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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性格的深隱特質

所有性格學的研究都是由外向內的

“所有性格學的研究，一直都是由外向內的。”  ¹

在《三國志通俗演義》  ² 中，劉備的寬厚，早已成定論。如義友種種，仁民種種，禮賢下士種種。小說中凡此生動感人的描述，已被歷代讀者評家如數(shù)家珍般爛熟于心了。人們正是以這種總體印象作憑證，堅定不移地把劉備視為圣主仁君好皇帝典型的。遠的且不說，自“五四”以來，似乎除錢玄同、胡適和魯迅等曾對這一性格大有微詞或小有微詞  ³ 以外，劉備幾乎是寬仁長厚的同義語了。從這個角度看，作者作品和多數(shù)讀者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同一性。然而仔細琢磨一下，寬仁長厚以及由此得出的圣主仁君好皇帝聲名，不過是劉備的顯性性格，即外部精神特征。羅貫中筆下的這位大人物，還有一種不可忽略的隱性性格，即內在精神特征。此特征已被陳壽的論贊挑明（《白帝城先主托孤》一節(jié)堆砌了不少論贊，陳壽的居其首），而且，也已被羅貫中注入到這個特定人物的行為方式中去了。這便是：在寬仁長厚謙卑柔遜風貌掩映下的頑強儒老雜糅義利合一的內質。

為敘述方便，不得不再次觸及歷史感與道德感這一令人膩味卻又無法回避的話題。正如專門家已開始注意到的，羅貫中處置人物，其歷史意識與道德意識及審美意識之間自覺不自覺地形成多種模式：一、歷史尺度與道德尺度的大體統(tǒng)一（如諸葛亮、陸遜、董卓、呂布等）；二、道德尺度與歷史尺度的二元對立（如曹操、司馬懿等）；三、道德尺度的肯定，歷史尺度的否定（如劉表、劉璋、陳宮、沮授、王累等）；四、道德尺度膨脹，吞沒并扭曲了歷史尺度（如孔融、禰衡、董承、伏完、漢獻帝、伏后等）；五、歷史尺度的含糊，道德尺度的否定（如魏延、張松等）。以上幾種模式，均難以包容劉備。他不屬于第一種即孔明型人物，他的道德色彩太濃；他不屬于第二種即曹操型人物，作家對他的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不存在矛盾；他不屬于第三、四種即劉璋、禰衡型人物，他的歷史進取精神毋庸置疑。

如此說來，羅貫中對劉備的審視與表現(xiàn)，是又一個創(chuàng)造。顯示著這位作家對政治家、對歷史弄潮兒的觀察與理解，已深刻得相當可以了。羅貫中自覺不自覺地發(fā)現(xiàn)，歷史上大分大合大動蕩大轉彎的年頭還有劉備這樣一類強者：他們最善于憑借著道德傳統(tǒng)、習慣意志以及由此造成的輿論力量的幫助，靈活頑強地追求并實現(xiàn)既定目標，既給世人留下仁民義友禮賢下士的美名，又為自己（與兄弟臣民）開拓出一個揚眉吐氣的天下。羅貫中還發(fā)現(xiàn)，在這種人物的行為慣性中，道德這玩意兒，既是人格理想，又是政治手段，信奉道德與利用道德高層次地水乳交融，難解難分。乍看上去，道德光澤涵蓋著整個人物，一旦客觀而不夸張地將其性格內容全部亮出來，攏一攏，就不難看出那被人們嘖嘖稱道的道德精神內部浸透（而不是湮沒扭曲）了真實豐富的歷史精神。比如一無所有卻雄心勃勃；不著眼于急功近利，但謀求實實在在的進?。徊粺o真誠地宣揚仁義的同時，又巧妙而有節(jié)制地行權用譎，等等。真可謂寬厚于外，弘毅于內，或弘毅為體，寬厚為用了。這是羅貫中對劉備性格的獨特審視與表現(xiàn)，這是傳統(tǒng)道德風范掩映下的歷史尺度與道德尺度的深層次融合?？煞Q為第六種模式，是對第一種模式的深化與補充。

對這種人物，僅僅（或主要）描述其顯性性格，就深感不夠了，遠不是一個完整的劉備，還有必要換幾個角度，開掘其更為內在的精神特征。而開掘劉備這種人物的內在精神，又顯然是很麻煩的，須作兩種穿透。穿透其作為理想人物的道德光圈，再穿透其作為政治里手的人格面具。惟有如此，才能顯現(xiàn)他某些深隱的、易被忽略的行為慣性和適應環(huán)境的獨特方式，才能以約馭繁，貫散成統(tǒng)，把握其內在精神特質。

注解：

1榮格《探索心靈奧秘的現(xiàn)代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頁。

2本文以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為依據(jù)，并參考了與之相對應的毛本及其評語。

3參見1917年7月2日錢玄同致胡適書，同年11月20日胡適答錢玄同書，《胡適文集（卷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2頁；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第1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