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之際戰(zhàn)爭頻仍，上層統(tǒng)治者互相角逐、殘殺，百姓流離失所，整個社會呈現(xiàn)出一片混亂的狀態(tài)。士人不再奉“忠”“孝”為至上，詩人更沒有優(yōu)游卒歲的社會環(huán)境。從晉惠帝統(tǒng)治開始，一部分士人承續(xù)了司馬炎統(tǒng)治的西晉前期奢侈驕縱的生活方式，一部分士人則由于社會的不安定因素而轉(zhuǎn)為貪財好貨、積累財富，以尋求內(nèi)心的安全感。這個時期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社會思想上，社會都處于復(fù)雜糾纏的狀態(tài)，因而，有必要對這一時期的社會情況做一下梳理。

一　兩晉之際的政權(quán)更迭

永熙元年（290），晉武帝司馬炎駕崩，晉惠帝司馬衷即位，由太傅楊駿輔政。楊駿掌權(quán)之后濫用職權(quán)，行無準則，不分輕重。他自知素?zé)o美望，便效仿魏明帝即位的做法，普進封爵以求媚于眾。左軍將軍傅祗勸楊駿：“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sup>楊駿全然不聽?！氨?，詔中外群臣皆增位一等，預(yù)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guān)中侯，復(fù)租調(diào)一年?！?sup>散騎常侍石崇、散騎侍郎何攀也上奏，勸諫楊駿：“帝正位東宮二十余年，今承大業(yè)，而班賞行爵，優(yōu)于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無窮，今之開制，當(dāng)垂于后，若有爵必進，則數(shù)世之后，莫非公侯矣。”楊駿仍然不從。楊駿的專權(quán)自恣引起了賈南風(fēng)的不滿。元康元年（291），賈后與楚王司馬瑋合謀殺死了楊駿，但政權(quán)卻落在了汝南王司馬亮和元老衛(wèi)瓘手中。賈后未從中獲利，于是又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然后反誣楚王瑋矯詔擅殺大臣，將瑋處死。

從元康元年（291）到永康元年（300），賈后專政。賈后既殘暴又荒淫?！俺?，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妒，手殺數(shù)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sup>“賈后淫虐日甚，私于太醫(yī)令程據(jù)等；又以簏箱載道上年少入宮，復(fù)恐其漏泄，往往殺之?！?sup>她的荒淫行徑令人發(fā)指，甚至連依靠她的親屬賈模都“恐禍及己，甚憂之”。元康九年（299），賈后廢掉太子司馬遹，并在永康元年（300）將其殺死。“太子既廢，眾情憤怒?！?sup>特別是宗室對賈后的專橫行徑早已心懷不滿，于是趙王倫與梁王肜等舉兵廢殺賈后，并殺了張華、裴等人。

永康二年（301），趙王倫廢惠帝，自立為帝。司馬倫庸愚不堪，凡事都聽從于孫秀，使得孫秀威震于朝廷，于是“天下皆事秀而無求于倫”?！皞惣爸T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嫉。秀子會為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仆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xùn)|公主?！?sup>這樣的庸愚之人及狡詐之徒掌權(quán)，必然會引起群臣共憤。于是齊王冏聯(lián)合成都王穎、河間王颙、長沙王乂誅倫，扶惠帝復(fù)位。政權(quán)又落到齊王冏手里，這也是一個縱于聲色之徒?！皟椎⒂谘鐦?，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jīng)冏府，即加考竟?！?sup>齊王冏完全沉溺于荒淫享樂之中，不理政事，執(zhí)政自然不會長久。加之與其一起反叛者不滿于司馬囧獨自操控政權(quán)，必會結(jié)盟其他宗室群起而攻之。

永寧二年（302），河間王颙聯(lián)合長沙王乂等舉兵攻冏，并殺冏。太安二年（303），河間王颙又聯(lián)合成都王穎共攻乂，東海王越半路殺入。永興元年（304），越、颙、穎之間混戰(zhàn)；永興二年（305），越又起兵攻颙、穎。這四年主要由司馬穎與司馬颙掌權(quán)。司馬穎驕縱僭侈、不務(wù)正業(yè)。“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于冏時。”“太弟穎僭侈日甚，劈幸用事，大失眾望?！?sup>司馬穎聽信讒言、不辨忠良，殺害陸機、陸云兄弟。當(dāng)孟玖向他進讒言說：“機有二心于長沙?！?sup>他大怒，便使孫秀率兵殺害陸機，并將陸云下獄。當(dāng)記室江統(tǒng)、陳留蔡克、潁川棗嵩等上疏，以為“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于反逆，則眾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征驗，誅云等未晚也”。司馬穎也全然不聽，最終還是將陸云也殺了。此外，司馬穎最不可原諒之處是他引狼入室，“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jiān)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jīng)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積弩將軍”。這直接導(dǎo)致了后來劉淵稱帝，胡族肆虐中原。司馬颙更是一個優(yōu)柔寡斷、無智無謀之人。“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于司空越；播從弟右衛(wèi)率胤，太宰颙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詣長安說颙，令奉帝還洛，約與颙分陜?yōu)椴?。颙素信回放兄弟，即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颙曰：‘今據(jù)形勝之地，國富兵強，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于人！’颙乃止。及劉喬敗，颙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最后，司馬颙決定還是殺死張方并“送方頭于司空越以請和”，可司馬越并沒有領(lǐng)情，也沒有停止對司馬颙的追擊，后來還是將司馬颙殺了。

光熙元年（306），司馬越攻入長安，殺成都王穎，又毒死惠帝，擁立晉懷帝司馬熾，次年春天改元永嘉，至此司馬越專政。司馬越專權(quán)恣肆，殺害異己，失去民心，命將士護衛(wèi)自己的府中而置朝堂于不顧?！暗壑疄樘芤?，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為中書監(jiān)，繆胤為太仆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并參機密。越疑朝臣貳于己，劉輿、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為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zhí)播等十余人于帝側(cè)，付廷尉，殺之。帝嘆息流涕而已。”“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眾望?！?sup>“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于是宮省無復(fù)守衛(wèi)，荒饉日甚，殿內(nèi)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并掘塹自守?！?sup>永嘉五年（311），司馬越憂憤成疾，將后事托付于王衍。同年三月，司馬越身死于項城，至此“八王之亂”終結(jié)。

永寧二年（302），河間王颙聯(lián)合長沙王乂等舉兵攻冏之時，“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太安二年（303），河間王颙聯(lián)合成都王穎共攻乂之時，氐人李雄攻入成都。永興元年（304），司馬穎使匈奴劉淵將兵在鄴城，使劉淵的勢力壯大起來，最后叛晉，自稱漢王，上尊漢高祖與昭烈帝。此時，羯人石勒、王彌，鮮卑慕容族也率軍隊乘虛流竄，搶劫財富，擄掠漢族少女，蹂躪大河南北。

永嘉二年（308），劉淵自立于平陽，建立漢國。兩年后，其子劉聰繼立，派劉曜率兵四萬攻洛陽。此時在北方抵抗匈奴勢力的有劉琨、王浚等人。劉琨使上黨太守劉惇帥鮮卑攻壺關(guān)，漢鎮(zhèn)東將軍綦毋達戰(zhàn)敗亡歸。永嘉三年（309），匈奴劉虎與白部鮮卑皆附于漢?！皠㈢詫艋?，劉聰遣兵襲晉陽，不克?！?sup>之后劉琨又與鮮卑拓跋猗盧結(jié)好，表司馬越請求出兵討伐劉聰、石勒，“越忌茍晞及豫州刺史馮嵩，恐為后患，不許”。之后，晉懷帝以茍晞討東海王越。永嘉五年（311），司馬越病死，王衍率兵還東海國，為石勒所破，晉軍力量大削。之后劉聰又派王彌、劉曜、石勒攻洛陽，城陷，殺王公士民三萬余，并擄懷帝北去，史稱“永嘉之亂”。

“永嘉之亂”導(dǎo)致海內(nèi)大亂，只有江東較為安穩(wěn)，于是士民多南渡避亂?！版?zhèn)東司馬王導(dǎo)說瑯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qū)侔儆嗳?，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xié)為軍咨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壺為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為行參軍，前太傅掾庚亮為西曹掾?！?sup>晉懷帝被擄去之后，“漢主劉聰封帝為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于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yīng)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qū)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yè)，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且不說君臣位置的互調(diào)使晉懷帝心中所產(chǎn)生的落差，單說他為了茍活于世而不得不向逼害自己的仇人諂媚，其中的滋味可想而知。建興元年（313）正月，漢主劉聰在極光殿宴請群臣，竟使晉懷帝著青衣行酒，故舊大臣庾珉、王俊等備感委屈悲憤，因此號哭起來。劉聰也因此而反感起他們。同年二月劉聰殺死了珉、俊等故晉臣十余人，懷帝亦遇害。同年四月，懷帝遇害消息傳到長安，司馬鄴遂登位為愍帝，改元建興，都長安?！笆菚r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sup>建興四年（316），匈奴劉曜攻陷長安，愍帝出降，被擄至平陽，至是西晉亡?！八究臻L史李弘也以并州降石勒。劉琨進退失據(jù)，不知所為，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帥眾從飛狐奔薊。匹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jié)婚，約為兄弟?！?sup>二人期以翼戴晉室。

建武元年（317），宋哲到達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瑯琊王司馬睿掌管政事，于是司馬睿在江東稱晉王。太興元年（318），愍帝被殺的消息傳到建康，司馬睿正式稱帝。北方，“五月，段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子侄四人。琨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帥琨余眾奔遼西，依段末柸，奉劉群為主”。南方，彼時王導(dǎo)于內(nèi)輔政，把握著朝堂大權(quán)，王敦于外征戰(zhàn)，掌管著軍政大權(quán)，其他王氏子弟也布列顯要，時人謂之“王與馬，共天下”。晉元帝對大權(quán)旁落不滿，以劉隗、刁協(xié)、戴淵等為心腹，企圖排斥王氏權(quán)勢。于是王敦于永昌元年（322）以誅劉隗為名，在武昌起兵，直撲建康。王導(dǎo)為保全王氏家族利益，暗助王敦。王敦攻入建康，殺戴淵等，劉隗投奔石勒。同年閏十一月，晉元帝憂憤病逝。庚寅，晉明帝司馬紹繼位。太寧元年（323），王敦謀求篡位，時“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于臥處大吐，衣面并污。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于吐中，不復(fù)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dǎo)俱啟帝，陰為之備”。太寧二年（324），王敦患病，“司徒導(dǎo)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fā)哀，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及至王敦病情轉(zhuǎn)壞，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之時，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兇，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啬耸砧?，斬之”。之后王敦命王含出軍，王含等水陸五萬兵馬于江寧南岸被溫嶠所敗，王敦聽到兵敗之消息大怒，病情加重，尋卒。王敦之死使得晉軍大振，沈充、錢鳳接連戰(zhàn)敗，并在戰(zhàn)斗中被殺；王含、王應(yīng)父子二人逃到荊州投奔荊州刺史王舒，王舒最后將王含、王應(yīng)沉入江中淹死，由此王敦叛亂終結(jié)。太寧三年（325），晉明帝司馬紹駕崩。

通過對兩晉之際政權(quán)更迭的梳理，我們不難看出，此時期的政治呈現(xiàn)出一個明顯的特點：政權(quán)易主時間快。先看西晉后期，自晉武帝司馬炎死后楊駿專權(quán)一年，賈后專權(quán)十年，趙王倫掌權(quán)一年，齊王冏掌權(quán)一年，長沙王乂、河間王颙、成都王穎共掌權(quán)四年，東海王越掌權(quán)六年。再看東晉，晉元帝司馬睿掌權(quán)六年，司馬紹掌權(quán)四年。從這幾位掌權(quán)者專權(quán)時間來看，除了賈后時間稍長一點外，其他時間都不長。那為什么政權(quán)易主這么快？先看西晉，從統(tǒng)治者角度來說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晉武帝司馬炎在位之時就已開始怠政，平吳戰(zhàn)爭勝利后，武帝“遂怠于政術(shù)，耽于游宴，寵愛后黨，親貴當(dāng)權(quán)”，于是讓楊駿等外戚有機可乘。第二，惠帝“不慧”，使得宗室外戚專權(quán)膨脹?；莸墼谌A林園聽到蛤蟆，竟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在百姓無粟米充饑之時，竟問道：“何不食肉糜？”這樣一個昏庸皇帝根本不能掌控、平衡局面，所以才使得宗室和外戚權(quán)力膨脹，互相爭斗。第三，從掌權(quán)的宗室來看，無論是趙王倫、齊王冏還是長沙王乂、河間王颙、成都王穎、東海王越都是庸愚之人，其人格氣質(zhì)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殺害異己，驕橫恣肆，耽于享樂，不理朝政，委用奸佞小人，使得百業(yè)弛廢，大失眾望。而賈后之所以能專權(quán)時間稍長一點，是因為其專權(quán)時期在朝堂之上士族、庶族、外戚的力量達到了暫時的平衡?！百Z謐與后共謀，以張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眾望所依，欲倚以朝綱。疑而未決，以問裴，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dāng)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內(nèi)晏然，華之功也。”張華、裴皆儒雅正直、深謀遠慮之人，他們掌管機要、盡忠晉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層統(tǒng)治者的浮華荒淫之風(fēng)，也按捺住了欲興風(fēng)作浪之人的蠢蠢欲動之心，使得搖搖欲墜的晉室獲得了短暫的穩(wěn)定。

再看東晉初期，晉元帝司馬睿、晉明帝司馬紹統(tǒng)治時間較短的原因有如下幾點：（1）剛剛南渡之后，晉元帝所面臨的是內(nèi)憂外患?！岸甏赫露∶珀柫隁?，帝素服哭三日；使冠軍將軍梁堪、守太常馬龜?shù)刃迯?fù)山陵。迎梓宮于平陽，不克而還?！?sup>“夏四月，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于石勒。太山太守徐龕以郡叛，自號兗州刺史，寇濟岱。秦州刺史陳安叛，降于劉曜?！?sup>“五月癸丑，太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徐楊及江西諸郡蝗。吳郡大饑。平北將軍祖逖及石勒將石季龍戰(zhàn)于浚儀，王師敗績?！?sup>在內(nèi)是一個百廢待興的爛攤子，“天下凋敝，加以災(zāi)荒，百姓困窮，國用并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shù)”；在外被劉淵、石勒、慕容廆等步步緊逼，而晉元帝的軍隊一敗再敗，甚至投降叛變到敵軍，這使晉元帝絕望透頂了。之后石勒攻陷襄城、城父，保衛(wèi)圍譙，攻破祖約別軍。終于，晉元帝在閏月因憂憤而病死。（2）王敦謀反催化了晉明帝統(tǒng)治的終結(jié)。太寧元年（323），王敦謀求篡位，諷諫朝廷征召自己，司馬紹不得不手詔征召王敦，又拜受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王敦到姑孰時，司馬紹又派侍中阮孚設(shè)牛酒犒勞王敦，但王敦卻稱病不見，只派主簿接受，不久王敦自任揚州牧。身為一代君主卻要遭到人臣如此傲慢的對待，其中的難過、痛苦不言而喻，傷神必及傷身，明帝也最終于太寧三年（325）駕崩。

同時，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東晉初期和西晉后期稍有不同的是雖有權(quán)臣但仍是皇帝掌權(quán)，而西晉后期掌權(quán)的卻是外戚和宗室。這是為什么呢？這主要是由皇帝自身之能力與輔政大臣之取向所決定?？次鲿x后期皇帝，惠帝“不慧”，無法掌控局面。懷帝是由東海王司馬越扶上皇位的，只是一個傀儡，操控政權(quán)的仍然是司馬越。愍帝則是在懷帝被害消息傳到長安后被群臣扶立為帝，即位還不到一年，在劉曜圍攻長安時便出降了，所以西晉后期操縱政權(quán)的是外戚和宗室。再看東晉初期，南渡以后政局雖然不穩(wěn)，但司馬睿、司馬紹卻不是昏庸之主?！埃ㄔ┑坌院唭€沖素，容納直言，虛己待物。初鎮(zhèn)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dǎo)深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于此遂絕?！?sup>“（明）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兇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騎驅(qū)遵養(yǎng)，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昆。改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guī)模弘遠矣。”此外，在晉元帝和晉明帝統(tǒng)治時期，有一批富有軍事才能、得力能干的忠臣，如陶侃、溫嶠等。陶侃聰敏恭勤，“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nèi)。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yōu)逸，恐不堪事?！?sup>溫嶠嚴謹廉潔，“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擄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剿絕，不可因亂為亂也。’”由此可見，君主、大臣、大將是一個國家興盛衰亡的重要影響因素。君主勵精圖治，大臣聰明恭謹、克勤克儉，大將驍勇善戰(zhàn)、富于謀略、忠于王室，這樣才能使王朝安定；反之，三個因素中任意一個不具備都極有可能導(dǎo)致一個王朝的滅亡。

政權(quán)頻繁易主，兵禍接連不斷，再加之旱澇災(zāi)害頻繁，疾疫流行，百姓流離失所，哀鴻遍野，甚至在寧州、雍州等地區(qū)發(fā)生流民暴動。這在《晉書》與《資治通鑒》中均有詳細的記載。以下是《資治通鑒》所載：

永熙八年，秋，九月，荊、豫、徐、揚、冀五州大水。及齊萬年反，關(guān)中薦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谷入漢川者數(shù)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

元康七年，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萬錢。

永寧元年，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谷未登，無以為行資。

太安二年，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jié)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擄掠無所得，士眾饑乏。

永興元年，于時流民有荊州者十余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

光熙元年，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強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夷遂圍州城。

永嘉四年，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xiāng)里。流民以關(guān)中荒殘，皆不愿歸。

建興四年，（劉）曜攻陷長安外城，麹允、索退守小城以自固。內(nèi)外斷絕，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

永昌元年，兗州刺史郗鑒在鄒山三年，有眾數(shù)萬。戰(zhàn)爭不息，百姓饑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為后趙所逼，退屯合肥。

以上描述是對兩晉之際旱澇災(zāi)害、疾疫災(zāi)害與流民困苦生活情況的部分羅列，總結(jié)一下主要有兩點：一是戰(zhàn)爭、災(zāi)疫使得流民遍布，甚至發(fā)生食人現(xiàn)象；二是面對饑疫及政府的置之不理，流民開始奮起反抗，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甚至演化成起義。流民成了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流民首領(lǐng)如李特就利用流民的憤怒，發(fā)起反抗，不久便攻克成都，后其子嗣稱帝，如此便使西晉領(lǐng)土更加四分五裂，而彼此之間所進行的戰(zhàn)爭也加速了西晉的滅亡。

這樣政權(quán)頻繁易主的情況也打破了正常的入仕格局，使得中下層士族和寒微士人躋身于上層社會。兩晉時期仕人登入仕途的方式有公府辟召、郡國察舉、由曹掾積累而升、世冑承襲而用，等等。上層士族從小接受良好的貴族教育，再加之父輩的舉薦或被同門子弟、同等階層的人賞譽，很容易入仕。而對于中下層士族、寒微士人來說就投之無門，難上加難。而政權(quán)的頻繁更迭以及風(fēng)云變幻的局面，使得一些上層士族的入仕熱情減退。他們或者對政局持觀望態(tài)度，不敢貿(mào)然應(yīng)辟，或者由于自身權(quán)位的高華不愿為外戚或宗室所用而避而遠之?！稌x書·王戎傳》：“齊王冏起義，孫秀祿戎于城內(nèi)，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司。博士王繇曰：‘狡詐多端，安肯為少年所用？’乃止?！?sup>由此可見，諸如王戎這樣的上層士族很難被外戚或宗室所用。由是，外戚和宗王就把目光轉(zhuǎn)向了中下層士人或寒微士人。首先，外戚和宗王想要在爭奪中獲得勝利，就會從中下層士族和寒微士人中辟召才能之士。其次，戰(zhàn)亂的政治局面也為一些人提供了飛黃騰達的機會。如溫羨，就是出身于門第并不算高華之家，其父恭，只是濟南太守?！埃w）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zhuǎn)吏部尚書……其后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勛，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征為中書監(jiān)，加散騎常侍。未拜，惠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lǐng)司徒?！?sup>正常的入仕格局被打破，中下層士族和寒微士人進入政治權(quán)力核心，于是便開始聚斂財富，在極大程度上助長了掌權(quán)者已有的奢侈之風(fēng)，促使了浮華奢靡士風(fēng)的形成。

二　兩晉之際的世風(fēng)變化

西晉時，上層士族在物質(zhì)上耽于享受，崇尚豪奢之風(fēng)，在精神上以談玄為務(wù)，使得玄風(fēng)彌漫，世風(fēng)低迷。晉室南渡，統(tǒng)治者汲取前朝滅亡之教訓(xùn)，開始勵精圖治，倡導(dǎo)節(jié)儉之風(fēng)，并反思、遏制玄風(fēng)，以新教化。

（一）奢靡世風(fēng)向節(jié)儉世風(fēng)轉(zhuǎn)變

西晉士族大都雍容驕奢、生活放縱，于是在上層社會奢侈之風(fēng)盛行。這樣的奢侈之風(fēng)，主要表現(xiàn)在追求聲色、聚斂財物上。這樣的風(fēng)氣既存在在晉室之中，也泛濫于胡族之內(nèi)。

奢侈之風(fēng)古已有之，晉室從晉武帝司馬炎開始就已廣聚女色。泰始九年（273），“（晉武帝）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采擇未畢，勸禁天下嫁娶”。晉武帝為了滿足一己之聲色，竟然在自己選取美女之前禁止他人嫁娶，真是霸道。除此之外，晉武帝還聚斂錢財以供享用?！暗蹏L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墼唬骸犭m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sup>在劉毅看來，晉武帝甚至都比不上桓、靈二帝，彼二子至少能將賣官的錢歸為國有，而晉武帝則收為己用，如此收斂財富，只是為了滿足其奢靡的生活，這樣縱恣聲色的后果就是“遂致成疾”。在西晉后期，這樣的奢靡風(fēng)氣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愈盛。一些上層統(tǒng)治者為了滿足和維持自己的奢侈生活，以各種方法來謀求錢財。“東宮（司馬遹）月俸錢五十萬，太子常探取二月，用之猶不足。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面等物而收其利。”據(jù)說，太子司馬遹練就了一種以手稱物的本領(lǐng)：“（太子）或廢朝侍而縱游逸，于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sup>讀來不覺發(fā)笑，堂堂一個太子，不以經(jīng)國大事為業(yè)，反而每天想辦法賣些宮中的葵菜、藍子、雞、面去賺錢。俸錢不足以支撐其奢侈的生活時，竟出此下策，可見自尊、自立等人格品質(zhì)遠遠沒有其奢侈生活重要。

上行下效，掌權(quán)者的奢靡生活直接導(dǎo)致了臣子的汰侈風(fēng)氣。晉武帝時期的何曾就生活奢華，“（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何曾的生活用度甚至超過了人主，司隸校尉東萊劉毅數(shù)次劾奏曾侈靡無度，司馬炎竟以其為重臣為由不加過問。一人如此，整個家族皆如此，“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生于官宦富貴之家的劉輿、劉琨兄弟也是“素奢豪，喜聲色”?！稌x書·劉輿傳》：“（王）延愛妾荊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輿便娉之?！?sup>由此可見劉輿為了追求女色，全然不顧及彼女子的身份及處境。劉琨喜歡吹奏胡笳，“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游于貴勢，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yù)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shù)以此為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徐潤又譖令狐盛于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徊?，便殺之”。劉琨如此寵愛精通音律的徐潤，不查明真相，只憑一己之喜好來判斷是非，與其平素過慣豪奢的生活、養(yǎng)成輕狂傲慢的性格有關(guān)。又如山濤之子山簡，在永嘉三年（309），出為征南將軍之時，“優(yōu)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xí)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不同于其他幾人的縱于聲色，山簡酷愛喝酒，這或許是他在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之時所做的消極反抗，也或許是逃避亂糟糟現(xiàn)實的一種方法，但終日嬉游、每每醉酒終歸還是奢靡低沉生活的一種體現(xiàn)。

除了晉室酷愛豪奢，胡族亦如此，主要表現(xiàn)在廣聚女色、浪費財物、田獵無度、大興宮殿等方面。劉聰在呼延皇后死之后，先納劉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之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接著，又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為左右貴嬪，數(shù)月之后又立月光為皇后。后宮美女如云，于是劉聰便“游宴后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如此看來，天下軍國之事均與自己無關(guān)，劉聰更關(guān)心的是如何廣聚美女，耽于聲色。此外，他還田獵無度。《晉書·劉聰載記》：“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暮歸，觀漁于汾水，以燭繼晝?！?sup>當(dāng)中軍王彰勸他要有所收斂之時，他竟大怒，殺了王彰。劉聰驍勇善戰(zhàn)，可是一旦成為國主便驕縱起來，聽不進忠言，開始怠政，大興奢侈之風(fēng)。劉曜則喜于大興宮殿、愛好搏斗?！白髹好饔^及西宮，起陵霄臺于滈池，又于霸陵西南營壽陵。”“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sup>天生勇武的劉曜，雖不像劉聰那樣好色，卻好大喜功。

整個貴族階層對奢侈生活的追求帶來了世風(fēng)的低沉萎靡，也使世人好貨，唯錢是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錢之為體，有干、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墒拱?，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撥，怨仇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fā)。洛中朱衣、當(dāng)涂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zhí)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便是對當(dāng)時世風(fēng)的有力諷刺。

晉室南渡之后，東晉君臣開始反思，認識到西晉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層統(tǒng)治者的不務(wù)正業(yè)，耽于享受，大興奢侈之風(fēng)。歷經(jīng)劫難，目睹了到處瘡痍的景象，東晉君臣開始收斂，摒棄奢靡的世風(fēng)，勵精圖治，積極地匡扶王朝。

首先，就國君來說，元帝就十分節(jié)儉，而且能容納直言?！坝兴緡L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元）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綀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竟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彩。從母弟王暠為母立屋過制，元帝流涕止之?！?sup>元帝深知國之破碎，百姓流離失所，民生凋敝，財貨之可貴，故能如此恭儉。明帝亦節(jié)儉，在垂危之際，下詔：“不幸之日，斂以時服，一遵先度，務(wù)從簡約，勞眾崇飾，皆勿為也?！?sup>命令臣下要簡約處理喪事，切勿勞民傷財，心系國之安危、民生之疾苦。

其次，再看重臣，他們摒棄奢侈，力從節(jié)儉。這些重臣倡導(dǎo)節(jié)儉之風(fēng)主要是從自身做起、規(guī)勸國君節(jié)儉、訓(xùn)誡群下節(jié)儉這三方面來實現(xiàn)的。

從自身做起，為他人做表率。如王導(dǎo)“簡素寡欲，倉無儲谷，衣不重帛”，因而“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余”。在身處“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shù)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的尷尬境地之時，王導(dǎo)“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于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王導(dǎo)以自身為表率制練布單衣，使士人皆穿練布之衣，為國庫積累財富，渡過帑藏不足的危難境地。王導(dǎo)之子王悅也崇尚節(jié)儉之風(fēng)。據(jù)史書記載，王導(dǎo)帳下有甘果“不忍食，至春爛敗”，只好讓下人扔掉，但還特意叮囑“勿使大郎知”。估計兒子王悅連腐爛的甘果都不會讓扔掉，王導(dǎo)只有命下人偷偷處理掉，王悅崇尚節(jié)儉可見一斑。

規(guī)勸國主節(jié)儉。如元帝始過江，嗜酒如命。王導(dǎo)見之，常流涕諫，元帝乃許之，命酌酒一酣，至此遂斷，不再喝酒。王導(dǎo)“每勸帝克己勵節(jié)，匡主寧邦”。溫嶠在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之時，便上疏“以為朝廷草創(chuàng)，巨寇未滅，宜應(yīng)儉以率下，務(wù)農(nóng)重兵”，并為太子所接納。

倡導(dǎo)節(jié)儉世風(fēng)，上行下效。重臣責(zé)罰喜豪奢之人，抑制浮夸之風(fēng)，百姓方能勤心農(nóng)植，安定自足。如溫嶠就曾彈劾有重名卻頗聚斂的散騎常侍庾敳，使京都振肅。又如陶侃，“嘗出游，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zhí)而鞭之”。還有，在兵士造船時，陶侃命令把木屑及竹頭都保存好，兵士咸不解所以。后“積雪始晴，聽事前余雪猶濕，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既可看出陶侃心思縝密、長于精打細算，又可折射出整個東晉初期世人重節(jié)儉而不再崇尚奢侈的風(fēng)氣。

（二）玄風(fēng)盛行及反思玄風(fēng)

兩晉的社會思潮也發(fā)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西晉后期承前期之老莊玄風(fēng)，表現(xiàn)于生活方式上多浮夸而放誕。東晉初期則對玄風(fēng)開始反思，并崇儒以新俗化，表現(xiàn)于處世態(tài)度上多經(jīng)世而致用。鐘嶸《詩品·序》：“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從鐘嶸的話中我們可以知道兩點：一是在永嘉時期，玄風(fēng)仍然盛行，士人崇尚清談玄虛；二是晉室剛剛南渡之后，玄風(fēng)只是“微波尚傳”，士人開始反思、摒棄玄風(fēng)。

西晉后期，士人仍喜談玄。王衍就好詠玄虛?！稌x書·王衍傳》：“（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棒馊唬^之‘一世龍門’矣……衍嘗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則情之所鐘，正在我輩?！喎溲?，更為之慟?！?sup>樂廣也喜談玄，《晉書·樂廣傳》：“尤善談?wù)?，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sup>而此時的酷愛談玄之人與之前嵇康、阮籍等人不同的是他們并非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也并非尋找一種脫俗的超然境界。事實上，他們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既求名也求利，只是借用老莊思想來點綴他們充滿私欲的生活。王衍有盛才美貌，聲名藉甚，但在所率全軍為石勒大破之時，竟言少不豫事，勸石勒稱尊號。樂廣口談玄虛，以風(fēng)流瀟灑著稱，然而在趙王倫篡位時卻奉璽綬勸進。正如羅宗強先生所說，他們是“把利欲熏心和不嬰世務(wù)結(jié)合起來，口談玄虛而入世甚深，得到人生的最好享受而又享有名士的聲譽”。

在此影響下，士人多追求自適縱情的生活，有時甚至放誕到令人發(fā)指的地步?！稌x書·王澄傳》：“時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為王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宴縱誕，窮歡極娛?！?sup>王澄乃王衍之弟，個性放縱，與“四友”以宴飲為樂。庾敳生活放達，對一切都不在意，“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扳鬃俞蚤L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頹然自放?！?sup>此外，還有一部分士人個人意識極度膨脹，生活極為放蕩?！稌x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發(fā)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正始士人雖也縱酒、不拘禮法，阮籍、劉伶也脫衣裸形，但是此時士人已經(jīng)從散發(fā)裸身發(fā)展至“對弄婢妾”，故他們之行為絕不同于正始士人的不拘禮節(jié)、放浪形骸，而是純屬為了滿足一己之情欲。葛洪《抱樸子·外篇·疾謬》：“世故繼有，禮教漸頹。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wù)唯在摴草捕彈棋，所論極于聲色之間，舉足不離綺紈绔之側(cè)，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講道之言，專以丑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駿野?！?sup>可見，當(dāng)時整個社會都彌漫著一股尋歡作樂的濃烈氣氛，士人沉溺聲色、放縱情欲。葛洪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為準則，對士人的行為持批判態(tài)度，認為是違背倫理道德、為人所不齒的。

由此可見，此時士人只是徒有超然的外表，而內(nèi)心卻欲望膨脹，私下里聚斂財富，在生活上放縱情欲。正如羅宗強先生所說：“他們是這樣的一代人：他們要在現(xiàn)實中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歡樂與享受，得到他們精神上和物質(zhì)上的一切滿足，即使這個現(xiàn)實環(huán)境污濁混亂，他們也要在這污濁混亂中尋找自己欲望的滿足，要在這污濁混亂中盡可能輕松地生活下去，他們并不存在改變這個污濁混亂的現(xiàn)實的任何愿望?！?sup>所謂物極必反，口談玄虛、不嬰世務(wù)，以及過度放縱的生活必會導(dǎo)致個體生命的消亡和國家的淪喪。故而王衍在臨死前感嘆：“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眲㈢谂c盧諶的詩序里悔悟：“然后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p>

渡江以后，一部分士人繼續(xù)著西晉末期的清談，一部分士人開始對此反思。如“王敦為大將軍，鎮(zhèn)豫章，衛(wèi)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fù)聞?wù)贾?。阿平若在，?dāng)復(fù)絕倒。’”可知，渡江之后，衛(wèi)玠仍與王敦、謝鯤等人聚在一起清談，并提及王澄善于清談的事。作為東晉政權(quán)的重臣王導(dǎo)也清談，“舊云：王丞相過江，止道聲無哀樂、養(yǎng)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zhuǎn)關(guān)生，無所不入”。不僅清談之風(fēng)在江左得到繼續(xù)發(fā)展，而且士人的放縱生活方式在東晉初期仍保存著，如“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謝鯤亦如此，“鄰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sup>挑逗美女不成，反折兩齒，沒有羞赧之色，竟豪言仍能嘯歌，其放縱可見一斑。

同時，面對玄風(fēng)所造成的社會風(fēng)氣低迷情況，一部分士人開始反思。應(yīng)詹就上疏：“元康以來，賤經(jīng)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shù)清儉為鄙俗。望白署空，顯以臺衡之望；尋文謹案，目以蘭熏之器。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sup>一些主政大臣指責(zé)貴游子弟的放誕行為，抑制浮夸的現(xiàn)象，主張崇儒以新俗化。卞壸就對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之行為，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于此?！?sup>欲奏推之，后來由于王導(dǎo)、庾亮不從，才放過了他們。劉弘則鄙棄音樂，“時總章太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缭唬骸疄樘熳雍蠘范プ髦址菍④姳疽?。’吾常為之嘆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jié)，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陶侃更是克儉抑浮，“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便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撲，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dāng)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yǎng)望自謂宏達邪！’”由此可見陶侃恪守儒家之禮，鄙棄放蕩之行為，心思縝密，腳踏實地，以其經(jīng)世而致用的思想支撐著東晉，使得東晉初期在矛盾四伏、一片動蕩中獲得安穩(wěn)。

綜上，西晉后期玄風(fēng)盛行，士人欲望膨脹，在生活上多浮夸而放誕，如此糜爛的風(fēng)氣加速了西晉的滅亡。東晉初期，玄風(fēng)雖然尚傳，放縱之行為仍存，但士人開始反思，特別是主政大臣開始嚴厲地抑制浮夸之行為，以儒家之禮法來洗滌世俗之風(fēng)氣，使得東晉能偏安于一隅。

三　兩晉之際的士人心態(tài)及走向

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人，上述政局及世風(fēng)的變化均影響了士人的心態(tài)和走向。西晉后期，士人在戰(zhàn)亂的社會環(huán)境及奢靡的世風(fēng)下選擇了各自的人生道路。東晉初期，士人在短暫安定的社會環(huán)境及崇尚節(jié)儉的世風(fēng)下亦做出了選擇。

西晉后期，“政亂朝昏，禍難薦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兇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涂炭，干戈日用，戰(zhàn)爭方興”。整個國家沒有了思想的凝聚力，士人的人生取向和價值選擇便完全以一己之意愿為中心了。此時，士人的心態(tài)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茍且心態(tài)；一種是奮起心態(tài)。

所謂茍且心態(tài)是指不顧民族、國家之興衰，士人只求一己或一家能茍活于當(dāng)下的心態(tài)。王衍即是一例。其長女適賈謐，小女惠風(fēng)為司馬遹之妃。我們知道，賈謐本是賈充之外孫，后又認作兒子，賈后是賈充之女，而賈后無所出，司馬遹是謝才人所出。惠帝昏庸，賈后當(dāng)朝，賈謐擅權(quán)。所以王衍在賈后、賈謐一方與司馬遹一方兩邊都是姻親關(guān)系。太子司馬遹雖然嬉戲荒誕，但并無謀逆之心，賈后為了掌權(quán)先是以卑劣手段將遹廢為庶人。作為岳丈的王衍本應(yīng)明辨是非而責(zé)難賈謐，或者至少保持中立、置之不理?？伤谷簧媳砘莸郏埱蠡蒿L(fēng)與司馬遹離婚，如此害怕禍連于己，為求保全不論是非、不顧道義。后賈后又誣陷司馬遹謀反，并把司馬遹囚禁于許昌宮，司馬遹至許昌寫信給妃子惠風(fēng)，詳敘了自己被誣陷的經(jīng)過，言賈后逼自己飲酒至醉，讓其照抄由潘岳事先已寫好的悖逆言語之文書。王衍在收到遹書之后本應(yīng)上奏，請求查明真相，為司馬遹申冤，但他卻隱匿不報，眼睜睜地看著司馬遹被殺害。為了自己一家不被牽連，能茍活于世，就不顧他人之死活，王衍之人格、道德已然淪喪。

與這種茍且心態(tài)相對應(yīng)，士人多選擇走向保全自身之路。他們?nèi)徊活檱业陌参?，一心只想要保全自己或者保全家族的聲譽與榮華。仍以王衍為例，《晉書·王衍傳》：“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jīng)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dāng)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艘缘艹螢榍G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R者鄙之。”讀來真是駭人聽聞，全然不顧國家的動蕩，只為了自己家族的安危與榮辱，竟費盡心思設(shè)計了狡兔三窟的策略，王衍可真算是“深謀遠慮”了，難怪被有識之人鄙視。

庾敳也是在朝廷混亂、天下多故中求自全的人?！皵搽m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為者把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故有喜不至也?！?sup>不同于王衍的“深謀遠慮”來求自全，庾敳則是在渾然漠視中求自全，對周圍一切不在意，就以為不會禍及己身。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沒有國之安穩(wěn)，又豈會有一己之安穩(wěn)？和王衍一樣，庾敳最終也被石勒殺了，其死也證明著在國家動蕩之時，想走保全自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奮起心態(tài)是指面對民族、國家之衰亡，士人奮發(fā)向上，以挽救民族、國家為己任的心態(tài)。以劉琨為例。他在少壯之時也慕老莊，頗為浮夸，與其兄劉輿均在“二十四友”之列。但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與祖逖為友，兩人志在報效朝廷，曾聞雞起舞。在聽聞祖逖被用后，劉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肿嫔任嶂??！?sup>可見其心系民族、壯志慷慨、意氣風(fēng)發(fā)。祖逖亦如此，生性豁蕩，不修儀檢，十四五時猶未知書，其兄經(jīng)常為之擔(dān)憂。但他輕財好俠，慷慨有節(jié)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谷帛以周貧乏，鄉(xiāng)黨宗族以是重之。祖逖與劉琨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與足下當(dāng)相避于中原耳?！?sup>可見，劉琨與祖逖在少壯時均受奢靡世風(fēng)的影響，性格豁蕩浮夸，但并沒有就此隨波逐流，沉淪下去，而是奮發(fā)向上，懷振復(fù)天下之志。

與這種振復(fù)天下之志相一致，劉琨、祖逖也都走向了匡扶晉室之路。劉琨曾參與“八王之亂”，且因為姻親關(guān)系受到重用。光熙元年（306），東海王司馬越為了擴張勢力，派劉琨出任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lǐng)護匈奴中郎將。在此兩年前，匈奴首領(lǐng)劉淵趁“八王之亂”已在并州起兵建立“漢”政權(quán)，后改稱“趙”，史稱“前趙”。劉琨帶領(lǐng)一千余人輾轉(zhuǎn)離開首都洛陽，于永嘉元年（307）春到達晉陽（今山西太原）。當(dāng)時的晉陽經(jīng)歷戰(zhàn)亂，已成一座空城。劉琨在左右強敵環(huán)俟的環(huán)境下安撫流民，發(fā)展生產(chǎn)，加強防御，不到一年，晉陽就恢復(fù)了生氣，成了晉在中原的少數(shù)幾個存留抵抗力量的勢力之一。劉琨與猗盧結(jié)盟，后為石勒所迫，又投奔鮮卑首領(lǐng)段匹磾，最后被段匹磾殺害，終結(jié)了其慷慨悲壯的一生。劉琨誓將報效朝廷，在《謝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表》道：“臣雖不逮，預(yù)聞前訓(xùn)，恭讓之節(jié)，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辱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jié)?！?sup>與王衍之輩相比，劉琨這種盡臣節(jié)、扶晉室、矢志報國的精神顯得彌足珍貴。

祖逖也是一位奮發(fā)有為、馳騁戰(zhàn)場、保衛(wèi)國土的志士?！稌x書·祖逖傳》：“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fù)之志?！?sup>祖逖有濟天下之心，然而對宗室為了爭奪帝位，使中原地區(qū)橫尸遍地、生靈涂炭，又深感失望，所以當(dāng)關(guān)東諸王，如范陽王司馬虓、高密王司馬略、平昌王司馬模等人競相招引他出來做官時，他都回絕了。在東海王司馬越又命他擔(dān)任典軍參軍、濟陰太守時，適遇其母病逝，他干脆守喪不出。然而“及京師大亂，祖逖便率親黨數(shù)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quán)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征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由此可見，祖逖雖然宦海漂浮，卻沒有為了做官而做官，不助宗室為虐，心里裝著百姓，以自己的智慧和勇力為百姓謀福。后來祖逖又請求北伐，那時還沒繼位的司馬睿任命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稟，布三千匹，但不給鎧仗，使祖逖自己招募?！埃ㄗ驽眩┤詫⒈玖麽悴壳儆嗉叶山?，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fù)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嘆。”就這樣，在糧草兵力不足的情況下，祖逖親自招募軍隊進行北伐，以自己的才干逐漸收復(fù)失地，不僅保全了江淮，而且收復(fù)了黃河以南的大片地區(qū)。

劉琨與祖逖在國家衰微之際，挺身而出，征戰(zhàn)于沙場，誓死忠于王朝，護衛(wèi)百姓。探其原因，是動亂時代促使其由放蕩公子轉(zhuǎn)型成英雄的，也是其骨子里所涌動的氣節(jié)和愛國之心促使其做出這樣的人生選擇。

晉室南渡以后，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一部分士人雖有失落之感，但生活終究還是要繼續(xù)，他們必須要有所作為，齊心戮力王室。同時，江南山明水秀，又使一部分剛剛經(jīng)歷過動蕩亂離的士人想要安定下來，于是這一部分人便想要隔離于世事之外，從而專注于自己的興趣愛好。這就形成了兩種心態(tài)：一種是積極有為的心態(tài)；一種是消極避世的心態(tài)。

有為的心態(tài)是指士人想要求得安定的生活，就必須為朝廷效力，積極有所作為的心態(tài)。王導(dǎo)就是懷有這種心態(tài)的人。“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fēng)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韵嘁暳鳒I，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dāng)共勠力王室，克復(fù)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過江以后，當(dāng)周為山河之異而愴然傷懷，王導(dǎo)便一臉嚴肅地訓(xùn)誡他理應(yīng)放下個人情緒，戮力王室，收復(fù)中原故土。

與這種有為的心態(tài)相連，士人多走上了積極入世之路，發(fā)揮自己的才能與智慧，為國主獻計獻策，為王室之安穩(wěn)做出貢獻。仍以王導(dǎo)為例。司馬睿移鎮(zhèn)建業(yè)后，三吳的大族豪強都不肯依附，王導(dǎo)便十分憂慮。等堂兄王敦來到建業(yè)后，便與王敦商量，借王敦的威名來匡助司馬睿。在三月三日那天，王導(dǎo)利用司馬睿要去水邊觀禊的機會為其準備了一副肩輿，讓司馬睿高高坐在上面，兩旁排列儀仗，自己與王敦等名流騎著駿馬緊緊跟隨，前呼后擁，使得司馬睿備顯威風(fēng)。三吳大族中的代表人物紀瞻、顧榮等人目睹此狀，一齊拜倒道旁。王導(dǎo)趁機向司馬睿獻計，讓富有名望的顧榮、賀循出來做官，以結(jié)納人心。司馬睿立即派王導(dǎo)親自拜訪顧榮、賀循，二人皆應(yīng)命而至。顧榮、賀循出仕后，三吳的大族豪強紛紛投靠司馬睿。從這件事便可看出，王導(dǎo)對司馬睿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為其出謀劃策，毫無保留。后來王敦反叛，王導(dǎo)率領(lǐng)王氏子弟每天清晨入朝待罪，再加上周的申救，元帝召見了王導(dǎo)，并任其為前鋒大都督平定王敦。雖然王導(dǎo)未能阻止王敦沿江直下，最后攻破建康，但仍可以看出元帝對王導(dǎo)的信賴，以及王導(dǎo)為晉室安穩(wěn)所做出的努力。

此外，司馬睿繼位，東晉王朝建立時，北方仍有為晉堅守的地區(qū)，如上文提到的祖逖北伐，是不計成敗與生死，以攻為守，保障著東晉的偏安。還有庾亮、陶侃、溫嶠等主政大臣傾盡全力輔佐著東晉初期的兩位皇帝，他們也是毫不猶豫地選擇走上了戮力王室之路。

避世心態(tài)是指一部分士人對當(dāng)下之主流的浮誕士風(fēng)不滿，但也無力改變，所形成的不關(guān)心朝堂之事、只專注于自己個人興趣的心態(tài)。葛洪就是其中的一例：“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嘗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jīng)》，著一部子書，令后世知其為文儒而已?！?sup>可見葛洪對功名利祿、榮華富貴并不鐘愛，他所仰慕的均是隱逸之士，希望以文儒身份為后人所知。又如郭璞，他與溫嶠、庾亮等人曾是布衣之交，但當(dāng)庾亮、溫嶠位列公卿時，他卻沉于下僚，才高位卑的他難免產(chǎn)生不平。兩晉之際的動蕩，又使他身心俱疲，再加之處于殘忍的王敦手下，所以他消極避世的心態(tài)也比較突出。

與這種避世心態(tài)相關(guān)，士人不愿再深入仕途，而專注于自己的興趣，過起了淡漠世事的生活。仍以葛洪為例，“（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zhèn)檄命一無所就。后還鄉(xiāng)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guān)內(nèi)侯”。兩晉之際的動蕩使他更加無心于官場，雖然元帝賜其關(guān)內(nèi)侯，但他基本不參與政事。后“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lǐng)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一直以煉丹、服食、養(yǎng)性為樂。后“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漏令。（成）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蹚闹?。洪遂將子侄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岳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岳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yōu)游閑養(yǎng)，著述不輟”?？梢娫谀隙梢院?，葛洪不僅在元、明二帝時辭官，在成帝時也無心仕途，他求句漏令也只是因為聽聞那里出丹，故他只是以自己煉丹為樂趣。他的這種人生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晉之際的動蕩，看慣了那些俗人為榮華富貴或功名利祿所做的茍且之事，也看慣了他們?yōu)榍蟊Ｈ~媚于人的嘴臉，所以他選擇沉浸于煉丹養(yǎng)性之上，從而淡漠世事，遠離塵囂。正如他自己所說：“榮位勢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zhàn)，不可勝言，不足為矣?！?sup>故而走一條絕棄世務(wù)、服食養(yǎng)性、修習(xí)玄靜的道路，方能使自己身心愉悅。

郭璞和葛洪很相似，他善于卜筮，妙于陰陽算歷，熱衷于求仙問道之事。以其《游仙詩》第一首為例：“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靈溪可潛盤，安事登云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藩羝。高蹈風(fēng)塵外，長揖謝夷齊。”特別是“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兩句直接表現(xiàn)了自己想要放棄之前所追求的功名利祿和高華門第，而轉(zhuǎn)向一種出世遠游、羽化升仙的人生樂趣，走向一條隱遁山林、淡漠世事的道路。

又如庾闡，從他現(xiàn)存的詩來看，他也是淡漠世事，熱衷于服藥以求長生的。他的《采藥詩》：“采藥靈山，結(jié)駕登九疑。懸?guī)r漏石髓，芳谷挺丹芝。泠泠云珠落，璀璀玉蜜滋。鮮景染冰顏，妙氣翼冥期。霞光煥蕭靡，紅景照參差。椿壽自有極，槿花何用疑?！?sup>通過寫自己翻山越嶺采藥的樂趣，以及對山中藥草之挺拔，云珠、霞光等美景的描繪，表現(xiàn)了他對求仙訪道的熱衷及對塵俗生活的摒棄。

此外，江南的草長鶯飛、淡煙疏柳、明瑟山水也使得士人少問世事，選擇了登臨遠游的生活，也由此寫下了不少的山水詩，為后來山水詩的豐富與發(fā)展做了鋪墊。

綜上，不論士人存有哪種心態(tài)，以及選擇走哪種人生道路，都與時代環(huán)境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兩晉之際的動蕩，逼著一部分士人從少壯的浮夸放曠成長為報國英雄，也促使一部分士人在飽受亂離之苦或備受壓抑后渴望一個安穩(wěn)的環(huán)境，淡漠世事而專注于自己的興趣。

四　兩晉之際詩歌概述

兩晉之際的政權(quán)更迭、世風(fēng)變化、士人心態(tài)及走向?qū)υ娙?、詩歌有著重要的影響。頻繁的政權(quán)更迭使得詩人朝不保夕、無心創(chuàng)作，從而影響了詩歌的數(shù)量；奢侈的世風(fēng)及浮夸的玄風(fēng)使得詩人生活放誕，品質(zhì)低下，從而影響了詩歌的格調(diào)；士人心態(tài)及走向則影響了詩歌的主題及內(nèi)容。同時，此時期的詩歌又反映著兩晉之際復(fù)雜的政治、社會、人文面貌。該時期的詩歌統(tǒng)計見下表。

兩晉之際詩歌統(tǒng)計

說明：（1）本表是在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基礎(chǔ)上，參考曹道衡、沈玉成《中國文學(xué)家大辭典·先秦漢魏晉南北朝卷》、唐修《晉書》、陸侃如《中古文學(xué)系年》，以及張可禮《東晉文藝系年》編寫的。

（2）本表選取的有些詩人主要活躍于西晉中期，但因為經(jīng)歷了西晉后期的社會變革，且有詩歌內(nèi)容關(guān)涉后期的社會內(nèi)容及人物，故也將其列在表內(nèi)。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此時期的詩歌特征：

第一，從數(shù)量上來說，這一時期的詩人不算少，但存詩數(shù)量卻不多，有的人只存一首，或僅有殘句。

第二，從質(zhì)量上來說，詩人中只有劉琨、郭璞、盧諶、庾闡成就較大，其他人均名不見經(jīng)傳。在詩歌格調(diào)上，也只有上述幾個詩人的詩歌格調(diào)較高，其他的均一般。

第三，從詩歌主題、內(nèi)容上來說，主要以愛國詩歌、游仙詩歌為主。從題材上來說，此時期有山水詩、愛情詩。此外，這時期的贈答詩也很引人注目。

第四，從詩人的卒年來看，有不少詩人死于永嘉五年（311），這一年石勒攻破洛陽，懷帝被俘，關(guān)中饑饉，人饑相食，白骨蔽野，不少詩人或被殺死或被餓死。

造成以上之局面有多種原因。姜劍云《太康文學(xué)研究》談道：“西晉從立國到亡國也才半個世紀的歷史，而嚴格地說來，西晉自晉武帝平吳而統(tǒng)一全國，形成穩(wěn)定發(fā)展局面，到他駕崩之后便禍亂頻起、朝政日非，中間只有太康時期的十年時間……恐怖的浩劫，草菅人命，文學(xué)家們?nèi)宋幢M才。因而，西晉文壇盡管出現(xiàn)過盛況，但僅僅是曇花一現(xiàn)。西晉文學(xué)因為政治、文化等歷史的緣故，沒有獲得合乎邏輯發(fā)展的充分條件，被迫中斷而夭折?！?sup>姜劍云從宏觀的角度指出整個西晉的現(xiàn)實條件不能孕育出大有作為的文人來。

除了上述所說的西晉動蕩的社會所導(dǎo)致的人未盡其才這個重要原因，關(guān)于兩晉之際這種詩歌存詩數(shù)量少、質(zhì)量不高的情況，還有一些其他原因。其一，動蕩社會中，一些應(yīng)用文（如表、疏、奏、箴、銘、書等）在政治、戰(zhàn)事、生活中所用較多，故寫實用文的作家較多，而寫作文學(xué)性較強的詩歌之人減少，并且在詩人所寫的詩歌中用于人際交流與往來的贈答詩占很大比重。還有一些文人其成就主要不在詩歌上，如摯虞，其成就主要在文論、史學(xué)上；干寶，其成就也主要在史學(xué)以及神怪小說上；庾闡也是以《揚都賦》而為時人所重。其二，關(guān)于詩歌的流傳情況，據(jù)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不少人都有集子，只是由于戰(zhàn)亂頻繁或者是交通不便及歷時較長等原因，未能保存下來。其三，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此時詩歌與世風(fēng)的關(guān)系，此時詩人受奢靡世風(fēng)的影響，個人情欲膨脹，追求娛樂享受，導(dǎo)致詩歌品格較低。

總之，兩晉之際詩歌的整體情況較為消沉低迷，優(yōu)秀詩人較少，存詩數(shù)量不多且品格不高。但普遍之中也有特殊，此時期的劉琨、郭璞等人在古代詩歌史上地位頗高，正如鐘嶸所說：“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變創(chuàng)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sup>也正是由于“越石‘感亂’，景純‘詠仙’”這兩個特例，才打破了兩晉之際詩歌的平淡，使得此時期詩歌仍熠熠生輝。

1.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6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600頁。
2. 同①，第2601頁。
3. 同②。
4. 同①，第2604頁。
5. 同①，第2628頁。
6. 同⑤。
7. 同①，第2638頁。
8.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6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642頁。
9. 同①，第2646頁。
10. 同①，第2670-2671頁。
11. 同①，第2683頁。
12. 同①，第2695頁。
13. 同①，第2688頁。
14. 同⑤。
15.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6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698頁。
16. 同①，第2717頁。
17. 同①，第2718頁。
18. 同①，第2741頁。
19.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6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755頁。
20. 同①，第2755頁。
21. 同①，第2682頁。
22. 同①，第2744-2745頁。
23. 同①，第2753頁。
24.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6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766頁。
25. 同①，第2777-2778頁。
26. 同①，第2794頁。
27. 同①，第2838-2839頁。
28.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7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859頁。
29. 同①，第2918頁。
30. 同①，第2924頁。
31. 同①，第2925頁。
32. （唐）房玄齡：《晉書》第1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80頁。
33. 同①，第108頁。
34. 同②。
35. （唐）房玄齡：《晉書》第4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072頁。
36. （唐）房玄齡：《晉書》第1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51頁。
37. 同②，第151-152頁。
38. 同②，第152頁。
39. 同④。
40. （唐）房玄齡：《晉書》第1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57頁。
41. 同①，第165頁。
42. （唐）房玄齡：《晉書》第6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73頁。
43. （唐）房玄齡：《晉書》第7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30頁。
44. （唐）房玄齡：《晉書》第4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34頁。
45. （唐）房玄齡：《晉書》第6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66-1267頁。
46. （唐）房玄齡：《晉書》第1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63頁。
47. （唐）房玄齡：《晉書》第4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71頁。
48.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6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632-2633頁。
49. 同①，第2632頁。
50. 同①，第2741頁。
51. 同③。
52. （唐）房玄齡：《晉書》第6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692頁。
53. 同⑤，第1681頁。
54. （唐）房玄齡：《晉書》第4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29頁。
55.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6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826頁。
56. （唐）房玄齡：《晉書》第9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661頁。
57.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6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881頁。
58. 同④，第2864頁。
59.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6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629-2630頁。
60. （唐）房玄齡：《晉書》第1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57頁。
61. 同②，第165頁。
62. （唐）房玄齡：《晉書》第6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52頁。
63. 同④，第1751頁。
64. （唐）房玄齡：《晉書》第6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51頁。
65. 同①。
66. 同①，第1754頁。
67. （唐）房玄齡：《晉書》第1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57頁。
68. 同①，第1785頁。
69. 同①，第1774頁。
70. （唐）房玄齡：《晉書》第6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74頁。
71. （梁）鐘嶸著，周振甫譯注：《詩品譯注》，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7頁。
72. 同①，第1236-12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