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引言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是享譽世界、舉世公認的杰出劇作家。他所創(chuàng)作的戲劇情節(jié)生動豐富，語言精煉優(yōu)美，堪稱世界文學中的奇葩，代表著人類戲劇藝術的頂峰。數(shù)百年來，莎士比亞戲?。ㄒ韵潞喎Q“莎劇”）被翻譯成各種文字，其中亦有不少名作被改編搬上舞臺和銀屏，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傳播。國內外關于莎劇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其中有眾多精彩篇章，亦不乏真知灼見。自從我國引介莎劇以來，針對莎劇漢譯及其譯本的研究也得以開展并不斷深入，產出了十分豐碩的成果，業(yè)已成為莎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

然而，就莎劇漢譯研究整體而言，其廣度和深度仍較為有限?，F(xiàn)階段莎劇漢譯研究多局限于具體一字、一詞、一句的翻譯討論，或從語言的某一個層面提出批評或商榷，而就句法和語篇層面的研究成果比較少見；局限于針對個別譯本開展批評或某一戲劇的三五個譯本之間的比較，缺乏對莎劇漢譯語言特征的整體把握；研究方法上多為定性研究，部分研究充滿主觀臆斷，理論意識相對缺乏，而在理論層面上深入探討譯本特征的研究較少，與此相關的定量研究則更是十分少見。這與莎劇漢譯本在中國文學乃至文化發(fā)展歷程中的重要地位十分不相稱。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莎劇劇本多，內容博大精深，莎劇漢譯研究費時費力。因此，建設莎士比亞戲劇英漢平行語料庫，開展基于語料庫的莎劇漢譯研究十分重要。研究人員可以充分利用語料庫儲存數(shù)據(jù)大、計算機運行速度快、能夠準確分析大量數(shù)據(jù)的優(yōu)勢，系統(tǒng)、全面地對多個莎劇漢譯本進行比較分析，數(shù)據(jù)分析和理論闡釋相結合，以期獲得客觀可信的研究結果，從而推動莎劇漢譯的深入研究。

1.2 莎士比亞與莎士比亞戲劇

1.2.1 莎士比亞簡介

莎士比亞生于1564年，卒于1616年，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戲劇家和詩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文學的集大成者。他出生于英格蘭中部斯特拉福鎮(zhèn)（Stratford-upon-Avon）的一個商人家庭，少年時代曾在當?shù)匚姆▽W校接受基礎教育，掌握了基本的寫作技巧和較為豐富的知識。此外，他還學習了拉丁文，并接觸過古羅馬劇作家的作品。在其幼年時，一些著名劇團常到其家鄉(xiāng)巡回演出，這也培養(yǎng)了他對戲劇的愛好。

1585年前后，他離開家鄉(xiāng)只身前往倫敦。起先在劇院打雜，后來逐漸客串一些角色，進而改編和編寫劇本。莎士比亞廣泛接觸社會，常常隨劇團出入宮廷或來到鄉(xiāng)間。這些經(jīng)歷拓展了他的生活視野，為其日后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源泉。他一生共創(chuàng)作37部戲劇作品（如加上與弗萊徹合寫的《兩位貴親》則是38部），代表作有《哈姆雷特》（The Tragedy of Hamlet，Prince of Denmark）、《奧賽羅》（The Tragedy of Othello）、《李爾王》（The Tragedy of King Lear）、《麥克白》（The Tragedy of Macbeth）和《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等悲劇作品；《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等喜劇作品；以及《理查三世》（King Richard the Third）和《亨利五世》（The Life of Henry the Fifth）等。

1.2.2 莎劇及其版本

莎士比亞的戲劇廣泛借鑒古代戲劇、英國中世紀戲劇以及歐洲新興的文化藝術，并深入觀察現(xiàn)實生活人情，探索人物內心奧秘，塑造了眾多性格不同、形象真實生動的典型人物。這些戲劇充分反映了當時社會現(xiàn)實，描繪了五光十色的社會生活圖景，從富麗堂皇的宮殿樓宇，到蒼涼的荒野墓地，從皇族和達官顯貴到社會下層黎民百姓。這些圖景的描寫悲喜交融，富于詩意和想象，體現(xiàn)人生哲理和批判精神，宣揚了新興資產階級的人文主義思想和人性論觀點?？傮w而言，莎士比亞的戲劇情節(jié)跌宕起伏，鋪陳巧妙，能深刻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矛盾，凸顯人物性格的發(fā)展歷程。而且，莎士比亞堪稱語言天才，其戲劇語言精彩而富有變化，典雅與粗俗共現(xiàn)，幽默與諷刺同存，時而急促、時而悠緩。莎士比亞擅長使用各種修辭手段，刻畫出不同的人物性格，描寫了人物在不同時期的細膩感情，傳達了豐富的思想意義。其劇本主要用詩體呈現(xiàn)，可謂詩與散文的巧妙結合。

按照時代、思想和藝術風格的發(fā)展，莎士比亞的戲劇創(chuàng)作通常被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

早期即1590——1599年。該時期英國王權地位鞏固，經(jīng)濟繁榮，國力增強。當時，英國擊敗了世界霸主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國際地位得到顯著提高。在這一時代背景下，莎士比亞對生活充滿樂觀主義情緒，深信人文主義思想終可實現(xiàn)。該時期所創(chuàng)作的歷史劇和喜劇都表現(xiàn)出積極、樂觀的藝術風格。他創(chuàng)作的歷史劇，如《理查三世》（1592（注：本書所列莎劇出版年月參考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引進出版的Jonathan Bate&Eric Rasmussen主編的莎士比亞全集（William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或1594）、《亨利五世》（1599）等，譴責暴君，歌頌開明君主，支持上層開展社會改革，表現(xiàn)了人文主義的反暴政和封建割據(jù)的開明政治理想。喜劇如《仲夏夜之夢》（1595-96）、《皆大歡喜》（1599）等，則以愛情、友誼、婚姻為主題，通過描寫青年男女沖破重重封建阻攔，爭取自由幸福的婚姻愛情，表現(xiàn)了歌頌自由愛情和反封建禁欲束縛的人文主義主張。

中期即1600——1607年間。該時期英國社會矛盾加劇，政治經(jīng)濟形勢日益緊張，新興政治勢力反對王權，源自社會底層的反抗此起彼伏。在這種情況下，莎士比亞深感人文主義理想與社會現(xiàn)實的矛盾難以調和，開始對時代和人生進行深入思考，其創(chuàng)作整體格調也由明快、樂觀變得悲情抑郁，劇本所傳達的重點也轉向揭露和批判社會的種種罪惡和黑暗，其思想深度和現(xiàn)實主義傾向顯著增強。四大悲劇《哈姆雷特》（1600-01）、《奧賽羅》（1604）、《李爾王》（1605-06）、《麥克白》（1606）均在這一時期完成，塑造了一批典型的悲劇人物。他們努力沖破封建束縛，期冀發(fā)展和完善自我，但終因時代和自身的局限，最后均以犧牲或失敗告終。這一時期就連一些喜劇如《一報還一報》（1604）、《終成眷屬》（1605）等也著重以愛情和陰謀并作，充分展示爾虞我詐、背信棄義的人性陰暗面。

晚期即1608——1612年。這一時期英國王權更加腐敗墮落，社會矛盾更加尖銳。莎士比亞深感人文主義的理想在現(xiàn)實社會中無法實現(xiàn)，其戲劇創(chuàng)作由悲劇轉向浪漫主義傳奇劇，從揭露批判現(xiàn)實社會和人性的陰暗轉向書寫虛擬空幻的世界。這一時期的作品主題貫穿著寬恕、容忍、妥協(xié)、和解的精神，缺少早期戲劇中的積極樂觀，也沒有中期的悲情抑郁，而是充滿濃郁的浪漫情調和美麗的神話般幻想，期冀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來平復理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例如，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暴風雨》（1611）描寫了米蘭公爵用魔法把謀權篡位的弟弟安東尼奧等所乘的船攝到荒島，并寬恕了他，其弟也交還了王位。其他劇作如《辛白林》（1609）和《冬天的故事》（1611）等，也在這一時期。

莎劇版本眾多，關于莎劇版本問題也一直是莎劇研究中的熱點。莎士比亞在其有生之年已聲名鵲起，其生前曾出現(xiàn)過18種劇本的四開本，多供演員背臺詞使用。《李爾王》保存下來最早的四開本版本印行于1608年，然而這些版本質量良莠不齊，飽受詬病。1623年，莎士比亞生前兩位摯友同時也是莎劇演員的約翰·赫明斯（John Hemmings）和亨利·康德爾（Henry Condell）正式編輯出版了《莎士比亞戲劇全集》（原名《威廉·莎士比亞先生的喜劇、歷史劇和悲劇》）（Mr．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es，Histories，&Tragedies），即后世稱作的“第一對開本”，收入戲劇36本（其中20本戲劇系首次出版），一直被認為是莎士比亞著作的權威版。它與后來出現(xiàn)的第二對折本（1632）、第三對折本（1663）和第四對折本（1685）共同組成了莎劇的四大對折本。

此后幾百年間，莎劇經(jīng)由不同人員進行取精融匯式的集校，編注出版了多種不同文體、不同劇本書目的版本。受到人們推崇的版本主要有牛津版（1743/1892/1966/1988）、撒繆爾·約翰遜版（1765）、里德版（1803）、河畔版（1974）以及阿登系列版本（1899/1958/1995）等等。其中，牛津版版本未經(jīng)刪節(jié)，最能反映莎劇原貌，是公認?？睖蚀_的版本，且行銷廣泛，較為大眾所接受。我國知名莎劇翻譯家朱生豪和梁實秋的譯本都是以牛津版為底本翻譯而來的。

1.2.3 莎劇翻譯概覽

自莎劇傳入中國以來，對莎劇的翻譯就不斷進行，期間出現(xiàn)了許多杰出的莎劇翻譯家和莎劇中文譯本。

依照時間順序，莎劇的翻譯出版大體可以分為4個時期：

1）莎劇譯介初始時期（1903——1920）

這一時期，莎劇作品主要以文言文翻譯為主，且多數(shù)翻譯因其底本緣由，并未出現(xiàn)戲劇形式的莎劇譯本，但莎劇戲劇情節(jié)開始在中國流傳。莎劇作品的譯介起始于對英國散文家查理士·蘭姆（Charles Lamb）與其姐姐瑪麗·蘭姆（Mary Lamb）所著《莎士比亞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的翻譯。該作品于1903年由上海達文社以文言文語體翻譯出版，名為《澥外奇譚》，但未出現(xiàn)譯者署名。1904年，林紓和魏易也以文言文翻譯了該作品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fā)行，題為《英國詩人吟邊燕語》。林紓的譯作文字優(yōu)美，語言流暢，在中國國內廣泛流行。民國初年文明戲（中國早期話?。┒啻窝莩隽松瘎　＿@些上演的戲劇都是經(jīng)由《吟邊燕語》故事改編而成，對莎士比亞在中國的傳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因而，《吟邊燕語》在中國莎士比亞接受史上受到了很高的評價。此后，林紓還與陳家麟合作翻譯了莎士比亞的一些歷史劇，這是我國首次出現(xiàn)的莎士比亞戲劇的小說版本（注：譯自奎勒-庫奇（A．T．Quiller-Couch）的《莎士比亞歷史劇故事集》（Historical Tailers from Shakespeare），底本本身即為小說。）。

1911年包天笑據(jù)林譯莎劇故事《肉券》改編的《女律師》（四幕?。?，刊于《女學生》雜志第2期，1911年由上海城東女學編印。這是中國最早的莎劇改編本。1914年，美國傳教士亮樂月（Laura M．White）所翻譯的《剜肉記》（The Merchant of Venice），自1914年9月起連載于《女鐸》報，1915年11月刊完。該譯本被認為是莎劇的第一個漢譯全本。

2）莎劇譯介的發(fā)展時期（1921——1936）

1921年，田漢翻譯的《哈孟雷特》第一幕第一、二、三場發(fā)表在《少年中國》雜志第2卷第12期上，其全譯本1922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這是我國學者首次完成莎劇漢譯全本，也開創(chuàng)了以白話文翻譯莎劇的先河。

在這一時期，約有20人翻譯莎士比亞的戲劇12部，其中較為有名的有張采真譯的《如愿》（1927）、朱維基譯作詩體的《烏瑟羅》（1929）、戴望舒翻譯的《麥克白》（1930）、顧仲彝翻譯的《威尼斯商人》（1930）、徐志摩翻譯的《羅米歐與朱麗葉》（1934）等。與此同時，莎劇全集翻譯也提上日程。1930年底，胡適曾提議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并計劃組織莎譯委員會，可惜的是由于多種原因計劃破產。1931年，曹未風也計劃并開始著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也終未功成付梓。

3）莎劇譯介的繁榮時期（1936——1967）

這一時期莎劇翻譯名家輩出，出現(xiàn)了一大批莎劇譯本，且莎劇全集譯本得以出版，莎劇翻譯取得了重大進展。梁實秋自1936年發(fā)表了他第一部莎劇譯作《哈姆萊特》起，開始了長達30余年的莎劇翻譯生涯。自1936年之后，梁實秋陸續(xù)完成了包括37部戲劇在內的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翻譯文本以散文形式為主，于1967年以《莎士比亞全集》為題由臺灣遠東圖書公司出版。梁實秋是我國唯一一位獨立完成全部莎劇翻譯的譯者。曹未風翻譯了11部莎士比亞劇本，并以《莎士比亞全集》為題于1942——1944年間出版。而在此期間，朱生豪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翻譯了莎劇31部，是當時翻譯莎士比亞戲劇最多的譯者，其翻譯文體以散文形式為主，廣受好評。1947年，上海世界書局以《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為題（共3輯）出版了朱生豪所譯的27部莎劇，這是我國莎劇譯史上第一部冠名“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譯本。1954年，北京作家出版社以《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為題，分12冊出版了朱生豪所譯的全部31部莎劇。1958和196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再版過兩次。1957年，臺灣大學教授虞爾昌翻譯了莎士比亞歷史劇10部，與朱生豪所譯27部莎劇合輯，以《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為題由臺北世界書局出版發(fā)行，署名朱生豪、虞爾昌合譯，這是我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漢譯莎劇全集。

在這一時期，其他莎劇詩體譯本也相繼出版，如1944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印發(fā)的曹禺詩體譯作《柔蜜歐與幽麗葉》、194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發(fā)行的孫大雨詩體譯作《黎琊王》（The Tragedy of King Lear）、1953年平明出版社刊發(fā)的方平詩體譯作《捕風捉影》（Much Ado About Nothing）、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發(fā)行的卞之琳詩體譯作《哈姆雷特》都堪稱詩體翻譯莎劇的典范。

4）莎劇譯介的再度發(fā)展時期（1978——）

改革開放以來，文化市場的繁榮再次促進了莎劇翻譯的發(fā)展。首先，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刊發(fā)了1964年校對增補翻譯的《莎士比亞著作全集》，包括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戲劇集》和方平譯《亨利五世》、章益譯《亨利六世》、楊周翰譯《亨利八世》，成為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部所有莎劇的全譯本。198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刊發(fā)了卞之琳翻譯的《莎士比亞悲劇四種》。1995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孫大雨莎劇譯作《莎士比亞四大悲劇》。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由方平主持翻譯的《新莎士比亞全集》，其中37部莎劇翻譯以詩體形式翻譯，是截至目前我國最新的全部莎劇漢譯版本。

1.3 莎劇翻譯研究：現(xiàn)狀與前景

自20世紀初以來，莎劇的多個中文譯本先后問世，相關莎劇翻譯研究得以開展并取得了豐碩成果。眾所周知，莎劇博大精深，翻譯難度相當大，對莎劇翻譯研究路徑紛繁眾多。本節(jié)將結合典型研究案例（注：本節(jié)所指典型案例是指具有代表性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核心期刊與一般期刊刊發(fā)論文若屬同一主題，則選核心期刊刊發(fā)論文；優(yōu)秀博士論文與優(yōu)秀碩士論文若屬同一主題，則選優(yōu)秀博士論文。），以莎劇譯介學研究、莎劇翻譯的語言學視角研究、莎劇翻譯的文化視角研究、基于語料庫的莎劇漢譯語言特征、莎劇譯者翻譯共性、莎劇譯者翻譯風格為主題，分層次對莎劇翻譯現(xiàn)狀進行述評，梳理歸納莎劇翻譯的研究特點，并指出現(xiàn)有莎劇翻譯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以及未來莎劇翻譯研究的前景。

1.3.1 莎劇的譯介學研究

譯介學是指“以文學譯介為基本研究對象，由此展開文學傳播、接受、影響等方面的研究”（查明建，2005），其研究關注點在于“兩個語際轉換過程中表現(xiàn)出來的兩種文化和文學的交流，它們的相互理解和交融，相互誤解和排斥，以及相互誤釋而導致的文化扭曲與變形”（謝天振，2007）。譯介學有其自身的學科歸屬和研究任務，不能納入翻譯的文化研究范疇。（查明建，2005）依據(jù)以上對譯介學的界定，具體到莎劇譯介學研究，我們主要是指對莎劇在中國的傳播、接受以及莎劇漢譯本對中國文學和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

1.3.1.1 莎劇在我國的傳播與接受

莎劇在我國傳播過程中，對以何種文體翻譯莎劇問題歷來爭議不斷（注：這種爭論可從胡適寫與梁實秋的信中得以佐證。“最重要的是決定用何種文體翻譯莎翁。我主張先由一多、志摩試譯韻文體，另由你和通伯試譯散文體。試驗之后，我們才可以決定，或決定全用散文，或決定用兩種文體。”（參見梁實秋．關于莎士比亞的翻譯［A］．見梁實秋主編．莎士比亞誕辰四百周年紀念集［C］．臺北：“國立”編譯館，1966：562．）），從最初的文言文體到白話文散文體的廣泛采用再到后來對白話文詩體的追捧，相關譯者、學者仍各執(zhí)一詞，意見不一。藍仁哲（2003）曾宣稱“用散文體譯莎劇存在固有的缺陷”，認為散文體翻譯莎劇“是無法完整傳達出莎劇的精神風貌和藝術魅力的”。而近年來有學者對以詩體形式翻譯莎劇提出質疑，并從文體審美比較出發(fā)，高度評價了散文體莎劇翻譯，指出一些詩體形式的莎劇譯文“或徒有詩形，而無詩意，或有詩意，卻無詩骸”（悉永吉，2007：537），而且“我國莎劇譯者往往以詩體譯出相高，實托一時風會所趨?！保ㄏび兰?007：552）。李偉民（2009）也表示朱生豪散文體莎劇漢譯“具有不是詩詞，但在詩意的表達上，勝似詩劇的特點”。而針對莎劇漢語譯介中的文體爭論，劉云雁（2011）則采取了調查問卷形式，考察了受眾對莎劇不同文體譯本的態(tài)度，結果顯示朱生豪譯文被接受的程度超過曹禺和卞之琳的譯文，但有部分曹禺譯文更受歡迎。因此，她主張莎劇漢譯“不應該糾結于是否詩體，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否仍然還是戲劇，是否具有足夠的對話性和舞臺性”。

莎劇在我國得以接受并非一帆風順，從最初的明顯排斥到逐步擴展影響，再到廣泛接受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王心潔和王瓊（2006）以莎劇翻譯為主線，梳理了莎劇在我國的接受歷程。該文認為莎劇在1949年前的譯介及其接受經(jīng)歷了“百轉千回的艱辛歷程和轉型：從小說到戲劇，從文言文到白話文，從書面體到舞臺詞；從對莎劇的陌生甚至排斥到對莎劇的熱愛和廣泛接受，從零星片段的莎劇評論到莎劇漢譯全集的出版發(fā)行，從傳統(tǒng)介質的莎劇譯介到基于數(shù)字媒體的改編及推廣”。在這一過程中，對莎劇舞臺改編改譯、莎劇及其譯作評論、以及影視媒體改編對莎劇在我國的接受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遺憾的是該文并沒有就莎劇接受的更深層次動因作出合理解釋。李偉昉（2011）提出近現(xiàn)代中國接受莎士比亞的傾向包括社會政治訴求層面的接受與學術學理探究層面的接受。居于主導地位的社會政治訴求層面的接受，使莎士比亞的現(xiàn)實主義價值和意義發(fā)揮得淋漓盡致，而學術學理探究層面的莎士比亞研究則顯得比較薄弱。該文還提出變異現(xiàn)象是文化過濾的共同規(guī)律，與本土傳統(tǒng)文化、社會歷史、現(xiàn)實語境、接受者的文化心理結構等因素密不可分。這種變異規(guī)律對莎劇接受過程中的改編改譯現(xiàn)象做出了很好的解釋。

不難發(fā)現(xiàn)，莎劇漢譯傳播研究逐步跳出文體孰優(yōu)孰劣的爭論，開始更多關注譯者及其譯本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以一種更加開放的態(tài)度看待莎劇在漢語言文化中的傳播。而對莎劇的接受研究能夠使我們對莎劇的價值和意義有了更為深刻、多元的認識，然而基于學術學理探究層面的莎士比亞戲劇接受研究仍比較薄弱。

1.3.1.2 莎劇譯本對漢語言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

目前，多數(shù)學者都認為莎劇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對漢語語言文化傳統(tǒng)產生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對我國戲劇發(fā)展以及戲劇家創(chuàng)作的影響。

葉莊新（2007b）論述了莎劇對推動中國現(xiàn)代戲劇觀念形成與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特殊意義，同時考察了中國現(xiàn)代戲劇家借鑒、融合莎劇的特點、成就與藝術經(jīng)驗，較為客觀地評價了莎劇在中國現(xiàn)代戲劇產生、發(fā)展、并逐步走向成熟過程中所發(fā)揮的歷史作用。徐群暉（2011）也表示莎劇從中國現(xiàn)代戲劇萌芽期開始，就對中國現(xiàn)代戲劇藝術審美形態(tài)的發(fā)展和成熟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并認為莎劇對于中國現(xiàn)代戲劇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對曹禺、田漢、郭沫若等戲劇大師的顯性影響或隱性影響實現(xiàn)的。除了相關莎劇對我國戲劇創(chuàng)作影響的研究外，也有專門針對莎劇對我國作家創(chuàng)作影響的研究。唐麗（2010）立足于莎劇和廢名小說文本，論證了莎劇對廢名小說創(chuàng)作及其藝術風格形成的影響。

不過，其他學者則對莎劇在中國特別是在話劇創(chuàng)作方面產生影響持有異議。洪忠煌（2009）認為中國話劇主流，包括早期話?。ㄎ拿鲬颍┮约艾F(xiàn)代話劇的主要創(chuàng)作者田漢、郭沫若和曹禺等，從來沒有接受莎士比亞的影響，而對中國話劇創(chuàng)作產生重大影響的是諸如易卜生、奧尼爾等歐美現(xiàn)代劇作家。他還從中西藝術觀、戲劇觀、價值觀層面上的差異論述了中國話劇主流未受莎士比亞影響的原因。

通過細致研讀，我們可以看出這些爭議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目前莎劇漢譯影響研究仍局限于主觀臆斷，停留于淺層論述，缺乏科學系統(tǒng)的研究機制和深入細致的學理探討。在這一點上，值得借鑒翻譯對漢語語言影響研究（朱一凡，2009）。應當指出，當前莎劇影響研究內容還不夠全面，而針對莎劇對我國地方戲劇劇種發(fā)展影響的相關研究更是有限。盡管莎劇譯介學研究仍存在許多薄弱之處，甚至研究空白，但不可否認，莎劇漢譯譯介學研究取得了較大成就，產生了不少優(yōu)秀成果。這些成果使得莎劇在漢語文化背景下的傳播與接受及其相互影響更為凸顯，為莎劇漢譯研究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礎。

1.3.2 莎劇漢譯的語言學視角研究

除了傳統(tǒng)的詞匯學、語義學、語用學、句法學研究視角外，以系統(tǒng)功能語法和認知語言學等為理論基礎的莎劇漢譯研究也相繼開展。莎劇漢譯研究因而獲得新的廣度和深度，其研究內容涉及莎劇中的語詞、語句、獨白、典故、修辭格、意象、稱謂語、話語標記、雙關語、顏色詞等等。可以說，莎劇漢譯的語言學視角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

李虹（2005）從順應論視角比較分析了《李爾王》的林紓譯本、朱生豪譯本（以下簡稱朱譯本）和方平譯本（以下簡稱方譯本）在語言、語域、禁忌語、修辭手法翻譯、翻譯方法的選擇以及腳注處理等方面的差異，并采用動態(tài)順應論論述了這些差異產生的動因。該文認為譯者會依據(jù)不同社會文化背景而采取不同的翻譯共性，所以莎劇翻譯是一個不斷順應的過程，新的譯本不斷產生，并不存在永恒的定本。遺憾的是該文并沒有就莎劇順應翻譯提供具體闡釋方案。劉翼斌（2011）以認知語言學框架下的概念整合理論和原型范疇觀為基礎，采用語料庫研究方法對《哈姆雷特》源語文本、朱譯本和梁實秋譯本（以下簡稱梁譯本）中的概念隱喻進行了窮盡性檢索，并以“悲”、“仇”、“喜”、“玄”主題下的概念隱喻進行了認知解讀，力圖找到譯者翻譯過程中的認知理據(jù)和心理機制。關聯(lián)理論作為認知語用學的核心基礎，在翻譯學界產生較大影響。劉映希（2012）以關聯(lián)理論為基礎，以《哈姆雷特》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比、評析朱譯本、梁譯本、方譯本和卞之琳譯本中的優(yōu)劣與得失，對劇中人物的認知語境、話語關聯(lián)以及譯本讀者的認知語境進行分析，從而重構源語文本與目的語文本之間的最佳關聯(lián)，以達到準確理解和翻譯《哈姆雷特》的目的。

不過，目前此類研究大多只是探索莎劇某一語言層面的翻譯，或者莎劇幾個譯本對某一語言現(xiàn)象翻譯處理的策略與方法，進而指出不同譯者之間的差異，甚或推測具體譯者或譯作更佳或更貼切。只有部分研究真正把握莎劇語言特征，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如何翻譯莎劇中的某一具體語言現(xiàn)象，甚或推出戲劇翻譯中該類現(xiàn)象翻譯處理的規(guī)律。

1.3.3 莎劇漢譯的文化視角研究

近幾年來，有關莎劇漢譯的文化視角研究呈現(xiàn)迅速增長之勢。莎劇翻譯研究不再過多地注意純粹的語言轉換，而是更多地關注翻譯過程中諸多權力的制衡，譯文文本的譯介過程以及譯文文本本身對譯入語的語言、文學、文化環(huán)境造成的影響等問題。

許由太（2010）通過對比莎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朱譯本與方譯本，討論了不同歷史時期意識形態(tài)、詩學傳統(tǒng)以及贊助人對譯者和譯作的影響，進而揭示譯者翻譯動機和對文本進行改寫的機制。該文認為莎劇譯本的不同恰恰表明不同歷史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詩學傳統(tǒng)和贊助人對譯本的不同期待。雖然操縱學派夸大了文本外部因素的制約和操控，甚至淡化文本內在因素對譯本的影響，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操縱學派視角擴大了莎劇翻譯的研究視野，使得一些翻譯變體如改譯、譯者創(chuàng)造性翻譯等得到關注。

張秀鳳（2012）基于翻譯目的論，對比分析了莎劇《溫莎的風流娘兒們》梁譯本、朱譯本和方譯本對習語的翻譯處理差異。作者認為由于3位譯者翻譯莎劇的目的各不相同，在對習語翻譯處理時所采用的翻譯共性也各有側重。張文有力地回答了目前認為目的論不足以解釋譯者選用語詞或句式的原因等微觀層面的觀點。盡管目前針對翻譯目的論的批評不斷出現(xiàn)，目的論對莎劇漢譯研究的重要意義不容忽視。應當指出，目的論強調譯者和譯文為研究焦點，認為翻譯并非完全取決于原文，同時也取決于翻譯目的，從而使翻譯的功能特征、對翻譯決策的闡釋以及譯者倫理職責得到學界的關注，從而拓展了莎劇漢譯的研究領域。

近年來關于莎劇漢譯的翻譯規(guī)范研究也逐步開展，鄭成利（2009）以莎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朱譯本為個案研究對象，從Toury翻譯規(guī)范理論框架出發(fā)，分別論述了初級規(guī)范、元規(guī)范和操作規(guī)范對譯者譯作的制約，包括譯者對翻譯作品的選擇、譯前決定采取的宏觀翻譯共性、具體翻譯過程中采用的翻譯技巧等?？梢哉f翻譯規(guī)范概念的提出徹底賦予了譯本在翻譯研究中的優(yōu)先地位，也凸顯了譯者在翻譯規(guī)范制約下進行翻譯抉擇的主體地位。然而，目前莎劇漢譯規(guī)范的研究仍不多見，而且翻譯規(guī)范概念假定“翻譯研究的主要分析對象并非是個別譯文，而是一個連貫的翻譯文本庫”（Baker，1993：240），這就要求“在研究翻譯規(guī)范時，尤其是要想了解某一時期的翻譯規(guī)范時，唯有通過對翻譯活動的各個階段進行客觀的描寫，從大量語料中總結出這個時期占據(jù)主導地位的翻譯規(guī)范”（胡開寶，2011：132）。因此基于大規(guī)模語料庫的莎劇漢譯規(guī)范研究亟待開展。

1.3.4 莎劇譯者研究

眾所周知，譯者參與翻譯整個過程，其重要地位不容忽視。近年來，對莎劇譯者及其相關研究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并逐步發(fā)展成為莎劇翻譯研究的重要領域。

1.3.4.1 莎劇譯者翻譯共性研究

國內外對于翻譯共性的定義存在不同界定。張美芳（2004）把直譯法、意譯法、語義翻譯法與交際翻譯法、異化翻譯法、歸化翻譯法等都類歸為翻譯共性，我們采用這種翻譯共性定義。目前莎劇譯者翻譯共性的討論較多，可以說是莎劇譯者研究相對比較成熟的領域。

李燕（2008）以《羅密歐與朱麗葉》朱譯本和梁譯本為個案，比較了兩位譯者在稱謂、典故、雙關語、猥褻語及素體詩方面所采用的翻譯共性差異，認為朱生豪和梁實秋采取不同翻譯共性在于他們的翻譯目的、翻譯贊助人以及他們生活的社會文化背景存在差異。陳玲（2008）把翻譯共性劃分為不同的歸化和異化等級，并以此為基礎比較了朱生豪和梁實秋31部莎劇譯本中的160個獨特文化隱喻表達的翻譯共性。研究結果表明：兩版本在翻譯共性上有較大差異，在文化態(tài)度上也不盡相同。該文指出翻譯共性的選擇雖然受諸多因素的制約，但是具有多變性和隨機性。胡世榮（2007）嘗試運用語料庫研究方法對《哈姆雷特》和《奧賽羅》朱譯本和梁譯本進行定量和定性研究，分析兩位譯者翻譯文化限定詞、“that”引導從句和被動語態(tài)的策略與方法，觀察朱生豪和梁實秋在歸化和異化翻譯共性運用上所表現(xiàn)出的不同傾向。該文應用平行語料庫對莎劇譯者翻譯共性進行了探索研究，為譯者翻譯共性研究提供了嶄新的維度和研究方法。

此外，朱濤、張德讓（2009）通過對梁實秋莎劇翻譯的語言文體選擇、戲劇文本需要和譯者文化傾向等方面探討梁譯莎劇的充分性，認為梁實秋翻譯共性與譯者的翻譯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黃澤英（2008）從讀者接受理論視角探討讀者在譯者翻譯共性選擇中的介入作用。郭瑞潔（2010）從改寫理論出發(fā)探究詩學和意識形態(tài)如何影響翻譯過程，進而使得朱生豪運用雅化翻譯共性。總之，這些研究都大大豐富了莎劇譯者的翻譯共性研究，推動莎劇譯者翻譯共性研究不斷向前拓展。

1.3.4.2 莎劇譯者翻譯風格研究

譯者一直被標簽為作者和原作的附屬，長期被排除在譯學研究視野之外。隨著譯學研究的文化轉向，譯者地位逐漸被凸顯，譯者風格也就逐漸進入譯學研究范圍之內。

龍佳紅（2003）以《威尼斯商人》為個案，從闡釋學的前理解概念和語言差異兩個方面對朱生豪翻譯風格進行了探究。該文以深厚的闡釋學學識論證了莎劇漢譯中譯者風格的存在，同時還對譯者風格不同類型進行了界定。高亞歐（2011）則在莎劇譯者風格研究的方法改進上做了有益的嘗試。該文采用語料庫研究方法，考察了《哈姆雷特》朱譯本、梁譯本、卞之琳譯本在詞匯和句法特征上的差異，并對3位譯者在語言運用上表現(xiàn)出來的差異進行定量統(tǒng)計分析。結果顯示：在詞匯層面，卞之琳用詞最為豐富，梁實秋次之，朱生豪用詞最為單一；在句子層面，朱譯平均句長值最大，卞譯次之，梁譯最小；卞之琳盡量避免使用翻譯體語言，口語化傾向更為明顯，而朱譯本和梁譯本中則有大量的歐化句式，而這顯然與我們通常了解的朱生豪翻譯風格大有不同。

然而，這些研究僅僅基于個別譯本的分析推斷譯者翻譯風格，這在數(shù)理統(tǒng)計和邏輯論證上都存在風險，值得莎劇譯者風格研究者引起格外注意。然而，這也表明基于莎劇全集譯本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有待開展。

1.3.5 基于語料庫的莎劇翻譯研究

近20年來，基于語料庫的翻譯學研究異軍突起，漸已成為翻譯學中的重要研究范式。在此背景下，基于語料庫的莎劇翻譯研究備受關注，并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

自2005年起，胡開寶教授團隊開始建設莎士比亞戲劇英漢平行語料庫，并基于此開展了一系列相關研究，出版、發(fā)表了系列相關研究專著和論文（胡開寶、朱一凡，2008；胡開寶，2009a；胡開寶，2009b）。胡開寶（2009a）介紹了莎士比亞戲劇英漢平行語料庫的建設及其在莎劇漢譯研究中的具體應用。該語料庫收入了莎劇原著及其朱譯本、梁譯本和方譯本，以及漢語原創(chuàng)戲劇，實現(xiàn)了一個原著與三個譯本之間的句級對齊。在詳細介紹該語料庫創(chuàng)建流程的基礎上，胡開寶介紹了基于該語料庫的莎劇漢譯語言特征研究，指出未來基于該語料庫的莎劇翻譯研究大有可為。莎劇平行語料庫的建設是開展莎劇漢譯研究的物質基礎，但莎士比亞戲劇英漢平行語料庫的創(chuàng)建較為復雜，不僅要耗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技術層面亦具有較大難度。還有一些學者通過自建莎劇及其漢譯小型語料庫對莎劇漢譯語言特征開展了相關研究。任曉霏、朱建定、馮慶華（2011）基于自建莎劇《請君入甕》英漢語料庫的對英若誠譯本、朱譯本和梁譯本在詞頻、平均句長方面的差異進行比較分析，探討了中國語言文化語境下翻譯戲劇上口性的典型特征及其特殊功能。然而，如上所述，僅僅以個別譯本進而推斷不同譯者翻譯語言之間的差異，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和客觀性有待商榷。有鑒于此，基于莎劇全集譯本語料庫的莎劇翻譯研究有待進一步開展。

總體而言，目前基于語料庫的莎劇漢譯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莎士比亞戲劇英漢平行語料庫的應用研究尚有待進一步拓展和深化”（胡開寶，2009a）。

1.3.6 莎劇翻譯研究的特點

不可置疑，我國莎劇翻譯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在理論搭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主要呈現(xiàn)如下特點：

第一，逐步由規(guī)定性研究到描寫性研究過渡，不再簡單地從劇本中提取片段加以評述，并對某個譯本質量的高低做出評判。誠如侯雁林、羅植和馮文坤（2009）所言，“潛心翻譯莎劇的學者都付出了相當?shù)臅r間和精力，其對譯文預期效果的期待是因時因地而不同的，簡單地以優(yōu)劣來批評未免有失偏頗?！?/p>

第二，理論意識不斷增強，翻譯研究涉及的領域更廣。隨著翻譯學學科的確立，受翻譯研究的大背景影響，對莎劇翻譯的研究逐步由翻譯的技術層面轉移到理論評析層面，開展對譯本生成前因后果式的理論探究。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翻譯理論基本上都被運用于莎劇翻譯的探討，特別是闡釋學、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翻譯文化轉向之后產生的眾多翻譯流派或理論分支。而所針對的研究對象也涉及雙關語、稱謂語、話語標記、隱喻等語言的多個層面，并逐步拓展至莎劇漢譯語言特征、翻譯規(guī)范、譯者風格、莎劇莎劇漢譯中的人際意義體現(xiàn)等較新的研究課題。

第三，翻譯研究視角由內部轉向外部，再過渡到內外結合。翻譯研究出現(xiàn)了“文化轉向”，莎劇漢譯研究不再拘泥于傳統(tǒng)的對等、忠實、形式與內容、直譯與意譯等文藝學或語言學研究范式的課題，其研究視角轉向外部因素，探討翻譯過程、翻譯產品的外部諸如意識形態(tài)等影響因素。而語料庫翻譯學的異軍突起，促使莎劇漢譯研究再次貼近譯文文本，但同時仍舊關注致使翻譯文本生成的外部動因，實現(xiàn)了翻譯研究的多維探討。

第四，研究方法的更新突破，特別是基于語料庫的莎劇漢譯語言特征研究，給莎劇漢譯的定量分析研究帶來了強勢增長趨勢，也促使莎劇漢譯研究更加科學、客觀。語料庫研究方法基于大規(guī)模語料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很大程度上剔除了個人主觀判斷，增強了研究結論的效度和信度，其支持重復性驗證研究也更為科學研究所推崇。

1.3.7 莎劇翻譯研究現(xiàn)存的不足及前景

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莎劇翻譯研究還存在某些薄弱環(huán)節(jié)，甚至研究空白?；谏鲜鲅芯康姆治?，本節(jié)指出莎劇翻譯研究所存在的缺陷以及仍有待進一步拓展的研究切入點。

第一，莎劇翻譯相關領域的研究有待拓展和深入。在拓展新問題研究方面，有關我國傳統(tǒng)劇種對莎劇的改譯和改編研究仍是莎劇漢譯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而針對改譯改編莎劇的譯者翻譯共性研究更是少見。另一方面，現(xiàn)有研究中的老問題有待繼續(xù)探討，如為什么目前對朱生豪及梁實秋的翻譯研究仍然占大多數(shù)，而針對詩譯莎劇研究并不多見？相關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探討孰優(yōu)孰劣，需要開展散文體莎劇翻譯及詩體莎劇翻譯的語言特征及其譯介對比的描述性和實證性研究。

第二，莎劇漢譯研究主題區(qū)分不夠均衡。首先，大多數(shù)研究集中在對莎劇譯者翻譯共性和翻譯技巧的探討，針對莎劇漢譯語言特征、翻譯規(guī)范及譯者風格的研究較少。其次，針對莎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萊特》、《李爾王》、《威尼斯商人》、《麥克白》等名本的翻譯研究較多，其他作品的研究以及關于劇作藝術結構的研究較少。

第三，理論貢獻深度不夠，缺乏新意。其一，大多莎劇翻譯研究者仍只是就莎作翻譯中的一字、一詞、一句的翻譯進行討論，或從語言的某一個層面提出批評或商榷。很明顯，從譯本語言文字中找出一些批評例證相當容易，但論述整部莎劇或莎劇整體翻譯語言特點、翻譯規(guī)范、譯者風格則相對較難。這方面的研究相對薄弱，尚沒有形成一定氣候。其二、雖然部分莎劇漢譯研究者也從哲學、語言學、文化學、文學等角度探討個別莎劇或莎劇譯者語言特征，但基于前沿理論如模因論、評價理論等探討莎劇翻譯的研究少之又少，甚至還存在不少研究空白。其三，部分研究在套用西方翻譯理論時，對其相關概念并沒有深入把握，只是簡單地按照個人理解進行闡釋。因此，有必要厘清一些翻譯術語的概念和界限，不要顧此而言他。

第四，基于語料庫的莎劇翻譯研究大有可為。莎劇博大精深，有關其翻譯的研究話題眾多并不斷有新的突破，而平行語料庫的優(yōu)勢能夠更客觀、更科學地開展莎劇漢譯語言特征研究，這種定量統(tǒng)計分析和定性動因分析研究方法結合的前景極其廣闊，必然有利于莎劇翻譯的進一步拓展。

基于以上分析評述，不難看出基于語料庫的莎劇翻譯研究不僅可以彌補傳統(tǒng)莎劇翻譯研究主觀上的臆斷和偏頗，而且在莎劇整體特征的研究方面保證了數(shù)理統(tǒng)計和邏輯論證上的可靠性，能夠增強研究結論的效度和信度，也使得此類相關研究更有意義。

1.4 本書的研究內容、研究意義和研究方法

1.4.1 本書的主要研究內容

本書作為基于語料庫的莎劇漢譯研究，具體包括如下內容：

1）基于莎劇漢譯文本的翻譯共性實證研究

本書以有關詞匯和語句結構為檢索項，分析這些詞匯或語句結構在莎劇梁譯本、朱譯本和方譯本中的翻譯處理及其出現(xiàn)頻率，并與漢語原創(chuàng)戲劇文本進行對照，通過語際和語內比較兩種途徑對顯化、隱化、簡化、規(guī)范化和等翻譯共性進行實證研究，并嘗試提出強化和弱化等新的翻譯共性假設。我們認為具體翻譯共性的顯著程度受制于源語和目的語語言文化間的差異、源語文本的文體種類和譯者翻譯共性的運用等。因此，翻譯共性研究應從具體語言對，文體類型和譯者主體性等角度進行。

2）莎劇漢譯語言特性和動因研究

我們對莎劇梁譯本、朱譯本和方譯本中虛化動詞、“把”字句、“被”字句、“得”字句、“使”字句、語氣詞“吧”、AABB式疊詞等語言結構以及問號的出現(xiàn)頻率和具體分布進行量化分析，并與這些結構在漢語戲劇原創(chuàng)文本中的使用頻率進行比較，對照分析英語原文，從認知、語用和翻譯共性等角度分析這些結構運用的內在動因。我們認為翻譯語言是特殊的中介語。翻譯語言特性反映了源語和目的語之間的差異，體現(xiàn)了譯者所作的選擇和妥協(xié)。研究翻譯語言特性及其動因，可以獲得關于翻譯過程本質屬性、譯者文體偏好和翻譯共性運用的正確認識，可以深化語言接觸和語言對比領域的研究。該領域的研究是跨學科譯學研究的立足點和根本所在。

3）莎劇漢譯本中人際意義的再現(xiàn)與構建研究

我們以體現(xiàn)人際意義的情態(tài)助動詞“can”、評價性形容詞“good”、英語稱謂名詞“l(fā)ord”和英語詞匯“l(fā)ove”等為檢索項，對這些詞匯在莎劇梁譯本、朱譯本和方譯本中的翻譯處理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分析這些詞匯的漢譯及其動因，以期揭示莎劇漢譯本中人際意義再現(xiàn)與構建的方法。長期以來，翻譯學研究基本集中于概念意義和語篇意義的再現(xiàn)，很少有人基于漢譯文本的比較分析深度研究人際意義的再現(xiàn)。與概念意義和語篇意義相比，人際意義在翻譯文本中的再現(xiàn)要復雜得多。人際意義再現(xiàn)的研究可以將莎劇漢譯的研究提升至新的高度。

4）莎劇漢譯策略與方法研究

莎劇內容精深，語言獨到，漢譯的難度相當大。研究莎劇漢譯策略和方法不僅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能夠對文學翻譯尤其是戲劇翻譯提供有效的指導，而且也具有很強的理論價值。開展莎劇漢譯策略與方法的研究，可以使我們深入了解譯者的主體性、翻譯規(guī)范以及社會文化規(guī)范與翻譯之間的互動關系。為此，我們以反映英語語言文化特色的詞匯或句式的漢譯為研究對象，如性禁忌語、顏色詞、話語標記“well”、宗教詞匯和“which”引導的定語從句等，比較分析莎劇梁譯本、朱譯本和方譯本在翻譯這些詞匯或句式結構所運用的翻譯共性和方法的異同及其內在成因。

1.4.2 本書的研究意義

本書基于已建成的莎士比亞戲劇英漢平行語料庫，對莎劇漢譯本展開系統(tǒng)研究，其研究意義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方面：

1）開展基于語料庫的莎劇漢譯研究，推動語料庫翻譯學的發(fā)展

近年來，語料庫技術開始應用于國內外譯學研究領域，但國內該領域的原創(chuàng)性研究成果比較少。本書基于莎士比亞戲劇英漢平行語料庫，開展莎劇漢譯本中翻譯共性、莎劇漢譯語言特征、莎劇人際意義的再現(xiàn)與建構，以及莎劇漢譯策略和技巧等相關課題的研究，為其他英漢平行語料庫的建設與應用提供借鑒，從而推動語料庫翻譯學的發(fā)展。

2）開展翻譯共性的實證研究，促進翻譯共性研究的發(fā)展

自Mona Baker提出翻譯共性或普遍性的假設以來，國內外譯學界開始運用平行語料庫和可比語料庫驗證翻譯共性的存在。目前，關于翻譯共性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Klaudy，2004；Olohan&Baker，2000；柯飛，2003；胡開寶、朱一凡，2008；胡顯耀，2011；王克非，胡顯耀，2010），然而這些研究成果僅僅局限于顯化這一翻譯共性的論證，關于隱化、簡化和規(guī)范化等翻譯共性的研究成果寥寥無幾，而且國內外學界很少有人提出新的翻譯共性假設。本書基于莎劇漢譯本與英語原文、不同莎劇漢譯本以及莎劇漢譯本與原創(chuàng)漢語戲劇之間的比較分析，對顯化、隱化、簡化和規(guī)范化等翻譯共性進行實證研究，并試圖提出強化與弱化等新的翻譯共性假設。

3）系統(tǒng)研究莎劇漢譯文本語言特征、人際意義的再現(xiàn)與建構以及莎劇漢譯策略與技巧的研究，深化莎劇漢譯的研究

本書依據(jù)語用學、認知語言學和功能語言學等相關原理，研究莎劇漢譯文本語言特征及其動因、莎劇漢譯文本中人際意義的再現(xiàn)與建構，以及莎劇漢譯策略與技巧。本書的研究內容既涵蓋典型漢語詞匯或語句結構在莎劇漢譯本中應用的特征及其內在動因，又涉及莎劇的漢譯本如何再現(xiàn)與建構英語原文詞句所承載的人際意義。前者不僅深化我們對于翻譯本質和戲劇翻譯特性等問題的認識，而且揭示對莎劇漢譯施加影響的社會文化因素以及不同莎劇漢譯本翻譯風格的差異。后者分析英語特有詞匯或語句結構如話語標記“well”、“which”引導定語從句等的漢譯策略和方法，揭示英語顏色詞、性禁忌語和宗教詞匯所承載文化信息如何在漢譯本中成功移植。毋庸諱言，以上課題的研究將有力推動莎劇漢譯的研究。

1.4.3 本書的研究方法

本項目研究屬于描寫性譯學視域下的基于語料庫的翻譯研究，主要采用語料庫研究方法，對莎劇漢譯進行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綜合分析。

描寫性譯學研究突破了傳統(tǒng)譯學研究過分關注原文與譯文對應關系的局限，側重于對現(xiàn)實存在的翻譯成品進行客觀描寫，結合時代背景、意識形態(tài)、文學文化傳統(tǒng)等影響翻譯文本生成因素的分析，建立解釋和預測譯本形成的規(guī)則。描寫性譯學研究為基于語料庫的翻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也為語料庫翻譯學所涉及的動因研究進行定性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語料庫研究方法應用于翻譯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對大量翻譯語料進行觀察和分析，并利用語料庫軟件提取相關數(shù)據(jù)，并進行定量統(tǒng)計分析，從而發(fā)現(xiàn)或歸納翻譯語言特征和翻譯過程的內在規(guī)律。語料庫研究方法的優(yōu)勢在于能夠打破我們看待翻譯現(xiàn)象的常規(guī)思維定勢，避免傳統(tǒng)譯學研究的主觀判斷。利用語料庫開展翻譯研究，可以使翻譯研究建立在大量翻譯語言事實分析和定量統(tǒng)計的基礎之上，翻譯研究因而更具有可信性，研究結論的效度和信度相應地得到加強。尤為重要的是，語料庫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可以支持重復性驗證研究，使得基于語料庫的翻譯研究更為科學。

1.5 本書的章節(jié)安排

全書共分7章。

第1章回顧了莎士比亞及其譯本在我國的翻譯與傳播，介紹了本書的研究內容、研究意義和研究方法，以及本書的章節(jié)安排。

第2章介紹了莎士比亞戲劇英漢平行語料庫的創(chuàng)建，并對該語料庫所收錄的原作和譯作版本、戲劇組成、庫容和基本特點以及建庫所涉及各種技術手段作了較為詳細的說明。

第3章的主要內容為莎劇漢譯文本中翻譯共性的實證研究。本章著重從功能語言學視角論證了概念功能信息、人際功能信息和語篇功能信息的顯化及成因，首創(chuàng)性地提出翻譯強化與弱化假設并進行了相關實證研究。本章還介紹了莎劇漢譯本所呈現(xiàn)的隱化、簡化、規(guī)范化等翻譯共性趨勢的實證研究。

第4章闡述了莎劇漢譯語言特征及其動因，包括莎劇漢譯文本詞匯總體特征描述、莎劇漢譯中虛化動詞“做”和“作”、“把”字句、“被”字句、“得”字句、“使”字句、語氣詞“吧”、AABB式疊詞和標點符號問號等的應用及動因研究。

第5章論述了莎劇漢譯本中人際意義的再現(xiàn)與建構。本章基于莎士比亞戲劇英漢平行語料庫，以體現(xiàn)人際意義的情態(tài)動詞“can”、評價性形容詞“good”、英語稱謂名詞“l(fā)ord”和英語詞匯“l(fā)ove”為檢索項，探討莎劇漢譯中人際意義的再現(xiàn)與建構，并進而分析其動因。

第6章主要探討莎劇漢譯的策略與技巧，涉及性禁忌語、宗教詞匯、顏色詞概念隱喻、話語標記詞“well”以及“which”引導定語從句等英語詞匯或語句結構的漢譯策略與方法。

第7章為結論部分，總結了本書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分析了本書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對基于語料庫的莎劇漢譯研究的前景作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