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行李莊

一、輾轉求職

1943年的寒冬，川北邊境的山路上，一群群逃難的老百姓踽踽而行，他們衣衫襤褸，面帶饑色，有些還拖家?guī)Э凇⒎隼蠑y兒，一看便知都是從被日軍占領的淪陷區(qū)逃出避難的人們。王世襄和幾位同學也夾雜在逃難的人群中，自11月時揮別父親，離開北京城，開始踏上往大后方的路途，奔波行進將近兩月。先由商丘坐排子車，穿過了皖北界首的日軍封鎖線，又繞道河南、陜西兩省，有時坐敞篷運輸車，有時只能徒步前行，一路上可謂擔驚受怕，飽經(jīng)風霜雨雪。1943年歲末，王世襄終于進入了四川境內，從這段行程中，他目睹了中華大地因戰(zhàn)事而民不聊生的景象，希望能在大后方，找到謀生立足之處，發(fā)揮所學之長。

王世襄到四川后首先來到成都，當時因抗戰(zhàn)內遷的北方各高校聯(lián)合組成了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梅貽琦⁽¹⁾暫時以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務。燕京大學在北平的分校遭日軍侵占封閉后，原燕大的師生遷往西南，也已在成都復校，成立燕京大學成都分校。因復校不久，教師緊缺，恰王世襄從北京到來，梅先生很希望他能留下，力邀他作中國文學系的助教。但王世襄覺得自己所學不足為人師表，而且志不在成為國文教員，他一心希望能從事文物研究工作，盡管成都是當時西南條件最好的城市，他還是婉言謝絕了梅校長的好意，重新上路，離開成都，決定去重慶。

戰(zhàn)時的重慶，云集了大量遷往西南地區(qū)中央機構的辦事處，故宮博物院的辦事處便設于重慶南岸的海棠溪。王世襄到重慶后，首先去辦事處求見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先生⁽²⁾。馬衡早年在北大任教，后因清華國學院王國維自沉未名湖和梁啟超逝世，陳寅恪于1928年提議聘馬衡為講師從教清華國學院。但從1935年起，馬衡先生一直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為故宮資深院長，為故宮博物院服務了27年，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馬衡與王世襄家頗有淵源，他與世襄父親是上海南洋公學的同窗，后又同在北平為官，而逢故宮有外賓參觀時，馬衡還會邀世襄父親王繼曾陪同接待，遇有外文函件也常請他代為故宮翻譯并擬復函。故宮南遷之前，世襄父親還曾受聘為故宮博物院的顧問，兩人可說交誼深厚。王世襄小時便知道有位父親的同窗好友馬老伯，馬衡也可說是“看著世襄長大的”前輩?，F(xiàn)在抗日大后方的重慶見到馬院長，王世襄便直截了當?shù)叵蚱浔磉_了自己希望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之愿望，渴望能有機會盡自己所長，獻身中國的文博事業(yè)，馬衡院長聽了世襄的話后，深為其熱切而感動，當即表示：“青年人有此志愿的不多，值得歡迎！”

然而，當時故宮文物“西遷”后，為防止日軍偷襲掠奪，都保存在四川樂山、峨嵋山和貴州安順的山洞里，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幾乎因戰(zhàn)事而停止了。所以，馬衡院長在答應世襄留任的要求后，也只能坦率地告知他若想在故宮工作，目前只能是人事秘書之類的行政管理。王世襄了解這一情況后，覺得只是坐在辦公室里伏案寫公文乃至做些應酬工作，無法看到文物，更學不到知識；對自己一心想做的研究也無法開展，于是，他爽快地將這一想法告訴了馬衡先生。馬院長明白了他的心意，毫不介意地答應說：“那也好，將來故宮復原，肯定要增加研究人員，那時你尚可參加?！北M管當時王世襄沒有留在故宮，但與馬院長的這次見面，已吐胸臆，無疑讓他與故宮博物院結下了不解之緣，日后，他最終得以進入故宮博物院，并走上文博家的發(fā)展道路，無疑與馬衡院長的關懷、提攜密不可分。

離開故宮辦事處后，王世襄思忖再三，又來到位于重慶聚賢新村的中央研究院辦事處，希望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是國民政府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其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要從事考古、歷史、語言等相關學科的考察和研究。史語所成立初期分設3組，第1組為史學組，第2組為語言學組，第3組為考古學組，李濟長期任第3組主任。到1934年時，又增設第4組，即人類學組。

當時歷史語言研究所匯集如李濟、梁思成、梁思永、吳金鼎、董作賓、郭寶鈞、劉尹達、夏鼐、胡厚宣、高去尋、石璋如在內的大量有識之士，其所長傅斯年⁽³⁾更是著名的歷史學家。王世襄到了辦事處想求見傅斯年所長，但他與傅先生素昧平生，又無人引見，自然不便貿然求見。正當他徘徊猶豫之時，一個清瘦微微有些背弓的身影漸入他的眼簾，王世襄遇到了梁思成先生。

梁家與王家是世交，梁思成的父親、清末著名維新人士梁啟超，還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的門生，而梁思成又與世襄的大哥王世富⁽⁴⁾是清華的同學，后來兩人又同時留學美國。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嫻，則又是王世襄母親金章的閨中密友。王世襄在燕京大學時，還與梁思成的外甥是同學，同住過一間宿舍。梁思成先生此時認出了王世襄，盡管兩人在北平時僅有幾面之晤，但這次在重慶的不期而遇，彼此卻一見如故、相談甚歡。當時梁先生恰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當他了解到王世襄想求見傅斯年所長時，便主動代為引見，并陪同他去傅斯年處。王世襄終于見到了傅先生這位有名的歷史學家，并向其表達了自己希望能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愿望。作為當時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的總干事兼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辦事認真，當即便詢問他之學術背景，王世襄回答：“燕京大學國文系本科及研究院?！?/p>

誰知，傅斯年一聽立刻斷然拒絕道：“燕京大學出來的人，根本不配進我們史語所！”當然，傅先生的話，興許太看重學校背景了，也確出乎世襄的意料，弄得介紹人梁思成也沒辦法。這可能因為當時燕京大學，沒有像清華國學院那樣曾有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國學大師任教過，所以傅斯年竟會以畢業(yè)學校來論人才了。傅斯年的冷遇對王世襄來說仿佛當頭澆上一桶涼水，不禁有些挫折心冷。一旁的梁思成看出了他的失落，也看出了王世襄對文物事業(yè)的一片熱誠，想起了自己任職的中國營造學社，正應多吸納像他這樣有志的青年，于是便對他說：“你的志愿是搞美術史，如對古建筑有興趣，可以到中國營造學社邊學習邊工作，職位是助理研究員?！苯?jīng)歷過兩次滿懷信心的求職不成，特別是被傅斯年冷淡地拒之史語所門外后，在這樣的進退為難時刻，難得有梁思成先生之提攜，王世襄一時真有“莫愁前路無知己”之感，于是便欣然接受此聘。

說起中國營造學社，這是一個專門研究中國古建筑工程學的學術團體。“營造”一詞在古語中即“建筑”之意，可理解為“中國古建筑學社”，1929年在北京創(chuàng)建。中國營造學社的創(chuàng)始人，是朱啟鈐⁽⁵⁾。中國營造學社的日常工作，主要從事古代建筑實例的調查、研究和測繪，以及文獻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最初的辦事地點，設在北京天安門里西廡舊朝房，由梁思成、劉敦楨分別擔任法式、文獻組的主任，抗戰(zhàn)開始后，他們帶領一批青年學者輾轉入四川，繼續(xù)研究工作，工作機構設在李莊。

由于梁的提攜，王世襄走入了一個新的人生的起點。1944年1月，他跟隨梁思成先生乘江輪溯水而上，前往距離重慶200公里的李莊。在這長長的200里水道上，面對那煙波浩淼的長江，面對兩岸崇峻秀麗之風光，梁思成先生與王世襄談起自己對戰(zhàn)時古跡保護的些許憂慮，隨著戰(zhàn)事之進展，中國文物被破壞的事例也逐一增多，這確令梁百思愁結于心間。當他們倆談起那些令人心醉的古剎、宋墓等古建筑時，無不令小于梁十多歲的世襄所神往。正是這一刻的變化，梁思成將年輕的王世襄引入了另一片嶄新的文化世界，并成為日后他為之奮斗終生的事業(yè)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