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營救丁玲：跨國文學史的個案研究

蘇 真

一、介 紹

本文旨在再現一段1930年代初國民黨囚禁丁玲的歷史。丁玲的被捕成了國民黨鎮(zhèn)壓上海左翼人士，即“白色恐怖”的轉折點。中美許多學者都已談到了丁玲被捕以及這段白色恐怖的歷史。這些研究指出，丁玲的被捕引發(fā)了中國左翼人士的抗議和憤怒，也打破了中國公眾的沉默。丁玲是當時著名的作家，她的被捕也因此在作家和普通民眾中喚起了強烈的同情。大家認為她是國民黨全面控制下的一個犧牲品，丁玲也因此成為左翼人士反對政治迫害所展開的一系列活動中的政治標桿。同時，丁玲與包括茅盾和魯迅在內的知名作家的個人交往，也使得她的被捕在左翼知識人對抗國民黨政府的運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隨著時間的推移，丁玲的被捕以及與之相關的公眾輿論在30年代中期上海所涌現的左翼政治與文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以上的這個敘述已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歷史研究者所熟知。而我想提供的卻是另一個不同的敘述：我將丁玲的被捕看做是一個全球或“跨國”事件，它所具有的深刻國際影響已遠遠超出了中國。下文我會證明，丁玲事件不僅影響了中國的左翼知識分子，它還波及到了包括蘇聯、西歐和美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qū)。通過當時的美國記者及小說家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丁玲的近況尤其引起了美國左翼知識分子的關心。我認為丁玲的被捕是一個國內事件也是一個國際事件；國內和國際層面間展開了重要的對話，它們互為支持。美國的左翼知識知識分子對上海的左翼聯盟感到震驚并為之感動，他們也全情投入了為爭取丁玲釋放所展開的抗爭。就這樣，丁玲事件變成了一個超越文化邊界的國際“訴訟案”。

本文希望通過丁玲的例子探討30年代“跨太平洋”文化戰(zhàn)線（“trans-Pacific”Cultural Front）這個想法。丁玲的被捕激發(fā)了中國與美國左翼作家間的一系列合作，他們致力于在30年代初中國實現“言論自由”，“民權”和“民主”。這是一段重要的歷史，因為它讓我們看到一段中美文化敵對之前的歷史。在冷戰(zhàn)開始前、在“民主美國”與“共產中國”的對立開始前，曾有那么一段短暫的友好交往。美國和中國的左翼知識人放寬了“民主”的邊界，他們看到了能在他們各自文化間達成共識的可能性。實現“人類平等”這一共同目標為他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可以自由交換思想的中美文學公共空間。更重要的是，中美左翼知識分子間的這些合作促生了對“民主”這一政治文化概念的跨國反思。盡管我們今天常常將“民主”看作是一種西方的范疇，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都要吸收和學習這一西方范疇，當時的史沫特萊和宋慶齡卻大膽地嘗試在跨文化交流中重新思考這一概念。“民主”并不一定非是一個從西方引介到東方的“西方概念”。簡而言之，30年代初期見證了中美政治和文化交往中從未有過的激動人心的時刻，而丁玲事件為此做出了最好的詮證。

同時，本文還提出一個方法論上的嘗試，即用文學與歷史的“跨國”視角來敘述丁玲在全球范圍內的接受歷史。這就意味著我要使用英語和中文的材料、美國和中國的不同檔案，并且要將它們重新組合。盡管，作為事件中心人物的中國作家居住在中國，為了描述這段歷史我所參閱的大部分檔案卻都在美國。我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在方法論方面，有些看起來是地方的或者中國的事件其實有著重要的影響。它們對一些看起來很遙遠的地方，例如紐約或者華盛頓有著重要的意義。只有在中國以外的檔案中努力尋找歷史的蹤跡我們才能重新發(fā)現許多中國歷史文化事件的全球重要性。因此，在我敘述這段歷史的同時，我也想仔細地描述我所尋訪過的各種檔案材料（大部分在美國）。這樣一來，有興趣的學者可以知道它們的存在，并在他們未來的研究中更好地使用這些檔案資料。

二、白色恐怖在美國的反響

美國的知識界對中國左翼政治和文化的關心可以追溯到20年代中期。例如，著名的雜志《勞工保衛(wèi)者》（The Labor Defender）在1927年發(fā)表了三篇有關中國的文章，1928年又發(fā)表了九篇。與中國相關的文章與日俱增，1932和1933年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九篇，達到了一個發(fā)表的高潮。 30年代初期，以中國為焦點的文章也出現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這樣的主流期刊上。

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上海以及中國南部的勞工問題和左翼抗爭上。例如，1930年史沫特萊為《新共和》撰寫的文章題為《中國的農民和地主》。該文仔細描述了長江沿岸出現的激進農民運動。史沫特萊認為，這一運動的出現預示著一種更廣泛的反對國民統治的運動。隨著30年代的推進，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美國雜志對中國勞工政治問題日益增加的興趣。中國開始“熱”起來了。上海的勞工積極分子，例如30年代末被國民政府處決的黃平，成了美國邁克·高德（Mike Gold，1894—1967）和格蘭維爾·希克斯（Granville Hicks，1901—1982）等左翼知識分子的英雄偶像?；蛟S，美國支持中國勞工激進分子最令人注目的例子便是，1931年的紐約，西奧多·德萊賽（Theodore Dresier，1871—1945）等一大群美國工人和作家走上街頭抗議國民黨殺害六位中國作家。

發(fā)表于1931年8月《新大眾》上的《一名中國共產黨員之死》。

發(fā)表于1943年6月27日《新大眾》上的茅盾短文的翻譯。

美國的左翼知識分子為什么對中國如此感興趣？作家們，例如邁克·高德，在中國似乎看到了美國政治和經濟繼續(xù)惡化后可能出現的樣子。在美國，勞工運動和左翼的反對聲音早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伊始就出現了。股票市場于1929年崩潰，并引發(fā)經濟大蕭條，這一切又在1931年的美國政治和文化中激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左翼和社會主義力量。這場運動最有力的表率便是30年代的“文化戰(zhàn)線”了?！拔幕瘧?zhàn)線”不分性別、不分種族地凝結了所有想要通過勞工平等和重新分配財富來改造美國社會的工人、職業(yè)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他們都堅信文化

史沫特萊1932年3月30日發(fā)表于《民族》上的《上海的恐怖》一文，向美國讀者介紹中國的“白色恐怖”。

史沫特萊1934年6月13日發(fā)表于《新共和》上的《上海插曲》，再次向美國讀者介紹上海的“白色恐怖”。

（續(xù)上）

的力量，堅信文化運動可以幫助他們實現目標。盡管這一社會運動一部分是因為受到了蘇聯國際主義的啟發(fā)，美國的學者認為文化戰(zhàn)線運動主要是吸收了美國當地的思想資源。美國歷史將銘記30年代，因為它是第一次，可能也是僅有的一次，社會主義占據美國社會的主流。

雖然美國的激進分子面臨著嚴酷的政治打擊和各種困難，但是中國的“白色恐怖”更為慘烈。美國左翼所擔心的那可能在美國發(fā)生的一切，例如對激進思想和言論的暴力鎮(zhèn)壓，已經變成了上?；钌默F實。《新大眾》的編輯每周都能讀到有關中國作家被國民黨殺害的報道。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寫作是一件生死攸關的事情。美國的情況雖然不好，但遠不及上海惡劣。因此德萊賽和史沫特萊等美國知識分子認為中國是一個重要的案例，可以借此探討世界范圍內的左翼和勞工運動。一方面，上海的政治迫害達到了令人發(fā)指的程度。另一方面，對政治迫害的反抗也達到了頂點。美國的激進分子們?yōu)轸斞?、丁玲、茅盾以及其他眾多挺身面對暴力政府的中國作家所打動。美國的左翼運動者們想在中國的左翼抵抗經驗中吸取經驗。

我們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寄給美國左翼領軍雜志《新大眾》的一系列的信件為例。1931年1月，左翼作家聯盟寄出了一份“來自中國作家的通信”，該信作為社論刊登。在這份信中，中國作家告訴美國左翼知識分子中國正在經歷的政治危機以及正在大行其道的“白色恐怖”。信里寫道：“今天中國的統治階級正在使用最殘酷的手段鎮(zhèn)壓革命文化運動?！敝袊笠碜骷衣撁讼Ｍ衣秶顸h的暴行能夠激發(fā)美國左翼人士的同情，并在他們那兒尋得援助。信中說，“我們需要世界革命無產階級的支持。我們呼吁世界各地的同仁給予我們任何可能的幫助，公開中國的革命斗爭，和我們一起反抗那些支持中國反動勢力的帝國主義力量，迫使他們從中國撤走。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支持，面對革命工人和農民的抵抗，國民黨連一個月也抗不住”。1931年6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又寄去一封信，再次作為《新大眾》的社論刊出。該信喚起了美國讀者對發(fā)生在上海的“白色恐怖”的記憶。信里說“白色恐怖”在過去的幾個月中越演越烈。左翼作家聯盟還仔細描述了國民政府如何處決了幾位成員。信中寫道：“白色恐怖已經影響了中國革命的文化領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已經失去了許多成員。許多作家被判三到七年的監(jiān)禁，獄中的情況極差，他們往往在獄中囚禁幾個月后就犧牲了。他們身受鐐銬，在中國黑暗封建的監(jiān)獄里等死，或是在外國租界的審訊房里倍受折磨。”《新大眾》的編輯們配合著照片刊出了被國民黨殺害的“五烈士”的生平介紹。

1931年1月《新大眾》上的文章，題為《來自中國作家的通信》。

1931年6月《新大眾》上刊登的《中國作家致全世界的呼吁書》。

到30年代中期，從中國左翼作家寄來的報道已經在《新大眾》《新共和》和《工人日報》（The Daily Worker）等報紙期刊上司空見慣了。從談論中國文學到中國政治和社會，許多文章在這些擁有廣大讀者且代表美國智識中心的雜志上定期刊登。美國的讀者，尤其是那些屬于左翼的讀者，非常了解中國以及中國的政治危機。這種形式的文化交流主要由伊羅生（Harold Isaacs，1910—1986）、史沫特萊和斯諾（Edgar Snow，1905—1972）等20年代就移居中國，且對中國左翼運動抱以同情的美國國際主義者在其中穿針引線。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形式的中美文化交流和以前的諸種交流不同：以前的交流往往更多地在農業(yè)發(fā)展領域，或者是留學交換，而如今的交流卻在和自由相關的言論空間中展開。比如說，20年代中期，許多美國的農業(yè)學家到南京，和當地的中國工人一起組隊，意圖實現中國農村的現代化（賽珍珠就是當時的隨行團員之一）。又例如，許多中國留學生利用庚子賠款遠赴哈佛和哥倫比亞求學，膜拜實用主義這樣的美國政治和社會理想。與此不同，我們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新大眾》的交往中看到的是一種獨特的中美左翼文學的交流與接觸。

在接下來的篇幅里，我會討論這種中美交流或“跨太平洋文化戰(zhàn)線”的主要思想和文本。我的主要論點是：這種交流非常特殊且重要，因為我們習慣性地以“蘇聯國際主義”來理解30年代美國和中國的激進主義，而它卻提出了另一種可能性。雖然在美國和中國，左翼運動的興起是由于蘇聯的組織和動員，但是在中美激進分子接觸以后出現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自主的國際主義左翼思想。我認為有許多思想并非僅僅來源于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們有著更豐富的形成歷史。中國和美國在30年代都處于蘇聯和歐洲政治文化思想傳統影響的邊緣。因此，他們可以創(chuàng)造出“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概念的新譜系。也正因為如此，跨太平洋聯系尤其吸引人。中美的左翼知識分子找到了共識，發(fā)現了一個既可行又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綜合思考模式。

三、如何營救丁玲：一場政治考驗

在這一節(jié)中，我將要著眼于跨太平洋文化戰(zhàn)線形成過程中的一個具體例子：丁玲的被捕以及中美知識分子為了公開其被國民黨囚禁的事實所做的種種努力。我認為這一案例促進了中美左翼知識分子一系列交流活動的展開。從更廣的意義上來說，它加強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新大眾》間的合作。丁玲事件成了一個關鍵點，它使得跨太平洋文化戰(zhàn)線得以組織起來。

當時受人尊敬和愛戴的小說家及新聞記者史沫特萊成了中美左翼交流的主要組織者。在美國的文學和歷史上，史沫特萊因其小說《大地的女兒》而廣為人知。該小說描寫了她如何在美國中西部長大，如何在1910年代后期遷往紐約，并在20年代后期成為一個政治激進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該小說被認為是美國普羅文學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在紐約，史沫特萊和諸如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德萊賽等許多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積極分子成為了朋友。她還成了一個全職的記者，為《新共和》和《新大眾》等雜志寫稿。她是20年代后期美國左翼政治和早期普羅運動中的關鍵人物。她還參與了南亞企圖推翻印度的英帝國殖民統治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加達運動（Ghadar movement）。在德國短居以后，1929年史沫特萊決定前往上海親身體驗一下中國左翼運動。她希望吸收東方和西方的經驗以加深自己對左翼政治的理解。

史沫特萊1930年初到達上海后很快就投身于中國蓬勃發(fā)展的左翼文學運動。通過美國朋友伊羅生的幫助她接觸到了魯迅、丁玲和茅盾等中國知識分子，并和他們成了好朋友。魯迅曾閱讀過史沫特萊的小說《大地的女兒》的中文譯本，十分欣賞。盡管史沫特萊不能說中文，她仍然以非正式的“外國”成員身份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活動。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也很尊敬她。在茅盾的幫助下，史沫特萊曾在1931年的上?；I辦過魯迅五十歲的生日壽宴。那時，她和丁玲及魯迅都是好朋友。

1931年，“白色恐怖”業(yè)已吞噬上海。由于史沫特萊本人曾飽受美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之苦（1910年，她曾因煽動言論罪在紐約被捕），她對左翼作家聯盟抵抗國民政府的運動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1931年7月，當白莽、柔石、馮鏗、李偉森、胡也頻五位左翼作家被國民黨逮捕并殺害時，史沫特萊表現出了更多的個人關心。這五位作家被左翼作家聯盟追認為“五烈士”。上海的公眾也開始表達對左翼知識界的同情。史沫特萊非常難過，她通過她的朋友丁玲認識了胡也頻，而柔石又是魯迅的學生。 史沫特萊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反抗白色恐怖的努力在丁玲1932年5月14日被上海警察秘密綁架和逮捕后真正顯示出了成效，因為她將丁玲視為摯友。

史沫特萊很快在這次危機中看到了機會。盡管“五烈士”的被殺是民族悲劇，但是對大多數人而言，他們仍是新興的年輕作家，不十分熟悉。相反，丁玲卻已經是一個知名的作家，擁有眾多讀者。她在美國和蘇聯也都建立起了國際聲望。正如1931年初由中國作家寄送《新大眾》的各種信件所表明的那樣，“五烈士”被殺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確吸引了一些國際注意。但是，這還不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輿論力量迫使國民政府釋放丁玲。作為一個受人愛戴的作家，一個富有魅力的女性，丁玲會在國內外的讀者中贏得廣泛的支持和同情。事實上，“五烈士”證明中國能在公民自由問題上獲得國際援助。但是史沫特萊認為，這一運動能夠通過丁玲的被捕得到更好的效果。這能更有效地打擊國民黨的勢力。在美國期間，史沫特萊就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網絡，她立刻通過該網絡向美國的朋友們公布了丁玲被捕的消息。

接下來，我要談一下史沫特萊如何說服美國的左翼人士，特別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來反對國民黨囚禁丁玲，要求國民黨立即釋放丁玲。史沫特萊首先給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發(fā)去電報通告了丁玲的被捕，并要求自由聯盟公開譴責國民黨踐踏公民權利的行徑。她的一個潛在論點是“公民自由”代表了一項基本的人權，自由聯盟的職責便是要捍衛(wèi)美國以致全世界的公民權。史沫特萊的努力很快就遭遇了挫折。雖然自由聯盟的許多著名成員，例如弗蘭克（Waldo Frank，1889—1967）很同情史沫特萊，但是整體而言，由于許多實際的和理念的因素，自由聯盟對介于國際事務持保留態(tài)度。例如，著名律師和自由言論倡導者哈普古德（Norman Hapgood，1868—1937）就拒絕在鮑德溫（Roger Baldwin，1884—1981）牽頭的公開請愿書上簽名，他說他不想把“公民權利”作為一種普世價值強加給中國。盡管鮑德溫反駁道：“對中國左翼的迫害是如此的明白，從我們反對壓制公民權利的基本立場而言，這個迫害發(fā)生在哪里并不重要?！惫展诺潞推渌囊恍┏蓡T仍未被說服。

史沫特萊對此的回復使得爭論更為激烈。哈普古德完全沒有能力招架這么一位堅定的辯論者。史沫特萊回復說：

盡管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是一個美國的組織，我們面對的事件卻具有國際影響力，因此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完全應該干涉。那些曾經參與在中國建立外國租界的美國人要為中國今天的白色恐怖以及逮捕、囚禁和殺害成千上萬的中國政治犯負直接責任。上海的國際租界是由各國勢力共同管轄的，而其中便有美國。美國官員在上海市政府和國民黨特務一起攜手制造了白色恐怖。美國的商人和銀行家們也同意讓主要針對中國普通大眾的國民黨軍隊進入上海。美國的保衛(wèi)公民自由運動無論如何都不能僅僅局限于美國。它必須深入中國的心臟。由于中國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支持南京政府的正是華盛頓的美國政府、資本家和銀行家，將活動延伸到中國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使命所在。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聲明。和當今的政治情況正好相反，史沫特萊認為政治要緊跟著經濟，而不是如我們今天所設想的那樣經濟要追隨政治。上海乃至于中國并不是常規(guī)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她被包括德國和日本在內的帝國主義勢力瓜分，不幸淪為半殖民地。美國在中國雖沒有正式的殖民地，但美國支持在中國獲取經濟利益，在中國施行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政策、用外國資本重塑當地市場。史沫特萊指出了這個將美國與中國聯系在一起的金融市場的存在。正因為這種聯系的存在，美國有義務要促進——而不是擾亂——諸如民主這樣由經濟發(fā)展引發(fā)的新型的政府管理形式。資本主義將美國卷入了一張包攜上海的網絡，美國不能中途放棄她對資本主義發(fā)展所帶來的民權和民主的堅持。這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對中國應盡的義務。

史沫特萊向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發(fā)出呼吁時正值聯盟的轉變時期。在經歷了近十年的節(jié)節(jié)后退之后，自由聯盟取得了包括猴子公案（Scopes Monkey Trial）在內的一系列重要案件的勝利，終于在30年代初期開始蓬勃發(fā)展。 像節(jié)育運動等美國社會的變化以及美國文化中的一些新變化都使得美國能更寬容地對待言論自由權。正如朱迪·庫圖拉斯（Judy Kutulas）所寫的那樣，公民權利突然就流行起來了。輿論的勝利必定意味著政治權利中心的變化：曾經對政府持敵對態(tài)度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突然在羅斯福新政中找到了戰(zhàn)友。聯盟號召內部統一，集中精力于一系列如個人政治自由、個人經濟抉擇和有限的代議政府等概念。它們互不相關但卻與30年代日趨流行的主流自由觀有關。 讓鮑德溫本人失望的是，他的一些得意項目，尤其是那些有共產主義色彩的項目很快就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議程中消失了。因此自由聯盟強烈反對史沫特萊的提議也就不足為奇了。她的提議涉及的是真正的左翼分子，它的范圍超出了美國，它倡導的也不是傳統的民權觀念。

盡管如此，鮑德溫和他的追隨者們仍不顧董事會的反對，支持史沫特萊的呼吁。鮑德溫正需要這么一個案例。當時，鮑德溫的一個重要項目是國際政治犯聯合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Political Prisoners）。這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下屬的一個致力于保護集權政權下政治犯的民權的組織。這個項目對董事會而言太棘手。偏右的成員不想參與有關蘇聯的事務。而偏左的成員不想公開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 而丁玲的案例正好給鮑德溫提供了一個可能性：它代表的仍然是委員會的核心問題，然而它卻避開了不為大眾所接受的“蘇聯共產主義”。鮑德溫與在中國國內公布丁玲被捕消息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聯手，在美國發(fā)起了一場公共輿論運動。他們從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領導者宋慶齡那里得到消息，并在華盛頓的中國代表那里提出要求。他們向美國公眾散發(fā)由美國著名作家簽名的請愿書。鮑德溫還向身在上海的史沫特萊送去大筆的資金，讓她在上海印刷反對國民黨的宣傳材料。

指導這場運動的是一個有爭議的論點，即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具有在國外，比如說中國，開展運動的合法性。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史沫特萊給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回復意見。但是鮑德溫的觀點更好地處理了史沫特萊觀點中所隱含的普世主義與特殊主義的緊張關系。一方面，鮑德溫將中國看做是一個測試美國自由主義的好地方。去除狹隘性以后公民權利的概念可以得到加強和完善。上海和美國的斯科茨伯勒（Scottsboro）很相像。那里有威脅到公民權利的具體危機，它需要美國自由主義的解救，是一個有問題的“外部”存在。正如鮑德溫所說“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地方像中國這樣遭受著政治壓迫，公開它們是必要的”。同時，鮑德溫也在處理丁玲事件時使用了很強的普世主義話語。他借用像伸張個人權利等自由主義變通的話語來使丁玲事件進入美國的關注視野。 鮑德溫認為美國的自由主義擁有一整套普世概念，因此自由主義必須自身能夠在各個地方捍衛(wèi)其概念固有的普世性。他說，“盡管我知道從美國這里的義務看起來很遙遠，但是美國是唯一一個能向公民自由權利受到威脅的絕境提供援助的國家”。

鮑德溫用30年代已為人接受的自由主義言論對運動進行改頭換面，使之能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同仁所理解。但鮑德溫的論點和中國歷史語境相關。該運動首先由上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發(fā)起。1932年12月，宋慶齡與蔡元培等一群志同道合的改革者們共同創(chuàng)建了這一同盟，以反對國民黨鎮(zhèn)壓政治異見者。他們有三個主要的目標：為釋放國內政治犯與廢除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而斗爭；給予政治犯法律及其他援助；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權利。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很快注意到了丁玲的被捕，并通過大量的民眾請愿要求政府當局釋放丁玲。慢慢地，在史沫特萊的幫助下，該運動也波及了美國的大眾。

鮑德溫和宋慶齡之間的友好溝通意味著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之間有基本的對等性。說到底，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以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為參照的。但是，盡管他們都致力于同一個目標，這兩個組織對于“民權”的不同理解使得他們有所區(qū)別。蔡元培在中國古典傳統中搜索本土的民權概念，他上溯到孟子的儒學傳統，認為中國自古就有個人權利觀念。盡管他對民權的理解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一樣，都認為的公民權超越國家及政黨的限制，蔡元培的觀點卻是要從中國的思想資源內部尋找一種普世主義。也就是說，當蔡元培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那里吸取自由觀點時，他是通過中國文本消化那些表面上的西方概念。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并不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簡單復制。同盟還曾將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著名學者胡適驅逐出同盟，因為他過于聽命于美國的自由傳統。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崇尚比較簡單的法律意義上的民權。因此他認為同盟的職責只是保護囚犯的權利，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而同盟，尤其是宋慶齡，卻持有更激進的觀點。他們將爭取公民權利看作是挑戰(zhàn)國民政府合法性的一種手段。如此，宋慶齡所做的遠不止于把美國價值簡單地引進中國。她把當時的危機看作是一次在殖民地和非西方的語境內重新建構和定義民權概念的機會。她認為美國的民權觀念已經被資本主義腐蝕。美國對于個人主義的過分重視已經使得對民權的保護淪為對那些企圖通過剝削大眾獲得個人經濟利益的個人的保護。在中國，有機會可以在人民而不是經濟利益獲得者中重新塑造民權觀念。宋慶齡和蔡元培都認為民主只是一種隨著內容變化的形式，而非受縛于單一的定義。她甚至認為完全照搬美國的民權觀念是一種幻想。

宋慶齡的言論凸顯的是30年代美國和中國對于民權觀念的根本差異。對中國人而言，它只是在面對封建主義、殖民主義以及國民政府的集權壓迫等一系列政治危機時的實際解決措施。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宣言里，有關民權的措辭明顯的含糊其詞，可以應對各種詰難。它是對西方概念的一種批評。對于這種西方的民權觀念，聰明的思想家如宋慶齡很清楚它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格局中的復雜牽連。中國式的解讀是不斷變化著的美國民權話語的一種突變。它甚至朝著相反地方向發(fā)展。為了和羅斯福政府的自由主義“公民權利”相協調，鮑德溫停止了任何有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余味的項目。30年代早期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采取的是高度規(guī)范的自由政治立場，例如支持保護個人權利和個人經濟抉擇權。和中國相反，在國家、帝國或者階級的借口下，它拒絕對其自身進行反思和批評。

丁玲的例子表明的不僅僅是從美國輸送公民權利的觀念到上海。像宋慶齡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迫使美國知識分子——如史沫特萊和鮑德溫——重新思考公民權利的實質及其在美國之外的適用性。通過這一些，我們看到這個典型的西方民權概念轉變的過程，以及新的、混雜的平等與民主觀念的出現。我們開始覺察到中美政治概念在跨文化接觸與交流中的共同演變。為了解救丁玲，在國際社會中倡導公民權利，勢必會發(fā)生這些概念的變化。中美的知識分子都沒有選擇簡單地將西方的民主觀念單向傳播到中國。

在進入下一段之前，我希望簡單地談一下我所使用的一處檔案。紐約公共圖書館藏有大量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相關的檔案。他們還藏有許多國際政治犯聯合委員會相關的檔案。而國際政治犯聯合委員會負責了丁玲案在美的游說活動。有關丁玲案的大部分英文材料我是在這個檔案以及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檔案館中找到的。這些資料之所以令人感興趣，是因為它們?yōu)橐粋€中國政治事件提供了一個完全非中國的視點。同時，他們還為研究者們大量使用的中國民權同盟的中文材料提供了補充材料。和原先的材料一起，它們使得我們對那一段歷史有一個更完整、更全面的看法。有關營救丁玲的檔案是一個既在中國又超越中國的跨國檔案。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鮑德溫致紐約的中國團體中國先鋒的信。在信中，他談到與宋慶齡的合作。《國際政治犯聯合委員會：1918—1942》，藏于紐約公共圖書館，手稿部。

因黃平事件在紐約引發(fā)了抗議活動。圖為宣傳單，沒有顯示日期，可能是1929年?！秶H政治犯聯合委員會：1918—1942》，藏于紐約公共圖書館，手稿部。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鮑德溫1935年2月2日致中國民權同盟的信?！秶H政治犯聯合委員會：1918—1942》，藏于紐約公共圖書館，手稿部。

四、丁玲是如何獲救的：文學的功勞

代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鮑德溫和代表中國民權同盟的宋慶齡就中國的民權概念有激烈的爭論。但是，大多數時候這些爭論只是象征性的。作為一個在華的外國團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不能雇傭律師，也不能提起法律訴訟。它的訴訟權非常有限。因此，它的主要工作是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鮑德溫1935年3月9日就上海的政治迫害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致施肇基的信?！秶H政治犯聯合委員會：1918—1942》，藏于紐約公共圖書館，手稿部。

1935年5月23日宋慶齡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致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鮑德溫的信。信中他們談到合作事宜?！秶H政治犯聯合委員會：1918—1942》，藏于紐約公共圖書館，手稿部。

在公眾中發(fā)動輿論攻勢。只有如此，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中國民權同盟才能迫使國民黨釋放丁玲。在這一節(jié)中，我要討論釋放丁玲的過程中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即如何利用文學的輿論宣傳功能在國內外為丁玲贏得同情和支持。

1933年6月1日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史沫特萊將對中國左翼人士的迫害公之于眾的電報。《國際政治犯聯合委員會：1918—1942》，藏于紐約公共圖書館，手稿部。

1933年6月13日就對丁玲被捕及營救措施，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鮑德溫致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信。《國際政治犯聯合委員會：1918—1942》，藏于紐約公共圖書館，手稿部。

從一開始，中國民權同盟就希望他們的運動是一個速戰(zhàn)速決的輿論運動。為此，同盟使用了當時日趨流行的“公電”來公布丁玲被捕的消息。正如周永明所指出的那樣，電報在20世紀初期有關國家政治的辯論中有著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一直持續(xù)到二三十年代。爭取釋放丁玲的運動具有電報抗議的所有基本特征。他們使用大量的公電來公布丁玲被捕的消息，以抗議國民黨對她的逮捕。他們在中國電報新聞和抗議集會的中心——上海從事這些電報抗議。同盟在像《申報》這樣適合此類消息的報紙上發(fā)表這些公電。 這些都滿足了一種新的電報活動的基本標準，成為中國民權同盟此次運動的核心手段。

活動伊始，同盟便知道他們要報道的不是一般的不公正，要民眾

1933年6月10日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就丁玲被捕致莫斯科同人的電報，此時他們認為丁玲已為國民黨所殺害?！秶H政治犯聯合委員會：1918—1942》，藏于紐約公共圖書館，手稿部。

1933年1月19日致紐約同人的匿名電報，其公布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該電是從南京發(fā)往紐約的，發(fā)報者很可能隸屬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秶H政治犯聯合委員會：1918—1942》，藏于紐約公共圖書館，手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