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是一個漸受學者關注的領域，雖然關注的程度尚不及與其相近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上個世紀前期“文學批評”在學術界的肇興，是際會于歐風美雨極盛中華的特定時期，其著述“大半依據(jù)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學批評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但誠如羅根澤先生所說，“Criticism的原來意思是裁判”，⁽¹⁾而文學裁判的理論及文學的理論，則是其引申義?！爸袊膶W批評史”研究肇始以來，即存在著這一名實不盡符合的矛盾。陳鐘凡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開山之作中說：

詩文之有評論，自劉勰、鐘嶸以來，為書多矣。顧或究文體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為例各殊，莫識準的，則以對于“批評”一詞，未能確認其意義也?？歼h西學者言“批評”之涵義有五：指正，一也；贊美，二也；判斷，三也；比較及分類，四也；鑒賞，五也。若夫批評文學，則考驗文學作品之性質(zhì)及其形式之學術也。⁽²⁾

陳鐘凡先生借“遠西學者”的“批評”內(nèi)涵來繩尺中國古代的詩文評論，原因即在于中國古代詩文評論“為例各殊，莫識準的”。但陳鐘凡先生在論述之時，事實上還是將“文學批評”等同于“文學評論”。如第三章《中國文學批評史總述》云：“文學評論遠西自希臘學者亞里斯多德以來，訖于今日，已成獨立之學科矣；中國歷代雖無此類專門學者，然古人對于文藝，欣賞之余，未嘗不各標所見，加以量裁：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皆其嚆矢也。惜曹陸之作，并屬短篇，摯李之書，均歸散佚；惟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獨存，二者皆論文之專著也。此外若《宋書·謝靈運傳論》，《北史·文苑傳敘》，《唐書·文苑傳敘》等編，又屬斷代為書，未遑博綜今古。此后論文之書，如歷代詩話、詞話，及諸家曲話，率零星破碎，概無統(tǒng)系可尋?！?sup>(3)毋庸諱言，“批評”與中國傳統(tǒng)文論的內(nèi)涵存在著明顯乖隔，即使其后以“中國文學批評史”稱名的著述當中，也不回避這一概念存在的復雜性，亦如羅根澤先生因“約定俗成”一樣，姑且用之而已。如，顧易生、蔣凡所著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先秦兩漢卷》中說：“本書所謂‘文學批評’，包括文學觀念、理論、具體的文學批評、鑒賞以及其他有關文學理論批評的思想資料。其所以統(tǒng)稱為‘文學批評’，是根據(jù)約定俗成以求簡括?！?sup>(4)雖然借鑒西方理論不失為研究中國詩文理論發(fā)展史的一種途徑，但由于中西文論存在著顯著差異，以西方文論的解析方式觀照中國古典文論，往往難以體現(xiàn)中國文學思想重直覺體悟、渾成含蘊的韻味。因此，我們不必刻意為中國古代文論的內(nèi)涵尋求它解，而盡量從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范疇的相互關系，言說背景、言說對象等途徑，探索中國古代文論的原本內(nèi)涵，尋求其演進的歷史軌跡。

與中國文學批評史不同，中國文學思想史則是歧出于中國思想史之下，蘊含了中國思想史某些基因的學科，這對于準確理解與把握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具有特殊作用。如，萬物一體是中國古代思想的重要特征，中國古代文學也秉承了這一思想因子，《易傳·系辭下》云：“物相雜，故曰文?！蔽牡淖畛趿x即是狀寫自然物象。先秦時期的“文學”，主要是指學問文獻?？鬃釉唬骸懊舳脤W，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保ā墩撜Z·公冶長》）荀子曰：“人之于文學也，猶玉之于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⁵⁾此之“文”，是廣義的“雜文學”，是蘊含著多種學科的一體之學?？梢?，對文學內(nèi)涵的理解便體現(xiàn)了中國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從古代思想而非批評的角度可以直擊文學理論的核心問題，而了無“削足”的苦惱。同時，從思想的角度，更易于揭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范疇、命題產(chǎn)生的緣起與背景，從而可以更準確地揭示其內(nèi)在意蘊。如，唐代以來，文道關系是文論的核心命題之一，道學乃性理之學，以這一命題為核心的文論顯然是深植于思想史背景之上的。再如，湯顯祖的“情生詩歌”論，是植根于“世總為情”⁽⁶⁾的本體思維基礎上而形成的。晚明文學“性靈說”稱盛，但其思想淵源之一在于佛教。屠隆云：“佛為出世法，用以練養(yǎng)性靈。”⁽⁷⁾“寫性靈者佛祖來印，騁意氣者道人指呵?！?sup>(8)可見，從文學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對于揭示諸種深植于思想文化土壤之上的文論命題的內(nèi)涵比“批評史”更加直接、更加深入，也更適合展示中國文論的神韻風采。

同時，從文學思想的角度來研究還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示中國文論的歷史圖景。與狹義的批評史主要因就具體的作家作品而作的“裁判”不同，文學理論家表達文學思想不必因據(jù)具體的作家作品為對象。盡管思想的表達也會時常涉及具體的作家作品，但這些僅是表現(xiàn)其思想理論的材料或證據(jù)而已，目的不在于評論作家作品，而在于表達文學思想。因此，就文獻體裁而言，與文學批評的著作多是詩文評類不同，文學思想散見于作家、批評家的各種體裁的著述之中，亦即四部分類法中幾乎所有的集部著作都在中國文學思想史的視野之中。當然，形諸思想，需要具備一定的邏輯性與學理性。因此，我們力求將這些文獻納入研究視野但又持審慎的態(tài)度。盡管如此，拓寬文獻視野以考察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流變史，是更加貼合中國古代文論承載形式的不二選擇。這也是我們從思想而非批評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文論史的又一客觀歷史原因。

中國文學思想經(jīng)歷了一個綿延不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但這種發(fā)展也具有一定的歷時階段性特征?！耙淮幸淮膶W”（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序》），文學思想同樣也具有不同的時代特征。對此，郭紹虞先生曾對與文學思想史相關的文學批評史作了一個大概的時代分期：“中國文學批評的發(fā)展大致可以分成三個時期：一是文學觀念演進期，一是文學觀念復古期，又一是文學批評完成期。從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學觀念演進期；從隋唐到北宋，是文學觀念復古期。這兩個時期造成中國文學批評分途發(fā)展的現(xiàn)象。前一時期的批評風氣偏于文，重在從形式上去認識文學；后一時期的批評風氣又偏于質(zhì)，重在從內(nèi)容上去認識文學。因此，這兩個時期的批評理論，可以說是跟著它對于文學的認識而改變它的主張的。至于以后，從南宋一直到清代，才以文學批評本身的理論為中心，而文學觀念只成為文學批評中的問題之一，我們假使就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學批評來講，那么在這個時期，可以說是這種文學批評的完成期?！?sup>(9)郭紹虞將整個文學批評史分為演進期、復古期與完成期，而如果從是否以文學批評本身的理論為中心進行分判，則以兩宋之際劃界，實際分為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文學批評本身的理論是中國文學思想中重要內(nèi)容，因此，這也可以作為我們對中國文學思想史作粗略分期的理據(jù)之一?！吨袊枷雽W術史》叢書中的《中國文學思想史》以兩宋之際為界，進行分別撰述，既可以較詳細地展示中國文學思想史的流脈，又基本符合客觀的歷史狀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金人南下，北宋滅亡，雖然改變了歷史的進程，但文學思想的神脈在厚重的歷史文化包裹之下，并未被車轔馬嘯之聲打斷。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生命力使宋前文學思想成為其后文學思想發(fā)展的邏輯起點與基礎。源自先秦的儒道思想仍然是宋后文學思想的基本背景，詩學緣情、言志，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興觀群怨的詩學功能，文質(zhì)（文道）關系等，都是后世文學思想家討論的核心論題。文學思想家們多以得風雅傳統(tǒng)自高，雖開新而常常以“率由舊章”的形式而展開。同時，宋前文學思想的表現(xiàn)形式為宋后文學思想的演變起到了發(fā)凡起例的作用。四庫館臣論詩文評類云：“文章莫盛于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兜湔摗菲涫滓玻淅諡橐粫?，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鐘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后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sup>(10)異彩紛呈的宋前文學歷史，為后世文學思想的展開提供了豐富的師法范例。高棅《唐詩品匯》，“終明之世，館閣宗之”，⁽¹¹⁾影響了有明一代文學思想的演變。李攀龍《詩刪》將宋元等諸自《鄶》以下，忽略不選，正是其“詩自天寶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¹²⁾的矯激文學觀的體現(xiàn)。鐘惺、譚元春《詩歸》的選作正是其文學思想的體現(xiàn)。世人謂“鐘、譚一出，海內(nèi)始知性靈二字”⁽¹³⁾，也與鐘、譚所編《詩歸》風行一時，乃至“家置一編，奉之如仲尼之刪定”⁽¹⁴⁾有關。他們不但通過前人作品的選編而傳達出了文學的意趣，而且往往引據(jù)宋前文學的實踐與理論以開新說，如明代的復古派文學思想，就是以追慕秦漢之文、漢魏盛唐之詩為特征的。宗唐與宗宋更成為清代文學思想演進的核心論題之一?？梢姡吻拔膶W思想與實踐開出的諸多法門，成為后世文學思想家言說其理論的重要依憑，并衍變成中國文學思想史新的篇章。當然，這將由本叢書另外學者來完成。茲絮語于卷首，聊以說明中國文學思想史因革相生的機制而已。

(1) 以上引自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頁。

(2) 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二章《文學批評》，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十六年（1927）版，第6頁。

(3) 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三章《中國文學批評史總述》，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十六年（1927）版，第9頁。

(4) 顧易生、蔣凡：《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先秦兩漢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5)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第十九《大略篇第二十七》，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508頁。

(6) 〔明〕湯顯祖著，徐朔方箋校：《湯顯祖集·詩文集》第三十一卷《耳伯麻姑游詩序》，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050頁。

(7) 〔明〕屠隆著：《佛法金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8) 〔明〕屠隆著：《清言》，清立堂抄本。

(9) 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頁。

(10)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集部·詩文評類》，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779頁上。

(11)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林鴻附高棅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336頁。

(12)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李按察攀龍》，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428頁。

(13)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譚解元元春》，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572頁。

(14)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鐘提學惺》，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5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