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蜀軍政府成立親歷記

我今年八十五歲了，辛亥革命時正是壯年。我原本是巴縣舉人，七品小京官，當時在重慶府中學堂任教，是同盟會會員。蜀軍政府成立時，我任秘書院院長，凡有關(guān)軍政府的重要文件，大多出自我的手筆或親自核稿，對于事前的活動與醞釀，當時的部署和措施，以及夏軍起義，鄂軍反正，端方授首，滇、黔軍入川，軍政府西征北伐，吳玉章回川主持開會戡定反側(cè)，熊克武組蜀軍回駐重慶，成渝兩軍政府合并與重慶鎮(zhèn)撫府的成立等等，時間雖已經(jīng)過半個世紀，往事歷歷，記憶猶新。昔年雖撰寫《蜀軍革命始末》一文，刊于巴縣縣志，現(xiàn)在看來，猶覺層次不夠分明，資料復有掛漏。謹就回憶所及，參照原著分別更正補充，以供歷史研究者參考。

（一）同盟會黨人在重慶的秘密活動和積極部署

我參加同盟會是在一九〇六年，得楊庶堪的勸說為多。當時我對民主革命的認識還是處于啟蒙階段，認為：（一）入學中舉的科舉思想，是落后的，腐敗的，它對于救國救民，只有害處，毫無益處，知識分子應當吸取文明進步的思想，以研求救國救民之道。（二）春秋大義，首重華夷之辨，應當推翻清朝統(tǒng)治，光復大漢河山。（三）清廷的政治腐敗，喪權(quán)辱國，民不聊生，應當實行政治改革，方能富國強兵。因而贊成“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quán)”的斗爭綱領(lǐng)，自思非入盟不足以言革命。當時雖曾顧慮入盟以后要擔風險，情緒頗感不安，但我相信主盟人孫中山先生和介紹人楊庶堪。楊為我多年密友，他尚不怕，我又何所畏懼。吾師趙熙曾譏我“趨時”（指革命），當時只好相應不理；而今革命意識增長，我就要力爭“趨時”，遂置困難犧牲于度外，勇往向前，參加了革命的秘密活動。

一九〇六年，同盟會在重慶始設支部。一九一〇年重慶府中學堂監(jiān)督楊庶堪，學監(jiān)張培爵，教員向楚、黃圣庠、熊兆飛、周國琛，川東師范學堂監(jiān)督楊霖、學監(jiān)朱之洪等均為同盟會舊會員，是時同盟會重慶機關(guān)部即設于重慶府中學堂。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廣州黨人曾密致書電請接濟，培爵、庶堪等首倡響應之。廣州起義失敗，國中黨人皆思乘機再動。重慶同盟會機關(guān)部亦積極秘密活動，并想方設計地買炸藥，造炸彈，作為起事的武器。同盟會員夏江秋即負責專造炸彈，熊兆飛、周國琛等亦能掌握造炸彈的技術(shù)，所有造成的炸彈都秘密存放在大米市附近，俟有機會發(fā)動革命時取用。當保路斗爭開展，朱之洪被推舉為川漢鐵路重慶股東代表入成都，重慶機關(guān)部即派之洪與在省黨人密議進行發(fā)動。之洪臨走前，訪楊庶堪問大計，庶堪笑曰：“君此去，蒲、羅均未足與謀也?！敝樾＜戎脸啥?，迭與黨人龍鳴劍、曹篤、方潮珍、肖參、張頤、劉經(jīng)文、楊伯謙、劉詠闿、曾昭魯、劉永年等及鳳凰山新軍中黨人開會商議，僉以成都自丁未之役，黨人密謀乘省城清吏到會府朝賀清帝生日時，安放炸彈，為聚殲之計；事前被人告密，張治祥、楊維、黃方、王樹槐、黎慶云、江永成等被捕，構(gòu)成“六人之獄”。此后省會軍警防范極嚴，發(fā)動較難，不如在外州縣發(fā)起，互為呼應，較易成事。于是決定分派黨人四出活動：劉經(jīng)文取道川南，東下威遠、富順，曹篤返自流井，方潮珍返井研，張頤到青神、井研，而榮縣龍鳴釗、王天杰尤為憤慨，首先舉行武裝起義。上述各地黨人皆密商定計，伺機動作。朱之洪由成都轉(zhuǎn)重慶，報告以上情況。重慶機關(guān)部復派周國琛入省視察川西局勢，國琛人地不熟，未得要領(lǐng)而還。重慶的黨人以全川民氣尚不可為，遲未作出發(fā)動決定。其后肖參、張頤到重慶，會見庶堪、培爵等，告以青神、井研、榮縣、自貢間民氣激昂，且有黨人居間策動，斗爭正廣泛開展。諸人聞之皆奮起，乃積極部署革命，但未作公開活動。渝人見同志會日益張大，演說時恒集萬眾，嘩動一時，而不見同盟會黨人于會場中有言論，竊竊有私議。有人以此語庶堪，庶堪曰：“此非根本革命，無以拯救人民，保路云云，要皆枝葉耳?！庇谑鞘?、培爵等日夜與黨人密謀，寫信致各路，慮郵件泄漏，乃遣可靠心腹專送。各縣黨人漸次到重慶相與開會密議，關(guān)于內(nèi)部組織，人事安排，亦重新決定：主盟為楊庶堪，負決疑定計、籌謀財政、計劃開支、周旋官吏、結(jié)納黨人之責；張培爵、謝持負發(fā)蹤指使、交通聯(lián)絡、征集軍械之責；朱之洪負聯(lián)絡官紳商會，通往來、交客軍之責；為書札，草檄告，則由向楚等二三黨人負責；熊兆飛、夏江秋則負責制造炸彈。

當時，重慶的清官吏中，署川東道朱有基，庸懦簡出，巴縣知縣段榮嘉，巡警總署署長楊體仁多不任事，較易對付。惟重慶府知府鈕傳善，兼府城警察監(jiān)督及新巡防軍管帶，一身操政、警、軍大權(quán)，其人機警狡詐，號稱干員，頗屬可慮。黨人中以重慶商業(yè)中學堂監(jiān)督舒興謂善于辭令，常與鈕傳善親近，乃推興謂相機說鈕，終以鈕性叵測，多主慎重，罷原議。府中學堂既為革命黨人的機關(guān)部，收到的書信文件較平常增加許多，鈕傳善很為猜疑，陰令人尾庶堪、培爵諸人之后，探其所為，諸人皆不知也。庶堪所居在中學堂背后而跡甚疏脫，每就培爵語，輒至深夜不去。一夕出校，見便衣四五人立門外，手燈巡哨，狀異他時，始大驚悟。庶堪于某日見鈕傳善，鈕謂：“人言你校教職員中某某皆革命黨人，是不是？”庶堪答謂：“這些人都是書生，那說得上，如果一定要拿革命黨來中傷的話，像我本人，庶乎有點相近?！毖援?，拱手笑謝去。黨人的活動，既已引起官方注意，我們在行動方面也就更加檢點，更加注意秘密工作了。

端方奉清廷命，任欽差大臣，統(tǒng)率鄂省新軍一協(xié)（第八鎮(zhèn)的十六協(xié)，轄三十一、三十二兩個標），到川查辦。清廷認為川省保路風潮擴大，是由于趙爾豐鎮(zhèn)壓不力所造成，有密令與端方，可以就地拘捕趙爾豐。其時，各地同志軍風起云涌，川局在極端動蕩中，重慶官方深感震恐。端方過渝時，決定募新兵成立防軍三營，委派李湛陽為防軍統(tǒng)領(lǐng)。李湛陽是巴縣人，他的父親是天順祥銀號大老板，擁有雄厚的財力，他本人原在廣東任巡警道和督練新兵統(tǒng)領(lǐng)，因省親請假回到重慶。端方見他是舊屬，又在地方上有財有勢，所以要他擔任這個職務。李湛陽與同盟會早有聯(lián)系，既奉命招募新兵，需人亦多，于是同盟會黨人多投身參加其中，充任中下級干部，并介紹有關(guān)系的人進去當下級軍官或士兵。向楚就介紹過張煦（午嵐）等三四人在新軍中任下級官，其他介紹去的人也不少。所以當時新成立的巡防軍三營，不僅與同盟會通聲氣，而且基本上是可以加以掌握的。川紳施際云受端方之命，由涪州到渝，召集重慶官紳商學各界在總商會開會商討維持地方治安問題。黨人等為擴大武裝力量，由朱之洪、江潘等在會上提議舉辦團練。施際云主張“團而不練”。之洪等力爭，認為各地“盜匪竊發(fā)，不練無以資防御”。重慶知府鈕傳善又以沒有火器、軍械為借口，拒絕團練。同盟會員簡達西，曾主管川東團械簿冊，乃當場出底冊，開列清單，指出還存有團槍、鐵炮、刀矛等共數(shù)千件，鈕等無以借口，眾議遂決。于是商會方面辦商團，街坊方面辦民團，在商團、民團中均滲入黨人，并爭取掌握其領(lǐng)導權(quán)。培爵等復派張頤等走夔、萬，聯(lián)絡下東黨人同時起義；派肖參返榮、威、自貢與諸黨人謀，分別建立同志軍或滲入同志軍響應革命；派陳育堂赴大竹，促張懋隆到渝共策進行。

隨端方入川之鄂軍前隊行至資中、榮、威間，有軍中黨人王志高、蔡品三曾密與曹篤接頭，曹篤不敢遽信，恐是刺探消息者，未與深談。及張頤抵萬縣，端方所統(tǒng)鄂軍后隊適至，鄂軍中黨人田智亮見張頤，相與深談，謂武昌已于八月十九日起義，并寫信交張頤密轉(zhuǎn)鄂軍前隊跟即反正。張頤持信，不分星夜，由梁、墊兼程趕回重慶。其時，地方人士被庶堪等邀約參加同盟會者益多，而張懋隆亦由大竹至，諸黨人集議，謀據(jù)重慶起義，以響應武昌，計議再三，仍不敢舉動。大家認為，成都為四川省會，可號召全省，成都還沒有起事，若自外發(fā)難，恐收效不大，而鳳凰山新軍及成都諸黨人目前還難于措手，發(fā)動的機會還沒有成熟。于是決定再積極聯(lián)絡鄰近縣份的武裝力量，并設法添置軍火，準備起事。聞端方所運軍火船將過涪州，機關(guān)部即派謝持赴長壽伺機截取，但此事未能成功。四川黨人易在中、柳達，認識鄂軍中黨人不少，于是機關(guān)部乃派他二人將田智亮的信件秘密送到鄂軍前隊去。其時涂傳爵亦攜黃興的親筆信返川，馳抵成都，走鳳凰山，以信與方聲濤，聲濤任新軍參謀長，但實力甚微，不敢輕動。

（二）夏之時龍泉驛起義和率隊到重慶會師

夏之時，合江人，日本東斌學校步兵科畢業(yè)，為同盟會黨人。回川后，為清吏所疑忌，不得重用，最初派在陸軍十七鎮(zhèn)任排長，駐成都。同志會起，夏之時與黨人陳寬等曾組織《西顧報》，借鼓動保路以宣傳反清，并加入保路同志會，密謀伺機起事。既而知同志會志在保路，不足以圖革命，又聞清吏將逮捕蒲、羅諸人，私以為有機可乘，但部署未定，即被察覺，被撤銷軍職，暫任留守。不久，各路同志軍圍攻成都，九月初，清吏以軍事緊急，又起用夏，派他率步兵一隊，到龍泉驛駐防。夏乃以種族主義鼓動士兵，一面串聯(lián)發(fā)動同駐龍泉驛之新軍步兵、騎兵，輜重兵各一隊，同時宣布革命，眾皆附和。遂于九月十五日夜間，約集駐在龍泉驛之武裝兵二百三十余人，于附近土地廟內(nèi)誓師起義，殺東路衛(wèi)戍司令魏楚藩。其時，適趙爾豐命教練官林紹泉赴資州迎接端方，夜宿龍泉驛。林聞兵變，潛至土地廟窺察，士兵有識林者，開槍擊之，中傷其腿，夏力為維護，林得以不死，即挾之同行。眾推夏之時為革命軍總指揮，即夜率兵東下。至簡陽與孫合浦兵相遇。合浦為新軍某協(xié)支隊官，之時召集其步、炮兵各一排，演說民族革命大義，眾愿歸附，遂增兵一百八十人，并得有若干步槍、山炮。當時。端方擁鄂軍駐資州，扼阻東路，夏不敢前，于是率隊渡沱江。取道北路東下。次日，馳一百八十里，到施家壩，眾皆疲憊，且懼追兵，官長逃者三人。地方來問行軍意向，夏之時復集眾宣說，并手刊“中華革命軍總指揮印”，出條告安民。次日，兵將抵樂至，距城二十里，聞新軍管帶龍光奉命率大隊跟追將到，林紹泉更以危言恐嚇士兵，眾心恐懼，之時復召集全體士兵解說，鼓舞士兵繼續(xù)前進。行五十里，遇郵卒，檢查得樂至駐軍清統(tǒng)制派兵增援的告急文書，乃偽裝為奉命援樂之兵，駐樂至之清吏迎迓入城，之時即集合駐樂至清軍，宣布革命軍假道，士兵歸附者又三百余人。次日，至分水嶺，士眾益疲，軍心不固，思逃逸者增多，之時復與眾共同結(jié)盟以維系之。同時，聞追兵已緩至，乃就地休息一日，以稍復疲勞。次日，行安岳道中，有王生以壺漿迎接，言其師王休奔走革命有年，今正策劃安岳反正。之時即告王生轉(zhuǎn)達王休，內(nèi)外策應。之時隨率兵抵安岳縣城，但城門緊閉，拒而不納。正疑慮間，王生出，告以其師王休正勸縣令投降，囑緩攻城。不久，縣令棄印逃走，王休出城迎接，相見大為歡洽。之時率兵入城，地方接待頗為殷勤熱烈，并借錢數(shù)千緡，分散士兵。是夜，龍光率追兵至分水嶺，以長信責之時，要他速自解散引去。之時與王休商議，休謂：“重慶諸黨人密謀光復，籌劃已久，并已與鄂軍中黨人溝通，正待時機發(fā)動?！碑攧裰畷r速率兵到重慶，共圖大舉。于是之時復信與龍光，以革命大義嚴責之，龍光下令攻之時，其軍中有向義者，無斗志，地方人民見龍光軍紛集，亦群起燃炮響應義軍。龍光立令不服從命令作戰(zhàn)的士兵繳械，遂率隊返。龍光本同盟會黨人，事后始向人說：“夏倡獨立，兵少，我名追之，實送之耳?！弊繁韧耍x軍休整三日，乃拔隊至潼南。駐二日，有合州代表白炳宣等來見之時，謂合州愿自謀響應，不勞兵力，請速趨重慶。之時遂率眾由水道船行兩日抵江北黃桷樹。夏軍來，一般人不知其意圖，深為疑懼，于是重慶總商會決定送之時三十萬元、米一百石，請其勿入渝城，并推朱之洪為代表，往見之時達此意。渝中黨人則與之洪商定，晤見之時應密商籌劃和部署舉義事宜。之洪晤夏商妥一切后轉(zhuǎn)渝，道經(jīng)龍隱鎮(zhèn)、浮圖關(guān)等處，復說水警及巡防軍歸向革命，贊助起義。之洪并復告總商會諸人，謂：“夏軍此來，乃促成重慶獨立，已擬露布，即將入城，勿用疑懼。”之洪既返城，之時亦引軍兼程進抵浮圖關(guān)。次日平明，以望遠鏡俯視巴縣城在指顧間，乃積極準備整隊進城。當之時與之洪晤面，標志著夏軍與重慶黨人已勝利會師，里應外合之勢已成，獨立時機便告成熟了。

（三）重慶光復，蜀軍政府組成

自武昌首義，九江、長沙、安慶、昆明、貴陽先后響應，形勢發(fā)展得極為有利。重慶同盟會黨人亦積極加緊籌劃，進行發(fā)動，除發(fā)展組織，加強聯(lián)系，運動軍警，趕造炸藥外，并派石青陽、盧漢臣負責組織敢死隊，秘密招集青年二百多人，予以一定的訓練，為必要時沖鋒陷陣作準備。一面指定專人負責聯(lián)絡哥老，共同行動。府中學堂教員黨人周晞顏，工篆刻，機關(guān)部特購買大壽山石兩方，囑密刻“蜀軍都督”及“蜀軍總司令”印，在當時情況下，這是造反，查出要抄家滅門的。大家認為藏之校舍甚不妥當，因府中學堂已為官府和軍警極端注意，故為此事大費躊躇。經(jīng)多次密商，才在下陜西街巫德盛棧房附近找到一個妓女（妓女偽作眷屬），由周晞顏送往存放她家。后來，見常有崗警逡巡于門前，恐被發(fā)覺，晞顏又把這兩顆大印分別包好，藏在兩腋之下，秘密挾出，存放其他地方。自夏之時率兵臨渝城下后，城內(nèi)居民聞大兵將到，驚惶不安，官吏尤兢兢不自保，宣布了全城戒嚴。其時，李鴻鈞、張煦諸同盟會員紛紛集重慶，府中學堂學生中的黨人，亦群為革命效力奔走，巡防軍、哥老會并紛紛密約效命。但大家最擔心的是巡防軍中的開花炮，它是火力最大的武器，如果開花炮打起來，不但要轟毀很多房屋，而且會死傷很多居民。機關(guān)部對于這點還特地做了許多工作。巡防軍管開花炮的是一個姓肖的管帶，終于說通了這個管帶的兒子，把開花炮的炮栓偷出，繳到機關(guān)部來。這樣一來，開花炮也就打不響了。

十月初一日，重慶士紳及各界人士，齊集總商會密議獨立問題，眾以既推朱之洪往說夏之時暫緩進城，擬即推巡防新軍統(tǒng)領(lǐng)李湛陽為都督，宣布獨立，免致地方糜爛，乃舉向楚、溫仁壽、楊朝杰往說李湛陽。既見，李湛陽流涕辭謝，謂：“吾有老親，不敢當此非常重任，秩序如可維則維之，如不可維，愿黨中諸賢好自為之?！庇谑桥嗑?、庶堪等益加戒備，并令敢死隊作好準備，應付非常，維持秩序。

十月初二日，同盟會與各方聯(lián)系均已妥當，準備亦已完善，于是邀集重慶紳商學各界，在朝天觀開大會。到會的有機關(guān)法團代表、學生、市民數(shù)千人，鄂軍中黨人田智亮等亦武裝與會。大會由張培爵主持，宣布重慶獨立。會前重慶總商會會長古綏之、士紳溫友松（回族，秀才）曾探問楊庶堪曰：“我們是同情革命的，也是參加的一分子，你們究竟是不是革命黨？你們的領(lǐng)袖究竟是何人？”楊庶堪答曰：“革命黨自然是革命黨，至于領(lǐng)袖，總之不是重慶人?！惫沤椫终f：“你們把寶盒子揭開看一下嘛，使大家明白呀?！彼麄兺耆幌嘈胚@些書生老酸會將革命鬧起來的。當時同盟會內(nèi)部已決定推張培爵任都督，培爵為隆昌人，故庶堪以領(lǐng)袖非重慶人答古。當開會時，重慶的清吏中，川東道臺朱有基已先逃跑，重慶知府鈕傳善不到，乃推向楚、朱之洪去府衙飭鈕來會，向、朱兩人又邀李湛陽同去，鈕傳善隨即到會，巴縣知事段榮嘉隨后亦至。黨人李鴻鈞、夏江秋、歐陽爾彬等各手持炸彈，將鈕傳善包圍，周國琛執(zhí)手槍指著鈕傳善，叫他投降。鈕人很狡猾，平時本善說詞，今懾于群眾威勢，畏縮氣阻，瞠目結(jié)舌，低頭表示投降，同段榮嘉一起跪在地下，剪去辮子，繳出偽印，并親筆書寫“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quán)”誓詞，當眾宣讀。隨即由黨人挾之游街，鈕挽楊庶堪手，堅持甚牢，不肯稍釋，意在挾以自保。是日，居民門前都懸掛一白布小旗，上書“漢”字，游行隊伍一到，群眾夾道歡呼，人人興奮萬分，個個眉飛色舞，熱烈地慶祝重慶光復。

是晚，繼續(xù)開會，眾公推培爵為都督，夏之時為副都督，設蜀軍政府于原巡警總署。先是朱之洪出通遠門往通知夏之時，守兵以為無知府鈕傳善之令，不敢開城，乃就城闕卑處梯城而下，張頤繼之。不久，體育學堂學生軍亦趕到，事先本與之時約定如到時城門不開，即行攻城，朱蘊章乃喝退守門兵，將鐵鎖砍斷，打開城門。之洪到兩路口與夏之時軍相遇，告以城中反正，遂迎夏軍入城安民，通電全國，宣布重慶光復。一日之間，兵不血刃，大事已定，民皆悅喜。是晚開會籌組蜀軍政府并派向楚帶武裝兵二人即到大清銀行及浚川源銀行進行接收。找兩行的負責人把重要簿據(jù)一并交出，但是要向出一正式收據(jù)。由于蜀軍政府尚未成立，無法給以正式印收，向楚即在皮包內(nèi)，取出一張印有“向楚”二字的大紅名片作為收據(jù)，將兩個銀行重要簿據(jù)幾十本一并帶轉(zhuǎn)。其時軍政府還在開會，向約張培爵出來，密向他報告，已把銀行存款完全接受了，培爵大喜。蓋當時兩行存款共計二百七十萬元，有此現(xiàn)款，則軍政府的一切開支便可無慮了。

張培爵、夏之時既就任正、副都督，遵照黨人會議的決定，乃以林紹泉為蜀軍總司令兼參謀部長，唐仲寅副之；謝持為總務處長，董鴻詩、朱蘊章副之；向楚為秘書院院長；李時俊為審計院院長；熊兆飛為監(jiān)察院院長；方潮珍為軍政部長；梅樹南為行政部長，龔秉樞副之；李湛陽為財政部長，劉祖蔭副之；江經(jīng)沅為軍需部長；鄧絜為司法部長，張知競副之；江潘為外交部長；楊霖為交通部長，陳崇功副之。并特設禮賢館，以陳道循主持其事；改原有大清銀行為大漢銀行，成立金庫，由朱之洪主持。之洪與楊庶堪均為軍政府高等顧問，凡遇大事，定大計，均先征詢二人意見，然后施行。對于軍隊方面，亦重新加以改編，統(tǒng)一編制：以盤銘為近衛(wèi)軍標統(tǒng)，周國琛為警衛(wèi)軍標統(tǒng)，原敢死隊改編為義勇軍。以石青陽為標統(tǒng)；原有巡防軍四個標統(tǒng)黃金镕、舒伯淵、周維新、鄒杰，及炮兵第一營管帶肖步周，均予加委，隸屬于蜀軍總司令。此外，并委劉兆清為親兵營營長，羅俊青為九門監(jiān)察，向壽蔭為蜀軍第一縱隊長。委王培菁為南路司令，率兵攻合江，支援起義群眾。一面?zhèn)飨浇髦菘h改置一司令官，兼管軍民兩政；司令部內(nèi)設軍謀、軍政、軍書、軍需等處，分行政、財政、司法、學務等科；并委派五十七州縣司令官，頒發(fā)五十七州縣印信（均為周晞顏手刻）。一面照會駐重慶各國領(lǐng)事，申明負責保護外僑的生命財產(chǎn)。布告盡裁進口雜捐，并對江、巴兩縣舊有厘金豁免五天。軍政府成立次日（十月初三）即布告安民，有“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世界公理所存，人民不分滿漢，剪發(fā)即許投誠”等語。并由劉祖蔭（巴縣舉人、軍政府財政部次長）到全城主要街道親說各商家打開鋪門，安心照常營業(yè)。于是各商店都把鋪門打開，并在門前插一“漢”字小白旗，以示光復?？偟恼f來，重慶獨立，不折一兵，不費一彈，市廛安堵，草木不驚，是皆由于事前顧慮周詳，臨時謹慎行事，一切工作都做得很把穩(wěn)，故能收到和平獨立的效果。

軍政府成立以后，對一切費用均特別節(jié)省，即以薪俸而言，都督每月薪水僅為一百元，總務處長每月薪水為八十元，秘書、審計、監(jiān)察等院院長每月七十元，各部部長月薪六十元。其他開支也很節(jié)省。

不久，春節(jié)到來，軍政府大門書聯(lián)志慶，聯(lián)文為“奉新元為正朔，揚大漢之天聲”。全城民眾大放花燈，歡度了獨立后的第一個春節(jié)。

（四）端方授首，川東南各縣均告光復

端方在資中時，鄂軍前隊既得其后隊密信，已知武昌起義確息；同時孫武于武昌起義后，又密致書電，通知在川鄂軍中黨人密圖端方，促川人獨立。端方來川，即派人隨時檢查郵電，凡鄂省來的秘密信件電報均為端方所得。因此鄂軍中黨人深慮后發(fā)為人所制，在重慶時即密謀殺端方，渝機關(guān)部阻之，以渝為商埠，若有騷亂，即驚外僑，損市廛，大不利于人民。故端方由渝拔隊去資州后，即有鄂軍中黨人回重慶與渝機關(guān)部相密約，如起事殺端，鄂軍田智亮等且為前驅(qū)。軍政府成立后，田智亮請赴資州圖端方，培爵等撥兵三百人、炸彈八十枚、現(xiàn)款五千元與田，兼程往。行至資州六十里處，鄂軍中黨人與田智亮遇，謂重慶獨立，他們已經(jīng)知道，并已經(jīng)作好殺端方的準備，勸智亮暫時緩去。是夜（十月初五日）鄂軍中黨人密議，認為非殺端方不足以取信于川人而報鄂軍政府。議定，眾皆畫押，剪去發(fā)辮，毀肩章，袖綴白布，以表明決心反正，并決定于殺端方后回鄂。鄂軍協(xié)統(tǒng)鄧承紱、標統(tǒng)曾廣大懼禍，夜縋城而逃。端方午夜聞變，與其弟端錦相持而泣，起義士兵隨縛之至天上宮行轅。端方當向眾說：“我本來是漢族，原姓陶，投旗才四代。我治軍最初在湘鄂，后來在兩江，在直隸，對待士兵，素來不薄，進川以后，對士兵尤有加厚?！逼蛎馑?。眾答以：“此是私恩，今日之事，乃國仇，不能顧私恩?！庇星G州人盧保清者，三十二標軍士，素驍健，揮刀刺之，截其首級。軍士任永森，復手斷端錦頭。

次日，田智亮等電蜀軍政府報鄂軍反正，舉陳鎮(zhèn)藩為統(tǒng)領(lǐng)，拔隊東下。過內(nèi)江時，協(xié)助內(nèi)江獨立。抵渝，盧保清等出端方、端錦首級，二頭均貯在鐵匣內(nèi)，沉浸以清油。培爵等以鄂軍建此大功，犒以牲酒，對盧保清、任永森兩人，特加獎賞，各以紅白綾標其肩，旌其勇決。智亮返渝，向軍政府報命，僅用去五百余元，所余之款，悉數(shù)繳還，軍政府大為嘉許。軍政府旋派朱之洪向陳鎮(zhèn)藩接洽，請鄂軍暫時駐川，幫助維持地方治安。鎮(zhèn)藩兵駐川東師范學校，正交涉間，鄂軍聞而大嘩，眾謂：鄂省獨立已久，正需要兵力，且父母妻子皆在鄂，人人思自救，愿早歸，不肯留。之洪又達軍府意，請借槍械，眾又謂：槍械是軍人生命，借出就是等于繳械，均不從。最后，之洪反復與鎮(zhèn)藩洽商約定，由軍政府給予三萬元，即以此款訂購漢陽兵工廠槍械（其后馮中興運回是項槍械交熊克武軍，陳鎮(zhèn)藩是履行了原約的）。于是鄂軍陸續(xù)離川返鄂。大部東下后，留富順、內(nèi)江間者尚有一百余人，適駐自流井的清巡防軍被同志軍周鴻勛部擊潰，奔入縣城，知縣孫易祺與劣紳數(shù)人實為內(nèi)應。清巡防軍入城，大肆劫掠，奸擄燒殺，婦孺紛紛裹棉絮墜城下，哭號之聲，慘不忍聞。鄂軍乃由白馬廟乘船到富順縣城，梯人登陴，砍開城門，擊走清巡防軍，誅殺十余人，平息了禍亂。縣中人民深為感激，及鄂軍將赴瀘州，由水道東下，縣人又懇切挽留，堅不讓走，復留駐了一個多月。其時有張桂山所率千余人來駐縣城，未敢擾亂者，鄂軍鎮(zhèn)攝之力為多。嗣后滇軍至富順，鄂軍方行辭去。

當重慶未獨立前，下東及瀘南各州縣，皆有黨人運謀策動于其間，或聯(lián)官紳，或結(jié)防軍、哥老，伺機舉事，俟重慶軍政府成立之后，即行響應。當時，夔、萬方面，由盧師諦等負責，瀘州下川南一帶由楊兆蓉、鄧希齡等負責。駐萬縣防軍統(tǒng)帶劉漢卿（綽號劉羅漢）經(jīng)黨人策動，于十月十五日反正，次日以兵下夔府，七日宣布成立下川東蜀軍政府，推劉漢卿任副都督。同時，盧師諦、汪厚坤、易存貞、王亮、劉梓春、晏祥武等積極謀劃各縣獨立。十月六日，殺奉節(jié)知縣高矗義，徇巡防軍之請，推陳某任司令，王亮為參謀長。云陽亦于同日反正，推晏祥武為司令，盧師諦為參謀長。瀘州亦于十月六日宣布獨立，建川南軍政分府，推原任永寧道劉朝望為都督，溫翰貞副之。長壽、涪陵、南川、隆昌亦先后與蜀軍政府密約，陸續(xù)宣告獨立。當時，川東南有五十七州縣，均已反正，響應和擁護蜀軍政府。于是蜀軍政府已掩有半個四川，地位益加鞏固。不久川南都督劉朝望、下東副都督劉漢卿均表示自行削去名號，請歸并蜀軍政府受統(tǒng)一調(diào)遣指揮。

（五）成都獨立和蜀軍政府派兵西上支援

成都聞重慶光復，端方授首，鄂軍起義，川東南全部響應，亦于十月七日宣布獨立。先是，趙爾豐雖為形勢所迫，釋放了蒲殿俊、羅綸等九人，但趙尚擁有巡防軍三十營，藩鹽兩庫尚存現(xiàn)款六百余萬兩，兵餉皆在握。川紳邵從恩、陳崇基等以趙一日不去位，則川局一日不安，遂相與計議政權(quán)轉(zhuǎn)移。陳崇基則奔走于諸紳士之間，邵從恩與吳鐘镕則赴督署，相機說趙爾豐，往返周折經(jīng)過六日，趙爾豐與清廷消息隔絕，自知前途無望，始承認將軍權(quán)交與十七鎮(zhèn)統(tǒng)制朱慶瀾，政權(quán)交與邵從恩。邵從恩以國體且改共和，都督宜由民選，省民大會既不能在短時間內(nèi)召開，則應以省民間接選出之諮議局議長任之。趙爾豐懼川民仇己，以為朱慶瀾擁有新軍尚足恃也，欲援鄂例，以朱慶瀾為正都督，蒲殿俊為副都督。邵從恩乃謂湖南都督譚延闿亦系文人，若以民選議長而置之副，恐不愜輿情。在商定了所謂“官紳協(xié)約”三十條之后，趙爾豐以文告宣布“四川自治”。于是蒲殿俊為都督，朱慶瀾為副都督，并籌組“大漢四川軍政府”。趙爾豐在交印的同時，并宣布了所謂“官紳協(xié)約”，約中有：請趙爾豐仍主邊務及擴充軍備，協(xié)濟藏款，供應常年費、兵餉費四五百萬兩等等條文；更為荒謬的是仍請趙爾豐留成都，暫緩赴川邊，以便遇事商求援助指導。川民認為根據(jù)此項所謂協(xié)約，則趙爾豐仍然手握重權(quán)，后患將不堪設想，一時輿論大嘩。黨人持“協(xié)約”奔告重慶軍政府早為之備，蜀軍政府立即在報紙上對此項“協(xié)約”逐條加以嚴正駁斥，深入揭露趙爾豐等的陰謀，號召全省人民群起反對。并以趙爾豐仍居督署，擁有重兵，一旦發(fā)生變亂，實系全蜀安危，于是決定推派副都督夏之時率師西上，討伐趙爾豐，支援成都獨立。乃將原有蜀軍各標，改編為三個支隊，以蜀軍總司令林紹泉兼北路支隊長，改第一縱隊長向壽蔭為南路支隊長，以但懋辛為蜀軍參謀長兼中路支隊長。但率部甫進駐資中，不數(shù)日而有成都十月十八日之變。初，蒲殿俊于就職后許各軍休假十日，發(fā)給薪餉三月，以示酬勞。在趙爾豐、田征葵支使之下索餉者紛紛，巡防軍尤為騷擾。是日于東較場點名放餉時，僅給餉一月，巡防軍首先嘩變，槍殺發(fā)餉委員。隨之槍聲四起，新、巡兩軍洗劫了銀行、典當、藩庫、鹽庫及全城許多商家和住戶，稱為“打起發(fā)”，火三日不絕。變兵飽掠出城揚散。各路同志軍入城維持秩序，始稍見安定。清陸軍小學堂總辦、“大漢四川軍政府”軍政部長尹昌衡自鳳凰山乘機率新兵數(shù)百人入城。適兵變時蒲殿俊潛逃，尹昌衡遂為都督，羅綸為副都督。當兵變之后，趙爾豐竟公然以“總督部堂”名義，發(fā)出布告“安民”，其忠實爪牙傅華封率川邊清軍已至雅安，復辟罪行愈益昭著，這就危及了尹昌衡的既得地位。尹為了鞏固自己的權(quán)位和不得不順應人心，乃擒殺趙爾豐于舊皇城。蜀軍政府聞趙既已伏誅，乃罷西上之軍，迄于資州而止。

（六）吳玉章到渝主持開會戡定反側(cè)

林紹泉被任為西上軍的北路支隊長后，大為不滿，當即將委令撕毀，把所發(fā)的支隊長關(guān)防砍為四塊，叫囂支隊長職位卑下，侮辱了他的總司令職位，并持手槍，傲睨放肆，大罵都督，大鬧不休。朱之洪至，見林態(tài)度極為惡劣，出于意外，勸之不能止，乃袒胸大聲喝止之，林始退去。其時，黨人吳玉章適于發(fā)動了榮縣、內(nèi)江獨立后來渝，玉章有卓識，能果斷，素為同志所敬服。蜀軍政府初建之際，不幸即發(fā)生林紹泉驕橫跋扈的事件，培爵諸人均惴惴不安，不知如何措置。于是同盟會諸黨人于迎接玉章進城后，即同往就商應付方策。玉章認為軍府成立伊始，非整肅紀綱，嚴申法紀，不足以樹威信而固根本。經(jīng)確定原則，妥為部署后，即夕，召集各部院長、軍官及同盟會黨人開臨時大會，眾公推玉章為主席。玉章首先聲明：大會主席必須由大會予以權(quán)力，可以控制會場，參加會議的人，要聽主席的話，各守秩序，依次發(fā)言，會議才有結(jié)果，否則不任主席。眾鼓掌贊成，于是玉章就任主席，宣布開會。首由夏之時發(fā)言，謂支隊長名義，考之中外軍制，乃分道出師之領(lǐng)隊長官，有以一鎮(zhèn)（相當于一師）再加步兵若干成一支隊者，其名義不卑，其范圍不小。況軍府任命紹泉之文書，并無取消其司令官語意，且曾先召集參謀部屬開會聲明，林支隊長出師時，隨營攜帶司令官關(guān)防。是司令官出師，并加支隊長名號，事權(quán)不為不重，委任不為不專。而林紹泉平日跋扈驕橫，今則更為悖妄。并聞外間有密謀擁戴林紹泉作都督者，經(jīng)檢察已查得確鑿證據(jù)。紹泉知事已敗露，不得不自服其罪，按軍律當處死。之時終以林自龍泉驛起義后，贊襄軍務，尚有微勞，援都督可以持救之規(guī)定，予以特赦，宣布將林押解回鄂省原籍。標統(tǒng)舒伯淵、周少鴻、周維新，教練官湯維烈等，陰與林紹泉相勾結(jié)，已定議乘北伐軍發(fā)給子彈時嘩變，擾重慶，以顛覆蜀軍政府，事成即擁林紹泉為都督。舒伯淵等初曾密說黔軍標統(tǒng)葉占彪同造亂。葉占彪以客軍來援，餉糧皆仰給蜀軍政府，不敢應。舒等又秘密邀都督近衛(wèi)軍的一些官兵在川東師范密議，有朱登武者，系龍泉驛起義時頭目，現(xiàn)隸近衛(wèi)軍為下級軍官，被招與議，知其謀，告密。當臨時大會褫奪林紹泉軍職時，近衛(wèi)軍群起引槍向會場，齊指舒伯淵，揭發(fā)舒謀亂。部長中有梅樹南者正手烤銅烘籠，接近舒座，聞士兵槍簧撥動，大驚，手爐翻倒，灰火飛揚，與李湛陽、江潘等倉皇遁散。玉章主持大會，以極其鎮(zhèn)靜的態(tài)度阻止了倉皇逃會諸人，繼續(xù)開會。旋議定，令監(jiān)視舒伯淵、周少鴻、湯維烈等。次日黎明，令歐陽爾彬往捕周維新，值周維新尚在客館挾妓臥床未起，篋中所藏秘密函件不及消滅，乃搜逮付軍法。鞫訊得實后，遂宣布舒伯淵、周維新、周少鴻、湯維烈等罪狀，處以死刑。同日，夏派曾昭魯（隆昌人，綽號曾猴子）雇一小船押林紹泉由渝起程，行至江北巴縣間之野羅子地方，林小解，昭魯乘勢推其入水淹斃，乃回重慶向夏報命。林案處理后，夏之時即自兼蜀軍總司令，姜登選副之。此次戡定反側(cè)，奸不得發(fā)，實得力于玉章之到渝主持本計。

不數(shù)日，蜀軍拿獲了清四川巡防軍統(tǒng)領(lǐng)田征葵。這個兇殘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由成都化裝易服，乘小舟東下，欲從水路潛逃，終為蜀軍所捕獲。軍府得報，復派李湛陽、向楚、江潘往查看屬實。十一月十二日，培爵、之時等召集官兵集會，將田征葵押至階下，命軍法宣讀罪狀，大意謂成都七月十五日之變，田征葵揮軍槍殺無辜請愿人民，論事實則禍之首，論法律則罪之魁。田征葵聞罪狀，佯作不省，強笑曰：“欲加之罪。”在當眾揭發(fā)田賊殘殺人民的累累罪行之后，當宣布斬首，標木牌，大書“民賊田征葵之首級”，梟示于市，人民大為稱快。

川南都督劉朝望之參謀余大鴻（鄂人），本林紹泉師。林先有電邀請其率兵下渝，共圖重慶。余尚在途間，而林已事敗。余率兵至石橋鋪，軍府乃派朱之洪、陳傳往視。余知軍府已有備，愿將所率全營交蜀軍，之洪與之約，兵不得入城，次日于南岸銅元局接收。余交出部隊后，軍府給與路費四百元，令其返鄂。

十二月軍府得合江等防局密報：有賀建章者，手持“四川治安軍”印單及吳以剛名片，稱蜀軍統(tǒng)領(lǐng)，招兵下渝，圖大舉；其同伙羅燕章已赴貴州仁懷、土城各招得若干人，請軍府指示。軍府復令指為假冒，飭捕賀建章至渝，并搜得賀與吳克勤及陶叔侯信，信內(nèi)稱鄧井關(guān)、仁懷、土城各招得炮隊若干人，十日可到等語。吳克勤即吳以剛，系清川江巡警提調(diào)；陶叔侯即陶家琦，系清巴縣經(jīng)征委員。均先已“投誠”，今又假冒蜀軍名義招兵圖造亂，謀復辟，乃宣布其罪誅之。

成都兵變后，朱慶瀾亦易服潛逃到渝，住方聲濤家。姜登選引其見夏之時，之時以朱為舊長官，曾參加成都獨立，乃贈送路費三百元，送朱東下。

經(jīng)過這一時期的努力，戡定了叛亂，使蜀軍政府的政權(quán)逐步地得到了鞏固。

（七）熊克武在滬組成蜀軍回鎮(zhèn)重慶

初，蜀軍政府派周代本赴滬購槍械，并與各省代表團集武昌開會，熊克武則在上海團結(jié)黨人，謀組蜀軍為中堅。時有保定學生呂超、張存孝等電熊籌濟路費，熊等兌款接濟之，于是黨人南來者多青年軍人。四川同盟黨人乃在上海舉行會議，推任鴻雋為主席，黃肅方為同盟會干事兼總務部長，熊克武為軍務部長，陳一夔為財務部長，郭蔚華為庶務，設辦事處于上海，圖謀組織蜀軍，但苦無款購軍械。眾以重慶滬商代表董秉章、賈應權(quán)兩處尚保管有川漢鐵路公司所購蘭格志股票，可值一百七十萬兩，乃多方勸說董秉章、賈應權(quán)等將股票交出向銀行抵借二十五萬兩，作為蜀軍購械之用。二人初不愿交，經(jīng)多次勸說亦歸無效。后乃由黨人黃禎祥（武昌的軍人）攜武器到兩家，稱說是黃興大元帥的兄弟，強迫其交出，才將股票抵借現(xiàn)款，向日本軍火公司訂購了俄式步槍、山炮、子彈等軍械一批。日本軍火公司雖承賣軍火，但還須有擔保人，乃以同鄉(xiāng)人關(guān)系，找江蘇巡撫程德全出名擔保，始行成交。于是公推熊克武為蜀軍北伐總司令，彭家珍（金堂人）為副總司令。其時家珍已先走北京，挾彈往炸清禁衛(wèi)軍統(tǒng)領(lǐng)、宗社黨黨魁良弼。民元一月二十六日，家珍炸良弼于北京紅羅廠，彈發(fā)，家珍當場犧牲，良弼受重傷，于二日后死去，清王室大為震恐。克武旋復奉民國政府大元帥黃興任命，乃在宜昌將蜀軍組成，并就近在漢陽購買廠造步槍子彈，添置軍裝，軍容甚盛。蜀軍成立之初，共有三個營：向傳義營駐宜昌，丘延熏營駐萬縣，肖人龍營駐重慶。先是，宜昌上游發(fā)現(xiàn)炸藥船，載炸藥百余箱，雷管引線皆備，疑是川漢鐵路公司所購運。乃分其半留武昌，余皆裝制為炸彈，招青年學生百余人，士兵一百二十人，組織義士團，使用是項武器，推定顏德基為義士團團長，曾寶森任參謀，先蜀軍達重慶。黃肅方抵渝，適總務處長謝持因父喪請假回富順，即以黃代謝職。熊克武到渝，經(jīng)軍政府委充蜀軍第一師師長，原軍政府所統(tǒng)各部隊均屬之。其后，成渝兩軍政府合并，蜀軍改編為川軍第五師，由熊克武任師長，仍駐節(jié)重慶。

（八）滇軍侵川的交涉

當保路風潮發(fā)生，各縣同志軍競起，川局尚未臻安定之際，滇、黔均以“援川”為名，先后入據(jù)川境。黔軍葉占彪所部，原接受蜀軍政府之節(jié)制，隸屬中路，嗣因黔省發(fā)生動亂，遂全部開回。滇軍謝汝翼、李鴻祥兩梯團先后自滇出發(fā)，以郭燦任滇軍援川巡按使，陳先沅副之，由昭通入蜀。蜀人客滇省者，飛書密告蜀軍政府。軍府乃派謝崇飛到敘府聯(lián)系，并要請其長官赴渝訂約，共相遵守。約中載明，蜀軍政府承認滇軍為援川軍，付給兵餉，但不得自由行動，干涉民財政。約雖簽訂，而滇軍首先破約，竟委彭汝鼎為宜賓知事，并殺害富順司令范華齋。合江之役，川南總司令黃方竟被滇軍慘殺，百余人悉被剖腹挖心，極其殘酷。盤踞自流井之滇軍復將同志軍統(tǒng)領(lǐng)、革命黨人周鴻勛殺害。并委滇人黃德淵總?cè)尔}稅，截留鹽款。這些以援川為名的侵川行為，大為四川各方所不滿。

時成都軍政府，經(jīng)兵變之后，府庫空虛，財政極感困難，僅靠發(fā)行軍用票維持，以自貢鹽場為滇軍霸占，截留稅款，難于容忍，乃出軍赴自井，與滇軍相遇于界牌，相持幾至交鋒。時溥儀尚未退位，傳聞清廷以重兵犯潼關(guān)，將橫截西北以牽制東南。于是東南、西南各省以大局危，乃亟謀北伐。適王人文由陜西轉(zhuǎn)川，到渝謁軍府，培爵對之優(yōu)禮有加，聘為聯(lián)合北伐總代表，說滇軍共謀北伐，王人文以亟須東下為詞，謝而不就。其時，胡景伊（文瀾）亦由廣西回重慶，蜀軍政府以景伊與滇軍將領(lǐng)有舊，乃委景伊以全權(quán)，繼王人文為代表，以劉聲元副之，同至自流井界牌，會于游家祠。與會者有：成都軍政府所派聯(lián)合北伐團委員王馨桂，與滇軍交涉全權(quán)委員邵從恩、王昌，滇軍總司令官韓建鐸，第一梯團長謝汝翼，第二梯團長李鴻祥，支隊長黃毓成等。議定：以成都軍政府因遭兵變財政枯竭，無法承擔軍費，由重慶蜀軍政府先撥籌備費三十萬元，作為滇軍籌備北伐費用，部隊出川后，蜀軍政府再按月給軍餉十五萬元；后方勤務則完全由蜀軍擔任。在此以前，滇軍曾通電推舉夏之時為北伐軍總司令官，張培爵為北伐軍總兵站官。李湛陽首先捐助軍餉以為倡導，蜀軍政府即以李湛陽、黃肅方、劉祖蔭等負責籌措北伐餉捐事宜，文武職司捐薪者爭先恐后，士兵及市民、婦女之捐金錢脫簪珥以助北伐軍費者亦眾。時，成渝兩軍政府合并之議起，成都軍政府以省庫空虛，曾請由渝撥付十萬元，作援陜出師協(xié)濟餉款，蜀軍政府為照顧全局即予如數(shù)撥付。胡景伊與滇軍簽訂了北伐協(xié)約，應尹昌衡之召，即直入成都，亦不向蜀軍政府復命。劉聲元以胡未先電蜀軍政府請示，竟與滇軍簽約，允此巨款，實為專擅，有負使命，乃拒不副署。滇軍自川南抵渝已三日，蜀軍政府始接到胡景伊報告及協(xié)約條文。正考慮間，不數(shù)日，奉南京陸軍總長黃興電令，謂清帝已宣布退位，南北統(tǒng)一，決罷北伐之師。當以電令示滇軍，滇軍仍執(zhí)原約需索巨款，經(jīng)過反復交涉，蜀軍政府以客軍遠道來援，愿以三數(shù)萬元作慰勞，滇軍仍堅留不去，卒與三十萬元，始得畢事。胡景伊至成都，尹昌衡任以為軍團長，位在各師之上。尹昌衡見滇軍勒索巨款，仍不開拔，乃命孫兆鸞率兵赴重慶，迫滇軍出境，雙方戒嚴。蜀軍政府為使人民免遭戰(zhàn)禍，又出而調(diào)停排解，經(jīng)過再三勸說，雙方之兵始離去渝城。

（九）成都、重慶兩軍政府的合并和重慶鎮(zhèn)撫府的設立與撤銷

成渝兩軍政府合并的主要原因：（一）云南都督蔡鍔來電正式承認重慶蜀軍政府為四川政府，對以尹昌衡、羅綸為首的大漢四川軍政府不予承認，指責尹等在軍政府內(nèi)普設公口，尹自任大漢公龍頭大爺，所謂大漢四川軍政府實為哥老會政府。蔡鍔同時還咨請湘軍都督，以樹聲援，并主張派兵西上進攻成都。蜀軍政府都督張培爵及同盟會黨人以哥老會誠有詬病之處，然應以大局為重，不可輕啟兵端；且革命系為國為民，更不應借外援以謀取個人權(quán)位，當即電復蔡鍔婉謝。自此，兩軍政府同感長此對峙，必受外省欺凌，而合并動機遂漸趨成熟。（二）同盟會在成都黨人如董修武、楊維、龍光等，以成渝分立，兩軍政府事權(quán)既不統(tǒng)一，財政亦無法整理；又加滇軍驕悍，哥老縱橫，長此拖延不決，川民痛苦必深，究其終極，勢將兩敗俱傷，遂首創(chuàng)合并之議。重慶同盟會黨人如張培爵、楊庶堪、熊克武、謝持、朱之洪、向楚等亦同感合并之必要。張培爵并電征瀘州川南總司令但懋辛意見，但也復電贊同。自是成渝合并之議，各方便力促其成了。（三）重慶同盟會黨人多以成都向為全川省會，渝城則屬軍事重鎮(zhèn)，應當服從于久已形成的政治中心——成都。有人甚至還以“腳桿硬不過大腿”為喻，以說明重慶之應合并于成都。

在這樣的情況下，雙方書電、專使往還甚為頻繁。重慶復派朱之洪、成都派張治群，皆為全權(quán)代表，相晤于榮昌之燒酒坊；隨又同至重慶，議定合同十一條，各簽訂繕呈上報。兩軍政府乃各召集特別會議，審議加印，俱同意合并，成立統(tǒng)一的政府。合同內(nèi)容大要為：成都為政治中心，省會仍設在成都，重慶地位重要，應設重鎮(zhèn)；合并后的正副都督人選，由統(tǒng)一政府的全體職員選定，原成、渝兩都督，分任合并后之正副都督，原兩副都督擬以重慶重鎮(zhèn)相畀，或以樞密院長及軍事參議院長位置之。雙方于民元二月二日換約。越十日，培爵率警衛(wèi)隊啟行，以陳先源為行營參謀長，盧師諦、董鴻、向楚、方潮珍、張頤、賴肅等從行。抵隆昌，適謝持自富順趕到，黨人張習（時任成都鹽務處長）亦自成都至隆，于是舉行行營會議。當議定：培爵自行電請讓正都督于尹昌衡，自就副都督職。蓋明知兩府合并后由職員選舉，成都人數(shù)較多，即選亦不可能得正，不如不選為佳。會上并決定謝持、但懋辛同赴成都，向楚、張習則轉(zhuǎn)重慶商組鎮(zhèn)撫府事宜。張習既到渝，夏之時以黃肅方出巡川東，乃命習代理總務處長。三月九日，培爵抵成都，十二日就任四川軍政府副都督，遂通電全國，宣告四川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