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西安的慢車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綠裝，無數(shù)的楊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變成了一個迷人的奇境；在許多清幽的花園里，人們很難相信在金碧輝煌的宮殿的大屋頂外邊，還有一個勞苦的、饑餓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國侵略的中國。在這里，飽食終日的外國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過著喝威士忌酒摻蘇打水、打馬球和網(wǎng)球、閑聊天的生活，無憂無慮地完全不覺得這個偉大城市的無聲的絕緣的城墻外面的人間脈搏——許多人也確實是這樣生活的。

然而，在過去的一年里，就連北京這個綠洲，也難免那彌漫于全中國的戰(zhàn)斗氣氛的侵襲。日本征服的威脅，在人民中間，特別是在憤怒的青年中間，激起了盛大的示威抗議。幾個月以前，我曾經(jīng)站在那彈痕累累的內(nèi)城城墻下，看到上萬名學生在那里集合，他們不顧憲警的棍棒，齊聲高呼：“一致抗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分割華北的要求！”

北京的全部磚石屏障都阻擋不住中國紅軍試圖穿過山西向長城挺進的這一驚人之舉引起的反響。這次遠征號稱要對日作戰(zhàn)，收復失地，但未免有些堂·吉訶德味道，立即被蔣介石總司令的十一師精銳新軍所攔截，但是，這卻阻止不了那些愛國學生，他們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丟腦袋，大批走向街頭，喊出了那被禁的口號：“停止內(nèi)戰(zhàn)！國共合作抗日救國！”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敗不堪的火車，身上有點不舒服，可是心里卻非常興奮。我所以興奮，是因為擺在我面前的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個跟紫禁城的中世紀壯麗豪華在時間上相隔千百年、空間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紅色中國”去。我所以“有點不舒服”，是因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夠弄到的一切預防針。用微生物的眼睛來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隊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傷寒、霍亂、斑疹傷寒和鼠疫的病菌。這五種病在當時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還流傳著令人吃驚的消息，說淋巴腺鼠疫正在陜西省蔓延開來，陜西省是地球上少數(shù)幾處流行這種風土病的地方之一。

而我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西安府。這個地名有“西方平安”的意思，是陜西省的省會，要從北平向西南坐兩天兩夜勞累的火車，才能到達隴海路西端的這個終點站。我的計劃是從那里向北走，進入位于大西北中心的蘇區(qū)。在西安府以北大約一百五十英里的一個市鎮(zhèn)——洛川，當時是陜西紅區(qū)的起點。洛川以北的地區(qū)，除了公路干線兩旁的幾個狹長地段以及下文將要提到的幾個地點外，已經(jīng)全部染紅了。大致說來，陜西紅軍控制的地區(qū)南到洛川，北到長城；東、西兩邊都以黃河為界。那條寬闊的濁流從西藏邊緣往北流經(jīng)甘肅和寧夏，在長城北面進入內(nèi)蒙古的綏遠省，然后曲曲折折地向東流行許多英里，又折而向南，穿過長城而構成陜西、山西兩省的分界線。

當時蘇維?；顒拥牡胤?，就在中國這條最容易鬧災的河流的這個大河套里——陜西北部、甘肅東北部和寧夏東南部。這個區(qū)域同中國誕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謂歷史的巧合。數(shù)千年前，中國人當初就是在這一帶形成統(tǒng)一的民族的。

第二天早晨，我觀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見一個青年人和一個面目端正、留著一綹花白胡子的老人，坐在我對面呷著濃茶。那個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談起來，先是客套一番，后來就不免談到了政治。我發(fā)現(xiàn)他妻子的叔叔是個鐵路職員，他是拿著一張免票證乘車的。他要回到離開七年的四川老家去。不過他不能肯定究竟能不能到家。據(jù)說他家鄉(xiāng)附近有土匪在活動。

“你是說紅軍嗎？”

“哦，不，不是紅軍，雖然四川也有紅軍。我是說土匪?！?/p>

“可是紅軍不也就是土匪嗎？”我出于好奇心問他，“報紙上總是把他們稱為赤匪或共匪的?！?/p>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報紙編輯不能不把他們稱作土匪，因為南京命令他們這樣做，”他解釋說，“他們要是用共產(chǎn)黨或革命者的稱呼，那就證明他們自己也是共產(chǎn)黨了。”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紅軍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樣嗎？”

“這個嘛，就要看情況了。有錢人是怕他們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稅的，都是怕的?？墒寝r(nóng)民并不怕他們。有時候他們還歡迎他們呢。”說到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留心地聽著，卻又顯得并不在聽的樣子?！澳阒?，”他接著說，“農(nóng)民太無知了，他們不懂得紅軍不過是要利用他們。他們以為紅軍說話是當真的?！?/p>

“那么他們說話不是當真的了？”

“我父親寫信給我，說紅軍在松潘取締了高利貸和鴉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們并不完全是土匪。他們有主義，這沒有問題，但是他們是壞人。他們殺人太多了。”

這時，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溫和的臉孔，十分心平氣和地說出一句驚人的話來：“殺得不夠！”我們兩人聽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著他。

不巧火車這時已經(jīng)快到鄭州，我在那里得換乘隴海路的車，因而不得不中斷討論?？墒牵瑥哪菚r起，我心里一直在納悶，這位模樣儒雅的老先生有什么確鑿的證據(jù)來支持他那駭人聽聞的論點呢。在第二天的旅途上，火車（這列火車還新，很舒適）在河南和陜西的景象奇異、層層重疊的黃土山中緩慢地爬行，最后開進西安府新建的漂亮車站，我卻整天都在納悶這件事。

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訪陜西省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將軍。楊將軍在一兩年以前，在陜西那些未被紅軍控制的地區(qū)，還是個唯我獨尊的土皇帝。他當過土匪，后來經(jīng)由中國那條許多極有才能的領導人由此上臺的途徑而掌握了權勢，據(jù)說也在這條大道上照例發(fā)了大財。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的其他幾位先生分享他的權力了。因為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滿洲的統(tǒng)治者張學良“少帥”，帶著他的東北軍開到了陜西，在西安府就任這一帶的最高紅軍征剿者——全國剿匪總部副司令。而為了監(jiān)視這位少帥，又派來了蔣介石總司令的侍從邵力子。這位邵先生便是陜西省的省主席。

在這些人物——還有其他一些人——之間，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均勢。而在所有這些人的背后牽線的，就是那位手段厲害的總司令本人，他力圖把他的獨裁統(tǒng)治擴大到西北去，不但要消滅正在奮斗中的蘇維埃民主，而且要把老楊和小張兩人的軍隊都消滅掉，用的就是使他們互相殘殺這個簡單的辦法——這是政治軍事方面一出出色的三幕劇，而戲中的主要謀略，蔣介石顯然認為只有他自己才懂得。正是這種估計錯誤——在追求上述目的時有些操之過急，在肯定對手的愚蠢時又有些過分自信——導致蔣介石幾個月以后在西安府成了階下囚，聽由這三方面發(fā)落！我在下文中要談到總司令被逮的這一驚人事件，說明它怎樣把中國的歷史引導到了新的方向。

我在一所新近竣工、耗資五萬的巨石宅第里會見了楊將軍。當時他沒有帶著太太而是單身住在這所有著多間寢室的拱頂建筑物——綏靖公署主任的官邸里。原來楊虎城也同這個過渡時期的許多中國人一樣，為家庭糾紛所苦，因為他有兩個太太。第一個太太是他年輕時娶的小腳女人，是他的父母在蒲城給他娶的。第二個是像蔣介石夫人那樣的一位活潑而勇敢的女性，年輕貌美，已經(jīng)是五個孩子的母親，既摩登又進步，據(jù)說從前參加過共產(chǎn)黨，是楊將軍自己看中的。據(jù)傳教士們說，在楊將軍這個新居落成的時候，兩個太太看來都向他提出了相同的最低要求。她們互相憎恨；她們都為他生育了兒子，都有權做他的合法妻子；雙方都堅決不肯搬到那巨石營建的宅第里去住，除非對方不住在里面。

在一個局外人看起來，事情好像很簡單：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是，離去一位太太或者另娶第三位太太。但是楊將軍還沒有打定主意，因而他還是單身住著。他的這種尷尬處境，在現(xiàn)代中國并不少見。蔣介石同那位有錢的、美國留學的、相信基督教的宋美齡結(jié)婚的時候，也曾遇到同樣的問題，他給資遣散了他的兩位老式太太，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一決定受到了傳教士們的高度贊許，他們從此以后一直在為他的靈魂祈禱。然而這樣的解決辦法是從西方輸入的新穎思想，許多中國人對之仍然要皺眉頭。至于出身草莽的老楊，對于自己的靈魂的歸宿，大約是不如對祖宗的傳統(tǒng)那么關心的。

絕不要以為楊虎城將軍早年當過土匪，就必然沒有資格做領袖了。這樣的假定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因為在中國，一個人青年時當過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堅強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國的歷史，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有些極能干的愛國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貼上土匪的標簽。事實上，許多罪大惡極的無賴、流氓、漢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陳腐的詩云子曰的偽善，中國經(jīng)書上的愚民巫術，爬上顯赫的地位的，盡管他們常常也要利用一個純樸的土匪的有力臂助來達到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楊將軍反正在大多數(shù)外國傳教士中間名聲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個壞人。他的革命歷史，說明他原來是個粗魯?shù)霓r(nóng)民，可能一度有過崇高的夢想，要大大改變自己的世界，但是他掌了權以后，卻沒有找到什么辦法，他聽著他周圍那些食客的進言，也逐漸感到膩味和混亂起來了。不過，他假如有過這樣的夢想的話，他并沒有向我吐露。他拒絕討論政治問題，客氣地委派他的一個秘書陪我參觀市容。再說，我見他的時候，他害著嚴重的頭痛和關節(jié)炎，在他這樣多災多難的當口，我當然不想堅持向他提出為難的問題。相反，對于他所處的困境，我倒是十分同情的。因此，我對他作了簡短的訪問之后，便知趣地告辭了，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閣下，向他尋求一些答案。

邵主席在他那寬敞的衙門的花園里接見我，經(jīng)過塵土飛揚的西安街頭的酷熱之后，分外覺得那里涼爽舒適。我上次見到他是在六年前，當時他是蔣介石的私人秘書，他幫助我訪問了總司令。從那時起，他就在國民黨里飛黃騰達起來。他是一個能干的人，受過良好的教育，現(xiàn)在總司令賜給了他省主席的殊榮。但是可憐的邵力子，也同其他許多文官當省主席的一樣，他統(tǒng)治的地盤不出省會的灰色城墻——城外的地方是由楊將軍和張少帥瓜分的。

邵力子閣下自己一度當過“共匪”，現(xiàn)在再提這件事未免有些不恭。他事實上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個創(chuàng)始者。但是我們不應當對他太嚴厲，在那些日子里，當共產(chǎn)黨是一樁時髦的事情，沒有人十分明白入黨究竟意味著什么，只知道許多有才華的青年都是共產(chǎn)黨。后來邵力子反悔了；因為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當共產(chǎn)黨是怎么一回事，已經(jīng)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那是可以叫你腦袋搬家的。此后邵力子便成了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再也沒有表現(xiàn)出信仰異端的痕跡了。

“現(xiàn)在紅軍怎么樣了？”我問他。

“沒有留下多少了。在陜西的不過是些殘余。”

“那么戰(zhàn)事還在繼續(xù)？”我問。

“不，現(xiàn)在陜北沒有多少戰(zhàn)斗。紅軍正在轉(zhuǎn)移到寧夏和甘肅去。他們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聯(lián)系?！?/p>

他把話題轉(zhuǎn)到西南的局勢，當時那里的反叛的將領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問他，中國應不應該同日本打仗。他反問道：“我們能打嗎？”接著，這位信佛的省主席將他對日本的看法如實地對我說了，但不允許我發(fā)表，正像那時所有的國民黨官員那樣，他們對日本的看法可以告訴你，但是不能發(fā)表。

這次訪問以后幾個月，可憐的邵力子和他的總司令一起，就為這個抗日問題，被張學良少帥部下的一些反叛的年輕人弄得狼狽不堪，他們不再講理了，不再接受“也許有一天”這樣的答復了。而邵力子的那位小胖子夫人——從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后來也“叛變”的前共產(chǎn)黨員——則受到一些反叛分子的圍困，奮勇拒捕。

可是，在我們那次談話的時候，邵力子對于這一切并沒有透露出半點預感來，我們經(jīng)過交換意見，在看法上已有極為接近之處，我該向他告別了。我已經(jīng)從邵力子那里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經(jīng)證實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消息：陜北方面的戰(zhàn)斗已暫時停止。因此，如果有適當?shù)陌才牛角熬€去應當是可能的。于是我就著手進行這些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