吶喊

本書收作者1918年至1922年所作小說十四篇。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原收十五篇，列為該社《文藝叢書》之一。1924年5月第三次印刷時起，改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列為作者所編的《烏合叢書》之一。1930年1月第十三次印刷時，由作者抽去其中的《不周山》一篇（后改名為《補天》，收入《故事新編》）。作者生前共印行二十二版次。

自序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jīng)做過許多夢，后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并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xiàn)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經(jīng)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丶抑?，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y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jīng)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于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里，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并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wèi)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y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xiàn)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y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fā)端于西方醫(y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后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xiāng)間的醫(yī)學專門學校里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yè)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zhàn)爭時候便去當軍醫(y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xiàn)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余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zhàn)爭的時候，關于戰(zhàn)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jù)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jīng)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y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yè)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后，第一步當然是出雜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chuàng)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后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并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jīng)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斗的，獨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卻也并不憤懣，因為這經(jīng)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于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愿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jīng)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會館里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xiàn)在槐樹已經(jīng)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里鈔古碑?？椭猩儆腥藖恚疟幸灿霾坏绞裁磫栴}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里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fā)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么用?！?/p>

“那么，你鈔他是什么意思呢？”

“沒有什么意思?！?/p>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F(xiàn)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shù)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p>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后，便一發(fā)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xiàn)在是已經(jīng)并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于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至于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huán)，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于自己，卻也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著小說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僥幸的事，但僥幸雖使我不安于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為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為《吶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魯迅記于北京。

本篇曾發(fā)表于1923年8月21日北京《晨報·文學旬刊》。
平地木 即紫金牛，常綠小灌木，根皮可入藥。
到N進K學堂 N指南京，K學堂指江南水師學堂。作者于1898年至南京江南水師學堂肄業(yè)，次年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1902年初畢業(yè)后，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學。
伊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當時還未使用“她”字。
學洋務 清朝末年，李鴻章、張之洞等人推行以“自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他們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方面維護封建制度及其倫理道德，另一方面又舉辦一些軍事工業(yè)和其他工礦企業(yè)，并設立學習相關知識的學堂。這里說的“學洋務”，是指在這類學堂里學習西方國家的科學知識和軍事技術。
格致格物致知的簡稱，《禮記·大學》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話。格是推究的意思。清末曾用“格致”統(tǒng)稱物理、化學等學科。魯迅在礦路學堂讀書時的格致學指物理科。
《全體新論》 關于生理學的書，英國合信著，清末譯成中文，1851年出版，廣東金利埠惠愛醫(yī)局石印。《化學衛(wèi)生論》，關于營養(yǎng)學的書，英國真司騰著，清末譯成中文，1879年出版，上海廣學會刻本。
日本維新 指發(fā)生于日本明治年間（1868—1912）的維新運動。在此以前，日本一部分學者，曾大量輸入和講授西方醫(yī)學，宣傳西方科學技術，積極主張革新，對日本維新運動的興起，曾起過一定的影響。
醫(yī)學專門學校 指日本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作者于1904年至1906年曾在這里學習醫(yī)學。
日俄戰(zhàn)爭 指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本同沙皇俄國之間為爭奪在我國東北地區(qū)和朝鮮的侵略權益而進行的一次帝國主義戰(zhàn)爭。
指許壽裳、袁文藪、周作人等。袁文藪隨后轉往英國留學，只剩魯迅、許壽裳、周作人三人。
S會館 指設在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原為山陰、會稽兩縣的會館，稱山會邑館；1912年山陰、會稽合并為紹興縣，改稱紹興會館。作者于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曾在這里居住。
鈔古碑 作者寓居紹興會館時，在教育部任職，常于公余搜集、研究中國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后來輯有《六朝造像目錄》和《六朝墓名目錄》兩種（后者未完成）。
金心異 指錢玄同（1887—1939），名夏，浙江吳興（今湖州）人，曾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教授。1908年他在日本東京和作者同聽章太炎講文字學。“五四”時期參加新文化運動，曾是《新青年》編者之一。1919年3月，復古派文人林紓在上海《新申報》上發(fā)表題名《荊生》的小說，攻擊新文化運動。小說中有一個人物名“金心異”，即影射錢玄同。
《新青年》 綜合性月刊，“五四”時期倡導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