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中央秘書

與我同船由江西去上海的，有江西團省委的饒漱石，他是被調(diào)到團中央去擔任秘書長的。我在江西省委工作時，因工作上的聯(lián)系，經(jīng)常與他見面，但只談工作。

我到上海后，被分配在黨中央書記處工作。中央政治局開會時，我是作記錄的秘書，同時還兼任黨中央的機要交通員。這段時間里，黨中央的實際負責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周恩來同志。陳潭秋調(diào)到中央組織部當機要秘書，成為周恩來的重要助手。我之所以被調(diào)到中央書記處工作，就是陳潭秋同志向黨中央推薦的。我在江西跟陳潭秋同志一起工作時，看到他經(jīng)常在賬簿上畫個圈圈或其他符號，我問他是什么意思，他說這是模仿古人結繩記事的方法，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速記符號，利用賬簿上每天的日期，把那一天里的重要事情用圈、叉、十字等符號記下，便于以后追憶。我到中央書記處當秘書后，就學習他的這種速記方法作會議記錄，會后再整理成文字稿，送主持會議的負責同志審定。

慕蘭在上海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書記處工作時的領導—周恩來 圖片說明：1924年11月，周恩來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留影。

我當秘書雖然只是個一般的工作干部，也只有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卻使我大大開闊了眼界，學習了許多在白區(qū)斗爭的經(jīng)驗。特別是中央的領導同志得悉希儼犧牲的消息后，對我都非常同情和關懷。見我尚有些許才華，更有革命的志氣，就更加注意對我的培養(yǎng)和教育。從他們討論問題、研究工作的言傳身教中，使我深受教益，覺得這幾個月的工作實踐，比進黨校學習的收獲還要大。以后我能獨當一面地在白區(qū)從事地下工作，也是同這幾個月里受到的教育分不開的。

我還兼任中央的機要交通員，經(jīng)常與各省來上海找中央聯(lián)系的地下交通員接頭。那時負責黨的地下交通工作的是吳德峰（中央交通局局長）和龔飲冰同志。在大城市里做黨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多以女性為主，因為她們便于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化裝成各種身份的婦女，適應各種各樣的變化，不大容易引起敵人的注意。而到山區(qū)農(nóng)村根據(jù)地去的地下交通員，則以男同志為主，久在城市生活的女同志化裝成農(nóng)婦總不大像。

我在中央機關工作時，又碰到了在武漢時就已認識的賀昌同志。賀昌是山西離石人，共青團五屆中央委員、湖北省委書記，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六大上和關向應同志同時當選為中央委員。他長身玉立，才華橫溢，很受大家的欽佩。他也知道我曾在武漢工作過。這次見面后，他首先提到希儼的犧牲是黨的重大損失，并勸慰我不要過于悲傷，務須節(jié)哀……那時，他雖是中央委員，但并不在黨中央機關工作，而是經(jīng)常受中央的委派，去湖南、湖北等省視察各地工作，來上海出席中央召開的會議時，就住在旅館里。我記得他住的是孟淵旅社（后來改名為申江飯店），因為那家旅社里的工友是我們地下黨的同志，住在那里比較安全。我是中央的機要交通員，對各省來找中央的都有接觸。賀昌同志來上海時，我也常送文件到他所住的旅社里去，彼此就逐漸熟悉起來。

我產(chǎn)后多病，得悉希儼犧牲后又過于哀傷，人也愈益憔悴消瘦。與賀幾次見面加深了解之后，他就找我個別談話，對我進行革命人生觀的教育。他說：“你不應該總是這么悲傷，這么憔悴。雖然你工作是積極努力的，但不應當總是帶著這樣一種悲傷的情緒。我們宣誓入黨，愿為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犧牲，革命斗爭是長期的、艱巨的，不可能一帆風順。要牢記列寧同志的教導：我們無產(chǎn)階級戰(zhàn)勝敵人的武器，就是組織、組織、再組織，學習、學習、再學習，戰(zhàn)斗、戰(zhàn)斗、再戰(zhàn)斗！我們不應遇挫折而消沉，而要迎著困難上，堅信革命必將勝利，堅定地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只有這樣，才能對革命工作、對自己的身心都有好處。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婦女，更要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決不能有什么‘從一而終’和樹立貞節(jié)牌坊的舊禮教觀念，當然也要反對無組織、無紀律、生活放蕩的浪漫作風?！彼€介紹蘇聯(lián)婦女奮發(fā)自強的情況，來鼓勵我擺脫消沉情緒，及早振作起來。

這樣的談話，既親切，又關懷，更顯示了他的高尚品格，使我受到感染和鼓舞，不但精神日益開朗，臉上開始有了笑容，彼此間的感情也愈益加深了。終于，有一天，他直率地問我：“慕蘭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儼同志一樣，和你結為革命伴侶呢？”我點了點頭說：“這事容我向組織上匯報請示后再來決定如何？”他說：“是應該如此慎重對待，我等待著你的答復。”

此事我反復考慮之后，向周恩來同志匯報了。恩來說：“很好，賀昌同志是值得你愛的，我同意你們結合?！本瓦@樣，我們經(jīng)組織上的批準，也沒舉行什么結婚儀式，就在旅館里共同生活了。

賀昌和關向應都是參加建團工作的，在安源工作時，跟李立三、劉少奇、陳潭秋等都很熟悉，他特別敬佩周恩來同志。因為那時雖然向忠發(fā)名義上是黨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論實際的德與才，他是不勝任的。那時，黨中央是實行集體領導的，而主持實際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就是周恩來同志，他不但有很豐富的實際工作經(jīng)驗，而且在黨內(nèi)有很高的威信。在黨中央工作的李富春、鄧小平是在旅法勤工儉學時參加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回國后，先后參加了中央的工作，賀昌跟他們也都有過工作關系。這些領導同志跟我們兩人都相識，都很贊同我倆的結合，所以我倆結婚后，同志們都紛紛向我倆表示祝賀。

只有饒漱石知道此事后對我冷嘲熱諷。有一次他挖苦我說：“好??！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為中央政治局會議作記錄，又嫁給了中央委員賀昌，眼里哪還有我這樣的小人物呢？”我聽了后，實在忍受不了，心想我黃慕蘭就是不跟賀昌結婚，照樣也能獨立工作，難道我結婚是為了攀高枝嗎？所以當即就反駁他，說他講那些話完全是他個人主觀主義的胡說八道，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爭執(zhí)了一番后，便不歡而散。回來后，我仍然很生氣，跟領導講了此事，并提出今后不愿意再做與團中央聯(lián)系、與饒漱石接頭的工作了，請中央另外換一個人吧。但當天我沒有遇見周恩來同志，沒有向他直接匯報。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又開會，沒能提起這事。會議之后，我坐人力車回家路上，還在獨自生悶氣，老想著饒漱石這個人沒有道德觀念，對婦女干部不尊重，把人老是往壞的方面去推測。這樣的諷刺挖苦，可以說我從參加革命工作以來還沒有碰到過……越想越難過，下車時一不留神竟把小皮包忘在了人力車上。皮包里雖然錢不多，但有一本會議記錄簿。等到想起時，人力車早已不見蹤影。

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沿著來路去追趕。我當時住在新閘路，而政治局開會是在南京西路上自己人開設的古董店的大樓上。我一路追到那里，卻沒有追到那輛人力車，心里真是又急又悔，難受極了，六神無主地從南京西路一直走到外灘，坐在黃浦江邊的鐵椅子上，不由得回想起許多往事：為什么女同志出來參加革命還要受這種冤枉氣呢？中央領導同志特別是周恩來同志，對我與賀昌的結合都表示熱烈祝賀，并對我多有勖勉。沒想到這個饒漱石的胸懷這么狹隘，對革命同志為什么要這樣諷刺打擊呢？想當初，我和賀昌的結合，自己是經(jīng)過慎重思考的，又得到恩來同志的鼓勵和支持，他饒漱石憑什么要污辱我人格，損傷我的自尊心……就這樣東想西想的，更加勾起我對希儼的懷念，從而對自己命運的波折產(chǎn)生了一種說不出的、忍受不了的苦悶情緒。最使我懊惱的是：我從小事事爭先，從沒犯過錯誤，換過許多崗位，領導都很看好我，這次調(diào)任秘書，更是天大的信任和培養(yǎng)，我怎么就這么不爭氣，昏頭昏腦地把記錄本遺失在車上。雖然我記的符號誰也看不懂，但是出了這么大的差錯，肯定要受批評、受處分。就是領導能原諒我，自己也覺得辜負了組織的信任，實在無顏面對領導和賀昌。于是就產(chǎn)生了輕生的糊涂觀念，心想算了算了，滿腹的苦悶，無處申說，干脆了此一生算了。這樣一閃念間，就縱身跳入了黃浦江中，只圖一死了之。那時還是乍暖還寒的初春時節(jié)，我身上穿了件薄薄的絲棉旗袍，在水里沉浮，結果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發(fā)現(xiàn)，搭救了上來，送到救濟災民的一個濟良所暫時安置。救我上岸的警察和濟良所的人問我：“這么年輕輕的，為什么要跳江自殺？”這時我已頭腦清醒，明白自己絕不能吐露真情，以免連累組織和同志們，于是就編造了一段情節(jié)，說自己因為失戀，心情苦悶，從南京（國民黨反動派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到上海來找表哥，但他搬了家，沒有找到，而所帶的皮包卻被小偷偷走了，身無分文，又人生地疏，連回南京的路費也沒有，情急無奈之際，一時想不開而投江自殺。他們又問我表哥在上海的地址，我說新的地址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也不會去跳黃浦江了。他們問我表哥的姓名，這時我已迫切地希望回到組織的懷抱里，就把平時聯(lián)系的一個地下交通員張國華同志的化名，說成是我表哥的名字。因為這套情節(jié)我編造得合情合理，也很符合我的年齡和打扮身份，所以水上公安局和濟良所的人都信以為真，對我都很表同情。第二天，在《申報》的“本埠新聞”欄內(nèi)，就登出了“妙齡女郎失戀自殺遇救”的報道。恩來同志一看到這則報道，立即聯(lián)想到昨天我沒有回家，至今不知下落，而報道中所說的“表哥”姓名，又正是地下交通員張國華的化名，判斷這個投江的“妙齡女郎”十有八九就是我。又等了兩天，我還是沒有蹤影，就越加斷定這女郎就是我了，于是在報紙登出報道的第三天，叫張國華以我“表哥”的身份，到濟良所把我接了回來。恩來和鄧穎超同志聽我匯報了這件事情前后經(jīng)過的大體情況，就對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慕蘭同志，我們調(diào)你到中央來工作，是黨對你的愛護，想培養(yǎng)你，提高你的工作能力和斗爭水平，你怎么就排除不掉小資產(chǎn)階級的不正確思想情緒呢？你走出家庭來參加革命，當初雖然只是為了反對舊式的包辦婚姻，但你既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應該以工作為重，遵守組織紀律。饒漱石同志講的那些話是不對，他不應那樣諷刺挖苦你，但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們每個人在工作中都會有缺點錯誤，都會受到黨的嚴厲批評，那可比饒漱石說的這些話要厲害得多。如果你挨批評或是受了點‘委屈’就要去跳黃浦江，那你有幾條性命?。课覀兗纫寻焉I給了黨，那就不是屬于自己的了，決不能稍不如意就輕生自殺。像你那樣輕生，就是黨性不純的表現(xiàn)。自殺輕生，是小資產(chǎn)階級的感情沖動，雖只是一閃念間的糊涂思想，卻是嚴重的錯誤行為。你不是認識瞿秋白、楊之華同志嗎？可惜你還不知道他倆結婚時堪稱典范的舉動：當他倆準備結合時，之華同志通知其前夫沈劍龍（中共早期黨員沈定一之子），沈接信后，就趕來上海道賀，三人還聯(lián)合在報紙上刊登彼此間婚姻離合關系的啟事，表示今后仍是好朋友，這才是高尚的友誼。何況你當時已反駁了饒漱石，對他反唇相譏過了。我們對饒也不必再提此事了，相信他自己也會懊悔，不應該以如此粗暴的態(tài)度對你說那些刻薄挖苦的話，損傷了你的自尊心，以致鬧出這么大的事來。但這也只是一個態(tài)度問題，你也不用記恨，今后見到他也不要再去批評他了。你千萬要記住，作為一個共產(chǎn)黨員，無論什么時候受到挫折，都要及時向組織匯報，組織上說你該怎樣，你就怎樣去做?！蔽也遄煺f：“那天的事，是我來不及向您匯報，如果早點匯報了，能受到您的教育幫助，也就不會有這種糊涂思想了?！倍鱽硗居纸又f：“好了，你知道就好了。應當知道革命同志之間相互尊重加強團結的重要性。有時同志間產(chǎn)生些誤會，對方的批評過于嚴厲，話說重了些，只要是善意的，就應當虛心地自我反??；即使與事實有出入，也應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tài)度。既不可以對批評你的人懷有反感，或報復挖苦，更不能自己產(chǎn)生悲觀消極的情緒。你既已獻身革命，就要一切從革命大局出發(fā)，而不應斤斤計較個人之間的恩怨。你是熟讀古書的人，就應有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即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的修養(yǎng)。今后遇事應冷靜，要多作理智的思考?！蔽艺f我愿意接受組織上的處分。恩來同志又說：“你已經(jīng)向組織上坦白，講清了事情的整個經(jīng)過，并且認識了自己的錯誤。至于丟失的會議記錄本，雖然找不回來了，但我們早已知道，你向潭秋同志學習，自己編造了一套符號式的速記密碼，別人誰也看不懂。所以不會泄露黨的機密的，你就放心好了。何況你在外面對公安局和濟良所的盤問所說的話，都很機智巧妙，一點都沒有泄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和黨的機密，更沒有忘記要回到黨的懷抱里來。如果你想脫離革命和黨的組織，你就會給你父母寫信，回到父母的身邊去了。但你并沒有這么想?！保ㄆ鋵嵞菚r我心中又何嘗沒想過回家去呢？）恩來同志似乎洞察我的心事，但卻不點穿，繼續(xù)說道：“你如果想回家脫離組織的話，你就不會說出張國華是你表兄，因為他搬了家找不到了這番話來。這表明你在濟良所時，就已經(jīng)在思想上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并且想盡辦法要回到組織里來。你這次只是思想上一時糊涂，并不是對革命悲觀失望而產(chǎn)生的動搖，自己又作了檢討，還請求處分，我們考慮，給你一個批評，對你幫助教育就行了，不必再給你紀律處分了。但從你現(xiàn)在的思想情緒來看，我認為你的小資產(chǎn)階級尾巴還沒有完全割掉，沒有徹底改造好。這一點，你務必要加強黨的組織觀念、紀律觀念和對革命勝利前途的堅定信念，要下工夫努力學習和工作，加強自己的黨性鍛煉和修養(yǎng)。”恩來同志嚴肅親切、語重心長的諄諄教導，使我心中豁然開朗，永志不忘。從此以后，我在革命征程上無論遇到多大的艱難曲折，受到多么嚴重的挫折、打擊或誤解，我都能以堅強的意志承受之，再也沒有萌生過輕生自殺的念頭。

賀昌知道此事后，沒有批評我，只是問我是不是跟他結婚后感到不滿意，后悔了。我說決沒有這個意思，只是忍受不了饒漱石的諷刺挖苦和侮辱，更為丟失記錄本后悔不已。他也沒有批評饒漱石，只是說：“我們倆結婚是志同道合，自然有人會心生妒忌，也會有胸襟狹隘的人對你諷刺挖苦，這也是難免的，你就不必再耿耿于懷了?！甭犢R昌這樣一說，想到他那樣寬大的胸襟和對我的關愛安慰，我心中就好受了許多，于是對此事也就釋然了。此后，我僅在上海剛解放時去華東局見過饒漱石一面，再后就與饒漱石沒有任何聯(lián)系了。

1929年春，上海的工人在醞釀罷工斗爭，黨中央動員機關干部到基層去體會勞動是創(chuàng)造一切的源泉，在實際斗爭中經(jīng)受鍛煉。我就請求組織上把我下放到工廠去，使自己的革命意志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得更加堅強。黨組織批準了我的請求。這樣，我就結束了在黨中央機關的秘書工作，積極地投身到工人運動的斗爭第一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