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對德國大學理念的接受
——基于譯文《德意志大學之特色》的討論

陳洪捷

1910年12月出版的《教育雜志》上刊登了一篇題為《德意志大學之特色》的文章，譯者為蔡元培。^【115】蔡元培在德國游學期間，專注于歷史和哲學的學習，很少翻譯文章，他之所以抽空翻譯這一篇關(guān)于德國大學的文章，顯然在他看來，此篇文章很重要。他還為譯文專寫了簡短的按語：

此篇為故伯林大學教授博士巴留岑所著“德意志大學”總論。博士在德國學界有重名，是篇又為名著，頗足供參考。

這位巴留岑教授，就是大名鼎鼎的包爾生（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8）。這位著名的哲學家和教育學家，1894年在柏林大學任哲學和教育學教授，隨后逐漸成為當時德國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其《哲學導論》發(fā)行了42版，影響深遠，他還積極參與現(xiàn)實的教育改革，其教育學著作也堪稱經(jīng)典；他還培養(yǎng)了一批著名學者，哲學家胡塞爾、教育學家李特、諾爾和斯普蘭格以及史懷澤等，均出其門下。蔡元培當然熟悉包爾生的名字及其哲學思想，他大約在1907年就開始參照日文譯本翻譯其《倫理學原理》，1909年10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漢譯本。

作為一名教育學家和教育史家，包爾生出版有兩本很有名氣的著作。一本是兩卷本的《中世紀到當代的德國中學和大學教育史》（1885年），另一本是《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1902年）。蔡元培所說的《德意志大學》就是《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全書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歷史發(fā)展線索”，第二部分“目前大學的組織及其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第三部分“大學教師與教學”，第四部分“大學生與大學學習”，第五部分“四個學部”，每個部分包含2至6章不等，非常系統(tǒng)地總結(jié)和敘述了德國大學的各個方面。在五個部分之前，作者寫了一個引言，題目是“德國大學的總體特征”，蔡元培所翻譯的，就是這個引言。

以下我們將參照包爾生的原文，閱讀蔡元培的譯文，并就兩個問題進行討論。第一，蔡元培當時對西方大學了解的程度；第二，這篇文章對他日后的大學觀念產(chǎn)生了何種可能的影響。

從這篇譯文看，蔡元培對德文原文的理解總體上是沒有問題的，能夠?qū)⑵浞g為流暢的漢語。而且他依仗深厚的漢語功底，能把德文的長句子按照漢語的習慣進行分解，使譯文讀起來更加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或許是由于當時通行的翻譯路數(shù)，或許是由于蔡元培注重核心內(nèi)容而不看重細小之處，蔡元培的翻譯顯得比較自由，文字上不追求與原文嚴絲合縫，常常還會有些文字上的增刪。

所謂增，是指增添原文中沒有的內(nèi)容。蔡元培在譯文中有時會增加若干文字，這些文字作用不同，有時是為了表述的流暢，有時是為了進行解釋，有時是為了強調(diào)自己的觀點。比如譯文的第一句是：

歐洲近代，大學勃興，其數(shù)多不可計。然可約之為三種：既別各國大學為英國風、法國風、德意志風三者是也。

但原文只是說（略仿蔡譯風格）：“當今高等學校，形式多種多樣，然基本之類型有三，英國風、法國風和德國風三者是也”（Die mannichfachen Formen der gegenw?rtig bestehenden Hochschulen lassen sich auf drei Grundtyen zurückrühren: den englischen, den franz?sischen und den deutschen Typus）。蔡元培在句首增添了“歐洲近代，大學勃興”，顯然是為了表述和意義的完整，應該說增添得有道理。但“其數(shù)多不可計”似不準確，原文主要講大學的形式多樣，并未談數(shù)量的多少。

再如，在論述英國大學時，原文說“英國大學之學者，不同于德國，亦非終年為大學學生之教師，只進行學術(shù)講座”（Aber auch die Universit?tsgelehrten sind nicht in dem Sinne wie in Deutschland die Lehrer der akademischen Jugend, sie halten wissenschaftliche Vortr?ge）。而蔡元培譯此句為：

德國（顯系筆誤或印刷錯誤，應為英國——筆者案）大學之學者，亦非終年為大學學生之教師，彼等于一學年間，不過演講兩三次，每次延續(xù)至十數(shù)時而已。

蔡元培顯然覺得只說“只進行學術(shù)講座”不夠清楚，所以就替作者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增添了“彼等于一學年間，不過演講兩三次，每次延續(xù)至十數(shù)時而已”數(shù)語。

另一種增添的情況，是蔡元培覺得原文意猶未盡，順著作者的思路，寫上自己的話語。如作者專門論述了德國大學教授對德國的國家社會發(fā)展的獨特貢獻，如譯文所說：“如溥芬道富、多瑪盧斯、薩味納、斐爾巴哈、聶布爾、多賚乞克等為大學教授，于德之法律政治，皆有絕大之關(guān)系。而路得、米蘭登，擴大德意志之國運者，亦悉為大學教授。”原文行文至此，此段結(jié)束。而蔡元培似乎覺得此段不夠完整，意義不夠完足，又添了一句結(jié)束語：

即是以論，大學教授之為功，夫豈淺鮮哉。

如果說小小不言的增添不影響作者原意的話，那么漏譯往往會導致信息的損失。蔡元培的譯文中有不少漏譯的地方，有些輕微，有些比較嚴重。在論及英國大學時，譯文說：“今校中所行之制度習慣，猶酷似中世紀時，教師學生，莫不起居于本校宿舍之中?！贝颂幝┳g了“與寺院相近”一句。在列舉英國不是大學教授的大學者時，原文列舉了14人，而蔡元培的譯文盡列舉了達爾文等8人，卻漏掉了卡萊爾、休謨、洛克、沙夫斯伯里、霍布斯、培根6人的名字。當然這些屬于輕微的漏譯。

在論及德國大學特色時，蔡元培的譯文在“故德國大學，于普通之組織，獨能保存最初之形式焉”之后，漏譯了一段文字，其大意為：“大學的四個學部仍為教學機構(gòu)，而英國大學之教學與生活則集中于學院（college）。同時，大學融四個學部為一整體，為所有學術(shù)職業(yè)之訓練之所，此與法國異。”這段話從比較的角度強調(diào)德國大學的特色，應當說是重要的文字，不該省略。再比如，在談及法國大學時，有段譯文為：“惟改造之新紀元，始于拿坡侖帝政時代，新建各種專門學校，如法學醫(yī)學之屬。廢一大學中并置各科之舊習?！焙酥模硕巫g文漏掉了若干內(nèi)容。原文大意為：“惟改造之新紀元，始于拿坡侖帝政時代，新建各種獨立的專門學校，為種種以科學教育為基礎(chǔ)的職業(yè)培養(yǎng)人才，如法學和醫(yī)學專門學校。而包括文學和科學學科的哲學學部呈衰落之勢。兼容不同學部的整體大學不復存在?！逼渲小罢軐W學部呈衰落之勢”是德法兩國大學的重要區(qū)別之一，為作者所強調(diào)，而譯文中則漏掉了這些內(nèi)容，實屬不該。又如，譯文中“講堂之上與學生晤對交換思想，彼以一種不可言傳之刺激鼓勵，夫豈閉戶潛修之學者所能夢想及之”，原文在其后還有一段甚為重要的文字，但蔡元培的譯文中卻沒有。其大意為：“面對聽眾，教師會盡量集中講述重要而一般性內(nèi)容。所謂德國人有哲學思辨之傾向，偏好廣泛之觀念，其原因在于德國的知識傳授，較之他國，更重課堂上之口述?！边@些都是比較嚴重的漏譯事例。

當然，細讀此篇譯文，不是為了評判蔡元培的譯文水平的高下，而是想借此管窺蔡元培涉獵西方大學之多寡。以下分別以英國、法國和德國大學為例，試說蔡元培對諸國大學制度了解的程度。

關(guān)于“英國風”大學，包爾生有簡要的介紹，在說到英國大學教學內(nèi)容的變化時，蔡元培的譯文說道：

近年又以法學為法庭實地應用之端，必須在大學先事熟習，故科目中又添法學。

此句讀起來費解，查原文，原來作者是說“近年法學理論教育有所加強，而法律實際之訓練其后在律師協(xié)會中完成”（und in jüngster Zeit ist auch da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Studium st?rker vertreten, dem dann der praktische Kursus in den inns of court folgt）。蔡元培顯然對英國大學的法學教育了解不深，不知律師協(xié)會（inns of court），故譯文語焉不詳。另外，蔡元培似乎對英國特有的學院制不是很了解，譯文中或是譯為“宿舍”，或是譯為“專門學?！?，翻譯為“宿舍”是可以的，但翻譯為“專門學?！彼朴胁煌?。如譯文說“英國亦欲聯(lián)合各種獨立專門學校而為一大學”，其實原文是說“英國也嘗試著將分散于學院的大學教學活動重新集中起來”（auch in England ist man bemüht den Universit?tsunterricht aus der Zerstreung in den colleges weider zu sammeln）。

關(guān)于“法國風”大學，譯文說“惟改造之新紀元，始于拿坡侖帝政時代，新建各種專門學校，如法學醫(yī)學之屬……故法基游臺（疑為專門學校之名）對于一定的職業(yè)，而授以專門之訓練”。所謂“法基游臺”，德語為Fakult?ten，法語為facultes，即歐洲大學的學部（也翻譯為學院），法國大學解體后，各學院成為專門的學校。蔡元培誤將Fakult?ten理解為專門學校之名，取音譯為“法基游臺”。另外，蔡元培對法國的科學院系統(tǒng)似乎也不熟悉，有一段譯文為：

法國亦然，研究最力之人，及負盛名之學者，皆屬于中學校，并兼專門學校及束爾朋之教員，為公開之講演，人人有聽講之特權(quán)，其不為大學生實際之教師而每日授課，與德國大學教授同。

說法國“負盛名之學者，皆屬于中學?！?，顯然有問題。所謂“中學?！保臑锳kademie，指科學院。作者在Akademie之后又補充了法語詞Institut de France，今譯法蘭西研究院，而蔡元培將其翻譯為“專門學?！?，誤。“束爾朋”原文為Sorbonne，今譯索邦，指巴黎大學。此句中還漏譯了College de France，即法蘭西學院。略仿蔡元培的譯文，此段原話大意為：“法國亦然，研究最力之人，及負盛名之學者，皆屬于科學院，如法蘭西研究院，他們或兼任法蘭西學院及巴黎大學之教員，為公開之講演，人人有聽講之特權(quán)，而不似德國大學教授，為大學生實際之教師，而每日授課”。

蔡元培在游學德國期間，并不專攻西方大學制度，對英國和法國大學了解不深，本屬正常。但考慮到蔡元培一直對教育抱有強烈的興趣，同時又有在德國大學學習和生活兩三年的經(jīng)歷，他對德國大學的歷史和現(xiàn)狀應該有比較深入的了解。但情況似乎并非如此。關(guān)于德國大學的獨特之處，包爾生說德國的大學者同時幾乎都是大學教授云云。蔡元培的譯文如下：

德國凡大學教授，為真研究學問者，為大學問家，而此真研究學問者，與大學問家，無一不在大學為教師。彼弗布得二校，亦有不為大學教授之大學問家，又為文科中學校之教師者，非無學識絕特之人。

其中“弗布得二?！背蹩床唤猓樵亩弥?，“弗布得”不是兩個學校的名稱，而是大名鼎鼎的洪堡兄弟。哥哥威廉·洪堡就是柏林大學的創(chuàng)建者，因此成為德國現(xiàn)代大學的開創(chuàng)者，弟弟亞力山大·洪堡則是著名的科學家，但二人都不曾在大學中任教，所以包爾生說，他們倆算是例外。這句話大意為“當然也有例外，亦有大學問家不為大學教授，威廉·洪堡和亞力山大·洪堡屬之”。如此看來，蔡元培當時對德國大學歷史的了解還相當有限，竟不知洪堡為何許人也。其實，包爾生在書中專門對洪堡及其思想有所介紹，還引用洪堡的文字來闡述德國大學的理念。估計蔡元培在翻譯此文時，還沒有通讀全書。

通過閱讀蔡元培的這篇譯文，我們可以斷言，截至1910年時，可能除了對他所在的萊比錫大學，蔡元培對英國、法國和德國大學制度的整體了解還非常有限，至少可以肯定，他沒有系統(tǒng)地鉆研過諸國大學的歷史與制度。與此同時，這篇譯文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它說明蔡元培從這個時候開始關(guān)注和研究德國的大學。翻譯此文，顯然是他系統(tǒng)了解德國的大學的開始。而且在翻譯此文時，他顯然還沒有來得及通讀全書。短短的11面的引言，似乎給蔡元培以很大的啟發(fā)，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動手翻譯，并在《教育雜志》上發(fā)表。按他的說法，此文“頗足供參考”，這話應該首先是對他本人講的。

那么，包爾生所寫的這個序言究竟給了蔡元培哪些重要的參考？這個序言中的哪些內(nèi)容迫使蔡元培在沒有閱讀全書的情況下，匆匆動手翻譯此文，并推薦給國內(nèi)的讀者？

包爾生在這篇短短的序言中，與其說是比較了歐洲英、法、德三個大國的大學特點，不如說是以英法大學為陪襯，用了很大的篇幅陳述了德國大學的特色。關(guān)于德國大學特色，包爾生寫道，“故德國大學之特色，能使研究教學融合而一”，這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熟悉的“教學與研究統(tǒng)一”的原則。但在包爾生看來，這一特色所產(chǎn)生的巨大效果，才是德國大學的真正特色所在。所以他對“研究教學融合而一”差不多是一筆帶過，接著以此為基礎(chǔ)，論述德國大學與德意志民族、國家和社會的關(guān)系。包爾生寫道（以下全引蔡元培的譯文）：

德國凡大學教授，為真研究學問者，為大學問家，而此真研究學問者，與大學問家，無一不在大學為教師。

下文進一步論述道：

如此事狀，雖似細小，而實關(guān)系于德國學界甚大。大學教授之事實，所以定國民他日地位勢力之左券。

接著作者列舉了眾多的學者，說明德國的思想家、哲學家、詩人等大都以大學教授的身份，通過直接面對大學生、影響大學生，而對德國文化、宗教、政治、法律產(chǎn)生重大的影響。蔡元培翻譯至此，顯然感慨不已，不顧自己譯者的身份，徑直替作者總結(jié)道：“即是以論，大學教授之功，夫豈淺鮮哉”！

作者還強調(diào)大學能促進民族的統(tǒng)一，形成民族共同的信念，說大學：

今且為維持德意志聯(lián)邦統(tǒng)一之重要機體，能使各聯(lián)邦國民聯(lián)合益鞏固，感情益銳敏。

如此看來，德國的大學由于實行“教學與研究的統(tǒng)一”，而對整個民族的興旺和發(fā)達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感動蔡元培的，并引起蔡元培高度共鳴的，顯然是德意志大學的這一特色。他之所以要急忙翻譯這一文章，顯然是想讓更多的中國人明白，大學能夠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

我們都知道，蔡元培很早就是一個教育救國論者。戊戌變法之后，他告別京城，回鄉(xiāng)辦學，就是抱著教育救國的想法，希望通過培養(yǎng)人才，實現(xiàn)改造社會的目標。但我們發(fā)現(xiàn)，蔡元培從德國回來之后，其教育救國的思想有了新的聚焦點，這就是大學或?qū)W術(shù)。他似乎從泛泛的“教育救國”論者轉(zhuǎn)變?yōu)椤皩W術(shù)救國”或“大學救國”論者。他在任教育總長時，特別注重高等教育。他反對優(yōu)先發(fā)展初等教育的意見，認為高等教育更為重要，應當優(yōu)先發(fā)展。他之所以力排眾議，甘冒聲譽受損的風險，接受“聲名狼藉”的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多少也與此有關(guān)。

如果說蔡元培深受德國大學理念的影響，那么這種影響決不限于教學與研究統(tǒng)一、注重純學術(shù)、教授治校等具體原則。德國大學在德國歷史社會中的獨特而重要的地位，想必給蔡元培留下至深的印象，這成為他日后傾力改造北京大學的根本動力。而德國大學這一特色之所以能夠進入蔡元培的視野，或許正是包爾生這篇序言的功績所在。

參考文獻：

①　參見巴留岑：《德意志大學之特色》（蔡元培譯），載《教育雜志》，1910年第11期；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9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第446—453頁。

②　Friedrich Paulsen, Die deutschen Universit?ten und das Universit?tsstudium, Berlin, 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