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古文的傳統(tǒng)

此前，我們在“中國文學史”這樣一個籠統(tǒng)的題目之下，抓住的其實是《詩經》《楚辭》一線的韻文傳統(tǒng)——或者更精確地講，是和詩歌密切相關的文學傳統(tǒng)。很明顯，我們并沒有把散文系統(tǒng)和詩做對等的講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覺得詩歌非常有助于大家親近文學。詩歌的文字通常比較精簡，而且有押韻、節(jié)奏這些優(yōu)勢，是最好的文學入門路徑。

當然，很多朋友的看法可能不是這樣，在此我需要做一個解釋。詩是最容易接近的，可是詩也可能是最不容易了解的。它容易接近是因為它精簡，而且有一種歌曲般的閱讀的愉快感?？墒窃娪质俏淖謽O度精煉后的一種狀態(tài)，背后有很大的解讀空間，每個人都可以對同一個句子做出不同的詮釋。

下面我們會碰到很多戲曲、小說一類的作品。宋代以后，小說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作品對民間戲曲或小說產生了很大影響，這里面有很多原因需要了解。

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其宣講故事的方法對中國的文學敘述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我特別希望大家能夠了解一下。可能有人覺得佛教傳入與文學的發(fā)展并沒有那么直接的關系，可是佛教故事講究敘述細節(jié)，具有史詩性展開的特征，這些手法都滲透到了中國后來的文學作品中。

漢語本來已經發(fā)展到非常精簡的程度，比如《詩經》里面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漢語非常適合寫詩，因為它很容易實現(xiàn)對仗、押韻等形式美。但這是它的優(yōu)點，也是它的缺點，因為不容易描述細節(jié)，也常常不夠精確、很曖昧，解讀的可能性非常大。這樣的語言也不適合用來打官司，而法語則正相反。今天在國際法庭上仍然使用法語，因為它的名詞、動詞時態(tài)等非常精準，人稱代詞絕對不會被誤解，可是漢字里“他”的指代卻可能并不清楚。后來我們造出了“她”字，這種情況算是得到了一些改善。但在古代的時候，主詞往往是模糊的，“松下問童子”——誰在問？你根本不知道，因為主詞已經被拿掉了。

唐朝的時候，中國文學的形式美已經基本固定，而且從天子到文人，再到庶民百姓，都多少受過詩歌方面的訓練。大家可以想想看，即便是在一般的民間戲曲里，演員講話的時候真的可以說是出口成章。任何一個歌仔戲演員一出場，一定有兩句定場詩，從中你可以看到文字的押韻和對仗，這在西方文學里是很少見的。在莎士比亞的劇本里，羅密歐和朱麗葉這種上層階級的貴族談戀愛，在情感最熾烈的時候，才會有幾句詩出來；他不會把詩句交給一個平民百姓來講?？墒窃谖覀兊膽蚯?，民間的人物也是可以出口成章的，我想這和文字的結構有很大關系。

到了唐代，我們遇到一個情況：中國古代詩歌文學形式的完美到達了黃金時代，代表性的作家就是李白、杜甫等人。文學到了出口成章的時候，其內容本身被思考的可能性會被降低。我的意思是說，某個詩句很優(yōu)美，讀者很容易被它感動，但不太會去思考它的內容是什么。所以，每次看到政治人物講詩我就很害怕，因為不知道他的意圖是什么。在這樣的背景下，“古文運動”應運而生。這個運動和韓愈、柳宗元有非常大的關系。“古文運動”的目的是要把語文重新定位為先表達內容。語文最基礎的作用是表達內容，而不是美。如果完全為了美，最后連內容都表達不清楚了，那是有問題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韓愈和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運動”是非常重要的。

蘇東坡稱贊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就是說文學在衰落了很久以后，由韓愈重新建立了古文的傳統(tǒng)?！鞍舜敝傅氖菑奈簳x到唐以前這段時期。那么，我們今天能不能接受蘇東坡對韓愈這樣的贊美呢？即韓愈是文學衰落了這么長時間以后的一個復興者。我想這涉及我們對文學的界定到底是什么。蘇東坡給韓愈這么高的歷史評價的原因在于八代之中都在追求文字形式上的美，即所謂的“駢體文”，整個漢語文學變得非常講究技巧，非常講究對仗結構、文字堆砌。我們對“堆砌”的文學可能是持批評態(tài)度的，但我不完全采用這樣的看法。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夠理解，一個文學家手上“玩”文字的功夫絕對是重要的，他應該懂得押韻，懂得結構的對仗之美。我們讀到“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xiāng)之客”時，會覺得文字真是用到極致了，它就是“四六四六”的規(guī)格，現(xiàn)在我們都當作成句來用；而且“關山”對“萍水”，當我們講“關山難越”，講“萍水相逢”，根本是從這些文字被這個文學家所界定出來的意義來使用的。只要各位還常常用到成語，就會感受到“四六”傳統(tǒng)延續(xù)下來的力量。有人吵架的時候就會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結構很容易記憶，而且形式上很容易有一種力量出來。

這類文學對民間的影響其實非常大，因其結構的精準度和易于記憶的形式而便于掌握，可是其中也存在極大的弊病?！瓣P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xiāng)之客”，在大家不知道這個句子是什么意思的時候，可能會覺得它好美，反而將內容忽略了。韓愈認為這種文章大家不見得懂，可是聽起來真好聽的情況是有問題的，因為形式變得比內容還重要。所以，他們要進行“古文運動”，先把話講清楚，讓大家都可以讀得懂，而修飾是其次的事情。韓愈認同李杜文章的價值，也佩服前代文學達到的高度，可是他也希望改變那種重視文章形式超過內容的風氣。我們講內容重要還是形式重要的時候，大部分人會說內容重要，可是我們喜歡讀的詩都是形式很美的。所以我們可以修正一下：形式和內容都重要，二者都是文學不可或缺的部分。形式與內容都完美的時候是最好的文學時代，可是如果不能偏重的時候怎么辦？韓愈會說：“先重內容。”先把內容弄好，形式是其次的問題。“古文運動”從唐代一直延續(xù)到宋代，所謂“唐宋八大家”指的就是以韓愈為首的八個帶動“古文運動”的人，蘇東坡、歐陽修等人都參與其中。

《祭十二郎文》：言有窮而情不可終

我們這一次選讀的《祭十二郎文》，你可以感覺到作者幾乎不做文辭上的修飾，只是把內容交代得清清楚楚，卻那么實在、那么感人?！肮盼倪\動”在對抗著另外一個文學系統(tǒng)。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對抗發(fā)生？這是我們今天仍然關心的問題。這涉及一項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設，即科舉制的建立和完善。

“貴游文學”是從魏晉時代的王導、謝安兩大家族傳衍下來的。世家子弟的作品非常講究文辭之美，講究修飾，像《文心雕龍》或者鐘嶸《詩品》里面談到的那么高超。文學因此變成了一種專業(yè)活動，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壟斷。當時的讀書人很少，家世好的人可以不事生產，讀書就變成這一群人的默契，其他人似乎難以進入這個系統(tǒng)，于是形成了“貴游文學”。而從隋朝開始實行的科舉制度，使貴族和農民之間的文人階層得到壯大。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只。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后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舍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fā)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

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

嗣矣！汝之純明宜業(yè)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

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

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蔽嵩唬骸笆羌惨?，江南之人，常常有之?！蔽词家詾閼n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余奴婢，并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后惟其所愿。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yǎng)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yǎng)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于伊、潁之上，以待馀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在《祭十二郎文》中，韓愈自述幼年父母雙亡，沒過多久哥哥也去世了，從此與嫂嫂和侄子十二郎相依為命，家境十分貧寒。但他可以經由科舉在政府里擔任比較重要的官職，從一個比較低的社會階層躍升到社會的高層。這一群人明白文學不應該只是被少部分人壟斷的專業(yè)活動，在形式美之外還應該有其他任務；文學不應該只是文辭的修飾與堆砌，應該有它真正的務實的內容在里面。韓愈主張“文以載道”，也就是說文學要有思想，要有你所期待、你所信仰的理念（即“道”）在其中。直到今天，這個觀點對我們的影響都很大，我們看一篇文章，非常在意它是不是具備某種理念或者思想主旨，比如《祭十二郎文》到底要傳達什么，《送李愿歸盤谷序》又在講什么，這個部分變得重要了?！拔囊暂d道”作為“古文運動”的精神，有可能被誤讀，使得“道”變成“八股”，使我們的文學陷入另外一種困境。在很多場合，我會提出對“文以載道”的不同看法，因為覺得它后來把我們的文學綁得很死。但是，對于文學和藝術主張，應該放在其產生的時代里去考察。韓愈在唐代中期主張“文以載道”是對的，因為當時的文學呈現(xiàn)出形式超越內容的局面。

我將“古文運動”稱為知識分子的自覺運動。知識分子不再扮演過去官僚體系中為帝王傳達命令的人，或者為帝王附庸風雅而存在的人，而是自覺扮演了一個批判政治，甚至是點醒百姓所受到的傷害與壓迫的控訴者的角色。我認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韓愈、柳宗元等人不斷地在政治里受害，被貶到地方，但是他們并不因此而放棄講話，也讓我們聽到唐代文學的另外一種聲音。李白和月亮喝酒，和影子喝酒，這是非常美的個人完成；但是你在李白的世界里看不見社會。不過，我們通過《祭十二郎文》，可以知道唐代一般的小市民在怎樣活著。

在柳宗元的《捕蛇者說》里，主人公是國家規(guī)定的捕蛇戶，每年要交一定數量的可以入藥的毒蛇，以此免掉賦稅。他的祖父和父親都因捕蛇而死，他自己做這個工作也已經十二年了。柳宗元同情他，要替他免掉捕蛇，結果那個人嚇壞了，說千萬不要這樣，他寧可捕蛇，因為交納賦稅的話他就完全沒活路了。他家的鄰居苦于賦稅，絕大多數要么全家死光，要么已經逃走了。

這樣的文章在當時是非常驚人的，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分子不是在為上面的人講話，而是在為底下的人發(fā)聲，這是“古文運動”真正的本質。所以我不太贊成只在文學史上討論“古文運動”，好像大家只是在斤斤計較寫文章應該重形式還是重內容，這樣其實意義不大；最重要的是作家知不知道老百姓的痛苦在哪里。柳宗元等人深入民間之后，感到愧疚和不安，這種心理一直到蘇東坡都有。

我覺得，“古文運動”的這種本質常常被忽略?！疤扑伟舜蠹摇辈粌H僅是文學上的八大家，更是知識分子自覺性上的八大家。在唐朝和宋朝，他們真正把知識分子的自覺放置到與宮廷和貴族（包括皇室權威）的對抗中去?！肮盼倪\動”對整個中國文學、中國知識分子此后的走向是非常重要的。知識分子在道德良心上忽然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定位，對自己專心于文字的美感到不安。

我們不要忽略，他們當時是在用很微弱的個人力量對抗巨大的朝廷權威。通過科舉入仕的人多多少少沾帶著來自較低層民眾的意見和看法，表達出對社會改革的愿望。我們感覺到宋代整個貴族階層的權威性沒有唐代那么強，社會的階級沒有那么對立，是文人在中間做了很好的調整，讓宋代的帝王保有比較樸素的平民個性。

從整個大的文化史來看，我們今天可能要重新去感受韓愈和柳宗元這些定位的重要性。“古文運動”影響的不只是散文，它最重要的影響其實是在于思想性的自覺與批判。這種情緒也存在于白居易身上。他的“新樂府”詩作，比如《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等，都直接將社會事件作為題材，因為他覺得作為一名官員，應該更直接地讓皇帝知道老百姓在過什么樣的日子。這種不安與十九世紀后半葉的列夫·托爾斯泰非常像。當時，托爾斯泰覺得俄國的農民根本沒有機會讀書，應該寫他們可以看的、文字簡單、有故事性的東西，后來也真的在做這件事。文學界的朋友批評他，說這個人瘋掉了。可這其實是一種情懷，也就是把對文學和藝術的定位恢復到對生命本身的關心與尊重上面去，我想這個部分是我們對于“古文運動”真正應該了解的。

講到“古文運動”，提到“文以載道”，不少人會覺得反感，可是當你把這些放回那個時代，或許會了解這些人在當時的社會里想要發(fā)生的作用。韓愈身邊有一群人，他們集合成了一股力量，共同推展知識分子自覺的良心；與民間親近，去對抗當時越來越穩(wěn)定的既得利益階層。這些知識分子來自于民間，用一種非常單純的方法，試圖把個人在當時的體制中幾乎沒有辦法生活下去的辛酸透露出來。《祭十二郎文》是叔叔寫給侄子的祭文，可是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家人是如何活下來的，非常辛苦。這篇文章帶我們進入一個小市民家庭清寒的生活當中，我覺得它真正的重點反而不在“祭十二郎”，而是借由十二郎的死，把他們的成長、生活用文字宣告出來。我想，在“貴游文學”的傳統(tǒng)里，大概真的不知道原來社會里大部分老百姓是用這樣的方式活著；在讀到這篇文章以前，我們自己或許也不知道。這樣的文章并不難懂，沒有艱深的文字，也沒有生僻的典故；讀的時候，有一點兒像在讀朱自清的《背影》，通過簡單的事實帶給人感動，并令人體認到他人真實的生存狀態(tài)與尊嚴。

“年、月、日”，某年某月某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韓愈聽聞十二郎死訊之后的第七天，才能夠懷著悲哀的心情與祭奠的誠意，叫建中準備一些應時的佳肴，以祭奠十二郎之靈。“季父”就是小叔父，韓愈比十二郎要長一輩，可是他們的年齡相差不大，兩人是一起長大的。

中國的祭文已經變成了固定的、虛偽的形式，而如果“我”不知道十二郎去世的具體年、月、日，那就不要寫——本文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了“古文運動”的精神。今天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一些世家的喪禮，還是會聽到一篇完全不知所云的祭文，可是非常慎重。這其實就是祭文的傳統(tǒng)，一定要歌功頌德，有固定的成語、套語，一定要講這個人臨死的時候家人如何孝順、都在身邊?？墒琼n愈從開頭就打破了祭文的規(guī)則，非常樸質。面對死亡這么沉重的事情，為什么還要作假？我們今天的祭文都應該大改革，全部是在套用固定的形式，關于死者到底做過什么事，我們?yōu)槭裁匆磕钏?，或者他這一生有沒有應該反省的地方，我們都很難知道，而西方至少會有一位牧師或者神父來講講死者的生平。所以我說《祭十二郎文》是一次革命，韓愈試圖在面對死亡的時刻，對生命有所反省和檢討。祭文絕對是一個社會里重要的東西，因為人如果在面對死亡的時候都不誠懇，其他時候就不必提了。死亡是一個大事件，面對死亡時對自己的端正和對死者的敬意，都應該從誠懇開始。

接下來是由這個死亡事件引發(fā)的帶有很多感慨的回憶?！皢韬?！吾少孤”，韓愈很小的時候父母雙亡，變成了孤兒?！凹伴L，不省所怙”，長大后也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個什么樣子?！拔┬稚┦且馈保n愈跟著哥哥、嫂嫂長大，而十二郎就是哥哥、嫂嫂的兒子，這里也點出了韓愈和十二郎之間親近的關系。“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哥哥正當中年時，在南方身故，當時韓愈和十二郎年紀還小，跟著嫂嫂將哥哥的靈柩歸葬故鄉(xiāng)河陽。才幾句話，沒有華麗辭藻的堆砌，清寒的家世與生存的坎坷卻立刻呈現(xiàn)出來，這樣的畫面非常動人。這是“古文運動”了不起的部分，用如此精簡、樸素的文字，幾乎沒有任何情緒，就將事情完整地交代出來。這是一種力量，韓愈“古文”真正的本質在這里，“文以載道”的精神也應該如此?，F(xiàn)在我們讀到《祭十二郎文》的這幾句，很容易被感動，因為它是一個可能會發(fā)生在很多百姓身上的事實，很多家族或許有著相似的歷史。

“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眱蓚€人在孤苦伶仃之中建立了親近、關愛的情感，在貧寒的家境當中彼此依靠。而今，十二郎已經去世，韓愈重新回想起這段生活，對自己所來自的民間進行了再思考。

前面我講到為什么會有“古文運動”，為什么這些人會這么勇敢誠實地站在百姓一邊去對抗當時的權貴階級，就是因為他們來自于民間。“惟歌生民病”的人，自己就出身于“生民病”之中，在經歷科舉之后依然保有著民間的樸素個性，保有著應該將這個信息傳達給權貴的自覺的責任感。韓愈寫《祭十二郎文》，不僅是在祭悼十二郎，也是在祭悼許多這樣辛酸生存的貧寒的家族。他們生活在社會金字塔的底端，但在過去的文學中，他們的狀況卻沒有被傳達出來。漢代的統(tǒng)治者曾有意到民間采集民歌，稱為“樂府”，從中可以了解民間的辛苦?？墒堑搅巳龂簳x，以及后面的宋、齊、梁、陳，文字都變成了美的裝飾，而忽略了反映社會的功能。

“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我們看到的都是事實陳述，韓愈的三個哥哥都早早過世了?！俺邢热撕笳?，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在古代講究家族繁盛的時候，這是很令人心痛、非常凄涼的事情：兩代人，在兒子這一輩只剩了韓愈，孫子這一輩當時只有十二郎。“兩世一身，形單影只”，他和十二郎的感情不僅是由十二郎的死亡引發(fā)的，還在于他們都有傳承家族香火的重大使命。最好的文字，就是這樣精簡地描述事實，把所有裝飾性的東西都拿掉，但感人的力量絕對要比堆砌辭藻來得大。

接下來這個畫面的凄涼是經由對嫂嫂言行的回憶呈現(xiàn)出來的?！吧﹪L撫汝指吾”，嫂嫂曾經撫摸著十二郎，指著韓愈說：“韓氏兩世，惟此而已！”韓家兩代，只有你們兩個人。韓愈用一個形象生動的畫面，點出了可能是這篇文章里最令他感動，或者說感謝的一個人，就是他的嫂嫂。在整個家族沒落之后，一個女性靠著什么方法支撐家庭，他沒有講細節(jié)，但是你可以看到嫂嫂的承擔，以及嫂嫂講的這句話在兩個人身上形成的壓力。韓愈在其他地方也曾經提到，自己后來的奮發(fā)上進，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嫂嫂給他的影響。家族正在敗落，能不能復興也就看韓愈和十二郎了，要好好讀書，去參加科舉。韓愈后來的自負，以及在很多事情上的固執(zhí)，其實是嫂嫂的精神在他身上發(fā)生了延續(xù)。他沒有正面描寫這樣一個非常艱辛的女性形象，只用一句話就寫出了嫂嫂持家的不易。她應該是能干的、聰明的，同時也是務實的。嫂嫂的形象就這樣樹立起來了。

這句話如果由韓愈來講，感人的力量不會這么強，但是由一位女性來講，因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女性是不能繼承香火的，就使得韓愈和十二郎成為被突顯的角色，而后面支撐的力量卻是這位女性。韓愈接下來的敘述延續(xù)了嫂嫂話中的悲哀：“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十二郎當時年紀還很小，應該不記得這件事了，韓愈雖然已經有記憶了，其實也不能體味嫂嫂講這句話的悲哀。這里的力量很深沉，可是里面完全沒有情緒，這是散文的高手，將要表達的內容完全一清如水地寫出來。我在自己的散文集《萍水相逢》的序中提到，我一直覺得后來繼承韓愈重要精神的是魯迅和他的散文。很多朋友可能會不贊成，因為覺得魯迅的文字很犀利，批判性很強。但我可以舉兩點來說明。一是魯迅本身與文學及社會的關系，和韓愈是一樣的。雖然表面看起來，你會覺得魯迅反對“文以載道”，但那是因為“道”已經被利用、被扭曲了，而他要恢復的正是韓愈所倡導的“古文”的本質精神。魯迅的雜文直接切入社會弊病，學生運動的時候，勞工被剝削的時候，他的文章立刻就出來，很明顯繼承了韓愈的精神。二是魯迅使用的文字往往非常樸素，只是將事實鋪敘開來，進行冷靜而理性的推論，因為沒有比事實更感人的東西。我常常說這一類文字很像紀錄片，而最好的紀錄片是不應該有作者出來講話的。

上面這一段，一方面交代了韓愈和十二郎的關系，另一方面也交代了兩人成長中的辛酸。這樣相依相靠著長大，很親密，應該一直在一起，不要分離，可是后面卻一直在離開。韓愈在做官，這阻礙了他和這個從小一起長大的人繼續(xù)在一起。后面那一段似乎有些瑣碎，你為什么不來，我為什么不去，講了半天，卻讓我想到了魯迅的散文《父親的病》。魯迅的家族當時已經敗落，他的父親生了重病，那種江湖術士一樣的中醫(yī)跟他講一定要找到一對原配的蟋蟀做藥引，他的父親才會康復。這件事后來導致了魯迅對中醫(yī)的痛恨。父親去世后，他非常痛苦，就離開家鄉(xiāng)去日本學醫(yī)，甚至不愿意回紹興，因為他覺得家鄉(xiāng)對他來講就意味著愚昧、迷信、墮落與頹廢，意味著整個中國的文化已經無可救藥了。他東渡日本去學西醫(yī)，就是希望改變這種狀況，后來進而想要救治人的精神。魯迅的小說《故鄉(xiāng)》是以自己的經歷為原型的。主人公回鄉(xiāng)去處理不多的家產，所有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都來分一杯羹，他覺得自己又掉進了中國的“醬缸文化”里，面對的還是那個自私貪婪的家族。這時，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兒時的玩伴閏土。閏土是他家佃農的孩子，和他是不同階級的，可是閏土是他小時候的英雄，常常拿著自己做的叉帶他去刺小獸。當他要永遠離開故鄉(xiāng)的時候，閏土來了。他沒有想到閏土顯得那么蒼老、那么卑微、那么拘謹，本是要好的玩伴，此時已被階級隔開。他對故鄉(xiāng)唯一的希望就在閏土身上，可是閏土也“不見”了，然后他就告別了家鄉(xiāng)。我們看到魯迅在描述一個社會的政治或者說某一種階級意識，連原來最單純的少年的美好都會被消解。韓愈的“來不來”“去不去”其實也是在講他糾纏于政治當中，輔佐這個，輔佐那個，而無法與十二郎相見。

“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舍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兩個人當時都年紀很輕，覺得暫時分別了，最后還是能夠長時間在一起，畢竟感情是這么好。于是韓愈就為了那一點點公家的薪水，與十二郎別離，上京為官?！罢\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边@里有深深的后悔。韓愈去做官，覺得自己好像肩負著很大的使命，可以改革一個社會，可是也有沮喪在其中：可以改革又怎樣？是不是真的可以改革？韓愈是非常相信知識分子可以改革社會的，但這里卻透露出了對自己的懷疑。

他連皇帝要迎佛骨入宮都可以進行一通洋洋灑灑的辯論，因為他覺得皇帝代表了社會中的理性力量，而將從印度來的佛骨迎到宮殿里面去拜，是和理性信仰相悖的，也違反了儒家的道統(tǒng)。這件事對韓愈的影響是最大的，他之前也由于為老百姓講話、發(fā)表切中時弊的言論而遭到貶官，但都沒有這次厲害。他被貶到潮州，路上差點兒死掉。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抗的其實不僅是政治，而且是整個社會里面巨大的不可破解的力量，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非常誠實也非常勇敢地給了自己一個定位?？墒窃谶@一段的敘述中，我們第一次感受到了韓愈的沮喪：“萬乘之公相”又有什么大不了，自己為什么不去和十二郎好好地過小市民的簡單生活呢？我認為這一段的重要性在于它和韓愈內心對政治是否可以改革的懷疑發(fā)生了關聯(lián)。

韓愈和柳宗元的身上后來都發(fā)生了這樣的問題。韓愈到了潮州，在那里辦學，整個廣東文風的興盛，大概就是從韓文公開始的，他對整個嶺南地區(qū)影響很大。柳宗元到了柳州，也改變了當地落后的文化局面。這是文化史上另外的一個部分，這些人雖然被貶官了，卻為邊陲地區(qū)的文化帶來了發(fā)展，使老百姓得到比較公平的對待，促進了理性思考。他們也為知識分子樹立了一種進退之間的風范：在朝堂上的時候要敢于講話，被外放的時候也要盡力做事。讀到這里，其實有一點點哀傷，韓愈和十二郎的情誼，是他私人感情上非常重要的部分，卻因為他一直抱持的改革社會的使命感而被耽誤了。這一長段其實都是遺憾。

大家可以回頭看一下，韓愈說：“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后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表n愈十九歲來到京城，四年后和十二郎見過面；又過了四年，他去為父母掃墓，當時嫂嫂也已經去世，由十二郎歸葬家鄉(xiāng)。還是表面上不動情緒的事實交代，前面那個一邊撫摸十二郎，一邊指著他講話的嫂嫂已經不在，這么長的歲月只有幾句話，可是那種淡淡的哀傷一直融在里面。一個人在激動的時候很難寫出這樣的句子，必須是在非常平靜的狀況下，將情緒完全收斂了，才能有這樣的文字。朱自清的《背影》也是這樣，底下有洶涌澎湃的情感，可是表面上十分平靜。“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隔了兩年，又見了一次面。這一長段都在講能不能見面，可是因為政治上的牽絆，見面變得越來越難?！皥D久遠者，莫如西歸”，這樣才能夠真正在一起，可是“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這里面有人對生命的感傷和虛無感，沒有想到生命如此短暫。

死亡好像與我們無關，但我們也不知道它何時來臨，所以韓愈才會有一點兒反省地說“吾與汝俱少年”。韓愈很真實地將自己的情感傳達出來，早知永別來得如此之快，“萬乘之公相”大概也可以不做了，就好好地兩個人一起過日子。

就在前一年，孟郊到十二郎那里去，韓愈請他捎一封信，信中寫道：“我還不到四十歲，已經視物不清、白發(fā)蒼蒼、牙齒松動。想起父親、兄長身體本來也非常好，可是都很早就去世了；我身體這么不好，恐怕比他們還要早逝。但我不能擅離職守，你又不肯來，大概我死了以后，你會悲傷不已的。”信里有一點兒“威脅”十二郎的意思，可是現(xiàn)在想到那封信，韓愈心里更哀傷了。寫信的時候，他已經感覺到死亡事件的逼近，可是沒有想到竟然是發(fā)生在比他年輕，而且比他身體好的十二郎身上。“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在韓愈看來這是不合理的，他通過對事件的“懷疑”，流露出自己對死者最深的真情。

韓愈有一個自己的理性世界，認為一切東西都應該“合理”；同時他也是一個實證主義者，有些科學家的精神。可是這個時候，他的信念好像忽然有一點兒動搖：不是身體好的人應該活著嗎？不是年少的人應該活著嗎？為什么是長者、衰者活著，強者、少者反而死掉了？我認為《祭十二郎文》的重要性在于它展現(xiàn)了韓愈的多面性。韓愈給我們的印象通常是有一點兒僵硬的，是堅持理性信仰的，是重視道統(tǒng)的，是主張“文以載道”的；可是在面對十二郎的死亡時，因為動了真情，他剎那之間產生了一種反常的態(tài)度——他寧可在這個時候放棄自己的理性，相信十二郎的死是一個夢，或者傳來的消息不確。這個地方非常感人——韓愈這樣的理性的信仰者，此時卻希望自己的理性可以崩潰。他繼續(xù)講自己的哥哥是多么好的人，而十二郎心地單純善良，本來應該繼承家業(yè)的，卻沒有得到護佑，“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他是非常相信一切都可以在道理當中建立規(guī)則的人，可是這幾句話充滿了感傷。面對十二郎的死亡，他突然感受到了生命中不可知的部分。當年顏淵去世的時候，孔子也難過地說：“噫！天喪予！天喪予！”表達的同樣是理性信仰者的感傷。這些人不愿隨便動情，總是談規(guī)矩的東西，但這種理性信仰者流露的真情正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接下來，作者回到對自身的描寫：從今年以來，本來灰白的頭發(fā)要全白了，已經松動的牙齒大概會脫落了；肉體會越來越衰敗，而更嚴重的可能是平時的那種盛氣也在衰微。韓愈通過十二郎的死亡感受到自身的悲哀：身體不夠牢固了，意志也不夠堅定了。這里不僅在寫他的心情，也透露出他在社會改革上、在政治上遇到了挫折，比死亡更大的悲哀是自己的心力交瘁。韓愈隨即提到了一些對死亡比較抽象的意見：“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弊鳛橐粋€理性信仰者，他還是很希望能通過死亡事件去談談死亡到底是什么，死亡以后到底有沒有知覺。如果死亡以后有知覺，那以后還會在一起，只是形式的轉換；如果死亡以后沒有知覺，那悲哀就不會太久（因為悲哀是一種知覺），而死后不悲哀的時間卻沒有盡頭。

他其實還是在用理性思想推論死亡，對不可知的東西抱持著懷疑的態(tài)度，而不愿意隨便相信死亡是什么。他對死亡只有推測，沒有結論，這是絕對理性的。我們常常會不小心透露自己對某件事情的看法，但韓愈沒有。我希望大家能夠了解，“古文運動”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理性，而在韓愈本人，無論是在人世間厘清是非、尋找正義，還是探討生命的死亡現(xiàn)象，或者面對權貴階層和百姓的對立時，他都是這個態(tài)度，即必須合理，不合理他就不能接受。

死亡是一個不容易用合理與否來討論的問題。達·芬奇是最早發(fā)現(xiàn)右心室的人，也是最早發(fā)現(xiàn)動脈和靜脈循環(huán)不同的人，這些都建立在解剖的基礎之上，是科學的、可以證明的?？墒撬诮馄释曛蠛鋈辉诩埳蠈懥艘痪湓挘骸拔艺也坏届`魂?！蔽以谡硭淖髌窌r，覺得這句話非常動人。那個時代宗教的影響很大，但達·芬奇表達了自己的懷疑：奇怪，我為什么找不到靈魂？他并沒有說靈魂存在或不存在，只是存疑，存疑的精神其實是理性信仰者很重要的一個特征。上面那幾句話，我覺得是韓愈理性精神很明顯的展現(xiàn)。后來的胡適之也主張懷疑是理性的基礎，不要輕信。

十二郎的兒子剛剛十歲，韓愈的兒子也只有五歲，現(xiàn)在身體強壯的十二郎已經去世了，韓愈不禁擔憂這兩個年幼的孩子能否長大成人，感到十分悲痛。他去年收到十二郎的來信，十二郎說自己得了軟腳病，經常痛得厲害。他安慰對方說這是江南地區(qū)的常見病，并不認為值得擔憂。現(xiàn)在，他想：十二郎難道是因為這個病死掉的嗎？還是因為別的病死掉？所有不了解的事情他都要存疑，理性主義的精神一直貫穿在這篇文章中。

十二郎給韓愈的信是六月十七日寫的，但孟郊說他是六月二日死的，耿蘭報喪的時候則沒有講明具體時間——這里面顯然存在矛盾，如果六月二日就死了，不可能六月十七日還在寫信，從這里你也可以看到韓愈的理性精神，他對這種細節(jié)非常注意，這篇文章在大事、小事上的理性推測都非常完整。是孟郊的使者沒有向十二郎的家人問明他的去世日期，還是耿蘭報喪的時候居然不曉得該說明日期呢？又或者是孟郊寫信的時候去詢問使者，使者隨便應付了一個，可是沒想到韓愈又收到了一封寫于六月十七日的信？追蹤這件小事，只是為印證信首年、月、日不明的問題。悼祭一個人，連他死在哪一天都不知道，其中當然有一種心情上的悲哀，同時也體現(xiàn)了一種嚴格追蹤的態(tài)度。

下面一段是給十二郎的交代：“我讓建中去祭悼你，安慰你的孤兒和你的奶媽。他們如果日子還過得下去，可以等到三年之喪結束，那么到時候我就會把他們接過來；如果日子很難過下去，不能守滿喪期，那么我就立刻把他們接來，叫家里其余的用人一起守喪。如果我的能力允許，最后一定把你歸葬祖墳，才能了卻我的心愿?！痹诠糯瑲w葬于祖先的墳墓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路途遙遠，要搬運整個棺木，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韓愈希望能夠將十二郎歸葬，里面有倫理上的考慮；后面的“惟其所愿”，則有自我檢討的意思——你病的時候我不知道，你死的日子我也不知道，活著的時候沒能住在一起彼此照顧，死的時候也沒能在你身邊為你痛哭，入殮、下葬的時候我都不在現(xiàn)場。這些讓韓愈非常自責：“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能與汝相養(yǎng)以生，相守以死。”其他祭文里很少有這么大的自責，韓愈認為自己“不孝不慈”，認為自己違反了人的常道：對于一個從小一起長大、這么親近的人，沒有辦法和他相處在一起。“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笔苫钪臅r候，兩人不能形影不離；十二郎死了以后，韓愈大概也有一陣子沒有夢到他了。這樣的句子中還能看到駢體文的美，具有音韻上的節(jié)奏感。韓愈反對堆砌，但并沒有說自己反對駢體文，他只是不要先有形式再有內容，而是應該在有了內容之后、情緒來了之后，讓“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這樣的句子自然出現(xiàn)。

“吾實為之，其又何尤！”這一切其實是我自己造成的，我也不應該有什么抱怨?！氨松n者天，曷其有極！”——直接把《詩經》的句子用出來了：“天??！我的悲傷真是無限無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這是韓愈最后的交代，也說明他對于改革社會、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想法大概是越來越沒有心思了。“當求數頃之田于伊、潁之上，以待馀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彼蛩阍诩亦l(xiāng)河陽置一點兒田產，度過余生。把十二郎的兒子和自己的兒子教養(yǎng)長大，希望他們能夠成才；把十二郎的女兒和自己的女兒撫養(yǎng)長大，送她們出嫁——韓愈好像回到了小市民最基本的愿望，覺得人應該這樣去完成生命里最本質、很樸素的心愿。十二郎一生好像沒有什么大志，可是他能夠給母親（韓愈的嫂嫂）送終，韓愈則會覺得有所虧欠，會覺得政治或者社會的改革會不會變成一種空談，反而沒有辦法真正照顧身邊最具體的人。這里其實有一種反省，是經由科舉出來的知識分子心中對“生民病”的牽掛，有了這樣的牽掛以后，他的為官理想，他要進行的政治改革，才不會變得空洞?？婆e制度和“古文運動”要結合在一起考量。

在一個作家一生的創(chuàng)作當中，像《祭十二郎文》這樣動人的文章其實不會有很多。就像畫家會因為被生命里很重大的事件感動而去畫一幅畫，但這種畫不會是常有的，文學也是一樣。我父親去世后，我一直沒有寫關于他的文章，我知道那篇文章大概會是我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一篇，會討論很多細節(jié)。但是不到心情非常平靜的時候，我不會去觸碰它；只有在很沉靜的狀況下，我才會對一生中和我發(fā)生最深切關系的生命去做反省和檢討，在行文的過程中會非常謹慎——“謹慎”的意思是你不敢把這樣的東西僅僅當成文章來寫，它是一個很慎重的生命的儀式?！都朗晌摹菲鋵嵕褪沁@樣的產物。

十二郎背后隱約存在著一個更大的生命力量，即韓愈的嫂嫂。我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過韓愈對嫂嫂的敬重，感受到這位寡嫂把他養(yǎng)大的辛苦與嚴厲，這些也在他身上發(fā)生了作用，直接影響了他的個性。宋代的歐陽修、蘇東坡，甚至是王安石，都有一種瀟灑；可是韓愈身上沒有，他一點兒都不允許自己放松，對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也很嚴格。我們在大學辦讀書會的時候，大家都不喜歡韓愈，因為那個年齡想去追求某一種浪漫，可是韓愈身上是不太容易看到浪漫的——不一定沒有，而是成長環(huán)境造就了他極大的謹慎和刻苦，讓他對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

《送李愿歸盤谷序》：隱士的生命空間

在《祭十二郎文》中，韓愈稍微離開了他作為自覺的、有批判的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的形象，而在接下來的《送李愿歸盤谷序》和《送孟東野序》中，你會看到韓愈恢復了“文以載道”的學者定位。韓愈當時是一群自覺的知識分子的領袖，所以他必須在日常行為上有所檢點，這個狀態(tài)其實很復雜?！端屠钤笟w盤谷序》里透露出知識分子對自己在社會中定位的看法。李愿為什么要歸盤谷？很明顯，如果他相信自己在這個社會中能有所作為，相信自己可以介入政治改革、社會改革，就不會有歸隱的問題。

唐宋時期，“歸隱”行為并沒有在知識分子中間形成主流，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是在朝的。比如蘇東坡，我們覺得他總是在游山玩水，可他還是在做官，還是“公務員”，黃州團練副使之類的。這和元朝的隱士是不一樣的。黃公望人稱“大癡先生”，稱“先生”是因為他真的沒有官位了，可是在唐宋時幾乎沒有這種現(xiàn)象。韓愈被貶到潮州，也是潮州刺史，是當地的地方官，還是在政治上可以有所作為的人。在《送李愿歸盤谷序》中，你會看到韓愈很尊重當時社會里游離于朝堂之外的知識分子。唐代世族門閥的力量仍然很大，世家子弟很容易進入政治系統(tǒng)為官，他有這個淵源。而像韓愈這樣的出身，一個寡嫂養(yǎng)大的孩子，通過科舉踏上仕途，在面對那么大的政治派系的時候，不僅是言論對不對的問題，更是言論背后有沒有支持者的問題。爭論到最后，已經不是個人和理論的問題，而是成為派系之爭。唐代有名的牛李黨爭（兩派為首的分別是牛僧孺和李德裕），其實是科舉派和世族之間的斗爭。

韓愈等人站在科舉出身的讀書人的立場，在面對貴族權威的時候，想要努力爭取一點兒民間的發(fā)言權，這是特別可貴的。到了宋朝，政治形態(tài)比較緩和，知識分子雖然也受到打擊，但是大多是理念的不同，而不是權貴和平民的斗爭。在唐代的政治斗爭中，韓愈等人是失敗者，會有剎那之間的懷疑和沮喪，覺得不如回家置一點兒地，養(yǎng)大兒女算了。李愿明顯代表了疏遠政治的知識分子的形象，但韓愈一直覺得儒家就是要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固執(zhí)，這才是一個儒者的氣度。所以即便被貶到了潮州，心情沮喪得不得了，他還是沒過多久就開始辦學校，又寫《祭鱷魚文》，是一個熱情的、積極的、入世的知識分子的典范。

在《送李愿歸盤谷序》中，韓愈將對知識分子的見解經由李愿的話闡述了出來。韓愈很有意思，寫了一篇送李愿的序，可是里面三分之二都是李愿講的話。李愿分析了三種知識分子的活法，但他顯然沒有選擇第一種和第三種，而是選擇了走到大自然當中去完成自我。從儒家的系統(tǒng)來講，“獨善其身”是一個理想，和“兼濟天下”的理想并不沖突，當“兼濟天下”的理想不能完成的時候，退下來“獨善其身”，也是很可貴的。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蛟唬骸爸^其環(huán)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zhí)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后；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幸于萬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澏缤鴱?。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一開始，韓愈介紹了一下盤谷這個地方：“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這個知識分子退隱的空間，泉水非常好，土地很肥沃，可以自己耕讀傳家了；植被茂盛，人口不多，有些像山水畫中描繪的環(huán)境。唐代隱者的典范王維就是徹底離開了政治社會，來到輞川，去經營他的輞川別墅。韓愈借著送李愿的機會，講到知識分子在現(xiàn)實里受傷最嚴重的時候，也可以到這樣的地方去。他提供了一個畫面，簡單介紹了“盤谷”，接下來就換李愿來講述一個知識分子回歸山林時的心境。

人們一般所講的知識分子，所謂的“大丈夫”，大概就是“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的那類人，這其實是儒家認為一個人活在世間的生命價值，即必須對別人有所影響，德澤可以普及到民間。這樣的人通常是“坐于廟朝”的人，相信經由政治可以改革社會，“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能夠幫助天子施行政令?！捌湓谕?，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zhí)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這里講的是一個做官的人出行時的盛況：豎起旌旗，弓箭就位，護衛(wèi)隊前呼后擁，路上堵得水泄不通，負責供給的用人們手持物品在道旁飛奔，賞賜、刑罰全憑自己喜怒。李愿并沒有反對做官，可是他談到了兩個問題，即做官的原始動機和實際表現(xiàn)。做官本來是要“利澤施于人”，但是最后可能做不到，只是講這一套排場。他對于這樣所謂的“知識分子”走向官場產生了懷疑。

這一整段都在描述唐代一些官吏的情況?！按笳煞蛑鲋谔熳印⒂昧τ诋斒勒咧鶠橐?。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焙苤匾囊稽c，李愿說自己并不是因為不喜歡這些才要歸隱到盤谷去。他并沒有反對在朝為官，也沒有反對積極入世，只是說自己大概沒有這個命。他有自己的背景，而唐代的世家集團是非常強大的。幾個大家族（如裴氏、獨孤氏、尉遲氏等）在北周的時候就是做大官的，世家的力量已經發(fā)展了好幾世，他們對整個政治的操控難以動搖，通過科舉制度出身的官吏其實不太能夠制衡當時盤根錯節(jié)的官僚體系。唐太宗在位的時候，曾修《氏族志》，最開始列在第一的并不是李家，而是崔氏，可見當時世家之顯赫。

接著，李愿講出了自己的理想：“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這些事我們大概也做得到，比如去柴山走一走，或者看一看西子灣的海之類。李愿回到山林當中，覺得自己可以擁有另外一片凈土，其中有另外一種生命追求。這里顯然將中國知識分子分為了在朝、在野兩種生命形態(tài)，也是在展示李愿的個性。他把生活過得非常簡單，在山里面采一點兒野菜、野菇，就可以拿來吃素了；在水邊垂釣，也可以吃到很鮮美的魚；早上高興幾點起來就幾點起來，因為不必朝九晚五。可是下面講的和前面有些不一樣，看到前面你會覺得這隱約是一個瀟灑的文人，走在山林當中不受拘束，可是讀了后面你會發(fā)現(xiàn)，李愿認為重要的不是個人的退隱，而是怎樣自主定位自己的憂樂。他繼續(xù)說道：“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崩钤柑与x了官場中的派系斗爭，他覺得那些事情是無所謂的，而他的隱居也是對當時政治狀況的批判。

前面講的那些被前呼后擁的人，看起來光鮮亮麗，可是他背后其實有一個大的集團，這個集團一旦在斗爭中失敗，當事人就可能“刀鋸加身”，或者被別人操控，你所擁有的財富、官位，以及會不會受到刑罰，其實都看你和派系的關系。李愿在政治里獲得了負面的領悟，覺得與其這樣活著，還不如隱居山林。這是有別于在朝為官的另一種生命形態(tài)。

韓愈借李愿之言講完在朝者和在野者的區(qū)別還不夠，繼續(xù)講了第三種人。第三種人應該歸在第一種當中，因為他們是趨附第一種人的那類。他們不是高層，可是又能夠整人，韓愈他們大概深受其害。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即感到不公平的時候就要叫出來。這些知識分子在政治斗爭里累積的怨氣，在這里爆發(fā)了。他們在政治上是非常明顯的受傷者。

我們在任何時代都會看到這“第三種人”，即“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幸于萬一，老死而后止者”。讀到這里，你大概可以想象出那個人腳要往前，可是又不敢往前的樣子，因為官長走在他前面。韓愈這類知識分子最痛恨的大概就是這種趨附集團、派系的人，覺得他們一點兒“格”都沒有了。第一種人至少還在廟堂之上，有一種堂堂的氣度，而“第三種人”永遠不清不楚，既沒有立場，也沒有理念，可是又表現(xiàn)得貌似謙卑，進也不敢進，退又不敢退，要講話卻只是動動嘴唇不出聲，怕一講錯就不得了。這幾句將官場中可憐又可鄙的一類人寫得實在太鮮活了。韓愈覺得知識分子要有擔當，如果整個社會都變得腳要往前走卻不敢走，嘴巴要講話又收回去，看別人怎么走、怎么講的時候，那么知識分子就已經失去了自覺，失去了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已經沒有“格”了。

這一段大概也是李愿這一批知識分子最心痛的部分——文化淪落到這種程度，無論一個人是出身于世家，還是出身于科舉，都可能成為“第三種人”。即使他在考試時寫的東西非常有主張，可是他真正做官的時候就沒有主張了，這真是非常大的嘲諷?！疤幬鄯x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幸于萬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這種人其實最難定位，他沒有做大壞事，也沒有做大好事，就在夾縫里面活著。你永遠不知道他贊成什么，或者不贊成什么，在知識分子中這個隊伍似乎真的在壯大。

“第三種人”會產生，部分原因在于社會沒有給予知識分子一個合理的位置，政治上存在著不合理或者說是非混淆的現(xiàn)象。為什么要走路那么小心，講話那么小心？因為一不小心你就完了。李愿所講的“第三種人”游移于科舉出身、追求理想的知識分子和世家出身、追求權力的知識分子之間，產生了社會上最大的問題。李愿不可能是第一種人，他也很明顯不要做第三種人，所以他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做第二種人，選擇退隱。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澏缤鴱汀表n愈聽了李愿的話，覺得很過癮，就唱了一首歌。當一個人隱居到山林里面之后，可以發(fā)現(xiàn)更大的生命空間，勝于將自己局促在政治的骯臟當中永遠脫不了身。這篇文章樹立了一個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遠離朝堂、走向山林的知識分子典型。

啟蒙運動以后，西方精英分子不斷走向政治；中國古代的知識精英則總是向往著山林，并不時付諸行動。政治被才能一般的人所操控，進而變質，我想這是非常值得反省和深思的。我們在閱讀《送李愿歸盤谷序》的時候，其實有很大的感傷：一千年前李愿的出走，變成了此后歷史上一群知識精英的出走，到現(xiàn)在恐怕都不容易回來。所謂的“清流”為保持個人絕對的品性，和實際的政治與社會的關系越拖越遠。當然我們不能說這些人就此失去了影響力，他們開書院、講學、教育百姓，在民間發(fā)揮了良性作用。

可是，問題是這些人沒有辦法在權力結構中真正發(fā)生重大的影響。我們必須承認權力結構對社會的影響還是最大的，這些人退隱了，除非某一天有個英明之主三顧茅廬把他請出來做一些改革，可這是消極的行為。李愿既有道德使命感，又有才能，但最后竟然要退居盤谷。元代以后，政治上的污穢越來越嚴重，知識精英大量離開朝堂，不少有名的畫家、作家都是在野的人物。

《柳子厚墓志銘》：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

柳宗元出身官宦世家，通過科舉入仕。對于神秘主義，他感到不應該只用儒家的想法去探究，曾以《天對》去回應一千多年前屈原的《天問》?！短靻枴分袉柕搅巳碎g天上一百多個神秘問題，之后一直沒有人回答，直到柳宗元寫了《天對》。柳宗元對天文、宇宙論很有興趣，但在儒家系統(tǒng)里這些屬于玄學，韓愈就不太談論天、道、死等問題，兩人在這些方面的意見并不一致。

文人之間的理念之爭與官場上的集團之爭是非常不同的。但有的時候，知識分子爭著爭著，就把朋友變成了敵人，這大概也是他們很容易被那些集團收拾的原因。可是韓愈和柳宗元不是這樣。柳宗元過世的時候，韓愈為他寫了非常感人的墓志銘。在韓愈的立場上，柳宗元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是非常值得歌頌的：他在政治上的有所不為，以及他對政治的意見和看法，使得他被貶到荒遠的廣西；他身上有可貴的人情厚道。這些都在《柳子厚墓志銘》里講得非常好。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士贾M鎮(zhèn)，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芰罚h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fā)，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jiān)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

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闭堄诔瑢菔?，愿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于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jié)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征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發(fā)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于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yè)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后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愿，為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jié)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于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span>

文章開頭說：“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睆倪@里我們可以看到唐代世家的影響。柳宗元是經由科舉入仕的，但人們還是會提及他的七世祖柳慶擔任過北魏（拓跋氏）的侍中、封濟陰公，這是唐朝人寫墓志銘的習慣。

我過去讀唐代的墓志銘，讀了好長一篇，還沒有出現(xiàn)逝者的身份，前面都在講他的先人怎樣怎樣，做過什么大官，這些就是在講世家，講人的出身。柳宗元出身于世家，但世家子弟當中也有非常開明的，比如柳宗元。所以，韓愈雖然提到了柳宗元的出身，但他實際上看重的是這個知識分子自己的生命行為。

“曾伯祖奭，為唐宰相……”到柳宗元的曾祖父這一代，家族里還有人出任宰相，但后來被武則天處死。武則天是一個改革者，她發(fā)展了科舉制，但在打擊世家大族時，又有殘酷的一面。“皇考諱鎮(zhèn)，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绷谠母赣H名柳鎮(zhèn)，因為要奉養(yǎng)母親而辭官不做，要到江南去當縣官。這個家族雖然是世家，卻不只是重視權力，而是有自己的信念和道德。“其后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绷?zhèn)后來遷任御史，因為不愿意諂媚權貴而被去職。權貴往往也是出身世家的，跟在皇帝身邊，你得罪了他，可能就沒有官做了。韓愈在這里透露出了當時知識分子的艱難處境，比如柳鎮(zhèn)要到“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疤枮閯傊薄?，“剛直”是知識分子身上很重要的東西：你不為權貴的壓力所屈服，才叫作“剛”；你還敢真正講話，才叫作“直”。這里特別贊揚了柳宗元的父親，也帶出柳宗元被柳鎮(zhèn)影響的部分?！八c游皆當世名人”，這句話也很重要。清者清流，濁者濁流，什么樣的人身旁通常是什么樣的人，而柳鎮(zhèn)交往的大概就是在韓愈眼中稱得起“剛直”二字的一群知識分子。

接著才開始介紹柳宗元：“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边@里透露了柳宗元并沒有依靠家世出來做官，而是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可以完成自己，并考取了進士——這點對韓愈來說太重要了。唐朝有官位世襲制度，使得進士出身變成一個很大的自負——我是讀書出來的，我是經過考試的，與那些世襲的世家子弟不同。

韓愈在這里點出了很關鍵的東西：他輕視所謂世族集團里靠祖父、父親獲得某種身份，不必努力，也不必特別競爭的人，對這樣的情形有很嚴厲的批判，所以他贊美柳宗元這樣“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的人?！氨娭^柳氏有子矣”，很多人都說柳家有很好的后代——韓愈前面贊美了柳宗元的七世祖，又贊美了宰相，又贊美了他的父親，好像在贊美家世，好像是一種非常形式化的寫法，但在這里筆鋒一轉：如果你是靠祖父、父親做官，那就不值得一提了；可是你是自己考試出來的，自立自強，不靠家庭的蔭封，是世家子弟中的人才。

“其后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芰罚h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fā)，率常屈其座人?！表n愈用非常精簡的文字來描述柳宗元的廉潔、聰慧、博學，以及他敢于直言的個性。柳宗元因為這些個人特質而名聲大振，當時的人都很愿意和他做朋友，而“諸公要人”則很希望他能做自己的門生，紛紛稱贊他。

下面繼續(xù)介紹柳宗元的生平：“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jiān)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弊⒁膺@里轉了。柳宗元的仕途一直還算順利，可是一經碰到集團之間的問題，就得罪了人，發(fā)生了利益沖突，并因此被貶官，外放為刺史?！拔粗?，又例貶永州司馬?！贝淌愤€未到任，又被貶到更遠的地方做更小的官?！熬娱e，益自刻苦”，作為一個世家子弟，柳宗元雖然落難，但沒有因此改變自己的志節(jié)，這里很隱諱地表明知識分子能夠這樣是非常不容易的?！皠沼浻[，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知識分子在不可為的時候，用心讀書，繼續(xù)做學問，往來于山水間，因此柳宗元寫出了非常清靈的關于柳州的小品，以及反映當地民生的作品。

我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很不喜歡韓愈，但喜歡柳宗元，因為前者總要“文以載道”，給人很大的社會使命感的壓力，而后者則非?？侦`。柳宗元寫自己沿著河流一路走，然后爬到小山上，看到樹，又看到河流的流蹤，不講其他的。那時我自己有一種標榜，覺得知識分子就應該去追求這種空靈、寧靜的世界，卻不知道柳宗元正處在被外放的悲劇當中。他在獨善其身的處境里去完成自己，心里其實非常壓抑，這種壓抑甚至可能不下于韓愈。他寫這樣空靈的山水，以及傾向于佛教，都是為了平衡自己巨大的悲憤。在我個人看來，韓愈很像魯迅，就是說魯迅其實繼承了韓愈的精神；而沈從文很像柳宗元，他的作品非?？侦`。你常常覺得沈從文筆下的人走在山水當中，好像無所事事，可是繼續(xù)讀下去，就會看到他用最清淡的筆法寫出了清末民初那一段時間最敗壞的政治，寫出了一個時代里最荒謬、最痛苦的東西。柳宗元和沈從文都把個人的悲憤化在了山水當中，不易察覺；但我們在讀《柳子厚墓志銘》的時候，就能看到柳宗元的作品和他政治上的遭遇有直接關系。

看到他“自肆于山水間”，你幾乎會以為他變成了一個隱士，可是“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柳宗元在政治斗爭里起起落落，后來又被貶到柳州，他其實是對政治斗爭體悟很深的人?！凹戎?，嘆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在這句話之后發(fā)生了非常動人的轉折，柳宗元接下來做的事情才是真正的政治。我們常常以為政治是那些烏七八糟的事，可是柳宗元在柳州“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都是正面的作為。之前的柳州是什么樣呢？“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碑數厝私桢X的時候，習慣以子女作為抵押，到期無法還錢，等到利息和本錢相等的時候，孩子就被債主收為奴婢。這其實相當于賣身的契約?？吹竭@種情況，柳宗元就開始替這些人想辦法。

你會覺得這是了不起的知識分子。為什么一定要在中央做事？柳宗元到了柳州以后，為當地人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們看到，“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柳宗元用各種方法，幫助欠債者可以為子女贖身；有些窮得不得了，實在沒有贖回能力的，就讓債主記下子女作為傭工相應的報酬，待報酬與欠債兩相抵消時，就將子女歸還其家?！坝^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庇^察使在其他州也推行了這個辦法，一年之后，得以贖身回家的大概有一千人。韓愈在柳宗元的墓志銘里為他記錄了這件偉大的事情，展現(xiàn)出一個知識分子在下放之時對社會最基礎的影響。相比自己在政治上受到的誣陷，柳宗元看到了社會中還有更悲哀、更不幸的一群人。

柳宗元后來在柳州刺史任上去世，所以后人也稱他為“柳柳州”。柳州刺史不是他做過最大的官，卻是他官場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個時期。在這里，他重訂諭令，合法合理地幫助那些因無錢還賬而淪為奴婢的人擺脫了奴婢身份，成為自由人。這個部分韓愈講得非常精彩，真正肯定了柳宗元在對政治極度失望之后，在被下放的沮喪當中所做的實事。中國有很多知識分子，在相似的心境之下，在偏遠的地區(qū)，產生了很大的力量，把自己的理想真正實踐出來。

接下來這段非常感人。柳宗元被召回京師，復被貶往柳州之時，好友劉禹錫同時被貶往比柳州更偏遠、更蠻荒的播州。這時，柳宗元是怎么做的呢？“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堄诔?，將拜疏，愿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绷谠蚧实劭拊V，劉禹錫高堂尚在，沒有理由讓他的母親跟著他一起被下放，因此請求用自己要去的柳州和劉禹錫的播州調換，即便因此獲罪也死而無憾。這就是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是有情義和擔當的。后來有人把劉禹錫的事告訴了皇帝，使他得以“改刺連州”，免除了和母親一起被下放播州的命運。

唐代政治集團的斗爭牽涉眾多，非常殘酷，我們通過《柳子厚墓志銘》所了解到的不過是其中一二而已，當然這個時候也考驗出一個知識分子的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們也不知道自己在柳宗元的處境里，能不能那么勇敢——“講話少講一點兒吧，走路走得后面一點兒，也許就能避過災禍了”，不少人往往會這么想。如果人變得越來越容易妥協(xié)、越來越懦弱、越來越沒有主張，那大概是整個文化的巨大悲劇。我在閱讀韓愈、柳宗元的文章時，這種感慨特別深。他們并不對文學進行很多形式上的美化，而是會直接透露出文化上真正嚴重的問題。

韓愈感慨道：“嗚呼！士窮乃見節(jié)義。”要在這種最艱困的時候，才能看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讀書人的節(jié)操和道義；平常只拿來寫文章是沒有用的，真正有事件發(fā)生時才能知道一個人的人性、品德?！敖穹蚱骄永锵锵嗄綈?，酒食游戲相征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沒事發(fā)生的時候，大家一起喝酒游戲，彼此講講笑話，握著手說我支持你、你支持我，說永遠不相背棄，就像真的一樣——你會發(fā)現(xiàn)，這種好文章永遠是“現(xiàn)代文”。“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發(fā)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但真有事情發(fā)生呢？因為一點兒利益，彼此就會反目成仇，甚至陷害對方，自己還頗以為得計。這樣的人如果知道柳宗元做過的事，大概會有一點兒慚愧吧。我想這是很重的話，也說明當時有些知識分子的人品已經敗壞到一定程度。韓愈所關心的事情，從權力結構逐漸轉到了氣節(jié)、節(jié)義，轉到了自己所相信的“原道”。有人認為他很多時候是在談論政治，可是我們也可以說他關心的是人在政治里不受傷害的道德本性；如果道德本性都被傷害了，任何政治都救不回來。你會發(fā)現(xiàn)這樣一篇一千多年前的文章，用在任何時代都那么切題，當然也說明一些最骯臟的東西并沒有得到改善，人在道德性上的堅持很容易動搖。這也讓一個時代的人民無所適從，因為他不知道要相信誰，也不知道誰是可以講出真話的。我們可以體會到韓愈在為柳宗元寫墓志銘時的感慨之深：難得還有一個柳宗元這樣的人，可以顧忌到別人家有老母，做出有節(jié)義的舉動。

《送孟東野序》：不平則鳴

我們繼續(xù)來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于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也，尤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于《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于《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逼涓バ乓雍酰∑淠┮?，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jié)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丑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這篇序常常被引用。它比較抽象，不像《柳子厚墓志銘》有具體的事件，給人一種很沉重的壓力。孟東野即孟郊，四十多歲才中了進士，在官場上一直不太得志，但也沒有遭受過嚴重的政治迫害。韓愈借他來寫另外一種對文人的理想。《送孟東野序》和《送李愿歸盤谷序》中的形象后來都成為很重要的文人典范。

開篇便是一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接下來從自然界談到人，舉出種種例子。通常來講，萬事萬物在不平靜的時候就會發(fā)出聲音：草木本身是沒有聲音的，可是風過時就會發(fā)出聲音；水是沒有聲音的，可是風蕩過水面，便會發(fā)出聲音；你擊打金石，它也會發(fā)出聲音。同樣，人的歌聲中有思緒，哭聲中有感懷，凡是出自口中而成為聲音的，大體都是因為不平。魯迅有一本小說集《吶喊》——我前面已經比較過韓愈和魯迅，他們大概都感受到了文學是一個時代當中被壓抑部分的反彈。韓愈好像一個科學家在討論某種東西會怎樣發(fā)出聲音，但是他真正關心的是人為什么會發(fā)出聲音。文學是人的聲音，他認為真正好的文學是在時代中被壓抑而叫喊出來的聲音。我們今天還常常說“物不平則鳴”，而人出于正義，也會用各種方法吶喊出來。

韓愈接下來講到音樂，說音樂是人“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你心中有壓抑，有郁悶，就要借助善于發(fā)聲的器物發(fā)出聲音。他所列舉的“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在中國古代被稱為“八音”，實際上是用制作的材質來指代樂器，比如竹子可以制成笛子，牛皮可以做成鼓面等等。韓愈認為八音只是人假借來發(fā)聲的，所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真正要鳴的是一個人內在的東西。然后他又觀察大自然中的各種現(xiàn)象——春天鳥的叫聲、夏天雷的聲音、秋天蟲的鳴叫、冬天風的聲音，四季更替變化，也必然有其不能平靜的原因吧？

韓愈從音樂講到大自然，最后引到人的發(fā)聲：“其于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边@篇文章其實也是在闡述韓愈的文學理論。他從遠古談起：唐、虞之時，咎陶、禹是最善于表達的人，所以就借由他們來表達；夔不能以文辭來表達自己，就借由《韶樂》來表達；夏、商、周三代，分別有太康昆弟五人、伊尹和周公來表達；周代衰落以后，孔子的聲音影響極大；孔子之后，莊周、孟軻、荀卿、墨翟等人紛紛各申主張；秦朝有李斯在表達；到了漢朝，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是最善于表達的。魏晉以后，“鳴者不及于古”，從這里可以看出韓愈對魏晉以后的文風是有批判的。但當時的表達者雖然比不上前人，卻也并未斷絕。

很明顯，韓愈認為文風的正統(tǒng)是不平則鳴的力量，可是魏晉以后就沒有這個力量了。文風變成修飾，變成堆砌，變成對于形式美的追求，而忽略了不平則鳴，忽略了對壓抑的釋放。韓愈很明顯有一種自負，他覺得自己要承接這個傳統(tǒng)，而他也確實是文風自魏晉衰落之后重新振興的關鍵人物之一。這也是為什么韓愈去世后二百多年，蘇東坡會贊其“文起八代之衰”，肯定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韓愈對此似乎也有所自知，《送孟東野序》其實也是在給自己定位。孟郊本人的創(chuàng)作也深受韓愈影響。韓愈既是“古文運動”的領袖，也是“韓孟詩派”的核心人物，“韓孟”中的“孟”就是孟郊。

前面說到他批評魏晉文風，說“鳴者不及于古”，好在“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jié)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雜亂而無章。將天丑其德莫之顧邪？”他認為魏晉以來的文風是松弛的、頹廢的，是不夠誠實也不夠勇敢的，而誠實和勇敢卻是韓愈所認為的文學藝術的重中之重——誠實就是像《祭十二郎文》那樣去直接表述事件，勇敢就是在面對壓力的時候不畏不縮、正面迎擊。而魏晉把這樣的文風誤導到了對比較輕浮的表層美的追求，有很多辭藻的夸張、情感的夸張，失去了正統(tǒng)的力量。

最后韓愈講到了唐朝?！疤浦刑煜?，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彼J為唐代文風已經與魏晉不同，開始有了兩漢古文復興的跡象，回到了文學正統(tǒng)當中。除了孟郊之外，與他交往的李翱、張籍也是其中的健將。這三人都長于表達，但他們的命運卻要交給上天了。在高位并不值得歡喜，在低位也沒什么好憂愁的。孟郊要到江南上任，所以韓愈寫了這番關于“天命”的話來開解他。

《鈷潭記》：清淡山水后的激情

關于柳宗元和韓愈的不同，我想大家可以先讀一下《鈷潭記》。

鈷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蕩擊益暴，嚙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余，有樹環(huán)焉，有泉懸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span>

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于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于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我讀大學的時候很喜歡這篇文章，一直在讀它，也嘗試用這樣的方法去寫散文（比如去蘭陽平原的太平山的時候）。柳宗元的散文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可以一清如水到幾乎不介入主觀。他看到水，就觀察水怎么往南流，到什么時候碰到了石頭，就必須要往東走，呈現(xiàn)的完全是自然原本的面貌。就好像一個人在現(xiàn)實當中受到很大的挫折以后，突然去觀察天道，覺得這些東西應該受到尊重。柳宗元身上有一種冷靜和清淡，在心情受傷時也沒有講自己的哀傷或者悲怨，而是去看水，看到自己生命的多種狀態(tài)。這是我當初很喜歡柳宗元的原因。也許你不知道石頭本來在那個地方，但水是柔軟的，水碰到石頭以后會轉，那水和石頭又是什么關系？他通過觀察自然，看到了人世間很多結構和規(guī)則，也看到了自己心情的狀況。你可能覺得自己是水，希望向哪里流，卻忽略了水在流動的過程當中還有一些與它相互關聯(lián)的存在。這些要怎樣去觀察？他采用了客觀視角。柳宗元會讓我想到沈從文，兩個人都是在一個規(guī)則有點兒荒謬的亂世當中，回到自然，但不是以文人坐在樹下靜聽松風的方式，而是去真正地觀察，觀察物理的現(xiàn)象，進而將自己的心情與人世萬物結合在一起，把它擴大。

第一段全是對山水的描述，講水流如何湍急，怎樣構成旋渦，再緩緩流去，從上游到下游細細觀察，沒有一個字涉及人世。作者想把來自政治的壓力釋放在其中，可接下來所見民生的艱辛卻提醒他現(xiàn)實無可逃避。

山上住著一戶人家，因為柳宗元多次前去游玩，有一天早上就敲門對他說：“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惫僮馐钦淖舛?，私券是向地方豪門世家借的私債，這些欠賬日積月累，這戶人家已無力負擔，因此想去山上開荒，把鈷潭上的田地賣給柳宗元，以緩解債務。柳宗元永遠會在平靜的山水之后突然讓人看到非常痛心的東西，而這其實也是后來文人畫容易被大家忘掉的內容——中國畫的山水主題最早其實是在講知識分子在現(xiàn)世受傷（如被下放）以后，轉到山水中去觀察生命的狀態(tài)。我們會覺得對山水的描繪也是對現(xiàn)實的逃避，可是柳宗元的文章卻提醒我們，無論逃到哪里，都逃不開“官租、私券”的壓力。第一段中還是好美的山水，可是第二段就嚇人一大跳——原來背后有這么慘痛的生活。住在山林當中的老百姓，似乎已經是天高皇帝遠，可以好好過日子，但官租、私券一來，他還是沒有辦法，必須要“更居”。這也是對柳宗元逃避政治心理的點醒。

其實這里有很多矛盾。柳宗元買下了這個地方，修整一番，中秋節(jié)還可以在那里看月亮。但是第三段中的山水已經和第一段里的不一樣，因為中間經過了一個復雜的人世。鈷潭所在的永州是大唐帝國的邊遠地區(qū)，作者“樂居夷而忘故土”；可是這里面其實非常諷刺，因為我們剛剛講過，曾經“樂居夷”的人已經因為受不了“官租、私券”而搬走了。柳宗元在講山水的時候，講到了我們通?？床坏降牟糠帧Ｎ易x大學的時候雖然喜歡他的文字，但只是喜歡那種清淡，那種干凈到好像沒有任何熱情的感覺，并不了解背后的種種?？墒呛髞砦野l(fā)現(xiàn)不對，柳宗元比韓愈還要有激情，再激情就會活不下去，所以他開始修煉自己。大家可以再看看柳宗元其他小品，其實暗藏著激動，但他能夠盡量平靜地進行描述。

我們對韓愈、柳宗元所帶動的“古文運動”，大概做了一個背景上的介紹。希望大家在了解整個文學史的過程中，對于影響巨大的“古文運動”，能夠不僅僅是從文學上去看待，而是可以了解當時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定位，以及它和唐代整個社會結構的一些關系。

《捕蛇者說》：民間的聲音

對于這些作家，當我們把他放回對應的時代中去的時候，可能會有比較全面的理解。我們從《柳子厚墓志銘》中，已經看到柳宗元身上錯綜復雜的社會結構的線：首先他是世家子弟，前面好幾代都是做大官的；同時他經過自己的苦讀，通過科舉考試，成為一時非常優(yōu)秀的精英知識分子；后來，又因為自己的剛直，被貶到最荒遠、最偏僻的地方。家世背景、仕途起伏，以及其他種種人生際遇，都影響著柳宗元對事情的看法與立場。

他在永州時所接觸到的世界，可能是他在京城為官時，或者說在文人世界里完全接觸不到的。當大家讀到《捕蛇者說》這篇文章的時候，會非常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御之者。然得而臘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瘺、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y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毖灾踩羯跗菡?。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如何？”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向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xiāng)，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xiāng)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即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xiāng)，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xiāng)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xiāng)鄰之死則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

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如果不是到了永州這么偏僻的山野之間，他大概沒有機會去認識這種依靠捕蛇為生的民間人物。我自己很看重這類文字，因為我覺得其中包含著知識分子一種非常重要的自覺運動。這些知識分子被下放了，可能會覺得自己命運不濟，自怨自艾，但也因此見識了比他生活得更不幸的普通百姓。這種自覺和“古文運動”是有所聯(lián)系的。韓愈、柳宗元反對堆砌辭藻、無病呻吟的文學，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真正的“病痛”。我們在《捕蛇者說》中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柳宗元的意圖和思想，同時這篇文章也體現(xiàn)出他身上的矛盾性和復雜性。

文章開頭的寫法有點兒像傳奇。永州產一種黑底白條紋的毒蛇，觸碰草木之后，草木就會死掉；咬了人，人也毫無辦法。但就是這種對人有這么大傷害的毒蛇，卻可以制藥，用于治療中風、手足屈曲不展，或者是身上的爛瘡等，因此就變成了“太醫(yī)以王命聚之”的藥材。人們可以用這種蛇來免除賦稅，因此大家爭先恐后地去捕蛇。

柳宗元在當地認識了一個姓蔣的捕蛇人，蔣家已經連續(xù)三代專享捕蛇帶來的“好處”了。這個人的祖父死于捕蛇，父親死于捕蛇，而他自己已經捕蛇十二年，也有好幾次險些喪命。說起這些的時候，這個人的表情非常難過，大概他自己將來也難以幸免。作為一個地方的父母官，柳宗元出于對捕蛇人的關心，表示“將告于蒞事者”，想用官員的身份去疏通一下關節(jié)，使他恢復原來的賦稅和勞役，不要再從事這危險的營生。但這恰恰體現(xiàn)出柳宗元作為一個世家出身的官僚，當時并不了解民間的疾苦，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建議。捕蛇人原來只是難過，現(xiàn)在卻大哭出來了，他告訴柳宗元：“如果你這樣做，就是斷送了我們的生路。如果說捕蛇已經是不幸的事情，那恢復我要繳納的賦稅則是更大的不幸?！彼又忉尩?，在這六十年當中，鄉(xiāng)鄰們因為賦稅而難以維持生計，幾乎破產后只得遷徙、逃亡，不少人就在惡劣的環(huán)境中死去。他祖父那一代的人，十戶大概只剩下不到一戶；他父親那一代的人，十戶只剩下不到兩三戶；和他一起居住了十二年的，十戶只剩下不到四五戶了，都是非死即逃。捕蛇這項工作雖然很危險，但就是因為賦稅對百姓的侵擾和傷害如此之深，捕蛇人才寧愿繼續(xù)捕蛇，并說“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因為他還有一口飯吃，不用面對賦稅的壓力，還可以活下來。

當柳宗元有機會了解到老百姓這樣的狀況以后，他會對自己的思想、文學做比較徹底的反省。作為科舉出身或者世家出身的官僚，究竟應該代表皇室權威去壓迫百姓，還是代表百姓去讓皇帝知道民間痛苦，這種對于自身角色的選擇，我想是影響“古文運動”的一個關鍵。

柳宗元在被下放的過程中，體察到真正的民間疾苦，所以在文章結尾的地方他才會“聞而愈悲”。他身為知識分子的自覺已經不能夠開解他內心的矛盾了。他發(fā)現(xiàn)自己更大的痛苦，是作為一個官吏在面對國家賦稅制度帶給百姓的巨大壓迫時的無能為力；他真正明白了孔子所說的“苛政猛于虎”。當我們讀完《捕蛇者說》時，會感到“古文運動”所帶來的不僅是文學形式上的改變，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在試圖用文學去觸碰最本質的生命問題。用今天的話來說，《捕蛇者說》應該屬于“報告文學”，它真正講述了一個在上位者所不知道的民間事件。

另外，大家可能也發(fā)現(xiàn)了，《捕蛇者說》和我們傳統(tǒng)散文的結構很不一樣，它完整地交代了一個事件，有些像短篇小說。這或許是“古文運動”更大的影響，即促進了小說的創(chuàng)作。比如，傳統(tǒng)的散文比較注重論述、說理，而《捕蛇者說》中有很多對人的描述，捕蛇者的形貌隨之鮮活起來。正因為柳宗元深入觀察了民間，他的文學才活潑起來。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個意外，但是這個意外對整個社會結構的改換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看到的絕大部分唐宋古文中的好文章，正是作者被貶官下放期間所寫的。創(chuàng)作這些作品需要非常鮮活的民間資料，如果他們一直在京城做官，即便對時政有所不滿，大概也就是發(fā)發(fā)牢騷，而無力做出改變。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覺得貶官制度其實造就了一代精英知識分子，催生了優(yōu)秀的文學創(chuàng)作。正是因為下到地方、深入民間，柳宗元才結識了捕蛇者蔣氏，而這樣的人也開始成為他筆下的主角。這在我們的文學當中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我們也會在后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看到它的影響。

真正的文學其實很難產生于上層知識分子當中，這不在于他們文筆的好壞，而是因為他們的生活經驗不足。比如你可能常?？吹浇涍^文學訓練的文字，但如果只懂得經營辭藻或者形式，而沒有來自生活實際的第一手內容的話，其實沒有用。黃春明年輕的時候，從蘭陽平原的師范學院，到屏東師院，一直被退學，最后是“教育部長”朱匯森出面做保，他才能夠畢業(yè)。但是他一直在廣泛地接觸民間生活，接觸社會底層。如果沒有對蘭陽平原妓院生活和漁民生活的了解，只是乖乖地待在學校，他就寫不出《看海的日子》那樣好的小說，因為連世上還有這樣的人都不知道。

無論是唐代的柳宗元，還是今天的黃春明這一類作家，他們都有很豐富的生活經驗，這使得他們的作品不空洞，里面有真正的人?！犊春５娜兆印返闹魅斯酌肥且粋€妓女，如果你對以這樣的職業(yè)維生的人根本不了解，你要怎樣去描述她呢？我們讀到白梅生平的時候，會突然被感動，而我們很少會被一個妓女的生命感動。她在蘭陽平原用身體換得金錢、養(yǎng)活全家的情形，真正被作家所觀察并描述。她的形象很真實，這種真實讓人覺得空泛的“妓女”概念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我每次讀《捕蛇者說》，都覺得捕蛇者的形象呼之欲出。大概只有文學真正在民間的時候，才有鮮活的力量；而當它脫離了民間，往往就會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