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兩晉之際是指從西晉到東晉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模糊的時間概念。本書所討論的兩晉之際，時間上限起于西晉惠帝繼位，下限伸至明帝卒年，即從永熙元年（290）到太寧三年（325）這一階段。其中所涉及的詩人的主要生活經(jīng)歷及文學活動在惠帝中后期到明帝時期。之所以上限起于惠帝繼位，是因為一些詩人雖經(jīng)歷了“八王之亂”“永嘉之亂”“晉室南渡”等重大歷史事件，但其出生及成長是在短暫安定的惠帝前期，如此框定有利于更為全面地探討重大政治變革對其人、其詩的影響。同時，對于一些壽命較長、跨代較久的詩人（如盧諶、葛洪等），本書也主要依據(jù)其活動時間來酌情處理。通過對詩人生卒年及生平經(jīng)歷的考察，本書重點論述的詩人有劉琨、盧諶、郭璞、楊方、曹毗、庾闡六位。

學界關于曹魏與西晉文學有正始文學研究、太康文學研究，關于東晉文學有玄言文學研究，劉宋文學有元嘉文學研究，齊梁文學有永明文學研究等，而關于兩晉之際的文學研究則少之又少。事實上，兩晉之際文學上承西晉文學下啟東晉文學，起承上啟下之作用，是文學史上的重要一環(huán)，不可忽略。本書論述的兩晉之際的詩歌是兩晉文學的重要部分，其承接兩晉時期的詩歌研究，對兩晉文學的縱向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關于兩晉之際文學的研究，無論是在整體風貌概述還是在專題個案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整體上對兩晉之際文學探究的著作有：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郭伯恭《魏晉詩歌概論》，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徐公持《魏晉文學史》，曹道衡《魏晉文學》，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論文集》，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張可禮《東晉文藝系年》，（日）佐藤利行《西晉文學研究》，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詹福瑞《中古文學理論范疇》，等等。

對兩晉之際的詩人進行個案研究的著作和論文有：趙天瑞《劉琨集》，聶恩彥《郭弘農(nóng)集校注》，連鎮(zhèn)標《郭璞研究》，錢穆《葛洪年譜》，陳國符《葛洪事跡考證》，倪佩麗《劉琨研究》，梁建徽《劉琨死因考略》，顧農(nóng)《關于劉琨與盧諶的贈答詩》，田小軍《兩晉河北作家簡論》，姜巖松《盧諶研究》，王貞春《宴游賞玄意顛沛貴真情——盧諶詩文創(chuàng)作研究》，李娜《郭璞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趙玉霞《郭璞游仙詩中憂患意識研究》，沈海波《郭璞行年考》，趙沛霖《駕鶴仙去：郭璞之死解讀》，張可禮《許詢生年和曹毗卒年新說》，郎曉斌《論庾闡山水詩的先驅(qū)作用》，楊健《別具一格的“中興之時秀”——論庾闡詩歌創(chuàng)作三論》，等等。

這些研究者對兩晉之際的詩人在生平、仕歷、事跡的考證上有較為豐碩的成果。其中對劉琨、郭璞二人的研究尤為深入：對劉琨的研究涉及其身世、思想、人格魅力、悲劇成因等方面，對其詩歌研究涉及其詩風及與盧諶的贈答研究兩方面，還有其人、其詩對后世影響的研究；對郭璞的研究涉及其生平事跡、道教思想、易學思想、人格構成及悲劇結局等方面，對其詩歌則主要集中在其《游仙詩》的研究上。但也可以看出目前學術界研究的焦點主要聚集在了品格較高、成就較大的詩人及詩歌上，而忽視了個別非著名作家。本書對個別被忽略的作家如楊方、庾闡給予了關注，并最大限度地挖掘此時期詩歌之意蘊。

本書認為，兩晉之際文學是兩晉文學的重要一環(huán)，在內(nèi)容與詩風上，不僅與建安慷慨之音、正始遙深之旨、太康繁縟之貌一脈相承，而且還進一步地開闊了東晉玄言詩之道路。同時，兩晉之際文學又具有其鮮明的特征，是兩晉之際戰(zhàn)亂、分裂時代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敏感的詩人們時時刻刻都在感受著國破家亡、生離死別之痛楚，也由此形成了他們對待人生的三種態(tài)度：一是意在提高生命的質(zhì)量，及時勉勵與建功立業(yè)；二是延伸生命的長度，求仙訪道與歸順自然；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時行樂與享受生活。第一種人生態(tài)度落之于詩歌內(nèi)容上便是表現(xiàn)亡國的痛楚、禍福的無常、命運的難卜、生命的短暫和人生的無奈；第二種人生態(tài)度是對第一種人生態(tài)度所形成的悲愴基調(diào)的超脫，落之于詩歌內(nèi)容上便是服食求仙、隱逸訪道；第三種人生態(tài)度則是對前兩種人生態(tài)度的有限性的補償，反映在詩歌中便是縱情山水、閑適享樂。故此時期形成了三種主要詩歌主題，即生死主題、游仙主題和山水主題。

由此，本書力圖為兩晉之際的詩歌構建出一個較為完整的系統(tǒng)，從橫向與縱向兩個方向論析此時期詩歌的特征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