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探求”：風波驟起（1957年）

1957年（29歲）

進入江蘇省文聯(lián)創(chuàng)作組。

與陸文夫、葉至誠、方之、陳椿年等組織“探求者”，并起草啟事。

發(fā)表短篇小說《不幸》。

“探求者”被定為“右派反黨集團”。

高曉聲回家結婚。

被錯劃為右派分子。

1957年春天，江蘇八位年輕有為的文學精英齊聚一堂，艾煊、方之、葉至誠、陸文夫、高曉聲、梅汝愷、陳椿年、曾華，像左拉的梅塘之夜，他們也有美好浪漫的金陵之夜。

艾煊，35歲，當過兵，當過記者，1954年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長，并任省文聯(lián)秘書長、黨組副書記，組建了江蘇省文聯(lián)專業(yè)創(chuàng)作組。他正躲在蘇州修改長篇小說《紅纓槍》——即后來給他帶來國際聲譽的《大江風雷》的初稿。

比艾煊小6歲的梅汝愷在長篇小說《農場女兒》問世后，正在南京郊區(qū)板橋血吸蟲病防治站體驗生活，準備創(chuàng)作新的長篇小說。他也決定去蘇州寫作。

陸文夫與梅汝愷、高曉聲同齡，文名最盛。1953年，處女作《移風》脫稿。1955年2月，短篇小說《榮譽》發(fā)表，榮獲江蘇省首屆文學創(chuàng)作獎，并在英文版《中國文學》刊出。他被譽為文學新人，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華東分會。1956年第10期《萌芽》發(fā)表他的成名作《小巷深處》，文壇、讀者初識“蘇州陸文夫”。1957年春，他告別蘇州小巷，來到省城。

1957年5月，高曉聲進江蘇省文聯(lián)創(chuàng)作組，從事專業(yè)文學創(chuàng)作，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他開始在小說中表現(xiàn)人物的命運。

被稱為老大哥的葉至誠也只有31歲，卻已有14年的創(chuàng)作經歷。他父親是中國現(xiàn)代著名作家葉圣陶。1954年秋，他躊躇滿志來到南京，踏上江蘇省文化局劇目編審室崗位。但戲劇創(chuàng)作極不自由，層層審查，備受政治干涉，他深深失望了。1956年春，他任省文聯(lián)黨組成員、創(chuàng)作委員會副主任，與年輕作家相知相交，成為他們的“老大哥”，心頭重燃文學希望。他一心想寫出非凡之作。

方之是個小老弟，才27歲。搞土改時，互助組死了牛，他急得徹夜不眠，賣掉自己的手表為互助組買牛。他熱情、真誠，像一團火。而他的短篇小說集《在泉邊》、中篇小說《浪頭和石頭》，密切配合農村各項運動和工作。他的才華被框住了。他正處在苦悶之中。

《雨花》的編輯陳椿年極富個性，桀驁不馴，頭發(fā)總是亂亂的，像是戳出的鋼絲。轉業(yè)軍人曾華，一心只想投身文學創(chuàng)作。

八個人，都是虔誠的文學信徒，年輕的胸膛跳動著火熱的心，不愿當人云亦云、亦步亦趨、趨時媚俗、平庸無為的文字工匠，而要當生活的斗士、文壇的驍勇，有個性、有作為的作家。志同道合，他們都在探求。

5月初，陳椿年奉命從文學講習所提前畢業(yè)回到南京，參加《雨花》編輯部工作。他覺得剛剛創(chuàng)辦的《雨花》，并未形成自己的風格，不如創(chuàng)辦同人刊物。他找老友高曉聲商量，高曉聲找葉至誠，葉至誠找方之，一致認為要做點什么。

葉至誠擔任省委宣傳部文藝處指導員，兼省文聯(lián)創(chuàng)作室副主任，住在南京楊公井的錫劇團宿舍。高曉聲也住錫劇團宿舍。陳椿年住湖南路的省文聯(lián)宿舍，兩處距離遙遠。5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陳椿年去看望他們，三人神聊。東拉西扯中，葉至誠說起1949年前他幫忙辦《中學生》雜志的舊事。他們都認同，那時的刊物，基本上是同人辦的。胡風派的《七月》、《希望》等不必說了，郭沫若他們的《創(chuàng)造月刊》、葉圣陶和夏丏尊的《開明少年》和《中學生》，林語堂他們的《論語》，都是這一伙那一伙信仰、志趣、文藝觀相近的文人合力同心辦起來的，自然而然形成了各自的風格和特色。如今所有的文學刊物一律辦成“機關刊物”，都要講究統(tǒng)一戰(zhàn)線大團結，從前的鴛鴦蝴蝶派和左翼作家同刊亮相，刊物不得不面面俱到，東拼西湊，像個大雜燴，哪里還談得上什么風格和特色呢！反過來說，原先各有風格和藝術觀點的作家，到了“機關刊物”上也很容易磨平棱角，銷蝕個性。

聊天中，陳椿年提出：“那么我們就來辦它一個同人刊物怎么樣？”葉至誠較為成熟，素來穩(wěn)重，他只說：再想想，再說吧。聊天即興，沒有專門深入討論，就轉向別的話題。但對“機關刊物”的弊端，他們看法一致。

高曉聲和陳椿年是老相識，幾年前都曾是“文藝應為中心工作服務”的積極奉行者，都曾奉命寫過劇本，都得過獎，也都從中感到莫大的苦惱，都覺得這套做法無非是遵從長官意志，搞圖解政策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全無創(chuàng)作個性和創(chuàng)作樂趣可言，得了獎也全無“成就感”。他們對“雙百”方針，對正在中國流行的蘇聯(lián)“解凍文學”作品和“復興文學中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等提法，興趣濃厚。他們還認為，所謂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正是文學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和粉飾現(xiàn)實的根源。高曉聲對陳椿年想辦同人刊物的提議有些心動，在另一次見面時問他可有什么具體設想，陳椿年設想辦一份報紙型的周刊或旬刊，以便擴大發(fā)行量，比較容易養(yǎng)活自己。至于刊物的名字，他建議可否考慮“探索”二字？高曉聲沒有明確表態(tài)，說：“再找?guī)讉€朋友商量商量?！?/p>

當時省文聯(lián)成立創(chuàng)作室，葉至誠任副主任，成員有顧爾鐔、方之、陸文夫、高曉聲、滕鳳章等，這是江蘇第一支專業(yè)創(chuàng)作隊伍。除了顧、滕，其他成員參加了幾次“探求者”的聚會。誰去了就隨便聊聊，不去也就算了，組合十分松散十分自由。沒見到章品鎮(zhèn)。

為了實現(xiàn)辦刊愿望，葉至誠、方之、陸文夫等一開始就按組織程序，首先請示了江蘇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長艾煊明確表示支持，說這些青年挺有積極性的嘛！文藝處派指導員周正良來做“聯(lián)絡員”，直接參與“探求者”的一切活動。周正良曾任蘇南新專的輔導員，下鄉(xiāng)剿匪反霸時還是陳椿年的組長，彼此無話不談。省文聯(lián)黨組書記錢靜人也多次要葉至誠匯報“探求者”的活動情況。“探求者”們的全部活動都是在黨組織完全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沒有背著組織搞任何名堂。在這一過程中，也從未聽說有哪一位領導、哪一級組織批評反對他們籌組同人刊物。

在文聯(lián)的會議室，葉至誠、高曉聲、方之和陳椿年，與錢靜人對話。錢靜人說：“《雨花》創(chuàng)刊不久，你們何必另外再出一本刊物呢？這樣好不好？你們照樣辦同人刊物，但不要另出單行本，我去跟俞銘璜部長說，讓《江蘇文化報》按期辟出一版《探求者》的園地，兩版也行！”《江蘇文化報》是省文化局出版的一份四開周報。錢靜人還說：“如果給你們兩個版，一個月也有八萬字的篇幅了，可以了！”當時無論是省委宣傳部還是文聯(lián)黨組，都確認同人刊物可以辦，分歧只是辦的方式，是在報紙上辟一?？?，還是出單行本。錢靜人作為當家人，不能不考慮出單行本需要經費和辦公地點等實際問題，他提出的意見，大家能夠理解。

他的意見符合陳椿年原先想辦成“報紙型”的念頭，但又嫌它易受報社的限制，陳椿年不說話，持中立態(tài)度。但方之、高曉聲激烈反對。好好先生葉至誠則嗨嗨嗨地在一旁笑著緩和氣氛。

雙方談不攏，四個年輕人便去吃餃子。吃罷回文聯(lián)，在會議室鋪席睡午覺。睡不著，講些省里文化界的鳴放點滴。方之建議：下午我們一同去找省委談意見。三人都同意，要解決問題，只有找省委。

下午三時許，四人到了省委。出面接待的是分管文教的省委書記處書記。四人早商量好了，公推方之主談，他是團市委宣傳部長，能說會道。方之侃侃而談，書記十分客氣，十分禮賢下士的樣子。他答復：“同人刊物是可以搞的，但怎么搞還要再商量?！?/p>

談完了，回來的路上又公推陳椿年執(zhí)筆成文，在《雨花》上發(fā)表。于是，七月號的《雨花》出現(xiàn)了四人署名的《意見與希望》一文，表達他們想辦同人刊物的強烈愿望。

文章認為，江蘇文學工作相當落后。問題何在？在于領導。領導問題有三。一，“長期以來，領導上片面地強調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為運動宣傳，而忽視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特殊性。”二，“領導上雖然強調文藝要為政治服務，其實對文藝很不重視?！迸u鋒芒直指中共江蘇省委和宣傳部。三，“省委把文藝工作主要地當做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希望有四。一，是請有關部門的領導，給予作者、編輯相應的“政治待遇”，改變一些行政管理方式，擴大民主，信任知識分子。二，是“請領導上對江蘇的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具體有效的安排”。三，是“請領導上重視劇本創(chuàng)作”。四，是“建議文藝界領導上提倡和支持作者們自由結合組織文學社團”。他們，勇敢地喊出了探求的強音。隨即，他們付諸行動。

6月初，去連云港參觀的陸文夫與曾華一起回來了。陸文夫剛到南京，就去葉至誠家。

6月6日，陸文夫見到高曉聲的那一天，就是發(fā)起《探求者》的那一天。葉至誠的宿舍，陸文夫、方之、葉至誠、高曉聲四人聚首，一見如故，坐下來便意氣風發(fā)地縱論文藝界的天下大事。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勾起他們極大的興趣和共鳴。葉至誠特別提到，聽說毛主席講要把王蒙同志從圍攻中解救出來，更增添了他們反對、譏諷官僚主義的膽量和勇氣。他們覺得眼下的文藝刊物一個模式，發(fā)表的作品大同小異，要改變此種狀況，他們義不容辭，決定創(chuàng)辦同人刊物《探求者》文學月刊，要在中國文壇上創(chuàng)造一個流派。一整天熱烈討論之后，議定由高曉聲起草一個“啟事”，闡明《探求者》的政治見解和藝術主張，由陸文夫起草組織“章程”，并四處發(fā)展同人。陸文夫馬上打電話給在鄉(xiāng)下的梅汝愷，讓他回南京。

過了兩天，葉至誠通知大家到他那里聚會。那個上午，到了七個人：葉至誠、方之、陸文夫、高曉聲、梅汝愷、陳椿年、曾華。此外，尚有省委宣傳部文藝處的一位。葉至誠作開場白，說同人刊物取名“探求者”，要辦成一本正兒八經的文學月刊，由高曉聲和陸文夫起草“啟事”和“章程”。陳椿年擔心：錢從何來？又怎樣維持下去？葉至誠很有把握：“這些都有辦法！”

主編請誰？葉至誠自認聲望、資歷、影響還不足以當頭兒，大家不約而同：請艾煊。艾煊溫和安靜，一心為文，熱心扶人，與他們心有靈犀一點通。為鄭重起見，先由梅汝愷寫信告知艾煊，再讓陸文夫回蘇州面談，請他定奪。

陸文夫與艾煊詳談，艾煊不曾同意，也并未拒絕，卻談了一通如何在靈巖山和一位高僧論佛。

《“探求者”文學月刊社章程》和《“探求者”文學月刊社啟事》很快寫出來了。

“探求者”文學月刊啟事

我們是一群年輕的文學工作者。我們的政治、藝術觀點都是一致的?，F(xiàn)在，我們結集起來，企求在同一目標下，在文學戰(zhàn)線上發(fā)揮更大的力量。

對于目前有一些文藝雜志的辦法，我們很不滿意；認為他們不能夠很好地發(fā)揮文學的戰(zhàn)斗作用。這一些文藝雜志，雖然也明確文藝為政治服務；但是，編輯部缺乏獨立的見解，顯示不出探討人生的精神；特別在藝術問題上，沒有明確的目標，看不出它們的藝術傾向。這種拼盤雜湊的雜志雖然美其名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卻反映了編輯部戰(zhàn)斗力量的薄弱，以及藝術思想的混亂。這是用行政方式來辦雜志的必然結果。

我們這個雜志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結社創(chuàng)辦的。我們有自己的宗旨。

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它具有偉大的生命力。我們愿意為這個制度的勝利，貢獻出全部的力量。

目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不久。如果說建成社會主義的道路還在探索，需要不斷地積累經驗，吸取教訓；那么，在建成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為復雜，更需要多方面進行探討。

社會生產關系改變了，人們的意識也隨著改變。但是，總的來說，后者卻遠遠地落后于前者。怎樣促使思想意識較快地趕上時代，是一項極其迫切的任務。而文學必須參與這項巨大的工作。

思想意識的改變是一個艱苦的過程。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思想意識中間，有壞的，也有好的。必須加以辨別。壞的要鏟除；好的要繼承、要發(fā)揚。這是一件細致復雜的事情。在新思想、新意識建立的過程中，有益的和有害的、正確的和錯誤的經常同時出現(xiàn)，錯綜地交織在一起，也必須加以辨別。有益的和正確的要扶植，要幫助他們成長；有害的和錯誤的要批判、要糾正過來。這更是一件細致復雜的事情。

近幾年來，把一切舊東西看成壞的，把一切新東西看成好的，這種教條主義的觀點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阻礙了思想意識的健康發(fā)展，更突出地妨礙了年青一代的成長。

教條主義又把浩瀚統(tǒng)一的社會生活歸結成支離破碎的教條，僵化了人們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們過去在長期的階級斗爭中，由于當時的需要，把政治態(tài)度作為衡量人的品質的主要標準，往往忽略了社會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設。階級斗爭有它歷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在階級斗爭基本結束，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xiàn)在人民內部的今天，我們看到了人們道德面貌上存在著各種缺陷，也看到了階級斗爭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陰影，妨礙了人們之間正常關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

鑒于以上種種，我們將勉力運用文學這一戰(zhàn)斗武器，打破教條束縛，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討人生，促進社會主義。

文學創(chuàng)作有過漫長的歷史，積累了多種多樣的創(chuàng)作方法。今天看來，就像打仗可以用各種各樣的兵器一樣，只要對社會主義有利，各種創(chuàng)作方法都可以運用。我們不承認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是最好的方法，更不認為它是唯一的方法。

創(chuàng)作方法有過歷史的發(fā)展，現(xiàn)實主義的形成是一個大進步。恩格斯給現(xiàn)實主義下了定義。這個定義像一條紅線，把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和其他創(chuàng)作方法劃分得清清楚楚?，F(xiàn)實主義當然也在不斷地發(fā)展。但是現(xiàn)實主義是否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發(fā)展而起質的變化，成為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至少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人能夠在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之間清楚地劃出一條紅線。一切有關的論文中提出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不同的論據(jù)僅僅是世界觀的問題，沒有或者極少接觸到創(chuàng)作方法。世界觀與創(chuàng)作方法有密切聯(lián)系，但是不能混為一談。不能把作家世界觀的轉換現(xiàn)象判斷為創(chuàng)作方法的變化。社會主義的文學有了幾十年的歷史，出現(xiàn)了許多好作品，這些作品的創(chuàng)作方法是否就叫作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我們認為尚有待于對具體作品進行認真分析研究，目前難下定論。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所有這些優(yōu)秀的作品基本上都運用了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人物統(tǒng)一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其所以與原來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有所不同，是因為作家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故而能更正確地、深刻地理解現(xiàn)實和反映現(xiàn)實。除此以外，我們還不明白他們運用的創(chuàng)作方法為什么恰恰就叫做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

鑒于上述種種，我們認為現(xiàn)實主義在目前仍舊是比較好的創(chuàng)作方法。不斷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指導下，運用現(xiàn)實主義的方法進行創(chuàng)作，就是我們的主張。我們的理論研究方向是：具體地研究古典作品和當代的優(yōu)秀作品，探索他們的創(chuàng)作方法。只有這樣，才能逐步明確現(xiàn)實主義在哪些方面是豐富了、發(fā)展了。那種在概念上打滾，空談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洋洋宏論，我們認為毫無道理。

我們還認為，自愿結合來辦雜志，和用行政方式辦雜志比較起來有很多優(yōu)越之處。

用行政方式辦雜志的缺點在于它是“官辦的”，盡管申明并非機關刊物，但是卻擺脫不了機關刊物的性質?，F(xiàn)在的文藝刊物是中央有幾個，各省有一個，各自為政。各省雜志的任務大抵是：“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團結與培養(yǎng)本省作者，繁榮創(chuàng)作”；中央則擴而大之。因此都不得不面面照顧，雜志的內容也就不得不拼盤雜湊。另外，這些雜志編輯部的組成人員是用行政命令從各方面調過來的，編輯之間的觀點往往各不相同；即使有藝術觀點完全一致的編輯部，卻又因為面面照顧，必須登載那些和本身觀點相抵觸的作品。所以雜志就談不上獨特的見解和藝術傾向，樹立不起自己的風格來。

用行政方式辦雜志的缺點還在于作者與編輯部是脫節(jié)的，作者得聽憑編輯部的擺布。有時候同一編輯部對于作者的同一作品都會提出相反的意見；何況作者往往和幾個編輯部接觸，一篇稿件在幾個編輯部旅行之后，聽了各種各樣的意見，修改了，發(fā)表了，而作品原有的特色往往也不見了。這就使作者難于認識自己，容易迷失方向，不僅無助于自己的風格的形成，相反的帶來了苦悶。

我們這樣來辦雜志：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傾向；我們把編輯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來源就依靠同人，我們將在雜志上鮮明地表現(xiàn)出我們自己的藝術風貌。我們也竭誠地尋求同道，但絕不面面照顧。對于來稿，合則留，不合則去。我們期望以自己的藝術傾向公之于世，吸引同志，逐步形成文學的流派。

還有一點，用行政方式組織的雜志編輯部往往機構龐大，我們沒有這個必要。雜志的編輯工作，由同人輪流擔負，每班兩人即可（行政、雜務另聘專人負責），同人在擔負編輯工作期間，在經濟上稍加補貼或不必補貼。這樣可以減低雜志成本，避免賠錢。目前許多雜志，都在蝕本，需要國家補貼。我們兩手空空，無本可賠，除要求政府幫助或貸給開辦費之外，將逐步做到自給。

在文學上形成一個流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經過不斷地實踐，不斷地斗爭。我們的辦法，不是先形成流派再來辦雜志；而是用辦雜志來逐步形成流派。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形成文學流派才有可能。目前，我們提出的主張并不一定就是完善的，在今后的發(fā)展中將不斷吸收養(yǎng)分，糾正錯誤。我們知道，我們會碰到很多困難；我們將刻苦學習，刻苦創(chuàng)作，克服困難，并盡量避免錯誤。黨和政府支持我們，文學戰(zhàn)線上的前輩會關心我們，與我們志同道合的朋友們給我們增添力量，廣大讀者會贊成我們，即使困難重重，也堅信事在人為，勝利必定。

章程和啟事，有著極其鮮明的流派意識，宣揚了明確的文學主張，堪稱一個文學流派的宣言，宣告“探求者”文學流派即將誕生。

他們將章程的打印稿直呈北京，不久就到了康生的手里?？瞪x后對身邊的工作人員陰陽怪氣地說：“聽說這葉至誠是葉圣陶的兒子，嗯，嗯，嗯……”

高曉聲、陸文夫他們當然不知道康生在打什么主意。他們把章程、啟事油印若干份，分送文藝處、文聯(lián)黨組以及“探求者”各個成員，此外又多印了幾份，由方之和陸文夫帶去上海，去籌集經費，尋找支持，在上海文學界中征求“同人”。

方之、陸文夫是華東作家協(xié)會的會員。陸認識不少上海的青年作者，方自告奮勇同行。他們跑到上海的華東作家協(xié)會，先去看望巴金，之后拜訪了葉以群、阿章、唐克新、姚文元等，希望他們加入。

巴金畢竟是“過來人”，已經感到氣候的變化，明確表態(tài)自己不參加，并勸他們不要搞“探求者”，不要辦“同人刊物”。

巴金在多年后的《悼方之同志》一文中說：

我只記得他和陸文夫同志一起來找我，談他們組織“探求者”的打算……他們想在創(chuàng)作上多下功夫，約幾個志同道合的業(yè)余作者“探求”。他們說已找某某人說過，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勵。我了解他們的心情，三十年代我們也曾這樣想過，這樣做過。這兩位年輕人在創(chuàng)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負。我同情他們，但是我替他們擔心，我覺得他們太單純，因為我已感覺到氣候在變化，我勸他們不要搞“探求者”，不要辦“同人雜志”，放棄他們“探求”的打算?！麄儧]有聽懂我的話，我也說不清我的意思，他們當然不會照我的意思辦。

葉以群、阿章、唐克新等人的態(tài)度模棱兩可。只有初露崢嶸的姚文元，讀了章程和啟事，連聲贊嘆叫好，表示“你們辦起來，我一定參加幫忙”。誰知人心難測，正是這個“金棍子”姚文元，根據(jù)方、陸送上門去的章程和啟事，無限上綱任意“推理”，炮制了好幾篇批判“探求”的大作，置人于死地，而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凈凈，且又撈了一票政治資本。

被巴金婉拒后，血氣方剛的方之很失望，說：巴金不是黨員，我們別去聽他。陸文夫有些沮喪，但沒說什么。從上?；貋恚懳姆蝽槺闳チ艘惶颂K州的家。他已冷靜下來，想想巴金的意見恐怕有道理，于是寫了一封信給南京市文聯(lián)，信中說：“同人雜志，總覺得有小集團嫌疑，與提倡的集體主義思想有抵觸，我想來想去，還是退出，不參加的好?！边@封信救了陸文夫一命。后來追查，他雖受處分，但沒被打成右派。

方之從上?；貋恚瑢ζ拮永畎A說起巴金：嘿，他怕什么！他怕，我們又怕什么？方之的意思很明白：我是小青年，是黨員，沒什么好怕的。“探求者”們覺得巴金不參加“探求”是因為膽小，沒有理解巴金對他們的提醒和保護。不出幾天，他們就倒了大霉。

高曉聲也不怕，他非但寫了綱領性的啟事，而且勇敢實踐“探求者”主張，創(chuàng)作了短篇小說《不幸》。小說從題材到立意都有獨創(chuàng)性。他的筆觸開始伸向人物的感情世界，捕捉和表現(xiàn)人們心理的微妙變化。小說描寫深受丈夫精神壓迫的女演員李素英的內心痛苦，細膩動人，批判的鋒芒直指那個滿腦子封建思想虛偽的“君子”丈夫。而這個獨斷專橫、道貌岸然，“說盡真理，做盡壞事”身任劇團副團長、藝委會主任的丈夫，正是共產黨員。《不幸》明顯地體現(xiàn)高曉聲創(chuàng)作的重大轉折，他已經把文學創(chuàng)作從為宣傳轉移到為人生上來，并且舉起了批判的匕首和投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