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明末悍將
一、遼東豪族
在渤海之濱，河北與遼寧兩省臨近交界處，矗立著一座雄關，它就是名聞遐邇的“天下第一關”——山海關。
山海關北枕疊嶂，南襟大海。崢嶸險峻的燕山，峰巒林立，高插長空。萬里長城沿著峰巒極頂，飛騰直上，似蛟龍起舞，消失在云靄縹緲的蒼穹深處。它向南延伸八里，即是長城的起點，俗稱老龍頭，伸向大海，暢飲著萬頃巨浪。山海關整個城垣與萬里長城連接，背山臨海，虎踞龍盤，所謂“襟連滄海枕青山”，山海關之名，即源出此意。
山海關的位置，恰好處于遼西走廊西端的咽喉之地。從遼寧錦州直至山海關下，共長四百里，于山海之間有一線之通。這一狹長地帶，位遼河以西，故稱為遼西走廊。山海關像一把大鎖，牢牢地鎖住了從東北進入華北的陸上通道。在軍事技術不發(fā)達的古代，正如俗話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以山海關之險，當之無愧。難怪古人稱頌它：“兩京鎖鑰無雙地，萬里長城第一關?！?/p>
自從明洪武十四年（1381），魏國公徐達創(chuàng)建關城，設山海衛(wèi)，始名山海關，她就成了“關里”與“關外”的分界線。按方位，“關外”也就是山海關以東的地方，所以人們習慣地叫做“關東”。
在明代，山海關以東，包括現(xiàn)今遼寧省大部，稱為遼東。山海關設有東、西、南、北四個關門：東門叫“鎮(zhèn)東”，即“天下第一關”門，西門叫“迎恩”，南門叫“望洋”，北門叫“威遠”。東門外即屬遼東地方，是關城的重點防區(qū)，像威遠城、八里堡等城堡，墩臺羅列，緊緊護衛(wèi)著東門，像哨兵一樣，警惕地注視著東方。
出東門三十余里，為山海關第一個前哨軍事?lián)c“中前所城”（遼寧省綏中前所），由此繼續(xù)東行三十多里，又有一城，叫“前屯衛(wèi)”（遼寧綏中前衛(wèi)），再前行數(shù)十里，就到了“中后所城”（遼寧綏中縣城），距山海關約一百二十里，與中前所城均屬廣寧前屯衛(wèi)管轄。
中后所，全稱叫中后千戶所。明在遼東實行衛(wèi)所區(qū)劃，大者稱衛(wèi)，小者稱所。中后所是一座“斗大”小城，但所處位置卻很重要。它地處遼西西端，西距山海關不甚遠，東距遼西重鎮(zhèn)寧遠（今遼寧興城）不到百里，恰好居于兩城的適中之地，交通便利，商賈往來，不絕于道。周圍“田地饒腴”，瀕遼東灣，又有海產之利，城內“積蓄頗殷”。
中后所在軍事上很有價值。到了明末，它已成為關外八城的“沖要”之地。[1]明朝在這里常年派駐軍隊駐防，筑有堅固的城墻，分設東西南北四門，城內軍用與民用設施很齊全，官舍、民居、牌樓、廟宇、店鋪、倉儲、軍械庫等，應有盡有。全城有房舍七千余間，人口約三萬余人。[2]
明萬歷四十年（1612），吳三桂降生在中后所城一個低級軍官之家。[3]父親吳襄給他取名三桂，字長白[4]，又一字月先。生母姓氏不詳，其繼母祖氏是遼西豪族祖大壽的妹妹。據(jù)現(xiàn)掌握的材料，三桂排行老二，哥哥叫吳三鳳。后來，他又有了一個弟弟，叫吳三輔，兩個妹妹。[5]他出生的時候，祖父母尚健在。
我國古代很看重籍貫。它包括祖籍與現(xiàn)籍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戶籍所在地，也就是現(xiàn)居住地；二是原籍或祖籍，指先人的居住地。古人報籍貫，一般都是嚴格按照這兩個方面加以說明的。
吳三桂一家原不是中后所人，他們的先祖本是徽州（今安徽徽州）人，再遷居至高郵州（今江蘇高郵）。在他出生前，大約祖父時，第三次搬遷，“流寓遼東”[6]，才定居下來。所以，論籍貫，吳三桂應是中后所人，祖籍徽州或高郵。[7]
三桂的先人們離開富饒的江南水鄉(xiāng)，一再北遷，最后“流寓”于遙遠的塞外。他們?yōu)槭裁炊啻芜w移，又為什么遷到關外定居？當時，遼東系邊疆重地，是明朝防御的軍事要地。它先是跟蒙古，其后又跟女真人經常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明朝在這一地區(qū)派駐大量軍隊，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備。在這種情況下，當?shù)厝嗣竦纳畈皇悄敲窗捕?。而且這里地處遼遠，氣候苦寒，居民少，給人以蒼涼之感，與內地那種村屯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的景象形成鮮明對照，與江南的繁華以及宜人的氣候更是無法比擬！因此，內地人視遼東為“危地”，以去遼東為苦，畏途之心，人皆有之。
有明一代，去遼東的基本有四種人：一種是應戍的兵士，包括將吏，為執(zhí)行戰(zhàn)備和守御任務而被派遣來的，一種是犯有重罪的各種人犯，被處以謫戍，就是俗話說的“充軍”，遣來遼東服苦役的；一種是為生活所迫，從河南、山東、河北、山西等地來的貧苦農民流入遼東謀生，其中也有的因逃避賦稅，或畏罪出逃而潛入遼東的；一種是商人，從內地來此經商的。遼東與蒙古、女真人等少數(shù)民族為鄰，朝廷準許在開原、鐵嶺、撫順、寬甸等處開設馬市等市場，與漢人互市。漢人所產布匹、鐵器、茶葉、食鹽等為少數(shù)民族所急需；他們所產各種馬匹、人參、鹿茸、毛皮等均屬名貴之物，皆為內地所不出，因而強烈地吸引著關內遠自長江以南的商人慕利而來。有一事為證：明萬歷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后金汗努爾哈赤攻下?lián)犴槙r，俘獲了山東、山西、涿州、杭州、益州、河東、河西等處商賈十六人。這些商人不惜遠涉數(shù)百里、數(shù)千里，冒險來到撫順這個邊境小城，與女真人搞貿易。他們還算幸運，努爾哈赤一個不殺，把他們都釋放回家。[8]
關于吳氏先人的家庭狀況，及其屢次遷徙的細節(jié)，歷史失載，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不過，可以肯定，三桂的先人一直北遷，直至邊疆“危地”落戶，這大抵與其家庭經濟狀況有關。他們既不是應戍的將士，也不是因罪謫戍而來遼東，很可能出于生活窘迫或行商這兩種情況，才逐漸北遷的。從父親吳襄習文習武來看，其家庭不像是貧苦之家，但也不是很富裕，如果家中有可觀的產業(yè)，也不致多次遷移。根據(jù)其先人居徽州，累次北遷的情況來判斷，可能從事商業(yè)活動。據(jù)說吳襄善養(yǎng)馬，這與經營和販賣遼東馬匹有關。自明代始，徽州經商之風頗盛，多以經商致富，其中亦不乏家資巨萬的富商大賈。他們的活動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故有“徽商”之譽。他們趨利是圖，不顧風險路艱，無所不至?！豆茏印芬粫鴮ι倘俗髁诉@樣的描述：商人販運，加倍行路，夜以繼日，雖行千里而不以為遠，是因為“利”在前面吸引著他們。漁民入海，海深萬仞，在風波大浪的危險中航行數(shù)百里，晝夜宿于海上，是因他追逐的“利”在大海之中。[9]商人趨利所至，家隨人遷，也是常有之事。三桂的先人出自經商成風的徽州，不能不參與商業(yè)活動，如以販賣遼東馬匹為其營生，最后“流寓遼東”，也就成為可能。
三桂的先人何時遷至遼東？歷史文獻也沒有記載。但是他的“祖父墳園葬立中后（所）”，提供了重要參考。這是三桂于順治五年（1648）在向朝廷的一份奏疏中透露的。三桂有大功于清朝，世祖賜封為王，又榮及已故祖父，“特賜葬祭”，顯見他的祖父去世未久。又據(jù)三桂自敘，他“生于遼，長于遼”，故把中后所看成是他的家庭之“源”。[10]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早在三桂的祖父一代，他們全家就已遷來遼東，祖父病故后，就埋葬在中后所。[11]
有的書說三桂的“祖墓在錦州”，他反叛清朝后，被“掘而棄之”[12]。還有的史書說寧遠（今遼寧興城）也有三桂的先人墳墓，俗稱“吳王墳”。據(jù)說該城還有一處三桂先人墳園遺址，有碑記“驃騎將軍吳公先塋”等殘留的字。[13]在我們已掌握的有關三桂的歷史檔案和其他資料中，尚未發(fā)現(xiàn)他曾提到在上述兩處有他的祖墳的事。如果確有的話，可能是吳氏族人的墳，人們誤以為是三桂的祖墳。這一情況，似乎可以說明三桂的祖父輩“流寓遼東”時，先居于錦州一個時期。錦州是明廣寧中屯衛(wèi)、廣寧左屯衛(wèi)的治所，地方高級官員如遼東巡撫曾駐于此。錦州坐落于小凌河畔，南臨海，北依蜿蜒起伏的醫(yī)巫閭山，中有平川，兼有川海之利，又是陸上交通樞紐，扼遼西的東端，為關內外商旅往來必經之地。明中葉以后，它已發(fā)展成一座政治與軍事并重的城市。錦州的有利的自然條件和戰(zhàn)略地位，吸引著關內人來此居住謀生，促進了它的經濟與商業(yè)活動的發(fā)達，是遼西地區(qū)的政治與軍事中心。因此，三桂的先人一進入遼西，就為錦州的繁榮所吸引，先在錦州立足，而后遷至中后所，成為吳氏家族的穩(wěn)定居住地。寧遠居于錦州與中后所之間，三桂和他父親吳襄都曾在這里生活過，特別是三桂發(fā)跡后，多年駐守此城，他的家屬和部分族人自然也住在城里，并擁有一定的家產，這是沒有疑問的。難怪人們有的說他家在錦州，有的說他家在寧遠，有的說家在中后所。因為這三處是吳襄父子往來之地，他們的軍事與政治活動也多集中在這一地區(qū)。不錯，人們的種種說法各含有一定的真實情況。
可以想見，當吳三桂的祖父與父親初來遼東，家中境況并不佳，當然也不是很窘迫。但是，這個外省“流寓”來的家族卻奇跡般地發(fā)達起來，稱得上是遼西地區(qū)的豪族巨姓。這有一個發(fā)展過程。大約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促使吳氏迅速發(fā)跡。
一是靠仕宦之途。在三桂降生時，這個家族還不顯赫。父親吳襄于天啟二年（1621）中武舉進士，這年，三桂已經十歲。吳襄中舉前，有關他早期的身世，迄今沒見有可靠史料加以證明。但他以武舉，適足以證明他長期習武。為適應同蒙古騎兵和女真人作戰(zhàn)的需要，必須熟練地掌握騎射的技能。據(jù)說他善養(yǎng)馬，這就給他練習騎術創(chuàng)造了條件。后來，他投遼東名將李成梁部，成為一名邊防騎兵，在軍事實踐中，練就了一套高超的馬上功夫，能一面在馬上疾馳，一面飛箭射目標。他憑此本領在考場上一舉奪魁，從此便步入仕宦之途。雖說中舉，開始只能出任低級軍官，還談不上社會地位的明顯變化。在吳襄的上一輩人中，也就是三桂的祖父輩，我們還沒看到有一個為官的。無論是三桂本人，還是當時及其以后的史書，都沒有提到其祖父的職業(yè)或社會身份。在封建社會，從事販賣等商業(yè)活動，往往被人們視為賤業(yè)。三桂大概恥于談及祖父與父親經商的事，對這一點，從來不予透露。在他位至王爵，回憶往事時，也絕不談其祖父、父親的早年身世。因為在吳襄中舉前，他的家實在沒有可向人們夸耀的東西。這就是說，吳氏家族躋身于官僚階層，并以此為發(fā)達之階，實始自吳襄。隨著父親官位的不斷提高，其家庭地位和經濟狀況也穩(wěn)步上升。
吳氏發(fā)跡的另一個因素是，他與遼西望族祖氏聯(lián)姻，靠著跟祖氏的廣泛的社會關系，便迅速地發(fā)展起來。
祖氏世居遼東，是寧遠衛(wèi)世將，到祖大壽時，已歷五世，皆以軍功發(fā)家。大壽于泰昌元年（1620）為官，授職靖東營游擊；天啟元年（1621）為廣寧（遼寧北鎮(zhèn)）巡撫王化貞部屬，任中軍游擊。后與袁崇煥同守寧遠，獲“寧錦大捷”，立下大功，至崇禎元年（1628），擢為前鋒總兵，掛征遼前鋒將軍印。[14]隨著祖大壽地位的迅速上升，祖氏滿門皆官。他的兄弟祖大樂、大成、大弼，子侄有祖澤遠、澤沛、澤盛、澤法、澤潤、可法等，都是上自總兵、下至副將、參將、游擊的各級軍官，分駐寧遠、大凌河（今遼寧凌海）、錦州諸城。祖氏是遼西首屈一指的巨族，他們都在當?shù)貫楣?，更助長了這個大地主大官僚軍閥的權勢。為表彰祖氏世代鎮(zhèn)遼的功勛，至崇禎即位后，特命于寧遠城內敕建祖氏四世鎮(zhèn)遼的功德牌坊。至今，這座牌坊仍矗立在興城內中心大街。
吳氏以祖氏家族為后援，得到他的庇護和扶持。兩家結成關系，大約也是從吳襄投效祖氏門下開始的，進而招為祖氏的門婿，大壽的妹妹嫁給了他。于是，從部屬關系進一步發(fā)展成血緣的裙帶關系。吳襄在祖大壽手下任參將，累官至都指揮使，留鎮(zhèn)寧遠。崇禎四年（1631），已是錦州總兵官?？偙宦?，在明代是一地區(qū)的最高軍職，擁兵萬人乃至數(shù)萬的高級將領。六年（1633），以軍功授為都督同知，蔭一子錦衣百戶世職。[15]吳三桂因此得到提拔，此是后話。
借助祖氏的力量，吳襄官運亨通，不僅如此，而且吳氏的人能當官的紛紛登上仕宦之途。三桂的哥哥吳三鳳也是祖大壽的部將，駐守大凌河。姨夫裴國珍同為大凌河的軍官，都在祖大壽的指揮之下。崇禎四年（后金天聰五年，1631），大凌河城被圍，他們都投降了后金。[16]通過這種血緣關系，使祖、吳兩家結成一個獨霸遼西聲勢煊赫的望族。他們執(zhí)掌兵權，握有數(shù)萬軍隊，又有數(shù)千家丁的私人武裝。因而這又是一個以祖氏為首的軍閥集團。旁及有關親戚、部屬、心腹等等都緊緊地依附于這個集團，他們分布遼西地區(qū)各城鎮(zhèn)，占據(jù)一切要津，把持著這一地區(qū)生殺予奪大權。實際上，這一地區(qū)已成為祖、吳兩家的天下。就連朝廷大員，直至皇帝也不敢輕易觸動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即使犯了大罪，也不得不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
后金天聰三年（崇禎二年，1629），皇太極率八旗兵第一次突襲入關征明，設反間計，誘使崇禎皇帝將入援的袁崇煥逮捕。祖大壽是袁的部將，他見主將被逮，驚恐萬狀，竟置勤王于不顧，率部逃離北京，掠山海關，返回寧遠。他敢于離京出關，就是仰仗他在遼西的勢力以圖保全自己。按律，臨陣脫逃，形同叛逆，必處以極刑。令人意外的是，崇禎并沒有怪罪，也不予處罰，還發(fā)下詔旨，極力安慰他。[17]天聰五年（1631）皇太極發(fā)動了大凌河之役，將該城圍困起來。祖大壽守城，因援絕食盡被迫投降。他以回錦州取家屬、智取該城之計脫身?；劐\州后，還與皇太極秘密書信往來。他投降的事，很快被遼東巡撫丘禾嘉偵知，密奏朝廷。崇禎卻按下此事不提，裝做不知道，竟然容忍下來。[18]
清崇德七年（1642），明與清在松山（今遼寧凌海松山）決戰(zhàn)，明軍慘敗，祖大壽率部獻錦州城投降。按明律，他們的親屬都要受到牽連，但吳襄父子卻是個例外，沒受到任何責難。參加此役的吳三桂，戰(zhàn)斗剛開始，就同總兵王樸等率部逃跑，以致明軍全軍覆沒。事后，崇禎下令將王樸處死，僅給三桂降級處分。[19]
這些事例最好不過地說明了祖、吳兩族在遼西勢力雄厚，盤根錯節(jié)，朝廷不敢觸動毫毛，惟恐懲治一人，將激成大亂，會逼使他們拱手把遼西送給清政權。了解內情的降清漢官石廷柱等看得很清楚，他指出：“第明國京都，倚祖大壽為保障?！?sup>[20]連皇太極也說：“以其（祖大壽）族黨甚強，且據(jù)錦州故”，明朝是不敢對祖氏集團輕舉妄動的。[21]
吳氏是繼祖氏之后發(fā)展起來的大地主。就遼西而言，他們的富有恐怕任何官僚地主也望塵莫及。吳氏家究竟有多少財產，迄今我們還沒有得到這方面的詳細材料。的確，當時沒有留下記載，僅有吳襄、三桂父子在個別場合無意中透露的點滴情況，為我們估計吳家的財產提供了線索。
這是順治五年（1648）二月，三桂奉命攜家西遷，在即將離開故土時，他給世祖皇帝寫了一份奏疏，內中透露：在中后所原有他安設莊田十處，他不愿舍棄這些莊田，請求準許他留人丁看守。[22]
吳家十處莊田，究竟有多少土地？還是再看一份材料，就不難得出結論。
那是在明崇禎十七年（1644）初，崇禎皇帝召見吳襄談話，詢問兵數(shù)與糧餉之事。他告訴崇禎，他們老吳家有三千驍勇敢戰(zhàn)的家丁，他們都是由吳襄的子弟、子弟的諸兄弟、親屬等組成的。吳襄自稱：他吃的是粗茶淡飯，而三千子弟兵吃的是細酒肥羊；他穿的是粗布褐衣，而三千子弟兵都穿紈羅纻綺。雖說朝廷長久發(fā)不出餉，他們照舊生活得很好；吳襄透露出其中的秘密，這就是三千子弟兵在外皆有數(shù)百畝莊田。他們得此厚賞，所以肯為吳家出死力。[23]
這支以吳氏父子、兄弟、親屬及其子弟、家丁組成的三千人的軍事力量，是名副其實的吳家軍，純屬吳氏家族的私人武裝，他們依靠吳氏家族的勢力，真是個個富有！明朝末年，災荒不斷，經年用兵，弄得國家窮困，民不聊生，而這些子弟兵的生活如同貴族，就是因為每人都有數(shù)百畝莊田，為他們生財與享受之源。他們的生活如此，吳氏家族的富有可想而知。如按一處莊田百畝推算，吳家的“十處莊田”，最多可達千畝以上。中后所一帶，西至偏北，皆山地，中部為起伏平緩的丘陵，東南至海為平原。當時，“自山海關至寧遠，山木陰翳。”[24]因此，可耕地并不很多。吳家占地達千畝左右，可以肯定，他是本地的首富。加上吳氏子弟與家丁占地，實際上，中后所遠近的土地都屬于吳家所有。吳氏是名副其實的大地主，他們的家丁則是中小地主。
吳氏是集官僚、軍閥兼大地主三位于一體的遼西豪族。這個大家族的發(fā)跡與神奇般的發(fā)展，還靠其權勢來巧取豪奪，才聚斂了驚人的財產與龐大的家業(yè)。
吳氏同遼東地區(qū)其他許多軍閥地主一樣，他們掠奪的主要對象是服役的軍士及其耕種的土地。
原來，早在明建國初期，就實行軍屯制度，用駐防士兵就地屯田，不管是駐防內地，還是邊疆，每個兵士都由國家分配給一定數(shù)量的土地，都要自己耕種，自給自足，可免去百姓的負擔與轉運糧餉的困難。遼東地區(qū)是從洪武二十八年（1395）起，皆令屯田自食。[25]每一軍士給地五十畝，至永樂初年，全遼二十五衛(wèi)，屯地已達二萬五千三百余頃，屯糧一年可收入七十一萬六千余石。[26]應該說，這種以守軍耕種的屯田法在一定時期收到了效果。但是，好景不長。廣大軍士辛苦耕種的土地和收獲的糧食逐漸被他們的直接統(tǒng)治者——各級將吏、地方大員任意占種和侵奪，屯田制遭到破壞，而奪占耕地者迅速富裕起來。這些奪占者有鎮(zhèn)守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總兵官、副總兵官、都司指揮使，就連那些千戶、百戶等低級官吏和他們的子弟也敢于侵奪。到正統(tǒng)八年（1443），實行屯田才幾十年，朝廷大臣們就驚呼：沿邊各將吏“廣置莊田，私役屯軍，改挑渠道，專擅水利，又縱下人占種膏腴屯田，是使軍士怨嗟，民政廢弛”[27]。這是說，駐守邊疆的將吏們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都私自設置自己的莊田，霸占水利設施，奪占肥地、好地，隨意役使部屬軍士為他們耕種，收獲全部歸己。
明代的邊防軍多由罪犯充任。列居九邊之首的遼東，戍邊“軍士多以罪謫戍”[28]。他們被加上各種重罪名目而充軍到遼東，編入軍隊。一年到頭，他們除了修城、擔任守衛(wèi)，主要任務就是從事屯田。他們真正成了當?shù)馗骷墝⒗舻霓r奴，他們的份地隨意被奪占，他們的收獲物可以隨意被征收或全部沒收。據(jù)正統(tǒng)十年（1445）報告：遼東都司衛(wèi)所官員“近年……多私役軍余，將膏腴者耕種收利入己，磽薄者撥與屯軍，有名無實”[29]。成化十三年（1477），遼東“近城各衛(wèi)，膏腴田地多被衛(wèi)所官員富豪占種”[30]。明中葉以后，奪占軍士土地的情況更為嚴重。以嘉靖八年（1529）為例，這一年就連續(xù)揭發(fā)了鎮(zhèn)守遼東的鎮(zhèn)守太監(jiān)白懷、鎮(zhèn)守總兵麻循、監(jiān)槍少監(jiān)張?zhí)?、?zhèn)守遼陽副總兵張銘，以及分守監(jiān)丞盧安、參將蕭滓、李監(jiān)、游擊將軍傅瀚等一大批人，“各占種軍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頃，少者十余頃”[31]。按當?shù)貥藴剩豁暈橐话佼€，占地二百五十余頃，合二萬五千余畝；占地十余頃就是一千余畝。萬歷初年，張居正當政，清丈土地，在遼東清查出被侵占的屯地共八千三百九十頃，屯糧是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余石。[32]以遼東歷年屯田最高額永樂初年的二十五萬三千余頃做比較，到這時，被當?shù)毓賳T將領侵占的土地已在三分之一以上！
遼東屯種破壞的情況，大抵是在吳氏遷來遼東前后發(fā)生的。到萬歷末年，屯田遭到進一步破壞。大學士葉向高指出：在洪武、永熙年間，遼東屯糧達七十萬石，而此時才十七萬石！他特別指明遼西地區(qū)“屯堡蕭然，十室九空”[33]。軍屯民地，都被當?shù)亟y(tǒng)治者收羅一空。天啟時，當是吳家蒸蒸日上，財源滾滾而來的時期。天啟五年（1625），朝廷披露榆關即山海關外各鎮(zhèn)將侵占屯田的情況：這些人把“各處膏腴瓜田彌望者，皆鎮(zhèn)將霸為養(yǎng)廉，遠而磽者始為軍屯。屯之利在武弁，不在朝廷”[34]。這里所說山海關外，就是指中前、中后、前屯至寧遠、錦州這一地區(qū)。這份材料沒有指名道姓參奏，說明各鎮(zhèn)將的不法行為，已成為當時非常普遍的情況。凡是好地、肥地，都美其名曰“養(yǎng)廉”而加以霸占。所謂“養(yǎng)廉”，是指朝廷為照顧地方官吏的生活，于正常俸祿之外，另撥些耕地，其收入或糧或折賣成白銀，均歸入他們個人所有。這種辦法，是使他們獲得足夠的物質利益，不再盤剝百姓，保持為官“清廉”。他們就以“養(yǎng)廉”的合法名目，多侵占好地，把那些距離遠、土質又很差的土地派給兵士去耕種。所以，有識之士痛切地說：屯田之利已轉到武弁即各鎮(zhèn)將之手，朝廷再也不會得到絲毫好處。家居此地的吳氏，肯定參與了當?shù)貙⒗羟终纪偷氐姆N種不法活動，也就是說，榆關外鎮(zhèn)將侵占屯田的當有吳氏父子在內。三桂與其父兄等先后出任錦州、大凌河、寧遠、山海關的總兵或其他軍職，他們不可能潔身自守，而同所有將吏一樣，利用職權，大肆掠奪軍屯的土地，變成大土地所有者。
鎮(zhèn)守各邊的總兵等各級武官將吏，擁有很多土地，他們自己是不種田的，以當?shù)胤儡姙榱畠r勞動力，大批役使他們?yōu)樽约悍N私田。這種情況，在遼東地區(qū)早已是普遍之事。這些地方將吏靠役使廣大士兵做無償?shù)膭趧樱@取了巨量財富，便以部分資金轉入到經商、開礦、捕魚、采木等行業(yè)，迅速增殖財產。
吳家發(fā)跡與致富的過程，絕不會出侵占屯田這一基本途徑。他家有十處莊田，就是侵奪軍屯地與民地的明顯證據(jù)。三桂率部西征農民軍時，曾請求留下人丁百余人，還留下一游擊軍官與他的哥哥督率他們看守這十處莊園。這百余人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軍丁，又留下一名軍官負責，這就非常清楚地說明吳家莊田歷來是靠役使軍丁耕種、責成下屬軍官代為管理的。
吳氏發(fā)家的秘密正在這里。這個在明中葉前后曾是到處流徙的“流民”之家，到遼東后，卻以無償役使軍丁的勞動和侵占他們的土地，而一躍成了大地主。他們家的土地財產，除了僅知有十處莊田，史無記載，也就無從知道了。至于他們富有到何種程度，也無一字材料可以證明。不過，我們先看看祖氏的財富，也能從中透視出三桂一家的富有。
清官方史書《清太宗實錄》提供了一點線索。那是在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皇太極大破松山明軍，錦州不戰(zhàn)而降。祖大壽和他的諸兄弟向皇太極獻出了一大批寶物：珊瑚樹、琥珀、珊瑚、珍珠、珠箍、珠花、沉香、玉帶、赤金首飾、玉壺、玉、犀、玻璃、瑪瑙、金銀等杯盤、各種銀器、貂、猞貍、狐、豹、天馬皮等裘、蟒倭素緞，紗、羅、綢、褐、氆氌、絨毯、蟒衣、緞紗羅衣、黃金、白金、紅氈帳房、雕鞍、弓面雕翎、虎豹皮、琉璃燈、角燈、磁器、柜箱、椅杌、床、轎、鍍金盔甲、苗刀等物。[35]
祖大壽等人獻上一大批寶物，是為了向皇太極表示對他們赦免之恩的感激之情和投降的誠意。這些出自南海北國，乃至名山大川的全國稀有的罕世之寶和珍品，竟集于一個塞外的將官之家，在被圍困了一年以后，家業(yè)無損，突出地說明祖氏的富有令人驚嘆！
李氏朝鮮國王的世子李
隨清軍進關，途經錦州，曾親至祖大壽、祖大樂兄弟的舊居參觀，他寫道：兩家舊居，“其結構宏杰，甲于城中，重門復室，金碧炫耀，瓷磚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墻，窮極華麗，而大壽之家則尤為侈奢”。他不禁感嘆：“我國則雖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華者?！?sup>[36]身為一國之主的朝鮮國王所居宮室，竟不如偏處一隅的一個中國軍官住宅那樣華麗，這真令人難以置信！但這個對比，是出自朝鮮國王世子之口，就不能不使人信服了。處在遼東警報頻傳、不斷交戰(zhàn)中的錦州，照理說，作為守城的主將祖大壽哪有心思營建美宅華屋？也許戰(zhàn)爭對他們來說已屬司空見慣之事，他們一如平日，追求無盡的享樂，花大量金錢，耗費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個方面，處處顯示出他們驚人的富有；同時，也使人們看到，明末統(tǒng)治階層奢侈無度的極端腐敗的社會風氣。
從祖家看吳家，不難想像吳家的富有，也不在祖氏之下。進而再看遼東，哪個將官不搜刮？哪個有權之家不富有？只是富有的程度不同而已。
二、武功世家
山海關外，遼河兩岸，東至鴨綠江畔，北至開原，南抵大海之濱的旅順，明稱為遼東的這一廣大地區(qū)，自古就是“英雄百戰(zhàn)之地，所謂虎步龍驤，高下在心”。朝鮮人對此有過這樣的精彩評論：
天下安危常系遼野。遼野安，則海內風塵不動；遼野一擾，則天下金鼓互鳴。何也？誠以平遠曠野一望千里，守之則難為力；棄之則胡虜長驅，曾無門庭之限，此所以為中國必爭之地，而雖殫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37]
事實確是如此。歷史上，這里從來就是兵家用武之地。有多少一代創(chuàng)業(yè)之君奮然崛起，問鼎中原；有多少治國之能臣、能征慣戰(zhàn)之悍將在這里生長，在這里戰(zhàn)斗，創(chuàng)下驚天動地的業(yè)績！遠的不說，在明代及明清之際，吳三桂之前，諸如威震遼東的名將李成梁父子，腹有良謀、統(tǒng)率過千軍萬馬的熊廷弼，楊鎬、孫承宗、洪承疇、“鐵面御史”何爾健、獨膽英雄袁崇煥、敢戰(zhàn)敢勝的一代驍將滿桂、祖大壽、趙率教，首創(chuàng)海上雄師的毛文龍、一度主持遼東大計的王在晉等，以及清代的創(chuàng)業(yè)之君如努爾哈赤、皇太極和他們的兄弟子侄一大批名君、名臣、名將，都在遼東這個軍事舞臺上施展出他們縱橫捭闔的才略，演出了一幕幕歷史的活劇。吳三桂的一家參與了明清的激烈的軍事斗爭，成為一個將門之家。
明代的遼東，西北與西面都跟強悍的蒙古為鄰，東北與東面地接女真，是它的邊防最為險要的地區(qū)。明朝自建國始，直至末年，兩百多年間，不惜傾注億萬金錢，修邊墻，筑城堡，興建數(shù)以千計的墩臺，派駐重兵防守：“自山海關至開（原）、鐵（嶺），每三十里即筑一城，勢若連珠……皆列兵戍守?！边€在山頂上每五里或十里即筑一臺，俗謂：“十里一墩，五里一臺?！敝梅殪菀詧缶Ｃ颗_高約數(shù)丈，仰望山巔，如在云天。再向遠望去，座座墩臺林立，像是一個個威嚴的哨兵，警惕地注視著蒙古、女真人的舉動。整個遼東，充滿了戰(zhàn)爭的氣氛。
清初，有個叫王一元的人，目睹明朝的這些遺跡，不勝感嘆地說：“明季防邊既周且備，不知費去幾萬萬錢！”[38]
明朝防備如此森嚴，仍不能阻止蒙古、女真鐵騎的襲擾。武裝沖突，大規(guī)模的交戰(zhàn)，幾與明朝相終始。遼東地區(qū)是真正的戰(zhàn)場。
當?shù)剀娒耖L期生活在戰(zhàn)爭的環(huán)境之中，已看慣了刀光劍影，鐵騎飛奔，即使望見報警的烽煙滾滾，耳聽得戰(zhàn)馬嘶鳴，也已習以為常，并不感到意外和驚慌。任何戰(zhàn)爭都會給人民百姓帶來生命財產的損失。但是，它也教會人們如何保衛(wèi)自己。因此，遼東的百姓把習武從軍看成是他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并成為青壯年所從事的職業(yè)之一。許多家庭幾乎滿門皆軍，稱得上是“軍人世家”。遼東名將李成梁有五個兒子，都投身行伍，在戰(zhàn)爭中成長為統(tǒng)率三軍的將軍。他們父子鎮(zhèn)遼二十余年，“師出必捷，威震絕域”[39]。祖大壽兄弟子侄個個從軍。吳氏父子四人，先后從軍，都是名副其實的“軍人世家”。
遼東軍民同蒙古、女真人不斷發(fā)生武裝沖突，但也有和平交往。蒙古、女真等少數(shù)民族過著游牧、漁獵的生活，人人精于騎射，善于奔馳，無論在山間林崖，還是在平原曠野，都能吃苦，有耐力，一往無前。這些優(yōu)勝的民族長技和風俗習慣，也融入漢族人民的生活之中。比如說，人人愛馬、騎馬也都成了當?shù)貪h人的習慣。男孩、女孩才兩三歲，只要見到馬，便手舞足蹈起來，躍躍欲試。當大人把他（她）抱上鞍坐，就高興得不得了，一邊笑著，一邊吆喝，催馬快走，還一邊用手作加鞭之勢。長到五六歲時，就開始練習騎馬。父親給制作一個小木架，放在鞍坐上，把孩子抱上去，手扶木架，慢慢演習。在遼東，不只是男人會騎馬，女子也善騎，“較男子更勝，加鞭疾馳，了無畏怯，而姿態(tài)飄逸”[40]。遇有個別女子不會騎馬，還會被人笑話呢！所以，在這里，男女不會騎馬，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遼東的特殊社會環(huán)境，養(yǎng)成了人們一種尚武精神，特別能戰(zhàn)斗。在明朝軍隊中，遼兵以剽悍敢戰(zhàn)聞名，被譽為一支勁旅。在同新興的后金爆發(fā)戰(zhàn)爭以后，明朝從江南調至遼東作戰(zhàn)的軍隊，幾乎每戰(zhàn)都敗。兩度經略遼東的袁崇煥改用“以遼土養(yǎng)遼人，遼人守遼土”之策，完全起用遼兵，不但頂住了后金的猛烈進攻，還把他們打得大敗，連獲大捷，突出地顯示了遼人敢戰(zhàn)的雄風！
吳三桂降生的時候，歷史已給他準備了軍事生活的物質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并由此走上了他活動的主要舞臺——軍事舞臺，終其一生，與戰(zhàn)爭和軍事斗爭結下了不解之緣。
他出生在一個將門之家，受到社會尚武風氣的熏陶，家庭、親屬的影響，尚武的觀念從小就被灌注到他幼小的心靈之中。在他只有幾歲的時候，父親就嘗試對他進行騎射訓練，隨著年齡的增長，訓練也逐年嚴格。這種訓練，如同做功課一樣，每天手不離箭，身不離鞍。父親善養(yǎng)馬，在馬匹的選擇和騎術方面，都能給他以指導。三桂很聰穎，據(jù)三桂的教生陳邦選說：三桂小時，“聰明自然超群”[41]。他學習很用心，也頗刻苦，騎射進步很快。還有舅父祖大壽對他很關心，不時地加以指教。他經常出入軍營，很喜歡軍隊的戰(zhàn)斗生活，一心想將來長大了當一名軍官……
從山海關經中后，至寧遠以東，抵錦州，北面一望丘陵、山嶺，綿延不盡，林木繁茂，多飛禽走獸，虎、豹、野豬等猛獸，無時不出沒林中深處。行獵是當?shù)孬C戶的衣食之源，而對于達官貴人來說，卻是一種消遣。三桂的父兄每于閑暇攜家丁進山打獵，當他能獨立騎馬時，便跟隨父兄左右，騎逐山林之中。稍大點，他就自帶家丁，獨闖山林，與禽獸周旋，每次都有收獲，這養(yǎng)成了他“好田獵”的習慣。[42]這種帶有軍事味道的生活，培養(yǎng)了他勇敢、不畏艱險、“沈鷙多謀”的思想性格。[43]他掌握的騎射技能，后來都遠遠超過了他的哥哥、弟弟。他演習過各種兵器，最喜歡使大刀，練得很有功夫。從此，這柄大刀就成了他在未來的歲月中南征北戰(zhàn)的制勝武器?，F(xiàn)今保存在昆明市博物館的一口長柄大刀，據(jù)說是三桂的遺物。
三桂十六七歲時，應試武功，得中武舉。[44]國家設置武場，通過考試“技勇”，選拔將才。明末，按武場考試規(guī)定，一般以九箭射中目標為狀元。[45]三桂以其少年應試，在強手如林的角逐中，獲得武舉人，頗為難得。這都得之于平時的嚴格訓練。
他得中武舉后，取得了在軍中任職的資格，開始了軍事生涯?！锻ヂ勪洝返淖髡邉⒔≌f他“自少為邊將”，他的教生陳邦選也說“總爺（指三桂）少年懸印”[46]，指的就是這個時候。三桂初任軍職，就在舅父手下任中軍官。[47]這是個低級軍官，是三桂走向將帥的起點。他在舅父祖大壽的指揮下，參加了對后金的戰(zhàn)爭。很快，他嶄露頭角，日益顯示出悍將的素質。
崇禎五年（1632），他已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卻已升為游擊將軍。[48]雖說這個職位還不算高，但已進入將軍的行列，而父親這時已升到總兵官這個高級軍官的地位。
二十歲這個年齡，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時期。身體長成，思想敏銳，精力旺盛，渾身充滿了青春的活力。二十歲的吳三桂，比一般青年更引人注目：大耳垂，高鼻梁，臉色富有光澤，一雙眼睛炯炯有神，“瞻視顧盼，尊嚴若神”[49]。他的身材不算高，看起來，也不那么魁偉，可是“臂力過人”[50]，沒有人能趕得上他的力氣大。難怪凡見過他的人都用“美豐姿”、“狀貌奇?zhèn)ァ钡脑拋碣澝浪?sup>[51]大概并非虛語，亦非媚人之辭。不過，他的相貌也不是完美無缺，只要仔細察看，就會發(fā)現(xiàn)他的鼻子稍有缺欠：鼻梁右高左低，中間有一條黑紋如絲，像是受過刀傷的痕跡。他的鼻子的確受過刀傷。[52]那是在幾年前，他為救父親，一往無前地闖入數(shù)萬后金兵重圍之中……
吳三桂十七歲那年冬，正是崇禎二年（后金天聰三年，1629）十月，皇太極發(fā)動了奇襲北京的戰(zhàn)役。他親率五六萬大軍，避開明朝構筑的寧（遠）錦（州）防線，繞道內蒙古地區(qū)，從大安口、龍井關等處突入長城，直趨北京，給明朝以猝不及防的打擊。不幸的是，崇禎誤中皇太極的反間計，將袁崇煥逮捕入獄。祖大壽驚恐，攜吳襄父子及遼兵一萬五千人自北京倉皇撤軍，急返寧遠，以圖自保。崇禎聽從大學士孫承宗的建議，趕快派人安撫。使者疾馳至山海關才攆上祖大壽，當眾宣諭朝廷慰勞之意，聲明只逮治袁崇煥一人，與眾將無涉。遼兵得到朝廷寬大，人心才安定下來。
次年正月，祖大壽奉命與孫承宗分駐三屯營（今河北遵化附近）、豐潤（今仍名）之間，互相“聯(lián)絡犄角”。祖大壽又命所部分駐樂亭（今河北樂亭）、昌黎（今河北昌黎）、撫寧（今河北撫寧）、石門、臺頭營、燕河營（均在河北撫寧北、長城南）諸城鎮(zhèn)，以堵截后金兵歸路。[53]然而，后金兵“潛師飽飏”，行動非常詭秘，明官軍常常捕捉不到它的任何消息。[54]為摸清后金兵的去向，他常派出多達三百人的“偵騎遠探”[55]。
二月，祖大壽率部出長城，北進至建昌（今遼寧凌源）。該城周圍多山，丘陵連綿，其西北面與內蒙古喀喇沁等部相接?；侍珮O繞道內蒙古入關和北返，建昌是他所經之地。明兵集結于此，企圖截斷后金兵歸路。
吳襄攜帶三桂隨征，不離大壽左右。三桂年齡還小，在軍中不擔負具體軍務。父親和舅父對他很喜愛，不愿讓他做任何冒險的事，讓他隨軍，是想訓練他，增長見識。父親已是一員參將，常受派遣，執(zhí)行任務?？墒?，有一次發(fā)生了意外情況……
一天，吳襄率數(shù)百人出城偵察，突然與數(shù)萬后金兵遭遇。后金將領沒有把幾百明兵放在眼里，實行圍而不攻的戰(zhàn)術，迫其投降。吳襄無意投降，只有突圍才能擺脫險境。他與部下“急奔”，后金兵就“急圍”；“緩奔”就“緩圍”。直至近城處，吳襄仍無法擺脫后金兵的圍困。祖大壽憑城樓遠望，知后金兵勢大，明兵出擊，如以卵擊石，倘遭全軍覆沒，丟失城池，將犯不赦之罪。他不能救吳襄，只好聽天由命了。
三桂見父親被圍，心急如焚，便跪在舅父面前，請求發(fā)兵，為父親解圍。祖大壽以雙方兵力相差懸殊，不敢出戰(zhàn)，說：“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動，萬一失利，咎將安歸！”三桂請求再三，大壽就是不答應。最后，三桂痛哭流涕地說：“總爺不肯發(fā)兵，兒請率家丁以死相救。”大壽似應非應地“嗯”了一聲。他以為三桂必不能救，但三桂馬上應口說：“遵令！”站起身來，轉身下了城樓，率家丁二十人，出城救父。大壽心情矛盾，也沒嚴加阻止，由他去吧！
三桂左右各置一將領，自己居中，分十八人為兩翼沖陣。后金兵見明兵極少，而敢輕易出戰(zhàn)，很是懷疑，便閃開一個陣口，將三桂二十人裹入陣中。
三桂入陣，以風馳電掣般速度向后金兵展開了沖殺，連續(xù)射出兩箭，后金兵應弦而倒。后金一員將官擁纛旗向他沖來。三桂迅即搭箭，用盡氣力，一箭射中，這員將官從馬上跌落下來。三桂急馳近前，下馬割取首級。不料此人受重傷未死，他眼看三桂舉刀之際，說時遲，那時快，抽出隨身的短刀，奮力躍起，照準三桂面部刺來，三桂沒有防，一刀砍中他的鼻梁，頓時血流如注。他顧不得傷口，手起刀落，將這個將官的頭砍了下來，并疾速地揀起死者扔在地上的紅旗，撕下一塊，胡亂地把鼻子裹起來，飛身上馬，吶喊著沖殺。尋到了父親，大呼：“隨我來！”數(shù)百名明兵都隨他往外突圍。這時，大壽在城樓上眺望，命城上明兵擂鼓助威。城上城下，陣里陣外，喊殺聲、戰(zhàn)鼓聲響成一片，似有千軍萬馬奔騰之勢。
后金始終懷疑明兵以少沖陣，可能是“誘敵”之術，也不敢用力堵截，加之三桂沖鋒在前，來勢兇猛，銳不可當，他與數(shù)百名明兵沖到哪里，哪里就紛紛閃開。于是，三桂帶領明兵沖圍而出。后金兵怕中誘兵之計，并不敢追趕，眼睜睜地望著這一小隊明兵飛速遠去。
三桂疾馳至城下，大壽已親自出城迎接，看到他血流滿面，不禁發(fā)出贊嘆：“好樣的，賢甥！”三桂下馬，向大壽跪拜，忍不住哭了起來。吳襄站在旁邊，痛楚地說：“要不是我兒舍命相救，我們再也不能見面了！”大壽撫摸著三桂的肩背，愛撫地說：“兒不要憂慮不富貴，我馬上題請超擢！”[56]關寧援兵太監(jiān)高起潛是三桂的義父，他得到三桂救父出圍的消息，大喜，說：“真是我的兒子?。 ?sup>[57]
三桂就是在這次戰(zhàn)斗中，鼻子受到創(chuàng)傷而留下了輕微疤痕。幸虧他受傷時很年輕，靠著他旺盛的生命力，恢復得很快，疤痕還不那么顯眼。也許他感到這是一個缺陷，每當與人談話不投合時，就用手“自捫其鼻”，這已成了習慣，到了晚年，也未改變。據(jù)長期同他一起共事的人說，觀察他的這個下意識的動作，“百不失一”[58]。
吳三桂的地位和名望的顯著變化，大約就是以此次闖圍救父為轉機的。他的這一壯舉，被人們以“忠孝”之名而傳頌著；他的“嫻騎射”的高超技能，他那“勇而敢戰(zhàn)”的無畏精神，他“沉鷙多謀”的韜略，都開始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和重視。也就從這個時候起，三桂時來運轉，步步晉升。他由中軍升到游擊，確切時間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在這次戰(zhàn)斗后不久的事，因為他在崇禎五年（1632）時，作為游擊將官參加了山東“平叛”的戰(zhàn)斗，所以，他的這次提升時間應在崇禎三年至崇禎五年之間無疑。這期間，他隸屬傅宗龍。崇禎三年（1630）傅宗龍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三桂的提升也與他有關。有一事，可以證明他們之間的關系。三桂在云南封王時，傅宗龍的兒子傅汝是三桂的部屬，三桂待他如“親兄弟”，以報當年其父之恩。[59]傅宗龍在遼任職時間很短，很快就被解職回家。[60]
崇禎四年（1631），由于父親兵敗而被削職，使家庭小有挫折。事情是這樣的：
這年八月，皇太極發(fā)動了攻取大凌河（今遼寧凌海）之役，他以數(shù)萬軍隊包圍了大凌河城，祖大壽率城內三萬軍民固守?；侍珮O采取圍而不攻的戰(zhàn)術，掘壕筑墻，四面以重兵把城圍住，斷其餉道，又于城西另駐一軍，專截錦州方面的援兵，企圖經過一段時間的圍困，城內糧盡援絕，逼使祖大壽獻城投降。
明朝識破后金的作戰(zhàn)意圖，不能坐視不救。遼東巡撫丘禾嘉督率總兵官吳襄、宋偉[61]合兵四萬余赴援。[62]行至離松山（今遼寧凌海松山鄉(xiāng)）三十里許的地方，即長山與小凌河之間，與后金兵遭遇，雙方展開大戰(zhàn)，互有殺傷，明援兵撤回。九月中旬，后金兵一面繼續(xù)圍困大凌河城，一面又出擊錦州，直抵城下，吳襄、宋偉率部出戰(zhàn)，沒有取得戰(zhàn)果，便退入城中。二十四日這天，太仆寺卿監(jiān)軍道張春又會同吳、宋兩軍援大凌河。明軍渡過小凌河，行五里，“筑壘列車營”。后金兵扼守長山，明兵不得前進。二十七日，皇太極親率八旗騎兵，分作兩翼，直沖明兵大營。明兵施放火器和弓箭，鉛子如雹，矢下如雨。后金兵右翼首先沖入張春大營，明兵奮起接戰(zhàn)，但抵擋不住后金兵的猛烈沖擊，陣勢混亂?！埃ㄋ危﹤ヅc（吳）襄又不相能”[63]，吳襄等未經接戰(zhàn)，先自逃奔。后金兵趁勢從后面追趕，疾追三四十里才收兵，吳襄及其部屬早已逃脫。由于吳襄先逃，招致張春以下諸將三十三人都被活捉。[64]三桂是否參加了這次失敗的軍事行動，史無明文，但據(jù)吳襄說：“臣每奉調，父子俱入行間。”[65]看來，三桂必在軍中，并與父親一起脫逃。
明朝屢次增援大凌河城，屢次失敗，損失一次比一次大，而以張春、吳襄、宋偉等這次增援損失最為慘重。自此，援兵斷絕，祖大壽再也不敢出城突圍，坐以待斃。敗報傳到北京，“舉朝震駭”。[66]在追究兵敗責任時，給予吳襄以削職的處分。三桂是低級軍官，不負敗兵之責，自然還處分不到他的頭上。
吳襄被削職，并沒有給家庭帶來根本影響。因為朝廷還允許他在軍隊中繼續(xù)供職，戴罪立功自贖，而他也等待機會，以圖東山再起。
就在吳襄被削職時，山東爆發(fā)了以孔有德、李九成為首的兵變?？子械略紊綎|登州參將，后金兵圍大凌河城時，受登、萊巡撫孫元化派遣，率八百騎兵出關赴援。行至河北吳橋，“兵乏食，肆掠村堡”，繼而嘩變。[67]孔有德與李九成等密議，宣布起義叛明，率軍回師山東，連陷臨邑、陵縣、商河、青城諸縣城（今仍名，均在山東濟南北）。次年（崇禎五年）正月，孔有德回師攻下登州（今山東蓬萊），設官置署，他自稱“都元帥”、李九成為“副元帥”、耿仲明等為總兵官。于是，整頓兵馬，攻城略地，反明的斗爭浪潮席卷山東。
山東近京師，關系甚重，孔有德起兵反明，使朝廷十分驚慌，急令保定、天津、昌平諸鎮(zhèn)兵馬會剿。官軍連連遭到失敗，朝廷一時手足無措。
六月初，戶部右侍郎劉重慶、四川道御史王萬象建議調戰(zhàn)斗力頑強的山海關與寧遠的遼兵來對付孔有德的“叛兵”[68]。經朝廷重臣討論，奏請崇禎批準。九日，崇禎下詔，命監(jiān)視關寧總監(jiān)太監(jiān)高起潛督率副將祖大弼、總兵官金國奇等攜數(shù)萬兵馬前往山東鎮(zhèn)壓。[69]崇禎給吳襄一次立功贖罪的機會，特許以“戴罪立功”的總兵官隨軍出征。吳三桂以游擊將軍跟隨父親與舅父祖大弼參加“平叛”。
遼兵不愧為一支勁旅。八月十九日，遼兵與孔有德部首先戰(zhàn)于沙河（今山東掖縣城西），將對方擊敗；三十日，推進至白馬，雙方大戰(zhàn)，孔有德寡不敵眾，被迫后撤，退守登州。遼兵乘勝前進，于九月一日兵臨登州城下，迅速將全城包圍起來。開始，孔有德遣兵將出城交戰(zhàn)，企圖打破明軍的包圍。到十一月，孔有德連續(xù)于二十一日、二十七日兩次組織突圍，結果都被逐回城中。副元帥李九成不幸中彈陣亡，兵士也多有損失?！芭衍姟碧幘吃絹碓嚼щy。祖大弼與金國奇、吳襄指揮明軍嚴密圍困，欲把他們困死于城中。
從明方的戰(zhàn)報中看到，吳襄作戰(zhàn)勇敢，往來沖殺，表現(xiàn)出色。關寧監(jiān)軍太監(jiān)高起潛為他題請，朝廷當即恢復其原總兵官職務。[70]
明軍圍城已經三個月了，城內士氣低落，對于能否堅持下去，逐漸失去信心?？子械聸Q定再組織一次大規(guī)模突圍，“決一死戰(zhàn)”，以求得一條生路。不料十二月二日，一名叫洪成訓的士兵，乘夜逃出城，投降了明軍，并泄露孔有德將于三日夜從城西門出城突圍。
總兵官金國奇得到這一重要情報，急與監(jiān)軍高起潛、吳襄等重要將領定計，分設埋伏，其余各營將士皆“披甲上馬預備”，又調來三百名火器手埋伏于山前，專轟擊孔有德的大隊人馬。
三日，天將黎明，孔有德悄悄率軍傾城而出，計馬步兵七八千人，分作三股突圍。官軍也分三路埋伏，準備迎擊。金國奇與高起潛、吳襄率領副將以下，至千總、把總等大小將官四十余員為其主力，擋住孔兵出城的要沖。三桂也在這眾多將領之內，參加對孔兵的伏擊。
孔有德完全不知道突圍計劃已被泄露，明軍已作了圍剿的準備。他率部放心大膽地出城，行至金國奇部的埋伏圈，明軍立即揮紅旗迎戰(zhàn)，截住廝殺。頓時，喊殺聲響徹黎明的晨空，槍炮聲同時大作，震得大地不禁抖動起來。
金國奇、吳襄部剛一交戰(zhàn)，祖大弼率部從東南方向飛馳策應?？总姷謹巢蛔≡缬袦蕚涞拿鬈姷乃拿娑陆兀瑹o法突圍出去，便撥轉馬頭，向城內疾退。明軍窮追至城下，力圖一舉破城，但城上“炮石如雨”，無法靠近城下。金國奇只好傳令，舉號收兵回營。[71]
登州北面臨海，官軍無法圍堵。就在兵敗退回城的當天夜里，孔有德決定從海上逃走，率余部連同全部家屬共萬余人，分乘數(shù)百只船，航海遼東，投奔后金去了。
登州已是一座空城，很快就被明軍占領。關寧援山東之役，歷時近一年，就這樣結束了。吳襄在這次戰(zhàn)役中，總算沒有辜負崇禎和朝廷的期望，實心任事，勇敢作戰(zhàn)。所以，他不但恢復了原職，還于七月間被授為都督同知，蔭一子錦衣百戶世襲。[72]吳三桂在上百員戰(zhàn)將中，他是資望最淺、年齡最小的一個，地位不顯。目前，還沒有看到有關史料具體反映他在這次戰(zhàn)役中的表現(xiàn)，但可以想見他一定不會放棄這個立功的機會，必能施展出他的敢戰(zhàn)、沖鋒陷陣的本事。特別是有他的義父高起潛監(jiān)軍，父親在軍中任高職，立功受獎，這就使他在明將中處于很優(yōu)越的地位。不言而喻，三桂此次軍事實踐，為他以后的提升奠定了基礎。
吳三桂是個很勤奮的人，除了習武，還勤于讀書學文。從少年時起，他每天雞叫就起床，到半夜才就寢休息，“終日無惰容”[73]，就是到了晚年，也保持這個習慣。他堅持讀書，不斷從古人那里汲取思想營養(yǎng)，并從中萌發(fā)和樹立了自己的志向。青少年時，他曾讀過《漢記》，其中有兩句話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這兩句說：“仕官當作執(zhí)金吾，娶妻當?shù)藐廂惾A?！币馑际?，當官應做皇帝身邊的官，娶妻應得到像漢代陰麗華那樣的美人。他對此大發(fā)感慨，脫口而出：“我亦遂此愿足矣！”[74]在封建主義時代，一個剛涉世的青年，追求的無非一是顯爵名宦，二是絕代佳人。三桂有此思想，自然不足為怪。他為達到這個目標，終生奮斗不已。后來，他果然功成名就，想得到的都得到了。然而，這一思想竟成了他自取滅亡的禍根。此是后話，暫且不提。
吳三桂在仕宦之途進展迅速，到崇禎八年（1635），才二十三歲，就被提為前鋒右營參將；[75]崇禎十一年（1638）九月，他已是前鋒右營副將。[76]我們雖然暫時還不能確定他被提拔到副將的具體時間，但可以肯定，必在崇禎十一年九月之前，或者說，當在崇禎十年（1637）前后被提到副將。在不到八年的時間，三桂由游擊而參將、而副將，提升的速度，還是相當快的。他還有一步就要登上總兵官的寶座。這對于他來說，已是唾手可得。
吳三桂正以飛快的速度，一步步地走向權力的頂峰。
三、登壇拜將
吳三桂崛起之時，龐大的明王朝正處在急速崩潰中。天啟七年（1627），在陜西澄城縣爆發(fā)了農民抗糧的武裝斗爭，它如星星之火，點燃了明末農民戰(zhàn)爭的燎原大火。[77]崇禎初年，天下群雄并起，各路農民起義軍已深入到中原腹心地區(qū)，他們活動在山西、陜西、河北、河南、四川、湖北等省，向明朝展開了猛烈的進攻。[78]后來成為明末農民起義軍主要領袖的李自成、張獻忠等也在這時先后參加了起義，在斗爭中迅速發(fā)展壯大。至崇禎九年（1636）前后，全國農民大起義已成燎原之勢，明朝窮于應付，它的將士疲于奔命，撲滅一處，另處又起；打跑一股，另股又出現(xiàn)在明兵面前。明兵防不勝防，打不勝打。明朝被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拖得茍延殘喘，它像一個久病的巨人，已臨近精疲力竭、搖晃不定的可悲地步！
在山海關外，新建的滿族貴族政權，在經歷努爾哈赤開基立業(yè)后，皇太極大膽變革，已變得空前強大?；侍珮O于天聰十年（崇禎九年，1636）四月在沈陽正式即帝位，變國號為“大清”，氣象一新。他和他的兄弟子侄、文臣武將比任何時候都充滿了奪取全國政權的信心。明朝僅憑借著寧錦防線，還在奮力掙扎著，勉強維持著遼西殘局。
但是，曾在遼河兩岸和這條走廊上同清（后金）兵激戰(zhàn)、頂住它進攻的一大批將領、運籌帷幄的統(tǒng)帥，諸如楊鎬、杜松、劉
、袁應泰、熊廷弼、王化貞、袁崇煥、孫承宗、滿桂、趙率教、何可綱、毛文龍等，就像夜空中的一顆顆流星一樣，轉瞬消逝了。他們或戰(zhàn)死于疆場，或失意于官場而遭排斥，多數(shù)則死于黨爭，成了明末黑暗政治斗爭的犧牲品。這時，在遼西惟剩祖氏一家和他們的親兵家丁，始終堅持固守遼西，所幸朝廷不敢觸動祖氏，故能保全而沒有受到傷害。吳襄與吳三桂父子作為祖氏姻親，命運所系，共撐殘局，同度艱難。吳氏父子在明朝統(tǒng)治集團中政治與軍事地位變得日益突出，終于一躍而扮演了遼西最后一幕的主要角色。
崇禎十二年（1639）七月，提升的機會又一次降臨到這位幸運的青年將領的身上。這年，三桂剛二十七歲，喜報傳來：他被任命為寧遠團練總兵。[79]還在崇禎五年（1632）他僅是個游擊，而在此后的六年中，他很快由游擊升到參將，再升到副將，由副將升到總兵，也只隔了四年時間。這個晉升速度，應該說，還是相當快的。對于三桂來說，可謂少年得志，平步青云。跟他同時代的所有遼西將領相比，以他這個年齡，竟升到總兵官這一要職，大概他是第一人吧！他的好友姜新大為感嘆：“仁兄廿七登壇，儒門出將，父子元戎，詎謂奇遘哉！”[80]
自明清戰(zhàn)爭以來，特別是戰(zhàn)事發(fā)展到遼西以后，寧遠已成為明朝防御清兵的一大軍事重鎮(zhèn)，與錦州并重，是寧錦防線的重要一環(huán)。先有袁崇煥、孫承宗力主筑寧遠，兩次獲得大捷，給清（后金）兵以重創(chuàng)。袁崇煥冤死，祖大壽繼任守此，后又調到錦州駐防。吳三桂則繼袁崇煥、祖大壽之后，駐防寧遠，已顯示出朝廷對三桂的倚重。關外八城，以錦州、寧遠兩城最為重要。監(jiān)軍、巡撫、道臺等官都在此城設衙辦公，三桂以總兵官駐守于此，也就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吳三桂升任總兵官要職，開始躋身于封疆大吏、朝廷顯官的行列，這為他以后的飛黃騰達奠定了政治基礎。他的錦繡前程，大約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應當承認，三桂確有才能，這在他的同輩人中已受到廣泛稱贊，在朝廷中也頗受賞識。人們都說他才華出眾，“聰俊絕人”[81]、“聰明自然超群”[82]，自少年已“勇冠三軍，邊帥莫之及”[83]，他的勇略使“夷夏震懾”[84]，堪稱是“智勇兼?zhèn)渲髮ⅰ?sup>[85]。連清朝人也承認在明邊將中惟三桂“敢戰(zhàn)”。諸如此類的稱頌，不無溢美之辭，但平心而論，三桂實為一將才，非是庸碌之輩可比。他就是憑借個人的才能，為自己獲取越來越多的功名利祿。所以，不論來自哪些人的贊揚，并不都是毫無根據(jù)的吹捧。
二是，他晉升如此之快，也是靠了內外交結，多方提攜的結果。在那個時代，一個人的前程不完全取決于自己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有后臺的強有力的支持。就是說，要尋找一個或幾個有權勢的人物做自己的后臺，就會保證步步高升。俗話說：朝中有人好做官。恰是說中了問題的要害。三桂的晉升的途徑也不出這個范圍。他有舅父祖大壽兄弟為后盾，加意培養(yǎng)，不斷地給予他立功創(chuàng)業(yè)的機會，不時地向上司或朝廷為他請功、晉職。這一點，三桂的姨夫裴國珍看得很清楚。三桂提升總兵時，他說：“賢甥登顯職，皆由于祖鎮(zhèn)臺（祖大壽）?！?sup>[86]不過，只靠祖大壽兄弟幾人的力量是不夠的。三桂與其父深通官場之道，他們并不惟祖大壽是賴，而是廣交朝廷內外大員，建立起密切的政治關系，從而保證了他們父子仕途順利，扶搖直上。三桂任總兵，就是由薊遼總督洪承疇提名，約遼東巡撫方一藻共同推薦，經總監(jiān)關寧兩鎮(zhèn)御馬監(jiān)太監(jiān)高起潛同意，并由他向朝廷報告，經崇禎批準的[87]。這三個人，地位相當重要。方一藻為遼東地區(qū)行政最高長官，洪承疇為一方統(tǒng)帥，而高起潛雖說是宮廷中掌管御馬的太監(jiān)，卻是由皇帝“欽命”，位在諸將帥之上的“監(jiān)軍”。三桂與他們都有著特殊的關系。方一藻巡撫遼東時，三桂即“拜其門下”，與其子方光琛“締盟為忘形交”。洪承疇以兵部尚書出任薊遼總督，三桂“又拜其門下”。洪氏幕僚謝四新博學，深得其信用。三桂與之“納交最厚”[88]。高起潛對于三桂來說，更是一個強有力的后臺人物。明末，宦官操縱權柄，凡為官為將的，如果得不到他們的支持，很難立足于朝廷。特別是皇帝信任宦官，派到各地“監(jiān)軍”，而“在邊鎮(zhèn)者，悉名監(jiān)視”。高起潛“以知兵稱，帝（崇禎）委任之”，“監(jiān)視”寧遠、錦州及山海關諸軍。[89]不論哪一級將官，他們的一言一行都處于“監(jiān)軍”嚴密監(jiān)視之下，稍有得罪，不惟丟官，甚至有掉腦袋的危險。三桂拜高起潛為“義父”，他們之間的關系必定要超過同方、洪等人的關系，毫無疑問，會得到他們格外庇護，給三桂加官晉爵只是時間問題。這些權勢顯赫的人物都成了三桂的后援。所以洪承疇一提名三桂任總兵，正合高起潛心意，他親自寫“題本”，立即被批準，[90]與三桂同時提名的還有劉肇基任總兵，卻沒有獲準（至次年才通過）。洪承疇出關將“虛冒”錢糧的千總劉某處死。此千總為“高起潛私人”，高對洪大為不滿，因此洪提名與高沒有多少關系的劉肇基，高不予支持，即成罷論。[91]可見高起潛權勢之大！
由于有高、洪、方等三人的一致支持，吳三桂輕而易舉地登上將壇，身掛帥印，達到為將者所企望的地位。三桂入選總兵，除了必不可少的社會關系，也是當時軍事的需要。洪承疇原任陜西三邊總督，同李自成農民軍周旋十余年。當遼東軍事時局日益惡化，明軍防御吃緊時，于崇禎十二年（1639）初被調到這里，出任明軍的統(tǒng)帥。他一到任，就檢查各處兵士訓練，兵力配置及將領優(yōu)劣等情況。他閱示山海關內外，發(fā)現(xiàn)明兵的訓練不足。來自前線的偵察情報，使他感到“虜情緊急”，而明兵“必刻期”盡速完成訓練，以應付同清兵的不可避免的戰(zhàn)斗。此時，急需“選舉遼東練兵大將”，“速圖整練”軍隊，提高他們的作戰(zhàn)能力。他與高、方等選中吳三桂，來負責“統(tǒng)練遼兵”[92]，包括演習刺殺、熟練使用各種武器，布陣、進退方法、掌握戰(zhàn)斗號令，等等，這對于每個士兵都是至關重要的，同時也關系到戰(zhàn)役戰(zhàn)斗的勝敗。擔任此項任務訓練的人，不僅要有實戰(zhàn)經驗，而且應當通曉兵法，以此而論，吳三桂倒是一個很合適的人選。洪承疇提出一項練兵計劃，業(yè)經高起潛同意，朝廷批準，即從現(xiàn)有遼兵中抽出一萬，分駐中后所與前屯衛(wèi)兩處，正居關外八城的適中之地，責成吳三桂和監(jiān)紀通判朱國梓“詳審安插，分合操練”。三桂的部下遼人游擊董永顯，“管領內丁，膽勇超眾，屢次建功”，也被選中，由游擊提升到后勤中營管參將。[93]洪承疇認為，寧遠、錦州各有“總鎮(zhèn)”（即總兵官）駐扎，再于各沖要之處布置勁兵，使寧錦一線首尾相應，八城不單虛，山海關則“益厚保障”[94]。三桂即照其部署，與朱國梓分練遼兵。他“日日言練”，提出：“不獨練人，尤宜練（武）器，必人與器相合，器與人相合，而后可以言練?！?sup>[95]他嚴格進行訓練，兵士的戰(zhàn)斗素質明顯提高，僅用兩年的時間，三桂與其他負責訓練的將官已練兵三萬，成為一支有戰(zhàn)斗力的勁旅。
吳三桂任團練總兵，不限于練兵，同時也參加對清兵作戰(zhàn)。
這是在三桂提升總兵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禎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五月十八日，明兵與清兵在杏山（今遼寧凌海杏山）附近的夾馬山發(fā)生一場遭遇戰(zhàn)。原來，在杏山西五里臺居住的蒙古多羅特部民，共有三十家，六十余人。他們秘密約降清朝，請求清兵前來接應，保護他們免遭杏山、松山、錦州等處明兵的堵?lián)?。正巧皇太極親歷錦州一帶巡視，當即指令鄭親王濟爾哈朗、多羅貝勒多鐸、多羅郡王阿達禮等一批驍將率護軍一千五百人前去迎接這批蒙古人。清兵為躲過明兵的阻擊，便于十七日夜偷過錦州城，次日即十八日，天還沒亮，順利到達杏山西五里臺。護衛(wèi)蒙古人急速回返。黎明，被明兵發(fā)現(xiàn)。[96]駐防杏山的遼東分練總兵劉肇基率軍出城迎戰(zhàn)。他于七日奉命率五千余精銳兵馬自前屯衛(wèi)起行，十一日趕到杏山“安插”[97]。他聞警，即從所部五千人中抽調三千人馬，從原駐守此城的明兵中調出三百人，共三千七百人，投入戰(zhàn)斗。吳三桂在離杏山北十余里的松山附近駐防，一得到警報，立即出動三千人馬，“長驅直過杏山”[98]。錦州總兵祖大壽會游擊戴明率馬步兵七百趕來會戰(zhàn)。很快，明兵集結七千余人馬，進逼清軍。[99]清將濟爾哈朗為避開城下明步兵，引誘其騎兵出戰(zhàn)，便把所部撤退到離城九里的夾馬山地方，扎住陣腳，明騎兵緊緊追隨，至陣前，明百余騎兵首先出擊，呼喊沖來。濟爾哈朗縱兵還擊，分隊沖入。緊接著，濟爾哈朗揮眾將沖入陣中搏戰(zhàn)，清護軍皆系精銳，勇猛異常，更兼有濟爾哈朗、多鐸、阿達禮一批悍將，特別能沖鋒陷陣。三桂雖然不示弱，表現(xiàn)了高超的戰(zhàn)斗技能，卻敵不住對方的兇猛攻擊。清兵以他為目標，迅速把他圍在中間，他拼命沖殺，“與賊血戰(zhàn)”，卻無法出圍，幸虧劉肇基及時援救，才使他脫離危險。明兵且戰(zhàn)且退，在杏山城下，清兵不敢戀戰(zhàn)，乘機回兵，明兵亦不敢攔截，任其通過。此役明兵“失亡千人”[100]，副將楊倫、周延州、參將李得位等被俘，當場斬首。[101]三桂奏報：此役明兵“大獲全勝”[102]，不盡符合實際。從副將楊倫等人被擒，亦可看出明兵損失不小。清兵損失與明兵大致相當。六月十五日，皇太極從沈陽發(fā)來一萬兵馬增援；十七、十八日又“發(fā)披甲兵”，雖說是“發(fā)兵換班”，確“因杏山上陣損傷故”[103]。顯見清兵為迎護蒙古多羅特部民付出一定代價。
接著，在七月間，吳三桂又參加了兩次戰(zhàn)斗。
這時，皇太極正在積極謀劃攻取錦州，早在三月間，已采取第一個實際步驟，派遣濟爾哈朗與多鐸為左右翼主帥，率部進駐錦州北九十里的義州，作為清兵進取錦州的戰(zhàn)略基地。他們一面筑城，一面屯種；同時，不斷向錦州地區(qū)出擊，襲擾明寧遠、錦州駐兵。錦州地區(qū)的軍事形勢變得日益緊張起來。明朝的戰(zhàn)略家們對清兵意圖已有所察覺，崇禎指令遼東督撫與各鎮(zhèn)臣速籌應急方略。遼東新任巡撫丘民仰會同吳三桂、祖大壽、劉肇基等“昕夕商榷”，謀劃戰(zhàn)守之策。[104]薊遼總督洪承疇提出：“今日籌遼非徒言守，必守而兼戰(zhàn)，然后可以成其守；而戰(zhàn)又非浪戰(zhàn)，必正而出之以奇，然后可以守其戰(zhàn)?！?sup>[105]這就是，對付清兵不能單獨防守，要守戰(zhàn)兼顧，才能守得住；戰(zhàn)又不能總是正面交鋒，還要采取多種作戰(zhàn)方式，如奇襲、打埋伏等，才能見效。這一方略，成為明兵作戰(zhàn)的指導方針。
在這一方針指導下，明兵開始對清兵主動出擊，展開各種形式的進攻。七月八日夜，吳三桂指揮馬步兵五百自松山奇襲錦州附近的清兵鑲藍旗營地。清將貝子羅托等人倉皇率兵出營，雙方在黑暗中展開一場混戰(zhàn)。三桂的意圖，是對清兵進行騷擾。當大批清兵出動時，便急速引兵撤退。清將一時不知明兵究竟有多少，害怕誤中埋伏，不敢追趕。據(jù)清方報道：次日見戰(zhàn)場留下八具尸體，馬九匹。[106]又據(jù)吳三桂給朝廷的塘報稱：“賊于初八日夜被我襲擊，旋即移營。”[107]從雙方戰(zhàn)后報道可以看出，明兵與清兵傷亡很小，戰(zhàn)斗時間短促。如果三桂的報道屬實，清兵真的移營，那么，這次小股夜襲達到了目的。
繼八日夜突襲清軍之后，薊遼總督洪承疇會同三桂、東協(xié)總兵曹變蛟、援剿總兵左光先、遼東總兵劉肇基四鎮(zhèn)統(tǒng)帥共議，組織了一次對清兵的新的進攻。另調山海關總兵馬科率部助戰(zhàn)。清官方記載，明出動馬步兵四萬至杏山。[108]戰(zhàn)斗在松山與杏山之間展開。根據(jù)明清戰(zhàn)后的報告，我們可以窺見此次戰(zhàn)役的大致情況。
十日夜，三桂、曹變蛟等各挑選數(shù)十員勇將“帶領精銳馬兵”，進至離杏山城十里地方，在山洼地埋伏起來，并各派出哨探在周圍山上潛伏瞭望。
第二天（十一日）晨，三桂率領副將以下將官五十余員，“齊出杏山城，整列隊伍”，令騎兵居前，便于沖擊；步兵火器居后，以備堵?lián)簟Ｃ鞅Χ嗌?，未見記載，但從三桂親自出馬，將官如此之多，可以判斷明兵當在四五千人。這時，擔任偵察的大撥都司張成報告：清兵兩萬余騎從湯河子向西南奔來。三桂聞訊，即親統(tǒng)副將于永綬、張鑒等領騎兵飛馳至五道嶺，與先埋伏在這里的明兵會合，準備迎擊。清兵已發(fā)現(xiàn)明兵，便向五道嶺疾馳，直抵張官屯。[109]這支清軍由善戰(zhàn)的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和碩肅親王豪格、多羅饒余貝勒阿巴泰等統(tǒng)領，“蜂擁”般向明兵沖來。三桂一聲令下，以逸待勞的明兵吶喊著沖上去，“躍馬沖砍”。清兵退至夾馬山，各鎮(zhèn)官兵“飛馳夾擊”。三桂揮軍沖殺，兵士皆“膽勇倍奮，士氣益鼓”，又有炮火轟擊，槍箭交加，激戰(zhàn)數(shù)回合，清兵死傷甚多。吳軍為爭得功勞，紛紛下馬割死傷清兵的首級。三桂發(fā)現(xiàn)山頭還有大量清騎兵“密布”，料定是接應前軍的，他惟恐部屬忙于割首級誤事，下令：不許下馬，只以“惡砍”為功。鏖戰(zhàn)多時，清兵已感不支，逐漸敗下陣來。在山頭接應的清兵不敢出戰(zhàn)，急忙保護馱拉“死尸”，向北遁逃。在戰(zhàn)斗進行時，堅守錦州的副將祖大樂率數(shù)十員將官出錦州三十里，與三桂等四鎮(zhèn)兵匯合，以策應他們。因風沙蔽天，不便追剿，依次收兵，齊回杏山。此役明將士陣亡十一人，受輕重傷的，有六十五人，被射死的馬五十六匹。[110]清兵傷亡多少？明清官方皆不見載。多爾袞向皇太極隱瞞實況，只說：清兵“追至（杏山）城壕，掩殺之，獲馬七十匹”[111]。也不提明兵傷亡情況。顯見此次戰(zhàn)斗雖說規(guī)模大，而彼此傷亡并不重，都在一定程度上各自夸大本軍所取得的勝利。實際上，此戰(zhàn)為明諸鎮(zhèn)“合擊”，兵力占有明顯優(yōu)勢，“凡三戰(zhàn)，松山、杏山皆捷”。[112]經此打擊，清兵失利，“退屯義州”[113]。
崇禎十四年（1641）初，“自錦（州）城東、南、北三路，奴騎充斥，勢殊猖獗”[114]，逐漸形成對錦州的包圍之勢。明將官擔心錦州被圍，一旦缺糧，就無法堅守下去。眼下，運糧比增兵更為急需?？墒牵撠熯\糧各官“驚心奴儆”，不敢往錦、松、杏等前鋒三城運送，僅運至寧遠以西各城，致使寧遠西各城儲糧猛增至一萬石，前鋒錦州、松山、杏山三城各倉只存米二千石。[115]從朝廷到前線將士都為此萬分焦急。薊遼總督洪承疇與遼東巡撫丘民仰（于崇禎十三年三月擢升右僉都御史，代方一藻巡撫遼東，駐寧遠）、三桂等再三商酌，決定冒險向錦、松、杏三城運米，“以實根本”。正好趕上春節(jié)，他們便“以新年過節(jié)，出其不意”將糧運去。此項任務交由三桂完成。正月初二、初三兩天，以牛騾驢車三千四百輛，裝米一萬五千石。初六日，三桂親自“督運米車”出發(fā)。此計果然躲過清兵的監(jiān)視，于次日中午，順利到達錦州。當即卸車，至當天晚上二更時分全部卸完。八日，空車又安全地返回寧遠。此次運米，往返“并未遇警，絕無疏失”。至初九日，清兵才有覺察，出動兩萬余騎分為四股追擊，企圖奪糧，遭到沿途守護的明軍炮擊，一無所獲，“仍從原路北遁回營”。此次運糧成功，“俱蒙諸上臺籌畫周詳，而更蒙（吳）練鎮(zhèn)防護謹毖所致”[116]。
吳三桂冒險督運糧食，顯見他的膽略遠在眾將官之上。在人們視錦松等為險途而畏縮不前時，他卻敢于承擔責任，實心任事，一舉成功，因而受到朝廷和周圍將領的贊揚。由于錦州得到了給養(yǎng)的補充，更堅定了全城將士守城的信心，并長期堅持下去，雖被清兵圍困，亦毫無所懼，這與給養(yǎng)充足有直接關系。
自從三桂被提升總兵官以后，效力朝廷更倍于前，“忠可炙日，每逢大敵，身先士卒，剿殺虜級獨多”[117]。朝廷給予他的這幾句評語，不僅概略地反映了他在這一階段的軍事活動情況，而且把他的功績置于所有將官之上，也可看出他的地位明顯提高。朝廷表彰他勇敢殺敵，屢建戰(zhàn)功，但最根本的是贊揚他對朝廷表現(xiàn)出無限的忠心，夸為“忠可炙日”。三桂得到明廷的信任和器重，其父亦身居顯官，其親屬無不富貴，這自然使吳氏及與吳氏有血緣關系的宗族跟朝廷的利益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了。三桂當然明白，只有忠實于朝廷才能得到他追求的功名富貴。因此，他憑一股青年人的銳氣為朝廷效力，在他看來實屬天經地義。他在升任總兵官前前后后的表現(xiàn)，都說明他在為保衛(wèi)大明江山而戰(zhàn)斗。就個人而言，如同歷代那些有作為的青年人所懷有的志向一樣，他要建功立業(yè)，獲得他所追求的一切榮譽。這就是正在蓬勃向上，在前程似錦的道路上疾馳的吳三桂的基本思想。
四、松山之敗
崇禎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初，明清在遼西的交戰(zhàn)頻繁不歇，日趨激烈，終于導致明清興亡史上又一次大戰(zhàn)——松山決戰(zhàn)的爆發(fā)。
這次大戰(zhàn)，首先由清太宗皇太極發(fā)起。自從天啟初年袁崇煥構筑寧、錦防線，迫使清兵不得長驅直進，在大、小凌河之間徘徊不前長達十余年，嚴重阻礙了清朝同明朝的爭衡?；侍珮O曾屢次企圖打破明軍的防御，但沒有成功。他獲得的惟一戰(zhàn)果是在天聰五年（1631）圍攻下大凌河城（今遼寧凌海），便再沒有取得尺寸進展。錦州與寧遠這兩座如堅不可摧的堡壘橫亙在清軍通向山海關的遼西走廊的咽喉之地。這使皇太極喟然嘆息，而莫可奈何。但是，皇太極在其他戰(zhàn)線取得了巨大勝利，他東征朝鮮，使之臣服；西討強大的蒙古察哈爾部，使之俯首聽命?；侍珮O以十余年的奮戰(zhàn)使清軍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
明朝正遭遇“三百年來未有之饑荒，父子相食”[118]，民不聊生，鋌而走險，紛紛揭竿而起，匯入到農民戰(zhàn)爭的洪流之中。明朝被李自成、張獻忠等為領袖的農民軍打得焦頭爛額，難以喘息；在關外，清兵咄咄逼人的進攻使它陷入深深的困境，只有勉強掙扎，卻無還擊之力。龐然大物的明朝內外交困，一天天垮下去，迅速走向沒落，而整個形勢對清政權空前有利。清謀臣們不禁歡呼：“今四方咸歸，后患已絕，既無內顧之憂……試看南朝（指明）君臣將相，誰是敵手！”[119]這些話不無自我夸耀的成分。但總的來說，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形勢的明顯變化。
皇太極正確地估量了明清雙方的力量，選擇了一個恰當?shù)臅r機，決心打破明清在遼西的長期僵持狀態(tài)，對明的新的強大進攻就從首當其沖的錦州開始。崇德五年（崇禎十三年，1640）春，他采取第一個步驟，就是在義州筑城，屯田，積糧餉，作為向錦州進兵的基地，然后向錦州進逼。到崇德六年（崇禎十四年，1641）三月，清兵嚴密包圍了錦州，“填壕毀塹，聲援斷絕”[120]。
清兵進居義州，筑城屯田時，錦州告急，已引起明朝統(tǒng)治集團嚴重警惕，及至逐步逼錦、圍錦，他們不禁感到驚慌。這時，他們才看清對方的戰(zhàn)略意圖，不僅要奪得錦州，還要謀取戰(zhàn)略要地松山。有人指出：“松（山）城與錦（州）相隔十八里，奴賊離錦五六里下營，即近在松城左右，今錦城濠柵已成，奴眾精騎盡繞松城，勢雖困錦，實乃伺松。”[121]兵部認為，清兵此舉，“是又困大凌（河）故智也”，便緊急指令薊遼總督洪承疇“設計解圍”[122]。
崇禎十三年（1640）五月上旬，洪承疇奉命出山海關，駐寧遠，指揮各路兵馬援錦。三桂是援錦大將之一。洪承疇首先召集三桂和前屯衛(wèi)總兵王廷臣、玉田總兵曹變蛟、薊鎮(zhèn)總兵白廣恩，議破圍錦之敵。然后，洪承疇親至錦州外圍軍事要地松山，相度地勢，察看清軍態(tài)勢，感到明朝兵力尚嫌不足，請求增加兵力，應達十五萬。十二月，經閣臣會議，崇禎批準，同意增兵。于是，增調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密云總兵唐通、山海關總兵馬科等四員戰(zhàn)將，各率所部援錦。加上前四總兵，共為八鎮(zhèn)總兵，合兵力十萬、馬四萬、騾一萬。還不足十五萬之數(shù)，朝廷又做了番努力，最大限度續(xù)增至十三萬而止。令各鎮(zhèn)總兵“刻期出關”[123]，速會兵于寧遠。
吳三桂作為八大鎮(zhèn)將之一，應召率部參加援錦解圍。這八員大將，“僅白廣恩、馬科、吳三桂敢戰(zhàn)”[124]。論戰(zhàn)斗力，也以三桂的遼東兵為強悍善戰(zhàn)。他率兵兩萬，按自己獨特的治軍辦法進行組織：從中選出精銳騎兵一千，以五十騎為一隊，共分二十隊，每隊設一領騎官，計二十名。他把這二十名領騎官姓名分別書寫在二十只竹簽上，插在自己的靴筒上，遇到緊急情況，便信手從靴筒中取出一簽，呼叫某領騎官，該領騎官即統(tǒng)領本騎隊，跟隨他沖突決陣，“無往不利”[125]。的確，年僅二十九歲的吳三桂統(tǒng)率這支訓練有素的軍隊，稱得上明兵中一支精銳的部隊。難怪統(tǒng)帥洪承疇認定三桂與白廣恩、馬科三員勇將可獨當一面，其余五將只有合力，不宜單獨采取軍事行動。
崇禎十四年（1641）四月下旬，洪承疇揮師進至松山與杏山之間，除唐通，其余七鎮(zhèn)總兵各率部分路移軍至松山城附近的東西石門，皆照分定營次，分別旗色，擺開陣勢：在離松山南數(shù)里的地方，自南向北布列車、步、火器營，以騎兵組成兩翼：在西石門，吳三桂部居左翼之首，按順序，以下是王廷臣與楊國柱部；在東石門，曹變蛟部居右翼之首，以下則是白廣恩、馬科部。而王樸部居兩翼之間，與右翼相連接。
圍錦的清步兵已部署在錦州與松山之間的乳峰山上，占據(jù)著有利的地勢，而在東西石門屯聚精騎約兩萬，各埋伏于周圍待戰(zhàn)，其戰(zhàn)略意圖是，伏擊前頭增援的明兵。
四月二十五日，明清雙方在乳峰山上山下，東西石門處，展開了一場激戰(zhàn)。
明七鎮(zhèn)各挑選精銳步兵，攜弓箭、槍炮，分別從山下東西兩翼向山上的清兵發(fā)起進攻，山上的清軍居高下?lián)?。明“兵心甚壯”，冒著如雨點般的矢石奮勇登山進擊，搶占近臺高處，放炮張旗幟，大批明兵勇氣倍增，喊聲震天，拼命沖鋒，被圍在錦州城內的明兵聽到槍炮與吶喊聲，知道援兵已到，祖大壽即揮軍出城南門外，擺列營陣，與援兵遙相呼應，形成了內外夾擊清兵的態(tài)勢。當明兵搶上山與清步兵搏戰(zhàn)時，山下埋伏的清騎兵先自西石門沖出七八千，居左翼的三桂等率部迎戰(zhàn)，“鼓銳當先”，直沖十余次，“兵氣強勁”，陣斬清騎兵十人，挫敗了清騎兵的攻擊。它原欲以精銳騎兵將明兵陣勢沖垮，不料明“馬步官兵拒戰(zhàn)甚猛”，因而沒有得勢。在東石門，有明炮兵營，居東山險要處轟擊，有力地配合了步兵的進攻。[126]
清兵攻擊不成，便用牛車推運紅衣大炮三十門，從東西兩面向明兵轟擊，明兵炮營不甘示弱，奮力與之對射。戰(zhàn)斗持續(xù)到傍晚，清兵被迫退卻。清方承認此次戰(zhàn)斗“失利”。
這是松山決戰(zhàn)前的一次接觸戰(zhàn)。明七鎮(zhèn)出動兵員約六萬。又據(jù)明方報道，清騎兵兩萬，加上乳峰山上的步兵，總共約三萬余人，但雙方實際上投入的兵力并不多。故傷亡還不算嚴重。來自明兵前線的報告，說在陣上斬殺清兵首級只有二十人，還生擒一人。明傷亡頗重，據(jù)洪承疇統(tǒng)計：陣亡七百三十八人，不同程度的輕重傷員七百九十三人，被擊斃的馬騾達六百五十七匹。[127]清將濟爾哈朗稱斬首明兵兩千級[128]，與事實不盡相符。但明兵處于進攻一方，又是在山下“從下仰攻，最難著力”，同時還受清炮火攻擊，其傷亡肯定要大于清兵。
戰(zhàn)斗結束后，洪承疇將有功人員向朝廷呈報。他把吳三桂列為首功，稱頌說：“吳三桂英略獨擅，兩年來，以廉勇振飭遼兵，戰(zhàn)氣倍嘗，此番斬獲功多?！彼埱蠼o予加升一級。三桂此次斬首清兵十級，內有頭目一人，居各鎮(zhèn)第一，獲戰(zhàn)利品也不少。部下傷亡也比起其他各鎮(zhèn)較輕，計陣亡三十八人，重傷三十八人，輕傷四十八人，營馬被射斃較多，達一百三十四匹。比較之下，三桂戰(zhàn)功還是顯著的。[129]
松山東西石門之戰(zhàn)，明兵以較大的代價獲取小勝，并沒有達到解錦州之圍的目的。洪承疇意識到惡戰(zhàn)還在后頭，他向朝廷表示：“大敵在前，兵兇戰(zhàn)危，解圍救錦，時刻難緩，死者方埋，傷者未起。半月之內，即再督決戰(zhàn)，用紓錦州之急?！?sup>[130]
主帥洪承疇決心如此之大，可他所信賴的吳三桂竟在即將爆發(fā)的決戰(zhàn)中當了逃兵。
洪承疇原主“持久之策”，即“且戰(zhàn)且守”，穩(wěn)扎穩(wěn)打，拖住清兵，使其欲戰(zhàn)不能，糧餉不繼，逼它“自困”，然后明兵一鼓而擊敗。但主管軍事的兵部尚書陳新甲，以曠日持久，靡費糧餉為由，力主速戰(zhàn)速決，竟責備他出關“用師年余，費糧餉數(shù)十萬，而錦圍未解，內地又困”，怎能對得起皇上的信賴與朝中文武重望！[131]不僅如此，他還極力說服崇禎皇帝支持他的戰(zhàn)略，令洪承疇“刻期進兵”；同時，他又分任馬紹愉、張若麒為兵部職方主事、職方郎中，“出關贊畫”軍事，督促洪與清兵決戰(zhàn)。承疇無奈，被迫放棄自己的方略，于崇禎十四年（1641）七月二十六日正式誓師援錦，二十八日進兵，次日，抵松山城[132]，統(tǒng)八鎮(zhèn)大軍傾注于松山“孤危之地”[133]。自八月二日，洪承疇乘明兵銳氣，連連發(fā)動進攻。宣府總兵楊國柱戰(zhàn)死，以山西總兵李輔明代替。這些進攻雖然“未能奏凱”，已給清軍造成重大壓力，并使它在小規(guī)模的戰(zhàn)斗中失利。[134]戰(zhàn)場形勢的發(fā)展，一場空前規(guī)模的大戰(zhàn)迫在眉睫。
清太宗正為清軍連續(xù)受挫而焦急，及至得到洪承疇率大軍援錦的消息，心急如焚，便傾國中之兵，親臨前線指揮。疾馳六晝夜，于七月十九日到達松山附近的戚家堡。他察看地勢后，當機立斷，指揮精兵從王寶山、壯鎮(zhèn)臺、寨兒山、長嶺山、劉喜屯、向陰屯、灰窯山，至南?？谝痪€下營，并指令將士就地挖壕，僅一天工夫，就掘壕三重，每道壕深八尺，寬丈余，“斷絕松山要路”，頓時切斷了明軍餉道，將明八鎮(zhèn)兵圍于松山城附近。[135]清太宗為防明兵突圍逃脫，派兵圍杏山，使明潰兵不得入城。自塔山南至海邊，北至山嶺，以及寧遠北的連山，“一切去路，俱遣兵邀截，又分兵各路截守”[136]。清太宗這一番部署，已把明軍置于全殲的絕境。
洪承疇發(fā)現(xiàn)清兵掘壕斷餉道，頗感驚慌，當天（十九日）晚上，召集各鎮(zhèn)總兵官緊急會商破敵之策。最后，決定明天與清兵交戰(zhàn)，以突破其圍困。
二十日，各鎮(zhèn)兵一齊出動，與清兵大戰(zhàn)，激戰(zhàn)一天，勝負未分，明兵仍然沒有闖出包圍。
二十一日，各鎮(zhèn)步騎兵再次發(fā)動進攻。但是，清兵拼命攔截，明兵“終不能闖壕”[137]。
當時，明兵只攜三日行糧，眼見餉道被斷，糧食吃盡，人心惶惶。在這種緊迫的形勢下，洪承疇別無選擇，只有同清兵速戰(zhàn)，才能擺脫困境。八月二十一日晚，他召集八大將，決定作戰(zhàn)方略，要求他們：“各敕勵本部力斗，予身執(zhí)桴鼓以從事，解圍在此一舉?！钡T將憂慮糧餉不足，主張暫回寧遠補充給養(yǎng)，以圖再戰(zhàn)。議論紛紛，未有結果。兵部尚書陳新甲派來的心腹張若麒支持諸將回寧遠取糧餉的意見。這實際上是撤軍，“大敵當前，豈有退師就餉之理”！一下子便渙散了將士的斗志。洪承疇深知闖出包圍實非易事，但還是鼓勵說：“雖糧盡被圍，應明告吏卒：守亦死，不戰(zhàn)亦死，如戰(zhàn)或可死中求生，不佞決意孤注，明日望諸君悉力?！?sup>[138]
會議結束時，天已經黑了。洪承疇把諸將送走，各自回營作突圍的準備。
吳三桂頗有心術，回營即與將士商量突圍辦法。有一新降的蒙古人獻計說：“敵兵詭計極多，小路必嚴兵堵截，大路當設備稍寬，宜從大路?！笨磥磉@位久居清政權中的蒙古人十分熟悉清用兵的特點，這就是中國兵書上所說的：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人們一般心理，以為在大路上必設重兵，而小路不會設兵或少設兵。清太宗恰是利用人們的這一心理，反其道而行之，在不引人注意的小路或地方埋伏重兵。吳三桂做出了正確的判斷，用蒙古降人之計，決定從大路突圍。[139]正在這時，忽聽明兵各營人馬嘈雜，打破了夜空的沉寂，火把晃動，構成了零亂的顆顆光點。原來，怯懦的大同總兵王樸為保全性命，不顧軍令，回營便率本部人馬首先乘夜突圍逃跑。其他各鎮(zhèn)總兵官一看形勢不好，誰也不愿被消滅，惟恐落后，倉皇爭先拔營，頓時一片混亂。三桂既不想盡節(jié)，也不想束手待斃，一聽各營要逃，亦不怠慢，當即傳令本部人馬起行，直奔大路殺出。
清太宗料到明兵糧絕，很可能乘夜逃跑，早作了截擊的準備。黑夜中，明兵“且戰(zhàn)且闖，各兵散亂，黑夜難認”，不辨方向，互相擁擠，自相踐踏。當突進至壕邊，遭到嚴陣以待的清兵的迎頭截砍，死傷累累，而掉進壕塹里的不計其數(shù)。[140]大批明兵無法突圍，被壓縮到南海邊，適遇漲潮，都讓無情的潮水席卷而去。
吳三桂從大路殺出，直奔杏山城。果如所料，清太宗布置兵力，大都在小路邀集明兵，而大路兵力不多，只有他與文武隨從三四百人守衛(wèi)營帳。雖然盛設旌旗、帳幕，卻無重要將領。清太宗見吳兵來勢兇猛，無力狙截，下令說：“歸兵莫遇，縱之可也。”還贊嘆：“吳三桂果是漢子！得此人歸降，天下唾手可得矣?！?sup>[141]據(jù)清朝官方記載，清太宗埋伏在杏山路的兵，是蒙古固山額真庫魯克達爾漢阿賴和察哈爾毛海各率所部攔擊逃向杏山的明兵。命他們不許遠追。[142]清太宗任命的這兩員并不重要的將領和少量兵力不足以抵擋吳兵，三桂乘其虛，終于闖過攔擊，奔入杏山城。在逃跑中，自顧逃命，連印信也顧不得拿，為清軍所得，顯見驚慌到何等程度！[143]先逃的王樸也逃來此城。其他將領如唐通、馬科、白廣恩、李輔明等相繼逃出重圍。鼓吹決戰(zhàn)的張若麒等臨戰(zhàn)驚慌，逃至小凌河口，從海上駕舟逃向寧遠去了。曹變蛟、王廷臣突圍不成，退回松山城，與洪承疇固守。
清太宗繼續(xù)部署兵力聚殲明殘兵余眾。八月二十四日，他命內大臣宗室錫翰、國戚多爾濟兩員驍將率濟席哈、車爾布、巴蘭及精兵二百五十人、蒙古翁牛特、四子部落都爾拜率兵二百五十人，分別埋伏于杏山明兵逃走必經之地的高橋（錦州西南、屬凌海）大路和桑噶爾寨堡，另派甲喇率京隋蓀、格爾泰、郎球等戰(zhàn)將率三旗精銳護軍一百五十人協(xié)助堵截三桂兵。太宗所派滿蒙八旗兵數(shù)量不多，但皆多精銳，其將領也都是驍將，足以擊敗已成驚弓之鳥的明殘兵敗將。當天，杏山明兵一千人自城中逃出，遇到清伏兵，迎頭痛擊，明兵死傷甚多。太宗聞訊，親自趕到高橋東，指授方略。指示如明兵自杏山逃出，尾隨追擊，不得使明兵入城。為加強兵力，又派多羅貝勒羅洛宏、固山貝子博洛、內大臣圖爾格等以每旗精兵二十名及正白旗護軍、翁牛特兵、錫翰、多爾濟兵，統(tǒng)由善戰(zhàn)的名將多羅貝勒多鐸指揮，繼續(xù)設伏以待杏山明逃兵。
吳三桂、王樸已感到杏山岌岌可危，不宜久留，便于二十六日率部出城逃跑。埋伏杏山西的清兵立即迎戰(zhàn)，將明兵截入大路追擊。三桂與王樸“且戰(zhàn)且退”[144]，向高橋逃去。清將多鐸一聲號令，伏兵四起，迎面截住，而后面清兵緊追不舍。三桂、王樸與明兵手足無措，無心戀戰(zhàn)，急欲奪路逃跑。清兵奮力攻擊，明兵大敗，四處潰逃。清兵邊追邊攻擊，到傍晚，已將桑噶爾寨至海一線列兵固守，嚴密封鎖。三桂、王樸率殘部乘夜逃跑，兵士死傷殆盡，三桂與王樸以個人的高超的武功，拼著性命僥幸沖出重重堵截，僅以身免，逃到了寧遠。[145]據(jù)寧前道石鳳臺向朝廷密報：三桂的“兵丁尚多，還能整搠兵馬，誓拯封疆”[146]。
三桂等逃離杏山后，城里還有數(shù)千明兵，他們已成驚弓之鳥，或千人，或數(shù)百，或幾十人，分股逃竄，都被埋伏的清兵所殲滅。[147]
這次空前規(guī)模的大會戰(zhàn)，短短幾天，清兵大獲全勝，殲滅明兵五萬三千七百八十三人，獲馬七千四百四十余匹、駱駝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而被海水淹死的明兵“浮尸漂蕩，多如雁鶩”[148]。其余潰兵散勇，都逃向了寧遠，被三桂收留起來。由于明兵慘敗，松山、錦州、塔山、杏山四城連失，明遼東驍將祖大壽舉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銳，中國之糧芻，盡付一擲，竟莫能續(xù)御，而廟社以墟矣！”[149]此役之嚴重后果，已直接危及大明江山之安危。明朝連失關外四城，已使穩(wěn)固的寧錦防線處于瓦解之中。朝廷得此消息，“京師大震”。按例，朝廷要追究喪地之責。三桂同其他各鎮(zhèn)將不能逃脫責任。但出乎意料的是，大約在八月末，崇禎卻給三桂加升提督職銜，指示他“收殘轉敗”，把各鎮(zhèn)殘兵敗卒總歸三桂收拾集中，“上緊整頓，徐圖再舉”[150]。祖澤溥等“首請大彰法紀，以振肅將來”[151]。受到懲處的是王樸，以臨陣“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開庭審訊。這種不公平的處置引起朝廷輿論嘩然。御史郝晉發(fā)言：“六鎮(zhèn)（指已逃活命的馬科、李輔明、白廣恩、吳三桂、王樸、唐通。另二鎮(zhèn)總兵曹變蛟、王廷臣死守松山沒逃，后城破被殺）罪同，皆宜死?！彼J為，六鎮(zhèn)總兵都應按逃罪處死，而朝廷只問罪王樸，卻不追論其余五人之罪是不公平的。郝晉對此大為不滿，特別提到“三桂實遼左之將，不戰(zhàn)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書陳新甲復議，向崇禎提出處理意見：只斬王樸，勒令馬科立軍令狀，再有失誤必處死。三桂失地，也應斬首，但姑念其守寧遠有功，可與李輔明、白廣恩、唐通等貶秩，充為事官。[152]崇禎帝批準，于崇禎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五月十九日將王樸處決。[153]三桂僅受到降級處分，仍守寧遠。職方郎中張若麒受到朝野譴責，要求重處，遲至八月末逮捕處以死刑；十一月，兵部職方主事馬紹愉給予削籍的處分。[154]
吳三桂自投身行伍以來，一向以“敢戰(zhàn)”而著稱，他顯著的軍功和飛速晉升，已成為朝廷內外軍事上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晉升為總兵，獨掌一方帥印，已說明朝廷對他的器重。這次援錦他又是八大將之一，實為一員主將。照以往的表現(xiàn)，三桂必能沖鋒決戰(zhàn)，再立功勛。出人意料的是，在至關重要的闖圍戰(zhàn)斗中，他并沒有認真地進行拼戰(zhàn)廝殺，當王樸先逃時，他竟隨其后，逃之夭夭。他的決戰(zhàn)勇氣頓然消失，霎時，他對大明的忠心也不復存在。這一點，他連曹變蛟、王廷臣都不如。他們堅持與洪承疇同命運，沒有逃跑，與之同守孤城松山。三桂卻置他的老師洪承疇于不顧，自率所部揀大路先逃至杏山，再逃至寧遠。這究竟是什么原因？歷史沒有給我們留下可以說明其不可告人的內心的材料。但我們只能作出這樣的解釋，即三桂為保全自身性命，也為了保存他與父親辛苦積聚的軍事力量，不惜一逃。也就是說，他不愿在這次不能取得勝利的決戰(zhàn)中消耗或消滅自己的實力。在他的將士中，其骨干將士都是他的親丁家將充任的，這一部分人可以說是他的私人武裝力量。自明初以來，凡遼東將帥無不有自己的家丁任軍職。三桂自然不能例外。據(jù)其父吳襄說，他們父子有家丁將士三千余人。這些家丁都效命于吳家父子，聽其指揮。在戰(zhàn)斗的關鍵時刻，往往依賴他們出力。不用說，不論哪一位將帥都不會愿意自己的親丁家將被消滅。事實上，在松山大戰(zhàn)中，他的親丁家將保存獨多，就說明了這個問題。所以三桂“不戰(zhàn)而逃”，不會出于別的原因，只能是為保存實力而不惜一逃。他作為一個后起的軍閥，當然懂得掌握軍隊的重要性，否則，失去實力，也就失去了他力求保持的地位。
朝廷不追究他的死罪，予以寬大，絕不是隨意作出的，這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吳氏在遼東已占據(jù)要津，是地方的一大實力派。繼松山之敗，祖大壽降清，在這里除了吳氏父子已無更合適的人選為朝廷固守這塊殘土。顯然，朝廷不敢得罪吳氏，因吳氏父子尚有可利用的價值，朝廷中有吳氏的靠山，為其開脫，也不無作用。對比之下，王樸的地位，沒有吳三桂那么重要，他所得軍功不顯，名曰總兵，但在朝廷中并無實際影響。他在關系明朝危亡的松山決戰(zhàn)中，帶頭逃跑，攪亂軍心，以致各鎮(zhèn)將紛紛效尤。王樸的行徑惡劣，罪在不赦。按律處斬，人們無足惜。當然，也不能把所有敗將都處死。問題是，獨斬王樸，而其他各帥只給以降級的象征性處分，這就看出三桂等人與王樸在朝廷心目中的懸差的地位了。后來的事變，恰恰證明此次戰(zhàn)敗對三桂的前程絲毫沒有影響，相反，繼續(xù)得到晉升。
不管怎么說，吳三桂做了松山決戰(zhàn)的一員逃將。這在他為明效忠的歷史上是一頁并不光彩的記錄。也許因為這一逃，保全了身家性命與實力，歷史卻在不久的將來給了他一個機遇，使他成了明清興亡大事變中的舉世矚目的人物！
五、婉拒誘降
吳三桂先自松山，再自杏山，幾乎獨身一人逃歸寧遠，所部人馬損失殆盡，他也在所不惜了。朝廷對他仍給予信任和重用。他被提升提督后，授權寧遠遼兵和援兵都聽他調遣。對三桂來說，眼前最重要的是，搜集散亡，招募兵勇，重新集結兵力。至崇禎十五年（1642）初，三桂練兵已達一萬[155]，加上其他各鎮(zhèn)新練的兵，約是二萬五千之數(shù)[156]。崇禎指使他：“整練主官兵馬，既有頭緒，著□□枹沖鋒破壘，有進無退，糜堅不抗。立解久困之圍?！?sup>[157]崇禎把松山敗后解錦州、松山、塔山之圍的重任完全托付給吳三桂了，命令他“奇正互用，馬步各驅，勵必死之心，奮無前之氣，誓師進剿，擊惰搗虛，務期一鼓解圍。庶幾除兇雪恥”[158]。顯見，吳三桂這時已成為明在關外的惟一依靠了。而他依靠這支重新組織起來的軍隊，繼續(xù)堅守寧遠。
吳三桂自知犯有逃罪，也許出于贖罪之念，他在松山戰(zhàn)后的第二年，即崇禎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三月，松山剛破，便與另一逃將白廣恩等率兵四千，試圖組織一次進攻。他們進至塔山扎營。塔山已處在清軍的圍困之中，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至高橋，與清兵遭遇，但“不戰(zhàn)而退”[159]。三桂此次軍事行動，大抵是試探清軍虛實，并非是尋找清兵展開戰(zhàn)斗。
過了四天，三月八日，祖大壽在完全絕望的情況下，愿獻城投降。他向圍錦的清將諸王許下諾言：“我若歸順，寧遠亦可得也?！敝T王準降。于是，錦州經一年的圍困，終于不戰(zhàn)而克。錦州一破，“諸王議取寧遠之策，當乘大壽妻子尚未搬回，總兵吳三桂尚未交替之時，亟當前往”[160]。他們認為，吳三桂犯有逃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換，當乘其尚未撤換之時，利用祖大壽在寧遠的家屬與他的親屬關系，一舉奪取寧遠。但是，吳三桂并不想降。據(jù)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與多羅?？ね醵酄栃栕鄨螅核麄冊扇说綄庍h，想與祖大壽的兒子取得聯(lián)絡。守城官員知大壽已降，不許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對城上喊話，城上守官沒聽幾句，就不予理睬。此項取寧遠計劃遂告落空。[161]
松山、錦州相繼攻取，杏山、塔山日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轉向寧遠。此城距錦州僅兩百里，騎兵瞬間可至。寧遠原先有錦州及松山諸城作屏障，明兵進退自如。而此時，寧遠已直接暴露在強大的清兵面前，駐守此城的明朝官兵已失去安全感。明朝謀臣、統(tǒng)帥最擔心的是，清兵隨時可以直驅城下，以圍錦的戰(zhàn)術來圍寧遠。[162]
清朝內部確有人主張乘清兵大勝，迅速取寧遠。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理事官馬國柱、雷興等漢官向清太宗建議說：“今錦州既下，寧遠驚駭，山海潰亂，燕京震動，明總兵吳三桂以松、錦失守之故，既踏可殺之罪，今祖氏全歸，吳鎮(zhèn)自不能安，又必有脫死之術。祖氏之子婦在寧遠者，已心切來歸矣。況其為祖鎮(zhèn)之遺類，與其在門墻者，豈不畏死而求生乎！”因此，大軍當乘機臨于寧遠，“聲言吳兵所屬各官之罪，搖動其志”，必能得寧遠，“未必不如得松山后，即得錦州之速也”[163]。
盡管清朝中有此主張，明朝所擔心的事并沒有發(fā)生。因為清太宗還不打算乘勝加兵于寧遠，他以為處于驚慌失措中的寧遠明官兵無力抗拒清兵的攻擊，可以傳檄而定。他在處理錦州明官兵及家屬時，特別強調，凡在錦州的原屬寧遠等處的官員，一律“留養(yǎng)”保全，不得傷害。[164]看來，他要用招撫的政策，不動干戈地得到寧遠。同時，清太宗又派遣八旗兵屯駐于寧遠以西的大路，保持對吳三桂的軍事壓力。他指示在前線的諸王貝勒，說：“寧遠之人，若欲歸順，令我軍入城，必索城中大員為質，命我兵嚴守城門，然后可入，不然，恐墮其計?！?sup>[165]
時間一天天過去，已經到了四月，仍然看不出吳三桂投降的任何跡象。漢官張存仁再進取寧遠之策。這次，他不主張進兵寧遠，提出對寧遠采取和平攻勢，闡明政策，招之來歸。他說：“皇上宜頒敕諭于寧遠城中鎮(zhèn)將等官，開明松、錦生殺之理，順逆之端，誅留分別，一一詳示。吳三桂并非奇才良將，有不搖動其心者乎！”他憶及當年守大凌河城時，屢次讀到清太宗的招降信，促使守城的將官包括他本人無不“動念”，最后獻城投降。他認為這是一個成功的經驗，特提醒清太宗當乘“今之寧遠正在倉皇無措之際”，速給寧遠吳三桂等人寫信勸降，“仗我皇上之福，一紙賜書，勝于加兵數(shù)萬，人心動搖，勢如破竹，皇上乘機運策，因時速成”[166]。
清太宗接受了張存仁的建議，立即以他的名義，分別給寧遠吳三桂諸將及被圍的塔山、杏山官兵寫信招降。特派刑部啟心郎額爾格圖趕往前線，將他的信件交圍城的諸王貝勒，由他們傳送各處。
這是清太宗首次直接給吳三桂寫信，呼吁他認清形勢，乘時歸順。為了解清朝對吳三桂的政策，不妨將此信的內容引述如下：
大清國皇帝敕諭寧遠吳大將軍：
朕以大兵圍困松錦，松山副將夏承德先行納款，率眾來歸，故彼眷屬，并所部之人俱加留養(yǎng)，洪承疇亦留養(yǎng)之矣，其余抗命者盡行誅戮。惟祖大樂等，因系將軍之戚，姑留之。錦州祖大壽歸命，其眷屬部眾俱獲保全，此正大將軍趨吉避兇建功立業(yè)之秋也。倘狐疑未決，不速來歸，爾明國皇帝有不疑將軍而加之罪者乎？將軍果能乘機構會，決意來歸，則明哲之智，誠附之功，與迫而后歸之松錦諸臣，大相懸絕。將軍之親戚可以完聚，富貴可以長保矣。否則，將軍之全軍已為我所取，印信已為我所奪，松錦陷沒，坐視而不能救，種種罪愆，爾明國皇帝寧有輕恕將軍之理耶！
曩者祖大壽之在錦州也，爾明國皇帝每疑之而欲加以罪，然而終不能者，以其族黨甚強，且據(jù)錦州故耳。今將軍以孤立之身，負危疑之跡，豈能自保無虞！況爾明國，“流寇”轉熾，土宇凋殘，傾亡之象，將軍已目擊之。時勢若此，將軍雖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將軍不于此時幡然悔悟，決計歸順，勞我士兵，遲我時日，彼時雖降，亦不足重矣。今爾明國皇帝，雖遣使講和，其誠偽難知，成否亦未可必，而將軍親故，俱在于斯，歸我之念，誠宜早定。朕以真情反復開諭，將軍其詳慮而熟思之。
清太宗還給同守寧遠的白廣恩和柏副將各一封信，文字不長，中心內容與給吳三桂的信基本相同。他要求他們能“開導吳將軍”，“同心協(xié)謀，舉城歸順”，將給予優(yōu)厚待遇。[167]
緊接著，清太宗授意與吳三桂有親屬關系及個人交情最厚的人，都給他寫信，力促其歸降。吳三桂的摯友張存仁、其兄吳三鳳、舅父祖大壽、姨夫裴國珍、表兄胡弘先（為姨母表兄弟，皆系祖大壽外甥）等都“遵旨各遺三桂書一函”。限于篇幅，這些信的內容不便一一引述，全文詳見《清太宗實錄》卷六〇。我們還從其他記載中看到吳三桂的好友，如漢官鄧長春[168]、陳邦選、姜新等人[169]，也與張存仁等先后分別“致明寧遠總兵書”，不用說，他們也是“遵旨”而寫的。
以清太宗為首，動員這么多人給吳三桂寫信，確實構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攻勢。他們的信，都寫得很實際，都從個人的實際情況出發(f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明其利害，娓娓道來，不禁令人感動。
吳三桂讀到這些如雪片飛來的信，該作何感想呢？恐怕不會無動于衷吧！寫信的這些人，除清太宗外，都是他的至親好友，有的甚至是同他一起長大，因而最了解他，也能洞察他的思想活動，尤其是能體諒他此時的處境，他們的話，不能不引起他思想的起伏。首先，三桂的處境是他三十年來最困難的時刻。他真的陷入孤立和最危險的漩渦之中，他正處在十字路口，需要作出抉擇。他所依靠的與之有血緣關系的祖氏滿門，包括祖大壽等三個舅父，祖澤潤等十余個表兄弟皆降，還有他的哥哥、姨夫一家，以及共事多年互為依賴的好友都投入清政權，“俱臣服于此”，“明國豈有不疑”三桂？而他欲“洗骨肉之嫌疑”，實不可得。這就是，鑒于三桂的親屬皆降清，崇禎不會再信任他。主疑臣危，自古而然。其次，松山大戰(zhàn)時，三桂“在陣逃出，大兵盡喪，總督文武官俱陷”，三桂獨存，“罪將安歸”？不惟富貴不能“舉?！保B身家性命“又不知作何結局”。他們警告三桂，崇禎不會寬恕他臨陣逃跑的罪過的。第三，三桂在軍事上已遭慘重損失，現(xiàn)固守寧遠，勢單力孤，如清兵一旦兵臨城下，明朝無力援救，那時，或是被迫降，或是為明盡節(jié)而死，除此兩途無它。三桂的宗族親朋都認為不可取。正如清太宗所明告：歸降早，功最大，與迫于形勢而歸的松錦諸將官則待之完全不同。所有這些，三桂比誰都更清楚自己的目前處境，他從自己的親屬和好友在對方已得到的優(yōu)待，當然不會懷疑他們提出歸降條件的誠意。清太宗向他發(fā)出歸降的呼吁，的確選擇了一個恰當?shù)臅r機，殷切之意，不可謂不誠，替他剖析事理，不可謂不深，提出優(yōu)待條件，不可謂不厚。總之，這一切，都無可挑剔，具有很大的誘惑力。
然而，吳三桂對此毫無反應，這些信如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一點回響，這多少使人感到有點意外。三桂的親屬與至交都滿以為有把握的事，卻沒有出現(xiàn)，這不能不讓他們失望。
轉眼之間，夏去秋盡，已是崇德七年（1642）十月的初冬季節(jié)，清太宗和三桂的親屬好友的招降仍然沒有產生任何效果。三桂繼續(xù)保持沉默，不置一答。這時，清太宗以他的哥哥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又組織了一次對關內的遠征。[170]與此同時，他仍不放棄對吳三桂的爭取，再次給三桂發(fā)出了勸降信，寫道：
大清國皇帝敕諭寧遠城吳大將軍：
今者明祚衰微，將軍已洞悉矣。將軍與朕素無仇隙，而將軍之親屬俱在朕處，惟將軍相時度勢，早為之計可也。
清太宗這封信寫得簡短明確，實則是催促吳三桂盡速作出回答。他“又命總兵官祖大壽致書吳三桂”，希圖以吳三桂最依重和最信任的祖大壽來打動他。祖大壽立即寫信，并附上他自己常佩帶的小刀一口，作為信物，來取信于三桂。祖大壽的信是這樣寫的：
寧、錦間隔，不相通問者歲余矣。春時松山、錦州相繼失陷，以為老身必死無疑。不期大清皇帝仁圣，不但不加誅戮，反蒙加恩厚養(yǎng)。我祖氏一門，以及親戚屬員，皆沾渥澤，而洪（承疇）總督，朱糧廳輩，亦叨遇優(yōu)隆。自至沈陽以來，解衣推食，仆從田廬無所不備，我已得其所矣。幸賢甥勿以為慮，但未知故鄉(xiāng)光景如何耳。以愚度之，各鎮(zhèn)集兵來援遼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軍覆沒。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賢甥當世豪杰，豈智不及此耶！再觀大清規(guī)模形勢，將來必成大事。際此延攬之會，正豪杰擇主之時，若率城來歸，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貴，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親，故而披肝瀝膽，非為大清之說客耳。惟賢甥熟思之?；⒐前行〉兑槐?，是賢甥素常見者，故寄以取信。[171]
清太宗與祖大壽的信，送去寧遠，又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不久，十一月初，吳三桂以實際行動做了回答：這就是繼續(xù)與清軍對抗。據(jù)多羅豫郡王奏報：明寧遠總兵吳三桂率馬步兵出戰(zhàn)，清兵將其騎兵擊敗，獲馬七十二匹、甲三十七副、弓三十九張及其他少量軍用物品。[172]由此看來，三桂仍無降意。
崇德八年（崇禎十六年，1643）正月，祖大壽深感于清太宗的厚待，特上進取之策。他提出：宜先取關外五城（指寧遠、沙后所、中后所、前屯衛(wèi)、中前所諸城，今屬遼寧綏中與興城兩地）最為上策。他認為“彼（指明）已虛弱，燕京震動，關外驚惶，況吳（三桂）總兵罪重憂深，文武官屬，心皆恐怖，罔知所措”。應乘此時，“或收撫，或征討”。他特別提到：“先攻取中后所，收吳總兵家屬，吳襄必為之心動，吳三桂亦自然擾亂。”其余各城，“不勞而自動矣”，寧遠失去支持，更易攻取。[173]祖大壽這一建議的中心意思，還是著眼收降吳三桂。他在錦州投降時，曾許下說降三桂的諾言，至今未見實效。因此，他要清太宗出兵先攻三桂家所在的中后所城，取其家屬，逼迫三桂自動投清。但這一建議未能實施，而清太宗于半年后去世了。
就在祖大壽提出這一建議后的第八天，正月十九日，突然，接到吳三桂派一名叫索內的蒙古人給他送來的一封信。吳三桂終于回信，總算給了他舅父一點面子。祖大壽立即將信呈交清太宗御覽?？上В宄俜绞窌鴽]有把這封足以反映三桂思想的重要信件記錄下來。這也難怪，因為信是寫給祖大壽的，倘若寫給清太宗，很可能“實錄”于史書之中。盡管我們無從知道此信的內容，但從清太宗閱后給三桂的信中，多少可以窺見三桂的基本態(tài)度。清太宗的信一開頭便說：“爾遣使遺爾舅祖總兵書，朕已洞悉。將軍之心，猶豫未決。朕恐將軍失此機會，殊可惜耳?！?sup>[174]清太宗讀了信，概括三桂的態(tài)度是“猶豫未決”。這就是說，三桂已有降意，但尚未下定決心，還在考慮之中。三桂選擇這個時機給舅父祖大壽寫信，確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此時距明亡僅有年余，明已處在亡國的前夕。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軍正在蓬勃發(fā)展，矛頭所向，確指北京無疑。關外清兵正向山海關、進而向北京逼近。關內外這兩大軍事力量，不管他們的各自利益多么不同，而在實際上卻形成了對北京的夾擊之勢。明朝如一個垂危的病人，已失去任何自衛(wèi)的能力。等待它的只有滅亡！凡有識之士已看出明亡僅是時間問題。正如明末有人指出：“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決矣?！?sup>[175]以三桂之明哲，不會看不出這一險惡的形勢的。一年前，他拒不答復多方勸降信，表明他對明朝尚未喪失信心。而現(xiàn)在復信，至少反映他的信心開始動搖。他對降清一事“猶豫未決”，雖流露出一點降意，不過是為將來降清留下根據(jù)，把進退選擇的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究其本意，至少在眼前，他還不打算歸降，或者進一步說，他根本就沒有降清的想法。他不直接寫信給清太宗，對這位渴望招撫的皇帝一番好意不置一詞，就已清楚地說明他不想尊奉或不承認他是皇帝，只從親屬的關系上來答復舅父的勸說。他也明知此信一定會落在清太宗手中，因此以委婉的口氣透露自己左右為難的想法，明處是求得他們的理解，而實際是婉言謝絕勸降。清太宗在給他的復信中，又不厭其煩地闡述形勢，力勸盡早來歸。三桂不予理睬。此后，直至順治即位，還不斷招撫，也沒有使他改變主意。甚至他一度決定投降農民軍，而不投清朝。我們把這一系列的事聯(lián)系起來，就會明白，吳三桂確實與他人不同，他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就沒有降清的思想。
吳三桂為什么長期堅持不降清？史學界通常有一種幾乎固定的說法，認為三桂是“明朝統(tǒng)治集團中最反動、腐朽、頑固的階層的政治代表”，他沒有降清，據(jù)說“是純從個人利害考慮的”，如說他有龐大的家產，父子皆貴，居于優(yōu)越的地位，等等；他沒有公開降清，僅是“表面現(xiàn)象”，因而“迷惑了明朝統(tǒng)治集團中不少人，包括崇禎皇帝在內”[176]。這只是說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是不盡正確的一個方面。考察三桂的主導思想，還是“忠君”的思想制約著他的行動。我們看到，在明清長期交戰(zhàn)中，有大批明朝將官降清，基本有三種情況，一是戰(zhàn)敗被俘，如洪承疇；一是走投無路，被迫接受招撫，如祖大壽二度被圍，二度投降；三是受到明朝迫害，無法自存，轉而投清，謀求生路，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在險遭明朝謀害時，毅然歸降。除此，極少自動投順，特別是在明朝高級將吏中，更屬罕見。他們生活在封建禮儀之家，接受中國幾千年來的儒家思想教育，尤其是到了明代，思想統(tǒng)治更嚴于歷代，所受思想訓練亦更嚴格，他們重名節(jié)，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在朝為官，則把忠君視為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因此，明朝皇帝無論昏庸與否，也以忠心對“上”——皇帝。在同清的戰(zhàn)爭中，死節(jié)之士屢見不鮮，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投降。祖大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第一次被圍于大凌河，達數(shù)月之久，城里糧食吃盡了，殺馬吃；馬快吃完了，殺人吃，沒柴燒，以人尸骨代替。已到了如此悲慘的絕境，還是堅持下去。直到清太宗再三招撫，才被迫停止抵抗。他以智取錦州作脫身之計，重返明朝，又與清兵打了整整十年仗；最后他守錦州，第二次被圍，堅持了整整一年而后降。明朝將士這種頑強精神，清太宗十分欽敬。他認為，這都是讀書明理的結果，所以才以生命忠君不移。[177]明末人在論及明衰敗原因時，揭露其“失德”種種，但卻肯定其思想教育可取，說：“惟學校教養(yǎng)之澤，涵濡人心，四方忠義之士，捐軀斷痘，迄國亡之后猶不絕，此以見太祖法制之善，歷三百年而未敝也。”[178]可以說，明朝士大夫及將吏都受此“教養(yǎng)之澤”，以喪名節(jié)為恥。吳三桂同他們一樣，這一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雖然戰(zhàn)敗于松山，但仍然有寧遠，有軍隊，在這種情況下，他豈能輕易投降！中國向有輕“夷狄”的傳統(tǒng)大漢族主義思想，作為“天朝”的臣子，臣服于“夷人”，也為士大夫所不齒。要使他們放下架子，屈尊于“夷人”之下，一般來說，也是很難做到的。吳三桂的基本思想不會超出這個范疇的。他“忠君”的思想，較之已降的那些漢官，似可以說，更堅定些，這在以后的事變中一再表現(xiàn)出來。如果說，明未亡時，他尚有所恃，那么，當命他撤寧遠進京“勤王”時，他還沒有動搖；即使明亡時，他也沒有向清求降。他是清入關前明在遼東最后一個降清的人，僅以此而論，難道還不能說三桂“忠君”嗎？三桂少時就有“忠孝”之名，即忠君、孝父母，及長，他將此奉為至圣的準則。有父親在朝，他是不會違背“忠孝”而降清的。順治二年（1645）十一月，他在給世祖的奏疏中，公開說：“臣受前朝知遇最厚?！闭谜f明當時他恰恰是出于感恩圖報，決不肯叛明投清。[179]一句話，他在明清關系上，直至明亡，他是堅定地站在明朝一邊的。他給祖大壽的信，表現(xiàn)出“猶豫不決”，大抵是敷衍塞責，不好傷害舅父的苦心，并不說明實質問題。
朝廷對三桂和他父親深信不疑，可以說，與日俱增，恩澤深厚。崇禎對祖、吳兩家采取優(yōu)容厚待的政策，以兩家為撐持遼西危局的支柱，是明得以保持遼西這塊殘土和阻止清兵進關奪權的基本力量。崇禎明知祖大壽在后金圍大凌河城時已降清，故作不知，仍給以信任；祖大壽隨同袁崇煥入援京師，因袁被逮，大壽率眾嘩變，逃離北京返寧遠，崇禎亦不加罪。同樣，三桂父以先后援大凌河城和大同得罪而一度被削職，很快又恢復職務。三桂本人在松山逃脫，僅降級而已。清太宗和祖大壽、張存仁等人所寫信中一再警告他，崇禎不會輕饒其臨陣脫逃之罪的。這樣估計，一般說來，并不錯誤，但他們沒有想到崇禎為了全局的利益，對他會采取特殊的政策。這一政策的結果，不但穩(wěn)定了三桂，更使他堅定地站在明朝一邊。三桂自知逃罪之重，卻不叛明，亦說明他忠明之心不變。這種情況，到了崇禎十六年（崇德八年，1643）秋，清太宗去世，順治即位后，迅即奪取了中后、前屯、中前三城，惟寧遠孤存，處境更難于前，他仍然沒有改變自己忠明的立場。因此，用諸如財產多、在明地位高等原因來解釋三桂沒有降清，顯然是不全面的。事實上，三桂的家產大都在關外，父升官，在北京供職，那已經是很晚的事了，他在北京的時間很短，不會有更多的財產。至于地位，清太宗許諾的條件是“分茅裂土”，意即封王，恐怕比明朝給他的總兵官要高得多。伴隨而來的，財富也不會比明朝給得少。這些對三桂個人來說，是他思想考慮的因素，但主要的不在于此，實在是“忠孝”思想起主導作用，支配著他的行動。不這樣從具體人具體思想去分析問題，就會把極為復雜的思想活動簡單化，很難深刻地闡明歷史的真相。
六、贖買圓圓
在明清兩大勢力搏擊的舞臺上，有這樣一個女人，她，既不是戰(zhàn)場上的勇士，卻隨侍軍中，南北涉足；也不是政治角逐場上的能手，卻出入宮闈、王府，與皇帝、王爺、農民軍領袖有著錯綜紛出的聯(lián)系。她沒有參與1644年的偉大事變，卻是被卷入這一事變的巨大波濤中泛起的一朵浪花；她更不是明清交替這出悲壯的歷史活劇的主角，卻是一個其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從序幕到劇終，無不與她有著某種牽連。她，說到底，就是一位色藝傾城的絕代佳人。歷史的種種奇遇，把她這個小人物推上了政治舞臺，為明清之際的偉大悲劇抹上一層玫瑰色。
她的名字，叫陳圓圓。
吳三桂與陳圓圓的艷史，自然是他個人生活中的部分內容，似乎無足輕重。其實不然。因為這個女人，在1644年事變的關鍵時刻，對吳三桂的思想情緒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這個女人，又給李自成農民軍種下了一個小小的禍根。明清以來，多少史家，乃至文學之士，不惜筆墨，為之評論、歌詠，有關他們的故事，盛傳不衰。此時，當我們書寫吳三桂的個人歷史，他與圓圓的悲歡離合是不可或缺的，更不應輕視。
說起三桂和圓圓的結合，有著一段曲折而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歷。
崇禎十六年（1643）盛夏。
有一天，吳三桂正在當朝貴戚田弘遇府上做客，主人備佳肴盛饌，殷切款待。
三桂一直堅守寧遠，何以到京師，又何以有此閑情在田家做客？原來，還在上年秋，關外清太宗派他的七兄阿巴泰率大軍征明，一直深入到山東兗州等地，鐵騎踏遍河北、山東等地。至次年（崇禎十六年，1643）春，吳三桂奉命，迅即率部馳援京師。同他入援的，還有山海關總兵馬科、山東總兵劉澤清等數(shù)鎮(zhèn)兵馬。大學士周延儒督師，集結官兵，在螺山（懷柔區(qū)北）附近，同清兵展開激戰(zhàn)。大多將領不戰(zhàn)而逃，惟三桂、馬科所部敢戰(zhàn)，屢有斬獲。[180]五月十二日，崇禎指示兵部：“如各總兵入援，至近郊許陛見?！?sup>[181]
十五日，崇禎把入援的三桂、劉澤清、馬科等請入宮中，在武英殿設宴，慰勞他們。崇禎特別看重三桂，把他視為關外的保障，賞賜獨厚，賜上方劍，寄以重托。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詡也”[182]。
這時，清兵正從冷口北退，警報解除，三桂也不能久留京師，略事休息后，準備返寧遠。忽然，京城大富豪、皇親田弘遇請他到府上“觀家樂”。
田弘遇，原是山西人，曾在揚州任千總小官，娶揚州娼婦吳氏為妻，故又視為廣陵人（江蘇揚州），他的養(yǎng)女嫁給了崇禎為妃，稱皇貴妃，她“能書，最機警”，很受崇禎的寵愛。田弘遇從此身價十倍，官封右都督。因為他是皇親，人們習慣稱他為“田戚畹”。他仰仗女兒得寵，“竊弄威權”，京城里沒有一個人敢得罪他，敢怒不敢言，心里無不痛恨他。[183]他作為崇禎的寵臣，當然也最了解國勢已危急到何等地步！農民軍日益向京畿逼近，不能不引起他對自身安全與家室財富的憂慮。田貴妃已于崇禎十五年（1642）七月病逝，田弘遇失去內援，更感孤立。他看到三桂年輕有為，又受到皇帝的器重，便有心與之交結，欲把他當做自己的保護人。于是，就趁三桂進京陛見之機，請至府上，博取歡心。
吳三桂接到邀請，欣然前往。因為田弘遇如此有權勢，他能得到這位皇親的青睞，心里自是感到高興。再說，他長期生活在烽火連天的關外，趁此時在京之際，看看歌舞，聽幾支小曲，享受一點晏平之福，何樂而不往！
田弘遇親自降階躬迎，接入豪華的客廳，陳列各式珍饈，令人賞心悅目。他禮儀更周，顯得十分虔敬，頻頻讓酒。至酒興正濃時，田弘遇喚出本府一群歌妓，個個盛裝艷麗，如出水芙蓉，隨著悠揚的絲竹聲，三桂魂魄已被攝入仙境。在這群歌妓中，為首有一美女，天生麗質，穿著素淡，先自唱了起來，邊唱邊舞。其舞姿，體態(tài)輕盈，飄飄欲飛；其歌聲，音質清麗，恰似夜鶯啼鳴。三桂看得“神移心蕩”，忽對田弘遇說：“這位不就是人們說的圓圓嗎？真有傾城之色！”田弘遇聽到三桂夸他的歌妓，一時高興，命圓圓給他斟酒。三桂停酒，不住地顧盼。他在關外，無日不忙于軍務，或者打仗，整天聽到的是，軍中特有的金鼓及各式號角之聲；看到的是，千軍萬馬，山頭上報警的狼煙，除了帶給他激昂、準備廝殺的情緒以外，還能得到什么？但在這里，遠離戰(zhàn)場的京師繁華之地，一個有權勢的豪奢的府第，親眼看到了世上最美的女人，聽到了與軍號完全不同的江南靡靡之音，對他這位三十剛出頭的青年將軍來說，這也許是平生第一次吧！他大飽眼福，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滿足。
這個為首的最美的青年女子，正是陳圓圓[184]。
趁吳三桂開懷暢飲，我們就把陳圓圓的來歷作一交代。
陳圓圓，《明史》寫作“沅”，字畹芬[185]。
陳圓圓像
江蘇武進縣金牛里（即今奔牛鎮(zhèn)）人。她出生時間，史缺載，從她十八歲那年入籍梨園，可推知她約生于天啟（1621—1627）初年。家境貧寒，“父業(yè)驚閨，俗稱陳貨郎”[186]。父親操此小本經營，走街串巷，出屯入村，賣些針頭線腦之類，所得寥寥，勉強
口。這個行當，手搖鈴鼓，還須口唱，所以養(yǎng)成了喜歡音樂、好歌曲的嗜好。他還招來能唱歌的人與他同住，家里常有十數(shù)人，“日夜謳歌不輟”。本來掙錢不多，家里還常養(yǎng)這么多人，家境就更窘迫，以至家產破敗。也許因為圓圓生活在這樣的環(huán)境，受父好歌的熏染，后來她也很會唱歌。命運不幸，她為生活所迫，流落至蘇州，“賣身為妓”[187]。十八歲時，正當豆蔻年華，隸籍梨園。據(jù)當時看過她演戲的人說：“每一登場，花明雪艷，獨出冠時，觀者魂斷?！?sup>[188]圓圓色藝雙絕，“擅梨園之勝”[189]。她善唱弋陽腔，“演西廂，扮貼旦紅娘角色，體態(tài)輕靡，說白便巧，曲盡蕭寺當年情緒”[190]。更有的說：圓圓“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191]。她的色藝遠近聞名，被譽為蘇州名妓。當時，人們眾口一辭，無不說她長得美，壓倒群芳，有傾城之色。她的歌聲也超群逸眾，無與倫比。
自古紅顏多薄命。在人奴役人的封建時代，一個女子長得美，也會招來很多災禍。在天下所謂升平時，她們成了公子哥兒追逐的求歡對象，尤其是在兵荒馬亂之際，年輕女子的命運就更是朝不保夕。明末，黃河以北，長城內外，兵連禍結，連續(xù)不斷的戰(zhàn)爭把人們推入痛苦的深淵。而在長江以南，有天塹阻隔，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圓圓被當?shù)鼗ɑü赢斪鐾嫖?，供他們恣意取樂。更不幸的是，她在蘇州兩度遭人搶掠。一次是崇禎十四年（1640）秋，“竇霍豪家”企圖劫奪，她藏到別處而得脫。再一次是崇禎十五年（1642）春，遭人搶掠，掠奪者就是豪門大家田弘遇。
這年，田弘遇攜帶千人，去南海進香，沿途所經之地，非搶即奪，凡遇貨船客載，“擄掠一空”。還搶劫美女，只要聽說有點姿色，不論娼妓，必千方百計弄到手，甚至不惜施以暴力行搶。地方官吏懼其勢力，誰也“不敢詰問”[192]。田弘遇路經蘇州，派其心腹、爪牙到處搜求美女。圓圓聞訊，又躲藏起來。當?shù)匕傩占顺鰜肀Ｗo她。但田弘遇以權勢相威脅，又不惜千金賄買。地方吏民怕得罪這位權貴，遭其報復，便把圓圓交出。[193]據(jù)蘇州人鄒樞說，圓圓曾在他家多次演戲。而田弘遇索要她時，出了兩千金的高價，將錢付給了圓圓的母親，這才把圓圓帶到北京。與陳圓圓同被掠買的，還有名妓顧壽、楊宛等人[194]。據(jù)說，田弘遇將圓圓帶進宮中，準備進獻給崇禎。崇禎焦慮國事，無心眷顧，田弘遇便把圓圓領到自己府第，成了他寵愛的歌妓。正是：“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195]。
田弘遇擄掠歌舞女子，甚至不惜高價賄買，目的是用女色取悅崇禎，來鞏固自己的權力與地位。崇禎原很寵愛田妃，可是，其他權貴，如太監(jiān)曹化淳也從南方掠來不少美女，供崇禎玩樂。崇禎一時被女色迷住，十分寵愛，竟“累月未與（田）妃相見”[196]，田妃未免吃醋。田弘遇見自己的女兒失寵，也趁進香機會掠美女，以圖博取崇禎的歡心。不料，崇禎沒有收留，使田弘遇大為掃興。
這樣，圓圓就落于田弘遇家，為他歌舞，供其玩樂。為結交吳三桂，他又讓圓圓出面，輕歌曼舞，陪三桂飲酒，極力讓他高興。他已注意到三桂對圓圓目不轉睛，心中已明白了幾分。在談話間，三桂已流露出鐘情于圓圓的意思。田弘遇自思自己已年邁，不如贈三桂，以盡其拉攏之意。想到這，田弘遇即以圓圓慷慨相贈。三桂喜不自勝，得一美女，絕代佳人，是他人生一愿。他為實現(xiàn)此愿，禁不住喜形于色。不過，三桂也不想白要，他從崇禎所賞銀兩中拿出千金付給了田弘遇。至于圓圓，不用問，心里也很愿意。因為跟一個年邁的老人怎比得上同一個年輕有為的將軍在一起生活更合心意呢！雖然三桂已娶妻遼東人張氏[197]，而圓圓只能做他的侍妾，這對一個淪落風塵的青年女子來說，也是不易得的事。
吳三桂的家不在北京，其父尚未進京供職，一時無法迎娶，也不便帶到烽火連天的關外，于是就暫居在田弘遇家。正是：
許將戚里空侯伎，
等取將軍油壁車。[198]
既然田弘遇已經答應，就只等三桂用裝飾華美的油壁車來迎娶她了。
三桂得了圓圓，免不了產生某種眷戀之情。就在田家宴后，從關外不斷傳來警報，崇禎催促三桂從速離京。三桂不敢違，馳馬出京，又奔向寧遠戰(zhàn)地去了。他哪里會料到，此一去，竟是他與崇禎訣別，他所報效的大明政權一朝垮臺，而他的愛姬也因此遭到種種磨難。
《圓圓曲》有一段，形象地道出了他與圓圓的分別和圓圓的殷切期待：
白皙通侯最少年，
揀取花枝屢回顧。
早攜嬌鳥出樊籠，
待得銀河幾時度？
恨殺軍書底死催，
苦留后約將人誤。
長得臉面白凈、年少英俊，為明王朝立下了大功的三桂，他得到如花似玉的我，頻頻回顧，充滿無限依戀之情。盼望他快快把我這只關在籠子里的嬌鳥放出來，我們見時才能像牛郎織女那樣相會，在一起生活呢？令人煩惱的出征命令，狠命地催促你出征，盡管苦心留下了約言，豈不是誤了你我的人生！
詩意哀婉、凄切，幽怨重重，真實地再現(xiàn)了他們當時分別及別后的相互思念之情。[199]
七、孤守寧遠
松山決戰(zhàn)，皇太極揮師八旗勁旅，以摧枯拉朽之力，大敗明軍十三萬，連奪松山、錦州、杏山、塔山四城。城頭上原插明將的帥字旗，已被色彩鮮艷的“八旗”所取代。在城外，大道上，清巡邏、偵探、信使等騎兵，往來奔馳，馬項下的鐵鈴聲時遠時近，鐵蹄蕩起的塵埃，如陣陣迷霧，時散時聚……
早年，明統(tǒng)帥孫承宗、袁崇煥精心布置，堅持二十余年的寧（遠）錦（州）防線，以失錦州四城而告瓦解，作為這條防線的中樞一環(huán)，已不復存在。它孤零零地處于強大的清軍的直接威脅之下。離寧遠最近的塔山，相距不過百里，騎兵僅數(shù)小時可達。清軍進攻寧遠，隨時都會發(fā)生。清軍占領錦州四城，對明軍已無所顧忌，他們不但來往于四城之間，而且可以沿著大道，越寧遠城而西，直抵山海關前窺視。在山海關與寧遠之間，明還據(jù)有中后所、中前所、前屯衛(wèi)三城，城小，兵力單薄，已成驚弓之鳥，自顧不暇，對寧遠已無力護衛(wèi)。顯然，實際上寧遠已成了一座孤城。而清兵有錦州四城為根據(jù)地，進攻寧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變得有利。寧遠已處于清軍的控制之下。
寧遠城面臨著自天啟六年（1626）以來近二十年中最危險的局勢。
天啟六年那次，是努爾哈赤親自率領號稱“十三萬”大軍（實際為五六萬）將寧遠城團團包圍，努爾哈赤以必克之心，不惜一切代價欲攻占它。當時，關外明軍，除了袁崇煥獨守孤城寧遠，已全部撤到山海關。就在這孤立無援、聽任后金兵圍攻的危機情況下，袁崇煥率軍民頂住了它的猛烈攻擊。努爾哈赤損兵折將，無可奈何，只得悻悻而去。寧遠轉危為安。
寧遠遭到第二次危險，是在努爾哈赤敗退不久，僅隔一年多，天啟七年（后金天聰元年，1627）夏，努爾哈赤已去世，他的第八子皇太極繼承汗位，為報其父寧遠城下之恥，親率大軍先攻錦州，再攻寧遠。這次與前次不同的是，明軍又返回到關外已棄城鎮(zhèn)，筑城布防，特別是又有錦州作為寧遠之屏障，而它本身又加強了自己的防御能力，明軍自是有恃無恐，頑強抵抗，繼續(xù)發(fā)揮憑堅城、用大炮的戰(zhàn)術威力，很輕易地擊敗了皇太極發(fā)動的一次又一次的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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