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自戀：導論

按語

本文是弗洛伊德關于自戀問題的專論。自戀是弗洛伊德性學理論的組成部分之一。該文對自戀的起源、本質、表現形式及其在人的發(fā)展中的作用分別做了說明。它對理解弗洛伊德以力比多學說為基礎的泛性論有重要參考價值。

一

自戀（narcissism），由臨床描述引申而來，于1899年首次被納克（Paul Nacke）使用^[222]，指個體像對待性對象（sexual object）一樣的對待自體的一種態(tài)度（attitude）。自戀者自我欣賞、自我撫摸、自我玩弄，直至獲得徹底的滿足。達到這種程度后，自戀便具有了性變態(tài)（perversion）的性質，因為個體性生活的全部都為它所獨占，所以具有我們所研究的性變態(tài)的特點。

觀察的結果常令精神分析者為之震驚，具有自戀態(tài)度的許多人還遭遇了其他障礙，比如賽哲（Sadger）所指出的同性戀（homosexuals）。此外，自戀應得到的力比多或許有更廣泛的表現，它也許會在人類性發(fā)展的正常過程中為自己保有一席之地。^[223]精神分析之于神經癥者的困難導致了同樣的設想，因為這種自戀態(tài)度似乎可以限制自戀者使之不易受到影響。就此而言，自戀不會是性變態(tài)，而是對自我保護本能的自我中心（egoism）的補充，可以作為適于所有生物體的標志。

如果我們將“早發(fā)性癡呆”（dementia praecox）（克勒佩林，Kraepelin）或“精神分裂癥”（schizophrenia）（布洛伊勒，Bleuler）納入力比多理論的假設之中，我們就會產生研究原生與正常自戀概念的迫切動機。被我稱為“精神偏執(zhí)癥”的病人（paraphrenics）表現出了兩個基本特征：妄自尊大和轉移對外部世界的興趣——對人和物的興趣。由于后一原因，使得他們難以接受精神分析的影響，我們的治療努力當然也便付之東流，不過，精神偏執(zhí)狂者對外部世界興趣的轉移尚需做更精確的描述。同樣，癔癥患者或強迫性神經癥者也會視其病情放棄與現實的關系。分析表明，他們絕不會中斷與人、物的性欲關系，仍在幻想中保持這種關系。比如，一方面，要么用記憶中想象的東西代替現實客體，要么把想象的東西與現實的客體相混淆；另一方面，他放棄運動神經的初始活動而去實現與其他客體建立聯(lián)系的目的。只是在力比多的這種情形下，我們也許才可以合乎邏輯地使用被榮格（Jung）混雜使用的“力比多內向”（introversion of the libido）。^[224]否則，就會是“精神偏執(zhí)癥”的。病人似乎將其力比多從外部世界的人和物中撤回，而在幻想中不用他物加以替代。而一旦病人用幻想加以替代，整個過程就變成了第二位的，并成了試圖恢復的一部分——將力比多帶回到客體。^[225]

這樣，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在精神分裂癥中，從外部客體撤回的力比多會發(fā)生什么變化呢？這些情形中的妄自尊大特征為我們指點了迷津。毫無疑問，妄自尊大是以犧牲“對象力比多”（object-libido）為前提的。從外部世界撤回的力比多轉向了自我（ego），并產生了可以稱之為自戀的態(tài)度。然而，妄自尊大本身全無創(chuàng)新而言，相反，誠如我們所知，它是曾經存在著的條件的更清楚的表現。這使得我們把從“對象貫注”（object-cathexes）中撤回的自戀看做一個“繼發(fā)過程”（secondary process），在此之上疊置著許多不同的影響。

請允許我申明，在此我并不試圖解釋或對精神分裂癥問題做更深的探討，我僅僅是把別處已經表述的觀點集中起來，以為自戀的導論提供辯解。

在我看來，這種力比多理論合乎邏輯的擴展還受到了第三種資料的支持，即我們對兒童與原始人心理生活的觀察與觀點。我們可以把原始人的特征概括為一個方面：妄自尊大。表現為對自己愿望與心理活動能量的高估，思想是全能的，相信語詞的魔力，具有對付外部世界的技巧——“魔術”（magic），它好像是這些浮夸的前提的邏輯應用。^[226]今日兒童的發(fā)展更令我們費解，我們期望發(fā)現他們與原始人完全類似的態(tài)度^[227]，于是我們便形成了關于自我（ego）的原始力比多貫注（original libidinal cathexis）的觀念，以后由此生出一部分指向客體并堅持下去，它與“對象貫注”的關系如同身體中的變形蟲（amoeba）與其伸出的偽足（pseudopodia）的關系。^[228]由我們的研究可以看出，作為神經癥癥狀的起點，力比多的這種分配對我們而言卻是隱蔽的。我們所注意到的僅是力比多的散發(fā)（emanation）——對象貫注，既可發(fā)出，又可收回。廣而言之，我們同樣看到了“自我力比多”（ego libido）與“對象力比多”之間的對立。^[229]一方面用得越多，另一方面則用得越少。對象力比多發(fā)展的最高方面可在愛情中看到：為了對象貫注，個體似乎放棄了自己的人格。同樣，偏執(zhí)狂關于“世界末日”（end of the world）的幻想或“自我知覺”則是相反的情形。^[230]最后，考慮到心理能量的分化，我們可以初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自戀的情形中，心理能量本是聚集在一起的，我們的分析粗糙的尚不能將它們區(qū)別開來，在將性能力——力比多——從“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能量中區(qū)分出來之前，這種對象貫注的區(qū)分是不可能的。

在做更進一步的分析之前，我必須觸及到兩個問題，這是該專題的中心困難所在。其一，我們所說的“自體性欲”（auto erotism）的自戀與作為力比多早期形態(tài)的自戀之間是什么關系^[231]；其二，如果將自我（ego）視為力比多的原始貫注，還有什么必要在自我本能中對性力比多與非性力比多做出區(qū)分。是否有一種單一的心理能量可以將自我本能能量從“自我力比多”中區(qū)分出來，將自我力比多從“對象力比多”中區(qū)分出來呢？

關于第一個問題，我可以指出，我們一定會認為，與自我相提并論的整體性（unity），不可能一開始就存在于個體之中，這是因為自我需要發(fā)展。而自體性欲本能卻一開始就有，那么要實現自戀，在自體性欲之上一定還會有新的心理行為。

要對第二個問題做出確切的回答，對每一個精神分析者而言，顯然是不容易的。有人出于對無效的理論爭執(zhí)的反對，討厭放棄觀察，但澄清事實卻是必需的。的確，關于自我力比多，自我本能能量等觀念，既不容易掌握，內容也不豐富。關于這些關系的純理論必須建立在清晰限定的概念之上，然而，我認為純理論與建立在經驗之上的科學是有區(qū)別的。其實，后者不會嫉羨純理論具有通暢邏輯的無可反駁的基礎，而滿足于自身具有模糊，幾乎無想象性的基本概念，這些概念在自身的發(fā)展過程中會變得越來越清楚，有些則可以被其他概念所替換。當然，這些觀念不是任何事件都可依據的科學基礎：基礎只能是觀察（observation）。它們不是整個結構的基礎，而是頂端，可以在不受損害的前提下被替換、被拋棄。這種現象在物理學中也一樣，基本的概念如物質、引力等，并不比精神分析中的相應概念爭議更少。^[232]

作為概念，“自我力比多”與“對象力比多”的價值事實上在于它們源自對神經癥與精神?。╬sychotic）過程基本特征的研究。將力比多分化為適于自我與依附于對象的兩個方面，是區(qū)分性本能與自我本能假設的必然結果。無論如何，對純粹移情性神經癥（癔癥與強迫神經癥）的分析促使我做出這種區(qū)分，據我所知，用其他方式對于這些現象做出解釋的企圖均徹底失敗了。

在全然缺乏任何本能理論的情況下，我們會發(fā)現自己的位置，我們會允諾或義不容辭地通過研究提出能夠導致邏輯性結論的假設，直到這種假設要么崩潰，要么確定無疑。將性本能與其他本能如自我本能從一開始就做出區(qū)分的假設具有多種特點，不單是有助于對移情性神經癥的分析。我承認，就后者而言可以做到十分清楚，因為這可能是一種中性的心理能量，通過對對象的攫取行為變成了力比多。首先，這一概念區(qū)分相當于饑餓與愛這種共同的、普遍化的現象的區(qū)分。其次，有必要從生物學角度進行考慮。個體的確是一種雙重存在物：一面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另一面則是聯(lián)結點，用于對抗自己的愿望（或至少是不情愿的）。個體將性視為目的之一，然而從另一種觀點看，他又是“種質”（germplasm）的“附屬物”（appendage），其目的在于用能量獲得快樂“紅利”。人是“永生物質”（可能的）的非永久性工具——如同限嗣財產的繼承者，只能對該財產暫時地擁有。性本能與自我本能的分離也許基本上反映了個體的這種雙重功能。^[233]再次，我們必須記住，我們這些有關心理學的暫時觀點總有一日會建立在“機體基質”之上。正是某些特殊的物質及化學過程操縱了性活動，并使個體的生活擴展為種族的。考慮到這種可能性，我們將用特殊的心理力量取代特殊的化學物質。

總體上看，我試圖保持心理學的純潔性，以便使它與本質不同的現象甚至生物學的思想區(qū)別開來。有鑒于此，我樂意就這一點追加我的想法如下，關于自我本能與性本能的分化假設（即力比多理論）并非全部建立在心理學的基礎之上，而主要衍生于生物學。然而，如果精神分析的工作本身產生出關于本能的其他更加適用的假設，我會一如既往地（根據我的一般原則）放棄這一假設的?？上У氖牵裆形从羞@樣的假設產生。性能量——力比多——從最基本的和長遠的觀點上看，是心理中一般活動能量分化的結果。不過這樣的結論并無實用意義，因為它遠離我們所觀察到的問題，我們對它認識的如此之少，以至于反對它或支持它都是毫無根據的。如同為了建立遺傳的合法權利，人類所有的種族必須找到原始的親屬關系作為證據一樣，這種基本的同一性（identity）似與我們的分析興趣相距甚遠，所有的推斷都令我們無路可行。既然我們不能等待另一種科學為我們提供本能理論的最后結論，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我們應試圖通過對心理現象的綜合分析，去探討和發(fā)現這一生物學的基本問題。當然，我們必須面對犯錯的可能性。不過，這不應阻礙我們關于自我本能與性本能假設的邏輯應用（這種假設源于對移情性神經癥的分析）^[234]，也不應阻礙我們看到，這種假設是否無矛盾且富有成效和這種假設是否適用于其他障礙，如精神分裂癥。

如果力比多理論被證明在解釋精神分裂癥時是失敗的，那情形當然就不同了。榮格（1912）已論述過這一點，故我不得不再討論一番，否則我不會樂意再費筆墨的。如果不是榮格的原因，我會按照對一個偏執(zhí)狂病人（Schreber）的分析順序進行，而不必討論其前提。然而，榮格的推斷至少是不成熟的，他所提供的基礎是貧乏的。首先，由于對這一病人分析上的困難，他似乎接受了我已經明示的擴展力比多概念（即放棄性內容）的觀點，總體上將它等同于心理興趣，費倫茨在對榮格的詳盡批評中已經說到，對榮格的錯誤解釋加以更正是必要的。我僅能論證費倫茨的批評，并重申我從未撤回力比多理論。榮格的另一觀點，即力比多的撤回本身足以導致正常的功能的喪失^[235]，這真難以想象。與其說這是論證，不如說是聲明。它“用假定去爭辯”^[236]而不進行討論，因為它究竟如何必須建立在準確的調查研究之上。在榮格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中（1913，第339～340頁），他對我早就明確的結論視而不見。他寫道：“與此同時，還需更進一步探討的是（弗洛伊德在對偏執(zhí)狂病人分析時的要點），‘性力比多’的內傾（introversion）導致了對‘自我’的貫注，其結果便可能是‘現實的喪失’。當然，用這種方式對現實的喪失做出心理學的解釋是不乏誘惑的?！比欢鴺s格并未對這種可能性作出更深的探討。^[237]在后來的行文中，他又舍棄了他的想法，為這種結果“會導致禁欲的隱士心理學，而不會是精神分裂癥（dementia praecox）”。這種笨拙的類比對問題解決猶如杯水車薪：“這種試圖根除性興趣（就普遍意義的性而言）所有痕跡的隱士，根本不存在由于力比多的分配而成為病人的問題，他也許將對人的性興趣徹底轉移，也許將它升華（sublimated）為對神、自然或動物王國的更高興趣，根本用不著將力比多內傾為幻想或返回到自我中，這種類比似乎預先已取消了興趣分化的可能性：源于性欲的和源于其他的。讓我們進一步分析一下瑞士學校的研究，盡管它很有價值，但不過僅闡明了精神分裂癥的兩個特點：我們所知道的健康人與神經癥者都有的情結和指向普遍神話的幻想的相似性。然而這并未給疾病的機制增添任何新知。我們可以對榮格的推斷予以否定，力比多理論既無法對精神分裂癥做出解釋，當然注定也對其他神經癥無能為力。

二

在我看來，對自戀的直接研究導致了我們所面臨的特定困難。我們涉入自戀的主要手段仍停留在對精神偏執(zhí)癥的分析之上。如同移情性神經癥可使我們追溯到力比多的本能沖動，精神分裂癥與偏執(zhí)狂則可以使我們悟出自我心理學。進而言之，為了能夠理解正?，F象中的簡單性，我們將轉向病理學（pathology）來研究一些扭曲的或夸張的現象。同樣，我們并不對其他手段棄之如履。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對自戀的更好認識。下面我將按以下順序予以討論：器質性疾病的研究（organic disease）、疑?。╤ypochondria）的研究與性欲生活的研究。

為估價器質性疾病對力比多分配的影響，我將按費倫茨給我的口頭建議進行。眾所周知的現實是，受器官疼痛和不適困擾的人，連自己的痛苦都不在意，怎么對外部世界的事物再有興趣呢？縝密的觀察表明，他甚至會撤回對“性愛對象”（love-object）的“力比多”興趣：只要繼續(xù)痛苦，就會停止愛。我們沒有理由將這一事實的共同本質轉譯為力比多的理論術語。因此，我們會說：病人將他的力比多貫注撤回到自我，而一旦恢復又會將它送出?！霸谒数X的小孔中，全神貫注是他的靈魂”，遭受牙痛痛苦的詩人布克（W.Busch）如是說。^[238]在這里，力比多與自我興趣命運相同，無法區(qū)分。病人所熟悉的“自我中心”將兩者涵蓋其中，我們發(fā)現這極為自然，因為在相同的情形下我們會有同樣的表現。不管一個人愛的情感多么強烈，都會因身體疾病而放棄，強烈的情感突然被全然的冷漠而代替，可以說喜劇作家對此做了極盡細致的探索。

睡眠，在將力比多自戀式地撤回到自我身上時，與疾病也是相似的?；蛘吒_切地講，此時只有一種愿望，即睡眠，夢的自我中心很適于這種情景。在這兩種條件下，我們都發(fā)現了自我中力比多分配上的變化。

疑病，像器質性疾病一樣，也有痛苦的身體感覺，并同樣地影響到力比多的分配，疑病患者將對外部世界對象的興趣與力比多全部撤回（力比多的撤回更為明顯），僅專注于引起他注意的器官。這樣，疑病與器質性疾病的區(qū)別已昭然若揭了：后者的痛苦感覺建立在明顯的（器官的）變化之上，而前者就不同了。然而，如果我們要堅持疑病是對的，即疑病患者也需有器質性變化，那我們關于神經癥過程的一般概念就絲毫不能動搖。

究竟該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呢？經驗將為我們證明這一點，與疑病者相比，在各種神經癥者身上都會出現不愉快的身體感覺。前已述及，我會將伴有神經衰弱和焦慮性神經癥的疑病當做第三種“真正”神經癥。^[239]同樣，在其他神經癥中一定程度的疑病現象也會同時規(guī)律地形成，這種設想也非離題太遠的想象。我想，這方面的最好例證可從癔癥上部結構（superstructure）的焦慮性神經癥中看到?，F在讓我們分析一個熟悉的器官原型——生殖器（genital organ），它曾經令人不快地柔軟，然后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變化，然而這卻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疾病，而是一種興奮狀態(tài)。在這種情況下，它充血、膨脹、濕潤，形成一種復合感覺。讓我們以身體的任何部位為例，描述一下它是怎樣將性興奮刺激作為“性感性”（eroto-genicity）送至大腦。同時，我們的性理論早就使我們習慣于認為，身體的特定部位——性感區(qū)（erotogenic zones）——會作為生殖器的替代進行類似于生殖器的活動^[240]。這樣，我們離問題解決就一步之遙了。我們決定將“性感性”視為所有器官的共同特征，其增強或減弱視特定的器官而定。器官動情性的任何變化都會導致自我中力比多貫注的相應變化。這些因素便構成了我們相信潛藏于疑病背后的活動，并對力比多的分配產生了類似于器官疾病產生的作用。

我們發(fā)現，如果按照這種思路考慮，我們不僅突然地碰到了疑病問題，而且還碰到了其他“真正”神經癥——神經衰弱和焦慮神經癥。讓我們不妨暫停一下，因為，在生理學研究前沿曾進行這種深入的探索，這已超越了純心理學（pure psychological）的研究范圍。我要指出的是，從這種觀點看，我們似乎可以認為，疑病與精神偏執(zhí)癥的關系類似于其他“真正”神經癥與癔癥和強迫神經癥的關系，也就是說，疑病對自我力比多的依賴如同其他神經癥對對象力比多的依賴一樣，而疑病性焦慮（hypochondriacal anxiety）正好相反，因為它來自自我力比多。此外，既然我們已熟悉了生病的機制及移情性神經癥的癥狀形成——從內傾到壓抑——與對象力比多淤積（damming-up of object-libido）有關^[241]，那么我們就會進一步地認識到，自我力比多同樣會受到淤積，我們就會將這一點帶入對疑病現象與精神偏執(zhí)癥關系的探討。

就此而言，我們的好奇當然會提出如下的問題，即經歷自我中力比多淤積為什么是不愉快的。我認為較滿意的答復是，不愉快總是較高強度的緊張的表現，因此，能量的一部分做了轉移，變成了心理性質的不愉快。然而，倒不是純粹的物質性對不愉快產生決定作用，而是這種物質性的特定功能。^[242]在此我們已觸及了以下問題：什么使我們的心理生活對自戀的超越與力比多對對象的附著成為必需的？^[243]按我們的思路，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當力比多的自我貫注超過一定量時，對自戀的超越便成為必需，強烈的自我中心防止患病，而欲阻止患病，最后的手段便是開始愛；若不能愛，挫折便必導致患病。這頗符合海因（Heine）關于創(chuàng)造（creation）的心理發(fā)生學（psychogenesis）的描述：

我們想象著上帝會說：“疾病無疑是整個創(chuàng)造沖動的最后原因。只有創(chuàng)造，我才會得以康復；只有創(chuàng)造，我才會變得健康?！?sup>[244]

我們已確認，我們的心理器官，首要的和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控制興奮，否則，就會感到痛苦或導致疾病。控制興奮肯定會招致內在興奮的消失，使之無法指向外部，或使釋放暫時變得令人不快。不過，首要的問題是，這種內在過程究竟指向真實的還是想象的對象是否毫無區(qū)別。這種區(qū)別直到后來才會出現，即當力比多對不真實的對象釋放（內傾）導致自身受阻時。精神偏執(zhí)癥的妄自尊大，具有力比多內在釋放的相似性，即返回到自我。也許只有在妄自尊大毫無效果時，自我的力比多受阻才會招致疾病，并開始了恢復過程，給我們造成了患病的印象。

我試圖對精神偏執(zhí)癥的病理機制做更進一步的探討，并將我認為值得考慮的觀點集結在一起。在我看來，精神偏執(zhí)癥的情感和移情性神經癥的區(qū)別在于，由挫折所釋放的力比多，在精神偏執(zhí)癥中并未以幻想的形式附著于對象，而是撤回到自我，對移情性神經癥而言，妄自尊大恰恰是對這部分力比多的心理控制，成為內傾于幻想的對立物。這種心理功能的失敗便導致了精神偏執(zhí)狂的疑病和移情性神經癥的焦慮。我們知道，克服焦慮可借助更多的心理釋放，如轉換（conversion），反向形成（reaction）或自我保護的構建（construction of protections）（恐怖癥）。在精神偏執(zhí)狂中，其相應過程的目的在于修復（restoration），故疾病有著明顯的癥狀。既然精神偏執(zhí)癥時而會（即使不總是）招致力比多從對象撤回，我們便可對臨床情形做出三種分類：（1）保持正常狀態(tài)或神經癥狀態(tài)（殘留現象）；（2）表現出病變過程（力比多與對象分離，進一步表現為妄自尊大、疑病、情感障礙及各種壓抑）；（3）在癔癥（精神分裂癥或精神偏執(zhí)癥）或強迫神經癥（如偏執(zhí)狂^[245]后，表現出修復現象，即力比多再次附著于對象。這種新的力比多貫注不同于起初，因為它開始于另一水平之上，并在某些條件下才可以。^[246]移情性神經癥的這種不同導致了力比多貫注的新類型及相應過程的形成，這種自我的正常性使我們獲得了我們心理器官結構的最深刻知識。

研究自戀的第三種方式便是對男女兩性多種多樣的性生活進行觀察。正像對象力比多起初影響了我們對自我力比多的觀察一樣，我們對嬰兒（及成長中的孩子）對象選擇的觀察最初表現為他們的性目標源于經驗的滿足。最初的自體性欲性滿足對于自我保護（self-preservation）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性本能外在地表現為對自我本能滿足的附著，此后性本能才變得獨立起來，即便如此，仍有跡象表明，最初的附著事實上仍然是孩子將喂養(yǎng)、照料、保護自己的人作為最早的性對象：即母親或母親的替代者。在這種可稱之為“依戀”（anaclitic）或“附著”（attachment）的類型和對象選擇的條件下，精神分析研究已經發(fā)現了尚未準備發(fā)現的第二種類型。我們已經發(fā)現，尤其在力比多發(fā)展遭遇障礙者身上，如性變態(tài)者和同性戀者，在他們對性愛對象的以后選擇中，不是以母親為模型，而是以自我為模型，他們明顯地將自我作為性愛對象，其對象選擇類型可稱作“自戀的”。觀察使我們有最充分的理由選擇關于自戀的假設。

然而，我們尚不能得出結論，即根據對象選擇是“依戀”的或“自戀”的，而將人分為截然不同的兩組。我們認為，對象選擇的兩種類型適于每個人，雖然個體可表現為對某一類型的偏愛。我們可以說，人最初具有兩個性對象——自己及養(yǎng)育自己的女人，就此而言，我們假定每個人都有原始自戀（primary narcissism），在某些條件下，有些人的對象選擇是以自戀為主導特征的。

關于男女兩性的性比較研究表明，就對象選擇的類型而言，兩性間存在著根本的差異，當然這種差異未必普遍存在。嚴格地講，完全的依戀型是男性的特征。他們對性的估價過高，這顯然源于童年期的原始自戀，然后將其轉移到性目標上。對性的高估是愛的根源，在這種狀態(tài)下出現的是神經癥的沖動，由此可追溯由于力比多指向性愛對象而使自我變得貧瘠起來。^[247]在女性中，這種類型的過程就不同了，這也許是最純和最真的類型，隨著青春期的到來，女性的性器官達到了成熟，但一切都是隱蔽的，此時原始自戀開始加強，然而，伴隨著對性的高估，這種原始自戀卻不利于真正對象選擇的發(fā)展。女性，尤其長相頗佳者，發(fā)展為一定的自鳴得意（self-contentment），補償了強加于她們對象選擇的社會限制。嚴格地講，這樣的女性只愛自己，與男性愛女性的強烈感情形成了顯明的對比。女性的需要此時不是愛，而是被愛，滿足了女性這一條件的男人便往往取悅了她們。就女性的性生活而言，這類女性的重要性是應當高估的。因為這類女性對男人魅力最大，這不僅因為她們俊美（盡管她們是最美的），而且還有一些令人陶醉的心理原因，顯而易見，對一個部分恢復了自戀并尋找性愛對象的人，別人的自戀卻有極大的吸引力。兒童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戀，他的自鳴得意和不可理解，如同有些動物的魅力在于根本不在乎我們如何，像貓及食肉猛禽。的確，即使是文學作品中所描寫的很大的罪犯和怪人，也是因為他的自戀持續(xù)性吸引了我們，他們借自戀將任何可能毀掉自我的東西遠遠拋開，我們似乎驚羨他們心靈的極樂狀態(tài)——一種我們早已放棄了的無懈可擊的力比多狀態(tài)。當然，自戀型女性的巨大魅力還有相反的方面。愛她的男人相當程度地不滿意，對她的愛的懷疑及對她神秘特性的怨言，在很大程度上種下了對象選擇類型間不和諧的種子。

也許在此指出這一點是恰如其分的，就我而言，關于女性類型的性欲生活的描述絲毫沒有貶低女性的意圖，不僅如此，任何偏見對我都是格格不入的。我知道，發(fā)展中的這些差異是和更復雜的生物性功能差異相對應的。此外，我仍然承認，有相當多的女性依據“男性”類型去戀愛，并同樣具有適合此類型的性高估。

盡管自戀型女性對男性的態(tài)度是冷淡的，但仍可找到實現完全對象選擇的途徑。懷孕的孩子本為身體的一部分，但可視為“外在對象”從自戀出發(fā)，完全可以幫其變?yōu)樾詯蹖ο?。還有一些女性，不必等待孩子幫其實現從自戀（第二次）到性愛對象的轉化。在青春期前，她們感到自己是男性的，并發(fā)展了一些男性特征。青春期后加快了女性成熟的步伐，她們仍保持渴望成為男性的理想——事實上這是她們曾經有過的男孩特征的再生。^[248]

以上所言也許可以得出導致對象選擇的簡短結論：

1.對自戀型的人而言，所愛的可能是：

（1）現在的自己；

（2）過去的自己；

（3）未來的自己；

（4）曾經屬于過他的人。

2.對依戀型的人而言，所愛的可能是：

（1）養(yǎng)育過他的女性；

（2）保護過他的男性（此處也包括替代者）；

關于自戀型的人可能愛的第三種人（未來的自己）要到后面的討論才能證明。

對男性同性戀而言，這種自戀的對象選擇的意義還需做其他的思考。^[249]

盡管我們假定兒童具有原始自戀，并構成了力比多理論的一部分，但對這種自戀的直接觀察卻遠不如對其他材料的引申更為容易。如果留意充滿感情的父母對其子女的態(tài)度，我們便不得不承認這是他們早已拋棄的自戀的復活與再生。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對象選擇中的自戀特征由于高估而成為可相信的要點，它主導了父母的情緒態(tài)度。這樣他們便有了使孩子變得完善的沖動——掩蓋、忘卻孩子的缺點，冷靜的觀察絕不會如此（對孩子性活動的否定也恰與此有關）。此外為了孩子的利益，傾向于中止那些他們的自戀被迫尊敬的文化習得的行為，同時他們?yōu)榱俗约簝A向于重新喚起他們早已放棄的特權。孩子將會有比父母更好的時光，父母不會再讓孩子屈從于他們曾認為至高無上的東西。疾病、死亡、享樂克制與意志控制將遠離孩子，自然與社會法則將以孩子之嗜好予以取舍，孩子將再次真正成為創(chuàng)造的中心——孩子陛下^[250]，如同我們幻想的自己一樣。孩子將實現父母不曾實現的所有夢想——男孩成為偉人和英雄，以替代父親；女孩與王子聯(lián)姻，作為對母親“遲到”的補償。在自戀系統(tǒng)最棘手之點上，現實強加于父母自我的不朽性在孩子身上找到了避風港。父母之愛——動人而天真的——不過是父母自戀的再生，雖然將其轉化為對象愛（object love），但卻明白無誤地顯露了它的原本質。

三

我建議將下列問題暫置一旁，因為尚需更進一步的探討。這些問題是，兒童的原始自戀遇到的障礙，兒童為保護自我對付障礙的反應及其不得不采取的方式。不過，最重要的問題可歸結為“閹割情結”（castration complex）（男孩對陰莖的焦慮及女孩對陰莖的嫉羨），并將它視為性活動早期受阻的結果予以分析。精神分析的研究，使我們能夠追溯到從自我本能中分化出來的力比多本能的變化。但在閹割情結的特殊情形下，我們可以推斷存在著一種“新時代”（epoch）和一種心理情境，在它們的存在中，這兩種本能依然相互融合地聯(lián)合活動，以自戀興趣的形式表現出來。正是在這種條件下，阿德勒（1910）發(fā)展了他的“男性抗議”（masculine protest）概念，他幾乎將它視為性格及神經癥形成的唯一動機力量（motive force）。不過，這不是建立在自戀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社會價值的基礎上，并且仍然具有力比多傾向。精神分析的研究從一開始便確定了“男性抗議”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與阿德勒不同的是，我們認為它本質上是自戀的，并源于閹割情結。在性格形成方面，“男性抗議”與其他許多因素共起作用，根本不適于對神經癥問題的解釋，而阿德勒僅考慮了它服務于自我本能的方式。我發(fā)現，將神經癥的形成建立在閹割情結狹窄的基礎之上是根本不可能的，雖然在抵抗神經癥的醫(yī)治方面它隨時力量十足。在我遇到的幾例神經癥中，“男性抗議”，或我們視做的閹割情結，根本不是致病的原因，甚至壓根兒就未出現過。^[251]

對正常成人的觀察表明，他們早先的妄自尊大已經消除，而我們欲從其心理特征中引申的嬰兒自戀也不復存在。他們的自我力比多變成了什么呢？我們可以設想它的全部均變成了對象貫注嗎？顯然，這種可能性與我們論證的總趨勢背道而馳。但在對壓抑的心理分析中，我們也許會找到回答這一問題的其他思路。

我們知道，如果力比多本能沖動與一個人的文化和倫理觀念發(fā)生沖突，那么，這些沖動便會出現病理性的壓抑變化，就此而言，我們絕無意認為個體具有這些觀念存在的知識，而是認為人能將這些觀念作為自己的標準，并服從于這種標準的要求。我們說過，壓抑來自自我，不過更確切地講，壓抑來自自我中的自尊。同樣的印象、經驗、沖動和欲望，一個人可以沉溺難拔或至少能通過意識的檢查，另一個人則由于強烈的尊嚴而拒絕接受，甚至在未進入意識前就被扼殺了。^[252]兩者壓抑條件的不同可以用力比多理論加以描述。可以說，一個人為自己確立了一種理想（ideal），他以理想檢驗自己實際的自我；而另一個人根本就是沒有這樣的理想。對自我而言，理想的形成可成為壓抑的生成因素。^[253]

理想自我此時成了自愛（self-love）的目標，童年時曾為真實的自我所陶醉。個體的自戀將自身展示給這種新的理想自我，理想自我像早期自我（infantile ego）一樣，發(fā)現自己占有有價值的所有成就。就力比多的經常表現而言，個體再次表現出不能放棄曾經有過的滿足，他不愿棄絕童年的自戀成就（narcissistic perfection），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為別人的告誡及自己評判力的喚醒而煩惱，于是，他再也不能保持原來的成就，并尋求自我理想的新形式將其恢復，他為自己樹立的理想不過是童年失卻的自戀的替代，在那種自戀中他就是自己的理想^[254]。

我們自然而然地到了檢驗理想的形成與升華的關系的時候。升華是一個與對象力比多有關的過程，它將本能指向遠離于性滿足（sexual satisfaction）的其他目標。在這一過程中，重點強調的是性的轉移。理想化是一個關系到“對象”的過程，通過理想化，個體在不改變對象的條件下，在心目中將對象聚集和夸大。理想化既可產生于對象力比多中，亦可產生于自我力比多中，比如，對某一對象性的高估便是對它的理想化。既然我們一直將升華與本能相聯(lián)系，將理想化與對象相聯(lián)系，這兩個概念當然是相互區(qū)別的。^[255]

將自我理想的形成與本能升華混淆，會有損我們對事實的理解。一個將自戀敬獻給很高的自我理想的人，未必導致力比多本能的升華。的確，自我理想要求這樣的升華，然而它卻不能強加于升華。升華是一種特殊的過程，理想也許能促動它，但其過程卻是完全獨立于這種促動的。正是在神經癥者中，我們發(fā)現了，在自我理想的發(fā)展與原始力比多本能的升華量之間存在著潛能的最大區(qū)別：要說服一個理想家力比多的不明智分布，遠比說服一個虛榮心保持更適當的一般人更為困難。此外，在神經癥的病因方面，自我理想的形成與升華也是極其不同的。正如我們所知，理想的形成增強了自我的要求，是導致壓抑的最強大因素；升華則是一種出路，可以在無壓抑的條件下滿足自我的這些要求。^[256]

如果我們能發(fā)現一種特殊的心理器官，它負責觀察自我理想怎樣實現了自戀滿足，并為了這一目標用理想檢驗真實的自我，那么就不必大驚小怪了。^[257]如果這樣的器官真的存在，那我們遇見它就不是“發(fā)現”的結果?！覀冎荒艽_認它，因為我們所稱的“良心”（conscience）具有我們所要求的特征。對這一器官的確認使我們能夠理解“被視妄想”（delusions of being noticed），或確切地講是“被觀察”（being watched）。這是偏執(zhí)狂疾病的顯著癥狀，或作為一種獨立的疾病出現，或在移情性神經癥中夾帶出現。這類病人抱怨他們所有的思想都為別人所知，他們的行為被別人所觀察和監(jiān)視，好像有第三個人告訴了他們這一器官的功能（“現在她又想那個了”，“現在他走了”）。這一抱怨是被證實了的，它描述了真實觀察、發(fā)現和批評我們所有意圖的力量的確存在，在我們每個人的正常生活中它確實存在。

由于“被視妄想”以退行（regressive）的形式展示了其能量，故病人試圖抵抗它的過程與原因也便顯露了出來。比如，是什么促成了病人自我理想的形成？監(jiān)視其行為的良心是代表誰的？是父母的批評性影響（通過聲音的傳遞），是隨著時間的進展增加了訓練者、教育者及環(huán)境中無法計量的人的影響（同伴及輿論）？

通過這種方式，同性戀力比多的大部分便形成了自戀的自我理想，并找到了保持該理想的途徑及獲得該理想的滿足。良心的建立基本上是一個體現外在影響的過程——首先是父母的批評，其次便是社會的批評。這一過程會重復出現在下列情形中：來自外界的禁止或阻礙使個體出現了壓抑的趨勢。于是疾病便將無法確定的人群、聲音帶到了跟前，良心以退行的方式重新構建。然而，病人對“稽查器”（censoring agency）的反叛源于自身的愿望（與病的基本特征相適應）：免受所有這些影響的束縛，從父母開始，將同性戀力比多從他們身上撤回。這樣，病人的良心便進入了在外界的敵對影響下的退行狀態(tài)。

偏執(zhí)狂病人的抱怨還表明，良心的自我批評與建立在此之上的自我觀察基本上是共生的。這樣，具有良心功能的心理活動還負責“內心探索”（internal research），從而在物質上增強了其智慧活動能力，這也許有助于偏執(zhí)狂病人的特征趨向（characteristic tendency）構建思辨系統(tǒng)。^[258]

如果這種富有批評性的觀察器活動（變成了良心和哲學性內?。┛稍谄渌I域中發(fā)現，那對我們來講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我將提到西爾伯勒（Herbert Silberer）稱為的“功能現象”（functional phenomenon），這是對夢理論少有的無可爭辯的有價值的補充。眾所周知，西爾伯瑞認為在睡眠與清醒之間的狀態(tài)，我們可直接觀察思想向視覺表象的轉化。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常見的表征（representation）卻不是思想內容的，而是反抗睡眠的人的實際狀態(tài)（愿望、疲勞等）。西爾伯瑞同樣指出，夢的結論或某些片斷的內容不過是夢者對自己睡眠與清醒知覺的象征而已。這樣，西爾伯瑞便明確了觀察在夢的形成中的作用（從偏執(zhí)狂病人被視妄想的意義上講），但其作用并不是持久不變的。我之所以忽視它，也許因為在我自己的夢中它從未起過任何重要作用，對于天才的哲學家或習慣于內省的人，觀察的作用也許是非常顯然的。^[259]

在此我們可以回憶已經發(fā)現的事實，夢形成于“稽查”主導之時（強迫對夢的思想進行歪曲）。然而，我們并沒有將這種稽查描述為一種特殊力量，而是用該術語表明控制自我的壓抑傾向的一個方面，即指向夢的思想的方面。如果更進一步地探討自我的結構，我們就會發(fā)現，在自我理想及良心的動力學言辭之中還有“夢稽查”（dream-censor）^[260]。即使在睡眠中若這種稽查警覺到一定程度，我們也會理解自我觀察和自我批評何以會有這樣的活動。比如，“他困得實在不能思考了”，“他現在已經醒了”。這些活動為夢的內容作出了貢獻。^[261]

說到此我們便可以討論正常人與神經癥者的自尊問題了。

首先，在我們看來，自尊是自我規(guī)格（size of ego）的一種表達，而決定規(guī)格的因素是什么倒是無關緊要的。一個人占有的任何方面，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他的經驗所確定的任何原始全能感（primitive feeling of omnipotence）的殘余，都可以增強他的自尊。

在注意到性本能與自我本能的區(qū)別時，我們必須明確，自尊對自戀力比多有特殊的依賴性。支持這一點的有兩個基本事實：精神偏執(zhí)癥的自尊是增強的，而移情性神經癥的自尊卻降低了。在愛情關系中，不被愛降低了自尊情感，就被愛增強了自尊。如我們已指出的，自戀對象選擇的目的與滿足恰恰在于被愛。^[262]

此外，很容易觀察到，力比多的對象貫注并不會增強自尊，對所愛對象的依賴結果降低了自尊情感：戀愛中的人是低劣的。也就是說，愛別人者失去了自戀的一部分，只有被愛才能將其替代。在所有的條件下，自尊似乎總與愛的自戀因素有關。

由于心理或生理障礙而不能愛的人，一旦意識到喪失了愛的能力，便強烈地挫傷了自尊。依我之見，我們必須找到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移情性神經癥者隨時都告知于人的自卑情感（feelings of inferiority）。最主要的恐怕就是自我剝奪（inpoverishment），它源于大量的力比多貫注從自我中撤出的情況。也就是說，由于自我的性趨向再也不被控制而使自我受到傷害。

阿德勒（1907）在這一點上是對的，即當一個人活躍的心理生活使他意識到自己某一器官的缺陷時，他就會產生一種動力，產生一種更高水平的活動，以實現過度補償（overcompensation）。然而，如果我們遵照阿德勒的例證，將任何成功的成就都歸結為器官的原始缺陷，那無疑是言過其實的。并非所有的藝術家都視力不好，所有的演說家也并非先天的口吃者。倒是有足夠的例子證明，杰出成就的取得源于“優(yōu)越”（superior）的器質性天資。神經癥的病因學（aetiology）研究表明，器官缺陷及不完善的發(fā)展并不起什么作用，正像當前主動知覺到的物質對夢的形成不起作用一樣。神經癥者倒是以缺陷為借口，這如同用任何其他適宜的因素做借口一樣。我們或許可以相信一個女神經癥病人的話，她說她肯定會得病，只因為她長相丑陋，缺乏魅力，于是沒有人會愛她。但她的神經癥會更清楚地告訴我們，她會堅持其神經癥及對性的厭惡，盡管與一般的女性相比，她的欲望更強或更為別人所愛。大部分女癔癥患者都是富有吸引力，甚至是漂亮的，而在社會較低的階層中，女性的丑陋、器官缺陷及疾?。w弱）卻并未導致神經癥的增加。

自尊與性欲的關系，即自尊與力比多對象貫注的關系可用下列方式清晰地予以表達。有兩種情形必須分清，即性欲貫注（erotic cathexes）是自我和諧的（ego-syntonic）還是受到壓制的。在第一種情形下（力比多的活動表現為自我和諧），對愛的估價像對待自我中的其他活動一樣，因為愛本身總與渴求和剝奪相聯(lián)，故降低了自尊。但若被愛，愛被歸還，占有所愛的對象，自尊則會再度增強。力比多一旦受壓抑，性欲貫注體現為自我的嚴重枯竭，愛的滿足毫無希望，自我的重新豐滿只有通過力比多從對象的撤回才能實現。對象力比多對自我的重歸及向自戀的轉移，標志著（本應該的）幸福之愛的重現。^[263]當然，從另一方面看，真正的幸福之愛與原始條件是相符的：對象力比多與自我力比多根本無法區(qū)分。

為證實該主題的重要性及廣泛性，我還必須再強調幾點，因為在此之前這些方面總是松散地拼在一塊的。

自我發(fā)展的目標之一，就是以離開原始自戀為始然后再拼命地恢復。這種分離是由外力之下的力比多移置于自我理想造成的，而滿足則源于理想的實現。

與此同時，自我又使力比多進行對象貫注。由于這些貫注而使自我貧乏不堪，如同它為了實現自我理想一樣。同樣，自我的豐滿還必須再通過對象貫注的滿足，如同它通過理想的實現一樣。

自尊的一部分是原始的，即嬰兒自戀的殘余，另一部分源于個體經驗證實了的“全能”（自我理想的實現），再一部分來自對象力比多的滿足。

自我理想通過對象對力比多滿足施加了嚴格限制，因為它使某些不相容的力比多通過稽查遭到拒絕。若這種自我理想沒有形成，那么性趨向將以性變態(tài)的人格形式表現出來。相對于其他趨向，性趨向再次成為他們的理想，如同在童年期一樣：這就是人們極力爭取的幸福。

愛包括自我力比多向對象的移動，它具有驅除壓抑和改變性變態(tài)的能量，它可以使性對象升級為性理想。既然對“對象型”（或依戀型）而言，愛產生于嬰兒期愛的實現條件之下，那么我們可以說，不管是什么滿足了這一條件，都是理想的。

性理想可以一種有趣的從屬關系進入自我理想（ego ideal）。當自戀滿足遇到真正的障礙時，性理想可以成為替代滿足。如果一個人的愛與其對象選擇的自戀型相一致，就會愛過去之我（盡管現在已不復存在），或愛自己從不曾有過的任何優(yōu)秀品質。與此平行的公理可表述為：凡能成為理想而自我又缺乏的優(yōu)秀品質均可以愛。這種權宜之計對神經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神經癥者的過分對象貫注導致了自我的貧瘠，以致無法實現自我理想，于是，他們便通過性理想的選擇（作為自戀型者不可能具備這些優(yōu)秀品質），將力比多指向對象的揮霍過程拉回至自戀，便是愛的治療（cure by love），一種他們通常偏愛的分析性治療。的確，他們無法信任治療的任何其他機制，他們通常帶著這種期望對待治療，并將這種期望指向醫(yī)生、病人由于過分壓抑而導致的不能愛，實際上阻礙了這樣的治療計劃。在治療過程中經常出現的不情愿的結果是，病人部分地解除了壓抑：為了得到所愛對象，病人拒絕繼續(xù)治療，一種愛著某人的生活持續(xù)了原來的治療。如果病人不會留下對幫助他的人的極有害的依賴，我們對這樣的結果當然應滿意。

自我理想為理解群體心理學（group psychology）打開了一條重要渠道。這種理想除了具有個體性的一面之外，還具有社會性的一面，它同時還是一個家庭、一個階層或一個民族的共同理想。它不僅限制了個人的自戀力比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約束了同性戀力比多^[264]，從而使力比多返回至自我。若這種理想不能實現，便會產生試圖滿足的愿望，從而解放了同性戀力比多，使之轉化為罪惡感（社會焦慮）。這種罪惡感起初是害怕父母的懲罰，或更確切地講，是害怕失去父母的愛，此后父母將被無數的同伴所替代。這樣，在自我理想的范圍內，對自我的傷害、滿足的受挫，便成了精神偏執(zhí)癥的常見原因。并且這種原因也變得更加明白易懂，既同于理想形成和自我理想升華的匯聚，又同于精神偏執(zhí)癥中升華與理想可能轉變的復歸（in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