寓焉……有其異，不害其為同，有其同，不應泯其異。然則合一后遣詞之方，亦應隨其文體以制宜。論者似未可執(zhí)一道而將合之也?！?span >[68]。上述這些看法，都很接近章太炎。而錢玄同更是對老師的思想多有發(fā)揚，“普通應用之文，尤須老老實實講話，務期老嫗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語代事實者，尤為惡劣”，“一文之中，有駢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對與欲其句句不相對者，皆妄也”[69]。對“表象語”的批判和“駢散之事，當一任其自然”的伸張，其理論淵源都來自章太炎。然而話雖如此，身當那樣一個改弦更張的時代，偶一放任，難免存污，出于保護新興事物的策略性考慮，錢玄同還是在《嘗試集序》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呼告：“現(xiàn)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對于那些腐臭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qū)除，淘汰凈盡，才能使新基礎(chǔ)穩(wěn)固?！?span >[70]“極端驅(qū)除”、“淘汰凈盡”，大有斬草除根之意，可見與章太炎觀點的斷裂之深。

上文中章太炎那段對于駢、散“無庸排擊，惟其所適可矣”的話，出自1922年的講學，也許正是他針對文學革新的矯枉過正而有感而發(fā)吧。緊接著“惟其所適可矣”，他又說：“然今日之新詩，連韻亦不用，未免太簡。既以為詩，當然貴美麗”，章太炎對白話新詩的偏見，曹聚仁在《討論白話詩》的信札中已有批駁；但章太炎關(guān)于當時新詩缺乏文學性的指陳，仍然有其可取之處。總體而言，以錢玄同為代表的新文學諸將，盡管一定程度上延續(xù)了章太炎對文體選擇自由權(quán)的保留，但為了維護白話作為文學正宗的地位，實質(zhì)上并未給居于異質(zhì)性的文學資源留下發(fā)展空間，后來實際情形的發(fā)展也證明了這一點。

三、“使無歧聲，布于一國”與“方國殊言，間存古訓，亦即隨之消亡”

1902年，章太炎到日本后，《文學說例》分三次刊于《新民叢報》，后來修訂《訄書》，將此文修改入《正名雜義》，作為《訂文》附錄。章太炎關(guān)于語言文字的許多見解在這篇文章中已見端倪，比如關(guān)于文與言的關(guān)系：

世言漢文難識，不若歐洲之簡易。若專以字母韻首為綱，上、下傅于平聲，加之點識，以示區(qū)別，所識不過百名。而切字既有定矣，雖咳笑鷇音之字，使無歧聲，布于一國，若鄉(xiāng)邑相通，可也。[71]

1908年，與巴黎《新世紀》編撰者論戰(zhàn)，寫《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提出：

今各省語雖小異，其根柢固大同。若為便俗致用計者，習效官音，慮非難事。若為審定言音計者，今之聲韻，或正或訛，南北皆有偏至?！媳毕嘈＃┙瓭h處其中流，江陵、武昌，韻紐皆正，然猶須旁采州國，以成夏聲。[72]

1910年，在《論文字的通借》一文中，又說：“今人若添寫許多別字，各處用各處的方音去寫，別省別府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后來全國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這不是一個大障礙么？”[73]從上述言論中，我們不難辨識出漢字注音、推廣普通話和統(tǒng)一國語的先聲。也就說在20世紀早期，民族共同語初建時，章太炎已然為國語統(tǒng)一奠定了堅實的學理依據(jù)。

章太炎的這些主張，主要通過以錢玄同為代表的他的一批弟子得以實踐。比如1913年在教育部召集的讀音統(tǒng)一會上，“有些人主張用國際音標，有些人主張用清末簡字，各執(zhí)一偏，爭執(zhí)甚烈。而會員中，章門弟子如胡以魯、周樹人、朱希祖、馬裕藻及壽裳等，聯(lián)合提議用先生之所規(guī)定，正大合理，遂得全會贊同?！?span >[74]會議選定章太炎所擬“紐文”“韻文”，略作改動，后來成為推行全國的注音字母。特別是錢玄同，任教育部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常駐干事，其制作、推廣國語、國音、注音符號、簡體字等舉措背后，皆可見出老師的影子，正如他的自述所言：“我得了這古今一體，言文一致之說，便絕不敢輕視現(xiàn)在的白話，從此便種下了后來提倡白話之根?！?span >[75]

有趣的是，1932年，黃侃、錢玄同當著老師的面大吵一架，主要原因在于黃侃主張繼續(xù)深入研究古音韻，而錢玄同主張設(shè)計注音字母。復古與趨新，關(guān)懷方言古韻與倡導統(tǒng)一語，這學術(shù)路徑的悖離可以理解，然而兩人皆為章太炎高足，立論、方法同出一門?？梢姴町惻c同一，這看似難以調(diào)和的旨趣在章太炎身上竟然微妙共存。一個強大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是章太炎心向往之的，然而潛心于學術(shù)研究之際，他又特別注意語言文字同社會文化、民族心理的聯(lián)系，重視語言“自然之則”的本體性，反對在優(yōu)劣評判的基礎(chǔ)上實施突變與強行轉(zhuǎn)換、“貿(mào)然變革”：

文言合一，蓋時彥所嘩言也。此事固未可猝行，藉令行之不得其道，徒令文學日窳。方國殊言，間存古訓，亦即隨之消亡。以此闿圉烝黎，翩其反矣。余以為文字訓故，必當普教國人。九服異言，咸宜撢其本始，乃至出辭之法，正名之方，各得準繩，悉能解諭。當爾之時，諸方別語，庶將斠如畫一，安用豫設(shè)科條，強施櫽括哉！[76]

類似的例子還有魯迅?！赌α_詩力說》中盛贊“意大利分崩矣，然實一統(tǒng)也，彼生但丁，彼有意語”[77]；《華德焚書異同論》中，不滿于當時有論者將希特勒焚書比之于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實在冤枉得很”，希特勒焚書，“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之類的大事業(yè)，他們一點也做不到”[78]。從魯迅的褒貶以及稱秦始皇“書同文”為“大事業(yè)”來看，他非常清楚一種標準的、內(nèi)部消滅差異的國家語言對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重要意義。然而在未完成的長篇論文《破惡聲論》中，原擬有駁斥“同文字、棄祖國、尚齊一”的主題[79]。

正如齊格蒙特·鮑曼所言：“共同體（community）是一個‘溫馨’的地方，一個溫暖而又舒適的場所。它就像是一個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風避雨；它又像是一個壁爐，在嚴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們的手?！惫餐w允諾了安全感，但同時剝奪了差異性的自由——這是建立、進入共同體必須支付的代價?！皬奈幕辖y(tǒng)一的、同質(zhì)的‘國家民族’（state nation）的角度看，這些建立在國家統(tǒng)轄之下的地域基礎(chǔ)上的語言或風俗習慣上的差異，是還沒有完全消除的歷史陳跡”，“‘地方的’和‘部落的’意味著倒退；而啟蒙卻意味著進步……在實際中，它就意味著國家的同質(zhì)性——而且在國家的邊境內(nèi)，只存在一種語言、文化、歷史記憶和愛國情感?！?span >[80]

很顯然，章太炎“使無歧聲，布于一國”的實踐正是一種同質(zhì)化的過程，它為民族國家的建立提供了意識形態(tài)動員與合法化基石。然而在“方國殊言，間存古訓，亦即隨之消亡”的慨嘆中我們又分明感受到無可奈何的嘆惋。也許正是在這種矛盾中，我們才能理解一個有著現(xiàn)代性訴求而又敏感于殊言別語中蘊藏神理的讀書人，其內(nèi)心世界的復雜。

結(jié)語

章太炎用語言文字來“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動人愛國的心思”，在上探語源、下明流變時念念不忘用共同語作民族建立之津梁，這似乎視學問為政治的輔翼；然而潛心學術(shù)時又每每執(zhí)一于語言“自然之則”的主體性，再三強調(diào)學術(shù)獨立的重要性：“學問本來是求智慧，也不專為致用”，“求學不過開自己的智，施教不過開別人的智”[81]，“仆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82]。周作人評價章太炎：“我以為章太炎先生對于中國的貢獻，還是以文字音韻學的成績?yōu)樽畲?，超過一切之上的。”[83]而魯迅卻要推倒章太炎“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墻”，恢復其“革命家”的身份：“先生的業(yè)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shù)史上還要大?！?span >[84]兩位弟子對老師判然不同的評價，其中管窺出的東西很耐人尋味。

然而或許也正是在學問與政治、求是與致用、“懷抱學術(shù)”與“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復之勛虇蕍于此”的寄托——這些微妙的分離與粘連中，我們可以見出在一個“華夏雕瘁，國聞淪失，西來殊學，蕩滅舊貫”[85]的轉(zhuǎn)型時代，在一個被黑格爾稱作“非歷史的歷史”境遇中，在被動卷入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一位非西方知識者的思想與實踐，倡言與矛盾，追求與困惑，以及那“百折不回，孤行己意”的姿態(tài)所包蘊的含義。

原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