窺海集

你的眼力達不到對岸連天上、地下都不能分辨就好像掛在天空的中央或者是浮在碧藍的深淵——密茨凱維支家譜中的臆造和偽冒

中國的家譜、族譜是合書、圖、史、表為一體的記載中國古代宗法社會中各家族發(fā)展史的寶貴文獻，其中保存了不少政治、經(jīng)濟、宗教、文學(xué)、風(fēng)俗、人口方面的史料。近年來，岳飛、施耐庵、洪秀全、張竹坡等著名歷史人物家譜的發(fā)現(xiàn)，為研究歷史、文學(xué)提供了珍貴的資料。作為中國古代典籍一個獨特的部分，家譜的文獻價值正日益受到學(xué)界的重視。專門從事譜牒學(xué)研究的學(xué)者已撰文論述這一點。但有一個問題似乎還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家譜是宗法氏族社會的產(chǎn)物，其編纂每因某些人為因素的干預(yù)而喪失歷史記述的純潔性，從而留下大量偽造的和被篡改的家族史。

通常情況下，修譜總是由族中最有勢力的人物來主持的，每一次修譜的主旨都體現(xiàn)了修譜人的要求，他的支系在譜中的位置、所占的比重必然要被強調(diào)、被突出。因此，歷次的修譜客觀上就成為家族勢力關(guān)系的重新確認，像劉勰說的，“勛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嗤埋”(《文心雕龍·史傳》)。這意味著家譜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宗族的權(quán)力話語。鑒于這層原因，修譜有個規(guī)矩，就是新譜修成，舊譜必須毀去?，F(xiàn)存家譜中，很少見到同一家譜的不同版本，就是這個道理。這是家族內(nèi)部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造成的譜系失真狀況，而更為常見的則是臆造宗系，攀附名人。

宋濂《嚴陵汪氏家譜序》云：“譜者，記其名以傳，不亡其先之義也?！币虼送蹶柮鳌吨匦匏稳妩S文肅公家譜序》說：“有征而不書，則為棄其祖；無征而書之，則為誣其祖。兢兢焉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征，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秉S庭堅族譜，七世以上遠不可知者，一概略而不書，這是很謹慎的例子。但很多家譜并非如此。唐代顏師古就曾感嘆，家譜之偽濫不可據(jù)信，其來已久。清人李慎儒《鴻軒隨筆》卷三有“補撰家諱”條，云：“《梁書》載侯景僣位，當(dāng)立七廟，祖以上諱不復(fù)記憶，王偉為制其名位，后世以為笑?！端问贰份d劉廷翰官貴，當(dāng)封三代，大父以上忘其家諱，太宗為撰名，親書賜之，后世以為榮。美惡不嫌同辭，因乎其人而已?！妒畤呵铩罚耗咸铺胬顣N，欲祖吳王恪。有司議以恪孫祎有功，祎子峴為宰相，遂祖恪。自峴至父榮五世，榮父志，志父超，超早卒，志為徐州判官，卒官。其名率皆有司所撰，蓋假托唐室宗支，以見得統(tǒng)之正也。”這都可以證實，顏師古的感嘆確非無的放矢。

侯景本為鮮卑化羯人，出身低賤，不知祖先名諱，這屬于特殊的例子。六朝門閥甚嚴，譜牒之學(xué)最盛，寒族攀附門閥根本無望，更不要說偽冒宗系了。經(jīng)隋唐間戰(zhàn)亂，士族遷徙，譜牒淪亡，姓氏遂亂，崔姓必稱博陵，韋姓必稱京兆，李姓必稱趙郡，張姓必稱清河。宋以后竟有冒稱林和靖、包孝肅后人的笑話。而修譜者不悉世系，更只能杜撰世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所藏《歸衡軒詩集》稿本，有《吳江宗人與京刻新譜見寄余因持昆山舊譜往訪之有贈三首》，其三曰：“太仆當(dāng)年修譜慎，止詳近世闕其余。子虛無是今淆亂，怪殺吾宗不讀書!”自注：“近有子京者妄以宋朝無稽姓名混入，幸未流傳耳?！边@便是明代修譜杜撰祖先名諱的例子。耐人尋味的是，歸莊將這種荒唐行為歸結(jié)于后人不讀書。這是很有道理的，我便遇到過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早年我研究唐代詩人戴叔倫，權(quán)德輿《戴公墓志銘》(四部叢刊本《權(quán)載之文集》卷二四)敘其世系曰：“其先在宋為公族，于漢為儒宗。東漢則有司徒涉，西晉則有司農(nóng)遁(原本作逵，誤)。遁后南渡，始居丹徒。八葉至宋臨湘侯明寶，明寶曾孫梁左丞暠。暠玄孫皇德州司士好問，公之曾王父也。王父修譽，父慎用。”這里所提到的先人，包括了正史有傳的大部分戴姓名人，其可靠程度已不免令人懷疑。好在戴氏六朝時即有宗譜，戴叔倫本人也編過族譜，我們姑且還可以相信其來有據(jù)。而后世的戴氏宗譜就編得十分離譜了。民國十六年(1917)刊《重修戴氏宗譜》是奉戴叔倫為始祖的金沙戴氏族譜，不僅補上漢到六朝時期的許多著名人物為祖先，還補出了叔倫前的名臣戴至德、叔倫后的名詩人戴復(fù)古?！杜f唐書·戴胄傳》稱胄相州人，無子，以兄子至德為后。史載戴明寶為佞臣，權(quán)德輿都未隱其名，如果戴叔倫先世有戴胄這么一位名臣，權(quán)德輿決不會不提到的。戴復(fù)古則是浙江天臺人，也不知什么緣故成為戴叔倫的后裔。此外，還有一種光緒七年(1881)刊《新安戴氏支譜》，就更令人驚奇了。它列出了微子九世孫宋戴公以降，到戴喈安七十代祖先的世系名諱，一代不缺。我在北京圖書館初看到此譜，很是興奮，以為發(fā)掘到珍貴史料。但一翻閱，不覺啞然失笑。它所列戴氏入唐后的世系是：胄—至德(至圣)—洪正—休顏—翔—存理—慎德(慎禮、慎仁)—叔倫(簡、通)，全與戴叔倫墓志銘不符。再看戴遁祖名封、父名荊，也與《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戴氏譜》所載遁祖碩、父綏不合，必出于臆造無疑。這個世系表據(jù)說錄自鈔本“休寧舊譜”，淵源何自不詳，但其編者也太不學(xué)無術(shù)了，連《世說新語》都不熟悉，一味向壁虛構(gòu)，結(jié)果明白留下作偽的痕跡!如果他能用上劉孝標所引的材料，補上幾代祖先名諱，該世系就會顯得可信得多。明清兩代許多家族都請著名學(xué)者來主持修譜，應(yīng)該避免了不少類似的荒唐記載。學(xué)者起碼可以像修史一樣，以考證功夫來彌補文獻的不足征。但要不攀附名人，終究是不可能的。

戴姓自漢戴德、戴圣以來，歷代多有名人，畢竟是個望族。那些無名人可稱的寒族小姓，一旦發(fā)跡而要修譜，又想自大其宗族由來，就只能攀附名人。陸云錦《芝庵雜記》卷三“通譜”條引《菽園雜記》云：“今世富家有起自微寒者，往往依附名族，誣人以及其子孫，而不知迕理忘親，其犯不韙甚矣。吳中此風(fēng)尤甚，如太倉有孔淵字世升者，孔子五十三世孫，(中略)子克讓、孫士學(xué)皆能世其業(yè)。士學(xué)家甚貧，常州某縣一富家欲求同譜，士學(xué)力拒之。歿后無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譜去。以此觀之，則圣賢之后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蔽以婑R星翼《東泉詩話》卷一記鄒縣孟氏譜載孟浩然子云卿、庭玢，庭玢子郊，這也未免太貪心了，幾乎要將唐代姓孟的詩人悉數(shù)網(wǎng)羅到他家去。宋濂《題壽昌胡氏譜后》云：“族之有譜，所以紀所自出，實則為尊祖，偽則為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wù)華而衒博。或妄為字名，加于千載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它郡異族之貴顯者，以為觀美。其心非不以為智，卒陷于至愚而弗悟也?！边@種被王陽明斥為“誣其祖”的行徑，后代修譜中在在多有。我們在使用家譜材料時，絕對要審慎地檢驗其可信度，不能輕易地相信其中的記載和保留的文獻。

1993.6

2009.7修訂政治恐怖下的生存策略——漫話阮籍的詩與酒

阮籍(210—263)是歷史上少有的奇人之一，在專門記載中古人物軼事的《世說新語》一書中，阮籍的故事占了最醒目的位置，而且多收錄在帶有負面色彩的欄目像《簡傲》、《任誕》中。將這些佚事略一匯集，當(dāng)時人眼中的阮籍形象就立體地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

首先，阮籍是個嗜酒的人，酒在他的生活中占有異常重要的位置，仿佛他的全部生活都圍繞著飲酒而展開：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shù)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他好像沒有什么生活目標，做什么官、任什么職都無所謂，只有酒是他全部興趣所在。他內(nèi)心有巨大的抑郁，要靠酒來化解，這一點他的朋友們都看得很清楚。

其次，無論在什么場合，阮籍都按自己的方式我行我素，毫不在乎別人的感覺：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晉文公就是路人皆知其心的司馬昭，從歷史記載看，他似乎秉承了父親司馬懿謹慎而有涵養(yǎng)的品性。楊修如果為他做事，或許就不會被殺掉。也正因為如此，阮籍沒有成為第二個楊修。在一般朋友間，阮籍更是率心而行，不講常禮。有一次年輕后生王戎來訪，正好劉公榮在座，阮籍對王戎說：“正好有二斗美酒，我同你喝，公榮就算了。”兩人交觴酬酢，公榮一杯也喝不到，但三人談笑自若，盡歡而散。有人問阮籍為什么不讓公榮喝酒，阮籍答道：“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边@就是他的待客之道，而周圍的人似乎也能理解和接受。他不給劉公榮喝酒，劉無所謂，照樣安坐談笑，歡洽無間。

再者，阮籍根本無視世俗的禮法，行為率意，有時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他在司馬昭座席間，不僅平時酣放自若，而且居母喪時也依然故我，照常吃酒肉。司隸何曾也在座，說：“明公正提倡孝道，阮籍居喪母，竟公然在您宴席上喝酒吃肉，應(yīng)該將他流放海外，以正風(fēng)教?！彼抉R昭說：“嗣宗毀頓如此，你不能分憂，還說什么呢？況且，有病在身喝酒吃肉，不是喪禮允許的么!”阮籍好像沒聽到，飲啖不停，神色自若。

阮籍墓

居母喪不是因為健康原因(古喪禮允許健康狀況不好時食肉)而飲酒食肉，確是很過分的行為，雖然司馬昭曲為回護，但阮籍本人恐怕是完全沒有任何禮法意識的。那么我們不禁要問，阮籍難道是全無心肝的人么，喪母就毫不悲痛？還是看看這段記載吧：

阮籍當(dāng)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后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

看來，阮籍有他自己表達情感的方式：接受朋友吊唁時不哭，直到母親下葬臨訣之際，所有的絕望和悲傷都在那一聲“窮矣”的慟號中傾瀉出來，以致吐血哀毀。這完全是一種欲壓抑、疏導(dǎo)而不能，最終不得不以更劇烈的形態(tài)爆發(fā)出來的悲傷，因此有著遠過于通常情感表達的強度和自我消耗的意味。明白這一點，就不難理解何以他自己如此放達，卻不許兒子從而仿效：“阮渾長成，風(fēng)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yù)之，卿不得復(fù)爾。’”這一意味深長的記載暗示了他內(nèi)心深處對自己行為的否定。也就是說，他的行為是出于迫不得已的一種無奈選擇而非本性自然，就像精神苦悶者吸食毒品，雖然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卻決不愿子女步其后塵。由此透視當(dāng)時的士人心態(tài)，就不難把握魏晉之際的時代精神，理解其風(fēng)流放達背后的悲患隱憂。

阮籍對待女性的態(tài)度也很驚世駭俗，禮教規(guī)定“叔嫂不通問”，但阮籍嫂子要還家時，阮籍去送別。有人以此相譏諷，阮籍說：“禮教豈是為我輩設(shè)的？”他鄰居有家酒店，老板娘頗有姿色，阮籍與朋友經(jīng)常在那兒喝酒，醉了便睡在老板娘旁邊。店主開始頗疑心，伺察再三，發(fā)現(xiàn)阮籍從來沒有異常舉止。當(dāng)時有一位名士裴楷之說：“阮籍是方外之人，不崇禮制；我輩是世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嘆為各得其所。這說明當(dāng)時的社會還是相當(dāng)寬容的，有一個承認和容忍名士們的放達行為的輿論空間。名士們既以方外之人自處，社會便不再以世俗禮法約束和要求他們，甚至還認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是“達生”，即看透了人生的道理。名士王孝伯有句名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边@是放達語，也是激憤語，更是絕望語，同時映照出他們表面的沉醉放達與內(nèi)心的清醒隱憂難以調(diào)和的精神世界的兩面，讓我們體會到那放浪背后的深沉痛苦。

阮籍少有大志，常傲然有不可一世之概?！稌x書》本傳載：“嘗登廣武，觀楚、漢爭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钡@種豪氣隨著他年齒漸長，經(jīng)歷漫長的黑暗世道而日漸消磨。從黃初元年(220)曹丕誅丁儀、丁廙兄弟，到景元三年(262)司馬昭殺嵇康、呂安。四十年間接連發(fā)生的一連串血腥殺戮，一次又一次地重演著可怕的夢魘，讓包括阮籍在內(nèi)的士大夫群體不能不對政治的變幻無常感到莫名的恐懼。

對《世說新語》所載的許多故事細加玩味，能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那個時代的生存環(huán)境。比如《言語》篇載：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這就是常言說的“易卻偽君子，難對真小人”的道理。刀架在脖子上，還有什么逶迤周旋的余地？所以阮籍只有以酣醉來逃避那些他不愿面對的人、不愿面對的事。

《晉書》本傳又說：“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彼蛔砹?，以拒絕司馬昭為子求婚。然而即便在醉中，他也是半睜著眼的。因為他清楚，真正要命的事，即便酣醉也躲不過。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司馬昭進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完成了“禪讓”的準備。而最后勸說司馬昭接受殊禮的《為鄭沖勸晉王箋》，便是阮籍的手筆，現(xiàn)在還保存在《昭明文選》中?！妒勒f新語·文學(xué)》敘述阮籍寫勸進箋的過程是極富戲劇性的，魏國封司馬昭為公，備禮九錫，司馬假意辭讓不受。文武官員都往其宅敦勸，司空鄭沖遣人找阮籍求勸進文。阮籍正醉臥袁孝尼家，被人扶起，隨手書之，文不加點，時人以為神筆。明白了阮籍的心境，這則記載就可以當(dāng)作他深謀遠慮的機智故事來讀：魏賜司馬昭九錫是遲早的事，而以阮籍的地位和文才，勸進文的手筆又非他莫屬，他自然冀望以大醉躲過，但又清楚多半是躲不過的，因此作了最壞的準備，以至鄭沖使至?xí)r能扶醉寫出宿構(gòu)的“神筆”，無所點定。

這么說不免有些煞風(fēng)景，抹殺了阮籍的才華和生平行事的奇特性。但參照當(dāng)時的歷史記載，卻絕對是順理成章的。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提道：“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晉書·阮籍傳》也說他“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于色”。他的謹慎，甚至連司馬昭都很贊賞，說：“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當(dāng)時鐘會常以時事相咨詢，企圖套他的話來羅織罪名，但阮籍都以酣醉應(yīng)付過去。

不過智者千慮，難免一失。阮籍盡管吐辭至慎，偶然也有失言的時候?！稌x書》本傳載：

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北娔藧偡?。

這是極危險的一次失誤，若非阮籍機智辯給，恐怕難逃一劫。有關(guān)阮籍與司馬氏政權(quán)的關(guān)系，一向有不同說法，但只要設(shè)身處地體會一下阮籍的險境和苦心，我們就只能說他是在最險惡的政治環(huán)境中選擇了最低限度的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由于總是處在這種臨深履薄、禍機莫測的兇險環(huán)境中，因此過度謹慎的壓抑只能通過異常的行為方式來宣泄，據(jù)說他“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李善《文選注》論及阮籍《詠懷》詩，說阮籍身仕亂朝，?？质苤r遇禍，因此詩中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推測其意旨。今存八十二首《詠懷》中，除少數(shù)諷世之作，多數(shù)篇章都是以自我為本位，表達作者對人生之不圓滿的體驗。由于一概抽掉現(xiàn)實的政治、社會背景，就使得詩中的抒情主人公“我”與真實的自我拉開了距離，而詩中傳達的內(nèi)容也就被抽象為一般的人生經(jīng)驗，雖感觸萬端，但要之不出對生命不幸的體認及由此引發(fā)的感傷。

說到底，阮籍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太清醒，這一點他自己也很清楚：“有悲則有情，無情亦無悲。茍非嬰網(wǎng)罟，何必萬里畿？”同為“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曾說：“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正因為有情，便難以忘我遺世，這是所有問題的關(guān)鍵，而且靠自我意志絕對無法解決。于是阮籍只能借酒逃世，沉酣于醉忘境界。后人不能體會阮籍所處的環(huán)境之險惡，難免會批評、貶斥他放浪形骸的頹廢作風(fēng)，比如哲學(xué)家王夫之。但好在阮籍的苦心后人多半還是能理解的，清代學(xué)者焦袁熹曾有一段議論，見識最為精到：

國初天兵至我郡，一卒遇一婦人，以刃脅之。此婦既懼死，又不肯從順，旁有糞坑極深，即投之，裁露其面，此卒乃舍之去，志與身竟得兩全焉。在尋常時過之恐不速，近之若將凂者，糞坑也。此婦豈異于人哉？今而若是焉，何哉？所惡者小，所欲者大也。正使不獲免，求免之路舍是焉則無之矣。謂此婦非智可不可也？吾以是觀阮籍諸人處魏晉之際，豈不亦由是道乎？

(唐)孫位繪《竹林七賢圖》(局部)

為免受污而先自污，確實就是阮籍希求全生于亂世的策略。他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實在有著社會現(xiàn)實和思想背景兩方面的原因。諸多名士罹禍遭戮的殷鑒在前，他要想躲避司馬氏的網(wǎng)羅，只有這一條路可走。聯(lián)系《世說新語》那些記載來看，阮籍可以說就是一個借助于酒精來逃避人生苦難的遁世者。

我初讀《詠懷》詩，有一點深感不解：其中竟絕口不提他日常借以遁世的酒!雖然這頗符合他拉開抒情主人公“我”與真實自我距離的表現(xiàn)方式，但比起后來高唱出世情懷的詩人，如陶淵明、王績、李白的言不離酒來，終究有些奇怪。后來我終于想通了，飲酒于阮籍既屬于對人生苦難的逃避，就必不是快樂的行為。在飲酒中忘卻痛苦，也就意味著憂生之嗟的消解，套用他的詩來說，就是“既得忘我意，乃知嘿自遺”。只有從酒精的麻痹中醒來，憂生之嗟重又占據(jù)胸臆，才一度一度泛濫于詩歌。而此刻，鎮(zhèn)痛作用既已失效，作為麻醉劑的酒精便不再有意義，詩人也就懶得提它了。這不是很自然的么？

由此我忽然解悟，成天將飲酒掛在嘴邊、寫進詩里的五柳先生陶淵明、詩仙李太白，其實都清醒得很哩，或者說他們的痛苦還遠不到阮籍那種不可克服的程度。是啊，為五斗米折腰于督郵，為皇帝寫寫歌詞，比起殺身之禍、室家性命之危，又算得了什么呢!那種“借酒澆愁愁更愁”的熱烈言說，適足表明那愁之輕漫，尚可作審美的玩味；若真正痛苦到阮籍的地步，那就真的“但愿長醉不復(fù)醒”，也就沒有關(guān)于酒的閑話了。

2009.12關(guān)于《詩家一指》與《二十四詩品》

1994年新昌唐代文學(xué)研討會上，陳尚君、汪涌豪兩位發(fā)表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論斷：歷來被視為唐代詩學(xué)最重要成果之一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不是司空圖的作品，而是明代景泰間懷悅所作，在明末被偽托于司空圖名下。盡管在會上這個問題沒能得到討論，但它立刻就在學(xué)術(shù)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兩位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zhèn)巍?以下簡稱《辨?zhèn)巍?的詳盡考證表明，他們的考辨是嚴謹而有說服力的，無論在文獻的取證還是在結(jié)論的推斷上都顯示出嚴肅的態(tài)度和科學(xué)的工作方法。但是，由于問題本身的復(fù)雜與涉及文獻的廣泛，有關(guān)問題與結(jié)論還有待進一步推考。

我的看法，首先，《二十四詩品》不是司空圖作，除了《辨?zhèn)巍匪e的證據(jù)外，還可以再補劉躍進兄見告的一個論據(jù)：王應(yīng)麟《小學(xué)紺珠》未收二十四詩品一條。我覺得這是一條有力的論據(jù)。《小學(xué)紺珠》列舉有關(guān)詩的名詞，有“六詩”、“六義”、“四始”、“四詩”、“九引”、“十二操”、“詩八病”、“八詩”、“詩六對”、“六對”、“三十六體”、“詩評三品”、“詩二十四名”；有關(guān)“品”的名詞，也有“群臣書四品”、“古法七品”、“諸州五品”、“性三品”、“武舞九品”、“錢三品”、“功五品”、“六人三品”，還有“五品”、“九品”、“十八品”等，獨沒有“二十四詩品”。尤其是他已舉了“詩評三品”、“詩二十四名”，如果他見過“二十四詩品”，不會不列出的?？磥硖枮闇Y博的王應(yīng)麟也沒見過《二十四詩品》，這只能說明《二十四詩品》是南宋以后的產(chǎn)品。我讀許彥周《詩話》，有云：“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跡。’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dāng)和也。如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八字，還許人再道否？”這里推許“空山”八字獨步，不容摹擬。如果“水流花開”是本自《二十四詩品·縝密》“水流花開，清露未晞”的話，則坡公已屬剿襲唐人，許彥周怎能更不許人再道呢？我曾經(jīng)撰文考溯“含蓄”一詞的來歷，從唐代到北宋都用作動詞“包含”之義，直到南宋才漸用為形容詞，“含蓄”不可能在唐代成為詩美的一品。這也間接證明《二十四詩品》是南宋以后的作品。

張健《<詩家一指>的產(chǎn)生時代與作者》⁽¹⁾一文考出，《詩家一指》已見于洪武間趙謙《學(xué)范》中，它當(dāng)然應(yīng)該是明初以前的作品，絕非懷悅所撰。在陳、汪兩位證偽的幾大理由中，歷代無著錄一條我覺得可以置而不論，因為《二十四詩品》正如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一樣，只是一組論詩詩，如果出現(xiàn)在唐代，它是不會像胡曾《詠史詩》那樣被著錄的。有個同樣的例子可為旁證，清代黃鉞《壹齋集》中有《廿四畫品》，仇福昌《靜修齋詩集未定稿》中有仿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作的《文品》二十四則，它們都不曾單獨著錄，所以一般人不知道。這樣看來，不見著錄作為理由，就可以歸并到《一鳴集》不收與不見征引中了。明代以前不見收錄與征引及楊慎、胡應(yīng)麟、胡震亨、許學(xué)夷列舉司空圖詩論時不及《二十四詩品》，我認為是《辨?zhèn)巍纷钣辛Φ睦碛?。它使得在明末叢書里將《二十四詩品》寄托于司空圖名下豁然暴露出極大的疑點。

張健在考察明代詩法著作中發(fā)現(xiàn)了《二十四詩品》的另一個來源，即史潛輯刊《新編名賢詩法》中的《虞侍書詩法》。他根據(jù)自己對《詩家一指》與《虞侍書詩法》本文及結(jié)構(gòu)完整性的研究，認為《詩家一指》應(yīng)是由《虞侍書詩法》改編而成，至于《虞侍書詩法》則疑為虞集所撰，也有可能出于偽托。這樣，《二十四詩品》就與虞集的名字聯(lián)系起來。從現(xiàn)傳一批元四大家的詩論《杜陵詩律》偽托楊載、《木天禁語》等書偽托范德機(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千帆師《杜詩偽書考》)來看，我們自然有理由懷疑《虞侍書詩法》是偽托?！缎略贰肪矶摺段脑穫鳌吩疲骸?楊)載與虞集友善，每言集不能作詩。一日，集載酒問詩法于載酒酣盡為集言之。后集作詩送袁桷扈駕上都，介他人質(zhì)于載。載曰：‘此詩非伯生不能作也?！騿枺骸^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載曰：‘伯生學(xué)問高，予以詩法授之，余莫能及也?！闭\如千帆先生所說，楊載、虞集等固“侈談詩法者，造序托名于彼，良非偶然也”。不過據(jù)我看，《詩家一指》原是題作范德機撰的。楊成刊本《詩法》于卷一《木天禁語》題下標“內(nèi)篇”，署名為“清江范德機”，卷二《詩家一指》題下標“外篇”，不署撰人。據(jù)張健說，除黃省曾本外，其他屬于楊成刊本系統(tǒng)的《詩家一指》莫不如此。這不免讓人懷疑兩書原署同一作者范德機。張健根據(jù)楊成刊本《詩法》卷三題注說宋代嚴羽見過《一指》，而《木天禁語》則題為范德機，認為這就否定了兩書為同一人所作。其實嚴羽見過《一指》的說法不過是沿襲《新刻滄浪詩法》那種流俗相傳的無知說法，不足為憑。阮元文選樓刻《天一閣書目》中《詩家一指》敘錄云：

《中國詩學(xué)》舊履痕《詩家一指》一卷刊本明懷悅編集。敘云：禪家有一指之傳，非取義于指，蓋以明夫心之無二也。詩家有一指之喻，亦以詩法之傳本乎正宗，而貴乎心法之好也。善哉，余偶獲是編，其法以唐律之精粹者采其關(guān)鍵以立則焉。若曰雙拋、單拋、內(nèi)剝、外剝、鉤鎖連環(huán)、一字貫穿之類，深有得乎詩格之體，可為學(xué)者之矩度。今不敢匿，命工繡梓，與四方學(xué)者共之。

現(xiàn)傳《詩家一指》中并沒有雙拋、單拋等內(nèi)容，它們都見于范德機《木天禁語》中。張健認為“懷悅所編集之《詩家一指》有可能是與楊成本《詩家一指》同名的另一種書，而此書與《木天禁語》有交叉”。現(xiàn)他已找到朝鮮翻刻成化二年(1466)懷悅刊本《詩家一指》，原來是一部詩法匯編，因首篇為《詩家一指》，因以名全書。我看這一題署不是出于懷悅，而是原本如此，因為據(jù)張健說，《學(xué)范》所引《詩家一指》有兩處不見于今本，而見于《木天禁語》與《詩法家數(shù)》，可見趙謙所據(jù)的《詩家一指》也是包括《木天禁語》等在內(nèi)的匯編詩法。我在北京圖書館還看到一部《詩法正論》，署“嘉禾懷悅用和編集”，卷首列至治壬戌(1322)四月楊載《詩法源流》序，內(nèi)除傅與礪《詩法正論》外，還收有楊載《詩法家數(shù)》、虞集《虞學(xué)士述詩解》?！对娊狻方舛鸥Α肚锱d八首》及一些七律，殆即托名虞集《杜律七言注解》的內(nèi)容。這也是首篇名以冠全書的標題法，看來元代確實有過這樣一種刻書方式。不過懷悅所得《詩家一指》很可能是一種后出的本子，而較多地保留了《詩家一指》署名原貌的，應(yīng)是楊成所據(jù)的以《木天禁語》為內(nèi)篇、《詩家一指》為外篇的一種詩法匯編本，前篇署范德機，后篇無署名，應(yīng)為同一人。朱紱刊《名家詩法匯編》中《詩家一指》還署名范德機，可以說是一個旁證。我們知道，元代詩法詩格著作的內(nèi)容和署名一直很亂，明代高儒《百川書志》著錄楊載《杜陵詩律》、范梈《詩林要語》、元人《詩法源流》、懷悅《詩家一指》、佚名《詩家指要》、《木天禁語》(此亦范梈所著)六書，曾說：“以上六種，俱相出入，當(dāng)削其重復(fù)，定成一集，以便觀覽。不然則紛無定格矣。”可見《詩家一指》這類詩格著作內(nèi)容的交叉錯出，在明代即為學(xué)者注意到。張健也指出，《新編明賢詩法》中的《虞先生金陵詩講》在王用章《詩法源流》中題為揭曼碩《詩法正宗》，陶宗儀《輟耕錄》所引的盧摯《文章宗旨》在《詩法源流》中題為傅與礪《詩文正法》。似此之類，大體以偽托居多。傅與礪《詩法正論》曰：“大德中有臨江范德機，獨能以清拔之才、卓異之識，始專師李杜以上溯三百篇。其在京師也，與子昂趙公、伯生虞公、仲弘楊公、曼石揭公、仲容丁公諸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由是詩學(xué)丕變，范先生之功為多?！奔热环兜聶C在當(dāng)時被推為復(fù)興詩道第一人，詩格偽托于他的名下，就不足為奇了。至于《虞侍書詩法》與《詩家一指》的關(guān)系，還有待文獻的進一步發(fā)掘。《詩家一指》經(jīng)明初趙謙《學(xué)范》引用，已可肯定是明以前之作，而《虞侍書詩法》出于明嘉靖間，究竟誰是原本很難說。張健認為《虞侍書詩法》結(jié)構(gòu)完整，《詩家一指》明顯經(jīng)過改竄，固然有理，但如果假設(shè)《詩家一指》原書編纂較粗糙，經(jīng)《虞侍書詩法》的編者整理，遂臻完密，不也說得通嗎？畢竟編書的人都愿意將書編得好些，把好好的書弄得亂七八糟總是少見的。在沒有發(fā)現(xiàn)新材料前，對《虞侍書詩法》與《詩家一指》的關(guān)系問題還是以存疑為好，我們可以做的是弄清其理論是否出自元人。

《虞侍書詩法》文本的原貌已不可推測，估計史潛刊本保留了它的主要內(nèi)容。而《詩家一指》有云：“中篇秘本，謂之發(fā)思篇。以發(fā)思者，動蕩性情，使之若此類也?！边@“中篇秘本”即指《二十四詩品》，既稱秘本，則承受有自可知。這表明《詩家一指》本身是一部匯輯之書，秘本云云正是編輯整理者的話，矜其秘以圖速售也。編者于雄渾、沉著、高古、勁健諸品下注杜少陵，沖淡、自然下注孟浩然，纖秾下注王維，典雅下注揭曼碩，綺麗下注趙松雪，洗煉、清奇下注范德機，含蓄下注孟郊，精神下注趙松雪、虞伯生，尤為確鑿地表明它是元人的手筆。明人論詩言必稱盛唐，像錢謙益說的“近世耳食者至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歷以迄成化，上下千載，無余子焉”(《列朝詩集小傳》丙集李夢陽傳)。宋且不論，何況元人？只有元人，才會將虞、范、揭、趙這四位元代大詩人與盛唐大家相提并論，而四家所系的風(fēng)格類型，也與元人的看法相吻合?！陡裰聟矔繁尽缎驴虦胬嗽娫挕芬R仲常評四家即曰：“揭君典重，楊君雄渾，虞君雅麗，范君清高?！庇?，“四則”中“法”一則有云：“漢晉高古，盛唐風(fēng)流，西昆秾冶，晚唐華藻，宋氏乘鎪，洎西江諸家造立不等，氣象差殊，亦各求其似者耳?！边@里所述詩史傳統(tǒng)下及宋代，也是出于元人的見解?？傊?，許學(xué)夷說《詩家一指》的內(nèi)容出于元人看來是有根據(jù)的，關(guān)鍵在于確定《二十四詩品》也是元人所造?？滴醵?1687)高士奇刊《信天巢遺稿》，附高鵬飛《林湖遺稿》，收有南宋寧宗嘉泰四年(1204)甲子九月望后三日王晞序一篇，稱高鵬飛詩“其始其終，絕無蔬筍氣味，無斧鑿痕跡，可見其能參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得藻麗之妙，誠能全十體，備四則，該二十四品，具一十九格，非淺陋粗疏者之能竊也”。束景南先生論證此序乃偽造，理由十分充足，我完全同意他的結(jié)論。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六《信天巢遺稿序》也說：“翰林侍讀學(xué)士正公實先生裔孫，求遺詩于宗祠，所存無幾。繼借得宋本，則臨安府陳解元書鋪刊行者，凡百余篇，合以他書所采，鏤諸棗木。”可見高士奇刊此書，乃東拼西湊而成，并無很可靠的文獻根據(jù)，王序很可能也在“缺略不全”之列，由高氏后人補綴而成，故不宜作為《二十四詩品》成書于南宋之前的力證?，F(xiàn)在我們可以斷言的只有《二十四詩品》最早見于元人所編《詩家一指》，在明末以前還找不到能將它與司空圖聯(lián)系在一起的證據(jù)。不過，這一點的確定也隨之帶來一個問題：既然從所見文獻來看，《二十四詩品》一直收在《詩家一指》中，未曾單獨流傳，那么它在明末突然橫空出世，為何沒有引起任何懷疑呢？

《詩家一指》除以懷悅刊本流傳外，成化十六年(1480)庚子楊成曾得《詩法》五卷鈔本刊之，序云：“唐宋以來詩人所著詩法非一家，近世板行者，范德機《木天禁語》、楊仲宏《古今詩法》二集，人皆寶之不啻拱璧。余承乏淮陽之明年，偶得寫本詩法一部，不知何人所編，如德機、仲宏之集亦皆載之，中間略有隱括。其后又有《金針集》、《詩學(xué)禁臠》、《沙中金》等集，皆人所罕見卓者?！贝藭惺篮?，至嘉靖二年(1523)有邵銳重刊本，嘉靖二十四年(1545)有黃省曾編刻《名家詩法》，萬歷五年(1577)有朱紱編刻《名家詩法匯編》，萬歷三十一年(1603)胡文煥編刻《格致叢書》復(fù)收之，謝天瑞又增擴為十卷，逐漸成為佚名之作廣為流傳。但博識者還是知道它的來歷，許學(xué)夷《詩源辯體》卷三五曾說：“《詩家一指》，出于元人，中有十科、四則、二十四品……二十四品以典雅歸揭曼碩，綺麗歸趙松雪，洗煉、清奇歸范德機，其卑淺不足言矣。”許氏萬歷間人，當(dāng)時《詩家一指》正流行于世，他獨說出于元人，想必有根據(jù)。所以盡管在明末《二十四詩品》已被冠以司空圖之名，但在匯輯類詩話中它仍保留著佚名遺說的形態(tài)。清初游藝輯《詩法入門》，吳霷、吳銓鑨輯《詩書畫匯辨》，葉葆輯《應(yīng)試詩法淺說詳解》收《二十四詩品》都不注司空圖之名，也不說明所出。蓋此類匯編詩法，皆屬村塾蒙學(xué)之書，猶如今日的概論、教材，匯集前人之說而條貫之，嚴謹者會說明出處，輾轉(zhuǎn)抄摘者就干脆連出處也不說明了?！对娂乙恢浮凡粌H收入上述眾多的叢刻，還有懷悅刊本流傳。隆慶四年(1570)編成的朱睦《萬卷堂書目》卷四、《天一閣藏書目》歲字號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均有著錄；《格致叢書》本《新刻滄浪詩法》也提到《詩家一指》有印本，大概就指懷悅刊本。應(yīng)該說，《詩家一指》并不像《辨?zhèn)巍匪f的“在明代流布不廣”，而是頗為人所重視、版刻甚多的詩話。它甚至普及到淺學(xué)不知《滄浪詩話》的人，都本末倒置地以為《滄浪詩話》“要論多出《一指》中”，邵銳序刊本《詩法》、《格致叢書》本《新刻滄浪詩法》均有這樣的說法。這就產(chǎn)生一個問題：連《滄浪詩話》這么有名的書，人們都會誤認為出于《詩家一指》，而真正出自《詩家一指》的《二十四詩品》，突然被冠以司空圖之名出現(xiàn)在叢書中，何以反而不見人質(zhì)疑它的來歷呢？《詩家一指》的幾種版本到明末不至于湮沒，許學(xué)夷經(jīng)眼、胡震亨引證、黃虞稷收藏，乃至乾隆元年(1736)張潛編《詩法醒言》時征引，至少表明它在明末清初一直是流行于世的。見聞廣博如王漁洋，談到他心愛的司空表圣《詩品》時，何以竟也沒有一點疑問？這是很讓人費解的。

王漁洋康熙初評宗元鼎詩，就提到司空圖的“不著一字，盡得風(fēng)流”之語，但他所見的《二十四詩品》，顯然是叢書本而非表圣文集。他讀司空圖《一鳴集》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深賞其論詩“味在酸咸之外”之說，記錄于筆記《池北偶談》卷十八：“唐司空圖《一鳴集》十卷，雜著八卷，碑版二卷。前有自序云所撰《密史別編》，又有《絕麟集述》，亦其自著也。其與王駕論詩曰：‘國初雅風(fēng)特盛，沈宋始興之后，杰出于江寧，宏肆于李杜。右丞、蘇州氣味澄夐，如清沇之貫逵；大歷十?dāng)?shù)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勁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又與李生論詩曰：‘江嶺之南，凡是資于適口者，若醢，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鹺，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酸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豈妨于遒舉哉？’晚唐詩以表圣為冠，觀此二書持論，可見其所詣矣?！边@里只提到“味在酸咸之外”，未及《二十四詩品》片言只語，足見文集中并無這組作品。

就現(xiàn)有材料看，《二十四詩品》與司空圖的名字聯(lián)系到一起的契機，很可能就是蘇東坡《書黃子思詩集后》那段話，他稱司空圖“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很容易被誤解為指《二十四詩品》。鄭鄤《峚陽草堂文集》卷九《題詩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東坡云，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fēng)。其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咸，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dāng)時不識其妙。予三復(fù)其言而悲之。嗟乎，千百世上下，凡有得于詩文之中者，未有不悲之者也。四言體自《三百篇》后，獨淵明一人耳。此二十四韻悠遠深逸，乃復(fù)獨步，可以情生于文，可以想見其人，以《詩品》題署，亦猶之樂天之賦賦也?！庇纱瞬浑y理解《二十四詩品》托名于司空圖的致誤之由。

1996.6一條景德鎮(zhèn)唐代白瓷史料的辨正

熊寥先生《中國陶瓷與中國文化》⁽²⁾第四章“顏真卿、陸士修云門教院詩會與景德鎮(zhèn)唐代白瓷”，論證唐代建中年間顏真卿、陸士修在饒州浮梁縣新平鎮(zhèn)(景德鎮(zhèn)的前身)云門教院詩會所詠“素瓷”，實際上是景德鎮(zhèn)白瓷，宣稱“由此解決了陶瓷學(xué)界圍繞景德鎮(zhèn)唐代勝梅亭、石虎灣和黃泥頭窯場所產(chǎn)的白瓷和青瓷，究竟是唐代還是五代產(chǎn)品的爭執(zhí)問題”⁽³⁾。因他舉的材料是孤證，事關(guān)重大，有必要認真考究一下。

觀熊先生的考證，主要是依據(jù)顏真卿、陸士修聯(lián)句中的“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閑軒”一聯(lián)，引清代吳極《昌南歷記》云：“唐陸士修，官太子賓客；顏魯公建中時守郡，行部新平，修與公友善，游新平，同止云門教院數(shù)日。中宵茗飲聯(lián)詠，有‘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閑軒’載云門教院斷碑。云門今(景德鎮(zhèn))馬鞍山西麓?！庇忠忋v《景德鎮(zhèn)陶歌》“云門教院讀殘碑，靜夜閑庭品素瓷。記得新平行部日，魯公詩酒建中時”，證明云門斷碑是有歷史根據(jù)的。他考證顏真卿官饒州刺史在建中元年至二年(780—781)間，又查到顏真卿、陸士修聯(lián)句收在《全唐詩》卷七七八，題作《五言啜茶聯(lián)句》，以為詩的內(nèi)容與顏真卿生平行跡皆符，最終得出該詩是中國陶瓷史上第一首詠唱景德鎮(zhèn)白瓷之作的結(jié)論。

唐代景德鎮(zhèn)是否能生產(chǎn)白瓷，這是另一個問題。但熊先生以為顏、陸聯(lián)句在饒州，“素瓷傳靜夜”是詠景德鎮(zhèn)白瓷，則顯然是判斷有誤的。首先，顏真卿牧饒州并非如熊先生考證的在建中年間。宋留元剛撰《顏魯公年譜》明載乾元元年(758)十月顏真卿除饒州刺史，赴洛陽拜掃先墓，翌年六月調(diào)昇州刺史，實際在饒州任沒有多少時間。其次，顏真卿和陸士修聯(lián)句也不在饒州，而是在湖州(今屬浙江)。顏真卿于大歷七年(772)九月除湖州刺史，翌年正月抵任，至十二年(777)四月離任。其間他集文士三十余人編纂《韻海鏡源》一書，經(jīng)常觴詠聯(lián)唱，今顏真卿《文忠集》和皎然《杼山集》保留當(dāng)時的聯(lián)句之作甚多。參加《五言啜茶聯(lián)句》的作者，陸士修時任嘉興縣尉；李崿時在顏真卿幕中任團練副使；張薦尚未出仕，從其兄右衛(wèi)兵曹著居湖州；崔萬亦后生未仕，曾參與兩次聯(lián)句；晝(熊文誤作畫)即詩僧皎然，時居湖州。賈晉華《皎然年譜》將這次聯(lián)句編于大歷八年(773)，確鑿無疑。我在《大歷詩人研究》中對顏真卿幕中文士的聯(lián)唱也有詳細的考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既然顏、陸等聯(lián)句不作于饒州，“素瓷傳靜夜”與景德鎮(zhèn)白瓷也就沒有直接關(guān)系了。唐代景德鎮(zhèn)是否能生產(chǎn)白瓷，仍只能說文獻無征。

熊先生所以取顏、陸聯(lián)句這一孤證，顯然是輕信了云門教院斷碑。該碑我記得出自元代僧人之手，幾年前我曾見一書提到該碑，遂撰文論及此事，稿成投《故宮博物院院刊》，如泥牛入海，后投書詢問，則“君之門兮九重”，竟要不回拙稿。現(xiàn)在已記不清那部書的名字，謹記于此以似博雅。無論如何，云門教院斷碑引顏陸聯(lián)句屬于附會，是可以肯定的。前人修方志及講論地方掌故，每好掠前賢文字，附會鄉(xiāng)里山川風(fēng)物。謝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詩，如此清楚的題目，尚且為《宣州圖經(jīng)》及方志藝文志收入，州人附會為城東十里新林浦板橋(見《北江詩話》卷四)。顏真卿聯(lián)句無時地可考，則饒人之附會，又何譏焉。以涉及陶瓷史重要結(jié)論，故不得不予以辨正。

2003.6有關(guān)《鴿經(jīng)》刊印經(jīng)過的一點補證

讀到《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學(xué)報》2002年第2期召玉先生《蒲松齡的<鴿異>與<鴿經(jīng)>及其作者》一文，考證《鴿異》一篇本事，以鄒平張幼量為王漁洋岳父張萬鐘，文末又推測《鴿經(jīng)》刊入《檀幾叢書》可能出于王漁洋的推薦，以未獲實證資料為憾。今按：康熙元年盛符升刊本《阮亭詩選》卷七收《內(nèi)叔幼量先生招同紀伯紫袁宣四集藥圃》，則張幼量并非化名或假托，而是漁洋夫人張氏叔，即張萬鐘弟，以詩題中人俱稱字，知幼量亦字也。吳之振刊《八家詩選·荔裳詩選》亦有《張幼量古劍歌》，可見其交游甚廣。漁洋詩云：“相思江水外，十月采芙蓉?！弊宰ⅲ骸按耸茁Z贈伯紫，末句兼及余澹心也?！币詽O洋生平考之，此詩作于順治十五年(1658)十月，張幼量時應(yīng)在金陵，故詩曰“相思江水外”。紀映鐘(1609—？)，字伯紫，江南上元人。清初著名隱士。有《戇叟詩鈔》。袁藩字宣四，號松籬，山東淄川人。嘗于東海獲秦鏡，有詩題之，一時和者累累，輯刊為《古鏡詩》。張幼量既實有其人，以張萬鐘家多良品，精于鴿道，弟有此奇談亦宜矣。至于《鴿經(jīng)》之刊入《檀幾叢書》，則確出于王漁洋所寄稿本。我數(shù)年前編著《王漁洋事跡征略》⁽⁴⁾，偶見張潮編《友聲集》中涉及此事，今聊為補證，供召玉先生及讀者參考。

大約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十一月，孔尚任與張潮書，說王漁洋見到其與王晫(召文誤作卓)所輯《檀幾叢書》，稱賞不置，欲將《長白山錄》等雜著小品付刊入續(xù)集中，托孔尚任寄達致意。此札見存于張潮輯《友聲后集·辛集》，云：“結(jié)冰萬里，尺鯉難通。東華紅塵中，忽憶高標，如天半明霞，褰裳莫就。自恨沉溺，受教無地矣。閔左兄南旋，敬以便翰候近況。特托者，阮亭先生久慕博雅，每對弟咨嗟，以未獲識韓為悵。近見《檀幾叢書》，尤擊節(jié)不置。偶撿雜著數(shù)種，欲求續(xù)入。其無擇可否，一聽尊裁。惟望早付梓人，借巨手以垂不朽。弟忝聲氣之末，亦有榮施。”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正月初七，張潮接孔尚任信及漁洋托付諸書，立即答復(fù)漁洋，擬將諸書刊入《昭代叢書》中，《池北偶談》中《劍俠》一篇，將刻入《虞初新志》中(見張潮《尺牘友聲偶存》卷五《與王阮亭先生》)。漁洋得函，因奉命祭告西岳西鎮(zhèn)江瀆啟程在即，不遑報書，僅以家刊《皇華紀聞》、《廣州游覽小志》、《蜀道驛程記》三書托孔尚任寄張潮。《友聲前集·壬集》載漁洋與張潮第一書云：“承垂注惠以瑤音，因撿家塾所刻小書數(shù)種，付東塘奉寄典簽。未幾有秦蜀祭告之役。”第二書云：“前奉寄《皇華紀聞》、《廣州游覽小志》、《蜀道驛程記》三書，不知尚可節(jié)錄以入尊撰否？”時尚未言及《鴿經(jīng)》。八月，漁洋使還經(jīng)山東，順道回鄉(xiāng)省親；二十六日，張潮有書告漁洋諸書已刻入《檀幾叢書》二集中，并以刻樣呈覽。九月漁洋還京，答張潮書，囑勿刪刻《長白山錄》，附寄西樵《然脂集凡例》、《宮閨待訪略》二種及別搜得《二戎志統(tǒng)》、《華山經(jīng)》、《鴿經(jīng)》等，請刻入集中。《友聲后集·壬集》載漁洋與張潮書云：“昔尊大人老公祖視學(xué)海右，先兄輩皆荷國士之知，其托孔李通家者四十余年矣。頃聞老年世翁僑寓廣陵，銳志著述，心殊向往。承垂注惠以瑤音，因撿家塾所刻小書數(shù)種，付東塘奉寄典簽。未幾有秦蜀祭告之役，間關(guān)萬里，遄返經(jīng)年，久乖鱗羽。適拜良書，兼頒大刻，慰藉無量。其中《長白山錄》只見三葉，似未刊完，伏祈留神將此卷全刻，庶有可觀。且所載二碑皆《集古》《金石》諸錄之所未睹者，亦足以廣異聞也，唯加意焉。如刻竣，每種祈印百本寄下。先長兄西樵所著說部數(shù)種，京邸無從尋覓，故僅以笥中所存《然脂集凡例》《宮閨待訪略》請正，并祈留神表章之。臨池溯洄不盡?！睆埑彪S即復(fù)函，告《檀幾叢書》所收著作悉尊原本，不曾刪削?！度A山經(jīng)》等亦已付梓。十一月，漁洋得張潮九月書，有書報謝，并寄新刻《隴蜀余聞》、《秦蜀驛程后記》二書，文見《友聲后集·壬集》：“前奉良書，兼寄示刻樣，隨有數(shù)行報謝雅誼，當(dāng)久達典簽矣。再承手教，并讀新制洎《長白山錄》續(xù)刻數(shù)紙，深用慰藉。近有《隴蜀余聞》、《秦蜀驛程后記》二書刻成，請正。前奉寄《皇華紀聞》、《廣州游覽小志》、《蜀道驛程記》三書，不知尚可節(jié)錄以入尊撰否？又先兄《然脂集例》亦求采取集，其《宮閨待訪略》不記刻凡例之后否？并希留神，一加檢點，甚荷甚荷?！而澖?jīng)》、《華山經(jīng)》祈各先惠五十本，《二戎志統(tǒng)》祈刻入以廣見聞為祝。”是即王漁洋寄《鴿經(jīng)》付張潮刊入《檀幾叢書》之經(jīng)過，有關(guān)資料之系年可參看《王漁洋事跡征略》考證。

2004.3話說《唐詩三百首》

歲月滄桑，一切都在消逝，而唐代文學(xué)永存。輝煌的唐代文學(xué)留給后人無比豐富的精神財富，是華夏民族美育和文學(xué)教養(yǎng)的經(jīng)典，是哺育中國詩人的偉大傳統(tǒng)，也是各種藝術(shù)創(chuàng)作挹之不竭的靈感源泉。古往今來，附庸風(fēng)雅的帝王以御選的方式欽定唐代文學(xué)作品，以賣弄他們的文學(xué)趣味，規(guī)范一種正統(tǒng)的審美理想；士大夫們從牙牙學(xué)語就誦讀唐詩，束發(fā)受書，學(xué)試帖、古文，在唐代文學(xué)的浸潤中培養(yǎng)起他們的寫作才能，借此由科舉踏上仕途。即使濩落無成，設(shè)塾坐館，也須憑借滿腹辭章，課徒講習(xí)，冬烘度日。到今天，無論是學(xué)者的文學(xué)史研究還是啟蒙教育中的古詩誦讀，唐詩都作為古代文學(xué)中最燦爛的經(jīng)典，被研究、接受和傳誦，在培養(yǎng)我們的審美感受、模塑我們的藝術(shù)趣味、陶冶我們的生命情調(diào)等方面發(fā)揮著巨大的影響力。

前輩傳下兩句老話：“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贝苏Z不知所出。民國間趙元禮《藏齋詩話》卷上記諺語曰：“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亦會謅?！笨梢娪蓙硪丫?。

其實這個意思早見于古人詩評中。金圣嘆《選批唐詩》評溫庭筠《經(jīng)李征君故居》“一院落花無客醉，五更殘月有鶯啼”一聯(lián)，道是：“逐字皆人手邊筆底尋常慣用之字，而合來便成先生妙詩。若知果然學(xué)做不得，便須千遍爛熟讀之也?！边@是說學(xué)詩無他法，唯有熟讀、再熟讀而已。熟讀不是隨便亂讀，而是要讀經(jīng)典。唐詩自其本朝人所選《河岳英靈集》、《才調(diào)集》以降，經(jīng)宋代王安石《唐百家詩選》、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元代周弼《三體詩》、方回《瀛奎律髓》、楊仲弘《唐音》，金代元好問《唐詩鼓吹》，明代高棅《唐詩品匯》、李攀龍《唐詩選》、鐘惺《唐詩歸》，清代王士禛《唐賢三昧集》、王堯衢《唐詩解》等著名選本的反復(fù)遴選，以及無數(shù)詩話、評點的品評賞鑒，到清代中葉大體已完成其經(jīng)典化過程。蘅塘退士編的《唐詩三百首》正是這一詩學(xué)背景下的產(chǎn)物，這個選詩篇數(shù)與《詩經(jīng)》相埒、題名明顯模仿《詩三百》的唐詩選本，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板行后，以遴選精當(dāng)、篇幅適中而廣為世人喜愛，“風(fēng)行海內(nèi)，幾至家置一編”(四藤吟社主人《唐詩三百首補注序》)。因市場需求量大，該書被一再翻刻，影響之大，流傳之廣，古來任何文學(xué)選本都無法同它相比。

《唐詩三百首》封面一種

《唐詩三百首》雖盛傳于世，但編者蘅塘退士的事跡卻一直晦而不彰，連姓甚名誰也不清楚。直到20世紀30年代，朱自清先生由一種刊本題字下押有“孫洙”印章，推測可能是編者的名字⁽⁵⁾，才引起學(xué)界注意。后經(jīng)學(xué)者們多方考證，大致獲知：孫洙(1711—1778)，字臨西，一作苓西，號蘅塘。江蘇無錫人。乾隆十六年(1751)進士，歷官知縣、山東鄉(xiāng)試同考官、江寧府儒學(xué)教授。為官清廉，有政聲。詩學(xué)杜甫，著有《蘅塘漫稿》，似已不傳。其繼室徐玉蘭也工書善畫，雅好吟詠，《唐詩三百首》乃是他夫婦二人共同編成。⁽⁶⁾

由自序可見，孫洙編選《唐詩三百首》的動機，是不滿于《千家詩》收詩太隨意，良莠不分，唐宋雜出，且有律無古，于是他“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編成這部優(yōu)中選優(yōu)，收詩310首的小型選本。別看它收詩數(shù)量有限，卻包含了77位詩人(含兩位佚名作者)流傳最廣的名篇。

僅就詩仙李白、詩圣杜甫和詩佛王維三家而言：詩仙選了28首，包括《月下獨酌》、《夢游天姥吟留別》、《金陵酒肆留別》、《蜀道難》、《渡荊門送別》、《送友人》、《登金陵鳳凰臺》、《玉階怨》、《早發(fā)白帝城》、《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名篇；詩圣選了35首，包括《望岳》、《夢李白》、《丹青行贈曹將軍霸》、《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兵車行》、《麗人行》、《月夜》、《春望》、《旅夜書懷》、《登岳陽樓》、《蜀相》、《客至》、《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詠懷古跡》(二首)、《登高》、《八陣圖》、《江南逢李龜年》等；詩佛選了29首，包括《渭川田家》、《西施詠》、《過香積寺》、《山居秋暝》、《終南別業(yè)》、《終南山》、《漢江臨眺》、《積雨輞川莊作》、《竹里館》、《送別》、《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渭城曲》等。從體式上看，五律正宗王維、孟浩然各選了五律9首，七絕圣手王昌齡和杜牧分別選了七絕5首和9首，歌行名家岑參選歌行3首、李頎選6首，五古名家韋應(yīng)物選五古詩7首，七律名家李商隱選七律10首，都可以說是各取所長。因而這300多首作品也是唐詩偉大傳統(tǒng)的一個縮影，是宏偉冰山的一角，蘊涵著無比豐富的藝術(shù)寶藏。只要讀者恬吟密詠，潛心品味每首詩作，就足以感受唐詩的藝術(shù)魅力，領(lǐng)略古典詩歌豐富的藝術(shù)技巧和完美的聲律形式。而我們?nèi)A夏民族的審美趣味和美感經(jīng)驗，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包括唐詩三百首在內(nèi)的藝術(shù)經(jīng)典陶鑄的。不管你是從什么途徑讀到這些詩作，請想想，其中所蘊涵的精神情操、生活趣味和藝術(shù)美感，不是從小就左右著我們對社會和自然的認知，誘導(dǎo)著我們對外部世界的感覺嗎？

線裝《唐詩三百首》

孫洙自然不會想到《唐詩三百首》將如此風(fēng)靡于世。他編此書本是作家塾課本用的，所以名也不署，只稱蘅塘退士編。古人編詩選，大抵著眼于“世次之先后，篇章之短長，音律之和協(xié)，詞語之精粹”(楊仲弘《唐音序》)，《唐詩三百首》也不外如此。但作為一部普及性選本，它之所以盛行不衰，當(dāng)然還因為具備選目精當(dāng)、編排合理、注釋明晰、篇幅適中等適合于初級讀者的優(yōu)點。孫洙原本只有少量注釋，道光間章燮為它作了較為完整的注解，金陵閨秀陳婉俊又加以補注，并撰寫了凡例。著名文學(xué)家姚瑩為陳婉俊注本作序，稱贊它“考核援據(jù)，俱能精當(dāng)”?，F(xiàn)在看來，陳婉俊的注釋也還是較簡略的，但閨秀為普及經(jīng)典而做注釋，歷來還沒有先例，所以我更愿意假設(shè)，或許是“美女經(jīng)濟”效應(yīng)，使得《唐詩三百首》最終以一個閨秀的補注本流行于世，成為近代唐詩第一選本。⁽⁷⁾它對讀者的影響力和對市場的壟斷，以往大概只有明代李攀龍的《唐詩選》可以比擬，以后就沒有什么選本能相提并論了。

到今天，《唐詩三百首》依然是公認的優(yōu)秀選本、出版社競相版行的暢銷讀物，各種影印、排印、注釋、評析、今譯本多得已難以枚舉。⁽⁸⁾它還被譯成多國文字，光日本出版的翻譯、音注、詳解本就不下六七種，編纂者包括著名學(xué)者鹽谷溫、目加田誠、田部井文雄等。在近代以來繁多的注本中，管見所及，喻守真《唐詩三百首詳析》對章法的分析非常細膩，兼顧詩作的音律特征，很有特點；金性堯《唐詩三百首新注》考訂翔實，注釋精細，是包含當(dāng)代研究成果和自家心得的注本，內(nèi)容精當(dāng)可靠；趙昌平《唐詩三百首全解》評析最為精到，講析作品的精神內(nèi)涵和藝術(shù)技巧都獨具手眼，是近年新刊《唐詩三百首》評注本中的佼佼者。

歷史進入21世紀，社會生活和閱讀環(huán)境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信息密集型的社會和圖像處理技術(shù)的普及，給我們帶來雙重的閱讀愉悅，即伴著知識充盈還有視覺享受。最近出版的《百科圖說唐詩三百首》，不僅有慣常的注釋評點，還有“數(shù)風(fēng)流人物”、“源遠流長”、“史海鉤沉”、“品詩必備”、“詩詞典故”、“鳥獸草木”、“天文地理”、“琴棋書畫”、“異曲同工”、“萬花筒”等眾多知識性欄目，并配有豐富的科學(xué)、藝術(shù)圖片，為《唐代三百首》設(shè)計出一種知識豐富、圖文并茂的新型讀本，也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經(jīng)典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它總是在一代人一代人的承傳中再生，在創(chuàng)造性的接受中煥發(fā)新容?！短圃娙偈住凡恢皇沁^去的經(jīng)典，也是永遠的經(jīng)典。它將熏陶未來的一代又一代人，同時也將在一代代的研究和注解乃至出版中豐富、刷新它自己。

2008.6新見王漁洋暮年事跡重要史料——讀王士驪《幔亭公漫錄》札記

2011年2月，我在山東圖書館查閱資料，翻卡片看到一種王士驪撰《幔亭公漫錄》。王士驪是王漁洋親族中感情最親密的從弟。印象中此書未見人提到過，我急忙調(diào)出閱覽。原來是一冊巾箱本大小的青絲欄鈔本，以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字的格式書寫。前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孟夏瑯琊侄沛思序、昆山金奇玉序、康熙四十九年(1710)閏七日自序。自序首言“余庚寅生，今年周花甲”，則應(yīng)作于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時幔亭年六十。王沛思序云：“吾叔幔亭先生為司寇公從弟，友愛不啻如同懷，其嗜學(xué)不倦，性情亦復(fù)與同，相依數(shù)十年，見聞講貫，亦極博洽而精詳矣?！蓖跏矿P字貤西，號幔亭，系王之猷曾孫。曾官諸城縣儒學(xué)訓(xùn)導(dǎo)。王漁洋著述與同時人著述中經(jīng)?？梢娪嘘P(guān)他的記載，我已輯入《王漁洋事跡征略》。漁洋門人惠周惕《硯溪先生詩集》卷七《謫居集》有《贈別王幔亭先生兼寄清遠公子》詩略云：“吾師天際人，夫子亦絕俗。來從官舍居，日把一編讀。懷古有遠思，于世了無欲。蕭然擁布被，日暮對脫粟?！边@就是他在時人眼中的形象，一個蕭然遠世的高士。

覽竟全帙，大致可知此冊是作者幾種雜著的匯鈔。開篇類似訓(xùn)蒙格言，論修身、處世、為學(xué)之道，平實有得。后附錄一卷，顯系晚年所作，述老人居處、養(yǎng)生之要。此后逐年記事，迄康熙五十六年(1717)丁酉撰《東廓記辨二則》。其中載康熙五十年(1711)王漁洋下世前后事跡最為詳核。后錄任諸城訓(xùn)導(dǎo)時所撰《司訓(xùn)約言八條》；康熙五十三年(1714)甲午課兒數(shù)則，也是家訓(xùn)之屬。末為《跋齊音小記》，述漁洋所選祖先諸集刊布未果的經(jīng)過。從全書的內(nèi)容來看，它無疑是研究新城王氏家族盛衰史及其家族文化的一種重要史料。其中論修身、處世、為學(xué)之道的格言、《司訓(xùn)約言八條》、甲午年課兒家訓(xùn)乃至晚年所述老人居處、養(yǎng)生之要，都可借以考察王氏家族的文化內(nèi)涵和家族傳統(tǒng)。這些內(nèi)容有待于專門研究，這里僅就涉及王漁洋的記載，略述其史料價值。

正如王沛思序所說，王士驪是王氏家族中與王漁洋感情最親近的從弟，這部《幔亭公漫錄》中記王漁洋事跡最詳，內(nèi)容也涉及多個方面。比如，其中論及王漁洋學(xué)問指歸，說：

本朝如睢州湯尚書斌、孝感熊相公賜履、蔚州魏尚書象樞、漪氏衛(wèi)中丞既齊、洪洞范進士鄗鼎、中牟冉編修覲祖、柘城竇編修克勤，皆闡發(fā)理學(xué)者，余亦指不勝屈。吾兄漁洋先生獨稱為詩文宗匠，名滿天下，朝野奔赴者眾。不以理學(xué)名，但是無書不讀，嗜學(xué)之癖，未有出其右者。然合孔孟心傳，日麗中天，雖不無異同之見，究其指歸則一也。

他首先舉出康熙以來的理學(xué)名家，然后說王漁洋為詩文宗匠，不以理學(xué)名，但平生讀書極博，其學(xué)與理學(xué)不無異同，但究其指歸則沒什么不同。事實上，我們知道，上面所舉的這些理學(xué)名家，多與王漁洋有密切關(guān)系。魏象樞是獎掖王漁洋的前輩，湯斌為王漁洋所薦舉，衛(wèi)既齊、冉覲祖為漁洋門生，范鄗鼎曾以所著寄贈漁洋，由此也可見王漁洋之學(xué)并不與理學(xué)相牴觸。又如，其中記載了王漁洋生平的佚事：“新城舊尹史公諱能仁，河南鹿邑人，明末之賢父母也。先司寇公曾于黃學(xué)使蒞任之始，坐間談及史公未入名宦祠祀，實為缺事，囑其留心表彰，以不泯公論。”據(jù)《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下的記載，這應(yīng)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秋間的事，黃叔琳后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使王士驪等查核情實，公具事實，呈請入祀，終被憲臺批準。這件軼事再次說明王漁洋平生樂于表彰先賢、成人之美的天性。《跋齊音小記》則因王象春《齊音》而敘及王漁洋生前編選祖先詩集的情況：

《齊音》百首，乃《問山亭詩集》之一，皆是濟南城中城外之故跡，隨地隨人物，境內(nèi)所關(guān)者，即記一絕句，實是紀載之要筆。而每首加以小記，又最有關(guān)于地方事跡之略。當(dāng)年舊刻是先叔武科公同淄川門人姜子柔刊劂者，其版草草，今剝落甚夥。先漁洋兄在京師，閑中將《問山亭》各集刪選近千首，欲刻，偶以他事未諧，遂付兒子啟座收存。后有更選八先伯祖姚安公《思止園集》，曁十八叔祖大寧公《來鶴園集》，與《問山亭》合為一集，為《三王詩選》，附有先六伯封公《籠鵝館詩》，具付剞劂而未逮。隨歸田，后又托寄朱竹垞先生選入《明詩選》內(nèi)，亦聊聊不多?！洱R音》百首，使余手錄一冊，數(shù)錄而為人借抄而未返。

王漁洋也曾在《居易錄》卷十四述說過自己編選祖先詩集的情況：

十七從叔祖季木(象春)仕南吏部考功郎中，以詩名萬歷間，與文光祿天瑞翔鳳齊名。(中略)今所傳《問山亭集前后》汰其蕪雜，擷其菁英，可傳者尚可得什之二、三也。少時詩如“故人江漢絕，疏雨戶庭過”之句，不減大復(fù)、蘇門。八叔祖伯石(象艮)，仕為姚安府同知，著《迂園詩集》。詩名遠出考功下，然謹守唐人矩矱，不失尺寸，如詠魯仲連云：“孤城一飛矢，六國有心人?！庇郑骸笆挆l兩岸柳，怊悵五更雞?！薄棒~藏蘆底穴，雪壓竹間廬?！薄扒酂擅┥峄?，縹緲竹林煙?！薄澳涎阌ㄔ?，東風(fēng)帶雪多?！薄霸旅鞑攀眨瞬∫呀?jīng)旬?！苯晕逖灾x也。后人不振，予購其板刻藏之。十八叔祖晦甫(象明)著《鶴隱》《雨蘿》諸集，才不逮考功，而欲馳驟從之，故時有銜蹶之患，未能成家。今克刻版僅有存者。予有三公詩選，頗有可傳。

與《幔亭公漫錄》相對照，王象艮和王象明的詩集題名都不同?！夺Ｍす洝愤€提到附錄的六伯《籠鵝館詩》，這些記載都可以補充《居易錄》的敘述。

當(dāng)然，《幔亭公漫錄》中最重要的資料我認為還是關(guān)于漁洋下世前后經(jīng)歷的記述：

辛卯年元旦，拜天地、祖宗、神祠之后，家人陳忠自城回，報司寇公賜環(huán)之旨下，在歲前瑣(鎖)印之日。何翰林澹庵家人于元旦送到邸抄，日已夕矣。初二日早起，欲入城看司寇兄喜兼賀新節(jié)，而風(fēng)沙逼人，不可出門，至夕未已。初三早如城，而吾兄已走役來催速進城。門迎諸侄謂曰：大人待叔至甚急，欲急赴京謝恩，而近例禁邸抄，當(dāng)是候部文方可行。叔斷不可即應(yīng)其赴京。則余一段興致已索冷難言問。

吾兄拜家廟之后，在西城大椿軒，俟我一見，兄弟握手情親，悲喜交集，云：“弟聞此信，自倍喜，但謝恩之本，我以瘡毒不能躬赴，有負圣恩，須速赍奏本章去?！庇嘈刂杏M之言，不能陳說，掣肘不可行矣，唯唯而已。總皆由我識見不廣，退縮不前，其負吾兄期待之意，罪愆真不可逭，又何言哉？兄言：“辛卯中鄉(xiāng)魁第六名，年才十八，今則七十八歲。汝看我西堂之聯(lián)耶？”余即應(yīng)曰：“得意重逢辛卯歲，刪詩斷自丙申年?！毙衷唬骸扒‘?dāng)乎？”余曰然，又曰：“丙申以前，詩未嘗不多，但正肄業(yè)，似非耑學(xué)，雖已有刻本，而乙未以前者，盛珍示、王我建請刻前集之時，皆刪去幼年之作，所以斷自丙申年也。六十年之遭逢，閱歷已盡，而況位至尚書，一生不好貨財，惟守祖業(yè)，積書至數(shù)萬卷。吾富貴已極，夫復(fù)何求于世？祖方伯公壽至九十三歲，乃甲午中舉，癸巳年棄世，而不及見中舉之年，以中時三十余耳。我今竟見辛卯，是七十八歲，乃曾祖司徒公棄世之年也，贈尚書公亦不過七十七歲，余今過矣，而況又復(fù)官？但腹下此毒瘡，大是我累。弟其謂我何如？”兄弟兩人握手，襟裾相依，自辰及酉，皆喜慶之詞，所言者家世之興廢，六十余年之際遇，而孰知永訣之詞皆寓于此耶？

忽忽至二月六日，始同侄啟汸入都，詣通政，上謝表，而命下：‘覽卿奏謝，知道了?！醯?。余心知其奏謝之遲矣，雖吾兄瀕行，付有宋板書及字畫十三種，而侄逡巡不敢貢，阨于小心太過不能行。亦見吾家忠厚，謹守癡拙之故爾。旋于三月三日抵里，晤吾兄于西堂，相見凄然，日日聚首而談，其呻吟苦狀，不可言喻，而又以庸醫(yī)郝某療治無術(shù)。十九日下午欲入內(nèi)，呼我云：今日似覺瘥好，汝明日到石橋看看即回城來。二十日，余欲上馬，又使二十二侄囑云：到鄉(xiāng)中即喚啟座來。次日啟座如城。二十三日座回鄉(xiāng)，伯父云：父親壽光之行，速去速來。余二十五日至壽光縣，游李氏園亭，止覺燦燦射人眼目，殊少雅人深致耳。翰墨留題，無所睹見，徒有朱欄粉壁而已。視昔魏宅之盛名何如耶？二十七日，家人急走而至，知兄病增劇，日行百八十里，到兄榻前，而已大非前比。從此日日有增無損，奄忽月余。五月日有聲自東南迄西北，云是星隕，十一日未時升天矣。

應(yīng)即詣闕上遺疏，而又稽遲事多，延至二十二日，赍奏北行，六月朔日入廣寧門，遇長班李盛大哭來迎，云云。知澤州復(fù)相矣。以京江相公薨于行在之熱河，暫以澤州入閤辦事，而疏上止批“用該部知道”，則恤典謚法不可問矣。以昭代盛名之大文人，于身后不能邀圣恩，其福亦薄矣。抑扼于一時，尚有待耶？余之負吾兄者，此又一大罪案也。

余自五月二十二日，在長山西關(guān)外犯痼疾，住京城二十日，病不可支，勉強周旋，未能有懈，于□日周策銘、繆湘芷、顧俠君、蔣靜山、林吉人等設(shè)家兄位，祭于黑龍?zhí)赌斥?，遙奠拜哭，皆失聲。祭之頃，有一人徒步慟哭，來與祭者，則宜興謝皆人，名芳連，與司寇公并未謀面，止有聲氣之通，才一二次，其知己之感，慟切悲思，更甚于素好。其人藹藹吉士也。帶病同劉靜修歸，途至德水不能行，寓于田子益之?dāng)?shù)帆亭，七月朔日，遇李少司馬于河干，七夕日至新城，與諸侄痛哭于吾兄靈次，言及世事人情，已不可問矣。遂謀窀穸之期，于十二月七日送吾兄于系水北岸祖塋之次。黃學(xué)使公點主之后，拜奠哭位失聲，亦見門人之厚者。

壬辰年二月初三日，奉司寇公神主入文廟右偏鄉(xiāng)賢祠內(nèi)，于五月初六日求太倉相公為司寇公神道碑文，又商丘宋冢宰為墓志文，具交涑、汸、汧，尚未刊行，聞鄉(xiāng)賢崇祀錄已刊版，尚未得見印本，擬為司寇公家祠專祀，有其說而未能行。

我昔年編纂《王漁洋事跡征略》，苦于資料之少，對漁洋逝世的康熙五十年(1711)的記載最為簡略?！夺Ｍす洝返倪@些文字不僅敘述了王漁洋去世前后發(fā)生的事，也記載了漁洋病歿喪葬的經(jīng)過，其中一些記述能讓我們感受到王氏家風(fēng)的謹重，同時覺察到當(dāng)時政治氣候的冷暖。

第一節(jié)文字記載了康熙五十年辛卯歲初發(fā)生的一件事。七十八歲的王漁洋里居臥病，正月元旦日暮，門人何世璂使家人送來邸抄，告訴王漁洋詔許復(fù)官的消息。士驪得知其事，初三入城祝賀，本來他以為漁洋會囑他入京上謝恩疏。但漁洋諸子卻迎門攔著他，勸囑道：“大人待叔至甚急，欲急赴京謝恩，而近例禁邸抄，當(dāng)是候部文方可行。叔斷不可即應(yīng)其赴京。”漁洋諸子得知當(dāng)時朝廷禁止邸抄流傳，所以囑叔不可助漁洋之興，立即入京，須等候吏部正式文書下來再行。這一細節(jié)足以見漁洋諸子行事謹慎，不敢越雷池一步。

第二節(jié)文字記載了士驪與漁洋老兄弟間的一次深談。首先是漁洋要士驪速代己入京奏謝疏：“弟聞此信，自倍喜，但謝恩之本，我以瘡毒不能躬赴，有負圣恩，須速赍奏本章去。”士驪受諸侄之囑，不便答應(yīng)，結(jié)果導(dǎo)致日后君上對漁洋的冷遇，他將責(zé)任歸結(jié)于自己識見不廣，退縮不前，辜負了漁洋所托。其實事情遠為復(fù)雜，與謝恩疏赍送遲速沒多大關(guān)系。其次是漁洋自己對“刪詩斷自丙申年”的解釋：“丙申以前，詩未嘗不多，但正肄業(yè)，似非耑學(xué)，雖已有刻本，而乙未以前者，盛珍示、王我建請刻前集之時，皆刪去幼年之作，所以斷自丙申年也。”然后漁洋回顧平生經(jīng)歷，說了一番帶有自我總結(jié)意義的話：“六十年之遭逢，閱歷已盡，而況位至尚書，一生不好貨財，惟守祖業(yè)，積書至數(shù)萬卷。吾富貴已極，夫復(fù)何求于世？”他比較祖上幾輩人的年壽、功名，覺得自己已是非常幸運和順利的了。最后對腹下毒瘡非常無奈。由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復(fù)官對漁洋來說實在是極大的安慰，他似乎還有入京復(fù)職的興頭，只不過礙于腹下毒瘡，難以成行罷了。兄弟兩人幾個時辰所談的都是喜慶之詞，言及家世的興廢、六十余年的際遇，漁洋顯然將復(fù)官視為重振家門的一個契機，這是研究王漁洋晚年心態(tài)所不能忽視的。不幸的是現(xiàn)實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樣，經(jīng)過與理密親王酬倡一事后，圣祖內(nèi)心對漁洋已有很深的芥蒂，后來態(tài)度一直就很冷淡，只怕復(fù)官也不會有什么更好的結(jié)局。

第三節(jié)文字敘述了二月士驪攜啟汸入都上謝表的經(jīng)過。見旨批很冷淡，士驪認為是奏謝太遲，而且漁洋讓他們帶去進呈的宋版書及字畫十三種，啟汸也猶豫未敢貢的緣故。他將這種小心太過、不能成事的品性，歸結(jié)為家風(fēng)忠厚、謹守癡拙的結(jié)果。等到他于三月歸里，漁洋病已不支，連日病情有增無減，直到漁洋辭世。這部分記載雖多為生活細節(jié)，但可補年譜之闕。

第四節(jié)文字敘述了士驪詣闕上遺疏的經(jīng)過。疏上，止批“用該部知道”，心知恤典謚法是沒有希望了。他又將這一結(jié)果歸結(jié)于自己事多稽遲而致，感嘆：“以昭代盛名之大文人，于身后不能邀圣恩，其福亦薄矣。抑扼于一時，尚有待耶？”他不知道這與漁洋罷官一樣，都緣于當(dāng)時政治氣候的冷暖莫測。

第五節(jié)文字記錄了漁洋門人祭拜先師、痛哭失聲的感人一幕。尤其令人動容的是宜興人謝芳連，他康熙四十五年(1706)才與漁洋通書，以詩集求序，漁洋一氣為他寫了兩篇序，兩人始終未謀面。此刻謝芳連懷著知己之感，慟切悲思過于素好，足見漁洋樂善好士之風(fēng)，感人之深。謝芳連后來應(yīng)乾隆元年(1736)博學(xué)鴻詞之征，同應(yīng)征召的袁枚曾見過他。《隨園詩話》卷七載：“丙辰入都，一時耆士中，得見前輩甚少。惟翁霽堂照曾見西河、竹坨，謝皆人芳蓮曾見阮亭。謝風(fēng)調(diào)和雅，如春風(fēng)中人。阮亭有《香祖筆記》，故自號香祖?！彼蜐O洋的交往，包括其號取自《香祖筆記》，可能都是他告訴袁枚的，足見他對漁洋的感情歷久彌深。最后提到，漁洋下葬時，神主的名諱是門人黃叔琳所點，叔琳拜奠哭位失聲，也可見門人之篤于師誼。黃叔琳任山東提學(xué)使時曾刊刻《漁洋詩話》，是傳播漁學(xué)的功臣之一。漁洋下世后，黃叔琳也來新城看望過先師后人。

第六節(jié)文字提到漁洋的神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初三日安放于文廟右偏鄉(xiāng)賢祠內(nèi)，士驪于五月初六日求太倉相公即王掞為撰神道碑文，又請商丘宋冢宰即宋犖為墓志文，又說鄉(xiāng)賢崇祀錄已刊版，這都是有關(guān)漁洋身后故事的資料，可補記載之闕。

《幔亭公漫錄》涉及的內(nèi)容非常廣泛，是研究王氏家族文化的第一手資料，其中涉及漁洋晚年心跡及下世前后的經(jīng)過，是現(xiàn)有年譜及傳記中不曾記載的，這些材料為我們了解王漁洋晚年的生活及其師門關(guān)系提供了豐富的細節(jié)。以上根據(jù)自己的閱讀，寫下一點感想，聊為引玉。希望此書能盡快得到整理出版，為研究者所用。

2011.6新發(fā)現(xiàn)的吳敬梓生平資料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雖秉絕世才華，但生前未享大名，交游也不很廣，所以除幾位摯友如程廷祚、金兆燕的題贈之作外，世傳酬贈、唱和之作并不多。頃讀清代文籍，見若干與吳敬梓有關(guān)的詩文未收入李漢秋編《儒林外史研究資料》⁽⁹⁾，也未見陳美林《吳敬梓評傳》⁽¹⁰⁾等研究專著征引，似乎不為學(xué)界所知，特錄出略作介紹。

葉舒璐《分干詩鈔》卷四有《吳敬梓索題周益山畫冊六詠》云：

杏花春燕

鬧紅十里散芳塵，堂燕銜將卜壘新。

趁取舊巢還未掃，馬蹄休負曲江春。

白描牡丹

亭北春風(fēng)夢不長，繁華總屬瓦溝霜。

洗空幻色開生面，合領(lǐng)清銜是素王。

鶯啄榴實

裂破紅房呷乳膏，笑伊瞇眼認櫻桃。

把竿不放金衣入，阿醋從占結(jié)子牢。

夾寫菊竹

秋容淡抹何瀟灑，添入風(fēng)梢更穆如。

依約圭峰詩句好，黃花香老竹籬疏。

魚啖蕖影

花蔭唼水碎紋香，泛綠依紅有底忙。

不信錦城濃艷地，也分清賞到濠梁。

梅干棲禽

月落空林翠羽迷，誰沖深雪短筇攜。

寒禽豈是孤山鶴，偏揀疏香冷處棲。

葉舒璐字景鴻，一字鏡泓，號分干。江南吳江人，葉燮從侄。歲貢生。著有《月珮詞》。舒璐少從葉燮學(xué)，與沈德潛同窗，德潛曾為其詩集作序?！读仭反斡凇度梢Α吩姾?，《緱山寄閏七夕詩索和》之前。壬寅為康熙六十一年(1722)，雍正七年(1729)為閏七月，則詩必作于此數(shù)年間，時吳敬梓二十余歲。

寧楷《修潔堂集略》中也有一些有關(guān)吳敬梓的資料。該集前有序六首，第三首為吳敬梓序，為《文木山房集》所不載。文云：

水國斜陽，影亂鴨頭之舫；板橋明月，香霏鵲尾

之爐。正笙歌鼎沸之場，誰耽寂寞？值羅綺喧闐之窟，且廢謳吟。賤子方倚枕以高眠，良友乃款扉而惠問。

手持一卷，光逾照乘之珍；篋貯千函，秀奪縹紅之色。挑燈展誦，行間則虎仆盤拿；啜茗清吟，字里則龍賓郁崛。具說大毒高牙之上，盡慕奇才；何況談林翰藪之中，咸稱畏友。洵人才之極致，命相知以定文。屬在老夫，為談往事。鉤雨飛兔，楊子云曾是知音；翔鳥驅(qū)驢，馮敬通每為嘉嘆。英才踔甚，平原不數(shù)禰衡；逸氣奔騰，洛下何知賈誼？覽莊周之著作，笑其了不異人；聞在思之篇章，詫作此間滄父。既乃笙簧六籍，漁獵百家，偶翻雅舞安歌，即裕經(jīng)綸以名世；暫造義府理窟，已成醇邃之儒宗。才擅三長，班馬定當(dāng)卻步；文高五色，韓歐俱在后塵。元白雖號詩家，久經(jīng)壓倒；屈宋縱工騷賦，不過衙官。是以赫赫重名，枳棘棲之鸞鳳；紛紛諸子，大樹撼以蚍蜉。快藻鑒之無私，昌黎束帶；看赍函之有日，貢禹彈冠。六一公謂能窮人，知其免矣；二百年竟無此作，豈不然乎？仆與寧君，交稱密契，昔親蘭臭，今托絲蘿，因讀名篇，益增余憾。仆也久荒學(xué)殖，兼乏友聲。早歲襤衫，已作半枯之葉；頻年燈火，終無太喜之花。抱蠹簡以閑居，羞見詞同尬駱；守蕓窗以永日，愁聞文道真豬。

《儒林外史》書影

大雅云亡，百身何贖，古人不作，七圣途迷。觀仕進之門，犀皆禿角；問神仙之路，鼠盡拖腸。獨寐寤歌，愿言則嚏。何期吾友，具此絕倫超群之才；幸在同時，見斯空古軼今之制。自合懸金于市上，豈宜韞玉于山中。記我讕言，恕予故態(tài)。

乾隆十有三年五月既望秦淮寓客吳敬梓拜題

此文作于乾隆十三年(1748)，時作者四十八歲。《文木山房集》僅存文四篇，加后人所輯《玉巢詩草序》、《玉劍緣傳奇敘》、《尚書私學(xué)序》才七篇。這篇駢文序的發(fā)現(xiàn)，對研究吳敬梓的文才和交游可以說是很重要的材料與線索。

《修潔堂集略》中還有幾首關(guān)于吳敬梓的詩，是記載作家晚年生活、寫作與論述其為人的較早資料，也值得重視。卷二《病中雜感又八首》之五“吳敬梓敏軒”云：半生落拓見天真，曾撿殘書散故人。昨日北來音信好，玉臺詩格又翻新。

這組詩的末一首“吳烺荀叔”，是吳敬梓的長子：鳳臺闕上晚煙青，醉指江山入畫屏。一自玉皇宣召后，南郊花柳暗旗亭。

這組詩后次《詠鶴》、《九日同友人登雨花臺二首》、《夢》、《夙昔》、《春雨夜憶上乘庵海棠四首》、《秦淮雜詩十首》、《癸酉鄉(xiāng)試后寫懷四首》，以編次考之，《病中雜感又八首》當(dāng)作于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距吳敬梓去世僅兩年。同卷后又有《挽吳贈君敏軒四首》：

空羨揚州好墓田，斷魂寂歷返江天。

煙花不待愁三月，云笈何嘗補七箋(贈君方欲注《云笈七箋》未果)。

紙帳含風(fēng)蕭寺里，夕陽吹雨亂山前。

人生到此誰知己，綠竹紅梅是舊緣(停柩處有綠竹數(shù)十竿紅梅一樹正放)。

不隨丹詔赴瑤京(贈君曾膺博學(xué)鴻詞之薦，召試未與)，為愛名山老石城。

曾見貼黃呼鯉對，更聞浮白詠雞鳴。

道窮豈是儒冠誤，金盡常教食客輕。

一夢他鄉(xiāng)真撒手，幾人揮淚憶平生。

瞥眼風(fēng)燈照鬼村，可真簪筆上天門。

傳家枉憶青囊術(shù)(贈君先世為良醫(yī))，著體空銜紫誥恩。

禪智寺前云黯淡，玉鉤斜處月黃昏。

由來杜牧傷心地，不賦招魂賦禮魂。

秦淮波漲板橋通，風(fēng)雨論文萬慮空。

老去漸疑豪興減，秋來初覺鬢華同。

誰教跨鶴全無跡，可惜雕龍未有終(贈君方著

《史漢記疑》未畢)。

哭向?qū)嬮T余別淚，他年還為灑(原誤作酒)青楓。

這些詩的作者寧楷(1712—1801)，字端文，號櫟山。世居江西南城，康熙十四年(1675)，其父奠宗以耿精忠之亂遷輾轉(zhuǎn)流亡江寧，雍正十三年(1735)以知縣張嘉綸薦就學(xué)于鐘山書院。后受教于楊繩武，乾隆十八年(1753)鄉(xiāng)試中舉。翌年授涇縣教諭，未幾罷歸，先后掌教菊江、敬亭、潛川、正誼、蜀山五書院。年八十閉戶不出，享年九十。除《修潔堂全集》外，還參與修纂方志數(shù)種?！缎逎嵦眉浴酚谐掏㈧瘛⒋饕碜有?，集中有懷涂長卿、陶衡川、嚴長明、馮祚泰、樊明征、戴翼子諸人詩，又有程廷祚、馮祚泰、戴翼子三人傳。顯然，吳敬梓父子的摯友同時也是寧楷的摯友。寧楷平生最感銘的恩師楊繩武也是吳烺的老師，由此可知寧楷與吳氏父子的關(guān)系必不尋常，他的記述無疑是研究吳敬梓的可靠材料。從以上幾首詩中我們首先可以獲得兩點認識。

第一，吳敬梓晚年確實對道家典籍發(fā)生興趣，并不像陳美林先生說的“直到晚年傳主對釋道并無好感?！f時代的文人，在自己的理想不能實現(xiàn)時，談釋道就成為一種時髦的避世話題：其中有的真心皈依釋道，也有借談釋說道表達冷寂的心緒。并非真的是學(xué)佛修仙。傳主顯然屬于后者”⁽¹¹⁾。從第一首詩自注看，吳敬梓暮年曾有注《云笈七箋》的計劃，終未實現(xiàn)?！对企牌吖{》是道教最重要的典籍之一，涉及道教各方面內(nèi)容，注此書無疑是需要有充分的知識準備的。吳敬梓能注《云笈七箋》，說明他對道教的確有過潛心研究，而且可以想見，這種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某種觀念的認同的。

第二，吳敬梓的著作，除《文木山房集》外，只知有《詩說》，何澤翰先生《吳敬梓著述考》⁽¹²⁾據(jù)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言吳敬梓有“《史漢記疑》未成書”。平步青是清末人，其說較晚出。寧楷詩自注“方著《史漢記疑》未畢”，此乃信史。

1996.9

2008.6修訂生不逢時的天才黃仲則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lǐng)風(fēng)騷數(shù)百年?！?《論詩》)趙翼這首詩，無論你喜歡不喜歡，都必須承認它有一點是說得很對的，那就是每個時代都有天才。王國維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xué)，我們同樣也可以說一代有一代之天才，只不過他們的命運不一樣而已。我這里說的命運不只是出處窮通、功名利祿等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與否，還包括“文章千古事”，包括天才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所享有的價值及人們對它的估量。假設(shè)有兩個水平相當(dāng)?shù)奶觳?，寫出同樣美妙的詩，一個生活在一千年前，一個生活在當(dāng)下，那么后者的創(chuàng)造是絕對不可能享有前者的價值的。這就是后來者的不幸，天才的命運有時決定于他生活的年代。清初詩人孫枝蔚就曾說過：“夫士風(fēng)騷自命，幸而生于古人之后，亦不幸而生于古人之后也。祖習(xí)諸家，采其所長，如謝靈運之?dāng)M七子、江淹之雜擬，規(guī)矩當(dāng)前，取攜由我，斯可謂之幸矣；然極盛者難為繼，博取者慮不耑，鐘嶸謂源出于某體，遜于某，元稹謂效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沾溉殘膏，有志羞為，蚍蜉撼樹，復(fù)取譏前輩，幾于無一可焉。斯又可謂之不幸矣?！?《詩志序》)乾隆間詩人丁珠《遣懷》詩寫道：“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書，已書古人手。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后!”生為后人，這實在是無法擺脫的無奈，以至于詩人有“恨不奮身千載上，趁古人未說，吾先說”(管學(xué)洛《賀新郎》)的牢騷!

在清代詩人中，黃仲則可以說是一個生不逢時的天才。如果他不是生在乾隆年間，而是生在開元、天寶年間，或許會和李白一樣出名，和杜甫一樣重要。不幸的是他晚生了一千年，中國古典詩歌已快走到它的盡頭。在一千年的作品積累面前，他的天才再也閃現(xiàn)不出耀眼的光亮，甚至在當(dāng)時也沒有袁枚、趙翼、蔣士銓、翁方綱等人那么知名。他的一生充滿苦難，窮困和疾病的折磨、功名和愛情追求的失敗，在他敏感的心靈中醞釀出深沉的悲哀。他忽而氣勢磅礴、忽而纏綿悱惻的詩章，深刻地傳達了一個早慧天才的敏感、失路書生的悲哀，成為展示封建社會后期知識分子命運和心態(tài)的典型范本。

黃景仁(1749—1783)，江蘇武進人，字仲則，一字漢鏞，號鹿菲子。四歲就失去父親，家道衰落，隨祖父生活。七八歲已能寫文章，尤其迷戀詩歌。毛慶善《黃仲則先生年譜》記載：“九歲應(yīng)學(xué)使者試，寓江陰小樓，臨期猶蒙被臥，同試者趣之起，曰：‘頃得“江頭一夜雨，樓上五更寒”句，欲足成之，毋相擾也。’”由此可見他作詩的用功。這以后的幾年不幸踵至，十二歲祖父下世，翌年祖母亡故，三年后唯一的哥哥又罹病夭折。詩人早慧的心靈過早地承受了憂患的重壓：“人生處天地，纖塵棲弱草。風(fēng)至草動搖，微軀不自保?！边@是他十幾歲時所作《雜詠》中的詩句，一種濃厚的憂郁氣質(zhì)已滲透到他孤傲性格的深處，致使他未來的生活和詩歌，總是憂多于樂，愁過于喜，歡笑總浸含著苦澀，豪邁常伴隨著悲哀。

仲則十六歲應(yīng)童子試，在三千人中名列第一，這應(yīng)該說是個輝煌的開始。但隨后多次應(yīng)舉失敗，迫使他只能走上幕客的道路，先后依附于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太平知府沈業(yè)富、安徽學(xué)政朱筠。乾隆三十七年(1772)上巳日，朱筠張宴于采石磯太白樓，賦詩者十?dāng)?shù)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shù)百言，遍示座客，座客咸輟筆。時八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dāng)涂，聞學(xué)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時紙貴焉”(洪亮吉《黃君行狀》)。這次詩會讓仲則才名大著，更激發(fā)了他的意氣。雖然朱筠等都是風(fēng)雅中人，也賞識仲則的才華，但生性高傲的詩人久寄人籬下，終不免有“長鋏依人游未已，短衣射虎氣難平”(《雜感四首》之二)之嘆。乾隆四十年(1775)冬，二十七歲的詩人來到北京，翌年以乾隆東巡召試二等，得充武英殿書簽官，名動于公卿間，自翁方綱、紀曉嵐以下皆以青眼相加。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一段時光。但不久隨著家眷來京，俸薄口眾，生計又成問題。乾隆四十六年(1781)，陜西巡撫畢沅讀到仲則《都門秋思四首》，對“全家都在秋風(fēng)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一聯(lián)擊節(jié)不已，以為價值千金，先寄五百，邀詩人西游。仲則得畢沅資助，這才捐了個縣丞，在京候補。此后的一年多時間，他在京中“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蠅之感，權(quán)貴人莫能招之。日惟從伶人乞食，時或竟于紅氍俞上現(xiàn)種種身說法，粉墨淋漓，登場歌哭，謔浪笑傲，旁若無人”(《京塵雜錄》)。這放浪形骸的生活無疑是內(nèi)心深重痛苦的絕望的宣泄。不久，他被債主所逼，扶病西行，準備再度入陜投靠畢沅，途中不幸病逝于山西解州。他的隕落，使乾隆詩壇的星空黯然失色，引發(fā)無數(shù)詩人刻骨銘心的哀悼。

黃仲則短暫的一生充滿艱辛與苦難，《兩當(dāng)軒集》存詩一千七百多首，絕大部分都在描寫個人的愁苦生活。春雨、秋風(fēng)、雁鳴、子規(guī)啼固然引他愁思，就是面對浩蕩長江，他也會覺得“滔滔江漢不勝愁”(《黃鶴樓用崔韻》)。這濃重的傷感情緒形成他詩作的基調(diào)，詩人將這種傷感表達得十分纏綿而透徹，讓讀他詩作的人無不切身感受到一個天才的悲哀與絕望。詩人最親密的朋友洪亮吉形容他的詩“如咽露秋蟲，舞風(fēng)病鶴”(《北江詩話》)，孤傲而高貴的氣質(zhì)，幽抑而凄苦的情調(diào)，正是仲則詩最突出的特征。詩人在十七歲時就寫下《雜感》一詩：

黃景仁《兩當(dāng)軒集》封面

仙佛茫茫兩未成，祗知獨夜不平鳴。風(fēng)蓬飄盡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倖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莫因詩卷愁成讖，春鳥秋蟲自作聲。

此時他初入名利場，尚未經(jīng)歷坎坷，卻已意識到自己與世俗不可調(diào)和的尖銳對立，更預(yù)感到日后路途的艱辛。詩中對自身與群體命運的終極體認，在無數(shù)不遇才人心中引起深深的共鳴，成為他最早為人傳誦的名篇。說起來，懷才不遇雖一直是中國文學(xué)的基本主題，但人們所處的時代不同，感受的強度也不一樣，所謂“千秋放逐同時命，一樣牢愁有盛衰”(《屈賈祠》)。仲則生活于乾隆盛世，不遇對他來說顯得格外的悲哀，并使得他對生活情境常有異于他人的獨特體驗：

有酒有花翻寂寞，不風(fēng)不雨倍凄涼。(《重九夜偶成》)相對無猜惟酒盞，等閑難著是漁蓑。(《夜坐寫懷》)不禁多病聰明減，詎慣長閑意氣消。(《言懷》)

這些詩句，無論是反話也好，翻案文章也好，都會讓讀者在驚異之余深深玩索，別有一番滋味留在心頭。應(yīng)該指出，憂怨和哀傷本身并不一定就能動人，仲則詩的魅力在于深刻入骨地表達了那個時代讀書人心底的孤獨、悲哀和絕望。“百無一用是書生”是對才華的絕望，“豈宜便絕風(fēng)云路，但悔不為田舍郎”(《移家南旋是日報罷》)是對科舉的絕望，“汝輩何知吾自悔，枉拋心力作詩人”(《癸巳除夕偶成》之二)是對詩人命運的絕望，“結(jié)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綺懷》之十六)是對愛情的絕望，“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同上)更是對生命本身的絕望，就像一個已知比賽結(jié)果的選手，不想再作無謂的掙扎。難怪人們從他的詩中讀出“千古傷心人語”，它們的確道出了一代乃至千百代讀書人的心聲!

千家笑語漏遲遲，憂患潛從物外知。

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癸巳除夕偶成》之一)

這首普通的小詩，之所以萬口傳誦，感人至深，也就在于它是一篇杜甫《與諸公登慈恩寺塔》式的盛世危言。“萬物有同命，先見為之悲”(《雜詩》)，吐露了某種對盛極衰來之危機的天才預(yù)感。那種先知先覺的孤獨，令人感同身受。

在黃仲則的創(chuàng)作中，七言歌行占有相當(dāng)大的比例。他的許多名篇，如前后《觀潮行》、《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游九華山放歌》、《俞忠宣祠》等都是七言歌行。他最傾慕李白，在太白墓前曾高詠“我所師者非公誰”，“死當(dāng)埋我茲山麓”(《太白墓》)。李白的歌行對他有很大影響，《二十三夜偕稚存廣心杏莊飲大醉作歌》令人想到李白《將進酒》、《襄陽歌》，《太白墓》則明顯有脫胎于《夢游天姥吟留別》的痕跡。至于化用李白詩意境、沿襲李白詩意象之例，則更是舉不勝舉。李白最愛酒，仲則也耽飲，他寫酒的歌行大有李白那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神氣。如《元夜獨登天橋酒樓醉歌》寫道：

天公謂我近日作詩少，滿放今宵月輪好。

天公憐我近日飲不狂，為造酒樓官道旁。

我時薄疴臥仰屋，忽聞清歌起相逐。

心如止水遭微飆，復(fù)似葭灰動寒谷。

千門萬戶燈炬然，三條五劇車聲喧。

忽看有月在空際，眾人不愛我獨憐。

回鞭卻指城南路，一線天街入云去。

攬衣擲杖登天橋，酒家一燈紅見招。

登樓一顧望，莽莽何迢迢。

雙壇郁郁樹如薺，破空三道垂虹腰。

長風(fēng)一卷市聲去，更鼓不聞來麗譙。

此樓此月此客可一醉，誰共此樂獨與清影相嬉遨？

回頭卻望望燈市，十萬金虬半天紫。

初疑脫卻大火輪，翻身躍入冰壺里。

謫仙騎鯨碧海頭，千余年來無此游。

不知當(dāng)年董糟丘，天津橋南之酒樓，亦有風(fēng)景如茲不？

古人不可作，知交更零落。

少年里闬同追歡，拋我今作孤飛鶴。

不知此曹今夜何處樂？酒盡悲來氣蕭索。

典衣更酌鸕鶿杯，莫遣纖芥填胸懷。

天上星辰已堪摘，人間甲子休相催。

然藜太乙游傍誰，吃虀宰相何人哉？

黃仲則書法

甕邊可睡亦逕睡，陶家可埋應(yīng)便埋。

只愁高處難久立，乘風(fēng)我亦歸去來。

明朝市上語奇事，昨夜神仙此游戲。

通篇意氣橫溢，聲情亢爽，由登樓所見寫到憶舊，歸結(jié)于曠達語，頗有太白歌行的格調(diào)。末聯(lián)尤為刻意追踵太白。然而終究以身世困頓，少有快意之時，即便是慷慨高歌之際，內(nèi)心的悲愴仍抑制不住地流露出來，于是他的放曠雋逸中總透出一絲蒼涼哀感，一絲悲苦郁抑。這是不同于太白的地方。

七言歌行之外，仲則寫得最多也寫得最好的是七律。在歌行中，他任才使氣，盡情地吐露自己的志向、情懷，淋漓地宣泄自己的悲哀、愁苦。而在七律中，由于體裁的規(guī)定，他的情緒、感觸似乎都經(jīng)過壓縮，變得較為沉郁，同時也更為細膩，更為豐富。

靜里風(fēng)懷元度月，愁邊心血子胥潮。(《言懷》之一)

最怕難醒惟獨醉，生憎易中是輕寒。(《初春》)

似水才名難療渴，投閑芳序易消魂。(《夜坐述懷呈思復(fù)》)

這種曲折幽微的情緒與表現(xiàn)在七言歌行中是看不到的。同樣，類似如下詩句的低回凝重或清逸名雋也只有在七律中才能看到：

花月即今猶似夢，江山從古不宜秋。(《金陵雜感》)

偶看芳草思名馬，每見青山想異書。(《發(fā)蕪湖》)

翁方綱論仲則詩的風(fēng)格曰“沉郁清壯”，這于歌行未必恰當(dāng)，但用于七律卻非常貼切。仲則七律的藝術(shù)淵源不像歌行那么單純，看得出他對杜甫、杜牧乃至蘇東坡、黃庭堅、元好問都有取法，但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對李商隱的追摹。相似的失意境遇、相似的幕僚經(jīng)歷，相似的孤傲性格，都使仲則對李商隱詩情有獨鐘。當(dāng)他也同樣經(jīng)歷了無望的愛戀，經(jīng)受了長久的情感折磨后，他的詩心就不期然地醞釀出了李商隱式的纏綿詩句，而這樣的詩句他都是用七律的體裁寫出的：

別后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感舊》)

心如蓮子常含苦，愁似春蠶未斷絲。(《秋夕》)

自過百花生日日，一分春是一分愁。(《十六日》)

不過最容易讓人將他與李商隱聯(lián)系起來的還是《綺懷》十六首。這組詩從所寫的內(nèi)容、情境到表現(xiàn)手法，都可以看出對李商隱《無題》的模仿。比如第七首：

檢點相思灰一寸，難拋密約錦千重。

何須更說蓬山遠，一角屏山便不逢。

但仲則寫那段刻骨銘心的戀愛，沒有義山《無題》的隱晦和裝飾味道，顯得非常明朗、健康。他回憶當(dāng)時與戀人在一起的情景，是那么的純凈和美麗：

記得酒闌人散后，共搴珠箔數(shù)春星。(之二)

而寫自己的孤獨，又是如此的幽抑和凄涼：

有情皓月憐孤影，無賴閑花照獨眠。(之十六)

最膾炙人口的第十五首寫道：

幾回花下坐吹簫，銀漢紅墻入望遙。

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fēng)露立中宵？

纏綿思盡抽殘繭，宛轉(zhuǎn)心傷剝后蕉。

三五年時三五月，可憐杯酒不曾消。

首聯(lián)回憶少年癡戀情景；頷聯(lián)翻用李商隱《無題》詩句，刻畫出一個纏綿而執(zhí)著的主人公形象；頸聯(lián)再化用《無題》的意象，通過兩個不尋常的比喻使詩人痛苦的情感經(jīng)歷赫然袒露在讀者面前；末以今昔對照，點明戀情持續(xù)的年月與它帶給自己的深刻創(chuàng)痛。通篇的藝術(shù)表現(xiàn)，無論感情的強烈還是體驗的深刻，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使無數(shù)有過類似情感經(jīng)歷的人感動不已。翁方綱說仲則詩“試摘一二語，可通風(fēng)云而泣鬼神”(《悔存詩鈔序》)，這樣的詩句大多是在七律中。

黃仲則五言詩學(xué)漢魏，尚有未融化處，為人傳誦者也少。絕句多信手寫來，不事雕琢，除上引《癸巳除夕偶成》外，《聞子規(guī)》、《冬日過西湖》、《醉醒》、《別內(nèi)》也是耐人尋味的佳作。仲則詩純以直抒胸臆為主，較少用比興手法，也不太用典。感情深沉，寄意窈遠，語言明快暢達而工穩(wěn)洗練，富有表現(xiàn)力和感染力。從他留下的幾則詩評看，他對唐宋以來名家詩下過很深工夫。他曾勸洪亮吉：“多讀前人詩，于庸庸無奇者思其何以得傳，而吾輩嘔出心血，傳否未必，其故何在？”(《與洪稚存書》)他的詩確實能博采眾長，“出精入能，刻琢沉摯，不以蹈襲剽竊為能”(王昶《黃仲則墓志銘》)。而“詣前人所未造之地”(翁方綱《悔存詩鈔序》)，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黃仲則也能詞，但為詩名所掩。后人收其詞作二百余首，編為《竹眠詞》二卷。其中既有風(fēng)情旖旎之作，也有悲歌慷慨之句，內(nèi)容豐富，風(fēng)格多樣，時人以為“出入辛、柳間，新警略如其詩”(王昶《黃仲則墓志銘》)。近代章衣萍則說仲則詞勝于詩，甚至超過專門名家納蘭性德(《黃仲則評傳》)。此言或許有點過甚其詞，但仲則詞的確有相當(dāng)高的水準。且看當(dāng)時最為人傳誦的《丑奴兒慢·春日》：

日日登樓，一換一番春色，者似卷如流春日，誰道遲遲？一片野風(fēng)吹草，草背白煙飛。頹墻左側(cè)，小桃放了，沒個人知。

徘徊花下，分明認得，三五年時。是何人、挑將竹淚，黏上空枝。請試低頭，影兒憔悴浸春池。此間深處，是伊歸路，莫學(xué)相思。詞中將春色易老、春意闌珊的景致落落寫來，作者寂寞的失意的心境不言自喻。而《賀新郎·太白墓和稚存韻》則完全是別一副筆墨：

何事催人老？是幾處、殘山剩水，閑憑閑吊。此是青蓮埋骨地，宅近謝家之朓?？傄粯印⑽娜怂薏?。只為先生名在上，問青天、有句何能好？打一幅，思君稿。

夢中昨夜逢君笑。把千年、蓬萊清淺，舊游相告。更問后來誰似我，我道才如君少。有亦是、寒郊瘦島。語罷看君長揖去，頓身輕、一葉如飛鳥。殘夢醒，雞鳴了。

詞之立意奇，取境奇，造語也奇，正與他詩的精神相通，別具特色。仲則性格兼有豪邁與纏綿兩重傾向，其詞與詩一樣，也能自如地出入于豪放與婉約兩種風(fēng)格。這在詩也許很平常，但在詞就不一般了。

黃仲則的詩歌創(chuàng)作以鮮明的獨創(chuàng)性在清代詩壇占有重要位置。他的才華在他生前就獲得廣泛的推崇，去世后聲譽愈高，“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包世臣《齊民四術(shù)》)。當(dāng)時吳錫麒就有“傳之千世，斯人不死”(《與劉松嵐書》)的定論，近代以來，張維屏、譚獻、文廷式、張恨水、瞿秋白、郁達夫、阿英等著名文學(xué)家都十分欣賞黃仲則詩。然而，盡管他有不凡的天才，也再難取得李白那樣的第一流大詩人的地位，因為詩到清代，可供展現(xiàn)創(chuàng)造性的地方已實在太少，前人每有甫擱筆便覺陳腐滿眼之嘆。同樣是寫歌行，仲則發(fā)揮天才要比李白難得多，因為無數(shù)名家在前，他要花更多的力氣才能臻于獨造之境。這正是后生者的不幸。但相信隨著歲月的推移，仲則的詩歌會愈益呈現(xiàn)出它的心態(tài)史意義與藝術(shù)魅力，人們終究會承認，他是李白以后最有才華的詩人之一。

仲則死于三十五歲，蘇曼殊也死于三十五歲。世界上的天才，作曲家莫扎特死于三十五歲，詩人拜倫、雪萊、濟慈都死于三十六歲前。以至近代文人張慧劍說：“天才合當(dāng)于三十六歲便死，過此而留戀遲徊不能死者，皆混蛋也!”(《辰子說林》)我們當(dāng)然不能期望天才到三十六歲便自絕于人世，但縱觀百年來的文壇，天才的確早逝者多，連海子也在二十五歲作古了。黃仲則肯定是斯世有數(shù)的天才之一。

1996.6一代才女汪端

中國自古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xùn)，但實際上女子的才華一直是文士津津樂道的美談，而左芬、鮑令暉、上官婉兒那樣的才女更是他們贊美的偶像、傾慕的好逑。到明清時代，簪纓之家、書香門第，無不教女子讀書，女性才華的開發(fā)已是婚姻預(yù)算中一項重要的投資。毛奇齡、袁枚、陳文述等文人還招女弟子，一般男性詩人也無不由衷地欣賞女性的創(chuàng)作，贊美女性的才華。才女輩出成為明清兩代文壇十分引人注目的景觀。不過，由于社會的原因，她們才華的表現(xiàn)和傳播遠較男性為困難，誠如張云璈所言，“天之生一才人也不易，生一閨閣之才更不易；閨閣有才而又得全家之多才以張其才，則尤不易”(《自然好學(xué)齋詩鈔序》)。許多閨秀詩人、畫家由此就被埋沒了，只有少數(shù)人能幸免。清代中葉的女詩人汪端可以說是一個尤為幸運的才女。

汪端(1793-1838)，字允莊，號小韞，出生于浙江錢塘一個書香世家。祖父名憲，字千波，號魚亭。是著名藏書樓振綺堂主人。父名瑜，字季懷，自號天潛山人。博學(xué)多才，隱居不仕。工詩善琴，并精于醫(yī)道。母梁應(yīng)鋗，也出于書香門第，一門多著名作家。汪端來到世間時，家族長輩享有盛名的有外伯祖梁同書、表舅祖張云璈、姨母梁德繩、姨父許宗彥、表舅錢杜等著名人物。汪端母親早逝，父不再娶，教兩子兩女，都能讀書作詩。汪端最幼，乃父視同掌珠，延秀才高邁庵課她讀書。她的聰慧很早便顯露出來。在杜甫“開口詠鳳凰”的年齡，汪端也應(yīng)父親之命，賦《詠春雪》一首：

寒意遲初燕，春聲靜早鴉。

未應(yīng)吟柳絮，漸欲點桃花。

微濕融鴛瓦，新泥殢鈿車。

何如謝道韞，群從詠芳華。

盡管尾聯(lián)的切題略顯得生硬，但前三聯(lián)煉字造句都已不俗，甚至可以說很老練，讓人難以相信是出自七歲女童之手。當(dāng)時以為不減“柳絮因風(fēng)”之作，因呼為“小韞”。汪端十歲以前的詩作，風(fēng)格明顯處在有意識的模仿中。《擬太白鳳凰臺置酒》的題目顯然是太難為她了，有些力不能支。《秋夕次伯兄問樵初韻》“菊荒彭澤冷，波遠洞庭秋；落葉隨鴉起，孤云帶雁流”數(shù)句如明人學(xué)唐，一派空腔大套。不過《田家》一首學(xué)得還不錯：

一夜梨花雨，田疇新水生。

鄰家飯黃犢，荷鍤出柴荊。

婦子供晨饁，兒童話午晴。

蕭蕭竹林外，布谷又催耕。

構(gòu)思取景雖無甚新意，但造語閑適自然，顯示出良好的詩歌修養(yǎng)和寫作能力。如此早慧殊為鮮見，難怪一家長輩驚為奇才，贊嘆不已。她誦木華《海賦》，兩遍即能背誦，不遺一字。讀書更是過目不忘，而且極有主見。父親見她喜歡詩，便取宋元明及本朝人詩集給她讀。她一過目輒棄去，獨留高青丘、吳梅村兩家，既而去吳留高。父親問是何故，答：“梅村濃而無骨，不若青丘澹而有品?！睆拇朔睢肚嗲鸺窞楣玺?/p>

父親不僅為幼女的教養(yǎng)付出心血，而且為她未來的幸福也作了妥善安排。夙有知人之鑒的他，聽友人華秋槎稱贊陳文述之子裴之才華出眾，特地到蘇州訪察。一閱裴之《春藻堂初集》，嘆為雋才，當(dāng)即屬華秋槎做媒，與陳文述結(jié)秦晉之好。嘉慶十二年(1807)，汪端與陳裴之訂婚，當(dāng)時汪端十五歲。正當(dāng)汪端對未來充滿憧憬時，不幸繼踵而至。嘉慶十四年(1809)，長兄初卒于四川軍營，未幾父親也因悲傷過度而奄逝。孤露的汪端被接到姨母梁德繩家。梁德繩(1771-1847)，字楚生，以詩名于時，著有《古春軒詩鈔》，并主持風(fēng)雅，號為閨秀龍門。汪端在姨母家，終日獨坐一室默誦唐詩，遇意得處，溘然而笑，一家上下咸目為書癡。她的聰敏強記再次表現(xiàn)出來，讀庾信《哀江南賦》兩遍，即能背誦不誤。梁德繩見甥女有異才，便悉心授以詩，后來汪端選明詩就出于姨母的引導(dǎo)。

嘉慶十五年(1810)二月初五，十八歲的汪端歸于陳氏，成了著名詩人陳文述的冢媳。夫君裴之(1794-1826)，字孟楷，又字朗玉，以父字云伯，故又字小云。小云幼承家學(xué)，聲名早著，人稱“神清似衛(wèi)叔寶，才略似溫太真，文章經(jīng)濟似賈長沙，風(fēng)流儒雅似周公瑾”，有國士無雙之目，汪家長輩梁同書、許宗彥都激賞其才。故汪端之歸裴之，一時有金童玉女之譽，擬于祁彪佳商景蘭。陳文述為人一向追慕袁枚，風(fēng)流自賞，“一門之中，人人有集”，又有女弟子三十多人，當(dāng)時擬于袁枚。汪端歸于陳氏，更如魚得水，當(dāng)時閨秀自前輩詩人李佩金、歸懋儀、王瓊以降都折節(jié)下交，約為姊妹。平日家居讀書作詩，與裴之琴彈瑟應(yīng)，伉儷甚篤。嘉慶二十一年(1816)初，她有《丙子孟陬上旬與小云夜坐以澄懷堂集自然好學(xué)齋詩互相商榷偶成二首》，不僅流露出對“花落琴床春展卷，香溫簫局夜談詩”的滿足之情，還宣明了“不將艷體斗齊梁，不騖虛名競漢唐”、“明珠翠羽非吾好，善病工愁未是癡”的寫作態(tài)度，分明可見一對青年詩人胸有主見且充滿自信的神采。

汪端夫婦的婚姻生活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李清照和趙明誠，情投意合，恩愛而風(fēng)雅。但這只是明亮的表面，在它背后有著濃厚的陰影。裴之才大難用，功名之途頗為坎坷。初以通判筮仕，江南大吏異其才，請留江南補用，吏部以格于例，改選云南府南關(guān)通判。裴之以地過僻遠，不愿赴任，一直在乃父縣署中行走，又參河道幕府，輾轉(zhuǎn)不寧。汪端自幼喪母，及笄喪父與長兄，嘉慶二十一年姊筠復(fù)徂謝，痛何可言。所生兩子，長男孝如早夭；嘉慶十八年(1813)生次子孝先(后改名葆庸)，形質(zhì)孱弱，為此汪端居常悒悒寡歡。嘉慶二十四年(1819)，為翁姑雙病，汪端與裴之一同齋禱，立愿持齋三年，誦《觀音經(jīng)》，從此夫婦分室。其間汪端因選明詩而患神經(jīng)衰弱，經(jīng)常失眠，服參芪也無效。自以體弱不任中饋，又以子嗣不廣，遂請為裴之納妾，娶秣陵王姬紫湘。而紫湘入門兩年即病卒，令汪端為之傷慟，作《紫湘詞》八律哭之。

憂親傷逝的接連打擊，使汪端形勞神瘁，到道光六年(1826)，三十四歲的她已早生華發(fā)。而更大的不幸接踵又至，歲暮裴之客死漢皋，葆庸聞父訃，驚悸失常，久治不愈。親族勸汪端為娶婦納婢，以續(xù)后嗣，她不忍誤人之女，想等葆庸病痊再作計議，終竟不果。喪失家族天倫之樂的汪端，最終只得在宗教中尋求寄托。公公陳文述本是個篤誠的道教信徒，師從金蓋山道士閔小艮，從妹羲也是在家修行的道姑，為長春真人龍門派第十二代弟子。汪端后皈依陳羲為龍門派第十三代弟子，法名來涵。案頭常置《神仙通鑒》、《金華宗旨》等道教典籍十余種，于西王母《女修正宗》、李泥丸《女宗雙修寶筏》參究不輟。因巫言小云身后有孽，又遵從閔真人言，日對小云遺像誦《玉章經(jīng)》。據(jù)說她“不參語錄，不事元功，禮誦七年”，或閉關(guān)數(shù)月不出。禮玉皇懺及朝真斗以千計，誦《玉章經(jīng)》以數(shù)十萬卷計，誠信逾常。她曾對人說“名士牢愁，美人幽怨，都非究竟，不如學(xué)道”，頗耐人尋味。

汪端原本蔑視九流家言，以為不足學(xué)，奉道后乃喜讀《易》。夫亡子疾、翁姑年邁的情勢，不容她不考慮修習(xí)一種實用技藝，以為異日孤寡生計。為此她又通習(xí)星命之學(xué)，“于納音衰旺生克別有會心，取古今名流八字推算之，以證其生平出處，曰太極玄機”。汪端曾為阮元、潘奕雋推算庚甲，當(dāng)時兩人尚未入閣，她就斷言：“兩公皆太平宰相。他日相業(yè)可方唐之姚宋，宋之韓范。惟阮為飛天祿馬格，能久任封疆而不能久處臺?。慌藶椴束P朝天格，但入贊絲綸而不外膺節(jié)鉞也?！焙蠖顺鎏幑缢?。其他測算也無不奇中，令精于此道者大為嘆服。后來她病篤時曾說：“余生寄死歸，亦無所苦，所自惜者腹笥耳。記誦之學(xué)，自問不愧行秘書，至如神霄玉府之職司，元始靈寶之譜系，正乙全真之派別，《參同》《悟真》之得失，不特非儒家所能言，即道家亦無人能言者。惜不及勒為一書矣!”汪端自幼熟讀史傳，深諳人情物理，持論極為老成。當(dāng)年居姨母家，姨父許宗彥與她論史，常為所絀，呼為端老虎，比之禪家西余獅子。古往今來，才女何限，博學(xué)女子也不少，但像汪端這樣經(jīng)史滿腹，而又旁通曲學(xué)、無奇不有的女子卻罕見其儔。陳文述對這位兒媳也愛重逾常，晚年倚為左右臂，事無大小都聽取她的意見，還準備將平生著作付之刪定。孰料天不憐才，道光十八年(1838)冬，汪端竟因脾臟疾病所導(dǎo)致的腹瀉，于十二月十八日不治而終，享年僅四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