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暗而見明、循理以求道

——悼念良師益友兼評季羨林先生的學術研究

譚　中（印度尼赫魯大學）

桃李滿天下的北大季羨林教授仙逝引起舉國哀悼，最值得痛惜的是他不但帶走了滿腦子的學問與智慧，還帶走了治學的典范，對中國學術界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我無緣當季老的弟子，但有機會鉆研他的著述并且和他有十次以上的相識與相處機會，感慨自然很多。

中國領導把少數(shù)名人如錢學森、季羨林等當作“國寶”，安排在301醫(yī)院的特別療養(yǎng)所療養(yǎng)，溫家寶總理還去看望他們，報刊大肆宣揚，由于這一切，輿論的市儈習氣把季老大捧特捧，引起了一些反彈，使季老卷入“國學大師”的爭論中，這是非常不幸的。我認為季老是金不換的樸實學者，他從不把自己當作“大師”或“明星”。由于他衣著樸素，看起來也有點“土”，當這位北大副校長兼人大常委走在北大校園中時，經(jīng)常被生人誤認為“工友”，他卻毫不在意。

幾年前，我曾經(jīng)在《中國青年報》上看到一篇“翟墨”寫的文章，說中國已是“大師泛濫成災”。季老過世后，我又在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上看到國內(nèi)作者重復這一論調(diào)，兩篇文章都似乎覺得輿論把季老捧得太高?！暗阅闭J為季老沒有“震古爍今”的研究成果，不配“國學大師”的稱號（他也認為認為魯迅不配，因為太“業(yè)余”了）。有位復旦大學教授在《新京報》上發(fā)表文章，連譏帶諷地評論說，如果像季羨林寫點印度的東西就變成“國學大師”，豈不變成“現(xiàn)在印度歸咱們中國了”。^〔1〕我覺得這些言論只能顯示出言者的幼稚無知，絲毫不能損害季老的偉大形象。

《莊子·秋水》討論人非魚，安知魚之樂的問題。那些貶抑季老學術成就的人主要因為他們不懂在中國開展印度研究是怎么一回事，是他們不研究印度，所以不知道印度學之難，是他們不懂得印度學之難，所以小看了季老的學術成就。我看不僅僅是那些“蚍蜉撼樹談何易”的膚淺之輩，就是那些口頭或心中對季老滿懷敬意的人，也都不一定說得出季老的學術成就而只是盲目“追星”。我認為要真正敬仰季老、悼念季老，就應該從三方面來看：（1）季老學術思想境界的高瞻遠矚，（2）季老的特殊研究方法，（3）季老給后人留下的學術任務。

先談第一點，應該看到季老對中國文明與印度文明與一般人見識不同。他在1991年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說：“從人類全部歷史來看，人類總共創(chuàng)造出來四個大的文化體系，而中印各居其一，可以說是占人類文化寶庫的一半……兩個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對人類文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兩大文化圈之間又是互相影響，交光互影，促進了彼此文化的發(fā)展。”^〔2〕這種認識是高瞻遠矚的，特別在當今西方文明對中國知識精英統(tǒng)治壓迫之際，更是難能可貴。我們悼念季老、緬懷他的學術成就（或者批評他），首先就應該像他那樣從人類文明的整體發(fā)展來看問題，不然的話就缺乏贊揚或批評季老的資格。

季老指出中印兩大文明“交光互影”、相輔相成，更認為如果沒有中印文化交流，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就可能不是今天這個樣子”。^〔3〕季老畢生的研究在詮釋這句話上下了很多功夫，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遠遠超越了他的三位老師梁啟超、胡適、陳寅恪，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梁、胡、陳都是“大師”級的學者，季老當然也是“大師”級了。我這么說并不是要為季老討個什么公道。我相信歷史對季老的學術成就會有公正的評價，不是什么幼稚無知之士能夠阻擋得了的。“高山仰止”的季老也根本不需要我或者任何人來為他討什么公道的。

再談第二點，做學問本身就像在大海中游泳。季老的學術天地是中印文化交流，這不僅是像大海那樣一望無垠的領域，而且是兩千年來中印兩國無數(shù)學術大師（像中國的玄奘、義凈，印度的鳩摩羅什、菩提流志等）心血結晶的積累。玄奘大師的偉大不僅在于他翻山越嶺、長途跋涉，更在于他到印度學習梵文、鉆研大乘佛教理論、參加印度社會的宗教思想大辯論，回國后集中精力翻譯經(jīng)典、從中摸索兩大文化、文字之間的異同。鳩摩羅什的偉大有兩個方面，一是他對印度文化的精通，可謂登峰造極，二是以他一個上了年紀的外國學者能夠把中文精通到可以在中印佛學大師逐句討論梵漢翻譯時最后拍板。這也說明中印文化交流本身是比較文化、比較文學研究，需要精通雙語及多語，是必須下苦功才能有所成就的。季老在語言上下過苦功，然后就能多語運用自如地探討中印文化交流現(xiàn)象，這是非常值得后學與后輩效法的。

我最佩服的是季老做學問的態(tài)度。他把自己定位于“搞考證之學而注意文章”的人，和“專門搞文章之學”的人（文學家）不同之處是從事他“最喜歡的”考據(jù)工作。在進行這項工作中，他一貫遵循老師胡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教導，但又不像胡適等人（還有當今那些有了固定的意識形態(tài)與價值觀念的學者）那樣，確定了“假設”就不能修改，只是拼命勉強地胡亂找些“證據(jù)”來自圓其說。他從自己的研究經(jīng)驗中體會到：如果客觀材料不能證實，“你就要在假設中加以修正。這樣可能反復多次，十次，百次，幾百次；假設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幾百次，最后把假設變成結論”。^〔4〕只有從事過這種學術工作的人才能體會到這樣的研究方法的艱辛。

前面談到玄奘和鳩摩羅什等大師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們對中印兩種或多種語文的精通，又通過他們的這種精通使得中印兩大迥然不同的文化體系能夠融化為一。季老是現(xiàn)代中國學者中精通多語、達到玄奘和鳩摩羅什那種造詣的極少天才。他把自己的經(jīng)驗傳授給后人說：“你要利用一個字、幾個字或一句話、幾句話證明一件事情，你就要研究這一個字、幾個字或一句話、幾句話，研究它們原來是什么樣子，后來又變成什么樣子”，^〔5〕這樣的研究本領就更高超，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得到的。

季老是否取得“震古爍今”的研究成果呢？這問題是很難回答的。鳩摩羅什和玄奘在他們生活的年代也不見得就震撼了全國，但從歷史發(fā)展來看，他們留在人世的足跡是很深的。季老也會是這樣。人們只以為季老研究的是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關系不大，這是對季老學問的極大誤解。季老特別感興趣的是中國文化中的中印合璧（中印文化的交流融合）。比方說，他的《〈列子〉與佛典——對于〈列子〉成書時代和著者的一個推測》是對整理中國浩瀚文獻寶庫做出的極大貢獻，同時也深層窺探了中國古人寫作的一些傾向及弊病，糾正及增進了從柳宗元、朱熹、宋濂一直到今人梁啟超、馮友蘭等名家所涉足過的認識，這樣的學術成就是了不起的。再有，寫出這篇文章不但需要博古通今，把傳統(tǒng)典籍翻遍，還需要懂得數(shù)種文字推敲字義、旁征博引，也只有季老那“大師”級的水平與技巧才能水到渠成。我希望“翟墨”（大概也是一位學者的筆名）好好學習一下季老的這篇以及其他著作，然后再對他的學術成就進行評價。

最后談第三點。前面提到季老自己說的“把假設變成結論”的艱辛過程，季老又說：“我對于理論有點敬鬼神而遠之。這類的文章，我寫不出，別人寫的我也不大敢看?！?sup >〔6〕可是我們看季老有沒有理論呢？不但有，而且不少。那就是說，他得出的理論都是經(jīng)過反復考據(jù)、修正的研究成果，他絕不是像一根線吊著的紙鷂在空中飛翔的那種理論家。因此我們對季老的理論必須十分認真詮釋、消化、發(fā)揮。季老晚年最突出的理論是借中國俗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來形容西方文明對世界人類的統(tǒng)治即將告終，以中國、印度為主的東方文明將會在新的世紀中燦爛輝煌。這個理論在學術界是大有爭議的，我覺得有必要認識他為什么敢于提倡這一理論。

有篇評論把季老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理論說成是弘揚“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地緣文化輪回的說法”，^〔7〕這真像寓言中的瞎子摸象而不得要領。季老雖然是印度學專家，但從來沒有宣傳過“輪回”轉世的觀念，也從來沒有提倡過東方文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地騎到西方文化頭上去。我們應該認識到：季老“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理論是從他發(fā)揮中國“天人合一”和印度“Brahmatmaikyam”（梵我合一）文化共鳴時發(fā)展起來的。我更覺得，他是和印度大文豪泰戈爾在《文明的危機》（Crisis in Civilization）中所說的那番名言的共鳴。泰戈爾是這樣說的：

我環(huán)顧四周看到的是一個驕傲的文明的正在倒塌的廢墟徒勞無益堆積如山。然而我決不犯下對人類喪失信仰的罪過。我相信災難過后大氣會被奉獻與犧牲的精神澄清，人類歷史翻開新篇章。也許那一黎明會出現(xiàn)在這邊地平線，出現(xiàn)在太陽升起的東方。^〔8〕

泰戈爾這樣把西方文明形容為“正在倒塌的廢墟”以及相信人類未來的黎明將從東方出現(xiàn)，正是季老“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宏偉理想。

我所理解的季老“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理論的要旨并不是搞文化逞強或稱霸，而是要在當今西方文明對人類知識精英的統(tǒng)治與壓迫下站出來進行反抗。我們看西方學者寫的諸如哲學史、宗教史、政治思想史、科學技術史等等，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幾千年的偉大文明的智慧遺產(chǎn)根本就得不到承認（唯一得到承認的是《孫子兵法》在軍事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因為美軍在朝鮮戰(zhàn)爭與越南戰(zhàn)爭中吃到了苦頭）。我們再看中國當代的學術精英，他們絕大多數(shù)人一方面“崇洋媚外”，三句離不開攀引洋人的（包括馬克思）格言，另一方面對于中國數(shù)千年的傳統(tǒng)智慧卻不置一詞，甚至懷有貶義。我們拿季老的著作來與這些人相比，那“河東”與“河西”的楚河漢界就一目了然了。我覺得許多不贊同季老說法的人如果能從這一角度來理解這“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理論，就一定會改變態(tài)度的。今天中國的學術界并不處于對祖先傳統(tǒng)遺產(chǎn)“夜郎自大”的態(tài)度膨脹，而是沒有從“五·四運動”提倡的民族虛無主義刺激毒素的影響下徹底恢復過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是一句俗話，帶有戲劇性成分。季老也只是以它來起點激勵作用，勸人覺醒，絕沒有提倡“大中華主義”或“大東方主義”的意圖。

季老還有許多理論使得他的研究成果變成中印研究的經(jīng)典著作，我就不詳細敘述了。我從自己的研究角度來看，前面已經(jīng)提到的他認為如果沒有兩千多年中印文化交流，中國和印度都不會發(fā)展成今天這個樣子，以及他把中印兩國睦鄰關系形容為“天造地設”，這兩大理論不但精辟無比，同時也交給了中印研究后輩兩大任務。今后我們從事中印研究就必須時刻牢記季老“中印兩國同立于亞洲大陸，天造地設，成為鄰國”^〔9〕這句名言，同時要有所發(fā)揮，用新的內(nèi)容把它充實起來。

家父譚云山于三十年代在南京發(fā)起成立“中印學會”，季老說他也參加了的，他是當年“中印學會”在世的最后一位成員。顧名思義，“中印學會”就是要開展“中印學”，由于我對這一點特別敏感，因此對季老終生從事于“中印學”、對他老為“中印學”發(fā)展作出的貢獻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在世的時間也不是很長了，一定要以季老為楷模，踏著他的足跡，為促進中國和印度這兩大“天造地設”鄰邦的更深了解而努力。

注　釋

〔1〕　我曾于2005年8月22日《聯(lián)合早報》“天下事”版撰文批評過這兩位，參見譚中：《從世界窗口看神州返老還童》，新加坡：青年書局，2008年，第15—18頁。

〔2〕　季羨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年，第2頁。

〔3〕　同上書。

〔4〕　參見《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北京：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第4—7頁。

〔5〕　同上書，第5—6頁。

〔6〕　同上書，第3頁。

〔7〕　直言了：《季羨林老先生沒說完的話》，參見《光明網(wǎng)》2009年7月14日。

〔8〕　Sisirkumar Ghose, Tagore for You, Calcutta: Visva-Bharati, 1966, pp. 188—189.

〔9〕　季羨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年，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