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文藝作品都地打著產生時代的文化生態(tài)與創(chuàng)作者身份特征的鮮明印記。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選擇也應考慮這枚印記的雙重特征及其對當今及后代的價值意義。本書以米芾及其著作作為研究對象自然也是基于這些考慮。

中國古代歷史上文化生態(tài)最好的時代應是宋朝，這主要體現(xiàn)在文人受到尊重程度及文化繁榮程度兩方面。就文人受尊重程度而言，宋代重文，科舉制度最為完善，登科人數(shù)超過其它各朝的總和，文人出仕的相對數(shù)與絕對數(shù)皆為歷代之冠。宋代統(tǒng)治者較能“與士大夫治天下”，文人、士大夫亦多以天下為己任，對社會政治的參與意識與實際作為都較為顯著，二者相互尊重，在治國理政上合作較為融洽。因此，宋代文人、士大夫在修身、及物諸層面之實踐皆甚為全面、深入。就文化繁榮程度而言，南宋的朱熹曾頗為自信地斷言：“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近代兩位大家王國維、陳寅恪亦曾對宋代文化的繁盛有過高度評價。王國維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sup>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sup>而著名宋史學家鄧廣銘也說：“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截止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說，已經(jīng)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sup>可見對宋代文化空前繁榮的看法已為學界高度認同。宋代文化高度繁榮的表征是多方面的，文學、書畫等文化藝術無疑是其中較為集中的體現(xiàn)。

文人受到尊重、文化空前繁榮，這樣近乎完美的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頗令文人向往。這個時代的文人，多數(shù)是真正的士大夫，換句話說，文人不兼士大夫則非地道的宋代文人，士大夫乃至統(tǒng)治者不文則非地道的宋代臣、君。這樣的文人士大夫在宋代可謂群星燦爛，他們多通過科舉出仕為官，又有大量著作傳世，立功、立言皆近大成，頗為引人矚目。故歷代對他們及其文藝成就的研究者也較多，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富。但在這群文人士大夫中，有一個人物的身份頗為特殊：他出生官宦世家，自己也出仕為官，堪稱士大夫；他也是文藝全才，著述頗豐，且成就很高，堪稱杰出文人；但他卻沒有參加科舉考試，沒有進士出身；他的藝術成就雖受到重視，但士大夫的身份不被尊重，在“黨爭”等政治活動中始終處于邊緣化地位；他的家世復雜，性情怪異，讓人難以捉摸；他在當時及其身后乃至當今皆頗具影響，而古今研究者對其身份特點、文藝成就、典型意義等關注尚不夠全面。他就是米芾。可見米芾身份特殊，我們以米芾及其著作作為研究對象，可以觀照這個處于較好的文化生態(tài)時代的不同主體的獨特生存狀況，對打著其特殊身份、性格印記的文藝著作可以有新的體會，從而加深我們對宋代文化的整體認識，對當今文化建設、文藝發(fā)展亦不乏啟迪意義。

就個人文化符號而言，米芾無疑首要是書法家，其價值與貢獻的歷史坐標主要是在“宋四家”之中?！八嗡募摇币矡o疑主要是以書法為標識，但前有“宋”字就有不同于其它時代的內涵。前較晉、唐，后方元、明、清乃至近現(xiàn)代，“家”之含義也并不完全相同，區(qū)別處乃在于“宋四家”是以宋代政治文化為背景的文人、士大夫的特殊群體；四家官職尊卑有異，但都可目為士大夫。即便淡化他們的政治地位與事功作為，只較藝文，“宋四家”也是最為全面的：蘇軾詩、書、文、詞，俱領風騷，在宋代文壇之地位無疑最高；黃庭堅對詩書文詞亦皆兼通，尤擅詩名，又是宋代詩壇影響最大的“江西詩派”的領袖，其詩歌、書法成就不遜蘇軾，蘇、黃二者堪稱宋代詩壇乃至整個藝文界的雙子星；蔡襄年少進士高第，立朝剛正，蘇軾稱其書法為宋朝第一，其詩近歐陽修、梅堯臣，文氣純剛，歐陽修贊其文“清遒粹美”，我們當然樂以四家之“蔡”歸屬于他；米芾居于其間，名列第三，亦絕非獨以書名，書法家之外，他也是鑒藏家、畫家、詩人?？傊?，四家符號基本一樣，生活年代接近，都生活在宋代最為繁盛的北宋中后期，堪稱宋代最為杰出的文人士大夫書法家。蘇軾曾云：“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言雖坦率，實為至理之言。不獨蘇軾學識、見解很深，心、目、手俱高，整個“宋四家”皆然。

當今對“書法家”的稱號仍然沒有讓人信服的定義，學界甚至對書法學科的屬性與范疇也還沒有較為一致的認識，有的將它置于藝術、美術領域，有的將它納入文化、國學視域?，F(xiàn)實狀況是當今稍能書者，多不通詩文，甚至不明文理、文義，不知所書內容為何及為何要書，不通文字學，但或自詡，或人謂，亦皆冠以“書法家”名號。因此，我們若了解“宋四家”所取得的多方面的學養(yǎng)以及這些學養(yǎng)對他們書法成就的作用與影響，或許可以為我們定義和認識“書法家”提供一個極好的參照。書法雖僅為藝文之一小端，但以小視大，可以觀照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學識修養(yǎng)、精神層面乃至整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社會風氣。在宋代尤其如此。

“宋四家”中，米芾是唯一未參加科舉考試、未得進士出身者，他雖亦擅詩文、繪畫、鑒藏等，但相較其他三家，米芾更主要以書法得名，或認為他是更為專業(yè)、純粹的書法家。我們以他為研究對象，對書法本身或許有更為清晰的認識。

米芾生前、身后皆不孤寂，不但歷代家承、私淑其書法的人很多，研究者亦眾，研究的成果亦頗豐。概而言之，關于米芾的研究，古以南宋及明代為盛，現(xiàn)今則以最近三十年為著。對米芾書作的摹勒方面，早在南宋初期，高宗曾命米芾之子米友仁搜集米芾的墨跡，并刊刻《紹興米帖》頒賜臣僚。至寧宗時期，權臣韓侂胄摹勒《群玉堂帖》(原名《閱古堂帖》)，第八卷為米芾書法作品，故宮現(xiàn)藏拓本兩冊，存米芾書十五帖，筆畫精良。南宋咸淳四年(1168)無為通判曹之格摹勒《寶晉齋法帖》十卷，第九、第十卷收有米芾帖二十二件及臨帖八件。南宋紹圣年間(1228—1232)岳珂刻《英光堂帖》，拓本第三卷現(xiàn)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此外尚有第四卷殘卷存北京故宮博物院。上述之外，還有米芾曾孫米巨摹刻《松桂堂帖》卷數(shù)不詳，僅殘存一冊，現(xiàn)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內有米芾題刻拓本八件。

對米芾文集的輯佚方面，米芾之孫米憲曾收集米芾遺文編為《寶晉山林集拾遺》，之后，岳珂等又重輯為《寶晉英光集》。關于米芾的傳記方面，宋代程俱《北山小集》、王稱《東都事略》、佚名《宣和書譜》、莊綽《雞肋編》、鄧椿《畫繼》及元代脫脫《宋史》等皆載有米芾傳記資料。到了明代，張丑《清河書畫舫》《真跡日錄》對米芾書文作品有大量記載評贊；匯集米芾奇聞軼事者則有范明泰《米襄陽外紀》、郭化《蘇米譚史》、毛晉《蘇米志林》等，已收入續(xù)修《四庫全書》中。清代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記載米芾詩文書作較多，而翁方綱編撰的《米海岳年譜》則開了米芾生平考證的先河。

近代以來，對米芾的研究專著、論文已是較多。較早的有孫祖白著《米芾米友仁》一書，該書初版于1962年，雖只有五萬字，但對米芾父子生平、書畫、詩文、思想、地位及影響等均有簡略而全面的介紹，翻開了米芾研究新的一頁。近三十年來則以曹寶麟先生對米芾的研究成就最為突出，他作的關于米芾及其書法的十馀篇論文收集在其《抱甕集》里，其中有涉及米芾生平事略交游的考論，也有對其流傳書法作品的考辨，皆很有見地。其他研究米芾及其書法較有學術價值的論文有徐邦達先生的《故宮博物院藏米芾重要墨跡考》、羅紹文《米芾為西域人后裔考》、鄭珉中《米芾的書法藝術》等，皆較早且較有影響。陶文鵬先生的《米芾山水詩論》則是較早揭示米芾文學魅力的論文，開啟了米芾文學研究的新路。收集米芾書作較為全面的著作主要有兩部：其一為劉正成總主編、曹寶麟分卷主編的《中國書法全集》第三十七、三十八卷；其二為王連起、薛永年主編的《米芾書法全集》，是迄今為止收集米芾書作最多的著作。對米芾史料匯集較全面的則有水賁佑《米芾書法史料集》。此外關于米芾的研究專著、論文尚有很多，茲不一一詳述。

通觀古今關于米芾的研究已然涉及米芾的家世、生平、書法、繪畫、理論、鑒藏等方面，總體看來，已是有專有博、面廣點多。但仔細咀讀，認真分析，其中不少結論尚可商榷，尚存在不少研究的空白領域，整體建構尚待完善，整體研究存在專題開掘不深、觀點缺乏新意、體系有欠周匝等情況。就“專”的一面來說，尚欠深入。如對其家世研究而言：他究竟為西域人、還是奚族、抑或楚裔？他為何舍奚裔而稱楚裔？其前代世系除前人言其五世祖米信外還有哪些重要線索？其家世代與宋廷有何關系？其出生地與成長地在哪里？他與黨爭及科舉有哪些復雜情結？這些問題皆是以往鉆研不充分之處。就“博”而言，對身處宋代，作為復合型文人的米芾乃至“宋四家”來說，其全面才學后世鮮有人及，但對他們的治學范圍還是應盡量全面了解。而現(xiàn)今普遍存在研究分工過細、稍欠博洽融通的情況，能畫者多已不擅書法，遑論文史。故以往對米芾的研究點雖多但很散亂，不夠系統(tǒng)，甚或各研究點之間的結論相互矛盾，聚合不成完善之整體。如對米芾詩文多避而不談，最多只作生平履歷或鑒藏交往之證據(jù)，對其文集流傳散佚、文作真?zhèn)?、文學特點與成就等鮮見觀照。所以就整體而言，以往對米芾的研究所產生的著作雖多但并未展現(xiàn)一個完整的米芾形象。

本書以完整建構米芾學術為宗旨，努力溝通文史與書畫藝術之間的聯(lián)系，對米芾及其著作進行綜合性與關聯(lián)性研究，力求在精專與博洽方面再作探索。主要有下列三點設想：(一)試圖在研究中對此前相關米芾研究的成果有一個整合、歸納與空白領域的填補，使之架構完整；(二)打通文史藝界限，研究探索復合型文人所取得的各領域成就之間的系統(tǒng)聯(lián)系與整體性，在文化視域下探討他的典型性意義；(三)對當今書法學科建設與書法研究、教育、學習及創(chuàng)作實踐提供借鑒、予以啟迪。本書分家世、文學、書畫、學術著作四部分，各部分多在古今研究闕如處著筆，進一步補充完善之；前人雖曾點到而未明晰處，再進一步發(fā)揮之；前賢精彩論見可資本文建構者，則徑直引用或略作整合容納，并予標注之。

本書行文邏輯與架構大略是：

一，關于米芾身世?！爸苏撌馈保苌钊?，須有扎實文獻作支撐。本書利用現(xiàn)代文獻檢索的強大功能與便利舉措，盡可能擴大文獻搜索范圍，發(fā)掘為人忽視的材料。如以往論其家世多據(jù)米芾墓志銘、《宋史》本傳及關于其五世祖米信的傳記等，未見更多拓展。本人新搜得歐陽修《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志銘》一文與宋上官融《友會談叢》關于米信二子之記載，尋找關聯(lián)線索，因考見米信之父兄及其子侄、孫女等人生境況，循此研究，揭開米芾諱言家世及他與宋廷復雜糾葛之一端。對米芾生平履歷，前哲時賢多有發(fā)明，本書更作深考，以諸譜表為據(jù)，參以己得，闕漏未詳處補足之，存疑乏據(jù)處析斷之，齟齬失實處訂正之。經(jīng)多方比勘，訂正訛誤，擇善而從，對其生平履歷攢考補敘，漸趨完善。而后論其與所處之世，結合時代、社會特征，以科舉與黨爭為切入點?？婆e與黨爭是宋代政治與社會文化方面的主要時代特色，與士大夫關系最為密切，米芾的生平、性格、思想皆與之密切相關。弄清米芾身世，對于理解米芾文風、書風的形成及理論思想等皆有幫助。

二，關于米芾的文學。此部分研究米芾前言較少涉及。本文先考辨米芾文集的流傳情況，對其原編、散佚、重輯，及由此帶來的文作誤收、漏收、存疑等情況詳作考訂，再將其文學分為詩、詞、賦、散文諸類，研究各類作品的風格特色、所反映的思想內容及時代背景等，最后論其文學在歷代的地位與影響。米芾文學也是其書法作品的主要內容，其書法章法格式皆隨文變幻，而其學術著作的風格基調亦是其文風的反映。

三，關于米芾書畫。此為時下研究較為注重的部分，著論頗多，多集中在對其字形結構的歸類研究及對其具體各件作品之考證、賞析上，對傳習米字、了解作品內容背景等多有幫助，但在整體研究與理論總結層面尚嫌不足。本文利用現(xiàn)代豐富的出版?zhèn)髅胶拖冗M的鑒別手段，參諸論著，對米芾傳世作品盡可能做出更為詳盡的敘錄與綜鑒。然后將米書納入宋代書法文化背景中，考察它與“尚意”書風之關系，及米芾的書學之路。再追尋米芾習書軌跡，系統(tǒng)論述其執(zhí)筆、取法、臨摹、集古字、筆法、結字、章法、風格、內容、缺點、地位、影響與學習米書的方式等，希在前賢著論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開掘并系統(tǒng)地總結米芾書學之整體奧義，揭示他對當今書法發(fā)展的示范價值與啟迪意義。關于米芾畫，先考鑒歷代對米畫的著錄與存在問題，循此論述米芾繪畫題材、師承、技法風格與成因、實際成就、地位等，對時下關于他臨摹畫是否達到亂真水平及是否開創(chuàng)“米點山水”等亦略陳己見。米芾書法作品是其文風的表現(xiàn)形式，其書畫實踐又是其理論的發(fā)端和檢驗的依據(jù)。

四，關于米芾學術著作。本部分著重探索米芾相關書畫的理論，著意建構米氏學術體系。主要對其著作中涉及書、畫、硯的理論批評、敘錄、鑒藏、辨?zhèn)?、賞析及相關用印、裝裱、材料等方面逐一展開考鑒述評。從細讀原著、?？闭碛嘘P資料著手，再充分吸收新近關于其書畫鑒藏方面的研究成果，將之納入整個學術體系的建構中深入考察、獨立思辨，對其學術著作涉及范圍、規(guī)模及完善狀況作出評鑒。米芾學術著作涵蓋了書畫相關的領域，主要是對他所見書畫的敘錄與鑒藏及對書畫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提煉與理論總結，與其書畫創(chuàng)作存在較大關聯(lián)，體現(xiàn)了文學與藝術、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對當代的文藝理論與創(chuàng)作很有啟迪意義。

米芾作為兼通博洽的士大夫文人之一，其學術也是一個有機聯(lián)系的整體：其文學作品乃至涉及書畫見解的題跋多數(shù)是以書法形式流傳，后世多據(jù)此輯佚成集；其書畫題跋與理論著作中也體現(xiàn)了其文學風格；其書畫、文學、理論著作等又是其生平、個性、思想的不同形式的展現(xiàn)；而其平生際遇及個性思想等又與其獨特的家世及所處的時代風氣與社會風尚密切相關，故上述各部分可聚合成米芾研究的整體。筆者努力溝通文史與書畫之間的聯(lián)系，全面、綜合研究一位大家的學術體系，首先是受傳統(tǒng)學術研究講求廣博融通的啟示，其次也是對當今學術研究分工過細的反思，再則希望對當今從事文史、書畫的學習研究與創(chuàng)作實踐者有所助益，有所啟迪。

1. 詳見本書第一章第三節(jié)相關論述。
2. 見文彥博對神宗云：“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薄菜巍忱顮c：《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第5370頁，中華書局，2004年。
3. 〔宋〕朱熹：《楚辭后語》卷六“蘇軾《服胡麻賦》題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 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載《王國維遺書》，第五冊第70頁，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
5. 陳寅?。骸多噺V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7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
6. 鄧廣銘：《宋代文化的高度發(fā)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載《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第162頁，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
7. 〔宋〕歐陽修：《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載《歐陽修全集》，李逸安點校，第522頁，中華書局，2001年。
8. 關于“宋四家”的“蔡”有指蔡襄、蔡京二說，因蔡京聲名不佳，現(xiàn)多說指蔡襄。
9. 〔宋〕李昭玘：《樂靜集》卷九“跋東坡真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
11. 文物出版社，2006年。
12. 載《書法叢刊》第十五輯，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 載《歷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92—95頁。
14. 載《書法叢刊》第十五輯，文物出版社，1988年。
15. 載陶文鵬：《唐宋詩美學與藝術論》，第223—229頁，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
16. 榮寶齋出版社，1992年。
17. 王連起、薛永年主編：《米芾書法全集·綜攬》，第318頁，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18. 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