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由同時代人撰寫的回憶文章，往往水分充足。原因很簡單，友人著墨則不吝溢美之詞，仇家弄筆則暗藏報復之意，前者為蜜丸，后者為毒餌，二者的可靠性值得懷疑。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周作人在上?！兑鄨蟆飞习l(fā)表方塊文字，惡攻傅斯年的計有兩篇：一篇是《新潮的泡沫》，另一篇是《傅斯年》。知堂老人向來以為文平和沖淡著稱于世，由于“漢奸”烙印黥在額頭，難以洗脫，亟須撈到一把救命稻草，若能既釋舊譴，又報私怨，則一事兩便，何樂不為？抗戰(zhàn)勝利后，傅斯年收拾過文化漢奸，周作人將他視為標靶，并不奇怪。在短文《新潮的泡沫》中，周作人罵羅家倫是“真小人”，是蔣二禿子（蔣介石）的“幫閑”，罵傅斯年是“偽君子”，是蔣二禿子的“幫兇”。周作人筆下的傅斯年是這樣的：“傅是個外強中干的人，個子很大，膽則甚小，又怕別人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地顯示得大膽，動不動就叫囂，人家叫他‘傅大炮’，這正中了他的詭計。”在周作人看來，傅斯年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并非憑靠自己的實力，而是“因為陳誠是他的至親”。周作人還臆測，傅斯年在臺灣絕無久留之意，隨時準備逃之夭夭。此文不足五百字，從中不難看出，周作人的情緒異常飽滿，原因只有一個：傅大胖子死了，他格外開心。他搬出兩三樁舊事來，意在貶低傅斯年。《時事新報》反對新文化運動，曾刊出沈泊塵的兩幅漫畫，“第一張畫出一個侉相的傅斯年從屋里扔出孔子的牌位來；第二張則是正捧著一個木牌走進去，上書易卜生夫子之神位。魯迅看了大不以為然，以后對于《學燈》（《時事新報》副刊）就一直很有意見”。周作人的意思很明白，魯迅一度欣賞過傅斯年，他卻從來就看不起這位一副侉相的傅大胖子。周作人還揭發(fā)了傅斯年的一樁“陰事”：傅斯年留學德國時經(jīng)常在好友毛子水面前大罵秋水軒一派的文筆，可是他的枕頭下卻暗藏著一本《秋水軒尺牘》，關(guān)起門來偷著學，言與行違，這叫哪門子事體？

周作人受日籍妻子羽太信子挑唆，為家庭細故與長兄失和，獨占八道灣十一號宅院。魯迅以“昏”字總結(jié)其為人。周作人早年能做到不投機捧胡適，晚年也能做到不從眾罵胡適，認為“交道應當如此”，確實不錯。但胡適的弟子傅斯年是個特殊的例外，他褫奪了周作人的北大教職，乃是不共戴天的仇家。私怨之下，公信難存，周作人的短文就得反著讀才行。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lián)大解散，北大、清華、南開復原。此前，胡適已被當局委任為北大校長。由于他在駐美大使任上不勝繁劇，患上心臟病，尚須在美國休養(yǎng)生息，不宜亟歸就職，因此遲至1946年6月5日他才從紐約乘船，回國履新。胡適出任北大校長，傅斯年鼎力支持，胡適在國外養(yǎng)病期間，傅斯年代行其職，代負其責，他痛下辣手，為胡適做了一番完全徹底的大掃除。

傅斯年疾惡如仇，富于愛國情愫，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對于文化漢奸不假辭色，一言以蔽之：“我是傅青主的后代，我同漢奸勢不兩立！”考古學者、金文專家容庚曾在偽北大任職，戰(zhàn)后去重慶活動，登門拜訪傅斯年。傅斯年見到容氏，瞋目欲裂，捶案大罵，聲震屋瓦：“你這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快滾！不用見我！”傅斯年還痛罵偽北大的學生為“偽學生”，因此引起一些人的強烈反彈，南宮博就曾撰文《先生，學生不偽！》，與傅斯年較勁。傅斯年以吞白日、貫長虹的氣概視之蔑如，決心將那些墮落為漢奸的偽北大教授悉數(shù)清除，掃地出門，他向河北高等法院控告?zhèn)伪贝笮ｉL鮑鑒清附敵有據(jù)，應以漢奸罪論處。胡適的主張是盡可能寬容，對偽北大的落水教授網(wǎng)開一面，傅斯年卻發(fā)誓：“決不為北大留此劣！”周作人出任過偽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偽華北政務(wù)委員會常務(wù)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遠比容庚的性質(zhì)要嚴重，自然難以漏過傅斯年的大義之篩。周作人銜恨傅斯年，可謂切齒腐心，但他失足是真，失節(jié)是實（就算別有隱因，也難以擺上臺面），后來他用方塊文章惡攻一氣，泄憤或許有助，立論卻站不穩(wěn)腳跟。

世間最賞識傅斯年，最理解傅斯年，最珍惜傅斯年的，無疑是胡適，他們誼兼師友，相知極深。1952年12月20日，胡適痛定思痛，在“傅孟真先生逝世兩周年紀念會”上發(fā)表重要講話，他引用了自己為傅斯年遺著所寫的序言，足見他對逝者的激賞和惋惜：

孟真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同時理解力和判斷力也最強。他能夠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lǐng)。他是最能做學問的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又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lǐng)袖人物。他集中人世許多難得的才性于一身。有人說他的感情很濃烈，但認識他較久的人就知道孟真并不是脾氣暴躁的人，而是感情最熱，往往帶有爆炸性，同時又是最溫柔最富于理智的人。像這樣的人，不但在一個國家內(nèi)不容易多得，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容易發(fā)現(xiàn)有很多的。

我細數(shù)了一下，在短短二百字中，竟包含了十二個“最”字。相比之下，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用相同篇幅向魯迅致敬，充其量也只用了九個“最”字，就堪稱極其隆重的禮遇了。胡適向來重視人才，愛惜人才，他對同時代的作家和學者多有推許，但如此密集地使用“最”字，尚屬首次。這是純粹的諛墓之詞嗎？健全的理性并不允許胡適溢美，他更不會把私誼摻雜進來，減弱自己的說服力。這只表明一點：胡適確實把傅斯年視為人間頂難得的天才。在這篇講話中，胡適強調(diào)指出：“我總感覺，能夠繼續(xù)他的路子做學問的人，在朋友當中也有；能夠繼續(xù)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這樣一個到處成為道義力量的人還沒有。所以他的去世，是我們最大的損失。在他過世兩周年的時候使我感到最傷痛的，也是這一點；這是沒有法子彌補的。”

天才的出缺，比老叟的牙坑更難填充，后者可用義齒取而代之，前者呢？一旦瞑逝，就如同某個珍稀物種的消亡，世人徒呼負負，于事無補。

一、出頭椽子

有人說：傅斯年生性好斗，喜歡出風頭，甘愿做出頭的椽子。這個說法不算胡謅。

1917年，傅斯年在北大干過一樁自鳴得意的事情。北大有個同學腦滿腸肥，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做些上不了臺面的事情，有人草擬了一張“討伐”的告示貼在西齋的墻壁上。恰巧傅斯年也厭惡此君，看他不甚順眼，于是即興撰寫匿名揭帖去響應，表面上替此君鳴不平，實則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傅斯年的匿名揭帖為北大讀者所激賞，在上面密點濃圈，評語愈出愈奇，一時間北大校園內(nèi)皆以此為談資。不久，蔡元培在大會上演說，提起這件事，對諸生匿名“討伐”某君的做法不以為然，他說：“諸位在墻壁上攻擊自己的同學，不合做人的道理。諸君若對他不滿，出于同學之誼，應該規(guī)勸。如果規(guī)勸無效，盡可告知學校當局。這樣的做法才是正當?shù)?。至于匿名揭帖，大肆撻伐，受之者縱然有過，也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則為喪失品性之開端。凡做此事者，今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則這種行為必致品性沉淪?！笔艿讲滔壬环^蓋臉的教訓，傅斯年深感內(nèi)疚。以往，他對《大學》中的“正心”“誠意”“不欺暗室”早已背誦如流，滾瓜爛熟，卻如和尚念經(jīng)，渾然不解其義理，眼下受到蔡元培先生的當頭棒喝，方始大徹大悟。從此以后，傅斯年做任何事情，都不再匿名，決不推卸自己的責任。

當年，北大教授講課甚為散漫懈沓，沈士遠在北大預科教國文，一篇《莊子·天下》，他可以從秋至冬講上一學期，仍沒把莊子的“天下”拿下來，弄得學生膩歪不已，曲肱而夢周公，沈士遠因此得諢名“沈天下”。陳介石主講中國哲學史，他從伏羲講到周公也需要一個學期，這種“烏龜節(jié)奏”，傅斯年的學長馮友蘭即親身領(lǐng)教過。曾有人詢問陳教授：“照您這樣講，什么時候才可以講完？”后者的回答很有點禪趣：“哲學無所謂講完不講完。若要講完，一句就可以講完。若要講不完，永遠講不完?！标惤淌诘幕卮鸸倘磺擅?，但他不通邏輯，將哲學和哲學史混為一談，著實令人啼笑皆非。

胡適留學歸來，才不過二十六七歲，執(zhí)教于北大哲學系，專講中國哲學史，持有金剛鉆，包攬瓷器活。他異常大膽，一刀割斷商朝的聯(lián)系，將中國哲學史的坐標下移至西周末年。學生們都說胡適的做法簡直是“造反”，此人根本不配教授這門功課，最好是把他轟下講臺，趕出校門。私底下起哄歸起哄，真要拿主意，個個面有難色，一位機靈鬼便出謀劃策：“不妨請傅斯年去聽聽胡適講課，他的國學根柢，他的判斷力，大家全都信服，唯其馬首是瞻，不會有錯?！备邓鼓旯徊蝗枋姑?，聽過胡適的中國哲學史課后，頗為贊可，對那些心懷不忿的同窗說：“這個人，雖然讀書不多，但他走的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币粓鲆掖l(fā)的逐師風波遂偃旗息鼓。胡適曾謙虛地說，他初進北大做教授時，常常提心吊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fā)現(xiàn)傅斯年、顧頡剛等學生的學問比他強。傅斯年終身服膺胡適，捍衛(wèi)胡適，甘心成為胡適的護城河。胡適開過這樣的玩笑：“若有人攻擊我，孟真一定挺身出來替我辯護。他常說：‘你們不配罵適之先生！’意思是說，只有他自己配罵我?！笨箲?zhàn)期間，傅斯年在四川李莊史語所駐地對眾人宣稱：“人說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對。我是胡先生的斗士！”在孔子門下，子路是剛猛無比的大護法。在胡適門下，傅斯年無疑是保駕護航的頭號勇士。

并非每個教授都有胡適這樣幸運，難入傅斯年法眼的角色不乏其人。章太炎的及門弟子朱蓬仙開《文心雕龍》課，非其所長，講臺下的學生可不是善與之輩，他們的學問根基本就非常扎實，何況虎視眈眈，專等朱蓬仙送錯上門。傅斯年等人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全班同學聯(lián)名舉發(fā)這些舛誤，上書蔡元培校長，請求補救。此事要做就要做到萬無一失，不可出絲毫紕漏。傅斯年認真研讀朱蓬仙的講義，逮獲三十多處硬傷。蔡元培先生接到學生的聯(lián)名信，感覺此事有些古怪，莫非教授之間不服氣，有人暗加攻訐，借學生之手代為操作？此例一開，此風一長，北大將永無寧日。于是蔡先生決定召見聯(lián)名的學生，當面找尋答案。大家聽到消息，面面相覷，惴惴不安，一方面害怕蔡先生出題來考，另一方面則擔心傅斯年一人肩負的責任太重，于是有能力的學生每人分配幾條，各自弄明白了子丑寅卯，方才去校長辦公室見真章。他們的猜測應驗如神，蔡先生學問好，面試毫不含糊。所幸大家有備而來，一問一答如合卯榫。考完之后，蔡先生不吭聲，諸位學生也不吭聲，大家鞠了個躬，從校長辦公室魚貫而出。在返回宿舍的路上，實在憋不住了，個個揚眉吐氣，捧腹大笑。結(jié)果是，這門功課重新調(diào)整，朱蓬仙歇菜回家。

早在北大中文系讀本科時，傅斯年的天縱之才即為師兄師弟極力推崇，甚至有人稱贊這位山東才俊是“孔子以后第一人”“黃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平日，甲問乙是中文系哪班，若乙回答他是傅斯年那班，彼此肯定會心一笑，既可說是歡笑，也可說是苦笑，因為這宗便利的代價太高，說是倒霉才對，被傅斯年這塊重型“鋼板”狠狠地壓在下面，一般人休想翻身。后來，傅斯年到歐洲留學，俞大維自詡是觸手成春的學者，竟也趕忙棄學文史而改擇理科，他說：“搞文史的人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就永無出頭之日了！”由此可見傅斯年有多牛。

名師的絕學端賴高徒薪火傳承，傅斯年是文史園地的壯苗，國學大家劉師培、黃侃等人心中有數(shù)，都抱著老儒傳經(jīng)的熱望，期待傅斯年能夠繼承儀征學統(tǒng)或太炎學派的衣缽。傅斯年本可徘徊歧路，顧后瞻前，但他具備現(xiàn)代思維，樂意扛著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大纛入于更廣袤的學問之野。

1918年，傅斯年、羅家倫等北大高才生組織新潮社，編輯《新潮》月刊，由于經(jīng)費上吃緊，決定爭取校方的支持。陳獨秀是北大文科學長，對《新潮》的面世樂見其成，他很想看到一家真正由青年學生創(chuàng)辦的青年刊物來聲援《新青年》，多一支新文化運動的偏師，就多一股進步的勢力。但他懷疑傅斯年潛心國學，被黃侃視為高足弟子，可能是來探營的間諜。及至陳獨秀讀過傅斯年發(fā)表的文章《文學革新申義》后，此類疑慮煙消云散。據(jù)周作人1918年10月21日的日記所載，傅斯年已進入《新青年》的編委陣營，而且是十二人中最少年。蔡元培校長主張兼容并包，學術(shù)自由，對北大的新生事物異常寬容，校方同意為《新潮》墊付印刷費，并且代為發(fā)行。新潮社吸納了當時北大文科學生中不少優(yōu)秀分子，除了發(fā)起人傅斯年、羅家倫二位，還有毛子水、顧頡剛、馮友蘭、俞平伯、朱自清、康白情、江紹原、李小峰、張申府、高君宇、譚平山、何思源等四十余人。這些成員絕非庸碌之輩，日后，他們在學術(shù)界內(nèi)或?qū)W術(shù)界外幾乎個個都有不小的名頭和成就?！缎鲁薄返恼紊什蝗纭缎虑嗄辍纺敲礉夂?，但二者的大方向始終是一致的。

《新潮》一紙風行，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出手不凡，“好像公孫大娘舞劍似的，光芒四照”（蔣夢麟語）。傅斯年發(fā)表高論，觀點趨于極端，比如：“吾國數(shù)千年來，所有學術(shù)，為陰陽學術(shù)；所有文學，為偈咒文學。若非去此謬誤，自與西洋文明捍格不入?！睂⒅袊鴤鹘y(tǒng)文化如此歸類，大加貶損，顯然失之簡單粗暴。然而當時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新文化大將都喜歡這么干，青年人也普遍覺得，持平之論不夠過癮，只有講過頭話語、寫過頭文章才算痛快淋漓，于是乎若不走極端就不算革命，成為了《新潮》作者的共識。傅斯年等北大學生的文章驚動了校內(nèi)外不少讀者，有位遺老氣呼呼地拿著《新潮》雜志去向總統(tǒng)徐世昌告狀，徐世昌非常反感這些鋒芒畢露的激烈言論，就給教育總長傅增湘施加壓力，傅增湘則向北大校長蔡元培點出陳獨秀、胡適、傅斯年、羅家倫四人，要他加以懲戒。當時，頑固的保守派將陳、胡、傅、羅貶稱為“四兇”，甚至說官方有意將他們從北大除名。傳聞若此，動靜全無，蔡元培主張兼容并包，豈肯助紂為虐？《新潮》絕對不是什么甜湯和溫吞水。論影響力，它與《新青年》分庭抗禮，北大守舊派創(chuàng)辦的《國民》和《國故》根本無法望其項背。

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五四運動搭造了一座燈光璀璨的大舞臺，許多人因為這一時期的精彩演出（哪怕只是跑過幾圈龍?zhí)?，當過一回票友）而身價百倍?！拔逅那嗄辍笔且豁椊?jīng)久耐用的榮譽，“五四健將”呢？更是一道襯托威儀的光環(huán)，蔡元培先生曾打趣“吃五四飯”比一般意義上的吃老本更使人受用無窮。這就難怪了，某些過來人頗為離譜，竟然削尖腦袋，殫精竭慮朝“五四”懷里鉆；某些號稱“革命家”的狠角色也未能免俗。

1919年4月底，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在巴黎和會（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協(xié)約國的分贓會議）上的交涉宣告失敗。1919年5月2日，林長民在北京《晨報》發(fā)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透露了更加令人震驚的內(nèi)幕消息，和會之所以拒絕中國代表提出的公正解決山東問題的要求，是由于賣國賊心懷鬼胎，暗中同意換文。內(nèi)奸究竟是誰？親日派的章宗祥（中國駐日公使）、曹汝霖（交通總長兼交通銀行總理）、陸宗輿（幣制改革局總裁、中日合辦的匯業(yè)銀行的華方董事長）乃為眾目所視，眾手所指。北京學生組織原計劃于5月7日舉行國恥日集會游行，因此提前到5月4日，軍閥橫行引起民憤，強權(quán)政治招致國恥，學生要公開表示抗議。傅斯年參加了群情激憤的發(fā)難大會，被推選為二十名代表之一。羅家倫即興起草的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令人血沸，頗具煽動力：“……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5月4日那天下午，天安門前，旗幟招展，人頭攢動，北京總共有十三所學校三千多名學生參加集會游行，堪稱史無前例，游行示威的總指揮是傅斯年。北大隊伍前列，學生舉著“還我青島”的血字衣（謝紹敏咬破手指寫的），打出白布對聯(lián)，“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頭”，這副對聯(lián)帶有人身攻擊的意味，至于曹汝霖和章宗祥的祖先是不是曹操和章惇，估計沒人認真考證過。很難想象，傅斯年身寬體胖，指揮一支如此龐大的游行隊伍，該是氣喘咻咻、汗流涔涔吧？游行隊伍起初秩序良好，但在東交民巷使館區(qū)受阻后，學生的情緒開始失控，紀律也隨之松弛，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傅斯年雖是容易激動的人，但每臨大事，理智占先，他勸導眾人保持冷靜，不要過激，但他的聲音被巨大的聲浪淹沒了。此后的火燒趙家樓和群毆章宗祥，已超出了學生和平游行示威的初衷，事態(tài)迅速升級，三十二名學生鋃鐺入獄。當天，傅斯年去了趙家樓嗎？應該是去了，羅家倫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寫的，周炳琳更是言之鑿鑿地說，他親眼見到傅斯年將曹汝霖家的紅綢被面撕下圍在腰間，他還在一旁詰問道：“你這是干什么？”傅斯年是否參與了打砸燒？則眾人語焉不詳。有一點倒是確定無疑：在眾人實施無羈的暴力之后，傅斯年及時撤離了亂糟糟的現(xiàn)場，他沒有進入被捕者的名單。翌日，北大學生會召開緊急會議，一位陶姓學生喪失理智，頗為沖動，與傅斯年意見相左，當眾撕破臉皮，由言語頂撞上升為肢體沖突。傅斯年吃了一記窩心拳，怒不可遏，向好友賭咒發(fā)誓不再參與北大學生會的工作。此后，學生運動縱深發(fā)展，形成燎原之勢。在抵制日貨的高潮時期，有歹人包藏禍心，蓄謀毀損傅斯年，竟放出冷箭，造出謠言，說是傅斯年接受了某煙草公司（這家公司乃中日合資）的津貼，奸人造謠中傷的動機昭然若揭。謠言止于智者，奸謀并未得逞。

回顧往昔，傅斯年在學生運動如火如荼時反而漸行漸遠，真實原因是他對學問的興趣要大過對政治的興趣，他的領(lǐng)袖欲望并不強烈。有人說，在五四運動中，傅斯年的個人表現(xiàn)可用“虎頭蛇尾”四字形容，這大致不錯。在那個岔道口，傅斯年選擇了另一條進取之路，考上山東的官費名額，前往英國留學。入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師從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五四之后，傅斯年向經(jīng)歷過那場學潮的人無私地奉獻了三點忠告：“一、切實的求學；二、畢業(yè)后再到國外讀書去；三、非到三十歲不在社會服務(wù)。中國越混沌，我們越要有力學的耐心?！焙m認為五四運動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干擾”，傅斯年也有同感和共識。

傅斯年投考官費留學生時，遭遇波折，盡管他的成績出類拔萃，但險些被刷落榜下。原因很簡單，觀念頑固保守的試官對這位五四健將和《新潮》主腦抱有成見，“他是激烈分子，不是循規(guī)蹈矩的學生”，這個理由已足夠充分。所幸陳豫先生為傅斯年攘臂力爭：“成績這么優(yōu)秀的學生，尚且不讓他留學，山東還辦什么教育！”此言擲地有聲，無可辯駁。

當年的風氣使然，參與新文化運動的青年知識分子多數(shù)對自然科學頗為著迷，頗為傾倒，他們急欲尋求西方的科學方法，回頭梳理東方文化。傅斯年除了自己的專業(yè)，還鉆研化學和數(shù)學，修習地質(zhì)學，因此被好友毛子水打趣為“博而寡約”“勞而無功”，羅家倫則調(diào)侃傅斯年是“把伏爾泰的精神裝在塞繆爾·約翰生的軀殼里面”。約翰生博士是英國十八世紀最博學也最風趣的文人，獨力編纂一部完備的《英語詞典》，享譽大英帝國。約翰生博士是大胖子，傅斯年也是大胖子，羅家倫的比擬不算失倫。傅斯年不以為侮，反以為豪，他顧盼自雄，拍打自己的將軍肚，如同拍打得勝鼓。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歐洲留學和游學的中國學者不乏天才橫溢的精英，有蔡元培、陳寅恪、趙元任、俞大維、傅斯年、金岳霖、毛子水、徐志摩等，他們博而能約，廣而能精。最難得的是，他們常常在柏林雅聚，各拈妙諦，各抒壯懷，互通聲氣。

與陳寅恪一樣，傅斯年也是典型的“游學主義者”，歐洲名校的博士文憑光鮮至極，他卻是絕緣體，根本不來“電”。傅斯年輾轉(zhuǎn)于英國和德國的多所大學，選修了一些與他的研究方向風馬牛不相及的專業(yè)，哪里有心儀的大學者，他就尋蹤而至。在德國柏林大學，傅斯年親耳聆聽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當年，有此運氣和榮光的中國學者，屈指可數(shù)。

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傅斯年居然將世間最難兼容的褒稱（“國士”）和貶稱（“大炮”）集于一身。乍看，覺得離奇；細思，又覺得妥帖。他學問好，脾氣大，論到氣節(jié)和斗志，他都是首屈一指的。

當敵寇猶如蝗、蜂一般集結(jié)，準備瘋狂入侵的時候，中國民間反抗者的表現(xiàn)方式各不相同，江湖豪杰斷發(fā)文身，知識精英蓄須明志，馮友蘭和聞一多就是在抗戰(zhàn)時期成為了“美髯公”。傅斯年既是五四斗士，又是歷史學家，他的做法很特別，給兒子取名仁軌，可謂態(tài)度鮮明。顯然，這個名字有出處。劉仁軌是唐朝大將，駐守朝鮮，抗擊日本侵略軍，打過漂亮的殲滅戰(zhàn)。

抗戰(zhàn)期間，傅斯年為兒子傅仁軌書寫文天祥的《正氣歌》，囑咐他“日習數(shù)行，期以成誦”。告誡兒子：“做人之道，發(fā)軌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則必為生死所困，所以異乎禽獸者幾希矣！”

南宋滅亡后，文天祥被囚禁在大都（今北京），長達三年，元世祖忽必烈不打算殺他，而準備用他，于是讓十二歲的宋恭帝去獄中勸降。文天祥見到宋恭帝趙?的那副委瑣熊樣，仿佛萬箭穿心，但他仍以“君降臣不降”五字斷然峻拒。傅斯年是北人，文天祥是南人，北人素來輕視南人的骨氣，然而悠悠千百載，畢竟會有例外。

1935年，神州大地風云變幻，形勢危如累卵，日本人大肆鼓噪“華北五省自治”。畏敵如虎的人極其天真，主張將北平降格為“中立區(qū)”，為此發(fā)起建立北平文化城運動。一時間，人心惶惶，議論紛紛。值此敏感時期，胡適身為“低調(diào)俱樂部”成員，發(fā)表了附和政府妥協(xié)政策的軟性言論——《保衛(wèi)華北的重要》。傅斯年讀罷此文，怒不可遏，大有冰炭不同爐、薰蕕不同器的意思，他宣稱要退出《獨立評論》雜志社，與胡適割袍斷義、割席斷交，幸得丁文江居中斡旋，多方調(diào)停，傅斯年才盡釋前嫌，收回成命，與胡適言歸于好?！拔釔畚釒?，吾更愛真理！吾更愛祖國！”如此理解傅斯年與胡適的友誼，則庶幾乎近之。胡適也是愛國的，但他一度被自己的那個“和比戰(zhàn)難”的論調(diào)絆翻在地。

北平市長秦德純上任伊始，設(shè)宴款待教育界名流，他板起面孔，虛聲恫嚇，要大家看清形勢，知所進退，還公然為敵張目，大放厥詞，“在日人面前要保持沉默”，以免惹禍，儼然要出面為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招降納叛。當時，全場名流聞之色變，噤聲無語，氣氛沉悶而凝重，唯有傅斯年憤然作色，拍案而起，當面教訓秦德純別忘了自己是中國人，是國民政府的官員，別站錯了民族立場。他宣稱，值此國運懸于一線的危急時刻，身為學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種反抗的態(tài)度和不屈的精神，贏得了在場學者的敬佩。嗣后，一二九學生運動發(fā)出示威的強音，使得北平上空渾濁的空氣為之一清。當時，親日派囂張，日本特務(wù)猖獗，傅斯年嚴正表態(tài)，很可能招致血光之災，但他大義凜然，毫不畏縮。

抗戰(zhàn)伊始，名校南遷，然后西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并為西南聯(lián)合大學，定址昆明（文學院和法學院在蒙自有三個月的過渡期），寶貴的師資和財力得以集中利用。因陋就簡，辦好一所戰(zhàn)時的中國最高學府，這個奇妙的構(gòu)想最初即源于傅斯年的靈感。此舉壯哉！偉哉！在中國現(xiàn)代教育史上，理應大書特書一筆。西南聯(lián)大經(jīng)受住戰(zhàn)火的考驗，培養(yǎng)了大批棟梁之才，日后，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均是西南聯(lián)大的高才生。

抗戰(zhàn)勝利的消息傳到重慶，傅斯年欣喜若狂，他從住所里尋出一瓶烈酒，跑到街上，手舞足蹈，猶如醉八仙，脫略于形骸之外。他用手杖挑起帽子，又像一位變戲法的魔術(shù)師。那晚，他在街頭與民眾笑鬧了許久，直到酩酊大醉，手杖和帽子全都不翼而飛。國家出了頭，老百姓有了活路，這是傅斯年最感暢懷、愜意的大喜事。至于國內(nèi)局勢將再度惡化，一場鐵血交飛的內(nèi)戰(zhàn)即將爆發(fā)，則是傅斯年始料未及的，也是眾多愛國者始料未及的。

三、“民國第一牛人”

傅斯年卓犖豪邁，每給人以不可企及之感。真名士，始能真本色，方能真性情。傅斯年被人謔稱為“傅大炮”，即形容他忍不住炮仗脾氣，口快心直，放言無忌。畢竟是多年的老朋友，羅家倫看傅斯年看得較為準確：“孟真貧于財，而富于書，富于學，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為正氣而奮斗的斗勁。”倘若傅斯年的“斗勁”欠缺鋼火，他又怎能成為“民國第一牛人”？

周炳琳夫人魏璧曾說：傅斯年從歐洲歸國時，決定帶手槍去南方從事革命活動，他的辦法是將西文精裝的原版書挖出空洞，用來藏槍。那年月，安檢措施并不嚴密，這樣子就足以蒙混過關(guān)了?？上н@是一條孤證。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時，傅斯年任教于廣東中山大學。有一天，他和幾位同學在蔡元培先生家吃飯，大家興致勃勃，個個開懷暢飲。這種場合，這種時候，傅斯年的“大炮”不鳴不響，更待何時？他信口開河地說：“我們國家整理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它趕出蘇伊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開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在座的同學都覺得此言痛快淋漓，唯獨蔡先生越聽越不耐煩，他聲色俱厲地教訓道：“這除非你做大將！”聽到蔡先生的當頭棒喝，傅斯年的酒勁醒了一半，頓覺無地縫可鉆。

在北大時，傅斯年與人對掐，從不害怕寡不敵眾，他是山東大漢，身材魁梧，體積、力量、勇氣，三者都是冠絕群雄。他的訣竅是：“我以體積乘速度，產(chǎn)生一種偉大的動量，足以壓倒一切?！备邓鼓辏⒈承苎髩K頭，頭發(fā)蓬松如亂草，戴一副美國滑稽電影明星羅克式的玳瑁眼鏡，天氣稍熱就滿頭大汗，時不時掏出潔白的手絹揩抹汗珠，這樣一個人，居然要扮演好斗的騎士（東方堂吉訶德），像嗎？羅家倫曾勸傅斯年不要總是像好斗的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傅斯年不可能把“沉默是金”這樣的金科玉律當成自己的座右銘。

最逗趣的是，傅斯年與丁文江有過一段“過節(jié)”。1923年，一向倡導科學精神的丁文江與“玄學鬼”張君勱大戰(zhàn)若干個回合，終獲全勝。當時，傅斯年人在國外，十分關(guān)注這場論爭，尤其欣賞丁文江的筆力和學養(yǎng)。過了三年，丁文江出任大軍閥孫傳芳治下的淞滬商埠總辦，傅斯年以為自己佩服已久的這位狠角色竟然墮落成為祿蠹了，他感到極為失望。在巴黎，傅斯年向胡適連說三遍，回國后第一件事就是殺掉丁文江。1929年，傅斯年回國，經(jīng)由胡適介紹，結(jié)識丁文江。胡適用玩笑的口吻打趣傅斯年：“現(xiàn)在丁文江就在你身旁，你干嗎不殺他？”此前，傅斯年已了解丁文江當年出任淞滬商埠總辦的苦心是為了做一回改革舊上海的試驗，還哪有一點敵意和恨意？他尷尬一笑，抱怨胡適舊話重提，是故意惡作劇。胡適對傅斯年說：“在君（丁文江字在君）必高興，他能將你這個‘殺人犯’變作朋友，豈不可以自豪？”此后，他們?nèi)顺蔀榱寺暁庀嗲?、情同手足的好朋友?/p>

1927年4月28日，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絞殺北大教授李大釗，報紙上的新聞報道皆口徑一致地稱李大釗在北京“就刑”，傅斯年憤然駁斥道：這不是“就刑”，是“被害”。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被捕，國民黨旗下的御用文人罵他“罪有應得”，傅斯年卻為之公開辯誣，贊許陳獨秀為“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那年月，黑槍林立，言責自負，傅斯年態(tài)度鮮明，勇氣可嘉。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nèi)以西方科學精神武裝頭腦的知識分子十有八九反感中醫(yī)，魯迅是一個典型，傅斯年也是一個典型。傅斯年認為，英國醫(yī)學博士哈維發(fā)現(xiàn)血液循環(huán)已經(jīng)三百余年，中醫(yī)居然還把人體分為上焦、中焦、下焦三段，這簡直是對于人類知識的侮辱和蔑視。由于傅斯年專修過實驗心理學，同時涉獵過生理學和生物化學，他撰文批判中醫(yī)時，不僅在立論上站得住腳，精確打擊中醫(yī)的命穴和要害，也是彈無虛發(fā)。那些欲將中醫(yī)頂禮膜拜至國醫(yī)地位的人，對傅斯年自然是恨得牙根癢癢的。

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報》發(fā)表評論《所謂國醫(yī)》，他篤定一副恨鐵不成鋼的語氣，開篇就危言聳聽，自揭家丑：“中國現(xiàn)在最可恥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氣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yī)中醫(yī)之爭?！挥兄嗅t(yī)西醫(yī)之爭，真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暴露得無所不至！以開了四十年學校的結(jié)果，中醫(yī)還成問題！受了新式教育的人，還在那里聽中醫(yī)的五行六氣等等胡說！自命為提倡近代化的人，還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做中醫(yī)的護法者！這豈不是明顯表示中國人的腦筋仿佛根本有問題？對于自己的身體與性命，還沒有明了的見解與信心，何況其他。對于關(guān)系國民生命的大問題還在那里妄逞意氣，不分是非，何況其他。對于極容易分辨的科學常識還在混沌的狀態(tài)中，何況較復雜的事。到今天還在那里爭著中醫(yī)西醫(yī)，豈不是使全世界人覺得中國人另是人類之一種，辦了四十年的學校不能脫離這個中世紀的階段，豈不使人覺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此文一石激起千層浪，在醫(yī)學領(lǐng)域引發(fā)新一輪科學和玄學（“巫術(shù)”）的激烈論戰(zhàn)。

有一次，傅斯年為了中醫(yī)問題在國民參政會上反對孔庚的議案，兩人當眾激辯，舌劍唇槍，各顯其能，最終孔庚倉皇敗下陣來，全然沒有“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的風度，竟倚老賣老，在座位上大出粗口，辱罵傅斯年。傅斯年不與孔庚斗粗鄙的口角，他當眾放出一句狠話：“你侮辱我，會散之后我和你決斗！”散會后，傅斯年果然去門口攔住孔庚，這才看清楚自己的對手七十多歲，骨瘦如柴，他的斗興頓時大減，把握緊的拳頭松開了，對孔庚說：“你這樣老，這樣瘦，我不和你決斗了，讓你罵了罷?！逼鋵嵏邓鼓晔堑蹲幼於垢?，并不喜歡恃強凌弱，當他占盡上風時，反而不再動手。

1940年8月，《云南日報·星期論文》刊出馮友蘭的《論中西醫(yī)藥》，其論點可解中醫(yī)與西醫(yī)的長期紛爭：“中醫(yī)西醫(yī)之分，其主要處，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異。中醫(yī)西醫(yī)應該稱為舊醫(yī)新醫(yī)。”中醫(yī)的理論可能不通，但中藥可以治病則是事實，所以“我們現(xiàn)在應該研究中藥，而不必研究中醫(yī)”，即不必研究中醫(yī)的那套近乎玄學的理論。

傅斯年主張知識精英參政而不從政，所以他只做參政員，不做官員，在這一點上，他與胡適并非同道，胡適主張“好人政治”，認為好人要盡可能出去做官，國家才有希望，否則，“壞人在臺上唱戲，好人在家里嘆氣”，“好人動口不動手，壞人背著世界走”，政治的清明將永無希望。傅斯年的好友朱家驊、羅家倫均踏入政界，操持權(quán)柄，快哉樂哉。傅斯年的辦事能力實則遠超朱、羅二人，蔣介石對他更是信任有加，倘若他愿意從政，不僅機遇多多，而且職位也絕對不會在朱、羅二人之下，但他始終堅執(zhí)不可。傅斯年曾致書胡適，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斗的，唯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斗也?！痹谡紊?，他比胡適要成熟得多。傅斯年敝屣尊榮，連蔣介石欽點的國府委員他都力辭不就，在書信中他表明態(tài)度：“斯年實愚戇之書生，世務(wù)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此后唯有整理舊業(yè)，亦偶憑心之所安，發(fā)抒所見于報紙，書生報國，如此而已。”1948年三四月間，胡適對是否參選總統(tǒng)頗感恍惚，傅斯年提醒胡適，他身為國內(nèi)知識界的當然領(lǐng)袖，“名節(jié)”才是重中之重，當局拉他參選，目的是“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真可謂一語喚醒夢中人。

有人說，傅斯年就像是東漢黨錮傳中李膺、范滂皆推崇備至的一流人物郭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危言高論，處士橫議。但傅斯年顯然比郭泰更有行動力，更有膽魄，他憑借一己之勇拼掉了國民政府的兩任行政院長，一位是孔祥熙，一位是宋子文，前者是蔣介石的連襟，后者是蔣介石的小舅子，可見其神勇非凡。傅斯年曾在參政院的會議上公開揭露真相：“抗戰(zhàn)以來，大官每即是大商，專門發(fā)國難財。我們本是勢力國而非法治國，利益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經(jīng)到手則又借法律名詞如‘信用’、‘契約’等以保護之，這里面實在沒有公平！”他平生痛恨中飽私囊的貪官，孔祥熙和宋子文是世間少有的大貪巨蠹，他自然視之若仇敵，深惡而痛絕。他說：“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這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跟這些敗類搏斗，才能真正幫助政府?！彼鲝垺皯土P貪污要從大官做起”，“除惡務(wù)盡”，“攻敵攻堅”，要打就要打活老虎，打大老虎。

抗戰(zhàn)期間，傅斯年身為國民參政員，屢次質(zhì)詢行政院長孔祥熙，牢牢逮住其經(jīng)濟問題不放，使孔祥熙狼狽不堪，惱怒至極，卻又無可奈何。蔣介石既想治理好“中華民國”，又想籠絡(luò)住那些專挖墻腳的親友，這種做法自相矛盾，最終害他丟掉了江山。蔣介石曾親自出馬為孔祥熙緩頰求情，欲使傅斯年一笑置之，得饒人處且饒人。蔣問傅：“你信任我嗎？”傅答：“我絕對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對蔣介石荒謬的邏輯推導不以為然，他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于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此言一出，滿座皆驚，蔣介石亦為之動容。一個人在極峰面前敢于講真話講硬話，這才叫剛直不阿，這才是傲骨錚錚的男子漢。

傅斯年硬抗孔祥熙，打的是持久戰(zhàn)和攻堅戰(zhàn)。從1938年開始，他多次向蔣介石上書，不遺余力地抨擊孔祥熙，孔某人的所作所為無一能入他的法眼。在他看來，孔祥熙無異于共產(chǎn)黨的“義務(wù)宣傳員”，民眾幾乎都指著孔祥熙的背脊來證明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并無出路”?？紫槲豕倘皇且粋€深得蔣介石信任的不倒翁，但被傅斯年、馬寅初這樣的大學者揪住不放，掊擊得體無完膚，學生運動的矛頭也直指他為國內(nèi)的頭號大貪巨蠹。傅斯年曾說：“（孔祥熙）以前是個taboo（禁忌），無人敢指名，今則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觸侮耳?！?945年，孔祥熙的權(quán)勢之路走到終點，咸魚未能再翻身。

1947年2月15日，農(nóng)歷丁亥年正月二十五，傅斯年在《世紀評論》上再放重炮，發(fā)表了《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造成一波強勁的倒宋風浪。即使懸隔六十余年，我讀罷此文，仍要用“切中要害”四字來形容。傅斯年從五點入手，處處講理，層層剝皮，使宋子文體無完膚。這五點是：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yè)政策、對外信用、辦事能力、文化水平。“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宋子文的形象就是如此了?！爱斦娜耍傄腥治幕?，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蹤影的?！备邓鼓曛S刺宋子文宴請來賓，只會夾菜喂客。尤其莫名其妙的是，抗戰(zhàn)勝利后，宋子文去北平接收敵產(chǎn)，竟將別人的老婆也一并接收，還帶到公共場合去招搖，丟人現(xiàn)眼，淪為笑談。這樣子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傅斯年懷疑他究竟是否“神經(jīng)有毛病”。此文中，講理是一方面，發(fā)怒是另一方面：“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這一驅(qū)逐令斬釘截鐵。傅斯年先后撰文彈劾孔祥熙、宋子文，希望蔣介石至少要“流共工于幽州，放 兜于崇山”，最好能將他們“摒諸四夷，不與同中國”。這般毫不客氣和行之有效的辦法，蔣介石心太軟，未肯采納。蔣經(jīng)國后來去上海打虎，同樣是只聞霹靂，不見雨點。蔣家王朝氣數(shù)已盡，痼疾難瘳，根基朽，大廈傾，縱然傅斯年驅(qū)逐孔、宋大功告成，也無濟于事。

曾有人作誅心之論：“傅斯年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仍是蔣介石的一條忠實的走狗！”這話其實站不住腳。準確地說，傅斯年向來敢“犯上”而不“作亂”。中央銀行國庫案是孔祥熙的硬把柄，傅斯年揪住不放，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看到一份蔣介石為孔祥熙說情的絕密函件，他怒火中燒，動筆勾出要害，竟在“委座”的大名側(cè)揮筆痛批道：“不成話。”世間多有連貪官也不敢反的軟骨動物，批評傅斯年這樣的勇士，他們卻“有膽有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不敢恭維。

王人博教授有一句近乎開玩笑的名言：“湖南人造反是為了當皇帝，山東人造反是為了受招安?！备邓鼓晔巧綎|聊城人，說他“造反”，有點過分，說他忠君，一點也沒錯。他反貪反腐，除惡務(wù)盡，清君側(cè)，除賊臣，不遺余力。蔣介石深知傅斯年忠貞不貳，因此對其言語頂撞不以為忤。

十九世紀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爵士一度擔任國會議員，但他在五年任期內(nèi)，始終緘默不發(fā)一言，友人問他何以金口難開，他說：“人家說的話，我一句都不同意。我說的話，人家也未必同意我一句，所以只好當啞巴?！卑⒖祟D爵士還說過一句舉世認同的金言：“權(quán)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quán)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彼麩o疑是大智者，他的話饒有理趣，頗堪玩味。傅斯年是智者，更是性情中人，他身為國民參政員，無論如何也要擔負言責。

“百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傅斯年是唯一敢在蔣介石面前嘴叼煙斗、蹺起二郎腿講話的知識分子。妾婦之道，他不屑為之，韜光養(yǎng)晦，和光同塵，也與他的性情格格不入。稱他為無雙國士，就在于他真能做到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絕不輕義茍利。直道如弦，像傅斯年這樣剛正不阿的學者，西方多有，而東方罕見。

清代書畫家傅山談藝有名言：“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學書如此，做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傅斯年不肯低調(diào)，不肯謙虛，不巧設(shè)城府，不預留退路，不工于心計，不屑于安排，他更像一位敢怒敢言的西方斗士，而不像厚貌深衷的東方學者。有人稱他是“激進的保守主義者”，我卻認為他是貨真價實的自由主義者。這樣的知識分子，在中國，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鳳毛麟角，珍稀難遇。

四、博大精深

蔣夢麟在《憶孟真》一文中寫道：“孟真博古通今，求知興趣廣闊，故他于發(fā)抒議論的時候，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他于觀察國內(nèi)外大勢，溯源別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結(jié)論，往往能見人之所不能見，能道人之所不能道。他對于研究學問，也用同一方法，故以學識而論，孟真真是中國的通才?！闭\然，胡適所倡導的“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傅斯年是做到了的。

傅斯年磊落軒昂，自負才氣，下筆萬言，倚馬可待，箕踞放談，雄辯無敵，自有目空天下之士的實力。百分之九十九的狂人疏于俗務(wù)，傅斯年就偏偏是個例外。辦起事來，他頂賣勁，頂負責，頂?shù)轿唬斢兄饕?，他往往能力排眾議，常有令人驚喜的創(chuàng)獲。

為文，橫掃千軍如卷席。做事，直搗黃龍而后快。這就是傅斯年的功夫。

專才易得，通才難尋。一般學人，很難具有行政才能，蔣夢麟、傅斯年、丁文江是民國學者中公認的行政高才。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創(chuàng)立，蔡元培出任院長，傅斯年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襄助蔡先生規(guī)劃院務(wù)，訂立制度和方案，無不井井有條。

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功，史料學派的崛起，端賴傅斯年的慘淡經(jīng)營。他主持中山大學文學院時，創(chuàng)辦過語言歷史研究所，那回只是小試牛刀，而真正大展身手，則是在中央研究院創(chuàng)辦歷史語言研究所。要了解傅斯年的學術(shù)理念，不可不讀他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其精髓為：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chuàng)造之系統(tǒng)，而不繁豐細密地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

我們很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所以才有這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設(shè)置。

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不出貨。

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果然我們動手動腳得有結(jié)果，因而更改了“讀書就是學問”的風氣，雖然比不得自然科學上的貢獻較為有益于民生國計，也或者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譏誚罷。

在創(chuàng)辦史語所的報告中，傅斯年講得很清楚：“此項旨趣，約而言之，即擴充材料，擴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并因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充，如是伸張，乃向科學成就之路?！彼珜嵤虑笫堑膶W術(shù)理念，打破崇拜偶像的陋習，將屈服于前人權(quán)威之下的理性解救出來，一言以蔽之：鉆出故紙堆，發(fā)掘新材料。早在中山大學文學院創(chuàng)辦語言歷史研究所時，傅斯年就在周刊的發(fā)刊詞中透露了自己的學術(shù)理念：“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fā)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shè)許多的新學問?！备邓鼓暝谥醒胙芯吭菏氛Z所干得最有聲有色有成績的事，就是發(fā)掘河南安陽殷墟，找到了若干震驚世界的殷商文化遺存（甲骨文和青銅器），有些發(fā)現(xiàn)彌足珍貴，能夠解開歷史的疑團。史語所集合了陳寅恪、趙元任、李方桂、李濟、董作賓等國內(nèi)首屈一指的語言學者和歷史學者，堪稱語言學和歷史學研究的最重要機關(guān)。

當年，戰(zhàn)亂不止，道路不寧，河南的地方保護主義嚴重，考古工作處處受阻，發(fā)掘的材料難以運出。傅斯年起用河南籍學者董作賓、郭寶鈞、尹達、石璋如，以緩和史語所與地方保守勢力的矛盾沖突。他還巧妙斡旋，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人脈資源，力保考古發(fā)掘不致半途而廢，必要的時候，他甚至請求蔣介石簽發(fā)手令，以圖從根本上解決難題。有一次，傅斯年到開封辦交涉，費時三個月，他返回史語所后，指著自己的鼻子對考古組的多位學者開玩笑說：“你們瞧，我為大家到安陽，我的鼻子都碰壞了！”若沒有傅斯年的執(zhí)著和精明，殷墟的考古發(fā)掘勢必被迫中止。

當年，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訪問李莊，他親眼見到的情形是：“高級知識分子生活在落難狀態(tài)中，被褥、鍋盆瓢勺、孩子、橘子和談話喧鬧聲亂成一團。這是一個貧民窟，但又住滿了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真是一個悲喜劇的好題材?！备邓鼓昃褪堑靥幚钋f的史語所的當家人，英國科學家李約瑟來訪，得到了一件心喜的禮物，一把黑折扇，傅斯年用貴重的銀朱在上面書寫了一段《道德經(jīng)》，風度和風雅沒折損絲毫。萬方多難之際，史語所的研究經(jīng)費奇缺，學者們的日食三餐也難以為繼，傅斯年那么高傲，但為了中央研究院在四川李莊的三個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的生存之計，他不得不向第六戰(zhàn)區(qū)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王夢熊打躬作揖，只為借米一百三十石。

據(jù)一些前輩學人回憶，傅斯年主持史語所時，霸才、霸氣和霸道均顯露無遺，史語所的同事對他莫不敬畏有加，暗地里稱他為“傅老虎”。在國民黨的鐵幕下，傅斯年力爭自由，不曾有過絲毫懼色，但在史語所內(nèi)，他說一不二的家長作風和黨同伐異的門戶之見相當嚴重，他瞧不起那些缺少留洋背景的本土派學者，這就難免會傷害一些具有真才實學的好人。女學者游壽（國學家胡小石的高足弟子）在史語所郁郁不得志，最終拂袖而去，就是一個顯例。雖然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和不快，但傅斯年對史語所的苦心經(jīng)營功不可沒，連個性桀驁不馴、受過大委屈的女學者游壽也承認這一點。

五、功狗與功臣

1950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五十二周年紀念活動在臺北舉行。傅斯年登臺演講，話題轉(zhuǎn)向?qū)W問和辦事，他笑道：“蔣夢麟先生的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學問不如胡適之先生，但我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蔡先生和胡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边@當然又是他想到哪兒說哪兒，心直口快。好在蔡先生大度，在九泉之下，是不會生氣的。胡先生也大度，深知傅斯年的脾氣性格，同樣不會生氣。傅斯年走下演講臺，蔣夢麟對他說：“孟真，你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人只不過是北大的功狗?！蹦軌蜃霰贝蟮墓?，也了不起?。「邓鼓晷廊徽J領(lǐng)這個榮譽稱號。傅斯年是“北大功狗”，無妨他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功臣，無妨他為臺灣大學的功臣，因為他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實事，轉(zhuǎn)移了一時之風氣。

傅斯年赴臺之前，大陸易幟在亟，其死志昭然若揭。據(jù)陶希圣《傅孟真先生》一文追憶：“在徐埠戰(zhàn)事失利之后，我到雞鳴寺去看孟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圖書都在裝箱，他的辦公房里也是箱篋縱橫。他告訴我說：‘現(xiàn)在沒有話說，準備一死?！S手的小篋里面藏著大量的安眠藥片。”

傅斯年死志已決，最可靠的證據(jù)來自于他夫人俞大彩的回憶：“那時，我的母親患嚴重心臟病住院，大姐大 ，以南京危在旦夕，決奉母先飛廣州，轉(zhuǎn)香港就醫(yī)，她要我同行，與她共同隨機照顧病母。我慮及孟真舊病復發(fā)，加以他感時憂國，情緒極劣。母親重病在身，長途飛行，極感憂慮，左右為難，不知何所適從。商之于孟真，他毫不遲疑地說：‘你母親病情嚴重，此行如有不測，你未能盡孝，將遺恨終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顧慮我?！衣哉醒b，準備隔日啟程。當夜，孟博趕來痛哭流涕，責備我不該離開孟真。他說：‘你難道不知道哥哥隨身帶著一大瓶安眠藥，一旦匪軍攻入，他便服毒自盡么？那時，你將何以自處？’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們相對涕泣，我便放棄了廣州之行?！庇岽蟛屎透邓箮r（字孟博）都深知傅斯年的剛烈個性，沒有他們的嚴密監(jiān)護，后果不堪設(shè)想。

1949年1月17日，傅斯年從上海直飛臺北，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親往機場迎接，場面不小，動靜很大。翌日，傅斯年即從臺大代理校長杜聰明手中接受印信，正式履職。他為臺大確立八字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傅斯年到臺大履新，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請傅斯年題詞，他不假思索，略無沉吟，揮筆寫下“歸骨于田橫之島”的字幅相贈。傅斯年用的是秦末漢初齊國貴族田橫的典故，劉邦稱帝后，田橫不愿臣服于漢，率徒眾五百余人逃亡，避居海上孤島。后來田橫被迫偕門客二人赴長安，于驛舍中憂憤自殺。留居海島的追隨者獲悉田橫死訊，于是全體追隨主公于地下。

驍將胡宗南想在臺灣島上自殺，是因為感到乏味和無聊，他曾問隨從：“我們應該在什么地方自殺？”傅斯年的“蹈海之意”則源于其自身的血性，對弟子陳槃，他是這樣表態(tài)的，對好友陶希圣，話講得更為明白：“希圣，你以為我是來做校長，我死在這里！”

此前此后，傅斯年與胡適爭取大陸學人赴臺，費了不少力氣，卻效果平平，其門生弟子尚且敬謝不敏，避之唯恐不及，仿佛恩師是要拉他們?nèi)ヌS坑和火坑，歷史學家鄧恩銘就曾對傅斯年說過“不”，傅斯年的妻姐俞大縝和俞大 也拂逆了他的美意，最終在“文革”中受難，自殺身亡。當年，學者、教授對蔣家王朝失望至極，不愿“拋骨于田橫之島”，其心情不難理解。中國人安土重遷，普遍心理是“寧為太平犬，不做亂離人”，在國民黨軍隊大潰敗之際，凡是往昔未嘗與中共結(jié)下深仇大怨的學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不愿意選擇那座岌岌可危的孤島作為自己后半生安身立命的地方。陳寅恪與傅斯年是游學歐洲時的老朋友，而且他曾在傅斯年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過歷史組組長，抗戰(zhàn)時期，陳寅恪在昆明躲空襲，他的口號是“聞機而坐，入土為安”，前面四字不難理解，后面四字的意思是說躲進防空洞才算安全。每當警報大作，別人狼奔豕突，傅斯年卻要冒險爬上三樓，將陳寅恪攙扶下來。下雨天防空洞中水深盈尺，傅斯年還得弄一把高腳椅，讓陳寅恪穩(wěn)穩(wěn)當當?shù)刈Ｏ胂肟窗?，一位大胖子攙扶著另一位半盲的學者躲避空襲，何等費勁，何等吃力！單從這件事，就不難見出傅斯年與陳寅恪友情之深摯。傅斯年曾親自出面游說陳寅恪去臺灣大學任教，甚至準備動用極其稀缺的專機將這位國寶級的學者接送到臺灣。陳寅恪堅執(zhí)不可，他自忖與現(xiàn)實政治素無關(guān)礙，晚景理應無憂，終老于中山大學于愿足矣。文革時期，陳寅恪遭到迫害，高音喇叭架設(shè)在他門外的大樹上，大字報張貼到他臥室床頭，存款被凍結(jié)，連不可或缺的牛奶也斷了供，晚景之凄涼始料未及。那時，這位盲學者是否悔青了腸子？當初若接受傅斯年的邀請，播遷海隅，去臺大任教，又何至于遭逢此厄？

臺灣大學乃“五朝老底”，實不易辦，改造一所舊大學，遠比建設(shè)一所新大學更加煩難。傅斯年曾致函張曉峰：“弟到臺大三學期矣！第一學期應付學潮，第二學期整理教務(wù)，第三學期清查內(nèi)務(wù)，不查則已，一查則事多矣！報上所載，特少數(shù)耳。以教育之職務(wù)作此非教育之事，思之痛心，誠不可謂為不努力，然果有效否？不可知也，思之黯然！”欣然也好，黯然也罷，一位負責任的校長，結(jié)局只可能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在臺大，傅斯年銳意改革，第一要務(wù)就是整頓人事，凡是不合格的教員一律解聘，對于高官要員舉薦的親友，他并不買賬：“總統(tǒng)介紹的人，如果有問題，我照樣隨時可以開除?！备邓鼓暾嬗邪熘懀f到就敢做到。“大一國文委員會”“大一英文委員會”“大一數(shù)學委員會”由許多著名教授組成，毛子水、臺靜農(nóng)、屈萬里都給大學一年級新生開課。殺雞焉用宰牛刀？眾人表示疑惑，傅斯年認定基礎(chǔ)學科的建設(shè)乃是重中之重，若不用火車頭去牽引，就不可能產(chǎn)生理想的動能和速率。新學期伊始，每位教師都會及時收到傅校長一封內(nèi)容相同的親筆信，他告知大家：說不定哪一天，他會跟教務(wù)長、貴學院的院長、貴系的系主任，去課室聽講，請勿見怪。不到兩年時間，傅斯年真就“聽掉”了七十多名教師，由于這些南郭先生的教學水平不入他的法眼，他不再與之續(xù)聘。傅斯年用人從來不看背景，只看能力，因此得罪了不少權(quán)貴，也受到外間的非議和攻擊，甚至有些心懷宿怨的人罵他是“學閥”，是“臺大的獨裁者”，但傅斯年依然我行我素，至于妥協(xié)，在他的人生大詞典中，壓根就沒有它的體面位置。有一次，蔣介石對他的親信說：“那里（指臺大）的事，我們管不了！”傅斯年打就的“營盤”真是水都潑不進。

1949年，臺灣四六事件前夕，全島白色恐怖。警總副司令彭孟緝到臺大搜捕匪諜，傅斯年怒不可遏，他吼道：“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qū)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臺大學生盡可放心，這尊“傅大炮”絕不會在關(guān)鍵時刻變成啞炮。

1950年，臺大新生入學考試，國文試卷由傅斯年親自命題，題目摘自《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边@是孟軻的夫子自道，也是孟真的夫子自道，傅斯年就是要做這樣的大丈夫。很難說他得志了，只能說他抱憾而終。

據(jù)朱家驊回憶，傅斯年去世前幾天，閑談時對他說：“你把我害苦了，臺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要斷送在臺大了?！币徽Z成讖。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列席臺灣省參議會，答復有關(guān)臺大校政、校務(wù)的質(zhì)詢，當日提問者即鐵骨錚錚的好漢、“大炮參議員”郭國基。兩尊“大炮”對陣，外界所料想的狂轟濫炸并未發(fā)生，傅斯年因腦溢血猝然棄世，并不是某些記者所訛言的“被氣死”。勞累、焦慮、憂懣、虛弱的體質(zhì)（夏天剛做過膽結(jié)石手術(shù)）和高血壓，合伙充當了殘忍的殺手，攫奪了這位國士的性命。真令人難以置信啊，傅斯年想穿的那條暖和的新棉褲，竟然至死也未穿上。身為臺大校長，如此清苦，怎不令人唏噓！

傅斯年死后，哀榮自不用提，蔣介石親往致祭，臺大校園內(nèi)專辟傅園，園內(nèi)建造傅亭，安置傅鐘。傅斯年嘗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的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迸_大將這句醒世恒言化為實際行動，上課下課時，鐘敲二十一響。

在大陸，傅斯年的死訊沒有激起太大的波瀾，只有周作人之類的冤家對頭聞訊而喜，這些攻擊手找到了死靶子，但幾支冷箭不算熱鬧，也不算奮勇。當時，究竟有幾人痛心，幾人落淚？朋友之中，痛心落淚者首推陳寅恪先生，他以《〈霜紅龕集·望海詩〉云“一燈續(xù)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感題其后》為由頭，賦七絕一首，隱晦地表達了對故友的悼念：

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馀海外王。

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

《霜紅龕集》是清代名家傅山（字青主）的詩集，彼傅雖非此傅，但愛國憂時則一，陳寅恪先生賦此七言詩，豈徒為私誼留一念想，也為公道存一寫照。在日益窘迫的輿境下，盡管他不可能像以往那樣賦詩激贊傅斯年“天下英雄獨使君”，但拐著大彎的悼念更見其內(nèi)心的至忱。

蕭條亂世，白云蒼狗，總體而言，知識精英的人生就是一場追夢未果的悲劇，目標依舊懸遠，生命卻已耗竭。這個事實竟是難以逆轉(zhuǎn)，也無法改變的?！疤斓夭蝗剩匀f物為芻狗”，一位稀世天才的損失又算得了什么？生性豪奢的造物主何時何地憐惜過天才的英年早逝？權(quán)當是花的開謝，草的榮枯。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