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自序：我的精神地形圖

一

我上小學時，我哥常說，他又在荒灘上瞭見了野兔，有幾回，他說我家那條聞名于村中的“小狼”還使勁攆過兔子，可惜沒攆著。我哥比我大七歲，他說的話那時我都信，他不僅在好多事情上護著我，還不時帶我爬上我家房頂，去辨認遠方，告訴我狼山、大青山和黃河的位置，他曾經(jīng)朝著狼山、大青山和黃河的方向唱歌、撒尿，并教會了我打響指和吹口哨。

我自己從未在河套平原的荒灘里見過野兔，我哥口中的那些野兔，在我心底慢慢變成一種如村頭煙靄般縹緲但迷人的存在，我想象它們自由出入于洞穴和野地，雖弱小、羞怯，需要覓食、交歡和嬉戲，卻善于躲避追捕，與原野、山河、地平線和萬物為伴。因此現(xiàn)在，我很樂意將自己比作這樣一只兔子，常常挖洞，常常進發(fā)，還熱愛思想，而寫作之于我，也便像一處可以不斷前行的窩點，我經(jīng)由寫作思想，經(jīng)由思想生活。

2010年夏天，我開始斷斷續(xù)續(xù)地在紙上書寫《事關(guān)未來正義的正義》一文，直至2011年秋將它完成，在我個人思想史上，這是一只兔子首次竄上他精神的大青山，里面動用了從弗洛伊德而來的“死亡本能”理論假說，將“忘我”指認為人類最根本、最深沉的欲望，并由此提出我自己的“正義論”。就是從那時起，我的精神世界開始總體顯形，我思想的原野、山巒、沼澤、村落、湖泊、溪流，等等，一一開始趨向澄明——當然很有可能，這只是我一時的自以為是，誰知道呢。不過迄今為止，唯有懷抱了《事關(guān)未來正義的正義》一文中的諸多簡陋討論，我才覺得自己真正勘探到了人類最幽深的欲望，理會到了與之相生相伴的種種絕望與希望，并由此辨清無數(shù)人間村落的位置，辨清自己和眾人的四面八方，包括重新望見我哥和我曾經(jīng)站立過的那個故鄉(xiāng)的屋頂。

如今，我仍在挖洞，仍在進發(fā)。

二

《玩笑的深度及其限度》在我的精神地形圖上，歸于“野”部，這是我的碩士學位論文，于2001年春天落果，只是形式上很不守規(guī)矩，壓根不像一篇所謂的學術(shù)文章，而更像一個文藝隨筆，當中攜帶了豁免一切的光明與黑暗，以及無法進行倫理決斷時的廣袤與荒蕪，可謂既歡樂，又恐怖；既充實，又虛無；既放浪，又悲傷……當時我之所及，大概同劉震云的《故鄉(xiāng)面和花朵》差不多罷，比如里面對“自瀆”一詞的極度重視。

其實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假說就已經(jīng)開進我的思想領(lǐng)地，然而多半歸隱為一種感性的相遇。1999年，在浙大“西方詩學”課的課間，我曾跟孫周興教授談起過所謂“忘我”的問題，那時的孫老師還留著茂密卷曲的長發(fā)，滿腮的黑胡須，記得當時，他用他“不可說之神秘”笑容望向我，并未說什么，而我自己也無有更加清晰、堅硬的語詞可以撞破沉默。

2007年，在蔡翔教授召集的一次師門讀書會上，不知談及什么，我說“人活著就是為了找‘死’”，蔡老師當時聽了，手執(zhí)煙卷，默然不語，項靜接過話頭說，“師兄現(xiàn)在討論問題，一開口不是死亡，就是瘋狂”，而我亦只是隨口說說，并不能在現(xiàn)場將相應的思想與表達帶到更遠更深的境地。

確切地說，在2011年之前，我的思想主要盤桓于類似張灝先生所說的“幽暗意識”之際，卻又不能滿足于那條將其主根扎在無限防御與制衡中的民主道路。一方面，仰仗著“死亡本能”理論的啟迪，我越來越逼近那些或宏大或幽微、或抽象或具體的人世間的“非”，另一方面，我始終求索不到自己可以真正去信仰的人世間的“是”。

《我們離苦難很近，離善良很遠》（2007年）一文，即是此行途中的一枚印跡，該篇末尾寫道：“唯有當我們開始正視自己的非道德時，道德才可能不再作為一個偽命題呈現(xiàn)出來，也只有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對自己非道德的深刻不滿，并且意識到自己對他者和對道德的某種刻骨銘心的需要時，道德才有可能真正出場?！笨墒侨司烤挂蚝螘Φ赖庐a(chǎn)生“某種刻骨銘心的需要”，我實際并無什么思想底牌可打。

彼時之我，長時間逡巡在某種思想的曠野中。

三

上海吳淞炮臺灣濕地公園有個“振衣亭”，亭柱之上，掛著“自此長江去矣，從今滄海來焉”的楹聯(lián)，乃林曦明先生所書，與我2011年之后的精神景況頗有幾分相契。只不過在我的“想象”中，海洋并非大陸的懷抱，而是反過來，也因此，我始終覺得在無邊的陸地之上，湖是小海，海是大湖。

《羅陀斯的天光與少年》（2016年）和《“我們”向何處去》（2017年）是我兩片思想的“湖”。經(jīng)由前者，我將那個為世人共有的“欲望中的欲望”公開命名為“銷魂”，也就正式將人定義為“銷魂者”。經(jīng)由后者，我探聽著屬于人類未來的新的共同體之聲，并吁請現(xiàn)在和未來的行動者一同去締造一種更具獨創(chuàng)性的“人·人體系”和“人·物體系”，進而去擁抱種種“更具獨創(chuàng)性的好的生活方式”（尤卡·格羅瑙語）。如果說，《事關(guān)未來正義的正義》是在召喚我尋訪思想的“高”的話，那么《羅陀斯的天光與少年》和《“我們”向何處去》就是在召喚我探索思想的“深”，當然，它們只是向度，而非終點。

《審美的暴政》（2014年）和《豬尾焦慮與屠蘇之死》（2017年）可以標示出我思想的“沼澤地”，這兩篇文字是我觸碰某些緊要議題的小小實驗，此類行動才剛剛開始，其間一片泥濘。我想，那些為我所敬重的行動者們會和我一樣，將直面以下兩個巨大的難題：

其一，人與情欲相關(guān)的審美沖動以及審美資源爭奪問題；

其二，社會勞動分工以及隨之而生的各種苦難分配問題。

《常人世界及其活口》（2012年）和《文本世界的青年往何處去》（2017年）屬于我思想的“村”部，是我對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個體的凝神端詳與側(cè)耳傾聽，我通過寫作端詳他們的生與死，沉淪與復活，傾聽他們自己給自己“哭喪”，自己給自己“叫魂”。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文本世界的“他們”就是我，我和“他們”當中的某幾個一樣，渴望獲得救贖和新生?？墒菍τ谝粋€“銷魂者”而言，真正能帶來拯救的“奇跡”又將升騰于何處呢？

在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人翹首企盼由外部世界而來的“奇跡”及其拯救，然后又因這“奇跡”的闕如而絕望，再由絕望而潰散，從此被動或主動地跟現(xiàn)實交歡，王朔《給我頂住》中的“關(guān)山平”們?nèi)绱耍鹩畛巍斗被ā分械摹鞍殹薄皽眰円嗍侨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宗教大法官”說得一點沒錯，“人尋找的與其說是上帝，還不如說是奇跡”，與之相反，救世主乃寄望于“自由的信仰”，而非“奇跡的信仰”。因此，當我跟學生聊起圣?？诵跖謇锏摹缎⊥踝印窌r，我會提醒他們——同時也是提醒自己，千萬不要把“小王子”真的視作一個從世外降臨人間的“奇跡”，而應該將他視作飛行員自己心中升騰起來且被輕輕握住的某種信仰，是一個人在其“銷魂”的高度和深度輕輕握住的信仰。

在我的精神地形圖上，每一位這樣的“銷魂者”都將流淌為一條美好的溪流，而如若有億萬條溪流既可“相造于道”，又可“相忘于天下”，那便成了我個人的烏托邦世界。在這烏托邦世界，億萬條溪流相交而不爭，相離而不孤，各美其美，各妙其妙，該有多好！如今檢視己作，從《新生證實，有情有功》（2016年）和《文本、理論、世界和自我的重逢》（2016年）中，似乎可見出一絲那烏托邦的影子。

呂永林

2017年底于滬上宋公園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