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安詩歌的情感內涵

第一節(jié) 建安詩歌中的“悲歌”意象

建安時期是中國文學史上文人詩創(chuàng)作的第一個高潮期。漢代的詩歌以民間創(chuàng)作為主，文人詩除班固、秦嘉、辛延年等詩人的少數(shù)作品外，成就最高的是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其有溫和敦厚的文風、悲涼幽遠的意境，且以淺顯的語言表現(xiàn)了深刻的思想內涵，是漢代文人詩的典范之作。但對這些詩歌的作者，我們則無從知曉。到了曹魏時期，由于曹氏父子的倡導與創(chuàng)作，文人詩的創(chuàng)作呈現(xiàn)一片繁榮的景象。“詩的主導地位又正是通過了建安時代才建立起來的，而其間的中心人物就是曹氏父子?！?sup>[1]建安時期的文人詩不僅數(shù)量眾多，而且題材豐富，既包括戰(zhàn)爭、婚姻愛情、行役思鄉(xiāng)、民生疾苦等題材，又涵蓋抒發(fā)理想、諷頌時世、感懷生命、游仙、宴飲等方面的內容。在這眾多題材的詩歌中，意象描寫是重要的一個方面。漢末詩人往往借音樂描寫來感慨知音難遇，寄托憂思情懷。建安時期距《古詩十九首》創(chuàng)作的時代不遠，這一時期的詩人繼承了漢末詩歌以音樂描寫來寄托情懷的傳統(tǒng)，對音樂意象的運用較之漢末更加頻繁，也更加豐富多彩。

首先，音樂活動是建安文人宴游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音樂描寫也便成為宴游詩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宴游詩是建安文人詩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題材。曹植、王粲、阮瑀、劉楨、應玚均有《公詩》，陳琳有《宴會詩》，其他沒有標明“宴會”“公”字樣而寫同樣內容的詩歌有曹操《短歌行》，劉楨《贈五官中郎將》（其一），應玚《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曹丕《善哉行》（朝游高臺觀）、《于譙作詩》、《孟津詩》、《芙蓉池作》、《于玄武陂陣詩》、《夏日詩》等，曹植《野田黃雀行》（又名《箜篌引》）、《當車已駕行》、《侍太子坐》、《斗雞詩》、《贈丁翼》等，數(shù)量確實不少。建安宴游詩主要寫交游宴會時的情形。建安宴游詩的代表人物是曹丕、曹植，曹氏兄弟也是建安時期文人宴游活動的組織者。曹操攻下鄴城后，曹丕被任命為五官中郎將，后又被立為太子，便成為當時鄴下文人集團的實際領導者。當時很多著名的文人如王粲、劉楨、陳琳、阮瑀、應玚、楊修、吳質、邯鄲淳以及曹植等都追隨曹丕左右。同樣，曹植的周圍也有許多文士，除上面提到的應玚、王粲、吳質、楊修之外，還有丁儀、丁廙、徐幹等人。

他們在一起宴飲游樂，詩賦唱和，品評文學，縱論學術，“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曹植《車渠椀賦》），“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曹植《當車已駕行》）。曹丕在《與吳質書》中曰：

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

可見，建安時期鄴下文人集團曾經有一段令人難以忘懷的游宴歲月，所以才留下了眾多的宴游詩。中國古代宴飲與音樂密不可分，故而宴游詩中的音樂描寫，便成為建安詩歌的一類重要內容。

宴游時的歌舞享樂是宴游詩的一個重要方面。劉楨贈予曹丕的詩中描述文人宴飲之時“清歌制妙聲，萬舞在中堂”（《贈五官中郎將》其一）。曹植也有同樣的描述，“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侍太子坐》）。曹植的兩首詩更詳盡地描寫了他主持的文士聚會中的熱鬧情景：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游。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箜篌引》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fā)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余。

——《贈丁翼》

在與親友相聚的宴會上，食物豐盛，歌舞齊發(fā)。有慷慨之秦箏、和柔之齊瑟、京洛之名謳、奇妙之樂舞。主賓舉酒祝壽，大家都沉浸在一派歡樂的氣氛之中。曹丕、曹植常常作為主人召集眾文士，宴集過程中，一般都是歌、樂、舞同時或先后交叉表演，由于其中很多文士懂音樂，所以他們對清歌妙曲的欣賞都有高雅獨特的情趣。曹丕有許多宴游詩表現(xiàn)了對“齊瑟秦箏”所奏之“新曲”的欣賞，如“清歌發(fā)妙曲，樂正奏笙竽”（《孟津詩》），“比坐高閣下，延賓作名倡。弦歌隨風厲，吐羽含徵商”（《夏日詩》）?！队谧S作詩》中寫道：

清夜延賓客，明燭發(fā)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弦歌奏新曲，游響拂丹梁。余音赴迅節(jié)，慷慨時激揚。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羅纓從風飛，長劍自低昂。穆穆眾君子，和合同樂康。

譙地是曹丕的故鄉(xiāng)，建安年間，曹操擊敗袁紹之后駐軍譙縣，曹丕隨軍而至作此詩。詩寫清夜延賓，豐膳旨酒，弦歌新曲，雅舞和樂。敘事細致而有層次，從中還可以看出在戰(zhàn)亂之余，社會經濟有所發(fā)展，文人生活也有穩(wěn)定而和樂的一面。

建安宴游詩寫音樂，另一方面則體現(xiàn)了建安文人對悲憂之樂的欣賞以及對生命價值的思考。生活在動蕩不安社會中的建安文人，在經歷了太多的苦難之后，他們內心始終不能擺脫人生苦短的生命悲哀。曹操便在慶功宴會上發(fā)出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慨嘆，認為人的生命如朝露般易逝，即使是暫時的歡樂，也排除不了“去日苦多”的憂慮。宴游詩中有很多悲怨之音。漢魏六朝時期文學普遍以悲慨之情感為主調，漢末這一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更加深了文學尚悲的情感分量，創(chuàng)作主體往往以悲怨之音與自然生命的慷慨之嘆共鳴，發(fā)出時代特有的慷慨悲涼之音?！肮芟野l(fā)徽音，曲度清且悲”（王粲《公詩》），“笙磬既設，箏瑟俱張。悲歌厲響，咀嚼清商”（曹植《正會詩》）?！扒迳獭睘榫哂斜瘧n情感色彩而且感人至深的音樂，漢末魏晉時期是清商樂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時期，這一尚悲之樂受到了建安文人的歡迎。曹丕的兩首《善哉行》是這一方面的代表作：

朝游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狩人獻嘉禽。齊倡發(fā)東舞，秦箏奏西音。有客從南來，為我彈清琴。五音紛繁會，拊者激微吟。淫魚乘波聽，踴躍自浮沉。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清角豈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弭弦且自禁。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弦激新聲，長笛吐清氣。弦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

前一首描寫了盛大的表演場面，由于悲樂感人，游弋的魚兒乘著波浪傾聽，飛翔的鳥兒隨著旋律翻飛起舞。悲音嘹亮清澈，使心肝為之摧裂。后一首則寫“悲弦”之感人至深，給人帶來了欣賞音樂的歡娛。兩首詩均寫宴會時悲音的效果，但視角不同，前者曰“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音樂奏到歡樂至極時出現(xiàn)摧裂人心的哀音；后者曰“弦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感人之悲音使人愉悅?？此平厝徊煌囊魳沸Ч?，其實是相同的。漢魏“悲音為美”的藝術理論觀點認為，至悲之樂由于能感動人所以成為至美之樂，美的音樂會給人帶來美的享受，所以才會“四坐皆歡悅”。漢代王充《論衡》中認為“悲音不共聲，皆快于耳”“文音者皆欲為悲”，悲音能使人產生快感，所以當時許多文人把欣賞悲音視為一種精神的享受。

建安時期文人詩中關于朝會禮儀的音樂描寫較少。曹植有《舞歌》五首，其中第三“大魏篇”敘朝廷燕饗儀式，歌頌國泰民安，豐年之樂。其中寫到燕饗儀式中的歌舞表演：“騏驥躡足舞，鳳皇拊翼歌”，可能是人裝扮成“駿馬”“鳳凰”來踏足歌舞；“式宴不違禮，君臣歌《鹿鳴》。樂人舞鼙鼓，百官雷抃贊若驚”，《鹿鳴》為《詩經》中《小雅》首篇，是古代君王燕饗群臣的詩歌，所以在燕饗儀式上，同歌《鹿鳴》，以示君臣和樂。正如后人所言，從中可“見時和年豐，諸祥畢至，君臣康樂，欲至萬年”（朱乾《樂府正義》卷十四）。曹植另一首詩《正會詩》中寫道：

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為嘉會，此高堂。尊卑列敘，典而有章。衣裳鮮潔，黼黻玄黃。清酤盈爵，中坐騰光。珍膳雜沓，充溢圓方。笙磬既設，箏瑟俱張。悲歌厲響，咀嚼清商。俯視文軒，仰瞻華梁。愿保慈善，千載為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皇室榮貴，壽若東王。

按照先秦時的慣例，宮廷朝會儀式上應該表演雅樂舞。但曹植詩中的音樂，從樂器來看，既有宮廷樂器笙、磬，又有民間樂器箏、瑟，從音樂類型而言，則演奏悲慨的清商之樂，從中可以看出曹魏時雅俗音樂的融合以及從帝王到文人士大夫崇尚俗樂的風尚。

抒情述志類詩歌，是建安詩歌主要的類型，這類詩歌中的音樂意象往往是詩人借以抒發(fā)自己獨特的人生感受的載體。曹丕的《燕歌行》兩首是言情的名篇，詩寫一女子在初秋的月夜，遙望一河相隔的牽牛、織女，思念久別的丈夫的痛苦心情。王夫之評價為“傾情，傾度，傾色，傾聲，古今無兩”（《船山古詩評選》卷一）。兩首皆寫音樂。第一首中“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fā)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孤獨的思婦以“援琴鳴弦”來排解憂傷，古人常常以長歌表現(xiàn)慷慨激昂的感情，以短歌表現(xiàn)幽怨低細的心緒。清商樂曲是一種節(jié)拍短促、聲音纖微的短歌。思婦由于心中哀傷，彈琴唱歌抒懷，不覺發(fā)出了短促纖微的聲音，表達了她的憂思哀愁。這里，借助音樂將思婦的思念之情表達得淋漓盡致。第二首中“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心肝”，思婦由于思念遠方的丈夫而無法入眠，本想通過自吟自唱聊以自寬，卻沒想到唱到悲傷之處更添憂愁。曹丕另一首詩《于清河作》也寫閨中相思之情，“弦歌發(fā)中流，悲響有余音。音聲入君懷，凄愴傷人心”，旨意與情感和《燕歌行》十分接近。

敘懷述志類詩歌描寫音樂，往往以悲音慷慨為主。曹植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詩人，如《棄婦篇》：“搴帷更攝帶，撫弦調鳴箏。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雖有美妙的箏樂、過人的才藝，卻無人欣賞，心中充滿慷慨悲情。《雜詩》其六：“弦急悲聲發(fā)，聆我慷慨言。”《朔風》：“弦歌蕩思，誰與銷憂。”《怨歌行》：“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薄哆h游篇》：“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眾所周知，曹植后期生活備受壓抑，悲怨之情充溢詩中。明代李夢陽在評價曹植的作品時說：“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余悲?！钡拇_，曹植很多詩文，不管是感懷賦別，還是抒發(fā)理想，對人生苦短的悲嘆，對生命價值的思考，都是其主流情感。曹植善于在詩文中渲染和營造悲涼的氣氛，如多用秋風、落日、棄婦、孤雁、朝露等意象構成凄厲哀婉的意境，而悲音營造出了一種慷慨悲怨的氛圍，使詩歌充分體現(xiàn)了建安詩歌“慷慨悲涼”的時代特征。劉志偉先生認為：“漢末建安作家往往賦予‘清聲’‘清音’以悲慨的性質，并普遍認同以悲為主的‘清商’之曲、‘慷慨’之音，使自然、音樂與人的悲聲異質同構，互相感發(fā)，匯合為慷慨不平的漢末建安時代之音，真實準確地表現(xiàn)了漢末建安作家追求建功立業(yè)，實現(xiàn)個體生命價值的呼聲和由此而生發(fā)的各種悲哀痛苦?！?sup>[2]

建安詩歌中的音樂描寫，有時還具有比喻象征意義。曹植詩歌中的美女、神仙、棄婦均有象征意義，如《美女篇》寫美女因不遇理想配偶而盛年不嫁，用以象征志士有才能而不遇明主，不得伸其才志。《棄婦篇》則以被丈夫拋棄的婦女比作不被君主信任的“逐臣”，是作者生存現(xiàn)狀的真實寫照?！稐墜D篇》中以棄婦音樂才能的出眾來比喻作者品德高尚，是非常確切的比喻。《閨情》一詩寫道：“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蓊若春華。紅顏曄，云髻嵯峨。彈琴撫節(jié)，為我弦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边@里的美女與曹植《洛神賦》《美女篇》中的美女形象出于同一機杼，是詩人刻意追求的審美理想的象征。如前文所言，《古詩十九首》中孤獨彈琴的美女形象便是一種高出塵表、曲高和寡的形象，是當時文人懷才不遇心境的寫照。愈是美麗高雅而不可得見的女子愈是象征詩人理想境界的思而不得。另外，“琴瑟和鳴”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歷來象征夫妻和諧，《詩經·小雅·常棣》中有“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在曹植的詩歌中，也有這一類的比喻象征?！陡∑计分杏小昂蜆啡缟佟?，《種葛篇》中有“好樂如瑟琴”，這種琴瑟般的和樂之情是詩人理想中的君臣關系，也是詩人政治理想得以實現(xiàn)的現(xiàn)實基礎，所以在詩中反復提及。

建安詩人中，曹操父子都是喜好音樂的文學家，他們對音樂的愛好可以說超過了很多朝代的統(tǒng)治者，他們不講求“威重”的帝王風范而偏好“韶夏之鄭曲”，即流行俗樂。在征戰(zhàn)之余，不忘創(chuàng)作歌詩，被之管弦，作為樂歌來演唱，他們以自己的倡導和實踐培育了一個時代的社會風尚，除三曹外當時知名的文人阮瑀、劉楨、蔡琰都好音律，而且阮瑀、蔡琰還是彈琴高手。正是統(tǒng)治者對音樂的重視，才導致了此一時期文人詩中音樂意象的不斷豐富。

第二節(jié) 建安、正始詩歌的時空慨嘆

漢末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漢末的黨錮之禍、宦官專權，緊隨其后的三國爭霸、西晉代魏，使西漢盛世的太平景象蕩然無存，儒家的經典逐漸失去了絕對權威的地位，文士的地位也一落千丈，許多文人在現(xiàn)實的黑暗面前深感朝不保夕，故而轉向對個體存在困境的思考，尋求實現(xiàn)個體生命價值的途徑。這種生命意識的覺醒，使文人詩對時序變化格外關注，強烈的時空感成為這一時期詩歌的主要審美特征。隨著儒學的全面衰落，玄學成為當時顯學，玄學以老莊哲學為基礎，崇尚自然，倡導“貴無”，為當時文士處理進退出處的矛盾提供了理論依據。玄學討論有關天地萬物存在的根據問題，也即“本末有無”問題，不僅使文人心態(tài)中滲入了內省體察和靜悟思辨的成分，使詩歌具有很強的思辨色彩，而且促使詩歌從時空的高度去探討人生的意義，追尋生命的來源。此時詩歌的時空觀典型地反映了這一時期文人的精神面貌。

“時間是生命的本質，時間的不重復、不間斷性保證了生命的存在。”^[3]中國文人對生命價值的探求，對人生苦短這一伴隨人類誕生就客觀存在的自然現(xiàn)象的困惑，致使他們對時間流逝予以普遍的關注。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儒圣孔子就站在川上發(fā)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慨，他從川流不息的逝水中領悟到時光匆匆，人生亦匆匆；屈原也在《離騷》中不時發(fā)出感時之嘆，“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面對飛逝而過的時間，想到理想的實現(xiàn)是如此渺茫，苦悶而彷徨?！艾F(xiàn)實的時間，總是與空間相關的，度量時間，應在一定的空間中度量。”^[4]可見，時空本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某一時期詩歌的時空觀，既體現(xiàn)了此時詩歌的內涵，也體現(xiàn)了文人的心態(tài)特征。漢代文人作品中的時空觀本來是很廣博的，司馬遷在數(shù)十年足跡踏遍大半中國的實地考察與博覽群書的基礎上（大空間），構筑中華民族從有人類以來的通史（長時間），成為博大精深的鴻篇巨制，漢大賦用洋洋灑灑的文字對都邑、宮殿、亭臺、樓閣等空間范圍的鋪陳或對時間過程的展示，反映漢帝國的繁榮、強盛，都體現(xiàn)了漢人時空觀的博大、開闊。漢代文人生活在一個大一統(tǒng)的穩(wěn)定的繁榮時期，他們筆下的世界能夠涵納萬象、吞吐山河，宏大而雄偉。及至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不安，戰(zhàn)爭、死亡困擾著此時的文人，魏晉之際、兩晉交替時的權術紛爭，更加深了文人的悲劇心態(tài)。在詩歌中，將兩漢時對博大時空的贊美變?yōu)榈统恋臅r空慨嘆，處處充斥著悲哀、苦悶的精神感受。

時間的流逝本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因時代而變化，但在漢末魏晉這么一個特定的時期，大批百姓死于戰(zhàn)禍，即使像嵇康、張華、陸機這樣的大文人也死于非命，活著的人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心靈的挫傷，如曹植、蔡琰、王粲、阮籍等都在戰(zhàn)亂或改朝換代中飽受精神磨難。所以，他們發(fā)出了當時最強的憂生之嗟：“白露沾野草，時節(jié)忽復易。”（《古詩十九首·明日皎夜光》）“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保ā豆旁娛攀住を屲嚿蠔|門》）“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保ú苤病陡∑计罚叭松魤m露，天道邈悠悠?！保ㄈ罴对亼言姟菲淙┰跁r間的流逝中，人的生命如一陣風塵，一閃而過，實在是太渺小了，就連當時稱雄一時的曹操面對慶功的酒宴也會發(fā)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短歌行》）的慨嘆；陶淵明隱居鄉(xiāng)村似乎自得其樂，但面對時間的流逝仍然感嘆“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雜詩》）?？梢娺@是一種時代的感慨，任何文人都避免不了。人生短促的感慨來自宇宙空間的博大，“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曹植《薤露行》）。外在世界的闊大與個體生命的短促形成強烈的反差，愈是博大的空間，愈使人感到人生的渺小，有限的人生處于無限的空間中，怎能不使人感慨萬端呢？正是基于這種時空觀，詩人們便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對個體生命存在困境的觀照和冥思。

東漢末年代表文人詩最高成就的是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它不是一人一時所作，反映了多方面的思想與人生追求，但對人生如寄的感慨卻如出一轍，“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人生忽如寄”“奄忽隨物化”，人像是暫寄于世上的一粒灰塵，轉瞬即逝，而客觀空間即天地萬物卻永遠生生不息，短暫的人生根本無法抗衡茫茫宇宙。由此，《古詩十九首》充滿了對死亡的普遍關注，“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萬物盛衰有時，人作為大自然中的一員，自然也逃脫不了死亡，因為人在特定的社會空間中無法自保，所以對死的恐懼與對生的焦慮才成為漢末魏晉詩人的普遍心態(tài)。當然，直面死亡是為了更現(xiàn)實地觀照人的生存困境，所以，《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并沒有在幻想中逃避世界，他們更看重的是現(xiàn)時性的人生享受，放縱自己的情志及時行樂，“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虛幻的求仙不可信，現(xiàn)實的享受才是實實在在的，“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人生苦短，個體生命的過程應該有許多歡樂值得追求。正如王瑤先生所說：“因為他們更失去了對長壽的希冀，所以對現(xiàn)實生命就更覺得熱戀和寶貴。放棄了祈求生命的長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sup>[5]當然，無論是暢飲美酒，還是秉燭夜游，都只是追求感官上的一時滿足而已，這一時的滿足，并不能消除漢末文人時空觀中的矛盾與焦慮，這些文人也便不可能真正得到解脫。

漢末，建安詩歌的時空觀則又呈現(xiàn)不同的風貌。建安是群雄奮起、爭霸天下的特殊時期，以曹操為代表的庶族文人一旦登上政治舞臺，便體現(xiàn)了強烈的參政意識和進取精神，后人評價“建安風骨”為“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司空圖《詩品》），即指建安詩人的作品在內在精神和外在風貌上表現(xiàn)出強大的力度。他們的詩從《古詩十九首》那種內斂式的結構中解放出來，往往從大處著墨，用粗線條勾勒出一幅幅巨大廣闊的生活畫面。曹操是亂世梟雄，他的詩中充滿了主宰大地沉浮的雄心壯志：“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短歌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龜雖壽》）闊大的空間感體現(xiàn)了詩人宏大的理想境界，表現(xiàn)出審美主體吞吐宇宙萬象的氣魄。曹植早期的《蝦鱔篇》中的“壯士”、《白馬篇》中的“游俠兒”體現(xiàn)出少年馳騁天下，實現(xiàn)理想的英武之氣?！稗D蓬離本根，飄搖隨長風。何意回飆舉，吹我入云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保ú苤病峨s詩》）“遠游臨四海，俯仰觀洪波?！保ú苤病哆h游篇》）詩人總能站在一個至高點來看世界，所以空間便格外空曠、遼闊，胸懷也格外博大，這是建安詩人“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yè)，流金石之功”（曹植《與楊德祖書》）這一積極參政意識的真實寫照。

建永世之業(yè)，實現(xiàn)人生的價值，是建安文人期望的理想境界，而倏忽易逝的有限生命又迫使詩人不得不時時去窺視那幻滅的懸崖。宇宙無窮，生命不永，功業(yè)無期，盛時難再，由此建安詩人的時空觀在雄闊、激昂之上又蒙上了一層蒼涼的感情色彩?！岸∧觌y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阮瑀《七哀詩》）“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保ㄐ鞄帧妒宜肌罚疤斓責o終極，人命若朝露?！保ú苤病端蛻稀罚┨斓責o窮而人生短暫，建安詩人在這巨大的落差中觀照自己的生命，心靈深處萌發(fā)出無法抑制的悲哀。建安詩人大都經歷了漢末慘烈的動亂，曹丕、曹植生長于戰(zhàn)亂之中，王粲、蔡琰更被迫流離失所，他們目睹了戰(zhàn)亂帶來的死亡枕藉、骨肉分離、生命大量毀滅的慘狀，所以，人生的微弱和易逝感才如此強烈。在這種心境影響下，建安詩人也想到了求仙，希望與天地神仙為一，曹植的詩中就有相當數(shù)量的游仙詩，但這類詩或求得一時的精神上的自由，或作為憤懣抑郁之后的一時安息，是一種暫時的解脫，最終他們還是在對理想的積極追求中參透了人生。他們的時空觀體現(xiàn)在他們對生命的理解上。曹操說：“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圣賢不能免，何為懷此憂?！保ā毒小罚┎茇б舱J為：“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保ā兜は急稳招小罚┯钪娴倪\行有它的客觀規(guī)律，不可逆轉，有生就有死，有榮就有枯，但他們與其他詩人不同的是，他們以建不世之功來使有限的生命變?yōu)闊o限，曹操在“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的悲嘆之中，也有“不戚年往，憂世不治”（《秋胡行》）的慷慨情懷；曹植感嘆“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隨后卻勉勵自己“愿得展功勤，輸力于明君”（《薤露行》）。在對天地無限人生易逝的時空慨嘆中，他們沒有陷入悲觀情緒，而是為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所觸動，要在有限的時間中干一番事業(yè)。這使建安詩人的時空慨嘆于沉郁中透著超拔，在激昂里又充滿蒼涼。

魏晉交替之際及整個西晉，濃重的對時間流逝的悲傷復又彌漫于整個詩壇。此時的詩人身歷血雨腥風的政治斗爭，深感人命危淺，朝不保夕。阮籍自云其詩“仰瞻景曜，俯視波流”（四言《詠懷詩》），可見，他的詩歌的時空感是極強的，詩人“登昆侖而臨西?！保罡凶匀蝗松肌俺b茫渺”（《清思賦》）。與前代詩人相比，阮籍站在玄學這一特定的哲學高度上構筑他詩歌的時空觀，從而使他的詩更多了一些思辨色彩。他的代表作《詠懷詩》中同樣充滿了人生短促、憂生憂死的感嘆，“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與漢末詩歌對死亡的關注一樣，西晉詩人的詩中經常寫到墳墓，或象征墳墓的松柏，不僅阮籍如此寫，張載、陸機也同樣如此寫：“顧望無所見，惟睹松柏陰?！保◤堓d《七哀詩》）“墳垅日月多……人生安得長?！保憴C《門有車馬客行》）詩人的筆一齊轉向墳墓，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改變，它旨在用對死亡刻骨銘心的記憶，提醒人們一切虛幻的名利乃至生命在死亡面前都是空洞虛無的。西晉詩人的時空慨嘆由此充滿了濃重的悲哀情調。

阮籍《詠懷詩》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時間意象，在對一年四季的時段描寫中，最多寫到的是秋，“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清露被皋蘭，凝霜沾野草”“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秋風”“清露”“凝霜”“朔風”等代表秋天的意象，承接前代文人“悲秋”感受而來，體現(xiàn)了詩人灰暗而悲涼的心理狀態(tài)。在一日的時間中，最多寫到的是“暮”，“日暮思親友”“日夕望西山”“白日忽西幽”“白日隕隅谷”，一日之暮與一歲之秋都預示著一種由盛轉衰的暮年心態(tài)，詩人反復寫秋、寫暮是寫自然，更是寫人生。面對這種由盛而衰、不可阻擋的時間流逝，詩人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奈?！耙粸辄S雀哀，淚下誰能禁。”《詠懷詩》時間意象中還出現(xiàn)了表達舒緩與倏忽意義的兩種看似截然相反的意象群，但它們體現(xiàn)的意義是一致的，比如詩中經常運用“一”這個數(shù)字，“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這里“一日”“一夕”“一朝”的時間詳敘，并不是說明日子過得從容，而是寫出苦難的繁多，詩歌把時間分割成許多更小的單位以表達詩人的主觀感知，詩人的心理時間便表現(xiàn)出一種可感知的密度，使讀者感到詩人那種生活在恐懼、痛苦之中的漫長和沉重感。此外，詩人又經常喜歡用“倏忽”“須臾”“忽”這類詞語，時間的變化總是如此快速，而人的苦難則是如此悠長。時間意象的大量運用，顯示了詩人強烈的時光流逝感。虞德懋先生認為，阮籍“特別擅長表現(xiàn)雖囿于感情羈絆，悲愴欲絕仍對整個生命價值尋覓不止的潛蛟于淵的深長思緒”。^[6]的確如此，在痛苦不安中，阮籍也在尋求解脫的方法，但他的視角沒有轉向及時行樂，而是轉向玄學境界。玄學的最高境界是物我為一，將個體有限的生命融入無限的宇宙之中，個體便因此而超脫了人間苦痛。阮籍的《大人先生傳》中的“大人先生”，正是他追求的理想人格，“飄搖于天地之外，與造化為友……陵天地而與浮明遨游無始終”。《詠懷詩》第三十二首寫道：“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フ哂嗖患?，來者吾不留?！痹姀目臻g著筆，俯仰寰宇，秋氣肅殺，而時光易逝的抒寫貫穿始終，人生易逝，世事滄桑，“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在陳子昂之前，阮籍抒寫了一種處于廣博天地時空的孤獨感。詩最后寫道：“愿登太華山，上與松子游。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痹娙吮硎驹鸽S神仙而去，當然，這里的神仙并不是道教中長生不死的仙人，而是天人合一的玄學境界。但縱觀整部《詠懷詩》，玄學的至高境界并沒有完全使詩人解脫，因為憤世之情充溢詩中，難以逍遙忘世，使阮籍詩呈現(xiàn)一種心態(tài)不平衡的悲愴和幽憤。從《古詩十九首》到《詠懷詩》，中國文人的審美視角已由開放變?yōu)橛拈]內斂，風格趨向纖密、低回，個體生命在宇宙中的渺小、孤獨，使詩人體會到無家的困惑，感悟到靈魂無所皈依的苦難。

阮籍認為：“微妙無形，寂寞無聽，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保ā肚逅假x》）嵇康也追求“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贈兄秀才入軍》）的境界，祈求超脫塵世而與無限自由的本體合而為一。然而，在他們所處的時代，這種境界很難達到，他們的詩歌總的風格是悲憤慷慨。到了東晉，文人們開始從山水田園中體味人生的真諦，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寫于眾文人飲酒集會之時，“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暮春時節(jié)，山明水凈，群賢畢至，騁目極視，宇宙生命在這特定的時空背景下體現(xiàn)出一種深邃與從容的狀態(tài)。然而，面對物隨世化，死生無常，這些遠離故土的文人發(fā)出深深的喟嘆：“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M不痛哉？”人的生命有長有短，但終究難免一死，死生是人生的大事，當然讓人悲痛，他們仍然重復著生命不永的慨嘆，但東晉文人更多的不是執(zhí)著于嚴肅的哲學命題，而是在南方秀麗的自然山水中尋求永恒的超越生命的途徑，“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王徽之《蘭亭詩》），人與自然山水合而為一，并可以從中體悟出人生的哲理，“理感則一，冥然玄會”（庾友《蘭亭詩》）。他們逐漸在對自然山水的觀賞中消解生命的憂患意識，東晉文人的時空慨嘆便比漢末與西晉多了幾分曠達與瀟灑。

東晉文人不僅“散懷山水”，還親近山水，東晉大詩人陶淵明的田園詩沖淡、平和，這并不是說，陶淵明所處的時代沒有太多的政治紛爭，事實上，當時前后有司馬道子、元顯的專權，王國寶的亂政，王恭等人的起兵，劉裕的代晉稱帝等，這些陶淵明都經歷過，憂患意識在陶詩中也是很強烈的?！耙簧軓蛶?，倏如流電驚。”（《飲酒》）“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長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形影神》）天地、山川、草木皆可永恒，而人卻“不如茲”，這種人生苦短的時空慨嘆，與曹植、阮籍的觀點一脈相承。陶淵明之所以不屑為五斗米折腰，最終回歸田園，便是為了使個體生命不受外物的役使。而個體生命如何在有限的時間里展開？人生的價值何在？陶淵明做了多次探索，經歷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心靈的艱難旅程，最終他還是用思想與個性的超脫來化解人生的悲苦。陶淵明生活在玄學大盛的東晉時代，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道家超脫塵世、隨順自然的人生觀的影響，對曹植、嵇康等卷入政治斗爭的漩渦，他是引以為戒的，而對劉伶的曠放縱酒，阮籍的窮途痛苦，他也不想效仿，正如魯迅所說，“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于是便比阮、嵇自然得多。正是在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沉思中陶淵明形成了自己的時空觀。他在組詩《形影神》中寫道：“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v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彼脤ψ匀蝗松膹匚蚝吞赜械膶徝烙^稀釋了人生短暫帶來的痛苦：他認為人生在無窮無盡的宇宙中，沒有什么可喜的，也沒有什么可憂的，人完全可以投入大自然的懷抱里與之合而為一。“自然景色在他的筆下，不再是作為哲理思辨或徒供觀賞的對峙物，而成為詩人生活、興趣的一部分?！?sup>[7]陶淵明對自然精神境界的追求，對宇宙本體的領悟，使他的時空意識和諧、寧靜，以至于陶詩中的時間也有一種特定的舒緩感：“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碑斎伺c自然融為一體時，自然的時間也不再是急惶惶的，個體人格在與時空的契合中獲得了極大的精神愉悅。“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順應生命的自然變化任性而行，還有什么可惶惶不可終日的呢？“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弊匀唤缟鷻C盎然的景色使詩人感悟到生活的和諧，正因為陶詩的時空慨嘆于沉重中透著平淡，才更具有豐富的內涵。

從《古詩十九首》開始的時空慨嘆，到阮籍、嵇康詩歌中的時間意識，再到東晉詩人的時空慨嘆，漸漸由濃烈的悲憤到淡然的超脫，與先秦兩漢文人的時空觀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漢代文士注重“德”的修養(yǎng)，注重群體的大一統(tǒng)的國家利益，漢末魏晉文士則更看重個體人格任性、率真的行為標準：曹植“美酒斗三千”，注重自我解放；阮籍、嵇康狂放不羈，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任性、率真的生活方式；陶淵明則在與自然的合一中尋找個體人格的自由。正是在這種“人的自覺”的背景下，漢末魏晉詩人時空慨嘆的獨特風格得以構筑，進取與退隱并行，憂患與超脫共存。

第三節(jié) 曹氏家族的文學活動與詩歌創(chuàng)作

文學家族的形成不僅有外部的社會文化因素，也有其內部的發(fā)展與演進軌跡。家族中前輩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倡導與實踐，后起之士的文才相繼成為文學家族形成的必然的內部因素。到魏晉時，不僅有像瑯琊王氏、陳郡謝氏那樣的文才相繼的冠族大姓，也有如譙郡曹氏、陳留阮氏那樣的中下土族因文才卓著而脫穎而出，成為當時文學的杰出代表人物。文學家族的發(fā)展與演進自有其一定的規(guī)律與階段性特征。

文學家族在兩漢時便已有之，如漢初辭賦家枚乘、枚皋父子，著名史學家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劉向、劉歆父子，東漢著名史學家、辭賦家班彪及其子班固、其女班昭，以及漢末蔡邕、蔡琰父女等。漢代文學家族一般為子承父業(yè)型的兩代結構，而且家族中人也多以史書的寫作承繼為主，枚氏、班氏于辭賦創(chuàng)作方面頗有成就，但他們更看重的是辭賦用以諷諫的政治實用性，與純文學的創(chuàng)作還有距離，而于詩歌創(chuàng)作，漢人則少有染指。值得一提的是，漢末蔡邕父女于詩賦上成就很大，已經開始了家族中純文學的創(chuàng)作，這是文學家族的創(chuàng)作從不自覺走向自覺的標志。漢代在學術文化與文學創(chuàng)作上皆缺乏相互爭鳴、相互交流，而于文學家族中交流更少。漢代的家族文化多依賴于國家機器的發(fā)展，漢代文士始終把家族命運與朝廷政治的興衰聯(lián)系在一起，認為國運是決定家族命運的主要因素，故而文學家族這一特定的個體在漢代大一統(tǒng)的局面中便不可能清晰地凸顯出來。

到了漢末三國時期，隨著統(tǒng)一的國家機器的分化，門閥制度的確立與“文學自覺”思潮的出現(xiàn)，出現(xiàn)了許多以詩文寫作為主的文學家族，如譙郡曹氏、陳留阮氏、汝南應氏、潁川荀氏等。其中曹氏家族可以說是魏晉時期較為典型的文學家族，曹氏文人一直把文學創(chuàng)作視為他們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曹操“御軍三十年，手不舍書……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第一》注引《魏書》）；曹丕“雅好詩書文籍”（《典論·自序》），“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三國志·魏書·文帝紀第二》）；曹植“少小好為文章”（《與楊德祖書》），“為建安之杰”（《詩品·序》）。曹氏文人不僅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成績斐然，而且還進行文學上的交流，主要表現(xiàn)為同題詩文的寫作與互為贈答：

（建安十九年）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曹）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三國志·曹植傳》

建安十七（212）年春，游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并作。

——曹丕《登臺賦序》

上建安十八年至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游觀，經東園，遵渦水，相佯乎高樹之下，駐馬書鞭，為《臨渦之賦》。

——曹丕《臨渦賦序》

可見，曹氏已經自覺地把詩賦的寫作作為家族文人出游之時創(chuàng)作的主要內容。這幾次出游活動中的詩賦寫作，均由曹操提議并參與寫作，除第一條記載中所賦詩文無以傳世外，均有同題作品。如三曹共有的《登臺賦》，曹丕、曹植均有的《臨渦賦》。曹丕繼曹操之后成為曹氏家族中又一位領袖，由他提議，他與曹植均寫有《代劉勛妻王氏雜詩》《寡婦詩》等。同題詩文的寫作，旨在鍛煉家族文人的創(chuàng)作能力，體現(xiàn)家族文人創(chuàng)作的力量。曹叡雖未參與三曹的創(chuàng)作活動，但他對父祖多有崇敬之情，他在詩中常言及“皇祖”，表達對已故祖父曹操的深切懷念。徐公持先生認為，曹叡不僅寫有許多與三曹詩題相同的樂府詩，而且與晚年的曹植在文學上也有所交流，“差可謂一文學知己”（《魏晉文學史》）。曹氏文人互為贈答的詩文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曹植寫給同父異母的弟弟曹彪的《贈白馬王彪》。此詩寫在政治迫害下兄弟間生離死別的骨肉親情，融抒情、敘事、寫景、說理于一體，在對個體生命情懷的剖白發(fā)詠中，抒發(fā)人生理想幻滅的悲涼之感，故而使贈答詩具有了濃厚的“詠懷”成分，在魏晉文學家族的贈答詩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曹氏文人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倡導與實踐，促進了詩文寫作的繁榮，在他們周圍，聚集了一批當時非常杰出的文學之才，這就是鄴下文人集團。在這一集團中，有許多文人出身世族，又文才相繼，如應玚兄弟、阮瑀父子、丁儀兄弟等，他們成為建安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力軍。

曹氏文人的文學活動與文學創(chuàng)作，為漢魏時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走向文人化奠定了基礎。林庚先生認為：“在建安之際，詩歌雖然已經取得了文壇上的一定地位，卻還沒能贏得文壇上的主導地位，但是詩的主導地位又正是通過了建安時代才建立起來的，而其間的中心人物就是曹氏父子?！蔽簳x門閥士族由于有顯赫穩(wěn)固的政治地位和獨立強大的經濟地位，士族人格趨向自由解放，由此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也獲得了真正的自由和解放，這是文學創(chuàng)作走向自覺的心理基礎。魏晉詩歌的文人化，與士族文人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曹氏父子詩文的重情與創(chuàng)新，為漢魏詩歌走向文人化奠定了基礎。曹操以古樂府題來寫時事，又不受古樂府音樂的限制，而是依據現(xiàn)實生活和詩人的思想感情布局謀篇，并以作家個體身份的加入即第一人稱的抒情手段記事，已使詩歌具有個性化、文人化趨勢，但比較而言，曹操詩風主要為古直悲涼，而曹丕、曹植則在詩歌文人化方面前進了一大步。沈德潛說：“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古詩源》卷五）曹丕寫了許多清新婉約的情詩。如《燕歌行》二首描寫游子思婦主題，《秋胡行》（朝與佳人期）、《善哉行》（有美一人）等作品更敢于袒露自我情愛世界，皆寫得纏綿悱惻，優(yōu)美動人。他在曹操的慷慨悲歌之外，為文人詩開創(chuàng)了一片新天地，即表現(xiàn)詩人內心的情感變化，探尋人豐富而隱秘的心靈世界。曹丕不僅更注重個人情感的抒發(fā)、清韻麗辭的運用，而且明確提出了“詩賦欲麗”的主張，引導建安詩歌的文人化趨勢。曹植則完成了詩歌由“言志”到“緣情”的轉變，“在中國古典詩歌從樸素無華的民歌轉向體被文質的文人詩這一發(fā)展階段中，作出了巨大貢獻”（葛曉音《八代詩史》）。曹植的筆觸探向情感世界的一切領域，吟詠個體生命在特定的時代與環(huán)境中遭受摧抑的人生“悲境”，曹植之重情又表現(xiàn)在他非常善于寫友情和親情，《送應氏》二首從離別的悲傷、友情的珍貴引申出天地久存、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識，“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露”“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表現(xiàn)出生命的沉重感，而在像《贈白馬王彪》這樣的親情贈別詩中，則更可謂淋漓盡致地體現(xiàn)了詩人因不幸遭遇而驚恐或感慨的生命悲情，“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曹植不僅慷慨使氣，而且竭力在詞采、煉字、韻律、章法上下功夫，使詩歌進一步形象化、抒情化、個性化、文人化。

與魏晉時期的其他文學家族一樣，曹氏家族文人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也體現(xiàn)出一種承繼關系。建安風骨本來就是建安時期文人文學作品的共同特點，與建安其他文人一樣，曹氏文人意境的情感模式以著力表現(xiàn)“悲境”為主，體現(xiàn)了“慷慨悲涼”的時代風貌。曹氏文人在表現(xiàn)這一意境上既有共同之處，又有個別差異。孫明君認為：“曹操詩歌多蒼涼空闊之悲境，曹丕詩歌多纏綿悱惻之憂境，曹植詩歌多深婉委屈之哀怨境界?！倍軈痹婏L沉著郁結，這些都是在共同風格之上的不同之處。不僅是在詩歌風格上，在詩歌內容與題材方面也有許多承繼關系，如曹丕詩歌《秋胡行》《善哉行》等作品以愛情為主題，坦誠自己的情愛世界，曹植善于寫友情，而且曹植是較早在詩歌中抒寫友情的文學家。不僅如此，曹氏文人詩歌中還有許多抒寫人倫親情的作品，曹丕的《短歌行》寫對亡父的悼念之情，曹植的《公宴詩》《侍太子坐》《贈白馬王彪》等詩歌寫兄弟之情?？梢哉f，曹氏文人在文學活動之余，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意境體現(xiàn)、題材內容等方面都有很多承繼關系。

第四節(jié) 曹植詩歌的情感趨向

曹植被譽為“建安之杰”，是因為他一生創(chuàng)作的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成就頗高，不僅“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而且他的詩文辭賦均情感充沛，性情激越。曹植詩歌今存一百一十多首。從其所存詩歌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在走馬斗雞的少年時期，還是在屢受迫害的人生后期，他始終是那個時代最具性情的文學家。曹植詩歌感情內涵豐富，主要體現(xiàn)為渴望建功立業(yè)的奮發(fā)之情，對社會現(xiàn)實與對自身遭遇的悲世、悲怨之情，以及抒發(fā)與家人、朋友相逢、離別的悲喜親情。

曹植“生乎亂，長乎軍”，少年時期很多時候是在隨著父親四處征戰(zhàn)的環(huán)境中度過的，同時他也一直受到建安時代慷慨激昂文風的影響，繼承了其父軍事家的氣概與膽識，在詩文中均表現(xiàn)出強烈的報國愿望，“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白馬篇》），以“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yè)，流金石之功”（《與楊德祖書》）為己任，有“混同宇內，以致太和”（《求自試表》）的宏大志向。這種努力建功立業(yè)、慷慨發(fā)奮的人生志向在他早期的詩歌中體現(xiàn)得特別充分，最具代表性的為《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少小去鄉(xiāng)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fā)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shù)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此詩塑造了一位武藝高超、渴望衛(wèi)國立功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的邊塞游俠少年形象，表達了詩人建功立業(yè)的強烈愿望，傾注了他“棄身鋒刃端……視死忽如歸”的任性使氣的豪俠之情。詩中的英雄形象，既是詩人的自我寫照，又凝聚和閃耀著時代的光輝。不僅早年如此，在他備受曹丕的虐待和壓制以及曹叡的冷遇和猜忌的黃初、太和年間，生活在流離遷徙之中，并沒有更多的機會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但其建功立業(yè)之志始終沒有消沉，《雜詩》其五云：

仆夫早嚴駕，吾將遠行游。遠游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將騁萬里涂，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愿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這首述志詩中之“東路”指洛陽至自己所在封地鄄城的路，詩中說自己不愿意從東路歸藩，而愿意渡江征吳，體現(xiàn)了不甘心平淡閑居生活，而愿為國家做一番事業(yè)的壯志。而詩中同時交織著理想和現(xiàn)實的矛盾：“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辈苤埠笃诖祟愒姼柽€有寫于其侄子曹叡在位時期的《薤露行》：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愿得展功勤，輸力于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豈知德，何況于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yè)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曹植認為，世事無常，人生短暫，但是自己仍愿意傾力報效明君，并成就一番事業(yè)。不僅僅是在詩歌中，在他的表文中，這種慷慨奮發(fā)之情也隨處可見，如在《求自試表》《陳審舉表》《諫取諸國士息表》《自試表》等文章中，曹植也都是慷慨陳情，氣勢豪壯。曹植詩文中所體現(xiàn)的慷慨奮發(fā)之情，既有早年任性使氣的豪俠之情——他要在愛國惠民的前提下，實現(xiàn)個人價值，又有在后期位列藩侯形同囚徒的郁郁寡歡生活狀態(tài)下，仍然不忘初衷，希望實現(xiàn)不朽功勛的愿望。所以他曾向兩代君主反復申訴己見，“愿得展功勤，輸力于明君”，盡管這些愿望很難實現(xiàn)，但作者在詩歌中體現(xiàn)的這種建功立業(yè)的奮進之情卻令人難以忘懷。

曹植渴望建功立業(yè)的奮發(fā)之情，還體現(xiàn)在詩歌的意象中。其詩歌中有表示高遠、遼闊的意象，如《雜詩》（仆夫早嚴駕）中有“遠游”“萬里涂”等，《蝦鱔篇》中有“江海”“五岳”“陵丘”“縱橫”等，《雜詩》（飛觀百余尺）中有“千里”“平原”“西南”等，這些意象都具有高遠、遼闊的特征，體現(xiàn)了詩人對闊大的活動空間的向往和追求。這些意象體現(xiàn)了作者渴望擺脫束縛，可以在高遠、遼闊的廣大空間里任意翱翔的志向，由此表現(xiàn)了詩人希望做一番建國立業(yè)的大事，效命疆場，為國立功的決心與壯志。

曹植詩歌的情感內涵還體現(xiàn)為對社會現(xiàn)實與對自身遭遇的悲世、悲怨之情。曹植生活在漢末動蕩不安的社會環(huán)境中，而其后期又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所以，曹植便以個人生命的悲劇來理解整個社會的苦難，詩人的思想感情是復雜多樣的，但因“世積亂離，風衰俗怨”而積淀的悲世之情是其主導傾向?！端蛻稀菲湟粚懹诓苤苍缒辏?/p>

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這首詩是曹植于建安十六年（211）隨曹操西征馬超，路過洛陽時送別應玚、應璩兄弟所作。詩中寫了洛陽遭董卓之亂以后的荒涼景象，“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這種景象使作者“氣結不能言”。他對悲慘的社會現(xiàn)實的不幸感嘆，是對人世慘象的斷腸之悲。這種悲世之情，顯示了他對人民命運的關切與同情，體現(xiàn)了作家強烈的憂患意識。建安詩人十分關注社會現(xiàn)實，曹植也不例外。《泰山梁甫行》以白描的手法，反映了海邊農村的殘破荒涼景象，表現(xiàn)了對下層人民的深切同情：“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海邊氣候潮濕，風雨狂暴，海嘯、龍卷風也時有發(fā)生，這些海邊百姓生活在荒野草叢林木中，長期與野獸同居，與世隔絕，生活環(huán)境既荒涼又殘破?！稗D蓬離本根，飄搖隨長風……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雜詩六首》其二），描寫了“從戎士”的饑寒，所有這些，都灌注了作者的悲憫之情。

后期的曹植其悲世之情與其個人命運緊密相關，因此，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又體現(xiàn)為悲怨與憤慨。曹丕當權執(zhí)政，是曹植遭受苦難的開始。由于當時曹丕將他的兄弟外封，曹植飽受遷徙流離之苦，親戚之間不得來往，不能隨意到京城走動、朝覲，被監(jiān)視、誣陷，相比前期詩中的俊逸飛揚之氣，此時的曹植不得不在屈辱壓抑中偷生。面對艱辛的生活條件，曹植不僅在詩歌中表現(xiàn)自己的哀怨之情，在其表文中也陳述了自己的凄涼之狀，如《轉封東阿王謝表》中訴說封地的貧寒，“桑田無業(yè)，左右貧窮，食裁糊口，形有裸露”，在《求通親親表》中詳細生動地訴說因不能通親往來造成的孤獨寂寞之情。他和他的兄弟不斷地受到曹丕父子的迫害，使他受到了強烈的思想震動，產生了“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游仙詩》）的慨嘆，充分表現(xiàn)了緣于這種親生骨肉相殘的人倫之悲。后期作品中的這種悲怨之情充分地體現(xiàn)在他后期詩歌的代表作《贈白馬王彪》中。這首詩作于黃初四年（223），寫曹植與白馬王曹彪在回封地的途中被迫分離時的復雜心情，感情非常沉痛凄婉。詩前有序：“序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jié)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后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shù)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毙蜓躁愂隽它S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曹植朝京師會節(jié)氣，到洛陽后曹彰卻不明不白地死了，曹植和曹彪在七月初回封地，本打算同路東行，朝廷卻強迫他們分道而行。前途茫茫，詩人產生了復雜的思想情緒。此詩的感情非常沉痛凄婉，全詩分七章，其中第一、二章抒寫離開洛陽，渡過洛水，路途艱難的蒼涼之情；第三、四、五三章是詩歌體現(xiàn)特定情感的核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