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哈爾濱

我們必須在哈爾濱住上幾天，置辦長途旅行在火車上吃的東西。這在當時幾乎是人人都必須照辦的。

這是我第一次到哈爾濱來。第一個印象是，這座城市很有趣。樓房高聳，街道寬敞，到處都能看到俄國人，所謂白俄，都是十月革命后從蘇聯逃出來的。其中有貴族，也有平民；生活有的好，有的壞，差別相當大。我久聞白俄大名，現在才在哈爾濱見到。心里覺得非常有趣。

我們先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下，讓自己緊張的精神松弛一下。在車站時，除了那位穿長筒馬靴的“朝鮮人”給我的刺激以外，還有我們同行的一位敦福堂先生。此公是學心理學的，但是他的心理卻實在難以理解。就要領取行李離車站，他忽然發(fā)現，他托運行李的收據丟了，行李無法領出。我們全體同學六人都心急如焚，于是找管理員，找站長，最后用六個人所有的證件，證明此公確實不想冒領行李，問題才得到解決。到了旅店，我們的余悸未退，精神依然亢奮。然而敦公向口袋里一伸手，行李托運票赫然具在。我們真是啼笑皆非，敦公卻怡然自得。以后在半個多月的長途旅行中，這種局面重復了幾次。我因此得出了一個結論：此公凡是能丟的東西一定要丟一次，最后總是化險為夷，逢兇化吉。關于這樣的事情，下面就不再談了。

在客店辦理手續(xù)時，柜臺旁邊坐著一個趕馬車的白俄小男孩，年紀不超過十五六歲。我對他一下子發(fā)生了興趣，問了他幾句話，他翻了翻眼，指著柜臺上那位戴著老花眼鏡、滿嘴山東膠東話的老人說：“我跟他明白，跟你不明白?！蔽叶盟囊馑剂?，一笑置之。

在哈爾濱，山東人很多，大到百貨公司的老板，小到街上的小販，幾乎無一不是山東人。他們大都能講一點洋涇浜俄語，他們跟白俄能明白。這里因為白俄極多，俄語相當流行，因而產生了一些俄語譯音字，比如把面包叫作“裂巴”等等。中國人嘴里的俄語，一般都不講究語法完全正確，音調十分地道，只要對方“明白”，目的就算達到了。我忽然想到，人與人之間的交際離不開語言；同外國人之間的交際離不開外國語言。然而語言這玩意兒也真奇怪。一個人要想精通本國語和外國語，必須付出極大的勞動；窮一生之精力，也未必真通?？墒且脒_到一般交際的目的，又似乎非常簡單。洋涇浜姑無論矣。有時只會一兩個外國詞兒，也能行動自如。一位國民黨政府駐意大利的大使，只會意大利文“這個”一個單詞兒，也能指揮意大利仆人。比如窗子開著，他只念“這個”，用手一指窗子，仆人立即把窗子關上。反之，如果窗子是關著的，這位大使閣下一聲“這個”，仆人立即把窗子打開。窗子無非是開與關，絕無第三種可能。一聲“這個”，圓通無礙，超過佛法百倍矣。

話扯得太遠了，還是回來談哈爾濱。

我們在旅店里休息了以后，走到大街上去置辦火車上的食品。這件事辦起來一點也不費事。大街上有許多白俄開的鋪子，你只要走進去，說明來意，立刻就能買到一大籃子裝好的食品。主體是幾個重約七八斤的大“裂巴”，輔之以一兩個幾乎同粗大的香腸，再加上幾斤干奶酪和黃油，另外再配上幾個罐頭，共約四五十斤重，足供西伯利亞火車上約莫八九天之用。原來火車上本來是有餐車的?？墒菗^去的經驗，餐車上的食品異常貴，而且只收美元。其指導思想是清楚的。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念念不忘階級斗爭”。外國人一般被視為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對立面；只要有機會，就必須與之“斗爭”。餐費昂貴無非是斗爭的方式。可惜我們這些“資產階級”阮囊羞澀，實在付不出那樣多美元。于是哈爾濱的白俄食品店尚矣。

除了食品店以外，大街兩旁高樓大廈的地下室里，有許許多多的俄餐館，主人都是白俄。女主人往往又胖又高大，穿著白大褂，宛如一個白色巨人。然而服務卻是熱情而又周到。飯菜是精美而又便宜。我在北平久仰俄式大菜的大名，只是無緣品嘗。不意今天到了哈爾濱，到處都有俄式大菜，就在簡陋的地下室里，以無意中得之，真是不亦樂乎。我們吃過羅宋湯、牛尾、牛舌、豬排、牛排，這些菜不一定很“大”，然而主人是俄國人，廚師也是俄國人，有足夠的保證，這是俄式大菜。好像我們在哈爾濱，天天就吃這些東西，不記得在那個小旅店里吃過什么飯。

黃昏時分，我們出來逛馬路。馬路很多是用小碎石子壓成的，很寬，很長，電燈不是很亮，到處人影歷亂。白俄小男孩——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在旅店里見到的那樣的——駕著西式的馬車，送客人，載貨物，馳騁長街之上。車極高大，馬也極高大，小男孩短小的身軀，高踞馬車之上，仿佛坐在樓上一般，大小極不協調。然而小車夫卻巍然高坐，神氣十足，馬鞭響處，駿馬飛馳，馬蹄子敲在碎石子上，迸出火花一列，如群螢亂舞，漸遠漸稀，再配上馬嘶聲和車輪聲，匯成聲光大合奏，我們外來人實在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禁顧而樂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