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又號涪翁，洪州分寧人^[1]。他是北宋后期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大家。詩與蘇軾齊名，為江西詩派開創(chuàng)者，對后世有深遠影響。

黃庭堅在英宗四年（1067）中進士，初任葉縣尉^[2]。早期詩流露了不滿官場和體恤百姓的情緒。熙寧五年（1072）除國子監(jiān)教授，在任八年。此期間與蘇軾締結(jié)文字之交，情兼師友，終身不渝。詩作由繪聲繪形、豐姿動人的世俗美開始向繪神繪理、意脈跳躍、鋒芒內(nèi)斂的樸拙美轉(zhuǎn)軌，詩名亦漸為世知。元豐三年（1080）改官知吉州太和縣^[3]。當時新法中鹽法厲行，百姓深以為苦，黃庭堅深入僻野，了解民瘼，行寬簡之政，深得民眾愛戴，寫有反映民生疾苦的詩多篇。元豐六年起，調(diào)監(jiān)德州德平鎮(zhèn)^[4]。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元祐更化，舊派得勢。蘇軾兄弟入朝任職，黃庭堅也被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參與修《神宗實錄》，知友們詩酒唱酬，聽樂賞畫，切磋琢磨，藝術(shù)上大獲長進。黃庭堅詩在此期間形成獨特風格。清雅絕俗，詼諧多趣，當時號稱“庭堅體”。紹圣紹述，哲宗親政，新派以修《神宗實錄》不實的罪名，貶黃庭堅為涪州別駕、黔州安置^[5]，后又移置戎州^[6]。六年貶居，生活極艱難，創(chuàng)作卻精進，詩意更趨幽微，哲理性與人生感慨同時加深。元符三年（1100），哲宗死，徽宗即位，政局兩度波動，大權(quán)終落到所謂新派手里，黨禍大起。黃庭堅雖受起復之命，但在崇寧二年（1103）被新派羅織罪名，除名編管宜州^[7]。三年夏，抵貶所，備受折磨，四年九月逝世。

黃庭堅生長的時代，慶歷新政受挫，新的改革正在醞釀，當他成年走入仕途，正值神宗熙寧初期，王安石新法大力推行。他的政治生涯和北宋波譎云詭的政治變革相終始，他的命運則和王安石變法以及其后的新舊黨爭息息相關(guān)。在地方官任上，他能了解下情，知道新法的弊病所在，因而能夠靈活變通，避免擾民，盡力便民。在舊派得勢時，他不像司馬光那樣全盤否定新法；雖然他一直和舊派關(guān)系很深，但在舉世攻訐王安石其人其政時，他卻稱頌王安石的道德文章。對不問是非，用玉石俱焚的態(tài)度否定新法新派表示不同見解，而尤不滿于分黨裂派，用此抑彼，造成人才損毀，政局波動。他主張客觀地評價王安石，兼用新舊人才，反對排除異己。這些都在他的詩作中有明確反映。當以程氏兄弟為代表的洛學和以蘇軾為代表的蜀學形成派別門戶之爭時，黃庭堅雖屬“蘇門學士”，但對此持超然態(tài)度，這都表現(xiàn)了他正直的品格與卓異的見解。

宋代文人多飽學之士，黃庭堅更是博覽群書，除認真研讀儒家的經(jīng)籍外，還廣泛閱讀諸子百家、稗史雜說，尤精老莊玄理和佛典精義。他深受佛老影響，詩中多所表現(xiàn)，但他的主導思想仍是孔孟之道，是“仁民愛物”、“修己安人”，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他是帶有宋代理學特色的正統(tǒng)儒者。他接受佛家的“止觀”、“看定”，講“養(yǎng)心去塵緣”、“守心如縛虎”，是對儒家“反身而誠”、“養(yǎng)浩然之氣”的補充和強化。他接受莊子的虛無觀、齊物論，深知“閱世浮云易變遷”，因而放心于“膜外榮辱境”，“遠功利，薄軒冕”，與世無爭，隨時想著歸隱山林。這只不過是以老莊思想應付人生的逆境困境，作為極度苦悶中的精神解痙劑而已，決非遺世獨立。

正因為受過“仁民愛物”、“忠信孝友”、“兼濟天下”的儒學熏陶，他在詩文創(chuàng)作中，很重視思想內(nèi)容。他有不少反映統(tǒng)治階級“苛政猛于虎”、同情人民苦難的篇章。特別在地方官任上，寫了一些真切反映農(nóng)民呼聲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這也許和他跋山涉水深入了解民情有關(guān)。本書所選的《流民嘆》、《上大蒙籠》、《彫陂》、《戲和答禽語》，這一類是正面接觸現(xiàn)實的。還有不少是在友人赴任前后，通過贈詩勸友人廉政愛民來側(cè)面表現(xiàn)，如《寄李次翁》、《送鄭彥能知福昌縣》、《送謝公定作竟陵主簿》等。本書中選的《送顧子敦赴河東》，一則曰“馬乳葡萄不待求”，二則曰“兩河民病要分憂”，三則告誡他不要輕啟邊釁，人民不堪重負：“猶聞昔在軍興日，一馬人間費十牛。”憫民之心，躍然紙上。黃庭堅批評過蘇軾“好罵”，也反對詩“怒鄰罵座”，“發(fā)為訕謗侵陵”，無非是反對鋒芒畢露，要求含蓄幽曲一點，有人卻說他反對干預生活，這不合事實。黃詩干預生活的內(nèi)容很廣泛，有對蠅營狗茍、擅作威福的官場眾生相的揭露和諷刺；有對趨利忘義的庸俗士風的冷嘲；有對懷才不遇者的同情，特別是對友人橫遭迫害，如陳師道的終身困頓，秦觀的壯年致死，更是在痛惜悲悼中寓有對朝政的控訴與抗議，如《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之八、《寄賀方回》；有在險象環(huán)生的政治漩渦中對友人的提醒，如《雙井茶送子瞻》；還不時流露對宦游生活的厭倦，對避禍歸田的呼喚，以及直言諤諤批評黨爭，呼吁加強團結(jié)、消除派別摩擦、不分門戶用人才等等，屢見不鮮。宋朝積貧積弱，邊患嚴重，文人憂國愛國的情緒痛切深沉。黃庭堅呼吁加強邊防、抗御侵擾，歌頌抗擊戰(zhàn)爭勝利、贊美愛國將領的篇章也不少，如《次韻游景叔聞洮河捷報寄諸將四首》、《和游景叔月報三捷》、《送范德孺知慶州》等?！端蛷埐奈谈扒睾灐穼Τ⒌那枨蠛驼弑硎緩娏也粷M，為愛國者難以走上前線建立戰(zhàn)功感到惋惜。所有這些，都有針對現(xiàn)實痛下針砭的作用，怎能說他不主張干預生活呢？此外，他還有許多和知友、親屬唱和，抒發(fā)親情，表現(xiàn)個人經(jīng)歷與感受的作品，題畫、賞樂、論書法以及題詠瑣細事物的作品，或寓諷諫，或言妙理，或抒識見，都表現(xiàn)了作者對生活的執(zhí)著與熱愛，他對醉隱之類的呼喊，不是對生活的逃避，恰恰是他關(guān)注現(xiàn)實生活的結(jié)果，是一種憤懣的宣泄。總之，黃詩內(nèi)容豐富，時代憂患意識則是其主旋律。

黃庭堅強調(diào)多讀書，發(fā)過“無一字無來處”、“點鐵成金”的議論，目的是克服情景雷同、意象陳舊、語言滑易的毛病，力爭詩句新人耳目，出奇制勝。他倡導“奪胎換骨”，示人以詩法，是為了引導初學者由有法進入無法，不受成法的束縛，從而探索創(chuàng)新。黃庭堅強調(diào)“詩者人之情性”，“情之所不能堪，因發(fā)于呻吟調(diào)笑之聲”，從理論主張到創(chuàng)作實踐，都重視詩情詩意。他追求“詩之美”，是藝術(shù)之美。首先他重視比興，注意用形象思維，其次是強調(diào)向詩騷學習，“其興托高遠則附于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辭”，有感而發(fā)。所以他的詩，一有形象，二有真情，構(gòu)成藝術(shù)的美，真實的美。應當指出，有的學者批評指責黃庭堅有脫離生活的形式主義傾向，是不符合他的詩論和創(chuàng)作的實際的。

黃庭堅在詩的構(gòu)思上很注意通過想象和聯(lián)想尋找比喻和象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外化，如《次韻賞梅》、《贛上食蓮有感》、《古詩二首上蘇子瞻》、《竹軒詠雪調(diào)李彥深》、《題伯時頓塵馬》、《題鄭防畫夾》等詩都有這樣的藝術(shù)特點。他還注意并且善于把草木蟲魚組成形象圖畫展示社會關(guān)系，如《演雅》、《蟻蝶圖》、《題李亮功戴嵩牛圖》、《題竹石牧?！?、《同元明過洪福寺戲題》、水仙花諸題，都是生動可喜又引人遐思的。他還常用典故烘托人物的遭際性格、理想情操，如“官如元亮且折腰，心似次山羞曲肘”，“燕頷虎頭空有相，蛾眉傾國自難昏”，“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一丘一壑可曳尾，三沐三取刳腸”，都能為人物剪影傳神。他為一群拔乎流俗的人物傳神寫照，有的愛國憂時，有的懷才不遇，有的抱道而居，有的不甘沉淪，創(chuàng)造了不少生動的形象，如《戲贈彥深》等詩中的李彥深，“作人有佳處”，“作詩有佳句”，高潔如雪，堅貞如竹，可窮得“未嘗一飯能留客”，自己“倚墻捫虱讀書策”，妻子“寧剪髻鬟不典書”，“大兒得餐不索魚，小兒得裈不索襦”，寒士形象令人歷久難忘。他筆下的其他友人，如張耒、晁氏兄弟、秦氏兄弟、謝公定兄弟、陳師道、余洪范、陳元輿、黃幾復、黃注以及《陳留市隱》中的隱者，無不性格鮮明。從黃詩所寫的許多人物，又可反觀黃庭堅的自我形象。他詩中最重要的形象是抒情主人公自己，他表現(xiàn)形象的最大特點和優(yōu)點是通過心靈的自我觀照來反射社會問題，展示特定環(huán)境中的特定性格。政局的翻覆使他一直懷著戒心生活，“有手莫炙權(quán)門火，有口莫辯荊山玉”，“林間醉著人伐木，猶夢官下聞追呼”，這種畏首畏尾、戰(zhàn)戰(zhàn)兢兢，余悸在醉夢中也難消退的心理，不正是殘酷黑暗的現(xiàn)實的折光嗎？盡管他采取遠禍避害態(tài)度，亦仕亦隱，既“忍”且“默”，“胸中九流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和光同塵，與世周旋，但心底的憤激和不平始終壓抑不住，時時流露出來，讀者從中可以感到一個抒情主體的存在。這樣一個平和而兀傲的抒情主人公，像一個聚焦點，集束、投射著那個時代中下層士大夫的普遍精神狀態(tài)，這便是山谷自我形象的典型意義。

黃詩是發(fā)乎“情”的。過去有的學者、作家批評黃詩，“短于言情”（袁枚《隨園詩話》），“鍛煉精而性情遠”（劉克莊《后村詩話》，“有奇而無妙”（王若虛《滹南詩話》），“筋骨有余而肉味絕少”（田同之《西圃詩話》）等等。事實上，黃庭堅是很注意追求詩情、詩趣、詩味的。黃詩中有憫民之情，愛國憂民之情，畏禍之情，思歸思鄉(xiāng)之情，友朋之情，兄弟之情，兒女之情，貶居中的凄愴，困頓時的自慰，無往而非情。在感情不能正常抒發(fā)時，用扭曲的方式表現(xiàn)，造成幽默調(diào)侃的趣味。詩集中有很多“戲贈”、“戲和”、“戲答”、“戲詠”之作，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本書所選的《戲答俞清老寒夜三首》、《嘲小德》、《竹軒詠雪調(diào)李彥深》，都是謔而不虐，表現(xiàn)人與人之間無拘無束的關(guān)系，既以情感人，又以趣怡人。他還喜歡用典故，出奇句，追求文字趣味，寓莊于諧，初讀難入，細讀耐咀嚼，有回甘味，形成黃詩獨具的特色。

有特色的“庭堅體”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他以畢生精力專攻詩道的結(jié)果。他之所以走上這條路，首先是家庭的熏陶，他的父親、岳父、兄長都工于詩。父黃庶是學杜甫的，有《伐檀集》行世。先后兩位岳父孫莘老和謝師厚，都是有成就的詩人。在學杜詩上給了庭堅以啟發(fā)。其次是他吸收和繼承了我國詩史的豐富傳統(tǒng)?！秶L》、《楚辭》、漢樂府、陶淵明、徐陵、庾信、杜甫、韓愈、李商隱、西昆派、梅堯臣、王安石、蘇軾都對他有影響。其中影響較大的是王安石，他自己說：“余從半山老人得古詩句法。”（《觀林詩話》引）；影響最大的則是陶淵明和杜甫，“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弦”。杜甫的憂國憫民、法度嚴謹是他所敬慕、追隨的，陶淵明的文體省凈，歸于平淡，由有法到隨心所欲，無往不法，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再次是他不滿足于“隨人作計”。在學習傳統(tǒng)、博采眾長的基礎上，努力創(chuàng)新。他的創(chuàng)新有兩個前提值得注意：一是唐詩成就極高，作為宋人，他不甘依傍前人門戶，不說爭取勝于唐詩，至少要異于唐詩；二是北宋前輩大詩家已經(jīng)逐漸轉(zhuǎn)變了唐風，特別是蘇軾，天才縱恣，奠定了詩文革新的決勝局面，黃庭堅要“自成一家”，必須弄斧班門，錘幽鑿險，獨辟蹊徑。在這兩重追求中，黃詩所以能力破前人馀地，別開新境，主要靠了深厚的學識修養(yǎng)和嚴肅認真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耙痪湟蛔郑卦洛懠緹?，未嘗輕發(fā)”（任淵《山谷詩注·序》），“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guān)門之鍵”（黃庭堅《跋高子勉詩》），真正做到了“以杜子美為標準”，如杜甫所說“語不驚人死不休”。

面對唐末前輩，黃庭堅有“我不為牛后人”的志氣；面對五代以來的固陋淺俗、西昆的富麗庸俗的影響仍存，他必須有所振起。這樣，去陳反俗便成為他一生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奮斗綱領。為了去陳，他力求創(chuàng)新，“極風雅之變，盡比興之體，包括眾作，本以新意”（《王直方詩話》），進而“專意出奇”。他在韓、蘇擴大題材的基礎上繼續(xù)開拓，除反映軍政大事外，多寫歷史經(jīng)驗、古今學理、佛道妙諦、藝術(shù)品評，乃至把繁事瑣物引為詩材，從而發(fā)掘詩意，寄托感情。為避開熟事、熟物、熟境、熟貌，他倡導“以俗為雅，以故為新”，從俗物古書中尋找意象。“澆君胸中過秦論”、“寒爐馀幾火，灰里拔陰何”、“夜談簾幕冷，霜月動金蛇”、“寒藤老木被光影，深山大澤皆龍蛇”、“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這類詼奇的意象，能使人一讀就驚心動魄，深思細審，歷久難忘。相應地，在章法結(jié)構(gòu)上，突破先景后情、一事一抒的模式，不墨守起承轉(zhuǎn)合的框架，常常突然而起，兀然而結(jié)。他尤長于正反開闔，或從側(cè)面反面接觸主題，如《再答元輿》；或由大范圍層層緊縮到中心，然后逆卷回去，如《題王黃州墨跡后》；或先行蓄勢，在臨近結(jié)束時，意脈突然斷裂，旁入他意，收奇正相生之效；有時又迸出逆挽之句、玄妙之理，匪夷所思，如《王充道送水仙花》等等。反俗是黃庭堅在美學追求上的基本標的。他說，“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句俗”，“俗便不可醫(yī)也”。他稱贊他人的詩、畫、書法，都有一個核心的標準：“無一點塵俗氣。”為了反俗，他追求詩的高格。什么是高格？普聞《詩論》解答得很清楚：“格高本乎琢句，句高則格勝矣。天下之詩，莫出于二句，一曰意句，二曰境句。……境句人皆得之，獨意不得其妙者，蓋不知其旨也。所以魯直、荊公之詩出于流輩者，以其得句意之妙也?！币皇亲辆洌乔笠庵?，黃詩正是通過這兩點達到“格調(diào)高古”的。

黃庭堅一生重視句法，論述頗多。他精于煉字，安排句眼，善于用散句拗句入詩，突破語序、文氣之常規(guī)，以使句意曲折，文氣跌宕。他又運古于律，突破平仄粘對格律，以拗峭生澀矯圓熟平弱之弊，使讀者接觸詩句感到骨格峻拔，巉巖怒聳，態(tài)勢非凡。由句勢的鍛煉，使整個詩的外部形態(tài)瘦勁警動，汰盡蕪雜，形枯意豐。他要求句無閑字，篇無閑句；句中有深蘊，耐得咀嚼；句外有跳躍，供人填充；做到“全是骨，全是味”，“不可以色相聲音求”?！巴蔚靡狻保W陽修語），“求物之妙”（蘇軾語），是宋詩的普遍趨向。黃庭堅推進這一趨向，熟練地運用禪悟方法去尋求和表現(xiàn)宇宙萬物的妙理，把摹寫生活場面轉(zhuǎn)為解剖生活斷面，從慨嘆人生發(fā)展為探索人生，即使是瑣屑的事物，也能開掘出獨特的要眇之理。或精微，如《薄薄酒》；或渾茫，如《戲題小雀捕飛蟲畫扇》，妙不可傳。他不但能微觀地向事物中“悟入”，還能宏觀地把握萬事萬物，在入世、出世的矛盾中尋找超世之路，用寬大的胸懷包容一切，睥睨一切：“正令夷甫開三窟，獵以我道皆成擒！”就這樣，他創(chuàng)造出了“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陸九淵語）的詩的高境高格，創(chuàng)立了峭刻生新、瘦硬老辣的“山谷體”。他的高尚的人格，同流而不合污的處世態(tài)度，他探出的悟入悟出的路徑，他開出的琢句構(gòu)篇的法門，深為同時和后世的詩人們敬慕，因有許多人追隨而形成江西詩派。曾季貍《艇齋詩話》曾指出江西詩派諸人學黃的程度，側(cè)重點有不同，“其實皆一關(guān)捩，要知非悟入不可”。深中肯綮，符合宋詩走向。黃庭堅詩盡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如用事碎瑣，語言槎枒，過于晦澀，成為只能供少數(shù)人賞玩的古董，但他終是掃蕩了晚唐五代的柔靡習氣，和蘇軾一道，確立了宋詩的獨特風范，贏得了“蘇黃”并稱的榮譽，開拓之功不可沒。

黃庭堅的散文數(shù)量也不少，《類編黃先生大全文集》除古賦外，列出二十二門，頌、贊、碑、銘、帖、偈、記，應有盡有。但黃文的影響，遠不及他的詩詞。黃自己也說，“作詩頗有悟處，若諸文亦無長處可過人”（《論詩文帖》），可說有自知之明。黃文影響不大的原因可能有兩點，一是儒學說教的氣味太重，諸如“深之以經(jīng)術(shù)之義味”、“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留意治心養(yǎng)性”、“耕禮義之田而深其耒”，一本正經(jīng)，與詩中的詼諧，詞中的溫馨，大異其趣；二是寫景抒情的文章太少，一些記體文字也主要是發(fā)議論，講哲理，略無情味。黃文也有佳作，語言樸質(zhì)簡潔，富于力度，說理比較深刻透辟，前人稱其有西漢風。他的文集中最可讀的是書信、題跋，講人生的體驗、創(chuàng)作的要訣，往往運用比喻，生動深刻。如《答洪駒父書》等。再就是書序、詩序、祭文、行紀，其中有不少有感情、有形象的篇章。《小山集序》突現(xiàn)晏幾道的性格，《胡宗元詩集序》寫得那樣有氣勢，都因為作者傾注了自己的感情，寄托了自己的憤懣。還有些詩前小序短小精悍，補足詩意。著名的《再次韻楊明叔·序》提出“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理論，寫來既有親切情味，又連用比喻，這類可與蘇軾的“志林”比美。限于篇幅，本書只選了書簡二篇，序二篇，行紀一篇。

黃詩用典極多，跳躍很大，今譯極為困難。本書主要采取直譯，盡力忠實于原文。先求“信”，再求“達”，但限于水平，難臻于“雅”。古今注家對原文理解有歧義、多義的，一般選擇一種。以任淵、史容之精審博洽，注解黃詩尚多有疏失；還有四百多首黃詩，至今無人譯注。本書注譯肯定存在失誤，幸望方家與讀者教正。

朱安群（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1]分寧：今江西修水。

[2]葉縣：今河南葉縣。

[3]太和縣：今江西泰和縣。

[4]德平：縣名，在今山東西北部。

[5]涪（fú扶）州：原四川涪陵，今屬重慶市。黔州：原四川彭水，今屬重慶市。

[6]戎州：今四川宜賓。

[7]宜州：治所在今廣西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