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樂府詩小史

樂府原為禮樂官署，秦有編鐘，上鑄“樂府”，證明秦時已有此機構(gòu)。漢承秦制，仍設(shè)樂府。到漢武帝時擴大了樂府規(guī)模，賦予了樂府更多的職能，這就是《漢書·禮樂志》所說“至孝武帝……乃立樂府”。此后歷代朝廷禮樂機構(gòu)名稱雖屢有變更，但人們?nèi)粤?xí)慣以樂府稱之。

在漢代，樂府或指朝廷禮樂機構(gòu)，或指掌管樂府的官員，但尚未用來指稱樂府機構(gòu)采集、表演和創(chuàng)作的歌辭。大約到了東晉，始用樂府指稱樂府歌辭。樂府由官署之名演變成詩體之名，源于人們對“樂府詩”或“樂府歌”的省稱。樂府成為詩之一體以后，作為朝廷禮樂機構(gòu)表演歌辭的含義依然被保留了下來。宋代以前凡稱樂府者，一定與朝廷禮樂機構(gòu)有關(guān)：或是朝廷禮樂機構(gòu)曾經(jīng)表演的歌辭，或是朝廷禮樂機構(gòu)正在表演的歌辭，或是希望成為朝廷禮樂機構(gòu)表演的歌辭。以唐人所說樂府為例，《蜀道難》等擬樂府是前代宮廷禮樂機構(gòu)表演而唐時已經(jīng)不再表演的歌辭，《伊州歌》等近代曲辭是朝廷禮樂機構(gòu)正在表演的歌辭，而元、白新樂府則是希望成為朝廷禮樂機構(gòu)表演的歌辭。這一特性到宋代才發(fā)生變化。宋人開始用樂府指稱長短句，元人又用樂府指稱散曲。本書所論不包含詞曲。

作為宮廷禮樂作品，人們對樂府詩做了很多分類。東漢明帝曾將音樂分為四品，此后梁沈約《宋書·樂志》、陳釋智匠《古今樂錄》、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均各有劃分。到北宋末年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將樂府詩分為十二類：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雜歌謠辭、近代曲辭、新樂府辭。這一分類既考慮到樂府詩的來源、用途，又照顧到這些樂府詩在留傳過程中的已有分類，有很大合理性。盡管此后不斷有人提出異議，甚至重新分類，但郭茂倩的分類影響最大、認同度最高。

作為音樂作品，每一首樂府詩大致都包含題名、本事、曲調(diào)、體式、風格五個要素。題名是一首樂府詩的名稱，大多數(shù)樂府詩的題名都綴以行、吟、題、怨、嘆、章、篇、操、引、弄、謠、謳、歌、曲、詞、調(diào)等特定標志。很多樂府詩產(chǎn)生、流傳時往往伴隨著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被稱為本事，本事或記題名由來，或記該曲曲調(diào)，或記該曲傳播，或記該曲演變。曲調(diào)是一首樂府詩作為音樂作品的根本特征，每種曲調(diào)都有其特定的風格，它與歌辭內(nèi)容、詩歌形式均有關(guān)聯(lián)。體式是一首樂府詩的音樂特點在文本上的顯現(xiàn)，樂府詩在體式上有相對穩(wěn)定性，句式、用韻、體裁等都屬體式之列。風格是音樂和文學(xué)密切融匯后表現(xiàn)出來的特點。當某一作品在失去其本事、曲調(diào)等要素后，風格便成為該作品作為樂府詩存在的最后理由。很多擬樂府詩創(chuàng)作，只是對以前作品風格的模仿。這五個要素，是樂府詩區(qū)別于其他詩體的根本特性。分析這些要素，我們既可以深化對具體樂府詩作品的認識，也可以深化對樂府詩詩體的認識。

樂府詩在中國詩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由漢至唐五代的每一個詩歌發(fā)展階段，樂府詩幾乎都具有標志性意義，離開這些作品我們根本無法描述這一時期的詩歌史。漢樂府自不必說，離開《蒿里行》《短歌行》《燕歌行》《白馬篇》《從軍行》《飲馬長城窟》，就無法描述三曹和七子詩歌；離開《擬行路難》，就無法描述鮑照詩歌；離開《臨高臺》《從軍行》《行路難》《獨不見》《春江花月夜》《代悲白頭翁》，就無法描述初唐詩歌。盛唐邊塞詩人和大詩人李白的代表作幾乎都是樂府詩，而杜甫、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創(chuàng)作更是詩歌史上一大創(chuàng)舉。宋代以后，盡管樂府詩在詩歌史上的標志性作用依次被詞、散曲所取代，但仍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樂府詩留存了下來。中國古代詩歌各種體式也幾乎都是從樂府詩中孕育而來的。明人胡應(yīng)麟曾說：“世以為樂府為詩之一體，余歷考漢、魏、六朝、唐人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近體、排律、絕句，樂府皆備有之?！保ā对娝挕?nèi)編》卷一）從作為音樂文化組成部分的角度重新認識這些樂府詩，對于清晰描述中國詩歌史有著重要意義。

樂府詩史異常豐富，與整個中國詩歌史相伴始終。按照樂府詩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我們可以將整個樂府詩史劃分為六個前詳后略的時段：兩漢、魏晉、南朝、北朝、唐代、唐后（包括宋、金、元、明、清）。

1 與三百篇爭勝的兩漢樂府詩

秦代國祚不長，又遭秦末戰(zhàn)火毀壞，樂府詩留存極少，我們難以描述出秦代樂府詩史的清晰輪廓，所以真正意義上的樂府詩史始自漢代。

兩漢是樂府詩創(chuàng)始時期。據(jù)《漢書·藝文志》記載，這一時期樂府詩有“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從作者看，兩漢樂府詩或出自帝王、后妃之手，或出自大臣、文士之手，也有很多作品沒有主名。從內(nèi)容看，兩漢樂府詩多以婚姻愛情、戰(zhàn)爭徭役、祭祀鬼神、和睦親族、諷刺世俗、勸誡世人等為主要內(nèi)容，很多作品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性。從形式看，兩漢樂府詩多用三言、四言、五言或雜言，除《焦仲卿妻》《陌上?！返壬贁?shù)長篇外，一般篇幅都比較短小。從曲調(diào)來源看，兩漢樂府詩曲調(diào)既有前朝遺留和街陌謠謳，也有外域輸入和全新制作。兩漢樂府詩在樂府詩史上具有源頭和經(jīng)典雙重價值。明人許學(xué)夷說：“樂府之詩，當以漢人為首?！保ā对娫崔q體》卷三）清人牟愿相也說：“漢樂府自為古奧冥幻之音，不受雅、頌束縛，遂能與三百篇爭勝。魏、晉以下，步步摹仿漢人，不復(fù)能出脫矣?！保ā赌苍赶嘞壬z著》“雜論詩”條）

兩漢樂府詩種類齊全，在郭茂倩《樂府詩集》中，除專錄隋唐作品的近代曲辭和專收唐人作品的新樂府辭外，其他十類曲辭都收錄有漢樂府詩，且多為名篇。

郊廟歌辭用于祭祀天地神靈和祖先，以《安世房中歌》十七首和《郊祀歌》十九章為代表。《漢書·禮樂志》云：“《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⒒荻辏箻犯钕暮顚拏淦浜嵐?，更名曰《安世樂》?！庇衷疲骸爸廖涞鄱ń检胫Y……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xié)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shù)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diào)，作十九章之歌?！笨梢娺@兩組詩均由朝廷組織制作，作者為著名藝人和詩人，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水平。漢代以后歷代王朝不斷更替，但只要條件允許，都會制作郊廟歌辭，尤其是宗廟歌辭。

鼓吹曲有鼓吹、騎吹、黃門鼓吹、短簫鐃歌、橫吹曲等名稱，初為軍樂，漢以后又轉(zhuǎn)為雅樂，用于朝會、田獵、道路、游行等場合，奏以短簫、鐃鼓等樂器。《漢鐃歌》十八曲是其中的代表，其具體篇目為：一曰《朱鷺》，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張》，四曰《上之回》，五曰《擁離》，六曰《戰(zhàn)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將進酒》，十曰《君馬黃》，十一曰《芳樹》，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斑》，十四曰《圣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臨高臺》，十七曰《遠如期》，十八曰《石留》。這組曲辭后人多有仿作，李白《將進酒》就是其中之一。

橫吹曲最初也稱鼓吹，后定有鼓有角者為橫吹，用為軍旅馬上之樂，至東漢專用于賞賜有功的邊將。據(jù)《晉書·樂志》記載，它是李延年根據(jù)張騫出使西域帶回的《摩訶兜勒》一曲而“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的。二十八解沒有完整保留下來，唐吳兢《樂府解題》云：“漢橫吹曲二十八解……魏、晉已來，唯傳十曲：一曰《黃鵠》，二曰《隴頭》，三曰《出關(guān)》，四曰《入關(guān)》，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楊柳》，八曰《黃覃子》，九曰《赤之揚》，十曰《望行人》。后又有《關(guān)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睓M吹曲來自邊地，且為軍樂，因此其辭多歌詠邊塞題材，后人也多借擬作漢橫吹曲以歌詠邊塞之事。

相和歌本為漢世街陌謳謠，初為徒歌，后漸被于管弦。《晉書·樂志》云：“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并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也?！闭f明這些歌曲多是從民間采集而來，經(jīng)過樂府加工而成?！端螘分尽酚涊d相和歌的表演特點稱：“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zhí)節(jié)者歌。”相和歌屬于新聲俗樂，娛樂功能大于儀式功能，《東光》《雞鳴》《平陵東》《陌上?！贰镀G歌行》《怨詩行》《西門行》《長歌行》《公無渡河》《雁門太守行》《婦病行》《孤兒行》等，都是漢相和歌曲調(diào)。相和歌辭內(nèi)容豐富，或揭示家庭問題，勸誡世人；或揭示社會問題，諷刺丑惡；或歌頌英雄人物，贊美正義。

雜曲歌辭為未配樂或樂調(diào)難明的歌辭，題材廣雜，“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歡樂之所發(fā)，或憂愁憤怨之所興，或敘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戰(zhàn)行役之苦，或緣于佛老，或出自夷虜，兼收備載”（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一）?！堕L安有狹斜行》《董嬌饒》是雜曲歌辭名篇。

雜歌謠辭是徒歌謠諺，或出自帝王，或出自后妃，或出自官吏，或出自百姓，脫口而出，背后往往有動人的本事。如《戚夫人歌》是戚夫人被呂后囚于永巷舂米時不堪其苦唱出的求救之歌，《李延年歌》是李延年向漢武帝推薦自己妹妹時所唱之歌，《李夫人歌》是李夫人去世后漢武帝相思難耐所作之歌。雜歌謠辭中有些歌謠還被演繹成琴曲，如劉邦《大風歌》、項羽《垓下歌》等。

漢初樂府與楚聲密切相關(guān)，本書在第二章“樂府詩名篇（上）”中選擇劉邦《大風歌》作為開篇，就意在強調(diào)漢初樂府對楚聲的繼承。劉邦喜歡音樂，能唱楚歌。他注重禮樂建設(shè)，曾命人制作《巴渝舞》，還讓唐山夫人作《房中祠樂》。《房中祠樂》也是楚聲。在他影響下，漢樂府從一開始就帶有濃郁的楚風。

漢武帝是個想象力豐富、樂于創(chuàng)新的皇帝。他賦予樂府以新的職能，大肆制禮作樂，漢代樂府活動繁盛，與他有直接關(guān)系。漢宣帝即位之初曾這樣贊美漢武帝的文治之功：“協(xié)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圣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后；備天地之禮，廣道術(shù)之路。”（《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而幫助漢武帝“協(xié)音律，造樂歌”的就是大音樂家李延年。李延年和漢武帝之間的良好互動，開創(chuàng)了漢樂府活動的繁盛局面。從本書第二章“樂府詩名篇（上）”所選《李延年歌》與漢武帝《李夫人歌》中，就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

漢樂府多數(shù)無主名，但也有一些是有主名作品。班婕妤《怨歌行》就是其中的名篇。詩人借秋扇見捐寫出了自己由得寵至失寵的悲苦，引發(fā)了后世許多詩人的懷才不遇之嘆，堪稱漢代文人樂府詩的代表作。

《陌上桑》和《焦仲卿妻》是漢樂府雙璧，一屬相和歌，一屬雜曲歌。有些相和歌和雜曲歌表演時不是單曲歌唱，而是像戲劇一樣，有場景，有對白，有對唱，有動作。但大多數(shù)歌辭沒有完整記錄下來，留存下來的往往只是關(guān)鍵幾句。而這兩首長篇樂府詩，記錄卻相對完整，從中可以窺見漢樂府的實際表演狀態(tài)。

后世很多人把擬作漢樂府作為學(xué)習(xí)詩歌創(chuàng)作的必修課。如明人胡應(yīng)麟就說：“樂府三言，須模仿《郊祀》，裁其峻峭，劑以和平；四言，當擬則《房中》，加以舂容，暢其體制；五言，熟習(xí)《相和》諸篇，愈近愈工，無流艱澀；七言，間效《鐃歌》諸作，愈高愈雅，毋墜卑陬……此樂府大法也?！保ā对娝挕?nèi)編》卷一）認為樂府詩創(chuàng)作各種體裁都需以漢樂府為學(xué)習(xí)范本。

2 承前啟后的魏晉樂府詩

魏晉（西晉）是中國詩歌史上少有的黃金時代，也是樂府詩發(fā)展承前啟后的重要階段。魏晉樂府詩人在繼承漢樂府、創(chuàng)制新的樂府曲目上，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漢末社會動蕩，樂府體制遭到嚴重破壞。曹操早于建安十三年（208）就開始注意網(wǎng)羅樂人，漢雅樂郎杜夔、漢靈帝西園鼓吹李堅、歌師鄧靜、舞師尹胡等都被他收入麾下。他令杜夔參太樂事，總領(lǐng)雅樂創(chuàng)制，權(quán)備典章。進封魏公后，他又建立了魏國專屬的音樂機關(guān)，負責樂器制作、定調(diào)、樂曲制辭、配樂及樂舞表演。這些都是在繼承漢樂府基礎(chǔ)上重建樂府體制的重要舉措。曹魏還專門設(shè)立清商署，用來表演清商俗樂，曹操喜歡的《但歌》和相和歌都是清商署的表演曲目?！端螘分尽吩疲骸啊兜琛匪那?，出自漢世。無弦節(jié)，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特妙。自晉以來，不復(fù)傳，遂絕?！断嗪汀?，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zhí)節(jié)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fù)合之為十三曲?！?/p>

曹魏時期還大膽改造樂曲。《晉書·樂志》載：“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為《戰(zhàn)滎陽》，言曹公也……改《上邪》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tǒng)，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這種以鼓吹曲紀述新朝功德的做法甚至形成了傳統(tǒng)，其他各朝紛紛效仿。如《晉書·樂志》載：“是時吳亦使韋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及武帝受禪，乃令傅玄制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p>

晉代魏立，魏之樂府體制得以完整保留，并有新的創(chuàng)建。這一時期私家養(yǎng)伎作樂之風興盛，很多大臣之家都有樂舞藝人，進行樂舞創(chuàng)作和表演。潘岳在《閑居賦》中描述自家壽宴上樂舞表演情形說：“于是席長筵，列子孫，柳垂蔭，車結(jié)軌，陸摘紫房，水掛赪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睆闹锌梢姰敃r風氣之一斑。有些大臣家的樂舞班子制曲作樂水平很高，創(chuàng)制的曲目甚至被選入晉樂演奏，石崇作歌、其家妓綠珠配舞的《王明君》便是顯例。

魏晉樂府詩創(chuàng)作的最大變化是進入了有主名時代。在此之前，大部分樂府詩沒有留下作者姓名，漢代樂府詩作者姓名可考的僅楊惲、馬援、張衡、傅毅、蔡邕、辛延年、宋子侯幾人，所以漢樂府一般被認為是無主名歌詩。自曹操開始，文人大量參與樂府詩創(chuàng)作，樂府詩正式進入有主名時代。這種變化表面上看只是作品有無標記作者，其深層次涵義是魏晉人轉(zhuǎn)化了樂府的功能。樂府詩作為宮廷禮樂作品組成部分，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儀式作用，或用于郊廟，或用于朝堂，或用于道路；二是娛樂作用，供皇帝、后宮、大臣欣賞，其創(chuàng)作本意并非用來抒情。建安以后，以三曹、七子為代表的文人樂府詩創(chuàng)作，開始以樂府寫時事，以樂府抒發(fā)情感，但這些樂府詩也用于儀式。他們的樂府詩創(chuàng)作，實現(xiàn)了儀式性與抒情性的結(jié)合。如《樂府詩集》“相和歌”引《古今樂錄》曰：“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有十五曲，一曰《氣出唱》，二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關(guān)山》，五曰《東光》，六曰《十五》，七曰《薤露》，八曰《蒿里》，九曰《覲歌》，十曰《對酒》，十一曰《雞鳴》，十二曰《烏生》，十三曰《平陵東》，十四曰《東門》，十五曰《陌上桑》。十三曲有辭，《氣出唱》《精列》《度關(guān)山》《薤露》《蒿里》《對酒》并魏武帝辭，《十五》文帝辭，《江南》《東光》《雞鳴》《烏生》《平陵東》《陌上?！凡⒐呸o是也。二曲無辭，《覲歌》《東門》是也?！逼渲胁懿佟抖谈栊小贰恫匠鱿拈T行》《氣出唱》《精列》《度關(guān)山》等既是抒情詩，也用于儀式。詩歌史上有一個命題，即建安詩歌實現(xiàn)了漢樂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詩的轉(zhuǎn)化，應(yīng)該說，這種轉(zhuǎn)化首先是在樂府詩創(chuàng)作中完成的，而曹操則是推動這一轉(zhuǎn)化的關(guān)鍵人物。

曹植是一位繼往開來的大詩人，在這一轉(zhuǎn)化中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寫下了大量樂府詩，如《箜篌引》《野田黃雀行》《名都篇》《白馬篇》《妾薄命》《怨歌行》等，其中《白馬篇》寫出了游俠飛揚的神采，體現(xiàn)了曹植詩“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骨氣奇高，辭采華茂”的特點，是文人五言詩的典型。該詩以“篇”命題，又意在強調(diào)樂府詩的文學(xué)特點。仔細品讀不難發(fā)現(xiàn)，曹植這些樂府詩與漢樂府詩已經(jīng)有所不同，后代詩評家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如明人許學(xué)夷說：“漢人樂府五言，體既軼蕩，而語更真率。子建《七哀》《種葛》《浮萍》而外，體既整秩，而語皆構(gòu)結(jié)，蓋漢人本敘事之詩，子建則事由創(chuàng)撰，故有異耳?！保ā对娫崔q體》卷四）曹植才高八斗，樂府詩高度個性化又富于文采。他雖不是第一個將樂府詩當作“詩”來寫的詩人，但他無疑是最重要的一位樂府詩人。西晉陸機大量創(chuàng)作樂府詩，就是受到了曹植的影響。

魏之三祖在樂府詩史上曾被劉勰并置評價，稱他們“氣爽才麗”（劉勰《文心雕龍·樂府》）。三祖之一的曹丕樂府詩創(chuàng)作主要集中在他執(zhí)政時期，他的樂府詩中既沒有其父曹操的慷慨激昂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氣概，也不見其弟曹植積極上進、志欲報國的激情，有的多是思婦幽怨悱惻的凄苦哀怨，典型作品就是《燕歌行》其一?！堆喔栊小纷鳛榈谝皇淄暾钠哐栽?，無論是在中國詩歌史上，還是在樂府詩史上，都具有標志性地位。

三曹以外，曹魏時期的重要樂府詩人還有繆襲以及建安七子中的王粲、阮瑀、陳琳等人?？娨u和王粲都曾參與朝廷禮樂建設(shè)，曹魏鼓吹曲辭幾乎都是繆襲所作。王粲也作了《登歌》《安世歌》《魏俞兒舞歌》等用于儀式的歌辭，但還作有《從軍行》五首等其他歌辭。在建安七子中，阮瑀和陳琳雖以章表書記聞名，但也有樂府詩問世，阮瑀的《飲馬長城窟行》、陳琳的《駕出北郭門行》都是樂府名篇。

晉代著名樂府詩人有傅玄、張華、陸機、石崇等。傅玄是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樂府詩最多、歌辭類別最全的詩人，當時朝廷禮樂建設(shè)所需燕射歌辭、鼓吹曲辭、郊廟歌辭、舞曲歌辭，多出自傅玄之手?！稌x書·樂志》曰：“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chuàng)。太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quán)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為之詞云?！痹谙嗪透柁o、雜曲歌辭和雜歌謠辭中，也有傅玄詩作，如相和歌辭中的《薤露》《艷歌行》《墻上難為趨》、雜曲歌辭中的《秦女休行》《秋蘭篇》《西長安行》、雜歌謠辭中的《吳楚歌》，等等。張華為朝廷儀式創(chuàng)作的樂府詩數(shù)量僅次于傅玄，《四廂樂歌》《宴會歌》《命將出征歌》《勞還師歌》《中宮所歌》《宗親會歌》等都是代表。此外，他的擬樂府《輕薄篇》也是佳作。在當時詩人中，陸機的擬樂府詩頗擅一時之名，《齊謳行》《悲哉行》《君子有所思行》《班婕妤》《門有車馬客行》《泰山吟》《隴西行》《秋胡行》《長安有狹斜行》等都很受稱道。西晉最值得一提的樂府詩，是石崇歌詠昭君故事的《王明君》。昭君故事在漢代就有流傳，但成為詩歌歌詠對象卻是從石崇這篇《王明君》開始的，此后唐代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隱、張仲素，宋代詩人王安石等，都有圍繞這一題材的樂府詩問世。這是一個經(jīng)典故事，對后世文學(xué)影響極其深遠。

總體上看，魏晉樂府詩在內(nèi)容上大要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儀式歌辭，《樂府詩集》收入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舞曲歌辭中，這類歌辭多因特定政治功用而作；另一類是娛樂歌辭，《樂府詩集》收入相和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中，這類歌辭多是個人創(chuàng)作，其中很多詩作又兼具儀式和娛樂兩種功能，敘事抒情能夠緊密結(jié)合，借古題寫時事時常常有詩人主觀情感流露。在形式上，魏晉樂府詩主要是四言、五言和七言，曹丕的《燕歌行》是七言樂府詩出現(xiàn)的標志。在作者身份上，魏晉樂府詩中的儀式歌辭因?qū)僬涡袨椋瑢ψ髡哂兄鴩栏竦南薅?，一般由專門人員創(chuàng)制，多為皇帝近密大臣。娛樂歌辭多為帝王或文士所作，又以文士所作為大宗。這一時期是漢代以后文人樂府詩創(chuàng)作的第一個高峰期。

3 新聲代興的南朝樂府詩

永嘉之亂，晉室南渡，南朝（此處所說南朝，指東晉、宋、齊、梁、陳五朝）宮廷雅樂喪失殆盡，以后各代雖均努力重建，但都未能再現(xiàn)昔日輝煌。東晉國祚雖然不短，但樂府殘缺過甚，雅樂制作不多，尤其是郊廟歌辭因承繼前朝故而無需新制。宋、齊、梁、陳因已改朝換代，宗廟樂歌必須改變，所以總有新制。朝堂用樂，前代所傳清商舊曲所剩無幾，也需重新創(chuàng)制。南朝樂府最有建樹的要數(shù)蕭梁。梁武帝、沈約等人既有文采，又善音樂，采納新聲，以成新曲。樂府收集中原舊曲、新聲，一時臻于鼎盛。

但南朝樂府的最大亮點并不是這些儀式用樂，而是在南方本土歌謠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的流行樂歌——吳聲和西曲。吳聲、西曲一經(jīng)興起，就受到朝野的普遍欣賞，取代了中原舊曲的音樂地位。吳聲歌產(chǎn)生于以建業(yè)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qū)，出現(xiàn)時間在東吳、東晉、劉宋三朝，有的甚至更早，即史家所謂“吳歌雜曲并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宋書·樂志》）。吳聲歌主要有《子夜歌》《上聲歌》《歡聞歌》《歡聞變歌》《前溪歌》《阿子歌》《丁督護歌》《團扇郎》《長史變》《黃鵠曲》《碧玉歌》《桃葉歌》《懊歌》《讀曲歌》等。其中標注“晉宋齊辭”的《子夜歌》就有42首、《子夜四時歌》就有75首。吳聲歌還包括《神弦歌》18首。西曲歌產(chǎn)生于長江中游地區(qū)，涉及地域遠比吳聲歌廣泛，所謂“出于荊、郢、樊、鄧之間”（《古今樂錄》），出現(xiàn)時間主要在宋、齊、梁三朝。西曲歌有《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估客樂》《襄陽樂》《襄陽蹋銅》《采桑度》《江陵樂》《青驄白馬》《共戲樂》《安東平》《女兒子》《夜度娘》《雙行纏》《平西樂》《攀楊枝》《尋陽樂》《拔蒲》《壽陽樂》《楊叛兒》《西烏夜飛》《月節(jié)折楊柳歌》等?！稑犯娂穼⑦@些歌曲歸入了清商曲，將漢魏原有清商舊曲歸入了相和歌。

吳聲和西曲在當時廣受歡迎，皇帝和大臣紛紛加入到歌辭創(chuàng)作隊伍中。梁武帝《子夜四時歌》七首、《江南弄》七首、沈約《江南弄》四首、陳后主《春江花月夜》《玉樹后庭花》，或擬作，或新創(chuàng)，都屬于吳聲歌。梁簡文帝《烏夜啼》、梁元帝《烏棲曲》六首，都是對西曲歌的擬作。雜曲歌辭《西洲曲》舊題江淹作，也應(yīng)該是西曲歌。

南朝有許多著名的樂府詩人，其中最突出的是鮑照。鮑照所作《擬行路難》十八首以樂府組詩形式，表現(xiàn)豐富而深刻的人生思考。其《代結(jié)客少年場行》《代堂上歌行》《代陳思王白馬篇》《代出自薊北門行》《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行》《代白頭吟》《代門有車馬客行》《代蒿里行》《代東門行》《吳歌》《幽蘭》《代白纻舞歌詞》等，既有漢魏舊題又有時下新聲，既有儀式用樂又有抒情紀事，涉及相和、琴曲、清商、舞曲、雜曲等多個類屬，對后世樂府詩創(chuàng)作影響深遠。

沈約也是南朝樂府詩名家。他在樂府詩創(chuàng)作中發(fā)明了永明新體詩，即通過聲、韻、調(diào)的合理組合，使之成為便于入樂的詩歌，所謂“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沈約《答陸厥書》）。這種作詩之法，正是根據(jù)歌者“以字聲行腔”經(jīng)驗總結(jié)出來的。吳聲、西曲中大部分作品已經(jīng)能夠成功避免聲病，永明體正是受到吳聲、西曲聲律的啟發(fā)，并在樂府詩創(chuàng)作中完成新體詩試驗的。直到初唐沈、宋等人完成近體詩律，樂府詩一直是詩人們探索詩律的主要載體。

此外，南朝重要的樂府詩人還有宋謝靈運、謝惠連、顏延之，齊謝朓、王融、陸厥，梁武帝、簡文帝、元帝、吳均、劉孝威、江淹、何遜、王筠、吳均，陳張正見、徐陵、江總等，他們都有數(shù)量不等的樂府詩作品。

作為新聲樂府的吳聲、西曲，呈現(xiàn)出與以往樂府完全不同的風貌?，F(xiàn)存南朝樂府詩近500首，從內(nèi)容看，幾乎全為男女愛情和婚姻生活的敘寫。從風格看，大部分作品清新流麗、明快自然。從形式看，主要為五言四句或四言四句，多用雙關(guān)、諧音等修辭手法，大都篇幅短小，但也不乏《西洲曲》之類的長篇。對于吳聲、西曲，后人給予了很高評價。如明人許學(xué)夷云：“六朝樂府與詩，聲體無甚分別，惟樂府短章，如《子夜》《莫愁》《前溪》《烏夜啼》等，語真情艷，能道人意中事，其聲體與詩乃大不同?！保ā对娫崔q體》卷十一）

學(xué)界多把吳聲、西曲稱為民歌，其實很不確切。沈約《宋書·樂志》在述及《子夜歌》《前溪歌》《阿子歌》《歡聞歌》《團扇郎》《丁督護歌》《懊歌》《長史變》《讀曲歌》創(chuàng)調(diào)本事時，確實說過“凡此諸曲，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調(diào)哥詞之類是也”的話，但這些曲調(diào)創(chuàng)調(diào)本事中的主人公卻分明來自上層社會。如《團扇郎》和《丁督護歌》本事就是如此：《團扇郎》的產(chǎn)生是因為晉中書令王珉與其嫂婢謝芳姿相愛，受到嫂子阻撓，嫂子令謝芳姿當下作歌，遂有此曲?！抖《阶o歌》是因宋武帝長女傷悼陣亡丈夫而作。即使像《子夜歌》那樣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曲調(diào)，最終成為樂府曲目，也經(jīng)過了專業(yè)詩人和藝人的加工。西曲歌情況與吳聲歌相同，例如《古今樂錄》記載《估客樂》創(chuàng)調(diào)本事稱：“《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時，嘗游樊、鄧。登祚以后，追憶往事而作歌。使樂府令劉瑤管弦被之教習(xí)，卒遂無成。有人啟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諧合?！?/p>

4 胡漢交融的北朝樂府詩

與南朝樂府詩的興盛相比，北朝樂府詩則顯得相對寂寥。北朝以北魏國祚最長。北魏隨著漢化程度加深，越來越重視樂府建設(shè)。到北魏后期，樂府已有相當?shù)囊?guī)模。東魏、北齊、西魏、北周均享國年短。西魏全無作品留存，東魏僅留下極少的雜歌謠辭，北周郊廟歌辭全為新制，北齊郊廟歌辭也有新制，其他如相和歌辭、雜曲歌辭、雜歌謠辭等，北齊、北周都時有制作。此外，在琴曲歌辭和雜歌謠辭中，十六國時期的前秦和前趙也有少量作品。

北朝樂府詩主要產(chǎn)生于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qū)，現(xiàn)存有題有辭者約280余首。除近代曲辭和新樂府辭以外，《樂府詩集》其他十類中都有北朝樂府詩。其中最大一宗是梁鼓角橫吹曲，這顯然是北朝傳入梁朝以后命名的。這組曲子都可入樂演唱，至陳朝存有66曲，今僅存21曲，分別是：《企喻歌辭》《瑯琊王歌辭》《鉅鹿公主歌辭》《紫騮馬歌辭》《黃淡思歌辭》《地驅(qū)歌樂辭》《雀勞利歌辭》《慕容垂歌辭》《隴頭流水歌辭》《隔谷歌》《淳于王歌》《地驅(qū)樂歌》《東平劉生歌》《紫騮馬歌》《捉搦歌》《折楊柳歌辭》《幽州馬客歌辭》《折楊柳枝歌》《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隴頭歌辭》《高陽樂人歌》。這些歌辭并不全是由少數(shù)民族語言翻譯而來，其中既有漢歌，如《折楊柳歌辭》《慕容垂歌辭》《高陽樂人歌》等，也有譯歌，如《淳于王歌》《東平劉生歌》《捉搦歌》等。

從樂曲來源看，北朝樂曲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前朝遺留之舊曲，二是邊地民族樂曲，三是南朝北傳樂曲。北齊后主高緯就特別喜歡邊地民族樂曲，也能自度新曲?！端鍟ひ魳分尽份d：“雜樂有西涼鼙舞、清樂、龜茲等。……后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于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親執(zhí)樂器，悅玩無倦，倚弦而歌。別采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于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其做派與后來陳后主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無愁曲》也成了典型的亡國之音?！稑犯娂るs曲歌辭》敘論即云：“故蕭齊之將亡也，有《伴侶》；高齊之將亡也，有《無愁》；陳之將亡也，有《玉樹后庭花》；隋之將亡也，有《泛龍舟》?！?/p>

從詩歌來源看，北朝樂府詩有民間采集和文人創(chuàng)作兩種途徑。其中，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琴曲歌辭和雜曲歌辭中的樂府詩主要是文人創(chuàng)作；橫吹曲辭中的梁鼓角橫吹曲和雜歌謠辭中的部分樂府詩則是采自民間。

從內(nèi)容看，北朝樂府詩與南朝樂府詩相比更為豐富，反映的社會生活也更為廣闊。有的歌頌英雄，如《隴上歌》《木蘭詩》；有的贊美草原，如《敕勒歌》；有的寫戰(zhàn)爭動亂，如云“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保ā镀笥鞲柁o》）“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弦，箭無括，食糧乏盡若為活？救我來！救我來！”（《隔谷歌》）有的寫尚武精神，如云：“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于十五女?！保ā冬樼鹜醺柁o》）有的寫行役之苦，如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保ā峨]頭歌辭》）“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蹀座吹長笛，愁殺行客兒。”（《折楊柳歌辭》）有的寫相思愛情，如云：“側(cè)側(cè)力力，念君無極。枕郎左臂，隨郎轉(zhuǎn)側(cè)?！保ā兜仳?qū)歌樂辭》）“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念郎錦裲襠，恒長不忘心?！保ā蹲向t馬歌》）“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愿銜楊花入窠里?！保ā稐畎谆ā罚┯械姆从成鐣栴}，如大量屠殺男子致使男女比例失調(diào)造成老女難嫁問題：“青青黃黃，雀石頹唐。褪殺野牛，押殺野羊。驅(qū)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喚天?！保ā兜仳?qū)歌樂辭》）“粟谷難舂付石臼，弊衣難護付巧婦。男兒千兇飽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保ā蹲睫琛罚?zhàn)亂造成的寡婦孤兒問題：“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紫騮馬歌辭》）“東山看西水，水流盤石間。公死姥更嫁，孤兒甚可憐。”（《瑯琊王歌辭》）貧富差距問題：“快馬?？嗍?，剿兒常苦貧。黃禾起贏馬，有錢始作人。”（《幽州馬客吟歌辭》）內(nèi)容廣泛，涉及北朝社會生活的許多重大問題，是當時北方各族人民生活的形象記錄。

從形式看，北朝樂府詩主要是五言，也有少量四言、七言和雜言。從風格看，北朝樂府詩總體上較為剛健質(zhì)樸、粗獷豪放，表情達意真率大膽、潑辣直截，充滿熱情的生命沖動，與南朝樂府詩的細膩委婉、含蓄纏綿迥然不同。

從作者看，北朝樂府詩作者數(shù)量較少，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北朝本土文人，如北魏的裴讓之、高允、祖叔辨、溫子升，北齊的祖孝征、魏收、邢邵；另一部分是羈留北方的南朝文人，如庾信、王褒、蕭撝。其中以庾信的創(chuàng)作成就最為突出，北周郊廟歌辭全都出自他手，約有66首，見載于《樂府詩集》者如《周祀圜丘歌》十二首、《周祀方澤歌》四首、《周祀五帝歌》十二首、《周宗廟歌》十二首、《周大祫歌》二首。此外，庾信的擬樂府也很著名，如《對酒》、《王昭君》、《怨歌行》、《燕歌行》、《從軍行》、《烏夜啼》二首、《賈客詞》三首、《出自薊門行》、《苦熱行》、《結(jié)客少年場行》、《舞媚娘》、《步虛詞》十首等，共計13題25首。

5 名家輩出的唐代樂府詩

唐代詩歌成就空前輝煌。這一時期既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繁盛期，也是樂府詩創(chuàng)作的繁盛期?！稑犯娂匪?000多首樂府詩中多半都是唐人作品，且多名家名作。僅《全唐詩》卷十七至卷二十九標明“樂府”的詩作，涉及作者就多達200余人。

初唐詩歌分太宗朝、高宗朝、武則天和中宗朝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無論是宮廷詩人還是廷外詩人都有樂府詩創(chuàng)作。太宗朝李百藥、庾世南等前朝入唐詩人繼續(xù)創(chuàng)作樂府詩。齊梁詩風在初唐得以延續(xù)，就是這些樂府音樂繼續(xù)流行的結(jié)果。高宗朝四杰登上詩壇，各自都有樂府名篇，如王勃《臨高臺》、楊炯《從軍行》、盧照鄰《行路難》、駱賓王《從軍行》等。武則天和中宗朝是沈宋和文章四友的時代，他們在樂府詩創(chuàng)作中完善了近體詩體式。沈佺期《獨不見》是初唐第一首完整的七言律詩，李嶠《汾陰行》也是有名的樂府長篇。初唐末期兩位詩人張若虛、劉希夷都以樂府詩創(chuàng)作見長，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劉希夷《代悲白頭吟》都是膾炙人口的名作。

盛唐是樂府詩發(fā)展的高峰期。唐玄宗酷愛音樂，在樂府制作上傾注了極大熱情。后妃大臣深受影響，積極參與其中；邊將紛紛進獻音樂，使邊地音樂得以在京城甚至全國流行；李龜年、公孫大娘等著名歌唱家、舞蹈家脫穎而出。當時長安以音樂為生的“音聲人”達數(shù)萬之眾。繁盛的歌舞表演刺激了詩人們寫作樂府詩的熱情。尤其是邊塞詩，幾乎所有名篇都是樂府詩，如高適《燕歌行》、岑參《白雪歌》、王昌齡《從軍行》、李頎《古從軍行》、王翰《涼州詞》、王之渙《涼州詞》等。盛唐三大詩人中，李白以樂府詩名家著稱。在《樂府詩集》中，李白是作品數(shù)量最多、使用曲調(diào)最多的詩人。他大量寫作古題樂府，并創(chuàng)立了“古樂府學(xué)”，使古題樂府在唐代繼續(xù)大放異彩。《蜀道難》《將進酒》《行路難》等，都是古題樂府。李白還因此被召入京城，待詔翰林，專門為唐玄宗寫作樂府歌辭?！肚迤秸{(diào)》三首就是他為唐玄宗、楊貴妃所作，并由李龜年率梨園弟子演唱的。王維詩名高著，同時也是樂府詩大家。一首《渭城曲》唱出了盛唐人豪邁而又深沉的情感世界?！断⒎蛉恕分苯又S刺王爺，替弱女子鳴不平，從中可見當時著名詩人與愛好音樂的王公貴族間的密切關(guān)系。杜甫既有《前出塞》《后出塞》等古題樂府名篇，也有《麗人行》《兵車行》等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他的新樂府直接開啟了元、白等人的新樂府創(chuàng)作。

中唐前期元結(jié)作《補上古樂歌》，體現(xiàn)了他復(fù)古的詩學(xué)主張。其《系樂府》意在作新題樂府，體現(xiàn)了他的另一種詩學(xué)觀念。中唐后期，李紳、元稹、白居易有意顛覆古樂府傳統(tǒng)，提出了一整套新樂府理論，現(xiàn)存元稹《新題樂府》十二首、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就是這一理論的具體實踐。元、白等人的新樂府創(chuàng)作獲得了巨大成功，在后世影響深遠?！稑犯娂匪浭痪硇聵犯o，元、白新樂府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然而后人論及新樂府，首先提到的卻是元、白。元稹所作《估客樂》本屬清商舊題，但他卻完全按照新樂府路數(shù)來寫，揭露商人的貪婪本質(zhì)。張籍和王建與元、白互通聲氣，也都作有新樂府，且多見同題詩作，如《寄遠曲》《織婦怨》《北邙行》《思遠人》等。此外，張籍為婉拒藩鎮(zhèn)李師道聘請而作的新樂府《節(jié)婦吟》，也是著名的新題樂府。韓孟詩派中孟郊、李賀新題、古題樂府均有創(chuàng)作。孟郊《游子吟》、李賀《雁門太守行》都是樂府名篇。劉禹錫不屬于兩大詩派，但也創(chuàng)作了大量樂府詩。尤其是《竹枝詞》，經(jīng)他寫作以后，成為最流行的曲調(diào)。今人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所輯《歷代竹枝詞》，規(guī)模超過了300萬字。劉禹錫晚年居住于洛陽，生活閑適，又與白居易寫作新聲《楊柳枝》，成為中唐樂府詩創(chuàng)作的一大盛事。

晚唐也不乏樂府詩名家名作，張祜就以寫作樂府詩著稱，其《長門怨》是樂府名篇。陸龜蒙《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序》曾這樣評價他：“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fā)……及老大……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與六義相左右……為才子之最也?！睖赝ン奘峭硖浦娙?，所作“樂府倚曲”系列，共有32首，借歌詠前朝舊事暗諷當下時局，收錄在《樂府詩集·新樂府辭》中。此外，皮日休的《正樂府》十首，更是對元、白新樂府傳統(tǒng)的直接繼承。

唐代樂府詩創(chuàng)作無論是古題樂府、近代曲辭還是新題樂府，無不寄托了唐人的詩學(xué)追求。魏晉南北朝詩人還總是考慮如何使自己的樂府詩創(chuàng)作合于樂府詩要求，因而以“擬”“當”“代”“賦”等標記詩題。而唐代詩人則是想著如何創(chuàng)作某一種樂府詩，“新樂府”“系樂府”“補樂歌”等概念的提出，標志著唐代詩人在樂府詩創(chuàng)作上有著更為自覺的追求。從內(nèi)容看，唐代樂府詩較之前代在題材范圍上進一步擴大，舉凡戰(zhàn)爭徭役、婚姻愛情、世道坎坷、傷時懷古以及社會各階層等的生活，如君妃生活、農(nóng)民生活、游俠生活、商人生活等都有表現(xiàn)。從形式看，唐代樂府詩多為五言、七言和雜言，既有短章小制，也有長篇大作。從作者看，唐代樂府詩以文人為創(chuàng)作主體，很多大詩人如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等都有樂府佳作。這一時期是繼建安之后文人樂府詩創(chuàng)作的又一個高峰期。

6 擬古盛行的唐后樂府詩

宋代以后樂府詩發(fā)展步入轉(zhuǎn)折時期，雖然各朝各代仍有樂府活動，留下了大量郊廟歌辭、燕射歌辭、舞曲歌辭，其他各類歌辭也有數(shù)量可觀的作品，但樂府詩在詩歌史上的標志性地位卻被詞和散曲所取代。

宋代長短句盛行，因其可以合樂而歌而被稱為樂府，成為盛行一時的文學(xué)樣式，這使得以齊言為主的樂府詩顯得較為冷落。盡管如此，一些大詞人如梅堯臣、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等，仍有一定數(shù)量的樂府詩作品。如梅堯臣《野田行》、《哀王孫》，蘇軾《襄陽樂府》、《竹枝歌》，黃庭堅《竹枝詞》二首、《塞上曲》，楊萬里《竹枝歌》七首、《圩丁詞》十解，王安石《明妃曲》二首、《桃源行》、《憶江南》、《塞翁行》、《出塞》、《入塞》，范成大《臘月村田樂府》十首，陸游《思歸引》、《長歌行》、《關(guān)山月》、《將軍行》、《春愁曲》等，其他如徐鉉、范仲淹、蘇舜欽、晁補之、賀鑄、孔平仲、周紫芝、謝翱、汪元量、曹勛、唐庚、徐照、林景熙、趙汝鐩等人也都有數(shù)量不等的樂府詩。這些詩人中，陸游的樂府詩數(shù)量最多、內(nèi)容最豐富、形式也最多樣。

宋代樂府詩既有古題也有新題。古題樂府或以古喻今，或以古題寫時事，較少襲用古題古意。如陳師道《放歌行》以美人青春被誤比喻人才被埋沒。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以昭君遭際比喻才士不遇，以對昭君的強為寬解揭示人生失意的普遍性和個人的無能為力。陸游《荊州歌》寫南宋荊州商業(yè)的發(fā)達與繁榮。宋代新題樂府不僅沿襲了很多唐代新樂府題名，也繼承了唐代新樂府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在內(nèi)容上多針對社會現(xiàn)實。如徐照《促促詞》通過農(nóng)民與小吏的勞逸悲歡對比來揭露社會不公，劉敞《田家行》通過寫辛苦種黍的田家在持黍易金時卻遭遇稻貴黍賤的行情來揭示農(nóng)民生活的艱難，林景熙《秦吉了》用禽鳥不愿入蠻夷之山不食而死來表達時人抵御外侮的決心。南宋以來，金元入侵的政治狀況讓新題樂府詩的現(xiàn)實性更為強烈，以戰(zhàn)爭、邊塞、征夫思婦為題材的新題樂府大量出現(xiàn)。如陸游、李龏、張至龍、王镃等有《塞上曲》，曹勛、嚴羽、楊公遠、周密等有《塞下曲》，曹勛、釋文珦有《思遠人》，吳泳有《夫遠征》，呂本中、趙汝鐩有《寄遠曲》，周行己、陸游、張仲節(jié)、趙崇嶓、周密等有《征婦怨》，宋旡、劉克莊等有《寄衣曲》，等等。這些新樂府詩，除繼承此前新樂府創(chuàng)作憂黎元、補時闕的宗旨外，又因為特殊歷史原因而閃耀著愛國主義的光芒，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總體看來，宋代盡管仍有一些樂府詩名家名作，但樂府詩與音樂的關(guān)系漸趨疏離，成為一種供案頭閱讀的純文學(xué)品類。雖然有些曲調(diào)仍繼續(xù)作為歌詩流傳，但它們在整個詩歌史上的標志性作用卻大為減小。可以說，這一時期樂府詩進入了一個古典化時代。

金代樂府詩趨于式微，樂府詩數(shù)量較少，樂府詩人也為數(shù)不多。以《中州集》所收樂府詩統(tǒng)計，金代樂府詩人有25人，主要有元好問、宇文虛中、劉迎、雷琯、李獻甫、蕭貢、王郁、宇朱才、師拓、王若虛、王予可等。其中以元好問及其樂府詩最為著名。從《元好問集》可以看出，元好問的樂府詩主要由兩類構(gòu)成：一類是“樂府”，共50首；一類是“新樂府”，共345首。其中，“新樂府”一類全為詞體，所以元好問的樂府詩就僅指前一類“樂府”而言，具體篇目如《天門引》《蛟龍引》《湘夫人詠》《湘中詠》《孤劍詠》《渚蓮怨》《芳華怨》《后芳華怨》《結(jié)楊柳怨》《秋風怨》《歸舟怨》《西樓曲》《后平湖曲》《洧川行》《黃金行》《隋故宮行》《解劍行》《征西壯士謠》《望云謠》《望歸吟》《梁園春》《探花詞》《獵城南》《春風來》《梅華》《寶鏡》《續(xù)小娘歌》等。這50首樂府詩幾乎全為自創(chuàng)新題，涉及內(nèi)容十分廣泛，或感喪亂、或憫征役、或譏紈绔、或繪盛景、或述閨怨，不一而足。金代雖然也有古題樂府創(chuàng)作，如元好問《長安少年行》、《步虛詞》三首，宇文虛中《烏夜啼》，蕭貢《楚歌》，王郁《古別離》等，但總體上數(shù)量較少，新題樂府仍占絕大多數(shù)。金代新題樂府以元、白新樂府為楷模，以裨補時病為宗旨，在內(nèi)容上主要以反映民生疾苦為主，在形式上主要以七言為主。

元代雖然散曲盛行，卻并未妨礙樂府詩再度振起。這一時期，樂府詩人和樂府詩數(shù)量都很可觀，盛況幾可比肩李唐。就樂府詩人而言，既有漢族詩人郝經(jīng)、方回、宋旡、王惲、劉因、吳萊、楊維楨、傅若金、周巽等，又有少數(shù)民族詩人耶律楚材、馬祖常、薩都剌、貫云石、迺賢等。僅入選《元詩選》和《元詩選癸集》的樂府詩人，就數(shù)以百計。在元代眾多樂府詩人中，楊維楨最為著名。就樂府詩而言，元代既有新題樂府，如周巽《織錦曲》《梨花曲》《琵琶曲》《節(jié)士吟》、迺賢《塞上曲》五首等；也有古題樂府，如宋旡《烏夜啼》《戰(zhàn)城南》《長門怨》、張憲《行路難》《白纻舞詞》、郭翼《行路難》等。楊維楨一人所作就多達1227首，足見當時樂府詩創(chuàng)作之鼎盛。元代古樂府創(chuàng)作成就高于新樂府，其中又以楊維楨古樂府最為突出，他撰有《鐵崖古樂府》十卷、《鐵崖古樂府補》六卷，僅《鐵崖古樂府》就收入其古樂府詩400余首。楊維楨以個人的杰出創(chuàng)作積極倡導(dǎo)古樂府，用來實現(xiàn)其宗唐復(fù)古的文學(xué)思想。在他的引領(lǐng)下，元代興起了聲勢浩大的“古樂府運動”，很多詩人都投入到古樂府創(chuàng)作中，留下了大量古樂府作品。如胡奎有古樂府666首（《斗南先生詩集》）、周巽有擬古樂府139首（《性情集》）、胡布有古樂府67首（《元音遺響》）、沈夢麟有古樂府20首（《花溪集》）、曹文晦有古樂府20首（《元詩選二集》），等等。這些古樂府詩多用古題寫時事，從中可以看到元代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

此外，體制短小的《竹枝詞》在元代南方興盛一時，最著名的是《西湖竹枝詞》?！段骱裰υ~》的著名緣于以楊維楨為首的群體的唱和。楊維楨首唱9首，當時和者多達數(shù)百家，楊維楨將這些唱和詩編集，名為《西湖竹枝集》。這種大規(guī)模以《竹枝詞》唱和并編集的做法，對于《竹枝詞》的廣泛傳播起到了顯著作用。

到明代，樂府詩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不均衡狀態(tài)：明代初期和中期樂府詩一度繁榮，晚期樂府詩則相對較少。從樂府詩人看，明代前期主要有高啟、劉基、徐賁等，中期主要有周道仁、李東陽、皇甫汸以及前后七子等，晚期主要有袁宏道、金圣嘆等。

從樂府詩看，明代既有古題樂府，也有新題樂府，還有近代曲辭《竹枝詞》。其中古題樂府數(shù)量最多，影響也最大，幾乎延續(xù)有明一代。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一方面緣于元末復(fù)古思潮余緒的影響，另一方面也緣于當時小說、戲曲更受歡迎而詩歌創(chuàng)作不景氣所引發(fā)的理論探索。這些理論探索中，茶陵派李東陽和以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為核心的前后七子影響最大，他們極力倡導(dǎo)文學(xué)復(fù)古，主張古詩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所以古樂府被明確標舉，漢魏樂府被視為高格。在創(chuàng)作方式上，他們十分注重對古體的揣度模擬。這樣的理論主張影響巨大而且持續(xù)久遠，直接催生了擬古樂府詩的創(chuàng)作，文人擬古樂府詩數(shù)量倍增，動輒多達上百首。如高啟《青丘集》有古樂府詩113首、劉基《覆瓿集》有古樂府詩90余首、周道仁有擬古樂府詩103首、李東陽《西涯擬古樂府》有擬古樂府詩101首、李攀龍《滄溟集》有古樂府詩200余首、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和《弇州續(xù)稿》共有擬古樂府詩426首、陳子龍有古樂府145首，等等。

這些擬古樂府詩可以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襲用古題，另一種是雖名為擬古樂府，但具體篇目卻并非樂府古題，而是自擬之新題。前一種如高啟《征婦怨》《猛虎行》《行路難》，劉基《大墻上蒿行》《楚妃嘆》《王子喬》《梁甫吟》，李攀龍《大風歌》《垓下歌》《秋風辭》《天馬歌》《李夫人歌》《隴上歌》，王世貞《漢郊祀歌》《漢鐃歌》《步出夏門行》《蛺蝶行》《東門行》《秋胡行》《燕歌行》《妾薄命》，袁宏道《長安有斜狹行》《相逢行》《悲哉行》《門有車馬客行》《升天行》，金圣嘆《望城行》《前有一樽酒行》《秋蘭篇》《飛塵篇》《車遙遙》《夜坐吟》《楊花曲》《日出東南隅》等。這些擬古樂府詩，或襲用古題也用古意，或只襲古題而另出新意。明代另一種名為擬古但具體篇名卻是自擬新題的樂府詩，其實質(zhì)更接近新題樂府。這類樂府詩又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以新題詠時事，如皇甫汸《樂府》十二首。這是一種全新的擬古樂府，詩題全為自創(chuàng)之新題，于每首詩小序中又標明所擬為漢樂府中哪首詩。如《乘法駕》擬《朱鷺》、《厘廟制》擬《思悲翁》、《秩郊禋》擬《艾如張》、《宬皇史》擬《上之回》、《思舊邦》擬《戰(zhàn)城南》、《管背漢》擬《巫山高》等，十二首都是如此。另一類是以新題詠史事，如李東陽《擬古樂府》一百零一首。這組樂府詩題為《擬古樂府》，但具體篇目又全為新題，如前十首詩題依次為：《申生怨》《綿山怨》《屠兵來》《筑城怨》《避火行》《掛劍曲》《漸臺水》《卜相篇》《國士行》《昌國君》。這些自立之新題皆取材于前代歷史，或取自歷史人物，或取自歷史事件。在內(nèi)容上或僅詠史實、或以古喻今、或借古諷今，創(chuàng)作目的在于以史為鑒。這組擬古樂府詩直接開啟了清代以詠史為題材的新樂府創(chuàng)作序幕。

與擬古樂府的蓬勃發(fā)展相比，明代新題樂府創(chuàng)作顯得相對冷落，詩人詩作都較為有限。除皇甫汸和李東陽那些名為擬古樂府，實為新題樂府的作品之外，還有陳子龍《范陽井》《谷城歌》《韓原泣》《遼兵行》、彭詒孫《筑城謠》《飛龍篇》《猛虎行》《泥滑滑》《石塔怨》《田家樂》等。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成就，這一時期的新題樂府都難以與古題樂府相匹敵。

明代《竹枝詞》創(chuàng)作也方興未艾，甚至形成了全國性的《竹枝詞》創(chuàng)作局面。這一時期的《竹枝詞》，命名多加地名以示方域區(qū)別。如有《婺州竹枝詞》《揚州竹枝詞》《西蜀竹枝詞》《龍城竹枝詞》《長沙竹枝詞》《茶陵竹枝詞》《武塘竹枝詞》《江東竹枝詞》《滇南竹枝詞》《蘇臺竹枝詞》《廣州竹枝詞》《吳下竹枝詞》《姑蘇竹枝詞》《嘉興竹枝詞》《滇中竹枝詞》《金陵竹枝詞》《雷州竹枝詞》《秣陵竹枝詞》《夔州竹枝詞》《閩江竹枝詞》《南海竹枝詞》《東吳竹枝詞》《東竹枝詞》《廣陵竹枝詞》《會稽竹枝詞》《潮州竹枝詞》《虎丘竹枝詞》《越中竹枝詞》《邯鄲竹枝詞》《昆明竹枝詞》《西湖竹枝詞》《京師竹枝詞》《寶應(yīng)竹枝詞》《燕都竹枝詞》等，所涉地域遍及南北。在這些《竹枝詞》中，又以興起于元代的《西湖竹枝詞》數(shù)量最多，有180余首，約占明代《竹枝詞》總量的23%。

到清代，樂府詩創(chuàng)作格局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吨裰υ~》在這一時期迎來了創(chuàng)作高峰，以往由古題樂府和新題樂府所占據(jù)的樂府詩壇核心地位完全被《竹枝詞》所取代。就作者而言，清代寫作《竹枝詞》的有帝王，如乾隆皇帝；有著名文人，如陳維崧、朱彝尊、沈德潛、王士禎等；有女性，如杞盧氏、吟香氏、朱孺人等；還有很多無名氏的作品。至于參與其間的普通文人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就作品而言，有代表性的如王士禎《都門竹枝詞》八首、《玄墓竹枝詞》八首、《漢嘉竹枝》五首、《廣州竹枝》六首等，陳維崧《雙溪竹枝詞》十首、《清明虎丘竹枝詞》四首，朱彝尊《西湖竹枝詞》六首、《太湖罛船竹枝詞》十首，孔尚任《平陽竹枝詞》五十首、《清明紅橋竹枝詞》二十首，沈德潛《山塘竹枝詞》，袁枚《西湖小竹枝詞》、《真州竹枝詞》，李調(diào)元《南海竹枝詞》十六首，尤侗《海外竹枝詞》一百首，萬斯同《西竹枝詞》五十首，等等。據(jù)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歷代竹枝詞》統(tǒng)計，清代《竹枝詞》數(shù)量多達23000余首，占該書所收歷代《竹枝詞》總量的92%。數(shù)量之多，不僅力壓以前各代，而且也使《竹枝詞》成為清代樂府詩壇最具分量、最引人矚目的一個品類。清代《竹枝詞》在內(nèi)容上除延續(xù)以往《竹枝詞》記述民間地方風情外，還出現(xiàn)了很多對外國入侵史實和外國風土人情的描寫，這無疑是這一特殊歷史時代的特殊文化印跡在《竹枝詞》創(chuàng)作中的反映。

清代古樂府詩在成就和數(shù)量上都不及新樂府詩，但也時有制作。如殷云霄有古樂府詩四百首、賈松年有《蕭艾堂古樂府歌辭》、單可惠有《白羊山房代古樂府辭鈔》，等等。清代新樂府詩最為顯著的特點，是以詠史為題材的新樂府創(chuàng)作蔚然成風。作家作品如王士禎《小樂府》三十首，吳炎、潘檉章《今樂府》二百首，尤侗《明史樂府》一百首，萬斯同《新樂府》六十八首，胡介祉《詠史新樂府》六十首，洪亮吉《晉南北朝史樂府》（一作《擬晉南北朝史樂府》）一百一十首、《唐宋小樂府》一百零三首，熊金泰《三國志小樂府》一卷，張晉《續(xù)尤西堂明史樂府》一卷，舒位《春秋詠史樂府》一卷，鄒均《讀史樂府》一卷，袁學(xué)瀾《春秋樂府》一卷，徐寶善《五代新樂府》一卷，尤珍《擬明史樂府》一卷，等等。這些以詠史為題材的新樂府詩大都具有如下特點：以歷史為詠寫內(nèi)容，具體篇目多以歷史人物或事件命名；詩題下多有小序；體式有近體絕句，也有古體，但更多的是雜言體。這些新題樂府雖為史實記述，但其間又大都蘊涵著詩人的個體情感，或表明詩人對史實的認識與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