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九七五年，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出于并不光彩的理由，宣布中止憲法，國家進入“緊急狀態(tài)”?？梢哉f，這一事件使印度在世界上廣受矚目。我的美國出版商科諾普請我就這個主題寫一本書；同時，我的倫敦出版商和《紐約書評》也都給予了我相當?shù)闹С?。如此勸誘令人無法拒絕。我很清楚，我被要求做的是與印度政治和批評相關的事。這是我此前從未做過也從未想過去做的事，但寫出一本新書的邀請還是令我興致盎然，我同意了。這項計劃僅有很少的資金支持，但我希望最終能有一個好結果。

本書有一個很好的開端。我去了孟買，與一個調查員見了面。他正準備去馬哈拉施特拉邦多山的核心區(qū)域，認為我應該與他同行。這與“緊急狀態(tài)”并沒有多少聯(lián)系。正如我一直以來那樣，我更關注的是增加自己關于印度的知識；甚至可以說到目前為止，我關于印度的所有寫作，實際上是同一本描述性的書。于是我從孟買出發(fā)乘火車前往浦那，然后與調查員在鄉(xiāng)間四處自駕游覽。每一件事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詞語被有條不紊地組織起來；我寫下的東西令我十分滿意。我以為自己可以用這種方式寫完其余部分：旅行，與人相遇并與人交談。但“緊急狀態(tài)”無法回避；大環(huán)境中有各種各樣不和諧的事情發(fā)生，很快，人們就不再愿意與我聊天，或是被人看到同我待在一起，我預見到如果繼續(xù)沿用這套舊方法，我將無法完成這本書。一種新的方式驅動著我。在寫作時常會碰到的靈光一現(xiàn)的慌亂中，我突然想到可以嘗試對印度進行一次精神層面的描摹。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利用了既有的材料：報紙、雜志、書籍，壓榨出它們的意義。

因此，在《中途航道》與《幽暗國度》之后，我找到了一種新的求知方式。雖然我偏愛舊方法，與人互動，有風景，有交談，但那時這已經不可行了。讀者會發(fā)現(xiàn)在我這些書的新版序言里，我更關注的是寫作的藝術，以及與之相關的旅行的藝術，而不是我講述的內容；這是因為在不同的書里我被不同的行為方式和寫作方式驅使著，我必須讓自己對可能面臨的任何情況做好準備。關于這次特別的旅行，還有另一個豐沛的成果。我在《紐約書評》的約稿最終結集成為一系列彼此關聯(lián)的作品。因此，在沒有專門訓練也沒有計劃的情況下，我進行了連載寫作。讀者會判定我做得如何。我必須說，而且這種說法對我的每一本書都有效，我的書滋養(yǎng)了我；每本書結束時，我都比創(chuàng)作之初多了一些智慧。

就智識而言，這本書暗含著一個想法：印度誕生于多次的征服，征服的現(xiàn)實決定了印度的多種面向，但這并非總能得到承認。后來我很公開地使用了這個想法，但我可能更喜歡這本書中有關于此的半遮半露的含蓄表達。這本書糾結的寫作過程也導致了另一個結果：這是我印度系列中最薄的一本。

（陳蒙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