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無悔》序

記者這個行當并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只是到了近代，出現(xiàn)了報紙和雜志，記者才能出現(xiàn)。

我沒有讀過《新聞學概論》一類的書籍，不知道怎樣給“記者”下定義。查一查詞典，上面寫的是“通訊社、報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采訪新聞和寫通訊報道的專職人員”。我個人覺得，這樣寫未免有點太實了，我想把它抽象化一點，寫得虛一點。我認為，記者的服務對象是政府官員和社會上各行各業(yè)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他們的作用是傳遞信息，增強人們間，特別是政府與人民間的相互了解，以便向著一個目標共同前進。政府的職責是為人民服務，官員們制定對內(nèi)、對外的政策，這些政策不一定都立即為人民所理解。這里就需要記者的中介，他們應該比一般老百姓站得高，看得遠，他們要啟迪群眾，教育群眾。這樣一來，記者的重要作用，就昭然若揭了。

在中國古代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籠罩下，最高統(tǒng)治者所施行的政策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只能“由之”，而不能“知之”?？磥砝习傩找矝]有“知”的愿望，他們只是“順帝之，只要能活下去，就心滿意足了?；实劾蠣斪右苍O有充當花瓶的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史官們記的言和事，大概都是報喜不報憂。換句話說，就是只講謊言，不講實話，否則腦袋就會不穩(wěn)。我在上面說的”花瓶”不是給老百姓看的，他們沒有這個資格，意想中的觀者上有天老爺，皇帝的老子，下有后世的子孫萬代。在普遍說謊的情況下，倘有一個說了點實話，他就會立即成為名人，先秦時代晉國的董狐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名垂青史，一直到現(xiàn)在，還常有人提到他。董狐當然不是記者，但在某一點上，他有與記者共同之處。

到了近代，中國也有了報紙，因而也有了記者。同社會上其他職業(yè)階層一樣，新聞記者也不會是一模一樣的，而是五花八門的。如果拿說真話和說假話來作一個標準來區(qū)分記者的話，我覺得約略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敢說切中要害的真話的記者，這是極少數(shù)；第二類，真話假話都說的記者，真話假話都由于認識的水平而決定，真話也都是不痛不癢的，這是大多數(shù)；第三類，只說假話的記者，這也是極少數(shù)。第一類會冒極大的風險，甚至能丟掉性命。民國初期的邵飄萍和林白水是典型的例證。新中國成立后五十年代反右時期，有幾位知名的記者被劃為右派，又是一些例證。第二類，特別是第三類，比較安全。然而他們對人民有什么用處呢？他們能教育人民、啟迪人民嗎？

我在上面說了很多真話和假話。作者在《自序》中也提到了他的老師喬冠華教導他：不說假話。我覺得，在這里，必須對真話和假話做一個比較明確的但仍然難免籠統(tǒng)的界定。顧名思義，真話或者實話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話，反之就是假話。看起來十分簡單明了，但是實際上卻并非如此，實際情況的真相并不是容易求索的。只能根據(jù)自己求索的水平來講話，這就算是真話了。這里面還有一個個人認識水平和覺悟水平的問題。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五十年代后期浮夸風吹滿神州大地的時候，有人說，一畝地可以產(chǎn)萬斤糧食。這當然不是實際情況，但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畝產(chǎn)量扶搖直上。報紙和記者也不甘落后，大肆報道。別人信不信，我不知道。我這個人不是什么天才，也決不是傻瓜。我當時相信不疑。如果我是一個記者，根據(jù)我的理解水平，我會如實地報道。我自信說的是真話。但是，這種真話符合實際情況嗎？可是在我主觀想法上，它決不是假話。這樣一來，真話和假話拿什么標準來界定呢？

我在上面僅僅舉了一個事例，在現(xiàn)實生活中，這樣的例子還可舉出很多來。我只好請求讀者舉一隅而以三隅反了。

真話和假話的標準對一個記者來說是如此地重要，而真話和假話的區(qū)分有時又會如此地難，這就對記者提出了極高的要求。記者們必須具有極高的睿智，極強的辨識能力，只有這樣才能明辨是非。他們還必須具有極大的勇氣，只有這樣才敢于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具有了這兩個條件，下筆必有新意，才能有所依附，一支帶情的筆才能真正發(fā)揮作用，說真話和說假話，心里才會有了底兒。我們過去和現(xiàn)在所需要的這樣的記者，未來所需要的仍然會是這樣的記者。這樣的記者是我們?nèi)嗣袢罕娭胁豢苫蛉钡娜宋?。他們是真正的記者。真正的記者有福了?/p>

張顏兄裒其舊作文為一集，名之曰《記者無悔》，索序于我。我對于記者這一行當所知不多，這真給我出了難題，言之無物，卻之不恭。謹搜索枯腸，寫成了上面這一些話。這簡直等于班門弄斧，圣人門前賣字。尚望張顏兄有以教我。

2001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