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詩法著述的界定
詩法著述在中國詩學(xué)史上有源遠流長的傳統(tǒng),從初唐一直延續(xù)到民國時期。這批數(shù)量龐大的專門著作有其獨特的主體內(nèi)容、命名方法與著述目的,它們和其他詩學(xué)著作有很大的差別。但長期以來,它們卻被歸為詩話一類,喪失了其獨立的品性,并為學(xué)界的研究所忽略。實際上詩法著述值得單設(shè)一類進行專門的研究,本章即對詩法著述進行界定,并論述詩法著述與詩話著作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
第一節(jié) 詩法著述的判定標(biāo)準(zhǔn)
所謂詩法著述,是指以總結(jié)詩歌寫作技巧為主體內(nèi)容,以羅列詩學(xué)條目與詩法名目為主要形式的詩學(xué)專書。它們以具體作詩技巧的總結(jié)與記載、揭示與傳授作為主體,其中記載的是關(guān)于詩體、格律、對仗、用典、修辭、下字、句式、章法等諸多方面的詩法名目,這些詩法名目一般配合著詩例加以說明,注重的是可操作性,其寫作目的是向讀者傳授作詩方法。
一 專門總結(jié)詩歌寫作方法
“詩法,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運用語言的手法?!?sup>[1]詩法,既包括寫詩的法則,例如詩的性質(zhì)、功用、指向等重要方面的認(rèn)識與觀念;也包括作詩的技巧,如格律、屬對、用事、修辭、章法、命意、體裁等方面的具體操作技巧。從中國古典詩法著述的撰述實際來看,詩法著述的主體內(nèi)容,主要是詩法的“形而下”層面,也就是具體的詩歌寫作技巧。
初唐上官儀的《筆札華梁》,是現(xiàn)存最早的詩法著述,內(nèi)含“八階”“六志”“屬對”“七種言句例”“文病”“筆四病”“論對屬”七部分?!鞍穗A”乃是論八種詩歌寫作的題材,如詠物、贈物、述志、寫心等?!傲尽碧接懙氖亲髟姷牧⒁庵??!皩賹Α辈糠至芯欧N對:的名對、隔句對、雙擬對、聯(lián)綿對、異類對、雙聲對、疊韻對、回文對、同類對?!拔牟 薄肮P四病”主要論及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傍紐、正紐等詩歌聲律的病犯。對于初學(xué)律詩者來說,這些方法非常具有可操作性。例如《筆札華梁》中解釋對仗的方法云:
第三,雙擬對。
雙擬對者,一句之中所論,假令第一字是“秋”,第三字亦是“秋”,二“秋”擬第二字,下句亦然。如此之類,名為雙擬對。詩曰:“夏暑夏不衰,秋陰秋未歸。炎至炎難卻,涼消涼易追?!庇衷唬骸白h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p>
春樹春花;秋池秋日;琴命清琴;酒追佳酒;思君念君;千處萬處。如此之類,名雙擬對。
第四,聯(lián)綿對。
聯(lián)綿對者,不相絕也。一句之中,第二字第三字是重字,即名為聯(lián)綿對。但上句如此,下句亦然。詩曰:“看山山已峻,望水水仍清。聽蟬蟬響急,思鄉(xiāng)鄉(xiāng)別情。”又曰:“嫩荷荷似頰”;“殘河河似帶”;“初月月如眉”。
朝朝;夜夜;灼灼;菁菁;赫赫;輝輝;汪汪;落落;索索;蕭蕭;穆穆;堂堂;巍??;訶訶。如此之類,名聯(lián)綿對。[2]
隨后,佚名的《文筆式》、舊題魏文帝的《詩格》、元兢的《詩髓腦》、王昌齡的《詩格》、僧皎然的《詩式》、舊題白居易的《金針詩格》、舊題賈島的《二南密旨》、王叡的《炙轂子詩格》、齊己的《風(fēng)騷旨格》等書在唐代接連問世,都是以記載具體的詩歌寫作方法為著述宗旨的,它們都是唐代名副其實的詩法著述。例如王昌齡《詩格》“十七勢”中講詩歌的開頭如何寫作:
第一,直把入作勢。
直把入作勢者,若賦得一物,或自登山臨水,有閑情作,或送別,但以題目為定;依所題目,入頭便直把是也。皆有此例。昌齡《寄驩州詩》入頭便云:“與君遠相知,不道云海深。”又《見譴至伊水》詩云:“得罪由己招,本性易然諾。”又《題上人房》詩云:“通經(jīng)彼上人,無跡任勤苦。”又《送別詩》云:“春江愁送君,蕙草生氛氳?!庇帧端蛣e詩》云:“河口餞南客,進帆清江水?!庇秩绺哌m云:“鄭侯應(yīng)棲遑,五十頭盡白?!庇秩珀懯亢庠疲骸邦櫤铙w明德,清風(fēng)肅已邁?!?/p>
第二,都商量入作勢。
都商量入作勢者,每詠一物,或賦贈答寄人,皆以入頭兩句平商量其道理,第三、第四、第五句入作是也。皆有其例。昌齡《上同州使君伯詩》言:“大賢本孤立,有時起經(jīng)綸。伯父自天稟,元功載生人?!保ㄊ堑谌淙胱鳎┯帧渡鲜逃咝衷姟吩疲骸疤烊速姑髀裕?、稷分堯心。利器必先舉,非賢安可任。吾兄執(zhí)嚴(yán)憲,時佐能鉤深?!保ù耸堑谖寰淙胱鲃菀玻?sup>[3]
這些方法可以說是分門別類、循循善誘,能夠直接為初學(xué)者指示寫作門徑。
五代時,詩法著述的撰著熱情不減,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徐夤的《雅道機要》、徐衍的《風(fēng)騷要式》、王玄的《詩中旨格》、王夢簡的《詩格要律》、神彧的《詩格》等一系列詩法著述。例如神彧的《詩格》今內(nèi)容共存八論,分別為“論破題”“論頷聯(lián)”“論詩腹”“論詩尾”“論詩病”“論詩有所得字”“論詩勢”“論詩道”,解釋律詩首聯(lián)、頷聯(lián)、頸聯(lián)、尾聯(lián)等的寫法與避忌等,例如:
論頷聯(lián)
詩有頷聯(lián),亦名束題,束盡一篇之意。其意有四到:一曰句到意不到;二曰意到句不到;三曰意句俱到;四曰意句俱不到?!吨星镌略姟罚骸按艘挂惠啙M,清光何處無?!笔蔷涞揭獠坏揭病!对伾仍姟罚骸昂沽鳑驯吃┝Γ瑲馑星锉阖?fù)心?!笔且獾骄洳坏揭?。《詠柳詩》:“巫娥廟里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帶風(fēng)。”是意句俱到也。《除夜詩》:“高松飄雨雪,一室掩香燈。”是意句俱不到也。
論詩腹
詩之中腹亦云頸聯(lián),與頷聯(lián)相應(yīng),不得錯用?!对伨赵姟罚骸巴沓山K有分,欲采未過時?!贝藘删涫窃佄锒囊狻!端腿讼碌凇罚骸皶猿皆茲M,春吳水樹低?!贝耸撬腿怂?jīng)之處,失意可量?!秳e同志》:“天淡滄浪晚,風(fēng)悲蘭杜秋。”此兩句別所經(jīng)之景,情緒可量。[4]
雖然名為“論”,但是每論均有簡要解釋,并引詩為例,和詩話著作中的“論”截然不同。
到了宋代,據(jù)筆者鉤沉,存世的詩法著述共有十八部,比較知名的有李淑《詩苑類格》、梅堯臣《續(xù)金針詩格》、釋惠洪《天廚禁臠》、陳應(yīng)行《吟窗雜錄》等。例如釋惠洪《天廚禁臠》“是編皆標(biāo)舉詩格,而舉唐、宋舊作為式”[5],全書都是寫詩方法的匯編,先解釋技巧,再配以詩例來說明,能夠給初學(xué)寫詩者提供實實在在的指導(dǎo)與幫助。
古典詩法著述中技巧的總結(jié),有時又以詩病的形式出現(xiàn)。如唐佚名《文筆式》中有“文病”十四條:第一,平頭;第二,上尾;第三,蜂腰;第四,鶴膝;第五,大韻;第六,小韻;第七,傍紐;第八,正紐;第九,水渾??;第十,火滅病;第十一,木枯??;第十二,金缺病;第十三,闕偶病;第十四,繁說病。在詩法著述中,這些詩病和詩法一樣,除了有具體的命名,也有點明癥結(jié)的解釋,同時也配以詩例來說明:
第十三,闕偶病。
謂八對皆無,言靡配屬。由言匹偶,因以名焉。假作《述懷詩》曰:“鳴琴四五弄,桂酒復(fù)盈杯。”又曰:“夜夜憐琴酒,優(yōu)游足暢情。”
第十四,繁說病。
謂一文再論,繁詞寡義?;蛎囝悾蛎噘?。即假作《對酒詩》曰:“清觴酒恒滿,綠酒會盈杯?!庇衷唬骸皾M酌余當(dāng)進,彌甌我自傾?!?sup>[6]
古人所謂“喻其詩病而得針醫(yī),其病自除。詩病最多,能知其病,詩格自全也”[7](白居易《金針詩格》),詩病其實也就是一種應(yīng)該避開的錯誤詩法。
“中國古代詩法論有兩種形態(tài),一是對具體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指陳,一是對詩法作用機理的辨析。”[8]前者是具體的技巧方法,后者是中國詩法理論中的形而上層次,即“法則”。不可否認(rèn),詩法著述中也會有關(guān)于詩歌藝術(shù)總體性的“法則”“規(guī)律”層面的論述。例如王昌齡《詩格》“詩有三不”中提出:“一曰不深則不精。二曰不奇則不新。三曰不正則不雅?!?sup>[9]白居易《金針詩格》“詩有三本”中論詩的審美要素云:“一曰有竅。二曰有骨。三曰有髓。以聲律為竅;以物象為骨;以意格為髓。凡為詩須具此三者。”[10]齊己《風(fēng)騷旨格》“詩有三格”論詩的高低品次云:“一曰上格用意。二曰中格用氣。三曰下格用事。”[11]以上這些見解都是整體性的經(jīng)驗與理論,并沒有什么具體的技巧可供參用。雖然古典詩法著述的主要內(nèi)容是具體的技巧,但“法則”層面的內(nèi)容也會涉及。隨著詩法著述的成熟,到明清之后,一般的詩法著述都將這些“法則”的內(nèi)容,單獨作為“總論”、“綜述”或“統(tǒng)論”一卷而置于書首,體現(xiàn)出鮮明的詩法體系意識。
二 主體為詩學(xué)條目與詩法名目的羅列
詩法著述的構(gòu)書形式為羅列條目。但詩法著述的條目和詩話著作的并不相同,早期詩法著述的條目一般是“數(shù)詞+名詞”,后來發(fā)展成為“詩有+數(shù)詞+名詞”“某某體(例)+數(shù)詞”,宋代以后一般是具體的詩法名目。
早在初盛唐時代,詩法著述在形式上就是由若干小標(biāo)題構(gòu)成?!斑@些小標(biāo)題往往是以一個數(shù)詞加上一個名詞或動詞而構(gòu)成的片語,如‘十七勢’、‘十四例’、‘四得’、‘五忌’之類?!?sup>[12]例如初唐上官儀《筆札華梁》中有“八階”“六志”“七種言句例”等。盛唐王昌齡《詩格》中有“十七勢”“六義”等。同時又出現(xiàn)了“詩有+數(shù)詞+名詞”“某某體(例)+數(shù)詞”的小標(biāo)題形式,如王昌齡《詩格》中還有“詩有三境”“詩有三思”“詩有三不”,又有“起首入興體十四”“常用體十四”“落句體七”“勢對例五”等小標(biāo)題。
初盛唐時,以這幾種固定格式構(gòu)成條目、羅列成書的撰寫形式,深刻影響了后世的詩法著述。例如晚唐齊己的《風(fēng)騷旨格》中有“詩有六義”“詩有十體”“詩有十勢”“詩有二十式”“詩有四十門”等條目。宋代梅堯臣《續(xù)金針詩格》便是由“詩有三本”“詩有四得”“詩有五忌”等小標(biāo)題排列成書。直到元代,還有人采用這種小標(biāo)題形式羅列條目成書,如陳繹曾、石柏撰的《詩譜》,全書主要內(nèi)容包括“一本”“二式”“三制”“四情”“五景”“六事”“七意”“八音”“九律”“十病”等。
另外一種詩法著述的構(gòu)書形式是以各種詩法名稱作為條目羅列成書,這種形式大約起源于中唐時題名白居易的《文苑詩格》?!段脑吩姼瘛分械男?biāo)題是“創(chuàng)結(jié)束”“依帶境”“菁華章”“宣暢騷雅”“影帶宗旨”“雕藻文字”“聯(lián)環(huán)文藻”等,每一個標(biāo)題都在指示一種詩法,例如“依帶境”:
為詩實在對屬,今學(xué)者但知虛實為妙。古詩云:“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來?!贝松暇湎葦⑵涫?,下句拂之。古詩:“昏旦變氣候,山水含光輝?!贝瞬⑾葎荩缓蠼庵?。[13]
此種先標(biāo)示詩法名目,再給予解釋,最后附上詩例的構(gòu)書形式在后世獲得了更為普遍的使用。例如晚唐王叡《炙轂子詩格》中有“三韻體”“連珠體”“側(cè)聲體”“六言體”“三五七言體”“一篇血脈條貫體”“互律體”等。北宋景淳《詩評》中依次列舉了“象外句格”“當(dāng)句對格”“假色對格”“璞玉格”“雕金格”等詩法名目。再例如北宋釋惠洪的《天廚禁臠》卷上標(biāo)舉的詩法名目有:近體三種頷聯(lián)法、四種琢句法、江左體、含蓄體、用事法、就句對法、十字對句法、十字句法、十四字對句法、詩有四種勢、詩分三種趣、錯綜句法、折腰步句法、絕弦句法、影略句法;卷中包括:比物句法、造語法、賦題法、用事補綴法;卷下包括:古詩押韻法、破律琢句法、頓挫掩抑法、換韻殺斷法、平頭換韻法、促句換韻法、子美五句法、杜甫六句法、比興法、奪胎句法、換骨句法、遺音句法、古意句法、四平頭韻法、分布用事法、窠因用事法等。全書完全是由四十多個小標(biāo)題組成的,這些小標(biāo)題都是一個個具體的詩法名目。
宋代以后,羅列詩法名目作為構(gòu)書形式是詩法著述的主流選擇。例如元代題名范德機《詩學(xué)禁臠》內(nèi)容包括七言律詩十五格,分別是:頌中有諷格、美中有刺格、先問后答格、感今懷古格、一句造意格、兩句立意格、物外寄意格、雅意詠物格、一字貫篇格、起聯(lián)應(yīng)照格、一意格、雄偉不常格、想像高唐格、撫景寓嘆格、專敘己情格。
明清乃至近代以來,即便詩法著述越來越具有體系性,在大而全的體系下羅列詩法名目仍是詩法著述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例如明代梁橋的《冰川詩式》十卷,清代李锳撰、李兆元補《詩法易簡錄》十四卷,民國7年(1918)中華書局印行的謝無量《詩學(xué)指南》等,其中羅列的詩法名目越來越豐富且越來越成熟規(guī)范。這種情況一直在近現(xiàn)代的詩法著述中仍不曾改變。上海中華書局民國7年(1918)印行的謝無量《詩學(xué)指南》仍使用“詩眼用實事式”“詩眼用響字式”“練字次第式”“詩眼用拗字式”“子母字妝句式”“句中自對式”“巧對式”“交股對式”“借字對式”“錯綜句式”“折腰句式”“古詩每句用韻式”“古詩用古韻式”“古詩二疊促句換韻法”“古詩三疊促句換韻法”“古詩平頭換句法”“五言絕句平仄正格”“五言絕句平仄偏格”“失粘格”“拗句格”“各為平仄格”“四句平仄不變格”“五言律重韻”“七言律變格”等條目來構(gòu)成全書。所以,從歷代詩法著述的撰著實際來看,詩法名目的確是這些著作的核心內(nèi)容。
三 形式上具有瑣屑性
因為詩法著述以總結(jié)技巧為主要內(nèi)容,以詩學(xué)條目與詩法名目的羅列為構(gòu)書形式,所以容易顯得零縑散珠、瑣屑繁復(fù)。
這一特點早在詩法著述興起的唐代就已經(jīng)顯現(xiàn),例如王昌齡《詩格·論文意》云:
詩有無頭尾之體。凡詩頭,或以物色為頭,或以身為頭,或以身意為頭,百般無定。任意以興來安穩(wěn),即任為詩頭也。
凡詩,兩句即須團卻意,句句必須有底蓋相承,翻覆而用。四句之中,皆須團意上道,必須斷其小大,使人事不錯。
詩有上句言物色,下句更重拂之體。如“夜聞木葉落,疑是洞庭秋”,“曠野饒悲風(fēng),飋飋黃蒿草”,是其例也。
詩有上句言意,下句言狀;上句言狀,下句言意。如“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guān)道”是也。
凡詩,物色兼意下為好。若有物色,無意興,雖巧亦無處用之。如“竹聲先知秋”,此名兼也。[14]
這幾段話沒有什么體系可言,上下段之間也沒有邏輯關(guān)系,呈現(xiàn)出瑣屑繁復(fù)的形式特點。大約是早期的詩法著述都是即興而作,咳唾成珠,有纂集、雜錄的創(chuàng)作特點,例如釋空?!段溺R秘府論·天卷序》就認(rèn)為從唐朝攜歸的諸家詩格、詩式“卷軸雖多,要樞則少,名異義同,繁穢尤甚”,所以他才要“即事刀筆,削其重復(fù),存其單號”。[15]
愈到后世,詩法著述的篇幅愈為龐大,所以更顯得“叢脞冗雜”[16]。例如舊題范德機的《木天禁語》云:“唐人李淑有《詩苑》一書(筆者按:應(yīng)指宋人李淑的《詩苑類格》),今世罕傳,所述篇法,止有六格,不能盡律詩之變態(tài)。今廣為十三格,檃括無遺。”[17]《木天禁語》認(rèn)為十三格就可以“檃括無遺”了,但是明人王昌會的《詩話類編》廣為五十四格,而明人梁橋的《冰川詩式》達到一百多格,名目的羅列如阿房宮殿,千門萬戶,使初學(xué)者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而且個別著述往往理論不清,眉目不明,未能登堂,遑論入室,部分名目的總結(jié)與歸納也有重復(fù)和缺陷,使得筆下方法的總結(jié)更加穿鑿附會、瑣屑無聊。例如晚唐齊己《風(fēng)騷旨格》中首次列出了十種“詩勢”,隨后五代徐夤《雅道機要》列“八勢”。五代神彧《詩格》則列“詩有十勢”云:
詩有十勢:一曰芙蓉映水勢。詩曰:“徑與禪流并,心將世俗分?!倍积垵摼藿?。詩曰:“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比积埿谢⒉絼?。詩曰:“兩浙尋山遍,孤舟載鶴歸?!彼脑华{子返擲勢。詩曰:“高情寄南澗,白日伴云閑?!蔽逶缓刹≈荨T娫唬骸耙恍乃贾G主,開口不防人?!绷伙L(fēng)動勢。詩曰:“半夜長安雨,燈前越客吟。”七曰驚鴻背飛勢。詩曰:“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為臣?!卑嗽浑x合勢。詩曰:“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本旁还馒櫝鋈麆?。詩曰:“眾木又搖落,望君君不還?!笔换⒖v出群勢。詩曰:“三間茅屋無人到,十里松門獨自游?!?sup>[18](神彧《詩格》)
北宋佚名的《詩評》又有“詩有四勢”。各種難以索解的“勢”橫行詩壇,而為后世一些詩學(xué)家所批評,例如《蔡寬夫詩話》云:“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為例,議論鋒出,甚有獅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19]
第二節(jié) 詩法著述的書名與作者
一 詩法著述書名的變遷
(一)唐五代詩法著述多被命名為詩格或詩式
詩法著述在書名上有一定的共同點。唐五代的詩法著述多被命名為“詩格”或者“詩式”,命名為“某某格”或者“某某式”的情況也很多。
“詩格”這一名字最先起源于唐代,“格”也就是“法”的意思?!八^‘詩格’,就是作詩標(biāo)準(zhǔn)、法式?!?sup>[20]唐代出現(xiàn)的大量詩法著述,多被命名為“詩格”,例如舊題魏文帝《詩格》、崔融《唐朝新定詩格》、舊題李嶠《評詩格》、王昌齡《詩格》、舊題白居易《金針詩格》、舊題白居易《文苑詩格》、王叡《炙轂子詩格》、李洪宣《緣情手鑒詩格》、鄭谷等《今體詩格》、元兢的《沈約詩格》、題名王維《詩格》、徐隱秦《開元詩格》、王起《大中新行詩格》等。因為唐代使用“詩格”來命名的詩法著述的比例很高,所以,“唐代詩學(xué)的核心就是詩格”[21]。
唐代之后,很多詩法著述依然用“詩格”或者“格”來命名,如五代的王玄《詩中旨格》、神彧《詩格》、徐蛻《詩律文格》、佚名《杜氏十二律詩格》,宋代的李淑《詩苑類格》、梅堯臣《續(xù)金針詩格》、閻苑《風(fēng)騷格》、張商英《律詩格》、林越《少陵詩格》等。所以南宋目錄學(xué)家陳振孫用“詩格”這個詞代指宋前的詩法著述。在著錄唐代任藩的《文章玄妙》之下,陳振孫云:“凡世所傳詩格,大率相似。余嘗書其末云:‘論詩而若此,豈復(fù)有詩矣。唐末詩格污下,其一時名人,著論傳后乃爾,欲求高尚,豈可得哉?’”[22]在著錄《吟窗雜錄》之下云:“取諸家詩格、詩評之類集成之?!?sup>[23]這兩處中,陳振孫所言的“詩格”當(dāng)是以之代指宋前的詩法著述。
在唐代的詩法著述中,一些著作還被命名為“某某式”或者“詩式”?!笆健?,也是“法”的意思?!墩f文解字》卷五:“式,法也。從工,弋聲?!?sup>[24]和詩格一樣,所謂“詩式”,也還是詩法的意思。例如唐代佚名的《文筆式》、僧辭遠的《詩式》、僧皎然的《詩式》。五代又有徐衍的《風(fēng)騷要式》、佚名的《騷雅式》等,都是標(biāo)準(zhǔn)的詩法著述。除了“詩格”,“詩式”也成為詩法著述的專有名稱。明代梁橋編纂的大型詩法著述,在命名上取唐人古意,就命名為“冰川詩式”。
于是我們看到這樣一個現(xiàn)象:在唐五代的時期,用“格”“式”來命名詩法著述的現(xiàn)象非常普遍。唐五代目前可考的共有四十七種詩法著述,其中以“格”或“式”來命名的共有二十四種,占到51.1%之多。在“詩法”概念明確形成之前,“詩格”“詩式”就是“詩法”的代名詞。
宋代以后,題名為“格”“式”的著作逐漸沒落,整個宋代僅有李淑《詩苑類格》、梅圣俞《續(xù)金針詩格》、張商英《律詩格》、林越《少陵詩格》等少數(shù)幾本,元代只有于濟和蔡正孫《連珠詩格》、佚名《作詩骨格》、佚名《杜陵詩律五十一格》,明代只有梁橋《冰川詩式》、佚名《詩文要式》等個別作品。應(yīng)該說,宋代以后詩法著述的題名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局面,或曰“詩評”,或曰“詩說”,或曰“雜錄”,或曰“家法”,各有自家之特色,但在豐富多彩的命名中,最常見的還是命名為“某某詩法”。
(二)元明清時期“詩法”一詞代替了“詩格”與“詩式”
在初盛唐時期,詩法的意識已經(jīng)存在,但是還沒有產(chǎn)生“詩法”這一概念。所以,初盛唐的不少詩格、詩式著作中大量談及作詩之法,但這些技巧仍未被命名為“法”。直到在宋人那里,“詩法”一詞才獲得了較多的使用。嚴(yán)羽《滄浪詩話》專辟一章為“詩法”,魏慶之《詩人玉屑》中也有明確的標(biāo)題如“唐人句法”“風(fēng)騷句法”等。宋代以后,“詩法”一詞在各種詩學(xué)著作中層出不窮,其內(nèi)涵和外延不斷擴充豐富,最終成為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核心概念。[25]明確題名為“詩法”的著作,直至元代才首次出現(xiàn)?!拜^早出現(xiàn)的是(舊題)楊載的《詩法家數(shù)》,這部詩法著述體現(xiàn)出對前人詩格與‘論詩及辭’詩話之體的雙重繼承?!?sup>[26]元代其他命名為“詩法”的作品有舊題傅與礪述范德機意的《詩法源流》、舊題虞集《虞侍書詩法》、舊題揭曼碩《詩法正宗》、黃清老《詩法》、題傅若川《傅與礪詩法》等。
到了明代,命名為“詩法”的作品就更多了,例如朱權(quán)《西江詩法》、楊成《詩法》、釋懷悅《詩法源流》、黃子肅《詩法》、史潛刊刻《新編名賢詩法》、黃省曾《名家詩法》、熊逵《清江詩法》、王槚《詩法指南》、吳默《翰林詩法》、朱之蕃《詩法要標(biāo)》、謝天瑞《詩法大成》、胡文煥《詩法統(tǒng)宗》、汪彪《全相萬家詩法》等。清代則有葉弘勛《詩法初津》、陳美發(fā)《詩法入門指規(guī)》、游藝《詩法入門》、郎廷極《集唐要法》、張潛《詩法醒言》、蔡鈞《詩法指南》、徐文弼《匯纂詩法度針》、李锳《詩法易簡錄》、葉葆《應(yīng)試詩法淺說詳解》、鄭錫瀛《分體試帖法程》、張濤《詩法淺說》、許印芳《詩法萃編》等,都是影響力很大的詩法著述。近代以來,又有劉子芬《詩家正眼法藏》、劉鐵冷《作詩百法》、徐英《詩法通微》等詩法專書。
可以見得,元明清三代,人們開始將“詩法”一詞代替唐五代的“詩格”和“詩式”。張伯偉云:“(宋代以后)許多書有詩格之實,而無詩格之名。僅以我所寓目的元代詩格為例,如楊載的《詩法家教(數(shù))》、《詩法源流》,范梈的《詩學(xué)禁臠》、《木天禁語》、《詩家一指》,傅若金的《詩法正論》、《詩文正法》,揭傒斯的《詩法正宗》、《正法眼藏》,黃子肅的《詩法》,以及佚名的《沙中金集》等等。就其體例、內(nèi)容來看,都屬于詩格?!?sup>[27]實際上,這是因為宋元之后,“詩法”之名興起,代替了“詩格”“詩式”這種唐人的名稱?!案瘛薄ⅰ笆健迸c“法”,就其實質(zhì)而言并無區(qū)別。例如明代代表性詩法著述《冰川詩式》雖然名字叫作“詩式”,但文中的百余種詩法,都是明確用“法”字來敘述的,例如“上接下下接上句法”“上下接連句法”“上接下句法”“下連上句法”“兩句一意法”等。
胡正偉認(rèn)為:“就具體的法則而言,詩格與詩法可以相通;若就系統(tǒng)理論而言,則只可稱之為詩法,而不能謂之以詩格。由于詩法的范圍較詩格為寬泛,所以人們多把詩法、詩格著作統(tǒng)稱為詩法。”[28]但筆者認(rèn)為詩法著述與詩格著作之間的分野,相對來說難以嚴(yán)格界定。它們其實是不同時代的體現(xiàn):在唐五代時期,那些歸納總結(jié)詩歌寫作技巧的專門著作一般被命名為“詩格”“詩式”;宋代以后,“詩法”一詞逐漸興起,人們在撰著詩歌寫作方法的專書時,便拋棄了“詩格”“詩式”這兩個詞,而大規(guī)模地使用“詩法”一詞。這是因為“詩法”一詞具有明確的含義、寬泛的涵蓋范圍、廣泛的認(rèn)知和傳播基礎(chǔ)。所以,本書所謂的詩法著述,既包括大量的題名為“詩法”的專書,也包括唐五代大量題名為“詩格”“詩式”的詩學(xué)著作。
二 詩法著述的作者構(gòu)成
(一)名人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自我呈現(xiàn)
詩法著述的創(chuàng)作群體多為名人,這一特點從唐代開始就已經(jīng)顯現(xiàn)。
例如《筆札華梁》的作者上官儀、《詩髓腦》的作者元兢、《唐朝新定詩格》的作者崔融、《詩格》的作者王昌齡、《詩式》的作者皎然、《二南密旨》的作者賈島、《詩例》的作者姚合等,都是文壇名宿。再例如《大中新行詩格》的作者王起、《今體詩格》的作者鄭谷和黃損、《詩格要律》的作者王夢簡、《炙轂子詩格》的作者王叡等,都是進士出身。這些優(yōu)秀的詩人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會有很多寶貴的經(jīng)驗,將自己的心得體會總結(jié)記錄下來傳之于世,乃在情理之中?!对娭兄几瘛返淖髡?、約五代時人王玄就云:
予平生于二南之道,勞其形,酷其思,粗著于篇。雖無遺格之才,頗見墜騷之志。且詩者,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時明則詠,時暗則刺之。今具詩格于后。[29]
元代《詩法家數(shù)》的作者楊載在《自序》中云:
予于詩之一事,用工凡二十余年,乃能會諸法而得其一二。[30]
這些自述都說明了詩人自己作詩充滿甘苦,經(jīng)驗有所積累,愿意把寫詩的技巧傳之于世。
宋代詩法著述《詩苑類格》雖然已經(jīng)亡佚,但由于是李淑所著,這本書的質(zhì)量想來也不會差到哪里去。李淑年十二時,就獻文行在。真宗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后召試,賜進士及第。知制誥,除翰林學(xué)士,累官戶部侍郎,出知河中府。李淑還是北宋有名的大藏書家,其藏書活動在宋人的著述中多有提及。李淑著述頗豐,纂修各種著作等百余卷。在北宋,他的確是很有名望的政治人物、詩人和學(xué)者。
明代刊刻詩法著述的多為名人與學(xué)者。例如宣德年間朱元璋之子朱權(quán)編刊《西江詩法》,其在《序》中云:“今又得元儒所作詩法,皆吾西江之聞人也,其理尤有高處?!?sup>[31]朱權(quán)(1378~1448)是朱元璋第十七子,他嗜好戲曲音樂,著有《太和正音譜》《臞仙文譜》《詩譜》《詩格》等多種著作。重刊《詩法》的楊成是進士,曾任揚州知府。??缎戮幟t詩法》的史潛,刊刻《清江詩法》、重刊《傅與礪詩法》的熊逵,以及編刊《詩法源流》的王用章等都是進士出身。刊刻《名家詩法》的黃省曾以李夢陽為師,與王守仁、湛若水交游,是明代的著名詩人與學(xué)者。[32]
清代撰寫詩法著述的大家與學(xué)者更多,例如黃生撰《詩麈》二卷、王士禛撰《律詩定體》一卷、翁方綱撰《王文簡古詩平仄論》一卷、趙執(zhí)信撰《聲調(diào)譜》三卷、翁方綱評定《趙秋谷所傳聲調(diào)譜》一卷、翁方綱撰《五言詩平仄舉隅》一卷、翁方綱撰《七言詩平仄舉隅》一卷、蔡鈞撰《詩法指南》六卷、顧龍振撰《詩學(xué)指南》八卷、許印芳撰《詩法萃編》十五卷等。
詩法著述的主要內(nèi)容是寫詩的技巧與方法,如果是一個不懂得寫詩的人、不精通于詩藝的人,又怎么能夠撰寫出詩法著述呢?再者,詩法著述的寫作目的是教育后學(xué),它所設(shè)定的讀者群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初學(xué)者,這就需要作者是一位有一定詩學(xué)影響力的人物,這樣他寫的詩法著述才能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力。如果詩法著述的作者是默默無聞的小卒,又有誰會對他的詩法著述感興趣呢?所以,縱觀歷代詩法著述的作者,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
(二)依托名人達到傳播目的
事實上,一些古典詩法著述可能并不是名人撰著,卻被題名為名人,不少失名的著述往往也以名人為依托。詩法之書的寫作目的是教育后學(xué)與科舉應(yīng)試,所以這類書很重視名人效應(yīng)。將詩法著述的創(chuàng)作權(quán)歸于名人或大家,為的是提高其書度人金針的說服力。
將詩法之書依托于名人的情況,自唐代以來就很明顯了,例如《詩格》舊題魏文帝撰,《評詩格》舊題李嶠撰,《詩格》題王維撰等,當(dāng)今學(xué)界一般認(rèn)為這些作者署名并不可靠。例如舊題魏文帝《詩格》中“俱不對例”條下所舉的詩例乃是南朝沈約的《別范安成》,“八病”條中的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等是南朝齊梁時期才發(fā)現(xiàn)并運用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聲律要求,所以將該書作者題名為魏晉時代的魏文帝曹丕可見其荒謬。對此,張伯偉認(rèn)為:“《筆札華梁》約亡佚于北宋中葉,其后偽托者雜取散佚文字,拼湊成帙,并詭題‘魏文帝’之名。惟此書題名雖偽,內(nèi)容則皆有所本,實可以初唐人詩論視之。”[33]為何好事之徒要托名魏文帝呢?其實就是想要利用魏文帝的名號來達到傳播著作的目的。眾所周知,魏文帝是寫詩的好手,與曹操、曹植并稱“三曹”,又寫有最早的文藝?yán)碚撆u專著《典論》,而且是一代帝王,有人將編纂的詩法著述題上魏文帝的名字,正是希望借助魏文帝的名聲增加其詩法著述的影響力。
此外,舊題白居易撰著的詩法著述有兩種,一是《金針詩格》,二是《文苑詩格》。南宋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著錄《文苑詩格》時云:“稱白氏,尤非也?!?sup>[34]著錄《續(xù)金針格》時云:“梅堯臣撰。大抵皆假托也。”[35]《金針詩格》卷首云:
居易貶江州,多游廬山,宿東西二林,酷愛于詩。有《閑吟》云:“自從苦學(xué)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惟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fēng)月一閑吟?!弊源宋镀湓娎?,撮其體要,為一格目,曰《金針集》。喻其詩病而得針醫(yī),其病自除。詩病最多,能知其病,詩格自全也。金針列為門類,示之后來,庶覽之者猶指南車,而坦然知方矣。[36]
不論這段話是否真的出于白居易,其用意都是希望此書能夠顯示出一定的權(quán)威性,也就是希望書中的詩法能夠為人所重、為人所用。
這種托名于名人的情況,在后世還一直延續(xù)著。例如北宋的《續(xù)金針詩格》托名于梅堯臣,《律詩格》托名于名臣張商英。方回就認(rèn)為《律詩格》的作者是張商英并不可靠:“予故曰此決非無盡(按:張商英號無盡居士)所作也。無盡好為人題畫像贊,言博而肆,以此推之,豈肯作此等《律詩格》哉?”[37]元代的詩法著述大多假托于名人,題名楊載的有《詩法家數(shù)》《詩解》兩部,題名虞集的有《虞侍書詩法》《詩法正宗》兩部,而題名范德機的有《木天禁語》《詩學(xué)禁臠》《詩家一指》三部,再有《總論》《吟法玄微》《詩法源流》,舊題為“范德機門人集錄”“傅與礪述范德機意”,其實也是在利用范德機的影響力。
元代題名楊載的《詩解》卷首有《序》一篇,言楊載少年時從叔父楊文圭游西蜀,從杜甫九世孫杜舉處得到此書:
予年少從叔父楊文圭游西蜀,間抵成都,過浣花溪,求工部杜先生之祠而觀焉。有主祠者,曰工部九世孫杜舉也,居于祠之后,予造而問之曰:“先生所藏詩律之重寶,不猶有存者乎?”舉曰:“吾鼻祖審言,以詩鳴于當(dāng)世。厥后言生閑,閑生甫,甫又以詩鳴,至于今源流益遠矣。然甫不傳諸子,而獨于門人吳成、鄒遂、王恭傳其法。故予得傳之三子者,雖復(fù)先世之重寶,而得之亦不易也。今子之自遠方而來,敢不以三子所授者為子言之?子其謹(jǐn)之哉!”余遂讀之,朝夕不置,久之恍然有得,益信杜舉所云非妄也。京城陳氏子有志于詩,故書舉之傳余戒余者以貽之。時至治壬戌初元四月既望楊仲弘序。[38]
對于著者不惜遠借杜甫旗號的做法,明人許學(xué)夷《詩源辯體》卷三十五批評道:“此宋人偽撰相欺,而舉不知,仲弘又深信而傳之。宋元人淺陋,大率類此。或疑仲弘論詩,多有可觀,此序當(dāng)為偽撰,蓋因文圭曾游西蜀故也。當(dāng)時虞、楊、范、揭俱有盛名,故淺陋者托之耳?!?sup>[39]《四庫全書總目·詩法源流》也認(rèn)為這一故事“極為荒誕”。即便是真實的,楊載這樣記錄下來其實也是看重名人的作詩成就與文壇影響力,為的是增加內(nèi)容的權(quán)威性,以便推動傳播。例如明代懷悅刊行《詩法源流》在其《后序》中就強調(diào)云:“今觀此詩,乃老杜九世孫杜舉所傳,得之非易,知者亦尠。茍藏之不傳,實為累德。遂鋟諸梓,以便學(xué)者。”[40]周廷征《詩法源流后序》亦謂:“仲弘楊君少游蜀得之工部裔孫舉,每一詩著一體格,起承轉(zhuǎn)合之間,注釋甚明,足以該杜律之全,玩辭索義,如親侍工部,受其指南者。”[41]
元代詩法失名的情況不少,例如《杜陵詩律五十一格》《沙中金集》等都作者信息不存,所以張伯偉認(rèn)為元代詩法“這類書的真正撰者,卻往往不是冠于書首的名字,他們大多是書商出于牟利的目的,假托名人以利銷售”[42]。明清兩代皆不乏書商為了牟利而假托名人,各種詩法著述層出不窮地被重訂、翻印,反映出社會對這一類書籍的熱衷程度,當(dāng)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一些粗制濫造的詩法書籍。
(三)僧人撰著的情況較多
另外,唐五代詩法著述中僧人撰著的情況比較多,如釋皎然撰《詩議》《詩式》、僧齊己撰《風(fēng)騷旨格》、僧虛中撰《流類手鑒》、僧神彧撰《詩格》、僧保暹撰《處囊訣》、僧景淳撰《詩評》等。在晚唐至宋初的詩格中,僧人撰著的比例上升到37%以上。[43]宋代僧人撰著詩法之書的有僧保暹《處囊訣》一卷、僧景淳《詩評》一卷、僧惠洪《天廚禁臠》三卷。
屏除俗務(wù)的修行僧人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從事詩歌技巧的研究與琢磨,于詩歌勞心日久,自然會有很多的領(lǐng)悟與見解,而他們又身在深山,與外界的交流不多,無法把自己的作詩經(jīng)驗和他人及時地交流,日積月累寫成一本詩法之書,也是很可以理解的。皎然《詩式》卷一“中序”大體交代了此書的創(chuàng)作編定過程,從中可見皎然的創(chuàng)作心理:
貞元初,予與二三子居?xùn)|溪草堂,每相謂曰:世事喧喧,非禪者之意。假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真性。豈若孤松片云,禪坐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深入杼峰,與松云為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并寢而不紀(jì)。因顧筆硯笑而言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數(shù)十年間,了無所得,況你是外物,何累于我哉?住既無心,去亦無我。予將放爾,各還其性。使物自物,不關(guān)于予,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至五年夏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公洪自河北負(fù)譴遇恩,再移為湖州長史,初與相見,未交一言,恍然神合。予素知公精于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后答,溫兮其言,使寒叢之欲榮;儼兮其容,若春冰之將釋。予于是受辭而退。他日言及《詩式》,予具陳以夙昔之志。公曰:“不然?!币蛎T人檢出草本。一覽而嘆曰:“早歲曾見沈約《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之論,殊不及此。奈何學(xué)小乘褊見,以夙志為辭邪?”再三顧予,敢不唯命。因舉邑中詞人吳季德,即梁散騎常侍均之后,其文有家風(fēng),予器而重之。昨所贈詩,即此生也。其詩曰:“別時春風(fēng)多,掃盡雪山雪。為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公欣然。因請吳生相與編錄。有不當(dāng)者,公乃點而竄之,不使瑯玕與珷玞參列。勒成五卷,粲然可觀矣。[44]
從中可見,皎然苦心研究詩歌數(shù)十年,寫成《詩式》一書。雖然皎然對弟子說,詩歌對于僧人來說是“外物”,但是他并沒有將書稿廢棄。后來,他又把《詩式》向御史中丞李洪展示,李洪認(rèn)為這本書勝于沈約《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所以請皎然將《詩式》流傳于世。從皎然自謙的敘述中,可見他的自得之感,也可見他對《詩式》的珍惜。
皎然《詩式》成書后,一直流傳于世且受人重視,是現(xiàn)存唐五代詩法著述中篇幅最大的一本。他的成功,也吸引了其他僧人在編纂詩法著述事業(yè)上努力。所以張伯偉在《詩格論》中說:
一方面,皎然因作詩、論詩而得到莫大的榮耀,另一方面,通外學(xué)、修文章又便于廣大佛門。所以,晚唐至宋初的僧人受其影響,紛紛步皎然的后塵,撰作詩格或詩句圖著作,這也就造成了當(dāng)時的詩格以僧人所寫為多的現(xiàn)象。[45]
又有學(xué)人認(rèn)為這一現(xiàn)象與禪宗的迅猛發(fā)展關(guān)系很大。[46]著作群體的變遷也為晚唐五代詩格著作注入了佛教文化與禪宗思維方式,是使文學(xué)與佛教結(jié)下緣分的先驅(qū)之一。
第三節(jié) 詩法著述的成書形式
詩法著述的成書方式主要分為三種:自著類、輯錄類與匯編類。
一 自著類
唐五代詩法著述的自著性質(zhì)明顯,如上官儀《筆札華梁》、王昌齡《詩格》、皎然《詩式》等,它們都是作者自我發(fā)明的優(yōu)秀之作。
例如上官儀在《筆札華梁》中對律詩的聲律和對仗問題傾注了很多的心力。隨后的不少詩格、詩式作品中都經(jīng)常會提到上官儀,如元兢《詩髓腦》“文病”條云:“兢于八病之(外)別為八病。自昔及今,無能盡知之者。近上官儀識其三,河間公義府思其余事矣?!?sup>[47]又“齟齬病”下云:“此例文人以為秘密,莫肯傳授。上官儀云:‘犯上聲是斬刑,去入亦絞刑?!?sup>[48]可見上官儀《筆札華梁》其書在后輩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初盛唐的不少詩法著述就是在《筆札華梁》的基礎(chǔ)之上做進一步闡釋的。
王昌齡《詩格》中結(jié)合個人詩例總結(jié)了不少詩法。關(guān)于這本書的創(chuàng)作時間,盧盛江《王昌齡〈詩格〉考》認(rèn)為:“一些內(nèi)容作于為江寧丞時,但有些內(nèi)容當(dāng)作于貶龍標(biāo)之后,包括語錄體和書面體。以前我們只認(rèn)為它作于貶江寧丞時,是不對的。王昌齡《詩格》的注文也可能為王昌齡自注?!?sup>[49]《詩格》中談詩歌開頭的做法——“直把入作勢”“都商量入作勢”,結(jié)尾的方法——“含思落句勢”“心期落句勢”,句法——“迷比勢”“相分明勢”,立意法——“生煞回薄勢”“景入理勢”等,這些后世屢被運用的詩法都是來自王昌齡的首次概括與命名。
僧惠洪的《天廚禁臠》算得上是宋代自著類詩法著述的經(jīng)典之作,此書雖然在嚴(yán)羽《滄浪詩話》[50]和紀(jì)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51]中多被批評,但其著作權(quán)不容置疑,后世備受關(guān)注的“奪胎法”“換骨法”的總結(jié)與提煉,就首次出現(xiàn)在這本書中。元明清較知名的自著類詩法著述有楊載的《詩法家數(shù)》,范德機的《木天禁語》,梁橋的《冰川詩式》,蔡鈞的《詩法指南》,李锳撰、李兆元補的《詩法易簡錄》等。其中梁橋《冰川詩式》十卷,乃作者積三十余年學(xué)詩之功而成。此書雖從自唐至元的諸家詩法中摘言標(biāo)式,在其時有集大成之功。梁橋還親自擬創(chuàng)了不少詩法,如他對五言律詩的章法探索道:“管見欲將中二聯(lián)亦作扇對法,更是一奇格。但未之前聞,不敢強擬?!?sup>[52]書后附錄梁橋的“創(chuàng)擬詩體”有五平回文、五仄回文、合五平五仄回文、五平反復(fù)體并回文、五仄反復(fù)體、合五平五仄二首反復(fù)等數(shù)體。又云:“張錦衣兄臨溪小圃,杼成五言扇對律一首,首尾扇對,中聯(lián)扇對。古無此格,今創(chuàng)擬之?!?sup>[53]梅鼎祚《刻冰川詩式序》認(rèn)為此書可與《談藝錄》《解頤新語》《藝苑卮言》《詩藪》等相提并論。近現(xiàn)代“自著類書則以蔣兆燮《詩范》、徐英《詩法通微》(正中書局,1943年)為代表,要之都是從教習(xí)的立場出發(fā),祖述前人定論而很少有發(fā)明”[54]。
但一些依托于名人的自著類著述,實乃拼湊之書。例如舊題魏文帝的《詩格》,其書最早出現(xiàn)于北宋陳應(yīng)行所編的《吟窗雜錄》卷一。今本魏文帝《詩格》,計有“句例”“對例”“六志”“八對”“八病”“雜例”“頭尾不對例”“俱不對例”等八目,除“雜例”以外,均見于《筆札華梁》和《文筆式》中?!靶R浴段溺R秘府論》,十之八九出于《筆札華梁》和《文筆式》,并能與李淑《詩苑類格》引述上官儀之說相印證?!?sup>[55]元代不少自著類詩法著述都顯示出與魏文帝《詩格》一樣的成書特征。
二 輯錄類
因為詩法著述具有瑣屑重復(fù)的特點,所以后世的很多著書者在博覽詩法著述的過程中,往往會產(chǎn)生將現(xiàn)存的詩法著述進行一番整理與歸納,以方便他人搜尋與學(xué)習(xí)的想法。正是這種著述欲望,使得輯錄體成為后來許多詩法著者的首選。詩法著述輯錄成書的傳統(tǒng),在唐代時就已經(jīng)形成。
中唐時,日僧空海將唐朝大量詩法著述攜歸東瀛。為了在日本傳播這些詩歌寫作方法,他“即閱諸家格式等,勘彼同異”[56],將諸書重新編排組織,對諸多的詩法名目進行總結(jié)整理,套入到他精心設(shè)計的詩法體系中,成為《文鏡秘府論》一書,全書呈現(xiàn)出鮮明的輯錄體特征。
再如南宋魏慶之編寫《詩人玉屑》時,也是雜取百家論詩之書。黃升《原序》云:
詩話之編多矣,《總龜》最為疏駁,其可取者惟《苕溪叢話》;然貪多務(wù)得,不泛則冗,求其有益于詩者,如披砂簡金,悶悶而后得之,故觀者或不能終卷。友人魏菊莊,詩家之良醫(yī)師也,乃出新意,別為是編。自有詩話以來,至于近世之評論,博觀約取,科別其條;凡升高自下之方,繇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載。[57]
從序言中可見,魏慶之博采諸家論詩之說,并根據(jù)他自己對詩歌理論的見解,將之進行分類排比以成卷。輯錄之書一般會將材料的出處標(biāo)明,《詩人玉屑》中注明采錄的詩法之書有題名白居易的《金針詩格》、北宋惠洪的《天廚禁臠》、北宋李淑的《詩苑類格》、南宋陳永康《吟窗雜錄》等。例如《詩人玉屑》卷五“四不”下注云:“下八條并釋皎然述?!?sup>[58]即其后八條內(nèi)容正是來自皎然的《詩式》。
南宋謝維新在《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四“儒業(yè)門”中編撰《詩律》一卷,其中種種詩法的記載,也是來自輯錄諸家:
蜂腰
沈約曰:詩有八病,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切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詩苑類格》)
鶴膝
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札書。上言長相思。下言久別離”,來、思皆平聲。(同上)[59]
元代佚名的《沙中金集》中的詩格與詩例大多來自宋人的詩話與筆記。清代游藝《詩法入門》四卷乃是輯前人論詩之法而成,更加編排有度。又有清代張潛《詩法醒言》十卷,“此書采輯前人之說甚富,編次亦頗嚴(yán)謹(jǐn),各注名氏,后以己意平章之,體例于清人同類書中為善”[60]。現(xiàn)代則有劉子芬《詩家正法眼藏》等書亦是輯錄體,如此書《自序》云:“乃復(fù)檢閱書籍百余種,搜集古人名言篤論可為作詩法則者,纂成《詩家正法眼藏》一書?!?sup>[61]
輯錄體的價值在于一統(tǒng)前賢著作,一編在手,不勞翻閱。如空海編《文鏡秘府論》的目的便是“庶緇素好事之人、山野文會之士,不尋千里,蛇珠自得,不煩旁搜,雕龍可期”[62]。其價值又在于刪其繁復(fù),能夠存其精髓??蘸.?dāng)年便是感于“卷軸雖多,要樞則少,名異義同,繁穢尤甚”,所以“即事刀筆,削其重復(fù),存其單號”[63],而成《文鏡秘府論》一書。再有日本人寬永本在《詩人玉屑》卷后題識云:“古之論詩者多矣,精煉無如此編,是知一字一句皆發(fā)自錦心,散如玉屑,真學(xué)詩者之指南也?!?sup>[64]這里稱贊的正是《詩人玉屑》精煉之特點。
輯錄體詩法著述的另一個重要價值就是保存文獻?!段溺R秘府論》一直得到高度評價,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首先是它保存了中國久佚的中唐以前的論述聲韻及詩文作法和理論的大量文獻”[65]。初唐佚名的《文筆式》、上官儀的《筆札華梁》、元兢的《詩髓腦》、崔融的《唐朝新定詩格》等書,中國古代書目或未提及,或云已佚,而在《文鏡秘府論》中卻得以重現(xiàn)人間。正如日本人市河寬齋《半江暇筆》曰:“唐人詩論,久無專書,其數(shù)雖見于載籍,亦僅僅如晨星。獨我大同(806~809)中,釋空海游學(xué)于唐,獲崔融《新唐詩格》、王昌齡《詩格》、元兢《髓腦》、皎然《詩議》等書而歸。后著作《文鏡秘府論》六卷,唐人卮言盡在其中。是編一經(jīng)出世,唐代作者秘奧之發(fā)露,殆無所遺。洵有披云霧睹青天之概。實可謂文林之奇籍,學(xué)海之秘箓?!?sup>[66]
三 匯編類
匯編類的詩法著述主要的編寫體例是存其全篇、次之以類。
目前保存下來的最早的匯編類詩法著述就是南宋陳應(yīng)行的《吟窗雜錄》。這是一部匯集從初唐到北宋諸家詩法著述、吟譜、句圖的總集。《吟窗雜錄》卷首有浩然子所作之《吟窗雜錄序》:
余于暇日,編集魏文帝以來,至于渡江以前,凡詩人作為格式綱領(lǐng)以淑諸人者,上下數(shù)千載間所類者,親手校正,聚為五十卷。臚分鱗次,具有條理,目曰《吟窗雜錄》?!私栽娙似矢挝鑫?、嘔心傾膽而后僅得,今皆登載焉,豈易得哉?學(xué)者誠能以心源為爐,鍛煉元本,以筆端為刃,雕礱群形,于此集也,隨取隨得,若入滄溟,萬寶萃聚,莫不充其所欲。[67]
可見《吟窗雜錄》的內(nèi)容為“編集魏文帝以來,至于渡江以前,凡詩人作為格式綱領(lǐng)以淑諸人者,上下數(shù)千載間所類者,親手校正,聚為五十卷”,則該書是一部詩法匯編總集。其中收錄了魏文帝《詩格》、賈島《二南密旨》、白樂天《文苑詩格》、王昌齡《詩格》、王昌齡《詩中密旨》、李嶠《評詩格》、僧皎然《詩議》、僧皎然《中序》、僧皎然《詩式》、李洪宣《緣情手鑒詩格》、徐衍《風(fēng)騷要式》、齊己《風(fēng)騷旨格》、文彧《詩格》、保暹《處囊訣》、釋虛中《流類手鑒》、淳大師《詩評》、王玄《詩中旨格》、王叡《炙轂子詩格》、王夢簡《詩要格律》、徐夤《雅道機要》、白居易《金針詩格》、梅堯臣《續(xù)金針詩格》、梅堯臣《詩評》等多達二十三種前人詩法之書。因為《吟窗雜錄》在收錄諸書時,都是完整收入,不做刪削和篇章的調(diào)整,因而具有重要的詩學(xué)文獻價值,也正是此書開后世詩法、詩話匯編之體的先聲。
明代的詩法著述匯編類的比較多,這和明代雕版印刷與圖書市場的繁榮有很大關(guān)系,當(dāng)然也是詩法書籍經(jīng)過歷代積累,越來越興盛的結(jié)果。例如明人懷悅刊《詩家一指》,收錄《詩家一指》《詩代》《品類之目》《當(dāng)代名公雅論》《木天禁語》《嚴(yán)滄浪先生詩法》等六種宋元舊編。懷悅刊《詩法源流》,收《詩法正論》《詩法家數(shù)》《詩解》《詩格》四種元人著作。明人楊成編《詩法》(又題《群公詩法》)五卷,亦為宋元詩法論著匯編,卷一為范梈《木天禁語》,卷二為《詩家一指》,卷三為《嚴(yán)滄浪先生詩法》、楊載《詩法家數(shù)》,卷四為《金針集》、范梈《詩學(xué)禁臠》,卷五為《沙中金集》。明代胡文煥的《詩法統(tǒng)宗》三十六冊,編排大致以時代先后為序,包括《魏文帝詩格》、賈島《二南密旨》、白居易《文苑詩格》、王昌齡《王少伯詩格》《詩中密旨》、李嶠《評詩格》、皎然《詩議》《中序》《詩式》、李洪宣《緣情手鑒》、徐衍《風(fēng)騷要式》、齊己《風(fēng)騷旨格》、釋文彧《詩格》、保暹《處囊訣》、釋虛中《流類手鑒》、桂林淳大師《詩評》、王玄《詩中旨格》、王叡《炙轂子詩格》、王夢簡《詩要格律》、徐夤《雅道機要》、白居易《金針詩格》、梅堯臣《續(xù)金針詩格》《梅氏詩評》、張镃《詩學(xué)規(guī)范》、唐庚《文錄》、佚名《詩家一指》《嚴(yán)滄浪詩法》、魏慶之《詩人玉屑》、佚名《沙中金集》、傅與礪《詩文正法》《詩法正論》、黃子肅《黃氏詩法》、揭曼碩《詩法正宗》《詩宗正法眼藏》、范德機《木天禁語》《詩家禁臠》、楊載《詩法家數(shù)》、徐禎卿《談藝錄》、佚名《詩文要式》、佚名《詩家集法》、李攀龍《詩學(xué)事類》《韻學(xué)事類》、胡文煥《詩韻》《辭韻》等詩法著述凡四十五種。清代顧龍振《詩學(xué)指南》八卷也是大型匯編類著作,收錄從唐至元的詩法著述四十三部。當(dāng)代以來,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匯考》、張健《元代詩法校考》也是斷代型的詩法匯編類著作。
匯編類著作的共同特點就是求全求大,保存了書籍原貌,文獻價值較之輯錄類更大。例如元代詩法文獻得以保存,幸得自大量明初詩法著述的輯錄體制,如佚名《重刊楊成詩法后序》謂此書有“范德機秘旨之通確,嚴(yán)滄浪體制之要妙,楊仲弘《家數(shù)》之廣備,《金針集》之意格純正,《沙中金集》之字眼響健,《一指》《普說》之論辯精博”,所以可以“反復(fù)沉潛,朝夕不厭。每撫卷嘆曰:學(xué)詩之法,莫備于此”。[68]明初徐駿編的《詩文軌范》、明宣德年間朱權(quán)編的《西江詩法》、明正統(tǒng)年間史潛刊的《新編名賢詩法》、明成化年間懷悅刊的《詩法源流》《詩家一指》以及明成化年間楊成刊的《詩法》等都是保存元代詩法著述的重要著作,今人張健的《元代詩法校考》中的二十五種元代詩法著述就是輯自以上諸書。匯編類著作的缺陷就是整書全收,需要閱讀者去粗取精、沙里淘金。
第四節(jié) 詩法著述與詩話的辨析
既已明確詩法著述的判定標(biāo)準(zhǔn),則本書的研究對象就不包括那些以挖掘詩歌本事、記錄詩人軼事、進行詩歌鑒賞、選取相關(guān)詩作、考證詩歌正誤、匯集詩歌評論、探討詩歌理論、彰顯某一詩派、批評某些詩風(fēng)為主體內(nèi)容的詩學(xué)之書。所以本書的研究對象不包括詩選類著作,如殷璠《河岳英靈集》、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等;也不包括各種秀句、句圖類著作,如張為《唐詩主客圖》、林逋《句圖》、僧定雅《寡和圖》、強行父《唐杜荀鶴警句圖》等;不包括賦法、字法等文法類的著作,例如馮鑒《修文要訣》《四六格》、王瑜卿《文旨》等;亦不收吟譜類著作,如《歷代吟譜》等。但最容易和詩法著述混淆的是詩話類著作,此節(jié)便專門辨析這一問題。
一 詩話對詩法著述的吸收與發(fā)展
何謂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云:“詩話,就其狹義而言,本指我國古代詩歌理論批評的一種專著形式?!?sup>[69]蔡鎮(zhèn)楚《詩話學(xué)》說:“所謂‘詩話’,就是詩之‘話’,即詩歌的故事。這樣看來,‘詩話’的本義,按其內(nèi)容來說,就是關(guān)于詩的‘故事’;按其形式來說,就是關(guān)于詩的漫談;按其體制來說,就是關(guān)于詩的隨筆。”[70]詩話是指那些評論詩歌、詩人、詩派及記錄詩人、詩歌故實的詩學(xué)著作。
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是第一部以“詩話”命名的著作。它不僅首標(biāo)“詩話”之名,而且開創(chuàng)了“詩話”之體?!读辉娫挕分?,各種詩話作品在兩宋蔚為風(fēng)尚,所以《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六一詩話》稱:“詩話莫盛于宋。”[71]據(jù)郭紹虞《宋詩話考》,宋代的詩話著作“現(xiàn)尚流傳者”有四十二種,“部分流傳,或本無其書而由他人纂輯成之者”有四十六種,“有其名而無其書,或知其目而佚其文,又或有佚文而未及輯者”有五十一種,共一百三十九種。[72]元明清三代的詩話寫作也很興盛。史上比較知名的詩話作品有:司馬光《溫公續(xù)詩話》、劉攽《中山詩話》、許《許彥周詩話》、陳師道《后山詩話》、陳巖肖《庚溪詩話》、楊萬里《誠齋詩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吳師道《吳禮部詩話》、瞿佑《歸田詩話》、李東陽《麓堂詩話》、謝榛《四溟詩話》、陸時雍《詩鏡總論》、王夫之《姜齋詩話》、馮班《鈍吟雜錄》、袁枚《隨園詩話》、宋翔鳳《樂府余論》、趙翼《甌北詩話》、潘德輿《養(yǎng)一齋詩話》、翁方綱《石洲詩話》、馮煦《蒿庵論詞》、王國維《人間詞話》等。
隨著詩話著作在宋代的崛起,一度繁榮的唐五代詩法著述漸趨衰微。即使元代以后詩法著述又重新興起,數(shù)量上也始終不能和詩話著作相提并論。之所以形成這種局面,一方面是因為作為一種新生的著述之體,詩話具有內(nèi)容靈活、體例簡易、篇幅簡短等特點,為“論詩風(fēng)氣開了一個方便法門”[73];而另一方面,也如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詩話》所云,“以不能名家之學(xué),入趨風(fēng)好名之習(xí),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也,可危也”[74],詩話也有泛濫的趨勢。所以,詩話興起之后,很快就超越了詩法著述,成為宋元明清時最主要的一種詩學(xué)著述。
而且,隨著詩話著作的發(fā)展,其慢慢又將本來獨立成類的詩法著述收入麾下。這是因為詩話的內(nèi)容有一定的豐富性和開放性。在北宋末年,許《許彥周詩話》就云:“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jì)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75]這其中“辨句法”便是直指古典詩學(xué)中的“詩法”領(lǐng)域。這說明了在北宋人那里,詩話已經(jīng)可以包含詩法的內(nèi)容。所以明代李夢陽《缶音序》直接說:“作詩話教人?!?sup>[76]再后來,晚清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五云:“凡涉論詩,即詩話體也?!边@已經(jīng)將詩話的概念大大泛化,只要是論詩談藝的著作,都可以“詩話”籠括之。[77]
郭紹虞在《詩話叢話》中細(xì)分了詩話的多種類型,現(xiàn)整理如下。
1. 論詩及事類:
(1)“通于史部之傳記”者,如孟棨《本事詩》、計有功《唐詩紀(jì)事》之類;
(2)“通于經(jīng)部之小學(xué)”者,如蔣超伯《通齋詩話》等詮釋名物、考證故實之作;
(3)“以闡揚名教為主”者,如黃徹《溪詩話》之類;
(4)“通于子部之雜家”者,如歐陽修《六一詩話》等“以資閑談”類的著作。
2. 論詩及辭類:
(1)“衡量作品之高下,以為作家之等第”者,如鐘嶸《詩品》;
(2)“以韻語體貌其妙境”者,如舊題司空圖之《二十四詩品》;
(3)“用象征的方法,以形容作家之所詣”者,如敖陶孫《詩評》;
(4)“摘取佳語以資欣賞”者,如高似孫《選詩句圖》;
(5)“討論作法,分別體格”者,如齊己《風(fēng)騷旨格》;
(6)“類聚諸家明其源流,選摘佳構(gòu)以為例證”者,如張為《詩人主客圖》;
(7)“尋詬索瘢,好為詆訶文章,掎摭利疾”者,如嚴(yán)有翼《藝苑雌黃》;
(8)“推究聲律,勒為定譜”者,如王士禛《古詩平仄論》;
(9)“不論其辭而論其題”者,如吳兢《樂府古題要解》。[78]
這一分類方法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學(xué)界所肯定。從中我們發(fā)現(xiàn),詩話已經(jīng)海納百川,例如紀(jì)事類的詩學(xué)作品、評傳類的詩學(xué)著作,再如詩譜、詩考、詩體、詩句圖、本事詩等紛紛被囊括在內(nèi)。這其中,“論詩及辭類”的第五條與第八條說的就是標(biāo)準(zhǔn)的詩法著述。這就將詩話產(chǎn)生之前的談詩論藝的各種形式,都納入了詩話的范疇,所以唐五代的各種詩法著述也可以統(tǒng)而言之為詩話。
清人沈濤《匏廬詩話·自序》指出:“詩話之作起于有宋,唐以前則曰品,曰式,曰例,曰格,曰范,曰評,初不以話名也?!?sup>[79]隨著詩話的發(fā)展,唐五代命名為詩格、詩式的作品如中唐皎然的《詩式》等,也被“追認(rèn)”為了詩話。如明代胡應(yīng)麟在《詩藪》中開列了“唐人詩話入宋可見者”二十種,并強調(diào)說:“近人見宋世詩評最盛,以為唐無詩話者,非也?!?sup>[80]稍后胡震亨在《唐音癸簽》中也列有“唐人詩話”之目,著錄唐人詩學(xué)著作二十八種。對此,周振甫在《中國歷代詩話選·序》中曾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