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遠在民國二十五年，我曾經(jīng)寫過兩篇《新詩雜話》，發(fā)表在二十六年一月《文學(xué)》的《新詩專號》上。后來抗戰(zhàn)了，跟著學(xué)校到湖南，到云南，很少機會讀到新詩，也就沒有甚么可說的。三十年在成都遇見厲歌天先生，他搜集的現(xiàn)代文藝作品和雜志很多。那時我在休假，比較閑些，厲先生讓我讀到一些新詩，重新引起我的興味。秋天經(jīng)過敘永回昆明，又遇見李廣田先生，他是一位研究現(xiàn)代文藝的作家，幾次談話給了我許多益處，特別是關(guān)于新詩。于是到昆明后就寫出了第三篇《新詩雜話》，本書中題為《抗戰(zhàn)與詩》。那時李先生也來了昆明，他鼓勵我多寫這種“雜話”。果然在這兩年里我又陸續(xù)寫成了十二篇，前后十五篇居然就成了一部小書。感謝厲先生和李先生，不是他們的引導(dǎo)，我不會寫出這本書。

我就用《新詩雜話》作全書的名字，另外給各篇分別題名。我們的“詩話”向來是信筆所至，片片段段的，甚至瑣瑣屑屑的，成系統(tǒng)的極少。這書里雖然每篇可以自成一單元，但就全書而論，也不是系統(tǒng)的著作。因為原來只打算寫一些隨筆。

自己讀到的新詩究竟少，判斷力也不敢自信，只能這么零碎的寫一些。所以便用了“詩話”的名字，將這本小書稱為《新詩雜話》。不過到了按著各篇的分題編排目錄時，卻看出來這十五節(jié)新詩話也還可以歸為幾類，不至于彼此各不相干。這里討論到詩的動向，愛國詩，詩素種種，歌謠同譯詩，詩聲律等，范圍也相當(dāng)寬，雖然都是不賅不備的。而十五篇中多半在“解詩”，因為作者相信意義的分析是欣賞的基礎(chǔ)。

作者相信文藝的欣賞和了解是分不開的，了解幾分，也就欣賞幾分，或不欣賞幾分；而了解得從分析意義下手。意義是很復(fù)雜的。朱子說“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他將意義分出“文義”和“意思”兩層來，很有用處，但也只說得個大概，其實還可細分。朱子的話原就解詩而論，詩是最經(jīng)濟的語言，“曉得文義”有時也不易，“識得意思好處”再要難些。分析一首詩的意義，得一層層挨著剝起去，一個不留心便逗不攏來，甚至于驢頭不對馬嘴。書中各篇解詩，雖然都經(jīng)過一番思索和玩味，卻免不了出錯。有三處經(jīng)原作者指出，又一處經(jīng)一位朋友指出，都已改過了。別處也許還有，希望讀者指教。

原作者指出的三處，都是卞之琳先生的詩。第一是《距離的組織》，在《解詩》篇里?，F(xiàn)在鈔出這首詩的第五行跟第十行（末行）來：

（醒來天欲暮，無聊，一訪友人罷。）

……

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

括弧里我起先以為是詩中的“我”的話，因為上文說入夢，并提到“暮色蒼?！?，下文又說走路。但是才說入夢，不該就“醒”，而下文也沒有提到“訪友”，倒是末行說到“友人”來“訪”，這便逗不攏了。后來經(jīng)卞先生指點，才看出這原來是那“友人”的話，所以放在括弧里。他也午睡來著。他要“訪”的“友人”，正是詩中沒有說出的“我”。下文“忽聽得一千重門外有自己的名字”，便是這來“訪”的“友人”在叫。那走路正是在模糊的夢境中，并非夢中的“醒”。我是疏忽了“暮”和“友人”這兩個詞。這行里的“天欲暮”跟上文的“暮色蒼茫”是一真一夢；文行里的“友人”跟下文的“友人”是一我一他?；鞛橐徽劚悴荒堋白R得意思”了。

第二是《淘氣》的末段：

哈哈！到底算誰勝利？

你在我對面的墻上

寫下了“我真是淘氣”。

寫的是“你”，讀的可是“我”；“你”寫定好像是“你”自認“淘氣”，“我”讀了便變成“我”真是淘氣了。所以才有“到底算誰勝利？”那玩笑是問句。我原來卻只想到自認淘氣的“真是淘氣”那一層。第三是《白螺殼》，我以為只是情詩，卞先生說也象征著人生的理想跟現(xiàn)實。雖然這首詩的親密的口氣容易教人只想到情詩上去，但“從愛字通到哀字”，也盡不妨包羅萬有。這兩首詩都在《詩與感覺》一篇里。

《朗讀與詩》里引用鷗外鷗先生《和平的礎(chǔ)石》詩，也鬧了錯兒。這首詩從描寫香港總督的銅像上見出“意思”。我過分的看重了那“意思”，將描寫當(dāng)做隱喻。于是“金屬了的手”，“金屬了的他”，甚至“銅綠的苔蘚”都就成了比喻，“文義”便受了歪曲。我是求之過深，所以將銅像錯過了。指出來的是浦江清先生。感謝他和卞先生，讓我可以提供幾個親切有味的例子，見出詩的意義怎樣復(fù)雜，分析起來怎樣困難，而分析又確是必要的。

這里附錄了麥克里?！对娕c公眾世界》的翻譯。麥克里希指出英美青年詩人的動向。這篇論文雖然是歐洲戰(zhàn)事以前寫的，卻跟這本書《詩的趨勢》中所引述的息息相通，值得參看。

朱自清

三十三年十月，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