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藍《蜀地筆記》的常數(shù)與變數(shù)

梁昭

2016年夏天，在四川省圖書館報告廳參加蔣藍的新書《豹典》分享會，聽他滔滔不絕地展開關于中西動物詩學的比較論述，頓感耳目一新。除了佩服他的口才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從他的演講中感到這是一位兼具學養(yǎng)和反思意識的作家。

之后的一年來，我陸陸續(xù)續(xù)地幾乎把蔣藍的作品讀了個遍。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讀完《一個晚清提督的蹤跡史》最后一頁的那個冬日傍晚。那時我獨自在家，從書上抬起頭，走到陽臺，看到天色已擦黑，心間浮起如同微茫的天光一樣不可名狀的恍惚之感?！佰欅E史”利用殘缺不全的史料書寫了一部雄心勃勃的地方史，展示了由不辭辛勞的調(diào)研、細致入微的考辨和幽玄鋒銳的筆法構建而成的令人目眩的歷史斷面。蔣藍縱橫捭闔、古今關聯(lián)的敘述方式，讓一個個被掩藏的歷史蹤跡得到清晰的呈現(xiàn)，同時由于這種呈現(xiàn)延展出無限繁復的細節(jié)、疊巒迷障一樣的隱喻，所以仿佛又延伸出新的待解碼的蹤跡……這樣的作品能極大地調(diào)動起讀者的智力參與，讓你對現(xiàn)實的根基重新發(fā)問。

蔣藍早年寫詩，近二十年專攻散文以及“非虛構寫作”。我比較喜歡從“非虛構”的角度去看待他的作品，不是因為這個詞時髦，也不僅是因為他自己也認同這個概念并闡釋了“非虛構”的“五大特征”，而是因為這個詞契合他寫作的特點：秉持現(xiàn)代價值立場構造語詞秩序來燭照現(xiàn)實。以否定式來構詞的“非虛構”表達了“虛構性”和“并非虛構”的相反相成。在蔣藍這里，介入重大現(xiàn)實和營造文學幻象奇妙地結合在一起，生動地證明并充實了“非虛構”的漢語意涵。從這個角度上看，他的全部作品仿佛一個察看、探究萬物與眾生的系統(tǒng)工程，每一部作品如同“縱目”之光打開的鉆石切面一樣，折射了整體的光芒。

《蜀地筆記》是一部表述四川古今文化的非虛構散文的結集，與他另一部《成都筆記》構成姊妹篇。標題有意沿襲前人，含蓄而有古意?！獡?jù)蔣藍考察，當代尚未有人使用這個具有突出標記性的短語來作為書名?！肮P記”指的是活躍在漢語傳統(tǒng)的一類實用性文體。據(jù)考，其名始于六朝，其作為獨立之文體則興于宋，是文人在“正統(tǒng)文章”之外，用以記錄野史稗聞、學術雜考、日常隨感的閑散“小”文。這類文體在古代是與“正經(jīng)”“正統(tǒng)”“正史”一類公共寫作相對的“私人寫作”，雖為知識階層的日常閱讀對象，卻因其隨意性、繁雜性而長期被視為邊緣文體。不過，由于現(xiàn)代社會對市民社會的重視和對個人價值的強調(diào)，反映了個人經(jīng)驗和多元價值觀的筆記體獲得了正當性，成為現(xiàn)代散文寫作的主要形式。在我看來，宋人的隨筆雜記表現(xiàn)出來的廣博學識和游戲精神，與蔣藍的氣質(zhì)和志趣十分相符。作為一名對漢語寫作的歷史傳統(tǒng)情有獨鐘的作家，蔣藍寫下大量談風俗、記風物、談詩論藝的“筆記體”，體現(xiàn)出如宋人一般將“文以載道”和“以文為戲”相協(xié)調(diào)的文化態(tài)度。到目前為止，他直接用“筆記”命名的作品就有三部：《極端動物筆記》《極端植物筆記》《極端人物筆記》。另有一部榮獲成都文學院優(yōu)秀作品特等獎的《豹典》，雖用代表公文體制和法則的“典”來命名，其中的文章也是長短不一的筆記體。這些文集各有一個寬泛的主題，文章的組合卻是去中心的。具體行文由諸多知識和掌故構成，以詩性聯(lián)想織成串線，讀起來趣味橫生。

就《蜀地筆記》而言，“筆記”與“蜀地”相連，還昭示了一個地方性的書寫傳統(tǒng)。在中國，大一統(tǒng)格局與地方意識很早就辯證地統(tǒng)一在文化觀念里。所謂“地方”以及“蜀地”之“地”，固有“一方水土”之地理范圍之意，也有相對于“中央”的“四方”之意。各地的文化多樣性歷來受到權力中心的關注?！抖Y記·王制篇》闡述了自然地理的差異對各地文化的影響；《史記》的“列傳”承續(xù)《禮記·王制篇》以方位視角來區(qū)分各地人群文化的地方觀，形塑了漢代及其后的一整套史家的地方書寫傳統(tǒng)。就地方的角度而言，中國現(xiàn)存第一部、體例最完整的《華陽國志》，恰為記敘以巴蜀為中心的西南地區(qū)的歷史文化的方志。其中除了關注西南與中央王朝的關系以外，尤可注意者是還記載了許多官方史書闕如的地方傳說。之后，自宋、元、明、清至民國，四川的方志數(shù)量在全國名列前茅。其他關于蜀地的詩文篇章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如此數(shù)量眾多的地方書寫，有力地促進了近代以來蜀人的文化自覺，也形塑了外人和蜀人對于“蜀地”的認知觀念。

這樣看來，“蜀地”既是一個客觀的地理區(qū)域，又是由歷代書寫形塑的表述單位。蔣藍的《蜀地筆記》參與了這一書寫傳統(tǒng)。在第一篇可視為全書總綱的《歷史譜系中的“巴蜀定律”》一文的第一段，蔣藍寫道：“在國人印象中，巴蜀人多地少，環(huán)境擠壓出來的精明和強悍，促使巴與蜀成為‘最自以為是’和‘最擅長單打獨斗’的代表；自然地理的特殊封閉，又使群山環(huán)抱的蜀地與黃河文化隔山而立，且巴地又與婉約的江南文化隔江而望，三足鼎立的巴蜀文化格局在先秦時代即已形成。”這里總結的“巴蜀特性”是不是客觀事實呢？蔣藍用一個短語“在國人印象中”輕輕一提，點明這種“事實”乃是來自普遍的、同時也略顯刻板化的共識觀念。他承認這種事實有一定依據(jù)，但又強調(diào)歷史有一定的“變數(shù)和常數(shù)”。接下來，他講述了三個“成王敗寇”的典故和一個政權強制修正風俗的故事，隱喻關于歷史的規(guī)律在于人心。緊接著是一大段洋洋灑灑的“蔣藍式”論述：

“我心中的‘巴蜀定律’，意味著巴與蜀是歷史性的、有關聯(lián)的、有問題的、具有風格化矛盾的一個有機整體。地緣文化的轉(zhuǎn)向從來不會從主流主義的角度，被刻意解釋為對一個新的文化體系的驚人發(fā)現(xiàn)，而至多是被當事人看作是反映一種根本的價值沖突和與社會經(jīng)驗對立的問題系統(tǒng)，它是某種涌動的、堅實的、未被制式化的活力。”

這段議論例證了何為富有思想性的“非虛構寫作”。《蜀地筆記》不是一個蜀人對本地文化之光輝燦爛的證明，也不是細枝末節(jié)的修補，毋寧說，它把看似具有連續(xù)性的“蜀地”視為一個假說，一個待商榷的問題，把前人和他者的言說變?yōu)樘接懙目臻g，用自己的觀察和書寫去挑戰(zhàn)主流的觀點，以此對有代表性的地方象征進行解碼和再次編碼。“自適其適”的“筆記”在這里被發(fā)揚成為具有獨立批判性的寫作立場。

《蜀地筆記》凡五十篇，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蜀梼杌外傳”大致可視為歷史記錄、歷史補遺。“梼杌”據(jù)傳為古代“囂兇之惡”，另一說為伐木留下的纏繞年輪的樹樁；原為楚國史書名，后有四川新津人唐英擬為書名《蜀梼杌》，比喻為可以警戒后人的歷史。蔣藍選擇這個冷僻的詞語作為編名，顯示了他偏好的另類史觀。本編文章涉及自然地理（武擔山、巴蜀江河）、地標景觀（都江堰）、人工器物（李冰石像、漢碑、雕版印刷的經(jīng)文）等，均與古史相關。中編“蜀軫流轉(zhuǎn)”由二十六篇風物考辨的文章組成，寫的是蜀地傳說中或現(xiàn)實里的動物或植物?！笆褫F”是蜀琴的另一種說法，顯然蔣藍用代表蜀地文化的器物之一——古琴來比喻四川的風物。下編“蜀中廣記別裁”沿用明代地志《蜀中廣記》的名稱，“別裁”表明作者新的調(diào)查和寫作。這部分涉及四川的文化遺產(chǎn)（龔扇、蜀繡）、名勝古跡（飛仙閣、科甲巷、峨眉山、自貢的燊海井、淮鹽巷、鹽分巷、薛濤墓地、五峰山、陳子昂墓園）和神話傳說（鹽水女神）。與上編的篇章相比，這部分的歷史書寫，更多地來自作者自身的采訪、調(diào)查和經(jīng)歷。

在我看來，蔣藍的寫作堪稱文學人類學式的書寫。“文學人類學”是近三十年來由國內(nèi)一批兼具文學背景和人類學知識背景的學者倡導的新興研究方法和寫作方式。在方法上，它主張采用人類學的田野調(diào)查法來研究文化行為和文化符號；在材料運用上，文學人類學學者將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jù)法”發(fā)展至“四重證據(jù)法”——利用文字（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口傳、出土器物及圖像來研究上古文明，探究華夏文明的起源問題。

具有博雅治學志趣的蔣藍的書寫模式與文學人類學的研究有異趣同旨之妙。他常年奔走于山河大地，用“文學田野調(diào)查”的方式來觀風察俗、辨名析物。他在折疊了歷史蹤跡的田野現(xiàn)場耐心發(fā)掘，體察萬物，將史籍里明示的和隱蔽的部分都復原為鮮活的見證，更用從未被展示過的地方性知識來填補人們認知中的空白。例如在四川瓦屋山求證神獸甪端、食鹽獸（牛羚），在峨眉山種植桂樹，觀察髭蟾、峨眉猴、雪精石、雪蠶、枯葉蝶……從數(shù)不勝數(shù)的地方“冷僻知識”中可見蔣藍閱讀的蹤跡，更可見其行走和思考的蹤跡。他將有字之書和無言的大地放在一起閱讀，獲取了新鮮的、永不衰竭的知識動力。他的奔走、他的在場，更使得客觀、冷靜的知識生動起來，與感性的現(xiàn)實交織成為相互指涉的語義之網(wǎng)。

蔣藍在寫作中常常窮盡書寫對象的各種材料類型，表現(xiàn)出高明的材料駕馭能力與窮究事理的熱情。在一篇文章里，古今中外的史書材料、詩文的引用自不必說，其他如文學人類學學者倡導的民間口頭敘事、考古出土的化石和器物、圖片（史籍中流傳的和自己拍攝的）等也大量出現(xiàn)。如《蜀地筆記》里探討古史的“上編”，每一篇章都運用了兩種或三種以上類型的材料。他試圖憑借大象的化石、出土的古文字、李冰石像、漢碑等器物，去敘述一個與中原華夏文明既有糾葛、又相對獨立的“古蜀文明”——一個“逸出黃河文明一塊‘想象’的飛地”（《想象之象——古蜀與大象》）。

值得注意的是，學術性的探究在蔣藍這里非但沒有減損文學性，反而生長出一種獨特的根植于綿密事理之上的磅礴詩意。最為典型的莫過于《成都武擔山石頭記》一文。這篇文章引用古人和今人（包括“洋人”）的史記和見聞，考辨古蜀開明王設立的武擔山及山上的石鏡傳說。然而在考證過程中，他不斷拋出對材料的分析、聯(lián)想，從該傳說系列引申出關于權力、愛情、死亡與永生的討論。在這里，蔣藍讓“歷史”承擔了文學的功能：傳說或真假難辨，但與武擔山相關石頭、石鏡在漢語書寫傳統(tǒng)中真實地延續(xù)這一“事實”，傳達著人們的某種永恒的和危險的渴望。所以蔣藍的詩性是這樣出場的：讓歷史敘事各就各位之后，他的隱喻和象征從罅隙噴涌而出，從而又引震了更多的幽暗深淵。

寫到這里，我想到，對于一個富有創(chuàng)造力和自省意識的作家而言，用任何一種“傳統(tǒng)”去理解他都是不全面的。固然我們可以把《蜀地筆記》《成都筆記》等文體放在地方書寫、文人筆記等歷史中去解讀，但這并不代表著蔣藍的作品僅僅是傳統(tǒng)書寫的沿襲。實際上，面對他的作品，我常常想起的，是西方中世紀那種將科學與玄學合二為一的思維方式。理性和想象都是有限的人生把握無限的憑借，兩者的交織足以展示一種精微的、純粹的、令人心旌神搖的新圖景。這樣的文字把時間變成了樂器，一切在歷史中流淌的都奏出了令人驚嘆的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