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化苦旅》偶記

胡曉明

余秋雨先生無疑是善讀書，又善游山水的人。他能從書中見到活的山水樓臺、活的歷史人物；又能從山水樓臺歷史人物之中，見到一部部的活的書。秋雨先生無疑又是“能感之”兼“能寫之”的人。無數(shù)的人文勝地，我們一般都去過，許多文史典故，我們大都也知道，可是我們卻還未能如秋雨先生那樣胸藏丘壑，興寄煙霞，橫七縱八，拈來皆成妙文。尤為難能而可貴的是，他這樣地將自家真實生命敞開來，去貼近文化的大生命，去傾聽歷史或沉重或細微的足音。唯其如此他筆下的草木山川、廟宇樓臺、飛鴻雪泥，總是關(guān)情，與人呼吸相通，遠勝于那些味同嚼蠟、質(zhì)木無文、描眉毛畫眼睛的文化史著作。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并不夸張地說，講中國文化，需要有秋雨先生的這一支筆。他令人耳目一新地探入了中國文化的底處。這樣的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然而，我讀了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在欣賞擊節(jié)之余，又常感不滿足、常有這樣那樣的遺憾。這或許是苛求、多事。但細細一想，既然秋雨先生自覺、認真地將其作品作為學術(shù)性的散文來寫，認真的讀者也應該而且可以從學術(shù)的角度來接受；既然我們也習慣于將《文化苦旅》一類作品視為對中國文化的一種描述、一種闡釋，我們也就應該已獲得了從這個層面作一點學術(shù)批評的權(quán)利。目的與秋雨先生一樣——探究怎樣寫好學術(shù)性散文這種新文體，以及提供另一種對于中國文化的理解與態(tài)度的可能性。這種探究，以及可能性，原是不必強加給作者的，但對于讀者，以及對于理解中國文化這碼事，多一種聲音，卻自然是有益的事情。

一

學術(shù)散文，必然要求它的作者兼有“虛而靈”的詩人氣質(zhì)與“滯而實”的學者風度。秋雨先生雖然也同許多詩人一樣，穿行往來于咸陽古道、陽關(guān)雨雪、蘇州小巷、三峽猿鳴，但是他畢竟是從書齋的深處走出來的，他身上有著濃厚的書卷氣息。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說的：“我發(fā)現(xiàn)我特別想去的地方，總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較深的腳印的所在，說明我心中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種‘人文山水’?！奔热蛔髡咭言凇蹲孕颉分幸辉偬嵝盐覀冏⒁膺@一點，一再提到“中國歷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古代文化的“較深腳印”、“封存久遠的文化內(nèi)涵”等，那么，我們就首先可以從知識的、書本的角度，看一看作者是否真正感受足了、點破了、揭開了、寫透了那具有“悠久魅力”的“文化內(nèi)涵”。

先說《都江堰》這一篇。開篇第一句話說：“我以為，中國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工程不是長城，而是都江堰?！弊鳛槿牡闹髦迹@是一句頗具見識的判斷。因為有了都江堰，才有了天府之國；而天府之國每每在關(guān)鍵的時候，又為我們民族提供著庇護與濡養(yǎng)。因此，確有理由說，都江堰“永久性地灌溉了中華民族”。這個結(jié)論下得極大氣。但是可惜的是，這篇寫都江堰的文章，卻與這個結(jié)論并不相匹配，而顯示了秋雨先生知識結(jié)構(gòu)上的虛欠。第一，蜀守李冰主持都江堰的創(chuàng)建工程，這是一個相當傳統(tǒng)的說法。較新的研究成果表明，都江堰的主體工程并非李冰任蜀守時期全部完成的，應早于李冰280年，即工程始建于2500年前。倘若秋雨先生吸收了這一史學界的新成果，他應該抓?。ㄏ瘛讹L雨天一閣》那樣）這是世界上唯一的使用了2500年歷史的水利工程這一奇跡，來做文章，可惜他痛失交臂。不從世界史看問題，都江堰分量輕了，作者的視野也小了。其次，這篇文章，只字不提地形地貌，不免使一般讀者對于都江堰缺少了一種重要的俯視視角。我們看岷江，乃長江所有支流中流量最大的一條江。大流量從數(shù)百公里崇山峻嶺之中奔騰而下，簡直就是一頭巨獸，從海拔數(shù)千米的山地，在今都江堰地區(qū)進入海拔只有幾百米的成都平原，后果不堪設(shè)想，——卻被都江堰輕輕收拾，切割成兩條江，其中一條通過寶瓶口乖乖進入成都。這么好的一個描寫，實實在在的描寫，我為秋雨先生的錯失而拍案嘆惜。

第三，我們不能苛求一個散文家對于一處世界文明奇跡有面面俱到的描寫。但是，既然提到了她的“偉大”，作者對于都江堰的第二大功能即運輸，卻只字不提，不能不令人驚訝。司馬遷關(guān)于可以“行舟”城內(nèi)的親身觀察，杜甫“門泊東吳萬里船”的熱切期盼，以及馬可·波羅有關(guān)“通海大船，往來上下游”的記載，這是一個多么值得大大發(fā)揮的角度！秋雨先生的心目中的都江堰卻只有一個單一的防洪用途，未免太小看都江堰了。

第四，結(jié)尾說：“有了一個李冰，神話走向?qū)嶋H，幽深的精神天國一下子貼近了大地，貼近了蒼生。”我們真的不知道這里講的是哪一國的神話？倘若是中國的，稍具文學常識者皆知，那遠古的神話，所謂與蒼生與大地的距離，其實并不是那么太遙遠的。

類似如此由于知識結(jié)構(gòu)的問題而來的缺陷，還有一些。譬如《風雨天一閣》中寫道：“在清代以前，大多構(gòu)不成整體文化意義上的藏書規(guī)格?！蔽也恢?，這里的“文化意義”與“藏書規(guī)格”的真實含義是什么？如果是指諸如收集、編校、目錄、流通、體制、職官、機構(gòu)等，那么這里的判斷顯然錯了；如果不是，則令人費解。于是“歷史只能把藏書的事業(yè)托付給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這也顯然違反了中國圖書事業(yè)史的真相，稍閱諸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jīng)籍志》等書，則不會下筆如此輕率。最奇怪的是《白發(fā)蘇州》，既然專節(jié)已寫到了馬醫(yī)科巷，便已超出了一般旅游觀光心態(tài)，眼光不俗。但是，卻又何以只字不提“春在堂”？俞曲園的“花落春猶在”詩，何等為人傳誦，稍悉民國掌故者，幾無人不曉。又何以不提曲園老人最著名的“病中囈語”？在二三十年代，恰因為“病中囈語”預見了三十年之后那個時代的事情，而成為知識界紛紛言說、“驚以為奇”的話題，因此才有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周刊》上的那篇《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文。須知，我們可以想象：在“白發(fā)蘇州”的深處，有著一個白發(fā)蒼蒼的老者，為白發(fā)蒼蒼的中國文化算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命”，——你就是打起燈籠，又到哪里去找如此的寫學術(shù)散文的極佳素材？

二

由一般的知識結(jié)構(gòu)再進一層，便是中國文化素養(yǎng)上的問題了。這構(gòu)成好的學術(shù)性散文的一個重要品質(zhì)。學養(yǎng)的深淺，不僅是文章等意義上的文野雅俗之異、金石絲竹與鴉鳴牛喘之分，更可看出作者其人對于文化心靈是沒有真的感應，對于文化理想有沒有真實的提倡，對于文化意識有沒有真正的顯豁，同時，也可以看出作者其人的人文境界?！讹L雨天一閣》是一篇寫得不錯的文字。作者是寧波人，對于鄉(xiāng)邦文勝，寫來親切異常，踏實可靠，他的筆下有真情實感，有文采，他抓住了一個極好的題材，即天一閣乃當今中國唯一的一座保存完好的藏書樓，發(fā)揮得淋漓盡致，請讀他的感嘆：

讓博大的中國留下一座藏書樓，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憐可憐中國和中國文化吧。

但是這篇交章的缺點是，夸大了天一閣的文化象征意義，于是掩蓋了其負面意義。我們從一個比較真實的角度去看，天一閣的缺點是很明顯的。第一，天一閣不對社會開放，封閉文化資源，乃是一種古董文物化石陳列式的文化心態(tài)。從這一角度說，天一閣遠不如同時的汲古閣。汲古閣主人毛晉“招延海內(nèi)名士校書”，極看重書籍的流通，以至“毛氏之書走天下”，如《十三經(jīng)》《十七史》《六十種曲》《六十家訓》《津逮秘書》等，沾溉后人大矣。今天“毛邊”紙，即由毛氏而得名。一個讀中國文史的讀書人，不一定要知道天一閣主人范欽，卻不能不知道汲古閣主人毛晉。第二，中國真正第一流的藏書家，有一優(yōu)良傳統(tǒng)，即不僅庋藏，而且必有功于書籍的整理。而天一閣主人卻無與于此列。對中國文史有了解的讀書人，范欽的名字遠不如黃丕烈（百宋一廛樓主人）、鮑廷博（知不足齋主人）、朱彝尊（曝書亭主人）、盧文弨（抱經(jīng)堂主人），因為這些人在版本、目錄、?？薄⒈?zhèn)?、輯佚、考訂等方面，為中國古籍的刮垢磨光，增添了新生命新價值。我們并不能要求作者在寫天一閣的同時，也寫這樣一批人，可是，秋雨先生文中一段鮮明的對比文字，讀來卻實在令人難以首肯：

他們的名字可以寫出長長一串，但他們的藏書卻早已流失得一本不剩了。那么，這些名字也就組合成了一種沒有成果的努力，一種似乎實現(xiàn)過而最終還是未能實現(xiàn)的悲劇性愿望。

這不僅是與中國歷史的真相全然不符，而且，顯得真正的讀書人的趣味不夠純正。不能說他只是一種觀光心態(tài)、旅游心態(tài)，但再回過頭去讀“一座，只是一座”的感嘆，我們說，秋雨先生以此“一座”來象征中國文化的文化渴求，他的感情用得似乎太多了，不免令人覺得他的“苦”，有時“苦”得并不是地方；中國文化的深心苦志，似乎他還不大能夠感覺到。秋雨先生可能會這樣說，我這里是用的比興的寫法。但是，從文體上說，這篇文字分明是詳細鋪陳的“賦”體。或用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說，其語言能指的本身，早已大大強于所指，上引作者自己使用的比較論斷，即其顯證。因而，招來語言能指層面的關(guān)注、細審，就再自然不過了。

《狼山腳下》從駱賓王的“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寫到千年之后張謇在狼山辦紗廠、辦輪埠公司，表達中國文人對于大海的企盼何等地艱難。這原是個不錯的題旨。但是他將其中并不簡單的原因，大而化之歸之于中國文人的所謂“科舉人格”，這就未免失之于膚淺?？婆e制度（尤其是中國與外國文化遭遇的后期），確有其落后與腐朽的一面。但如果要順著這篇文章的自身脈絡，說到中國傳統(tǒng)文人建功立業(yè)的人格，以及實現(xiàn)這種人格的可能性，恰恰應歸因于科舉制度的創(chuàng)立。這是非常重大的文化創(chuàng)舉。它改變了門閥士族的政治壟斷，標志著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權(quán)利開放。廣大社會下層的士子，不憑借家庭出身或經(jīng)濟勢力，只憑個人的才學，就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參與政治、投身社會。張謇的身上，恰恰深印著這樣一種長期的歷史范導中所形成的人格烙印。再說，從世界史的角度去看，以文官考試的方法錄用政府官員，專家研究表明，確實是由中國傳入英國，再傳入歐洲大陸，傳入美國。只要肯說一句公道話，這應是中國文化對于世界文化的一項貢獻。而秋雨先生所謂對于科舉“咒之恨之”的人，確有，最典型者如唐末奸雄朱全忠的重要謀士李振，乃一不第進士，痛恨進士出身的官員，遂慫恿朱全忠將唐宰相裴樞等三十余人為“清流”的朝臣，一夕盡殺之，投尸于黃河濁流之中，史稱“白馬之禍”。這不但不能由科舉本身來負責，反而應成為科舉文化與流氓文化相對立的最觸目驚心的例證。

三

《陽關(guān)雪》寫道：

王維實在是溫厚到了極點。對于這么一個陽關(guān)，他的筆底仍然不露凌厲驚駭之色，而只是纏綿淡雅地寫道：“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guān)無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點好的行囊，微笑著舉起了酒壺。……

秋雨先生接下去寫，這便是唐人風范：“目光那么平靜，神采那么自信?！薄斑@種恬然的自信只屬于那些真正從中世紀的夢魘中蘇醒、對前路挺有把握的藝術(shù)家們?！逼鋵?，秋雨先生似乎沒有真的懂得這首小詩。第一，他不懂得這首詩所包含的中國文化中的一種人性精神：又溫厚又豪爽、又纏綿又質(zhì)樸，以及重感情、講義氣。第二，他不懂得“西出陽關(guān)”四字所含有的文化意識：盡管唐代中國的邊界早已越過了蔥嶺，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出了陽關(guān)就算到了塞外，再往西，作為一個民族所生活的文化環(huán)境就全變了。因而，陽關(guān)不僅是塞外與中原的分界，更是中華文化與異族文化的分界。沈德潛說，“陽關(guān)在中國之外，安西更在陽關(guān)之外”，正是此意。因而，“故人”有文化的根的意味。異質(zhì)文化的漂泊之苦與民族文化的親和之力，乃此一幀小詩所富含的文化意蘊。這跟“恬然的自信”“中世紀的夢魘”云云，不是那么太相干的。第三，他發(fā)揮說，王維以后，“陽關(guān)坍弛了，坍弛在一個民族的精神疆域中”，“歷史老人顫巍巍地重又邁向三皇五帝的宗譜”。秋雨先生不曉得陽關(guān)的荒蕪很大程度上是與安史之亂后中國與西亞的聯(lián)系被割斷，于是中國變得更加內(nèi)向有關(guān)，是外族的槍桿子打倒了本土的筆桿子的一個很顯然的例證。這個很好的學術(shù)性散文題目，她的豐厚的涵蘊，很可惜地流失了。

更為令人深感可惜的是《莫高窟》這樣一個輝煌的題目。竟難以令人原諒地寫得如此簡單，令人難以原諒地存在著重大的遺漏，——只字不提莫高窟作為中西方文化交匯之重鎮(zhèn)這一史實。這樣一來，其后果便是一篇學術(shù)性散文中出現(xiàn)較為嚴重的學養(yǎng)性貧血。譬如：為什么克孜爾壁畫中那些全裸體的天人、伎樂和菩薩，而在莫高窟里就全都穿上了裙子，只半裸其上身？為什么到了唐代有“宮娃如菩薩”這一重要現(xiàn)象？在印度本土本來并不飛的“飛天”，如何到了這里卻飄動著長長的衣袖，極舒展地向那天邊飛去？而那觀世音、那供養(yǎng)人的俗世化、那吳帶當風的游絲般的線條等等，應含有多少中華文化對于西域文明的突破性創(chuàng)造及其深厚底蘊。湯因比曾對池田大作說：“我愿生在公元一世紀時佛教已傳入時的新疆?！币粋€對西方文化有著深刻了解，對人類命運有著深切關(guān)懷的史家，為什么要說這一番話？這里面該有多少值得開掘一番的文化思想金礦。文中卻充塞著諸如“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發(fā)出的生命信號”“生生不息、吐納百代的獨特稟賦”“走進宇宙意識的霓虹”之類膚泛的形容。在秋雨先生看來，那些飛天，只是“顯得有些浪費”；那些吳帶當風，只是“繪畫技法”，而那些觀音、那些菩薩，“如果僅僅為了歷史和文化，那么它至多只能成為厚厚著述中的插圖”。這顯然表明了秋雨先生“歷史文化”意識的相當薄弱。同樣的問題也出現(xiàn)在《夜航船》這一篇中。他有一段看似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化史平行比較：

仍然想起了張岱。他的驚人的博學使他以一人之力編出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夜航船》，在他死后24年，遠在千里之外的法國誕生了狄德羅，另一部百科全書將在這個人手上編成。這部百科全書，不是談資的聚合，而是一種啟蒙和挺進。從此，法國精神的航船最終擺脫了封建社會的黑夜，進入了一條新的河道。

如果換一個真正的世界史角度（即影響比較）去看文化史怎樣？如果你具有一種縱貫的歷史文化意識，你會不會還這樣寫？德國學者利溫尚（Adolf Reichwein）所著《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一書中寫道：“這時初次傳來孔子著作和中國經(jīng)書的譯本；人們很詫異地發(fā)現(xiàn)，名字已經(jīng)傳誦于當時賈人?？椭械膬汕昵暗目鬃樱哂型瑯臃绞降耐瑯铀枷?，進行同樣的奮斗?！虼丝鬃映闪耸耸兰o啟明思想的保護神，……十八世紀的整個前半葉，孔子……成為歐洲興趣的中心?！庇鴮W者李約瑟在《四海之內(nèi)——東方和西方的對話》一書中寫道：“在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學者認真研究了耶穌會教士所譯中國經(jīng)典著作的拉丁文本，發(fā)現(xiàn)了幾百年來中國的儒學家灌輸了一種沒有超現(xiàn)實主義因素的道德觀，發(fā)現(xiàn)皮拉基亞斯的人性本善的觀點（這是一切進步的社會哲學所必須具備的觀點）在中國一向是奉為正統(tǒng)，而不是目為異端的。正是這些發(fā)現(xiàn)為法國革命開辟了道路。”由此可見，秋雨先生所說的“夜航船”，其“發(fā)動機”與燃料，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制造的。你又怎么可以無視這一事實？這種重“天馬行空”式的平行比較而不重腳踏實地式的影響比較的觀念，當然不止是這本書特有的毛病，而是現(xiàn)代學人的通病。病根乃在于不讀書之過。秋雨先生或以為我這樣是在“掉書袋子”，但是，如果學養(yǎng)不在這些地方起到支援作用，或為了行文的“瀟灑”而放棄給中國文化說一句公道話，那么，我們還怎么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shù)性散文”呢？章學誠所說的“高明”與“沉潛”的雙美，熊十力所說的“征實”與“凌空”的統(tǒng)一，以及“根柢無易其固，裁斷必出于己”，依然是寫好學術(shù)性散文的寶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