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朝廷的“天學(xué)國師”

利類思、安文思與《圣教入川記》

關(guān)于大西皇帝張獻忠的史料魚龍混雜，所謂靠譜的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其余多為道聽途說，呈現(xiàn)良莠不齊、難以廓清面目的狀態(tài)。因為絕大多數(shù)作者，并沒有親見過張獻忠本人，更沒有置身大西宮廷耳提面命，領(lǐng)教黃虎的喜怒無常與歇斯底里。因此，法國傳教士古洛東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記》就凸顯出無以倫比的價值。用現(xiàn)在的話說，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關(guān)于張獻忠以及大西政權(quán)的非虛構(gòu)之書，并不為過。

利類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像

早年，作家李劼人在“菱窠”書齋就藏有一部當時非常罕見的《圣教入川記》，李劼人讀過此書后，曾向朋友提起，等有時間了要為張獻忠寫一個小說。李劼人認為，因為張獻忠其實并不如我們看到的歷史記載那樣“十惡不赦”。吊詭的是，自清代到民國，四川作家竟然沒有一人完成這一夙愿，反而是歷史學(xué)家任乃強拿出了一部皇皇史說巨著。但是，李劼人先生對張獻忠有這樣一段準確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他難以動筆的原因：（他）“到底沒有政治頭腦，雖然打了十幾年的仗，卻始終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以為能夠隨便殺人，便可使人生畏，便可鎮(zhèn)壓反抗，便可穩(wěn)固既得地位?！薄翱偠灾?，自有成都市以來，雖曾幾經(jīng)興亡，幾經(jīng)兵火，即如元兵之殘毒，也從未能像張獻忠這樣破壞得一干二凈?！?span >（李劼人《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變》）。

《圣教入川記》記錄了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經(jīng)歷，尤以兩人在張獻忠陣營所待兩年多時間的親歷為金貴，峭拔于一切轉(zhuǎn)述史料之上。驚心動魄，冥河滔滔，九死一生。

利類思（1606—1682），原名Ludovico Buglio，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貴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起程赴澳門，1636年抵澳門，取名利類思，字再可。崇禎十年（1637年）來到內(nèi)地，在江南傳教兩年后，赴北京助修歷法，1640年入川傳教，創(chuàng)建成都教堂。這是天主教進入巴蜀的濫觴，異域的教堂也隨之在天府之國相繼建立。利類思也撰寫有大量的傳講天主教的著作。在當時耶穌會會士中被公認為漢語造詣最高深者，所遺著作、譯作達20余種。利類思于1682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賜葬滕公柵欄教堂墓地，位于利瑪竇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諭旨。

安文思（1609—1677），字景明，原名Gabriel de Magalhaens，葡萄牙人。原名加布里埃爾·德·麥哲倫，意思是“平靜的海洋”，在葡萄牙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姓，代表著一個顯赫的家族，安文思是16世紀著名航海探險家斐迪南·麥哲倫后裔。

安文思崇禎十三年（1640年）來華，先住杭州。他來四川是因受利類思的邀請。他于崇禎十五年（1642年）八月二十八日由杭州抵達成都。崇禎十七年（1644年）再度入川，張獻忠起義軍攻克成都，兩位傳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區(qū)避難，不久即為張獻忠手下所獲，遂在起義軍中為大西政權(quán)制造天文儀器，并從事傳教活動。清順治三年（1646年）張獻忠在西充縣被一箭穿胸斃命，利、安二人又為清軍所獲，被肅王豪格留在軍營，后隨軍到西安，順治五年（1648年）到達北京，先后受到順治、康熙皇帝的優(yōu)遇，允許他們傳教。豪格死后，利類思和安文思獲得自由，參與天文臺的工作，皇室賜給兩人一座宅院，他們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稱為“東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號。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藝，善于制造機械，先后曾為張獻忠和清朝政府制造過許多天文儀器與自鳴鐘，康熙帝稱贊其“營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無不竭力”。除了制造機械，他還于1668年以葡萄牙文寫成《中國的十二特點》一文稱頌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后以《中國新志》為名于1688年刊行于巴黎，這是西方早期漢學(xué)發(fā)展史上的重要著作。何高濟的漢譯本作《中國新史》。

安文思在北京傳教期間，著有《張獻忠記》一書，敘述他和利類思在張獻忠大西宮廷當中的經(jīng)歷和見聞。古洛東所說他在上海見到的耶穌會神父出示的抄本，當即與《張獻忠記》有關(guān)。他對此加以摘錄、編纂、注釋，寫成《圣教入川記》，從而保存了《張獻忠記》的主要內(nèi)容。由此可見《圣教入川記》的親歷價值。安文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去世，賜葬滕公柵欄教堂墓地。在北京市西城區(qū)北營房北街（馬尾溝）教堂，保存有清康熙十六年四月六日樹立的“安文思墓碑”。

兩位罹難多厄的傳教士，算是在九泉下相聚了。

四川省綿竹縣天主教堂，其前身為四川地區(qū)最早建立的天主教堂之一，毀于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

1640年意大利人耶穌會傳教士利類思受東閣大學(xué)士劉宇亮之助，入川來到劉宇亮在綿竹縣的老家傳教。劉宇亮為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后遷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年（1637年）八月，擢禮部尚書，與傅冠、薛國觀同入閣。劉宇亮矮小精悍，善擊劍。居翰林時，常與家僮角逐為樂。性不嗜書，館中纂修、直講、典試等事情，皆不得與。但劉宇亮結(jié)交廣泛，性情直爽，造就了他極大的社會聲望，加之他熱心天主教，在他的影響下，利類思在他老家住了8個月。他的家院里，“為利君將中堂裝飾一新，堂中懸救世主及圣母像，設(shè)祭臺，上置黃蠟燭臺及各花草，宛如圣堂然。利司鐸常在此處，不獨向各紳宦講論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來游玩者亦為之講道（成都人士從未見經(jīng)堂，聞風來觀者殊不乏人）。聽者皆樂而忘倦。于是進教者實繁有徒?！?span >（古洛東著《圣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4頁）

“1640年，耶穌教會利類思和安文思神父在成都、保寧、重慶等地施洗了教徒，這也是天主教最早進入西南的記錄。”［譚衛(wèi)國《新時期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政治文化建設(shè)》，載《湖北師范學(xué)院發(fā)展》（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9年第1期］

一個被中土內(nèi)陸省份視為“異物”的宗教，在尚未成為“異端”之前，人們總是報以稀奇、觀望的態(tài)度。利類思隨即在綿竹天官府講經(jīng)布道，受洗者達30余人，這應(yīng)該是四川第一批正式受洗者。隨后，利類思再到繁華的成都播撒上帝之愛。崇禎十四年（1641年），他在成都的達官顯貴中挑選的30位天主教徒，成為四川一地的第二批教徒，其中就有蜀獻王后裔、張獻忠的岳父伯多祿（音譯天主教名）等人，率領(lǐng)家眷受洗禮。1642年安文思從杭州來成都協(xié)助傳教，保寧、順慶等地也相繼建立了傳教經(jīng)堂，四川逐漸成為重要的傳教區(qū)。隨著天主教在四川的傳播，造型特異的教堂也隨之在天府之國相繼建立，讓居住于山區(qū)、覬覦紅塵動向的道觀中人，大為不快。

《圣教入川記》屢屢提及為難天主教的“道黨”，乃是道教教徒。當時成都道教盛行，從教者廣泛，官紳較多。一見洋教吸引聽眾，他們立即采取了很多攻擊措施。四川武官閻督系明蜀王府禁衛(wèi)軍統(tǒng)領(lǐng)，皈依天主教之后，奮力保護教眾，還在自己家中設(shè)立圣母堂，可見當時天主教對于絕望世人的大光普照。

本書里，顯示出作者拘于教派之爭的狹隘立場，遠沒有寬厚仁愛的立場：“道黨種種暴行，攻擊圣教。后刑司暨官府查實，分別首從，將為首滋事三八嚴辦；余皆薄責，充留省外多，其余附和之輩，亦受應(yīng)得之罰。因張獻忠占據(jù)蜀川，虐殺僧道，是其顯報也。”（《圣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13頁）最后一句，不應(yīng)該是真正得道者說得出口的話。

崇禎十七年（1644年）八月一日，成都狂風大作，雷雨交加，夾雜冰雹而下，蜀王府的寢殿為雷擊中起火……天示種種異象，城內(nèi)兵民驚恐萬狀。第二天，大西軍順利翻越龍泉山到達距成都約70華里的大面鋪。五日，黃虎集中20營的兵力圍定成都。他事前利用沿途繳獲明軍的旗幟，選派偵察部隊化裝混入城內(nèi)，又趁新任四川巡撫龍文光率隊入城之際，魚目混珠，守城士兵真假不辨。

八月九日一早，成都暴雨如注，這是成都城失守之日。

龍文光的最后一招，就是“水漫金山”。他派人到灌縣將都江堰挖開，讓江水注入錦江，溢滿城壕，以此保住成都。但他未能料定，黃虎早已經(jīng)派出部隊直插灌縣，捕殺了執(zhí)行這一任務(wù)的縣尉趙嘉煒。當時已挖掘了一半的堤堰，水量減弱，推遲了預(yù)定的放水時間。在岷江水還沒有到達成都之前，大西軍就里應(yīng)外合奪取了成都。

清代張廷玉所著《明史》記載：“黃虎……遂進陷成都。蜀王朱至澍率妃、夫人以下投于井。巡撫龍文光被殺?！?/p>

崇禎十七年八月九日，張獻忠率軍用數(shù)萬斤炸藥炸開西北城墻，打破成都城池（《圣教入川記》記錄的張獻忠進入成都城的時間為九月五日）。沈荀蔚《蜀難敘略》使用了一句驚心動魄的話來形容爆炸的情景：“木石如飛，鳥蔽天者久之。守陴者皆走，賊遂入城?！背浅嘏c人心，簡直就像渙散的煤渣。末代蜀王朱至澍走投無路，帶妃妾自沉于蜀王府內(nèi)的“菊井”（另外的記載是，蜀王朱至澍于當日中午與周貴妃在端禮殿自縊。我估計是太監(jiān)再將其尸體填埋于井），此井就是“菊井秋香”所在地，被譽為成都八大景之一；朱至澍的四弟“太平王”朱至淥也前赴后繼投了井；四川巡撫龍文光、巡按御史劉之渤、按察副使張繼孟等明朝派駐四川的主要官員因拒不投降，均被大西軍處死。張獻忠分軍四掠，迅速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區(qū)的州縣。

這一天，恰好也是一個很有深意的忌日，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八月九日，皇太極猝然病逝。

崇禎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張獻忠據(jù)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政權(quán)，即是大西國。改元“大順”稱帝，以成都為西京。

年號非同小可，更不可兒戲。大西朝把年號定為“大順”，并無淵源可查。這顯然是張獻忠故意以李自成的大順國號作為自己的年號，他再次展示了“拿來主義”的勇氣。對于張獻忠這樣的意圖，姚雪垠在《李自成》第5卷第26章中，借王兆齡之口解釋說：“別看李自成占了西安，破了北京，可是他興時不會多久，真正奉天承運的皇帝是我家萬歲。萬歲要舉國臣民都明白這個道理，不要把李自成看得有多了不起，所以把他的國號用作我們大西國的年號。這是何等胸懷，何等睿智！”以張獻忠之性情度之，這一解釋不無道理。

此時，躲避在綿竹縣劉宇亮老家的利類思與安文思，見到了從成都逃出來的教堂執(zhí)事安當先生，聽他講成都屠殺慘狀后，幾乎是面無人色。估計綿竹縣即將成為瓦礫，他們連夜墜城逃跑，來到幾百華里之外的雅安天全縣。

鑄造術(shù)、天象與《天書》

《圣教入川記》沒有交代清楚的是，兩位傳教士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們之所以要返回成都，主要是風聞張獻忠雄才大略，“有勇有為，能任國事”；其次，在于曾經(jīng)擔任成都縣令的吳繼善，已搖身一變，升任大西國的禮部尚書了。這個吳繼善是何許人也？他為什么要推薦兩位司鐸？出身江蘇太倉的吳繼善，乃是寫《圓圓曲》和《綏寇紀略》的著名詩人和歷史學(xué)家吳偉業(yè)（梅村）的族兄。崇禎十一年（1638年）進士，后在翰林院任庶吉士，認識被崇禎重用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吳繼善奉命到成都做縣令，離京前他與湯若望告別，湯請吳給利類思帶了一封書信，吳到成都接印視事后即到圣堂拜謁利類思，“暢談間，殊為相得”，遂成為朋友。

吳繼善向皇帝大力推舉兩位洋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張獻忠早已知道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與萬歷皇帝的交往，進呈自鳴鐘、《圣經(jīng)》、《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貢品，加上崇禎皇帝重用教士湯若望，順勢而導(dǎo)之，奇技淫巧，令人腦洞大開。對此，張獻忠也渴望一睹為快。他下令，派遣禮部尚書立即請兩位洋人出山覲見。

見到大西國禮部來人，不敢敬酒不吃吃罰酒，他們星夜從天全縣趕往成都。當日黃昏，入住成都內(nèi)城的原光祿寺署，受到國宴款待。次日一早，他們忐忑不安來到修葺一新的蜀王府，見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當時，這兩個人都還算年輕，畢恭畢敬，他們看上去精神很好，身材高大。兩人穿著傳教士的黑袍，胸掛十字架，一手捧西文版《圣經(jīng)》，一手不斷比畫，上帝保佑！

張皇帝靜靜端詳，并不發(fā)聲，沉默就可以醞釀鋪排巨大的威儀。份兒必須拿捏到妙處。

一名傳教士自我介紹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穌會士，中文名叫利類思，是意大利人。”

另一名傳教士也自我介紹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p>

兩人的漢語都說得不錯，為了傳教，他們下過很大的語言功夫。利類思道：“我們在澳門學(xué)了兩年的漢語，風聞皇帝雄才大略，所以我們就來拜見……”

大西威儀已經(jīng)讓洋人拜服于腳下！那天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給洋人留下深刻印象。再一想，這兩人膽子夠大，能夠進入正在戰(zhàn)亂的四川積極傳教，可以說是明末時期最有冒險精神的兩名傳教士。他們對傳教的那份執(zhí)著，為了傳教所能做到的犧牲精神，讓久經(jīng)沙場的黃虎暗暗稱奇。

胸懷大西國的人，總是渴望放眼全世界。黃虎放低身段：“問泰西各國政事，二位司鐸應(yīng)對如流。獻忠大悅，待以上賓之禮，請二位司鐸駐成都，以便顧問。并令遵己命，同享國福。且許將來輔助教會，國家太平之后，由庫給貲，建修華麗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國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鐸唯唯而退?！保?span >古洛東著《圣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0頁）

看起來黃虎并不反感天主教，至少口頭上是如此，他的外交辭令毫無瑕疵。他拋出的烏托邦計劃，要在“國家太平之后”才能付諸實施。他同時又是最求立竿見影效果的人，不喜歡口惠而實不至。兩位洋人前腳一回光祿寺署，他已經(jīng)派人送來了各色點心、數(shù)匹綢緞、60兩白銀、大西朝袍各兩件。兩人受寵若驚，翌日上朝拜謝。一見洋人沒有穿戴大西朝衣、朝冠覲見，黃虎有些不悅，洋人不要狗坐箢篼不識抬舉啊。單刀直入發(fā)問：為什么？為什么？

洋人解釋說，我們早已絕世俗榮華。黃虎錦心繡口，對此發(fā)表了一通宏論：“吾固知爾等是傳教司鐸，已絕世榮世爵。吾賜袍之意，是出自愛慕之誠，非有任官賜爵之心。然按中國風氣，凡入朝見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褻瀆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爾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國政治，又是西國學(xué)士，吾當屢次請見。若衣素服在王前往來，與朝臣不同，令人詫異，非吾尊敬賢人之心，亦非顧問人員之所為也。爾等勿得推卻?！?/p>

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話，思維嚴密，滴水不漏，藏匿著綿綿不絕的威脅，這也成為后來的學(xué)者們引之為張獻忠“智識非凡”的鐵證。

兩位洋人理屈詞窮，只得領(lǐng)受了大西國的重禮——朝服。張獻忠一見，一箭雙雕，目的已經(jīng)達到，不禁龍心大悅，才宣布封洋人為“天學(xué)國師”。每人每月獲得10兩銀子的俸祿。這就是說，他們已經(jīng)是大西國的御用國師了。

自此，黃虎經(jīng)常在金鑾殿求學(xué)問道，天文地理，金屬鑄造，表達出了好學(xué)上進的君子勢頭。洋人老實，豈能探之水深。

轉(zhuǎn)眼就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間，傳統(tǒng)意義上的春節(jié)是指從臘月初八的臘祭一直到請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為高潮。費著《歲華紀麗譜》載，南宋的成都冬至，毫無例外的成為一個宴樂的由頭，當時成都地方長官，在冬至日均要在大慈寺里設(shè)宴。

陜西有冬至吃餃子和羊羹的民俗，甚至更為隆重。張獻忠決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過一個“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與賓客，“列筵豐美，堪比王家，賓客眾多，難以盡計”；宴會設(shè)在“宮內(nèi)正廳，此廳廣闊，有七十二柱分兩行對立，足壯觀瞻”。這表明此時明蜀王府宮殿雖然經(jīng)過政權(quán)易手，依是蔚為大觀，宏麗雄偉。

在成都崇州市，有一座1∶30比例還原蜀王府原貌的模型，宮殿模型不僅外形考究氣勢宏偉，還可以拆卸、重組，結(jié)構(gòu)精妙完善。宮殿模型所使用的原材料是廢報紙。這座模型的制作者是68歲的季國忠先生，耗時15年復(fù)原蜀王府原貌，被稱為國內(nèi)用廢紙做古建筑模型的第一人。據(jù)《成都商報》圖片

蜀王府明遠樓復(fù)原模型據(jù)《成都商報》圖片

張皇帝開了金口，請兩位洋人國師升座。

皇帝首席，閣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黃虎的老丈人列第四，余下才是文武百官。

大西國的冬至日宴會，其實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思想盛宴。

酒席開始，張獻忠噓長問短，首先問及天主教以及傳教事情。他關(guān)心的是“西學(xué)”，問及算學(xué)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張獻忠每每聽完洋人的答復(fù)，轉(zhuǎn)身就與左右辯論。除了“天學(xué)國師”，大西國已經(jīng)羅致了一批堪輿高人充作幕僚?；实凵酄N蓮花，出天文、進算學(xué)，手揮五弦，目送飛鴻，看起來他已經(jīng)頗有心得。洋人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認：“其智識宏深，決斷過人”，他們暗暗稱奇，進而忘情山呼萬歲：皇帝“天姿英敏，足智多謀，其才足以治國”。這一評語，已是一代明主陡然崛起之兆。奇妙的是，恰在于緊接此句之后的一句話：“然有神經(jīng)病，殘害生靈，不足以為人主?！笨雌饋恚炊屛乙尚?，國師寫作此書時飽受刺激太巨了，頭腦已不大正常。

張獻忠重用傳教士的動機，首先在于鑄造天象儀、地球儀和日晷。能夠?qū)⑻摕o的天象、地球予以具象的科學(xué)，這滿足了他極大的好奇心。

西漢時，蜀地奇才落下閎就提出了“渾天說”，是極富想象力的天文理論，他認為整個天體渾圓如一個巨大的蛋，天如同蛋殼，而地就像蛋黃。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繞著南北兩極不停地旋轉(zhuǎn)。其可貴之處在于承認宇宙是運動變化的，而且這種運動和變化是有規(guī)律的。他發(fā)明制作了渾天儀，用來證明“渾天說”。那是一架巨大的天文儀器，是當時世界上最精密的天體觀測儀，肉眼能看到的星座，都被精確地標刻在他的儀器上，儀器的轉(zhuǎn)動，能演示出它們在天空運行的軌跡。在落下閎提出“渾天說”之后一千六百年間，世界上一直沒有其他理論比他的想象說更為正統(tǒng)，地是中心，宇宙圍繞地球轉(zhuǎn)動。

對此，以斗爭為職業(yè)的張獻忠并非一竅不通。他渴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何況，他已有前車之鑒。因為勁敵李自成之所以稱帝，就是獲得了天象啟示。

1669年—1674年，南懷仁為北京觀象臺主持設(shè)計制造了黃道經(jīng)緯儀、赤道經(jīng)緯儀、地平經(jīng)儀、象限儀、紀限儀和天體儀各1架。此為天體儀。儀重3850千克，儀高2.735米。此儀用一個直徑為6尺的銅球代表天球，球面上布列著大小不等的鍍金銅星1876顆，并把它們分為282個星官。球面上刻有赤道圈，與鋼軸垂直。銅球外邊南北直立的是子午圈，其上最高點代表天頂?shù)你~制火球。球面外與地平平行的是地平圈，四根立柱托著地平圈立于底座上。該儀用途有60多項，但它主要用于黃道、赤道和地平三個坐標系統(tǒng)的相互換算以及演示日、月、星辰在天球上的位置等。該儀曾于1900年被德國侵略者掠至柏林，1921年才重新安放在北京古觀象臺上，至今球面上還留有侵略者打下的彈痕。

宋獻策為河南永城人，學(xué)識淵博，尤精“術(shù)數(shù)”，云游為人占卜吉兇。由于身材矮小，簡直是武大郎，因而被呼為“宋矮子”或“宋孩兒”。他初見李自成時，李攻汴梁剛被射傷眼睛在寧陵邏崗李莊療養(yǎng)，正處于傷感頹廢時刻。宋獻策見到李自成，縱論天下大勢，指出明王朝政治腐敗，“國運將終”（《明季北略》卷二十三），并神秘地對李自成說：“夜觀天象，通過對古代典籍中各種預(yù)言的考證，接下來便是‘十八子，主神器’的時代了。”十八子即李，神器即社稷，即李自成當成帝王而主宰天下意?！睹魇贰だ钭猿蓚鳌分赋觯骸敖鹦怯炙]卜者宋獻策，長三尺余，上讖記云：‘十八子，主神器。’”

南懷仁像

李自成能夠在宋獻策那里得到天機，張獻忠為什么不能在洋人國師的智慧中獲得玄機？

1645年新春，張獻忠給兩位天學(xué)國師下令：制造天象儀與地球儀。二司鐸接旨，立即繪制設(shè)計圖并指揮數(shù)十名工匠，加班加點，儀器用紅銅鑄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邊彭州以及滎經(jīng)縣、洪雅縣瓦屋山歷來產(chǎn)銅，那是鄧通鑄錢留下的遺址，但大西國使用的銅應(yīng)該不是來自銅礦，而是直接用搶劫而來的銅器皿、佛像熔鑄而成，這與大西國鑄造“大順通寶”和“西王賞功”錢幣近似。

南懷仁制品，陳列于比利時魯汶大學(xué)歐中研究院的天體儀復(fù)制品

經(jīng)歷8個多月的連夜奮戰(zhàn)，兩個機器怪獸一般的銅質(zhì)儀器終于完工。

“按二球之大，須二人圍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官環(huán)列其上，配以中國天文家所演各畜類；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國天文家之天圖。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國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歷歷可數(shù)；經(jīng)線、緯線、南北兩極與黃道、赤道、南北溫道無不具備。至于日晷，列有黃道午線及十二星官與各度數(shù)，日月軌道如何而明，歲時因何而定，了如指掌?！蓖瓿珊?，“見者莫不稱奇，獻忠尤為稱羨，視若異寶。飭令將天、地球儀排列宮中大殿上，以壯觀瞻。又令厚賞司鐸”?！矮I忠深贊二司鐸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獨厚愛司鐸，即司鐸之用人亦均賞賜?！?span >（《圣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3—24頁）

在黃虎的大歡喜里，罕見地出現(xiàn)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之境遇。

這一段敘述里，出現(xiàn)了“日晷”一詞。漢代的日晷，學(xué)名叫“地平日晷”，即以太陽投射在地平面的石盤上來顯示刻度，其石盤上的刻度并不均勻。取而代之的是“赤道日晷”。清代學(xué)者梅文鼎記載，最早的“赤道日晷”，應(yīng)該出現(xiàn)在唐朝，并歷經(jīng)唐宋元明幾個朝代的演變，故宮太和殿漢白玉基座上，那斜立著的圓形石盤，就是古代中國最精確的“赤道日晷”。

蜀王府主殿為承運殿，這是一座工堅料實的大殿，氣象雄偉。堂前樓后的空地，皆鋪以青磚，其間嵌以紅彩天花，可謂富麗堂皇?；实垡恍南颉疤臁?，早改承運門為“承天門”，改承運殿為“承天殿”。張皇帝獨坐承天殿上，與這些儀器對視，相看兩不厭，猶如李白之于敬亭山。張獻忠由此成為中國帝王里，率先實現(xiàn)中土堪輿學(xué)與西方天文學(xué)予以空中對接之人。

西蜀之地，畢竟見識西洋的“奇技淫巧”太少了。這讓我注意到，在重慶作家潘傳學(xué)、潘傳孝合著的歷史長篇《張獻忠》里，提到：“張獻忠在東園，先是李綬將李麗華、許若瓊獻上，緊接吳繼善又獻上一架西洋自鳴鐘，都很討張獻忠歡喜，也因此對降官的乖巧留下了深刻印象?！?span >（潘傳學(xué)、潘傳孝著《張獻忠》，中國三峽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656頁）

這一段敘述不可能成立之處主要在于，明末時節(jié)，成都知縣吳繼善不可能在成都找得到極其稀罕的西洋自鳴鐘。當時蜀王以及利類思、安文思為大西政權(quán)制作的應(yīng)該是“赤道日晷”。如果張獻忠擁有西洋自鳴鐘的話，《圣教入川記》里絕不可能不提及這一舶來品。何況，安文思本就是機械制造專家，后來他專門為康熙皇帝制造過好幾架自鳴鐘。

古人認為天上星辰代表神靈。司馬遷《史記·天官書》是中國最早最為完整記錄星象的著作，一共記錄了783顆星。其中記載：“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宮之屬也。環(huán)之匡衛(wèi)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币还?8顆星。二十八宿分屬于東西南北四宮。北極星附近的星辰為中宮、紫宮。北極星恒定不動，其他星辰都是圍繞它而轉(zhuǎn)動，北極星就是天帝星、太乙星。在北極星旁邊，還有很多星星代表了天帝的后妃、內(nèi)宮、三公、警衛(wèi)官以及藩臣。東宮為蒼龍，有94顆星；南宮為朱雀，有134顆星；西宮為咸池，有117顆星；北宮為玄武，共134顆星。西漢劉向《淮南子·天文訓(xùn)》也指出：“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咸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衡之囿也。天河者，群神之闕也。”

南懷仁編著的《坤輿圖說》

面對這一璀璨的、可與天地同輝的權(quán)力譜系，張獻忠知道終南山就是太一山，那是太一神的居所。

他自認，自己就是恒定的北極星。

現(xiàn)在，張獻忠不但睜眼看清了世界，而且還可以伸手撫摸宇宙。他終于發(fā)現(xiàn)“老天”的權(quán)力構(gòu)造了。那是可以觸及的絕密“指掌圖”。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尋找上天入地的路徑了。

既然自己擁有了地球與宇宙，已經(jīng)是“天子”，那么天子的言論，就是“天言”，匯而成書，就是“天書”。他立即下令把自己的語錄編為《天書》一冊，“謂此書所言無人得知，惟天子獨知，因天子奉天之命，獨能解釋故也。此書多隱語，乃獻忠偽作”?！短鞎返谋举|(zhì)是預(yù)言之書，預(yù)示大西國未來諸事。任乃強先生指出張獻忠“初通文墨”，舉他的幾首順口溜為證，其實，他有意回避了《天書》的公開寫作，“張獻忠語錄”才是其本體論到方法論的集成。張獻忠死后，《天書》下落成謎。為此，一個學(xué)者侃侃而談：“可惜這本書的詳細內(nèi)容沒有流傳下來，但可斷言是一部別開生面、富于哲理性的著作?！?span >（黎邦正著《淺析張獻忠思想的兩重性》西南師范大學(xué)，1987年版）

真是“張道不孤”也。你憑什么能“斷言”呢？這些學(xué)者啊，都是《天書》的超級粉絲，簡稱“張迷”。

張獻忠迷信甚深。在我看來，他熱衷“天文”，主要是渴望在“天象”的星圖里，看到對于大西國運、個人氣數(shù)的預(yù)兆。他經(jīng)常圍繞銅球逡巡，忽然背手狂笑，忽然又陷入憂思。他反復(fù)摩搓，紅銅越來越紅，突然間，發(fā)出沖天血光。

自從擁有了天象儀與地球儀，張獻忠經(jīng)常站在大西府中心空曠的壩子里（現(xiàn)在的天府廣場以北）獨立向天，這分明是屈原“天問”的函授弟子。這對于習慣以聲音政治來統(tǒng)攝三軍的黃虎而言，是十分難得的靜默時刻。

某一天，他似有所悟，發(fā)出一道圣旨：自己親眼在天上看到了弓、看到了箭、看到了刀、看到了矛。“自己奉上天之命，不特為中國之皇，且將為普世之帝。隨令百官仰視天空，百官等一無所見。獻忠謂今日天不晴朗，故爾等未能見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顯奇異，只令天子獨見，以便將來代天行之?！?/p>

由此可見，張獻忠這番話并非向天虛構(gòu)，他極可能與晚期的洪秀全一樣，陷入了對“天”的極度癡迷與虔信。

天象儀、地球儀存列于皇宮大廳，宛如天外來客，凡人不可靠近。矛與盾一直圍繞著它們旋轉(zhuǎn)，跳起了急促的狐步舞。某天，引起了一場“何以天圓地方”的形而上討論。憂思多日的張獻忠向兩位國師提出了這個終極問題。

洋人詳細闡釋地方天圓之理，并引多方證據(jù)：“地球非方形也?！?/p>

久走山路的張獻忠心目里的“地理”，就是江湖的草灰蛇線與山林的羊腸小道所組構(gòu)的世界。他顯然不能在洋人的學(xué)理面前露怯，非常詭詐地回答：“地球渾圓之說，吾亦信之。然據(jù)中國天文家之理想，地系方形，中國在中央，四方為外國，故名中國，其堅穩(wěn)可知。當有八百年之久長?！边@段話，表明張獻忠并非一無所知，他承認西方的科學(xué)知識，但又要維護國粹，問題在于，中國的穩(wěn)固如何是八百年呢？所以有學(xué)者說，大西皇帝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東方文化為世界中心的大力提倡者，“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的最早實踐者。

呵呵，各位看官同意嗎？

張獻忠心雄萬丈，決定舉行一場辯論大會。他命令宮廷太監(jiān)與洋人進行學(xué)理駁難。他相信：真理，越辯越明嘛。

他耳聽八方。突然插話：“外國有無菩薩？”

太監(jiān)們揣測旨意，大肆詆毀天主教。但張獻忠顯然更為宏闊，他不以褻瀆天主之言為本意，反而頌揚起天主真神，他站起身，放聲高禱：“天主命我到川剪除道黨，以救二位司鐸，因司鐸所傳之教律大而且圣。不幸中華人民固執(zhí)于惡，未能守之。”張獻忠悵然，向司鐸云：“我今亦在教，謹守圣律，若將爾等之長須讓生我之頷下，必能成一善教友，與爾等無異?！边@個話，讓洋人大驚。其實是他們沒聽懂。頭發(fā)長，見識短；老龍王，胡子長。張獻忠的意思是洋人見識多，學(xué)問淵博，如果他獲得了洋人的智慧，那么就彼此彼此，都是教友。

張獻忠重用傳教士的動機，其次在于鑄造大炮。如果說天象儀、地球儀滿足了張獻忠的玄學(xué)向往，那么鑄造大炮則極大地滿足了他的實用性。畢竟，他是最大的實用主義者。鑄造大炮的原始材料，記載并不見于《圣教入川記》，也不見于《中國新史》，我估計實有其事，是在于傳教士根本不敢與人闡述這傷天害理之舉。鑄造大炮出自佚名之作二卷本《大西通紀》，任乃強認為這是“作者自記親身經(jīng)歷，實見實聞的原始資料”，他認為“是獻忠戰(zhàn)友逃死遁世后所寫的私史。原叫《劫余傳信》”。

張獻忠從兩個銅球的制作工藝上，看到了洋人的工匠精神，他又命二位司鐸造一尊紅夷大銅炮。所謂紅夷大炮，乃是荷蘭人發(fā)明，原名叫“荷蘭雷”，因中國人稱荷蘭為紅毛國，故稱為紅夷大炮。

利類思說：“這種大炮的優(yōu)點是炮管長、管壁厚，而且從炮口到炮尾逐漸加粗，符合火藥燃燒時膛壓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處兩側(cè)有圓形的炮耳，火炮以此為軸可以調(diào)整射角，配合火藥量改變射程。設(shè)有準星和照門，依照拋物線來計算彈道，精度很高，威力巨大，一發(fā)炮彈可傷人無數(shù)。西洋人的海軍橫行海上全靠此炮，我雖多次見過，但未學(xué)過制造之法。安文思是葡萄牙人，精習算術(shù)物理，或許可以幫助你們制造。”

安文思承認：“本人沒有學(xué)過制造軍火之術(shù)。但軍火也是根據(jù)物理學(xué)原理制造出來的，要認真研究的話應(yīng)該可以找到其方法。承蒙皇帝準許我們傳教，為了大西國的國運昌盛，我愿助一臂之力?！?/p>

當時成都尚有遺存的明軍火炮，兩位洋人依葫蘆畫瓢，摸索出紅夷大炮的原理，繪出了圖紙。原來那幫協(xié)助鑄造天象儀、地球儀的工人已經(jīng)熟門熟路，按圖施工，先鑄炮管，再造炮彈，最后將炮身裝載在炮車上。兩個月內(nèi)，紅夷大炮鑄造成功。

事有巧合。彭縣（今彭州）傳來急報：彭縣民眾造反，叛民與南明殘軍聚結(jié)于關(guān)口（丹景山）、海窩子一帶的山寨，抗稅抗糧，抵抗大西軍。張獻忠決定牛刀小試，讓紅夷大炮大展神威。炮車輪子大，加上車軸寬，一般道路根本無法通行。張獻忠命令沿途的鄉(xiāng)鎮(zhèn)修運車道，與成都街面同寬，直達彭縣。但兩位洋人畢竟不是軍人，由于沒有造好炮架子，發(fā)射時要把沉重的大炮抬到地面操作，操作費時費力。他們來到了一處地主山寨之前，那是對抗大西政權(quán)的一處山坡上的堅固堡壘。因需要仰射，操作更為困難。最終是連炮帶騾子滾落下山溝，這是一次頗為丟臉的科學(xué)實驗。但張獻忠沒有重責洋人，他自有他的金算盤。

大西國的元宵節(jié)

安文思于1648年到達京城后，一住29年，中國成為他名副其實的第二故鄉(xiāng)。他以葡萄牙文寫成了《中國新史》，原名《中國的十二特點》，為西方早期漢學(xué)的奠基作之一。本書寫完，沒有刊印。時值中國教團總監(jiān)柏應(yīng)理神父要去羅馬教廷復(fù)命，晉見紅衣主教德斯特列。主教詢問有關(guān)中國特別是北京的情況，柏應(yīng)理神父遂將攜帶的手抄本《中國的十二特點》交給主教閱讀，主教交伯農(nóng)譯為法文，予以刊布。全書共分21章，記述了中國的歷史與明末清初時的社會狀況，特別對中國社會的禮儀風俗、城鎮(zhèn)特點、官僚貴族體制和皇城建筑等作了較為詳盡的記述。安文思以獨特的視角、思維方式、價值觀去認識、去感知與他的祖國完全不同的東方國度，在生活、傳統(tǒng)、習俗、信仰等方面無從避免的沖突與默契、真知與謬誤、失望與敬仰……《中國新史》里充滿細節(jié)呈現(xiàn)，文筆與《圣教入川記》的簡略干澀相比，真是云泥立判。

順治二年（1645年）元旦前后，李自成率領(lǐng)大順軍正在艱難地向河南湖廣轉(zhuǎn)移，黃虎與大西軍政官員在成都歡度新春佳節(jié)。元月三日，他在成都舉行迎新春佳節(jié)宴請百官，發(fā)表一番重要講話：三國以來，漢中原屬四川，而今我定都于川，不取漢中，能免他人得隴望蜀乎？聽說闖王已退出西安，遣馬科守漢中，馬科是個庸才，若不及早奪取漢中，日后換作能人來守，那就難辦了。我再三考慮，因四川新定，士民尚需治理，故遲遲未做決斷?，F(xiàn)在春和日麗，可遣平東、虎威二將軍北行，平定漢南。至于川南楊展、王祥何足介意？唯川東曾英宜從速消滅，重慶為楚、蜀要沖，不可為人所控制。都督張廣才遐邇咸服，可早剿滅曾英，以便東下，可無憂慮。眾官應(yīng)諾。

這一“元旦講話”高屋建瓴，清楚地表明了張獻忠及其大西政權(quán)的政治立場與態(tài)度，可以看出防范李自成大順軍入川與控制內(nèi)部叛亂一直是他著力思考的兩大問題，所以兩手都要抓，他立即進行了相應(yīng)部署。

《中國新史》里，安文思描述了在成都大西國宮廷，與張獻忠等一同度過元宵節(jié)的盛況：

在中國人的節(jié)日中，他們感到最歡樂且隆重慶祝的是新年頭一個月的第十五日。這一天，他們點上許多燭火，燃亮許多燈籠，如果當時從高山之頂去看全國，你會認為它在一片煙火的光輝之中。無論城鎮(zhèn)還是鄉(xiāng)村，無論海岸還是河畔，到處都裝點著各種形狀的彩燈，或者鳴放煙花爆竹，在天空發(fā)出亮光，似舟、似塔、似魚、似龍、似虎、似象，一般有上千種令人驚奇的煙火。這使我有機會談?wù)勎以?644年的親眼所見。我和利類思在四川省被暴君張獻忠拘留時，他邀請我們觀看他命令在正月十五日那天晚上燃放的煙火，確實有無數(shù)奇異新穎和美妙的表演，但最令我驚奇的是下述的裝置：這是一株覆蓋著紅葡萄藤的樹，它的各個連接部分一直在放光，而在另一邊，葡萄藤的干、枝、葉及葡萄的光亮逐漸熄滅。然而僅如此，你還可以辨別葡萄串的紅色、樹葉的青蔥、藤干的褐色，栩栩如生，以致你會堅信那是天然的東西而非仿造。但更令我驚異的是，作為一種元素的火，非?；钴S，可以吞噬一切，此時卻如此徐徐行動，看來它拋棄了自身本性，服從藝術(shù)的指揮和安排，只表現(xiàn)樹的生命力而不燒毀它。（安文思著、何高濟譯，《中國新史》，大象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第72頁）

這是一段《圣教入川記》完全不載的都市生活記錄。需要指出的是，安文思在成都參與的元宵節(jié)盛況，時間應(yīng)該是1645年的正月，而不是1644年。也可以看出，張獻忠進入成都的第一年，也渴望蕭規(guī)曹隨，只要當?shù)匕傩論碜o新政權(quán)，俯首稱臣，照章納稅，日子也就過下去了。從安文思的描述里，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成都的工匠以及燈作藝人仍然在新政權(quán)下繼續(xù)展示著自己的手藝，因為這些巧奪天工的花燈、走馬燈，絕不可能是出自大西士兵之手。

元宵節(jié)在成都也稱燈節(jié)，元宵燃燈的風俗起自漢朝，到了唐代，賞燈活動更加興盛，王宮里、街道上處處掛燈，還要建立高大的燈輪、燈樓和燈樹。于是滿城皆燈，大紅燈籠高高掛，那就必須要有賞燈的人。所以觀眾不可能只有張獻忠一個。

成都少城。美國地質(zhì)學(xué)家張柏林1909年攝

明朝的成都過年，彩燈掛滿街頭，獅子龍燈竹馬全。尤其是元宵節(jié)這天晚上，成都城內(nèi)華燈萬盞，熱鬧非凡，有詩云：“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燈照人。燈如火樹披銀花，星群燦爛到仙家?！边@是對成都元宵燈會最貼切的贊美。以前，成都的公館門口都要在過年期間高懸紅燈籠，初九開始就要上燈了。燈籠是方形的，用白油紙糊，外面套上紅綢紙，里面點上蠟燭。

明朝楊慎的《鷓鴣天·元宵后獨酌》：“千點寒梅曉角中，一番春信畫樓東。收燈庭院遲遲月，落索秋千翦翦風。魚雁杳，水云重，異鄉(xiāng)節(jié)序恨匆匆。當歌幸有金陵子，翠斝清尊莫放空。”還有清朝李調(diào)元的《元宵》：“元宵爭看采蓮船，寶馬香車拾翠鈿。風雨夜深人散盡，孤燈猶喚賣湯圓?！薄跺\城年景竹枝詞》：“花燈大放鬧喧天，獅子龍燈竹馬全?？催^錦城春不夜，愛人唯有采蓮船?！?/p>

有一首竹枝詞《春節(jié)游竹枝詞》描寫成都元宵猜燈謎的情況：“春燈迷子遞相猜，惹得過迂學(xué)子來。露下二更人影散，可憐燈下尚徘徊。”游人都走完了，這些迂夫子還在猜，哎呀，這個燈謎出得是太精巧了，就是猜不出來……引人聯(lián)想的是，置身五光十色花燈下的張獻忠，是否也被搖曳的燈盞，勾起了一番值得銘記的回憶呢？！

元宵節(jié)這一時間節(jié)點，對于張獻忠難以忘懷。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元宵節(jié)之前，已進入西安的“闖王”李自成志得意滿、建國稱尊。此時，偏處湖南一隅的“大西王”張獻忠，則在長沙城內(nèi)召開了一次名為“長沙決策”的重要會議。會議議題是，“八大王”從哪里來？應(yīng)該到哪里去？

軍師汪兆麟畢竟是靠智慧吃飯的，建議非同凡響：明軍重兵沿長江兩岸防守，且武昌被明軍將領(lǐng)左良玉攻占，南京黃得功、劉良佐之部皆為勁敵。當下李自成正在北方與明軍將領(lǐng)孫傳庭激戰(zhàn)，我軍不如趁此時機，效法武侯諸葛亮之策，奪取天府之國，至少也可像劉備一樣，三足鼎立，雄視天下。汪兆麟的提議，深得張獻忠首肯。但張獻忠迷信甚深，處于理智無法說服感情的心境，他決定占卜問鬼神。眾人屏聲靜氣，由神的二傳手汪兆麟進行占卜。他首先以下江南事進行占卜，不吉；繼以上西蜀事占卜，大吉。

汪軍師說：“人心固合天意也。請大王不要再懷疑了?！?/p>

鬼神冥冥，明崇禎十七年元宵節(jié)后的第二天，即正月十六，張獻忠率三十萬水陸大軍、木船萬余只，離開長沙，經(jīng)荊州，對四川實施餓虎撲食。

……

大西國的安穩(wěn)日子并不是走馬燈，也不可能只是火樹銀花而不燒到自己的奇妙花燈?；实弁蝗话l(fā)現(xiàn)，映照在寬刃大刀上的燈火，一旦有血的加盟，似乎有一種驚心動魄的美。川北重鎮(zhèn)南充的元宵節(jié)，情況就與成都完全相反。

南充至今有元宵節(jié)舉行蠐蟆（四川方言，指青蛙）節(jié)習俗，就起源于張獻忠。相傳張獻忠據(jù)守川北，遭官兵圍剿，死傷無數(shù)，血流成河，無數(shù)將卒死于五洞橋后山，常年戰(zhàn)亂，導(dǎo)致瘟疫橫流……百姓紛紛燒香拜佛，祈求趕走瘟疫，但無濟于事。后經(jīng)云游道士點化，說是戰(zhàn)亂濁血，污染河水，觸犯河神，降下“蠐蟆瘟”禍害人間。于是百姓們紛紛組織起來，在農(nóng)歷正月十四的晚上，吃罷團圓飯，扎蠐蟆燈就成了最重要的活動，家里有多少人就要做多少個，必須人手一個。有的從一大早開始，就動手自制蠐蟆燈。晚上他們高舉自制的蠐蟆燈，揮舞火把、抬著彩龍，敲鑼打鼓舉行隆重的儀式，祈求河神趕走蠐蟆瘟神。年復(fù)一年，這祈求幸福健康，拜祭河神的習俗一代代傳承下來。當?shù)胤綀A數(shù)十里的鄉(xiāng)親舉著蠐蟆燈，唱著“十四夜，送蠐蟆，蠐蟆公，蠐蟆婆，把你蠐蟆送下河；十四夜，搖嫩竹，嫩竹高，我也高，我和嫩竹一樣高……”的民謠，一起將蠐蟆送到河邊，祭奠酒神，送走瘟神，祈福平安。

這一習俗，應(yīng)該是張獻忠下令而得到貫徹執(zhí)行的。

滔滔血海浮起了天地

在鑄造之外，張獻忠得隴望蜀，更希望洋人把他平時講述的“箴言”翻譯為西文，寄往在西方傳播，以揚其聰慧。洋人認為這是“諺語”，而且狂悖荒誕。他們不知道的是，中國自古有“語錄”傳統(tǒng)，圣者之言，方為“語錄”。

張獻忠的這一番比熱烈擁抱地球儀還要狂悖的念頭，是依靠如下言論支撐的——

張獻忠說：“天造萬物為人，而人受造非為天。”

張獻忠又說：“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

張獻忠還隨口吟誦：“高山有青松，黃花生谷中。一日冰雹下，黃花不如松?！?/p>

……

張獻忠口述完畢，“請洋人速寄歐洲，使文人學(xué)士先睹為快。”注意，張獻忠使用了“請”字。這就是說，笛卡爾死于1650年，彌爾頓尚在奮力寫作史詩，如果真的把張獻忠的作品翻譯為西文，他們就是第一批西方讀者。再假設(shè)一下，如果當時有諾貝爾文學(xué)獎，說不定張獻忠依靠“語錄”與《天書》兩本著作，就將首開華人問鼎之先河。

熱衷于天文研究與發(fā)表作品的大西皇帝，畢竟不是意氣書生。突然之間，張獻忠虎目圓睜。

“臉，突然就黃了?！?/p>

他怒不可遏，七竅生煙，人神皆不能當。簇新的宮殿開始搖晃。受到戰(zhàn)事不利消息影響，皇帝憤怒指出：兩個洋人均為奸細。

他們是誰的奸細？李自成的？還是清軍的？或是明軍的呢？

張皇帝目光如炬：“借傳教為名，暗行其私意，偵探中國底蘊，報知外國?！?/p>

這就是說，張獻忠提出了“國際間諜”的嚴重問題。這的確體現(xiàn)出張獻忠的國際視野，非同尋常。兩個洋人雙股戰(zhàn)戰(zhàn)，叩頭作揖，毫無效果。最后沉默了，只得聽天由命。突然間，皇帝又和顏悅色，一派風和日麗，伸出巨手扶他們起身。

張獻忠的岳父，根據(jù)傳教士轉(zhuǎn)述，原是南京的一個老儒生，他從洋人處得到一本利瑪竇所著的《畸人十篇》后，一讀狂喜，再三索書，他們又把《天學(xué)實義》給了他，也是利瑪竇所著。張獻忠岳父一讀再讀，竟然產(chǎn)生了皈依之心。但張獻忠耳聽八面，知道洋人竟然還藏匿了自己不知道的“天書”，疑心大起，“鋤奸”的神經(jīng)立刻繃緊了。他以為司鐸尚有天文、算學(xué)諸書匿而未獻出，遂命令將各書悉數(shù)交出，以便檢閱。張獻忠檢閱各書，其中見有巨書一冊，書之第一篇有二赤身兒童像，童背有二羽翼，如天神模樣。就問：這是為何？

1885年山東青州英浸會重刊利瑪竇撰《畸人十篇》

洋人回答：“此乃西國風氣使然，凡學(xué)問之書多用圖畫，以醒眉目。獻忠見之，即詢其故。司鐸答以此書所言各事均以圖畫詳明，使人易為理會云云?！?/p>

張獻忠聞之，狂吼云：“真正野蠻！”言完，又索要天文書。

“野蠻”一詞出自黃虎之口，足見他良知未泯。歷史就是如此妙不可言。

他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屠殺四川人？張獻忠對洋人講述了一番至理名言，也可以收入《天書》：“四川人民未知天命，為天所棄。因天前生孔圣宣傳圣道，早知川人弗從，故生孔圣于東省。而東省人民愛圣人、遵圣道，而川人反是。故天厭之，并屢降災(zāi)殃以罰之。今遣我為天子，剿滅此民，以懲其違天之罪。又遣爾等司鐸航海東來，到此四川傳揚圣道，力挽人心，而人民亦弗之聽。若輩之罪，擢發(fā)難數(shù)，故天震怒，遣我天子以罰之?！?span >（古洛東著《圣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34頁）

這是一番絕對虛構(gòu)不了的話，恰在于其滔滔雄辯的殺人邏輯。替天行道，吊罪伐惡。反過來看，張獻忠堅持認為，自己與孔圣人是“同一個戰(zhàn)壕”的戰(zhàn)友。

某一天，張獻忠正在對科考學(xué)子大開殺戒之際，成都一共有3座文廟，其中一文廟突然起火。張獻忠感到疑慮，就問左丞相汪兆麟：“孔圣人是不是不愿意咱們殺這些讀書人哪？”

汪兆麟是一踩九頭翹之輩：“不！這是孔圣人告訴我們，四川的文運走到盡頭了。”

張獻忠哦哦幾聲，撫掌大笑，看來真理在大西一邊的。

張獻忠曾經(jīng)繳獲有一面寶鏡，名曰“千里鏡”。他仰視天象，俯察四方，常用千里鏡予以照射。大西國官員對此寶鏡的威力深信不疑：“能聞此異事者乃有福之人，而未能聞?wù)吣藷o福人也?！蔽夜烙嫞瑥埆I忠應(yīng)該也使用千里鏡“獨照”過兩個洋人，顯然，他的“X光”設(shè)備透射出了“赤膽忠心”，否則，洋人早早就被拉去喂皇宮里的獒犬了。

張獻忠對各類天文書具有一種病態(tài)的癡迷，尤其是湯若望的著作，大西皇帝起早貪黑誦讀不已。

大順三年（1646年）七月，為了北上陜西抗擊南下的清軍，張獻忠決定放棄成都，“盡殺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撲殺之”。他對孫可望說：“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為人所擒，汝終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統(tǒng)，未必遽絕，亦天意也。我死，爾急歸明，毋為不義。大西軍兵分四路，并命令四位義子將軍，各率兵十余萬人馬向川北進發(fā)。”八月六日，張獻忠率部離開了化作焦土的成都。由于沉重物件無法帶走，他下令把皇宮里存立的開明時期雕刻的石犀等掀翻下埋。我估計，那兩個紅銅天文儀器也一并埋入了地下。

大西軍經(jīng)廣漢、金堂、什邡、綿竹抵達順慶，人馬輜重，綿延數(shù)十里。農(nóng)歷九月七日在南充軍營駐扎下來之后，這一帶尚有明朝殘余部隊，張獻忠指揮大軍橫掃蕩滌明將雄應(yīng)瑞、馮友慶和知府史覲震的部隊，九日正式占領(lǐng)順慶。大西軍60萬兵馬在此停留24天，于十月三日開始移居西充縣之南的金山堡。金山堡又名金山鋪，即現(xiàn)在西充縣金山鄉(xiāng)，當時此地為順慶通往西充縣的一個驛站。

金山鋪的鳳凰山一線旌旗遮空，營壘隨山勢而綿延，木城、戰(zhàn)壕逐一安排妥當，戰(zhàn)船也開始伐木制造，海拔不高的鳳凰山成為大西軍的大本營。稍事安穩(wěn)，張獻忠似乎并沒有如史家們所鼓吹的那樣，全力準備“抗清”。他念念不忘的是大西宮廷中的天象儀等，思念就是最大的心魔。他實在忍不住了，鑒于地球儀、日晷等一并制造費時費力，他必須具備鑒別主次的辯證法。他下令：“勞役二位司鐸，令造天球儀一具，與前日在成都宮中所造稍為較小，凡各經(jīng)星部位須按次排列，趕急造作，不分晝夜，不得有誤?！便~材、制造設(shè)備、人工，一時間就調(diào)度妥當。在我看來，天象儀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越了一切，是張獻忠急于從中窺視自己的劫數(shù)與宿命，一旦窺破天機，就可以找到破解之道。畢竟，狡黠的黃虎，已經(jīng)多次成功執(zhí)行頓開枷鎖走蛟龍。

但這一次“出川抗清”，他似乎有了非常詭異的預(yù)感。

插圖選自德國耶穌會學(xué)者基歇爾的《中國圖說》，《中國圖說》是推動歐洲“中國熱”的最重要、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

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天主堂，即東堂，又名圣若瑟堂

兩位傳教士采取的辦法是，一人在帳篷里讀經(jīng)，一人去作坊鑄造趕工，輪流工作。好不容易趕制出來，張獻忠叫來了一位中土的堪輿先生，他以老江湖的眼光，嚴厲審視這一作品?？拜浵壬仨氾@示自己的門道與精湛法力，他指出，這個天象儀制作完全不對路，甚至沒有顯示太陽赤道，這是故意淆亂國家大運所為。天象儀預(yù)示著大西朗朗國運，而大西國眼下出現(xiàn)這么多亂子，顯然是這兩個洋人預(yù)以加害昌盛國運吶……張獻忠一聽，怒不可遏，吼聲如雷，但顯然已經(jīng)不能聲震屋瓦，至多是聲撼帳篷。他終于認定，洋人故意胡亂制作，鬧亂國運，犯此滔天大罪，不唯害國，且害己身。判決：將兩個洋司鐸處以極刑?；氐綒⑷松?，他的思維是嚴密的，考慮的是如下幾道身體工藝：時而欲活剮司鐸；時而欲鞭死司鐸；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致肉盡骨銷……洋人呆在巨大的恐懼里，雙股戰(zhàn)戰(zhàn)，閃電雷霆加身，氣都不敢出了。

但張獻忠大喊：“且慢。姑且留下爾等狗命?！?/p>

我估計，張獻忠還是看在天象儀、地球儀的分上，也許他真希望大西軍占領(lǐng)西半球，重振河山之際，再讓兩個洋人國師來制造他心儀的寶貝。

這些事情，一直到二位司鐸隨軍到達西充縣大營也未消散?；实哿疃司妥≡讷I忠鳳凰山的老營（司令部）附近，說是以便“顧問”，實是監(jiān)督。這是因為二司鐸從成都開始就在上層人物中發(fā)展信徒，張獻忠的老岳丈及其夫人，勸化了全家老幼32人悉奉圣教，還有些宮女和軍官等數(shù)十人領(lǐng)洗入教。人在困境里，很容易回憶起鮮衣怒馬時候忽略的細節(jié)，現(xiàn)在一旦回想起來，張獻忠陡生疑心。他的老營附近天天殺人，二司鐸“飽受驚惶，坐臥不安”，決定上書陳情，請求讓他們離開部隊，返回澳門。“獻忠閱書，疑為諷己”，他決定找一個出氣筒。他認定這些上書之舉，出自仆人之計和老岳丈支持，下令將其岳丈還有川籍仆人6名一起逮捕處死，只留下澳門人安當未殺，但須受鞭刑一百……由此足見張獻忠的心智蛻變。極度焦慮，轉(zhuǎn)為出離的滔滔憤怒，憤怒的趾爪撕扯自己，到了不堪承受之痛的程度，他必然要把這劇痛，轉(zhuǎn)移到他人身上。一句話，皇帝要瀉火，眾人必須為之排憂解難。性命，就成為最為直接的靶子。

北斗七星

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jīng)

農(nóng)歷十一月十五日，張獻忠舉行大朝儀式，他對雙股戰(zhàn)戰(zhàn)的軍士們朗聲宣布：“自十七日起，朕一人也不殺了。爾等要團結(jié)一直向前看，赤心報國，勿懷二心，相互猜忌?！?/p>

到底是誰在猜忌？他真的金盆洗手了嗎？

鳳凰山的鑄造工坊里爐火熊熊，換人不熄火。很顯然，兩位洋人國師的主要職責是在此鑄造天象儀與地球儀。但張獻忠還有一些金屬嗜好，另外的工匠們也鑄造了一批精美銅器?，F(xiàn)在藏于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兩面銅鏡，銅鏡的鈕上清楚地鑄有“大順三年孟秋月造”八字楷書銘文，據(jù)此，這兩面銅鏡的鑄造時間完全可以確定。大順三年為1646年，孟秋月即夏歷七月（公歷9月）。同年冬月末張獻忠即猝然被殺身亡，這兩面銅鏡是據(jù)張獻忠死亡之前3個月所鑄。而類似的銅鏡，在國內(nèi)其他地方也有發(fā)現(xiàn)。

這一銅鏡也暗示我們，張獻忠顯然在天象里得到了一些對他緊迫性的緩解暗示，他并不以為大西氣數(shù)已盡，不然，鑄造這些銅鏡來干什么？

《老子》有箴言：“天欲其亡，必令其狂?！惫畔ＥD歷史學(xué)家希羅多德說過：“神欲使之滅亡，必先使之瘋狂?！边@個道理，曾讀中外典籍的張獻忠，應(yīng)該懂吧。

時間過得特別慢，就像被粘接弓胎的牛膠黏著了。

1647年1月2日清晨。

這一切，距離滿族人的彎弓彈射而出的利箭，像歸巢的雨燕那樣飛撲皇帝胸口，僅有幾個時辰了。他是活到死、學(xué)到死的榜樣。

好了，列位看官，我們就讓那一支利箭，多飛一會兒吧。

關(guān)于老虎的喻體與本體

《圣教入川記》絕非是關(guān)于張獻忠言行的“偽經(jīng)”。其一言一行，鑄就了一根屹立中土語境的“謗木”；一本書注定不會把大西皇帝釘上十字架，只能是恥辱柱。

本書里有三處涉及老虎。

“黃虎”是屢屢出現(xiàn)的詞語，大西王張獻忠也。黃虎是他的本體，抑或喻體？或者我們承認，他可能才是合二為一的典范。

而率軍南下征伐大西國的肅武親王豪格，全名愛新覺羅·豪格，生于明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作為清太宗皇太極的長子，驍勇善戰(zhàn)，可謂虎父無犬子。豪格在滿語里有“耳垂”的意思，朝鮮人又尊稱他為“虎口”或“虎口王”，這一尊稱伴隨豪格的征途一路播撒。豪格率清軍進入四川后，“黃虎”終于落入了“虎口”，成為一種絕大的歷史巧合。

“皇城”是明蜀王朱椿的王府，中軸線上，自南向北的建筑是：正門端禮門、龍門、明遠樓、石牌坊、致公堂、清白堂、文昌宮和后子門。美國人那愛德攝

《圣教入川記》里斜插一筆，黃虎被一箭貫胸、大西軍四散而逃之后，在兩位傳教士隨豪格部隊抵達西安府之后的記載里，提到了著名的西安司鐸方德望，某次畏艱難翻越大嶺去傳播福音，但有老虎縱橫山嶺。沒有武松的哨棒與膽略，方德望決定以滔滔雄辯征服老虎。

走到頂上，一群老虎來了。司鐸向老虎說：“你們害人性命，實在不好，如今我靠全能天主的名字，命你們以后不再害人了?！崩匣⒙牭眠@話，立刻走了。從此以后，那個山上再沒有老虎為患。（古洛東著《圣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60頁）

與虎謀皮，與虎促膝對談，這樣的話語水準，臻于全能之神感天動地，完全達到了“活死人、肉白骨”之境。如果方德望是對“黃虎”說出這一番宏論，結(jié)果會如何呢？！這一推論，引我浮想……

1648年，安文思、利類思二神父歷經(jīng)劫難回到京城以后，一場反對湯若望的風暴就在耶穌會內(nèi)刮起，這場風暴直到湯若望逝世后才趨于平息。一波暫平一波又起，湯若望的追隨者南懷仁又遭到了猛烈攻擊。這場風暴的主要制造者就是安文思神父。

安文思與湯若望的矛盾起源于兩點：一是湯若望曾經(jīng)指責安、利二神父不應(yīng)該在張獻忠屬下當官；二是安文思認為湯若望在北京對于營救他們二人沒有盡力。關(guān)于第一點，根據(jù)鄧恩（George H.Dunne）公布的資料：“（湯若望）第一次得知，利類思和安文思因為曾經(jīng)在張獻忠政權(quán)里做過官，而被視為是強盜和反叛者，這類人通常是要被處死的……湯若望將這些事實報告給傅凡際（當時中國傳教區(qū)北方傳教會長），他以他坦率的個性清楚地表達了他的觀點，即利類思、安文思的行為是愚蠢的，一旦落到暴君手中，他們應(yīng)該寧死也不接受官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