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1954年甲午　先生三十歲

先生撰寫了一系列歷史通俗小讀物，計有：《隋末農(nóng)民起義》、《紅巾軍》、《西北回族的反清斗爭》、《敦煌千佛洞》（祖國文化叢書）、《指南車和指南針》等歷史通俗讀物，由上海四聯(lián)出版社出版，署名“端己”。

黃先生注重敦煌學始于此時，六十年代后先生曾治敦煌文書?，F(xiàn)將《敦煌千佛洞》目次移錄如下：敦煌——古代西北的大門、鳴沙山和千佛洞、千佛洞的遭劫、兩萬多件卷子、石窟和塑像、壁畫和佛教故事、優(yōu)秀的藝術遺產(chǎn)、西千佛洞和萬佛峽、敦煌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全書二萬七千字。先生是書取材多有來自向達先生關于敦煌著述者。按：黃先生在此書中敘述被帝國主義分子劫余后的卷子在被運往北京途中，一路上以及到京后不斷被官僚、“學者”李盛鐸之流偷盜，便引魯迅所說：“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nèi)行，他便將東西偷完?！毕壬髞碓谡n堂上常提起這兩句話。確實，一部《永樂大典》從明末偷到清末，所剩寥寥無幾。黃先生對“敦煌學”這一名稱亦有看法，認為此系帝國主義對已湮沒文明的稱呼如“亞述學”、“埃及學”等，國人不應效法。先生稱“敦煌學”時要加“所謂”二字。但他又認為“敦煌學”是專門的學問。有次我說某位先生是搞唐史的，先生立即正名說他是搞敦煌的。先生對陜西師大圖書館所藏敦煌資料非常熟悉。當時我讀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中譯本時，由于該書未附錄文，我在圖書館查到有錄文的池田原著，但不知被校內(nèi)哪位教師所借，語及先生，先生說：可能是中文系的刁汝鈞教授，系解放前的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與李健吾同學，此人對敦煌有興趣。我有次又曾向先生借觀日本岡野誠贈與先生的東洋文庫版《敦煌吐魯番法制文書》，先生命我到古籍所閱讀，強調(diào)要洗手并使用鉛筆。我提出復制其中的刑部格，先生也都答應了。后來我據(jù)此寫成《以敦煌文書釋杜牧過華清宮詩本事》、《從敦煌文書看唐代的嶺南》兩則讀書札記發(fā)表。

三月，先生撰寫的《大科學家張衡》，由上海四聯(lián)書店出版，署名“澄明”。

先生撰寫的《唐代的長安》，由上海四聯(lián)書店出版，署名“完白”。

黃先生注重長安歷史地理的因緣始于此。先生八十年代應中華書局之邀整理點校《類編長安志》、《雍錄》等長安地理名著于此不無淵源。先生研究玄武門之變也是從東宮入大內(nèi)路線以玄武門為必經(jīng)之路考證此次政變的僥幸伏擊性質(zhì)?，F(xiàn)將《唐代的長安》目次移錄如下：西北第一個大都市、渭水兩岸的幾個古都、周圍三十六公里的大城、熱鬧的東市和西市、長安城里的西域人、西域文化傳入了長安、驪山和曲江、大雁塔和景云鐘、壁畫和碑刻、唐代以后的長安城。全書一萬七千字，敘述系統(tǒng)清晰，遠勝日人石田干之助所著《長安之春》。先生是書曾參考向達先生發(fā)表在《燕京學報》專號上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故先生在課堂稱贊向先生后來結集的同名著作都是些珍珠。

先生撰寫的《運河》，由上海四聯(lián)書店出版，署名或為“承新”。

先生購得殿版原刻《大義覺迷錄》，并由顧廷龍轉(zhuǎn)借張元濟閱讀。

清雍正內(nèi)府原刻《大義覺迷錄》可能由于當時刷印多，流傳到后世頗有傳本。筆者供職的華南師大，其圖書館所藏清內(nèi)府原刻《大義覺迷錄》共兩部，一為襯裝八冊，黃紙簽條具在，由于改裝的緣故，現(xiàn)均夾入書中，有購入標價簽，未標示書店名稱，只標貨價24元；一為原裝四冊，有北京舊書業(yè)同業(yè)公會印制的標價簽，議價40元，議價時間為1957年7月16日。板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兩書紙張略有差異，前者紙質(zhì)黃舊，字跡有漫滅不清之處，顯然刷印時間較后；后者略白韌，字跡清晰，顯屬初印。雍正七年有曾靜案，曾靜及其學生張熙受呂留良思想影響，欲策動清川陜總督岳鐘琪反清，例舉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行徑，并諭以呂留良種族之見。雍正將呂留良開棺戮尸，子孫發(fā)往寧古塔為奴，卻寬宥曾靜、張熙，令其四處宣講悔過，并頒行《大義覺迷錄》批駁以上流言。至乾隆即位，誅殺曾、張，收繳此錄，原刻遂成罕見之珍籍。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有“《大義覺迷錄》條”敘其事。

黃永年先生在《買書經(jīng)驗雜談》中列舉平生買書得意事，特舉出1954年在上海曾以2元購得陶湘舊藏，襯裝四冊。稍后曾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菊生（元濟）先生想看此書，向顧起潛（廷龍）先生主持的合眾圖書館借，可館里也無此書，廷龍先生就轉(zhuǎn)借黃先生所藏給菊老看，所以如今書里還夾有起潛先生寫給菊老的便條。

黃先生所藏書影已收入《清代版本圖錄》一書，但與華南師大圖書館所藏原裝初刻及襯裝后印者相比，刷印時間居中而已。與菊老同輩的傅增湘先生博覽群籍，《藏園群書題記》也未提及此書。已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牟潤孫先生精于清代版刻目錄之學，也曾在《買書漫談》一文中列舉平生買書得意事，其中一樁便是自己五十年代初在臺北一間小書鋪發(fā)現(xiàn)一部《大義覺迷錄》的木刻本，花了很少錢即得到手。黃裳先生在《歷代筆禍談叢》一書中談及《大義覺迷錄》，認為比宋版書還要難得。《大義覺迷錄》一書原刻在華南地區(qū)流傳之稀少，從《中山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所載尚是一部六冊的清代抄本便可看出。這就不得不使我們對五十年代華師圖書館內(nèi)行主事者的訪求充滿敬意。這里還需要表出的是，《大義覺迷錄》的史料價值極受清史研究者重視。孟森先生《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之一的《清世宗入承大統(tǒng)考實》即以《大義覺迷錄》為主要證據(jù)，征引萬言，其中雍正對流言自問自答的一自供狀之諭旨，諸官書皆已削，惟《大義覺迷錄》獨存。乾隆查禁此書，實具家丑不可外揚之意。要研究雍正心態(tài)及思想，不可不讀《大義覺迷錄》。

先生在上海買到珍貴的太平天國史料《盾鼻隨聞錄》咸豐六年原刊本，并撰寫了《記咸豐原刻本〈盾鼻隨聞錄〉》一文，約五千字。

四月，先生在上海購得保蘊樓鈔本《吳梅村詩集》，潘景鄭為題長跋。

沈津《由黃永年先生而想起的》記：1955年4月，黃先生在滬購得《吳梅村詩集》，為乾隆間太倉程穆衡箋注之稿本，歡喜之余，又送請潘景鄭先生閱并題跋。潘先生跋約六百余字，末后有云：“黃君英年多聞，明辨典籍源流，鄭重見示斯稿，屬系數(shù)語，聊以報命?！彼耘讼壬呛芸粗剡@位時年30歲的年青人的⁽¹³⁾。

《顧頡剛?cè)沼洝芬辉率盘栃瞧诙ㄊ率澹骸包S永年來?！?/p>

一月三十號星期六（十二月廿六）：“寫伯祥、之屏、自珍、永年信?！?/p>

二月四號星期四（正月初二，立春）：“童丕繩夫人、黃永年夫婦來?！?/p>

二月廿三號星期二（正月廿一）：“寫詩銘、永年、厚宣、胡吉宣信。”

三月三號星期三（正月廿九）：“寫陳伯華、傅惜華、嚴幼芝、黃永年、王丹岑信?！?/p>

三月七號星期日（二月初三）：“黃永年來。”

五月廿二號星期六（四月二十）：“黃永年來。永年在交大作政治講師，太忙，即星期日亦無暇，以致患貧血，手發(fā)麻。又患肋膜神經(jīng)痛，眠、食均不佳。壯年如此，前途如何！”

六月十八號星期五（五月十八）：“寫自珍、勤廬、永年、建猷、羅偉之、雁秋信?！?/p>

七月四號星期日（六月初五）：“黃永年來。”

是年夏季，顧頡剛?cè)刖┤沃袊茖W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員。

先生有《題嘉靖甲午世德堂本《拾遺記》（五四年十一月）》：

舊時書冊盡沙塵，轉(zhuǎn)眼河山大地春。最喜典型窺趙宋，白棉紙上墨痕新。

如隱伽藍記洛陽，澄江鹽鐵也登場。前明精刊今余幾？誰識拾遺世德堂。

嘉靖年時盛藝文，中吳顧氏早知聞。纂圖六子才翻遍，又出王嘉記鬼神。

輾轉(zhuǎn)流傳到幾家，顧黃未遇事堪嗟?？尚葜卧冢考拍扒翱茨壶f。

先生又有《題江鄭堂河賦手稿》：

師承記了賦黃河，筆下風云氣概多。未許璞華夸鋪飾，更憑班酈恣收羅。知心自少狗監(jiān)賞，赤幾定來惡客訶。炳燭室荒遺文在，紛紛撼樹竟如何？

乾嘉余韻話吳中，十駕一廛嗜好同。胡蝶裝疑流水綠，朱砂押照野花紅。蟫魚頻掃多君直，梨棗亟開謝藝風。今日秋深灞浐道，瓣香還薦鄭堂翁。⁽¹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