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屈子文學之精神

楚辭 作者:李山 注


屈子文學之精神

王國維

我國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稱堯、舜、禹、湯、文、武,后者則稱其學出于上古之隱君子(如莊周所稱廣成子之類),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學派,后者遠古學派也。前者貴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也(非真遁世派,知其主義之終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熱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國家派,后者個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與孔子問禮之老聃系二人。說見汪容甫《述學·老子考異》)。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義常相反對,而不能相調和。觀孔子與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之關系,可知之矣。戰(zhàn)國后之諸學派,無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雖謂吾國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國之文學,亦不外發(fā)表二種之思想。然南方學派則僅有散文的文學,如老子、莊、列是已。至詩歌的文學,則為北方學派之所專有。《詩》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學派之思想者也。雖其中如《考槃》、《衡門》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學者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亦豈有異于是哉?故此等謂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則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質也。然則詩歌的文學,所以獨出于北方之學派中者,又何故乎?

詩歌者,描寫人生者也(用德國大詩人希爾列爾之定義)。此定義未免太狹,今更廣之曰“描寫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類之興味,實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純粹之模山范水,流連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之未見。而詩歌之題目,皆以描寫自己之感情為主。其寫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別之境遇中,用特別之眼觀之。故古代之詩,所描寫者,特人生之主觀的方面;而對人生之客觀的方面,及純處于客觀界之自然,斷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對古代之詩,前之定義,寧苦其廣,而不苦其隘也。

詩之為道,既以描寫人生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當日之社會中,南方派之理想,則樹于當日之社會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舊社會;南方派之理想,在創(chuàng)造新社會。然改作與創(chuàng)造,皆當日社會之所不許也。南方之人,以長于思辨,而短于實行,故知實踐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無悶,囂然自得以沒齒者矣。若北方之人,則往往以堅忍之志,強毅之氣,持其改作之理想,以與當日之社會爭;而社會之仇視之也,亦與其仇視南方學者無異,或有甚焉。故彼之視社會也,一時以為寇,一時以為親,如此循環(huán),而遂生歐穆亞(Humour)之人生觀?!缎⊙拧分兄茏?,皆此種競爭之產物也。且北方之人,不為離世絕俗之舉,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此等在在畀以詩歌之題目,與以作詩之動機。此詩歌的文學,所以獨產于北方學派中,而無與于南方學派者也。

然南方文學中,又非無詩歌的原質也。南人想象力之偉大豐富,勝于北人遠甚。彼等巧于比類,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語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陽,四子獨往:此種想象決不能于北方文學中發(fā)見之。故莊、列書中之某部分,即謂之散文詩,無不可也。夫兒童想象力之活潑,此人人公認之事實也。國民文化發(fā)達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臘之壯麗之神話,皆此等想象之產物。以我中國論,則南方之文化發(fā)達較后于北方,則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勢也。此南方文學中之詩歌的特質之優(yōu)于北方文學者也。

由此觀之,北方人之感情,詩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詩歌的也,以無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無所麗,是以無純粹之詩歌。而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象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學北方之學者也。南方學派之思想,本與當時封建貴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雖南方之貴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觀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以稱之圣王,則有若高辛、堯、舜、禹、湯、少康、武丁、文、武,賢人則有若皋陶、摯、說、彭、咸(謂彭祖、巫咸,商之賢臣也,與“巫咸將夕降兮”之巫咸,自是二人,《列子》所謂“鄭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呂望、寧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則有若夏啟、羿、浞、桀、紂,皆北方學者之所常稱道,而于南方學者所稱黃帝、廣成等不一及焉。雖《遠游》一篇,似專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實屈子憤激之詞,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峨x騷》之卒章,其旨亦與《遠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xiāng)。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薄毒耪隆分兄稇焉场?,乃其絕筆,然猶稱重華、湯、禹,足知屈子固徹頭徹尾抱北方之思想,雖欲為南方之學者,而終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贊曰“廉貞”,余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其廉固南方學者之所優(yōu)為,其貞則其所不屑為,亦不能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漁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學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動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蓋屈子之于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懷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與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種之歐穆亞?!峨x騷》以下諸作,實此歐穆亞所發(fā)表者也。使南方之學者處此,則賈誼(《吊屈原文》)揚雄(《反離騷》)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學,所負于北方學派者也。

然就屈子文學之形式言之,則所負于南方學派者,抑又不少。彼之豐富之想象力,實與莊、列為近。《天問》、《遠游》鑿空之談,求女謬悠之語,莊語之不足,而繼之以諧,于是思想之游戲,更為自由矣。變《三百篇》之體而為長句,變短什而為長篇,于是感情之發(fā)表,更為宛轉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學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開之。然所以驅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學者,實由其北方之肫摯的性格。此莊周等之所以僅為哲學家,而周、秦間之大詩人,不能不獨數屈子也。

要之,詩歌者,感情的產物也。雖其中之想象的原質(即知力的原質),亦須有肫摯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后此原質乃顯。故詩歌者,實北方文學之產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觀后世之詩人,若淵明,若子美,無非受北方學派之影響者。豈獨一屈子然哉!豈獨一屈子然哉!

(選自周錫山編《王國維集》第一冊《中國文學之研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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