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總希望作品發(fā)生作用——曾樸的文學思想

曾樸一生熱愛文學，并且順應時世，積極追求革新?？v觀曾樸的文學思想，體現(xiàn)了一個舊式文人成長為資產階級革命者的過程，顯示了他從封建社會向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跨越的軌跡。他從小對文學自發(fā)愛好，初涉世事便發(fā)了“文學狂”，最初，他本著儒家經世致用的觀點，之后又致力于小說革新，將文學當成改良社會的工具，接著，探討中國小說落后的原因、偉大的作品如何產生，試圖以文學作為鼓吹革命的號角，最后，表現(xiàn)了對新文學的關注，自以為自己的作品歸屬于“為人生而藝術”。

（一）如何理解文學與現(xiàn)實的關系

曾樸一直有一種文學使命感，從早年起一直到晚年，他對文學都保持清醒的看法。曾樸反對將小說當成茶余飯后的消遣，他把文學看成是沖破束縛的動力，將小說看成燭照時代的鏡子。在《〈孽?；ā敌薷暮笠f的幾句話》中，他說：“這書主干的意義，只為我看著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轉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xiàn)象都在這一時期飛也似地進行”，從而覺得應該將這樣現(xiàn)實生活的途徑再現(xiàn)于筆底，不僅要豁現(xiàn)全景和側景，并且更要求展示遠景。那么，曾樸說的遠景是什么呢？曾樸與金松岑合擬的《孽?；ā妨啬康淖詈笠换厥恰皩Ｖ频蹏K攖專制禍，自由神還放自由花”，是打算將封建王朝覆滅、民主革命勝利作為小說的結局。擬定六十回目是在1904年，是光緒三十年，大清王朝已呈頹相，曾樸已經預言了社會發(fā)展的光明前途。《孽?；ā窐O為嚴肅地展示了瀕臨瓦解的封建社會圖景，謳歌了中國、日本的革命者，描繪了俄國革命運動的畫圖。以小說鼓吹革命，在晚清小說家中，曾樸可謂發(fā)端人，他明確表示《孽?；ā愤@部書是在于喚醒“四百兆同胞，愿爾早登覺岸”。但曾樸不是單純一味的譴責社會，也并沒有做出登高振臂一呼的姿態(tài)。他擁護革命，又出于對文學表達手法的操控，認真思考如何創(chuàng)作。他熟悉那些歷史事件，也知道一些逸聞軼事，但他沒有簡單地拼湊羅列。也正因為如此，大浪淘沙，清末民初那么多的小說成為過眼煙云，而《孽?；ā窙]有被淘汰。正如李培德所說：

《孽?；ā冯m然不是記述個人的小說，它卻反映出曾孟樸對中國危亡的關心，也表達了他疑懼與愛恨夾雜的種種深切感受。……《孽?；ā肥窃蠘阃纯嗯c同情，苦悶與忍耐，驚異與錯愕的流露。（《曾孟樸的文學旅程》）

1928年，有一位讀者彭思指出，曾樸的筆名“東亞病夫”未免“給現(xiàn)代青年以惡感”，曾樸在《編者一個忠實的答復》認真答復他道：“那么你要我歌頌現(xiàn)代的健康嗎？我摸著良心，覺得現(xiàn)在還是在趕速求醫(yī)吃大黃芒硝的時候，寫不上痊安二個吉利字?！保ā墩婷郎啤冯s志一卷四期）他說的大黃芒硝是瀉藥，為什么要用瀉藥攻下？在翻譯法國詩人李顯賓的《乞兒歌》時，曾樸指出，“我們大家都被法律、習慣、成說捆縛得緊緊的”，“趕速求醫(yī)”吃瀉藥，這是強調必須先破除舊俗積習。而文學作品則能夠“跳動了潛伏在我們心底的一種反抗的直覺”，讓人產生“一種異常的快感”，在這里，曾樸點明了文學作品對不合理現(xiàn)實社會的反叛作用。

到了晚年，曾樸呼喚文學者要“把熱情的鏡子照透了人生”，在《真美善》雜志創(chuàng)刊號上登載的《編者的一點小意見》中明確指出：

以前戈恬及巴爾那斯派主張“藝術為藝術”的文學已經成了過去，目前風發(fā)云涌的是托爾斯太“藝術為人生”的文學；不能再像十八世紀官邸的文學或客廳的文學，集合了貴紳名士，在高雅的文會里，關了門討論欣賞；要重門洞開，放著大路上夾夾雜雜的群眾，大家來了解，大家來享樂，這才是真正的平民文學，真的群眾文學，真的“藝術為人生”的文學。

這里所說的“平民”、“群眾”，不一定是我們現(xiàn)在意義上的工農大眾；曾樸傾心不已的“藝術為人生”主題的文學也只是屬于資產階級文學思想范疇，但這些見解，呼喚文學走出象牙之塔，走進百姓生活；尤其是擯棄貴族文學，倡導平民文學，與“五四”運動大潮的文學革命的主張相吻合。曾樸的確是接受了“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基本的、積極的東西，他的文學主張已經透露出民主革命的光彩。

關于小說與現(xiàn)實生活的關系，《孽?；ā返拇_容易讓人產生誤解。1911年出版的《小說時報》第9期《小說新語》一文說：“《孽海花》一書，重印到六七版，已在二萬部左右，在中國新小說中，可謂銷行最多者。”《孽?；ā酚吧湔嫒苏媸拢瑫懈鞣N逸聞軼事，是這本書熱銷的原因之一。曾樸自己曾經說過，“做《魯男子》樂，做《孽?；ā房?，做歷史小說不容易”。（《真美善》四卷二號《編者小言》）《孽?；ā分写罅康臍v史事件“看看不過千字，作者卻翻了十幾部書，再加上自己的經驗做成的”。

據(jù)說，賽金花因《孽?；ā废蛟鴺闾岢鲞^抗議，主要是因為書中所寫的傅彩云出身于轎夫家庭，曾樸又描述了傅彩云在去歐洲的輪船上與船主的行為不檢點，又詳細描寫了傅彩云與阿福、孫三兒姘居的始末。賽金花主動對號入座，就是因為《孽?；ā匪吧涞恼嫒苏媸绿?，使得小說有了傳記的意味。

（二）對文學標準的認識

曾樸主張以“真”、“美”、“善”作為文學的標準。在《真美善》雜志的創(chuàng)刊號上，曾樸就開宗明義宣示了這樣的標準。他認為“真”、“美”、“善”的作用在于：

賽金花（傅彩云）

就是一個作品的原動力，就是作品的主旨也就是它的作用；凡作品的產生，沒有無因而至的，沒有無病而呻的，或為傳宣學說，或為解決問題，或為發(fā)揮情感，或為糾正謬誤，形形色色，萬有不同，但綜合著說，總希望作品發(fā)生作用，不論政治上、社會上、學問上，發(fā)生變動的影響，這才算達到文學作品的最好目的；所以，文學作品的目的，是希望未來的，不是茍安現(xiàn)在的，是改進的，不是保守的，是試驗品，不是成績品，是冒險的，不是安分的，總而言之，不超越求真理的界限。（《編者的一點小意見》，載《真美善》雜志創(chuàng)刊號）

曾樸所說的“真”，兼有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雙重含義，也就是既寫他自己親眼看到事物，又寫他愿意看到的事物；他主張“真”、“美”、“善”并重，表明他已經初步認識到應當重視文學的真實性和傾向性，并且力求用美好的形式和技巧去體現(xiàn)，這表明他希望對文學的內質、形式和目的有著完整意義上的掌控。

很自然的，由于他所處階級的局限，曾樸無法展望歷史的“未來”怎樣，也無法詮釋歷史的“真理”是什么。他所向往的“未來”是朦朧的，并沒有設定終極的目標，他所謂的“求真理的界限”，最多也就是公平正義最表層的含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可以用文學暴露封建社會的黑暗，要求摧毀那個專制統(tǒng)治；可是辛亥革命之后，現(xiàn)實仍然黑暗，他的奮斗和努力就顯得茫然而淺顯。面對中國古典文學與域外文學，曾樸的見解顯得龐雜。

曾樸說過：

拿中國學術來看，從豎里講，兩漢的經師和清朝的經史考據(jù)家，是求真的，六朝晉唐詩文家，是求美的，周秦諸子，宋明諸儒，是求善的；從橫里講……那么義理是求善，考據(jù)是求真，詞章是求美。拿世界學術來看，那么古典和浪漫主義近美，寫實主義近真，近三十年來的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近善。（《編者的一點小意見》）

這一段議論，貌似有條有理，實質邏輯混亂。他將真、美、善割裂開來，談到“文學”、“詞章”，則過分強調“美”而忽略了求真、求善，說到經史義理，又片面強調求真求善而不提求美。再則，按照曾樸的說法，求真就是反映現(xiàn)實，“善”就是文章產生的社會影響，那么，將兩漢經師、清代考據(jù)家和周秦諸子、宋明諸儒全都看成是求真求善，這豈不是成了笑話。

對于域外文學，曾樸所說的“寫實主義”、“社會主義”是指托爾斯泰、易卜生為代表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作品，他所說的“人道主義”是以法朗士為代表的對資產階級社會秩序抱的中立態(tài)度；身處中國歷史的漫漫長夜，曾樸認為那些暴露黑暗、批判現(xiàn)實的作品是求真求善，有一定的獨到之處。

（三）曾樸對新文學運動的貢獻

“五四”運動發(fā)生的當年，曾樸想要將法國文學作品全面介紹到中國來，為此，他著手編纂了法國文學史大綱，要求在德國學醫(yī)的兒子購買了大量法國文學書籍；他主張要為“沉睡了幾千年乍醒惺忪”的中國開辟文學的新路徑，力求“拾去些枯枝病葉，驅除些害菌病蟲”，輸入外國新文學，用以擴大中國文學的領域。

《真美善》雜志創(chuàng)刊時，曾樸將“中國文學范疇”細分列表，比如“韻文”一項，就分為牧歌、劇詩、抒情詩、敘事詩、學詩、歌幾個門類；單是“學詩”一項，又再分為寓言詩、書翰詩、學詩、諷詩、童話詩幾種門類。曾樸解釋道，這是“大抵依著歐洲文學上的邏輯的分類法，把中國體裁概括的參合”，而如此糅合中西文學體裁的分類，曾樸認為既非“媚外”，又非“喜新”，只為自己辦雜志、用來改革文學，“不是替舊文學操選政或傳宣的。既要改革文學，自然該盡量容納外界異性的成分，來蛻化陳腐的體質，另外形成一個新種族”。對于域外文學的影響，曾樸看得很明白，他說：

無論那一國的文學，不受外國潮流的沖激，決不能發(fā)生絕大變化的。不過我們主張把外潮的洶涌，來沖激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不愿沉沒在潮流里，自取滅頂之禍……不是拿葫蘆來依樣的畫，是拿葫蘆來播種，等著生出新葫蘆來。

曾樸反對一味模仿，他的理由是：“文學就是一個種族或一個國家個性的表現(xiàn)”，不同國家的文學各自具備自己的特征，因此“不應當只顧癲狂似的模仿外人”。

曾樸也關注新文學運動中的文言和白話之爭。他認為，中國新文學的勃發(fā)，起點的一端就是在文言與白話的爭斗，白話文的優(yōu)點在于：

就為了適應現(xiàn)代潮流?，F(xiàn)代的潮流，就是解放的潮流；白話的本質，是解放的、普及的、平民的，所以能把束縛的、不是盡人能解的、貴族式的文言壓低了氣焰。

曾樸看清了白話文適合用來表達自由的解放的思想內容，強調語言文字應該向平民普及，作為一個舊堡壘里的文人，他以此與抱殘守缺的舊勢力決裂，而努力向新文學靠近。

關于文風，曾樸既反對“有意矜奇立異”，也反對“無心辭不達意”，認為應當倡行通俗平易，讓文盲都能聽懂：

該去難解的文言換了難解的白話，打倒了舊貴族式，另造了一個新貴族式，就把改革白話的本意拋荒了。

當時，正值“文字混進的時代”，封建文化勢力還在文學界蠢動未已，又有人主張全盤西化，于是，代文言而起的，既有文白混雜的鴛鴦蝴蝶派的“白話”，又有詰屈聱牙的洋腔白話，曾樸則主張“文俗一致”，反對質地不純文白混雜的文學語言：

白話里糅入文言，就是普及的障礙，當然不能贊成。但我也不是絕對的，因此純白話只限于對話，倘然參用文言，經過一番藝術的洗練，叫人不覺到不自然，我也不固執(zhí)己見。

曾樸諷刺那些人“放著習慣的語言秩序不用，偏要顛顛倒倒學著人家的語法，叫做歐化文字”，他嚴肅地提出正面意見：

我們主張改革文字，第一要發(fā)揚自己的國性，尊重自己的語言文字，在自己的語言文字里，改造中國國性的新文字。

創(chuàng)造新的文學語言不等于生吞活剝照搬洋腔洋調，而是應該從繼承祖國優(yōu)秀語言文字傳統(tǒng)出發(fā)，既要保存語言文字的民族風格，又要積極推陳出新，這些主張反映了曾樸積極向上的思想傾向。

（四）曾樸對于創(chuàng)作方法的看法

曾樸主張從評判社會的角度來概括生活現(xiàn)象，對所描繪的事物，他努力從思想層面作出評價；他強調文學工作者創(chuàng)作時探求現(xiàn)實生活本質的主觀能動作用，創(chuàng)作者用親身經歷過、體驗過的事物來反映生活，應該達到“現(xiàn)身說法”的效果。

曾樸熱衷于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他常說：“現(xiàn)在是一個丑婦，未來是一個仙女。”他的文學思想強烈迸射出崇尚自然、追求個性解放的光芒。他將法國文學介紹給中國讀者，比較集中地推薦雨果，比如，強烈表現(xiàn)反對古典主義傾向的《克林威爾》，反對暴政的《嬉王》、《歐那尼》，暴露資本主義社會黑暗的《笑的人》等，就因為雨果是浪漫主義大師。他傾力而成的《孽?；ā?，還有即便是他寫的舊體詩詞，也都洋溢著浪漫主義氣息。

不過，曾樸對于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的認識卻非常龐雜。他的認識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頹廢的一面。積極的一面表現(xiàn)在：曾樸強調從事創(chuàng)作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傳宣學說”，“解決問題”，“抒發(fā)感情”，“糾正謬誤”，所以創(chuàng)作者描寫社會的事實或情緒應當“有所選擇”。他鼓吹文學的天職應當是“顯發(fā)人生”，應當激起人們對現(xiàn)實生活中一切壓迫的反抗，比如，從事創(chuàng)作的契機應該是反對婚姻不自由、反抗封建宗法道德、打破宗教虛妄、揭露人生丑惡，創(chuàng)作應當主張愛戀自然，宣揚個性解放。但是，他所向往、所贊美的，其實是一個烏托邦境界，所寄托的是一種空靈渺茫的幻想，很容易墮入脫離現(xiàn)實生活的虛無主義。

曾樸在“五四”運動以后將“為人生而藝術”作為自己文學思想的重要支柱，一再提倡文學應該“照透人生”，文學的只能應該不超越“追求真理的界線”，但是，這“人生”、“真理”到底是什么？他自己也很茫然。另外，曾樸提倡的浪漫主義文學思想，包含著反對現(xiàn)有法律、道德與秩序的束縛，主張個性自由解放，在抨擊黑暗社會時這一主張具有進步意義，但是也限于空想。他試圖用文學作為“改良社會的器械”，但是這個器械終究只是揭露某些時弊，宣泄某種憤懣，并不能起到根本改造社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