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兩漢“小說”涵義的生成

概括而言，現(xiàn)當代學者對先秦“小說”的解釋可以分為兩派：一是指瑣碎、淺薄的議論；二是指故事、民間傳說等。前者以魯迅為代表，他認為《莊子》中“小說”之名，“乃謂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與后來所謂小說者固不同”^[1]。魯迅的論斷影響巨大，此后有關古小說的論著多祖述該說。侯忠義云：“從內(nèi)容來說，‘小說’即‘小道’；從形式來說，系‘瑣言碎語’，即瑣屑、淺薄的言辭。”楊義以為：“‘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意思是粉飾瑣碎淺陋的道理去求取高大的名聲，離開明達遠大的境地就很遠了。這里的‘小說’和作為文學樣式的小說，不是一回事?！?sup>[2]此派主要著眼于古小說議論的功能，所以說它與后來的小說名同實非。關于后者，畢桂發(fā)、陸林、徐克謙、杜貴晨等學者較早論及^[3]。畢桂發(fā)說：“莊子所謂小說具體指的就是寓言這種故事性文體，而不是只言片語的瑣屑言論?！标懥终J為，《莊子》“小說”之“說”，“是指故事性的敘事文體”。徐克謙指出：“先秦的‘小說’或者‘說’，乃是一種說故事的文體?！倍刨F晨以為，先秦“小說”一詞在“小”的前提下，乃指故事的、寓意的、愉悅的談說。此派偏重于古小說敘事的功能，并試圖與后世文學性的小說溝通起來。其中，杜貴晨的說法還巧妙地把敘事性與論說結合了起來。這些新論都是富有啟發(fā)意義的，近幾年一些學者討論先秦的“說體”，蓋沿承此派而成。

對先秦之“小說”無論采取哪種說法，都離不開對“小說”一詞本身的解讀和對其語境的考察。為論述方便，先錄《莊子·外物》有關原文：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臘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后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于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jīng)于世亦遠矣。^[4]

許多論者對這段話的理解存在著兩點不同程度的偏差或誤解。唐人成玄英疏“后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云：“末代季葉，才智輕浮，諷誦詞說，不敦玄道，聞得大魚，驚而相語?！庇质琛帮椥≌f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云：“夫修飾小行，矜持言說，以求高名令（問）［聞］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sup>[5]這是將“小說”拆解為不能通于大道的“小道”、“言說”。從文字本身看，成疏似無問題，但結合當時語境看，成疏不無問題。

其一，“小說”不僅指小道理，也指故事。從《外物》篇上下文意看，所謂“輇才諷說”、“飾小說”云云，正是就任公子東海釣大魚的寓言故事而生發(fā)的，即“說”的內(nèi)容是大魚、小魚。從《外物》篇產(chǎn)生時代講，該篇出自莊子后學之手，其寫成時代大約在戰(zhàn)國后期，大致與《韓非子》著述年代相當^[6]。而產(chǎn)生于戰(zhàn)國后期的《荀子》、《韓非子》都更加自覺地運用了以譬喻說理的方法?！盾髯印し窍唷氛f：“談說之術：……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7]韓非子《說林》上下兩篇、內(nèi)外《儲說》六篇，都匯集了大量的歷史、名人逸事、民間傳說、志怪和寓言等各類故事，并且明確將這些備用作譬喻的故事命名為“說”。因此，筆者認為《外物》篇所謂的“諷說”、“小說”，都含有志怪、寓言等類型的譬喻故事在其中，而附著于這些譬喻故事的議論則是極為膚淺的^[8]。用大量的譬喻故事來論理，正是整部《莊子》“說”的特色，《逍遙游》篇明確說鯤鵬故事是志怪者“齊諧”之言，而《說劍》篇堪稱是說故事的代表?！罢f”之“小”，不過是莊子后學對其他學術派別的一種貶稱，一種學術價值判斷。此與《荀子·正名》所謂“小家珍說”的用法一致（珍，怪的意思）。

其二，“縣令”不是指“高名令聞”，而是實指縣官。南宋初馬永卿已立“縣官”新說。其《懶真子》卷三駁成玄英疏云：

蓋“揭竿累”以譬“飾小說”也，“守鯢鮒”以譬“干縣令”也。彼成玄英膚淺，不知莊子之時已有縣令，故為是說?！妒酚洝でf子列傳》：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妒酚洝つ瓯怼非匦⒐辏骸安⒅T小鄉(xiāng)聚為大縣，縣一令”。是年乃梁惠王之二十二年也。且周嘗往來于楚魏之間，所謂監(jiān)河侯，乃西河上一縣令也，時但以侯稱之耳?！冶O(jiān)河侯云：“我得邑金”，是以知為縣令也。^[9]

又南宋末褚伯秀撰《南華真經(jīng)義海纂微》卷八七引林疑獨注亦主此說：“鯢鮒，魚之小。縣令，官之卑。皆非遠大之所也。”^[10]此說可從。在戰(zhàn)國中期以前的古籍中，如《左傳》、《國語》等，很難見到“縣令”、“令”的稱呼。而在戰(zhàn)國晚期的古籍中，如《韓非子》、《戰(zhàn)國策》等，則大量出現(xiàn)了“縣令”一詞。而且，戰(zhàn)國時期的縣令（特別是一般的小縣）是地位不高的小官^[11]。所以，晚出的《外物》篇有用鯢鮒小魚來比喻縣令卑官的說法，意謂修飾淺薄道理、諷說驚怪故事的人，只能求得縣令之類的小官，成不了大氣候。此為《漢志》“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的說法提供了張本。

《莊子·外物》所謂“小說”作為學術價值的判斷，以及其中所隱含的“說”的文體意義，是兩漢具有文體意義之小說觀形成的重要出發(fā)點。劉向、桓譚、班固（或劉歆）、張衡和徐干等所謂“小說”的要義有四：一是議論，二是故事，三是“不入流”，四是娛樂。

西漢末劉向的小說論是隱含的，并沒有直接表述（直接的表述也可能失傳了）。劉向序整理本《說苑》云：

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眾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余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后（復）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12]

檢《漢志·諸子略》，“可觀”的《新序》、《說苑》被列入儒家，而《百家》則被打入小說家。由于班固的《諸子略》主要是依據(jù)劉向之子劉歆的《七略》而來，所以將《百家》稱為小說的依據(jù)應當是“淺薄，不中義理”、不“可觀”。從今存《新序》、《說苑》的體例看，其用故事進行議論的方式與《百家》應當是一樣的，只是《百家》的義理“淺薄”些。據(jù)此，則劉向是把那些既說故事而又“淺薄，不中義理”的言說當做“小說”的。從既說故事而又說理這兩大特點看，劉向心目中的小說與《莊子·外物》篇所謂“小說”，二者之間的淵源關系可謂一脈相承！

比較明確揭示“小說”文體特征的，恰恰是與劉向時代相接的桓譚。《新論》佚文曰：

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13]

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為《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亦皆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間莫明于圣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采其善，何云盡棄邪？^[14]

“叢殘小語”也稱“叢殘小論”（《新論·正經(jīng)》），雖包含古代的格言、警句、善言嘉語等，但主要是各種故事（如莊周寓言、淮南子神話）；“譬論”是指用譬喻故事來議論；“短書”是指“妄作”、“虛誕”、近于小道的著述（如《莊子》、《淮南子》），并不僅僅是指形制長度為六寸、八寸的簡書。王充《論衡·書虛》亦曰：“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庇制洹吨x短》曰：“漢事未載于經(jīng)，名為尺藉短書，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sup>[15]如此看來，桓譚的“短書”論，明確地指出了古小說的文體特征：內(nèi)容上是叢殘小語，表達方式上是用故事來說理，而且好妄作、虛誕，“學術”品格上有可觀、可采之辭，但只限于修身齊家而未臻于治國。此論與莊子后學之“小說”應有直接聯(lián)系，因為其中“妄作”、“虛誕”說即緣于《莊子》而發(fā)；與劉向的小說觀相比，在表達方式上指出了虛構問題，在“學術”品格上明確了“可觀”的地位。魯迅說桓譚所謂小說“始若與后之小說近似”^[16]，正是著眼于虛構、寓言異記、不本經(jīng)傳而言。

《漢志·諸子略》來源于劉歆《七略》，其“小說家”小序曰：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比灰喔缫?。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17]

此中謂小說“可觀”、“可采”，與桓譚的意見基本一致。其新意有二：小說家出于稗官，小說作者是“閭里小知者”；小說的內(nèi)容為“街談巷語”。前者容稍后討論，這里先說后者。從語源考察，“街談巷語”主要來自民間和士人兩個階層，其指向也有民間傳聞瑣事與關乎朝廷政事兩種分別。民間傳聞瑣事之例書載眾多，此臚列數(shù)條：

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其肘，枕戶橉而臥者鬼神蹠其首?！贝私圆恢诜睿ト酥豢趥饕?。（《淮南子·泛論訓》）^[18]

余小時聞閭巷言，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斗，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日中時遠?！币粌阂匀粘醭鲞h，日中時近。……（《新論》）^[19]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捍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風俗通義》卷八）^[20]

關乎朝廷政事者，書載也不少，尤以《荀子》、《論衡》和《風俗通義》為多，此摘錄幾條：

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薄浪字疄檎f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保ā盾髯印ふ摗罚?sup>[21]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于后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于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論衡·書虛》）^[22]

燕太子丹仰嘆，天為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中木象生肉足，井上株木跳度瀆。俗說：燕太子丹為質于秦，始皇執(zhí)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為感應，于是遣使歸國……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吝也，故閭閻小論飾成之耳。（《風俗通義》卷二）^[23]

（孝成帝）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于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于代東門外；高帝數(shù)夢見一兒祭己，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為代王?！翁煜?，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風俗通義》卷二）^[24]

這些街談巷議者不一定都是平頭百姓，往往也出自一些士人，甚至是朝廷官員，而且此風由來已久?！蹲髠鳌は骞荒辍匪^“子產(chǎn)不毀鄉(xiāng)?！薄ⅰ秶Z·周語》所記“邵公諫弭謗”，都是國人議論朝廷的著名故事。至若秦漢以來，中央集權日盛，而士民議政之情亦愈熾！《史記·秦始皇本紀》錄李斯上書曰：“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sup>[25]張衡《西京賦》寫道：“若其五縣游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chuàng)痏?！?sup>[26]《意林》說：“桓靈之際，閹寺專命于上，布衣橫議于下；干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sup>[27]這里所謂入朝出巷者、游說辯論之士、橫議之布衣，都不是普通百姓。

據(jù)上述可以認為，無論高貴、低賤，無論政事、風俗，凡是在朝廷、君王以外談論事物，并在一定時期、地區(qū)流行的言論，都應當是班固所謂“街談巷語”的所指。此與桓譚所謂“叢殘小語”的內(nèi)涵似乎不盡一致。有論者將班氏所說看做民間性的，又有學者說“是指與朝政得失相關的庶人言論，非指一般的閑言碎語”^[28]。從上引史料所透露的情況來看，這兩種說法恐怕都有道理，但都有失偏頗。

班固為何要強調(diào)“街談巷語”是“道聽途說者”制造的？一查語源，其用意就十分明白了?！墩撜Z·陽貨》：“子曰：‘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薄墩x》曰：“言聞之于道路，則于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為有德者所棄也?！?sup>[29]顯然，班固是借孔子的話來貶低“街談巷語”的社會價值，與他借子夏的話斥“小說”為“小道”的用意是一致的^[30]，唯其如此，才能達到將小說家趕出“可觀”九流之外的最終目的。個中班固儒家一統(tǒng)的思想立場昭然若揭！當然，這與劉向父子崇經(jīng)尊儒的影響也不無關系。

班固既貶低“街談巷語”的社會價值，另一方面為何又稱之“可采”？這個問題還得從語源說起?！捌c蕘”是采薪者，語出《詩經(jīng)·大雅·板》：“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sup>[31]“狂夫”出自古老的格言，《史記·淮陰侯列傳》：“（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擇焉’?！?sup>[32]又《說苑·叢談》：“狂夫之言，圣人擇焉?！薄稘h書·爰盎晁錯傳》：“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鳖櫞耍瑒t班固所謂“芻蕘狂夫之議”，是特指“街談巷語”中與朝政得失相關的言論，而非一般的民間傳聞瑣事。換言之，班固其實認為大部分的“街談巷語”是沒有什么政治價值的，“如或一言可采”的只是其中如“芻蕘狂夫之議”的部分?！稘h書》改“圣人擇焉”為“明主擇焉”，雖兩字之差，卻也流露出班固的經(jīng)學立場，他是從戰(zhàn)國以前天子或君王廣泛采言的聽政制度角度而言的（詳后再論）。此點又與桓譚的“可采”說有所區(qū)別。

從以上討論看來，《漢志》“小說家序”并沒有給出“小說”文體特征的全面界定，班固只是對小說的內(nèi)容、品格及其作者有所說明，他的小說文體觀其實還是隱含在所列的十五家小說作品和“其語淺薄，似依托也”、“古史官記事也”等注語中，但《漢志》強調(diào)小說內(nèi)容出自“街談巷語”的意義在于：小說既是講故事的，又是講議論的。

真正為“小說”之內(nèi)容、功能和性質注入新意的當推東漢后期的張衡。其《西京賦》曰：

匪唯玩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

三國吳人薛綜注：“小說，醫(y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shù)也……持此秘術，儲以自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也?！崩钌谱⒃唬骸啊稘h書》曰：《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時，以方士侍郎，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為本?！?sup>[33]參考注釋，可知此中新意有三：一是首倡小說的娛樂性，將小說與上林苑中珍草異木、奇禽怪獸、高館長亭、翠羽華蓋、豹車獵狗等“玩好”等量齊觀，乃是愉心悅意的玩意；二是揭示小說的方士化，將小說看做是記載醫(yī)、巫、厭、祝等方術的秘傳之書；三是揭橥小說的俳優(yōu)性，將小說進入宮廷、優(yōu)侍天子的情形概括了出來。

關于第一點，漢末徐干傳承了此說。其《中論·務本篇》說：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于詳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夫詳于小事而察于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琱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shù)之巧，體騖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為也。^[34]

這里將小說與音樂、繪畫、演講、書法等藝術相提并論，無疑是進一步明確了小說足以“盡人之心”、“動人之志”的娛樂特征。有論者以為是徐干首倡娛樂說，是沒有細讀出張賦“玩好”的意蘊。

關于第二點，《西京賦》“寔俟寔儲”下文緊接曰“于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螭魅魍魎，莫能逢旃”云云，即是夸張這種醫(yī)巫厭祝秘術可以使御林軍知神奸，而螭魅魍魎莫能逢擋的神勇。李善注尤能揭明這層含義，曰：“《左氏傳》曰：王孫滿謂楚子曰：昔夏鑄鼎象物，使人知神奸。故人入川澤，不逢不若，螭魅魍魎，莫能逢旃?！?sup>[35]如此，這里所謂小說的法力，不正如后世道教徒畫的進山符箓？故王瑤認為：“張衡所言小說本自虞初的說法，也就是說小說本自方士。證以漢志所列各家的名字和班固的注語，知漢人所謂小說家者，即指的是方士之言。”^[36]僅就志怪小說而言，“小說本自方士”說不失為卓識之論。

至于第三點，小說作為帝王隨從“從容之求，寔俟寔儲”的“秘書”，其內(nèi)容不僅包括三國薛綜所謂“醫(yī)巫厭祝之術”的方士故事，而且也應包含漢末應劭所謂“其說以《周書》為本”的歷史故事，以及朝廷俳優(yōu)的滑稽故事。這些以“秘書”侍奉帝王者，身份正類似俳優(yōu)?！妒酚洝せ袀鳌吩唬骸榜蚁壬唬撼夹业靡越?jīng)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于左?？梢杂[觀揚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37]其中記有漢武帝時倡優(yōu)郭舍人、侍郎東方朔等人應武帝召問的滑稽之語。王齊洲以為唐宋人所引來歷不明的《周書》，很可能就是《虞初周說》的佚文，而其內(nèi)容多為具有傳奇性和故事性的短篇^[38]。其說很有道理，不過還可以加上滑稽性的故事，如《太平御覽》卷四五六載錄不明來歷之《周書》，或許是其佚文：

魏襄王欲為中天之臺，誡曰：“敢諫者死?！本U乃負操捶而入曰：“臣聞大王將為中天之臺，愿加一力焉?！蓖踉唬骸昂我玻俊睂υ唬骸俺悸勌斓叵嗳トf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高七千五百里，基址當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大王必欲為之，先起兵以伐諸侯，及四夷盡有，地乃足矣。然以林木之積，人徒之眾，倉廩之輸，當給其外，乃可以作?！毕逋鹾偃唬瑹o以應之，乃罷。^[39]

如此，至三國時出現(xiàn)“俳優(yōu)小說”《笑林》就毫不奇怪了^[40]。

綜上，先秦兩漢時期“小說”的涵義，經(jīng)歷了由小說文體之名而至小說之實的發(fā)展過程。戰(zhàn)國晚期出現(xiàn)的“小說”并不是一個常見、固定的詞，其中心涵義的“說”，可以指議論、學說，也可以指言說、故事，是一種可以稱為“說體”的文體。兩漢之際，“小說”一詞固定了下來，并逐步具有了文學性的文體意義。其中，劉向的小說觀隱含著“小說”的故事性，體現(xiàn)出自戰(zhàn)國晚期以來子書故事化的趨向；桓譚的“短書”論明確了“小說”以譬喻、虛誕論理的言說方式，同時也明確了“小說”的可觀、可采價值，是論緣于《莊子》“小說”而來；班固的“小說家序”則沿承劉向的“淺薄、不中義理”說，將“小說”的內(nèi)容進而貶斥為“街談巷語”；張衡的“秘書”說隱括了“小說”方士化、娛樂性、俳優(yōu)化的內(nèi)容、性質和特征，為“小說”注入了新的涵義。

[1] 魯迅：《魯迅全集》第九卷《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51頁。

[2] 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頁；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0頁。

[3] 畢桂發(fā)：《略論先秦兩漢時期的小說理論》，《許昌學院學報》1986年第2期；陸林：《試論先秦小說觀念》，《安徽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徐克謙：《論先秦“小說”》，《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第5期；杜貴晨：《先秦“小說”釋義》，《泰安師專學報》2000年第2期。

[4]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93年，第925頁。

[5] 《莊子集釋》，第926、927頁。

[6] 參見張恒壽：《莊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7]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第86頁。王念孫曰：“分別”當在下句，“譬稱”當在上句。今本多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

[8] 陳洪：《古小說史三考》，《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第二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9] ［宋］馬永卿：《懶真子》，明萬歷商濬刻稗海本，第31頁。

[10] ［宋］褚伯秀：《南華真經(jīng)義海纂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 詳細引證，參見陳洪《古小說史三考》一文。

[12] 鄧駿捷校補：《七略別錄佚文 七略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7頁。也有學者認為這里的“百家”不是書名，只是百家之說的總稱。然《漢志》中列有《百家》一書，其佚文也可證上述意見。

[13] ［南朝梁］蕭統(tǒng)撰，［唐］李善注：《文選》卷三一江淹《李都尉（從軍）陵》李注引，中華書局，1981年，第444頁。

[14]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一三，中華書局，1985年，第537頁。

[15] ［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第199、557-558頁。

[16] 《中國小說史略》，第151頁。

[17]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1745頁。

[18]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第459頁。

[19]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549頁。朱謙之校輯：《新輯本桓譚新論》，中華書局，2009年，第28頁。

[20] ［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374頁。

[21] 《荀子集解》，第322-327頁。

[22] 《論衡校釋》，第195頁。

[23] 《風俗通義校注》，第90-92頁。

[24] 《風俗通義校注》，第93-94頁。

[25]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jié)正義：《史記》，中華書局，1983年，第255頁。

[26] 《文選》，第43頁。

[27]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1094頁。

[28] 王齊洲、伍光輝：《“稗官”新詮》，《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葉崗《中國小說發(fā)生期現(xiàn)象的理論總結》說：“《諸子略·小說序》為我們構筑了小說發(fā)生的民間空間和民間狀貌，確立了小說內(nèi)容源自民間的性質?！保ā段乃囇芯俊?006年第10期）

[29]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jīng)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第2525頁。

[30] 《論語注疏·子張》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正義》曰：“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jīng)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保ǖ?531頁）

[31]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七，《十三經(jīng)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第281頁。

[32] 《史記》，第2618頁。

[33] 《文選》，第45頁。

[34] ［魏］徐干撰，孫啟治解詁：《中論解詁》，中華書局，2014年，第288頁。

[35] 《文選》，第45頁。

[36]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集·小說與方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5頁。

[37] 《史記》，第3203頁。

[38] 王齊洲：《〈漢書·藝文志〉著錄之〈虞初周說〉探佚》，《南開學報》2005年第3期。

[39]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第2096頁。

[40] 詳見陳洪、孟稚：《論漢魏六朝俳優(yōu)小說》，《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