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鎮(zhèn)反對象

1951年8月底9月初，溫州來了幾次極猛烈的臺風風暴，暴雨成災。雖然泰順山區(qū)損失較少，但亦受災。這時泰順已是樹樹秋聲，山山寒色。這年我16歲，被調到溫州干部學校學習，校址好像是原永嘉師范學校。干校校長是董銳，人很瘦，有一只眼睛不好，另一只眼睛卻很厲害，不知別人感覺如何，反正我有點怕。幸好只在他做報告的大會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大會上見到他。后來有一次他在報告中提到甌海中學“維也納音樂會”是托派組織，這使我非常驚訝。我原來一直以為“維也納音樂會”是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進步青年組織，接受的是共產主義理論和為貧苦大眾解放而奮斗的教育，一直以參加“維也納音樂會”及相關的進步活動為自豪，這一棒打下來真把我打懵了，干校的紀律是不準串連，不準訂攻守同盟等，出校門也受限制，因此，不能去訪問甌海中學的同學和老師。到干校學習，本來我是挺高興的，以為可以獲得很好的學習機會，但到干校報到時，我就覺得氣氛不對，不僅工作人員對我們態(tài)度很嚴肅，而且墻上、柱上都貼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標語之類，我懵懵懂懂，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錯，反正看見來干校學習的人年齡都比我大，沒有一個像我這樣的16歲孩子。這期干校有300～400人。下面分班、班下分組，我被分到一個組里，先在大禮堂聽董銳的動員報告，動員大家交代問題和反革命罪行，再講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等等。一般要講一上午，以后便學習討論報告，制訂自己坦白交代問題的計劃以及思想改造計劃等，寫出來，貼在分配給組里的墻上。這時我才知道他們都是國民黨區(qū)分部書記和三青團區(qū)分部書記。組長問我交代什么問題，我真犯難，我交代什么呢？我問自己。他看我這么小，國民黨區(qū)分部書記、三青團區(qū)分部書記肯定夠不上，其他反革命罪行也不至于。他說：“看你這個人是一個面相和善的人，為什么到這里來學習？”我被搞得莫名其妙，直到董銳宣布“維也納音樂會”是托派組織，我才知道是這個問題，也知道了我進干校的原因。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鎮(zhèn)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各地開始進行鎮(zhèn)反運動，1952年12月公安部門統(tǒng)一“肅托”，要將全國各地的“托派分子”一網打盡，并收繳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我當時年輕，沒有社會經驗，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以及政治問題對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多么重要。只覺得干校的伙食與在泰順土改時吃番薯絲當飯有天壤之別，不僅每餐有米飯、米粥，而且星期天改善伙食有饅頭和肉，菜也比較豐富，在泰順除了竹筍，就是苦瑪菜。竹筍白煮，一點油和肉都沒有，或者竹筍加鹽，幾個月吃下來，腸里的油都被刮光了，人很瘦很瘦。所以，我就放開肚皮吃，反正沒有定量，吃飽為止。有一天早上我喝了12碗粥，這是破我個人紀錄的，也是破干校學員紀錄的。人們都以驚奇的目光看著我，我覺得沒什么難為情的，我就是吃得多么！盡管干校生活有各種限制，但我覺得挺好過的。

一個小組8～10人，從上午8點到12點，下午2點到6點，都要在小組里開會學習、討論、談體會、檢討思想顧慮，及如何樹立對自己政治問題的正確認識和態(tài)度等，整天就講這些。每個人都要寫學習體會，寫后交給組長，組長交給班里。年紀大的人講起來一套一套的，也有沉著臉不說話的，有顧慮重重的、愁眉苦臉的、無可奈何的，亦有裝作無所謂的、沒什么了不起的，還有像我這樣不知所措的，反正各種人都有。開始我不知說什么，如何說，組長就點名叫我說，這是我最不愿意的，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說，但都會說得結結巴巴，言不達意，說了也不知自己說了什么。

這樣學習了一個月左右，就開全校大會，動員交代問題。校長董銳說明黨的政策，進一步動員“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老實交代問題。他要大家丟掉幻想，國民黨反攻大陸是癡心妄想，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絕對打不起來，等等。他警告大家說：“你們每個人的反動材料都已被掌握，蒙混過關是不可能的，僥幸過關也不可能，唯一的出路就是竹筒倒豆子，痛快徹底地交代自己的問題和罪行，不能像擠牙膏一樣，一天擠一點，不老實交代?！边@樣，小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討論、領會黨的政策，消除思想顧慮等。不久就召開了全?！疤拱讖膶挘咕軓膰馈贝髸?，一進會場就有人領著喊口號，接著董銳講話，然后就有人上臺坦白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等，中間不斷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會場氣氛壓得人透不過氣來。在這種高壓氣氛下，神經稍有點脆弱的人就受不了，況且這些人都是第一次經歷這種情境，因此，失眠的失眠，吃不下飯的吃不下飯，整天垂頭喪氣的垂頭喪氣，什么人都有。這次大會后就有人自殺了，是夜里起來吊死在走廊里的，早上被發(fā)現(xiàn)時，我們大家去看，班干部已經把他放在地上了，他可怖的面孔在我年輕的心靈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一下氣氛更緊張了，很多人的臉色更難看了。各組每人紛紛輪流交代問題，我就如實交代了“維也納音樂會”和“土改經驗交流組”的事。我交代后，大家說這不是問題?。∵@是進步的革命活動和為黨做的工作?。∥艺f就只有這些事實和活動。

我們小組的組長自己帶頭交代了三青團區(qū)分部書記的問題，他對組里的工作抓得很緊，每天都要到班里向班干部匯報組員交代問題的情況，即將組里的人挨個地匯報，他自然匯報了我交代問題的情況。第二天小組會一開始，組長就介紹班干部對我們組交代問題的意見，他把我們組分成三類：一是交代問題較好的，但不徹底；二是交代問題較差的，想蒙混過關；三是不老實，不好好交代問題的。要大家對照檢查自己，老實徹底地交代問題。我覺得自己是老實交代問題的，可是組長說班干部說我不老實。當時班干部的話就是“圣旨”，誰敢不聽，誰敢不相信。于是，小組就把斗爭的矛頭指向我，要我老實交代問題。組里的人一下子對我變得另眼看待，好像不認識了似的。這不怪他們，因為這是階級斗爭，鎮(zhèn)反運動就是鎮(zhèn)壓反革命分子，我屬于被鎮(zhèn)壓對象，當然不能像請客吃飯，不能溫良恭儉讓。這是董銳在報告中一再提到的。既然是階級斗爭，那么就不能手軟；手不軟，心要硬。據(jù)說中央對鎮(zhèn)壓反革命分子運動有八條規(guī)定。所以，對我心硬手不軟，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對16歲的我來說，壓力實在太大了，真是呼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逃避是逃不了的，只能面對現(xiàn)實，但身邊沒有一個熟人、親人可訴說的。我問自己，這里誰了解我的苦衷？誰知道我的實際情況？我為什么要受不白之冤？一會兒覺得自己沒有出路了，一會兒又很氣憤，為什么把反革命托派的帽子扣在我頭上，一會兒又覺得非把問題搞清楚不可。各種各樣的思想涌上心頭，悲觀、失望、苦惱、焦慮等交織在一起，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有天夜里我爬下床，在外面偷偷地大哭了一場。然而，我仍不知如何交代是好，于是我便搜索枯腸，竭力回憶，還是一些進步的活動，我雖詳詳細細地做了交代，一次又一次地寫了坦白書，但換來的是更加嚴厲的批判，說我根本不是交代反革命活動，而且擺革命功勞，責令我必須老實交代，否則就要被打倒，等著的將是從嚴處理，這一下那委屈、冤枉、悲觀的心情就升到了極點。有幾天我真是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著。在失眠的日子里，我橫想豎想，總想不通，想不明白。我在強大壓力下反思，在反思中掙扎。我想怎樣才叫老實呢？是按照班干部的意思，胡編亂造我托派的反革命罪行，胡說亂咬一些同學、同志參加托派組織，這就叫老實嗎？但我想到胡編亂造不僅關系到做人的起碼品質，而且關系著人的起碼道德。這時我想起在私塾里讀的先圣先賢的話，老師教導的話，做人要講誠信。誠信是做人最起碼的品質和道德，我想我不能跨越這個道德底線?！吨杏埂分姓f：“君子誠之為貴?！薄盾髯印分懈嬲]：“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蔽蚁肫鹂鬃釉诨卮鹱迂暿?、兵、信三者雖都很重要，但不得已要去掉一項，先去什么？孔子回答：“去兵”；再不得已在食與信兩項中去掉一項，孔子回答：“去食?！毙攀遣荒苋サ?，因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所以，我想來想去，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不能胡編亂造，不能冤枉別人，相信政府是講誠信的。為此我遭到更多、更嚴厲的批判，以為我是死不坦白的人。但我想寧可自己以所謂不老實坦白而被從嚴處理，也不能陷害別人。我想自己大不了就是坐牢。這樣想通了，也就吃得下飯，睡得著覺了。盡管學習班臨結束時，對我的批判更嚴、更猛，但我堅守誠信這一條不動搖。當時，我告誡自己，我要做一個誠信的人、不說謊的人、老實的人。如果說參加土改、與貧雇農“三同”是體質生命、肉體生命的磨煉，那么鎮(zhèn)反學習便是心靈生命、思想生命的煎熬。這種煎熬比體質生命的磨煉更難受，更痛苦。肉體生命的磨煉，人與人之間還是同志，可以相親相愛，互相關心，互相友愛，團結互助，同舟共濟；心靈生命的煎熬卻截然相反，人與人之間是敵人，是斗爭的對象，沒有關心而只有狠心，沒有友愛而只有仇視，沒有互助而只有斗爭，沒有共濟而只有壓擠。雖然兩者生命的磨煉和煎熬可以貫通，但重點和主旨分殊。經此磨煉和煎熬，我覺得自己長大了，懂事多了。盡管友愛的關心離我遠去，但總覺得好像繆斯在耳邊向我訴說，勇敢地昂起頭，希望就在前面。

鎮(zhèn)反運動的學習是三個月一期，絕大部分人交代清問題就算結業(yè)了，各回原單位、原地方，只留下少數(shù)幾個不能結業(yè)的，我就是其中之一，留校繼續(xù)學習改造，老實交代問題。后來有人透露，我屬于思想頑固、死不認罪的人。這是對一個16歲的人不想捏造事實、歪曲事實而照事實交代問題的評價。可見，任何評價都有先入為主的問題，都是從既有的立場、觀點、方法出發(fā)的，即從已有的價值觀出發(fā)認識、評價問題。盡管這個評價不符合事實，但價值評價掌握在強者手里，強者就是評價的標準，強者就是正確的，弱者只有挨批、挨斗的命運，而不能有異議。以后的政治運動都證明了這一點。

溫州干校第一期結業(yè)后，第二期很快就開始了，這在1951年元旦之前。新來的學員把我當成老學員，有的心情沉重地向我打聽第一期的學習情況：怎樣學，學什么；如何交代問題；交代什么問題；等。我就我所知道的和經歷的做了介紹。我估計他們與第一期一樣，不是國民黨區(qū)分部書記，就是三青團區(qū)分部書記。有的人就問我，他已在單位交代了問題，為什么還要到這里“坦白交代”？這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計在社會上、單位里已開始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了，所以他們進來時都顧慮重重，不像我第一次進來時那樣輕松，不知學什么。當時我離開泰順時，領導只告訴我到干校學習，我總以為學習是一件好事，可增長知識、學問，哪知道是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的學習！這種學習的內容、性質、方法，與我原來所理解的學習完全不是一碼事。我原來所理解的學習是學習政治及理論知識、業(yè)務技術，提高認識，增長才干；干校學習是學習坦白從寬地交代罪行，劃清敵我界限，不過也叫學習，這大概是廣義上的一種學習吧！

第二期學習內容、進度、方法以及時間安排都與第一期差不多。班干部、學校領導還是那些人，是原班人馬，對我的狀況，我所交代問題的情況，他們都清楚。期間，班干部還找我個別談話：一是不要向新學員亂介紹情況；二是說這是我最后的機會，要老實交代問題；三是希望我起帶頭作用，帶頭老實交代問題。談話的態(tài)度倒比較誠懇，我也表示要好好交代問題，爭取第二期結業(yè)。在集中交代問題的階段，我雖搜腸刮肚，要像學校領導要求的那樣把問題竹筒倒豆子似地都倒出來，可是一點也沒有增加夠得上實質性的反革命活動的內容和材料。我們學習小組的人在交代了問題后，放下了歷史包袱，精神顯得輕松多了。有的人為了表現(xiàn)積極，結業(yè)時所填的表上有個好的鑒定，領導有個好的評語，這張結業(yè)鑒定表寄回原單位，原單位領導對他有一個好的印象，就積極批判我，向我開火，說我不老實交代問題，一定是隱瞞了重大反革命罪行。批判的火力、壓力比第一期學習時大，我曾想來這里學習的人大概都受到批判，不是在原單位就是在這里，可為什么要把自己受批判的痛苦心情又加給別人，能不能不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事。我又想，人是不是都有對己寬、對人嚴的情結，對“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我產生過懷疑。但我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思想的包袱、顧慮以及緊張的程度就沒有第一次那樣強烈，思想的碰撞、震蕩也沒有第一次那樣激烈，我仍然堅持自己誠信的道德信念不動搖，心情比第一次平靜，沒有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因為他們攻擊我的“重炮”是我隱瞞重大的反革命罪行，即所謂托派組織的“維也納音樂會”。這是因1948年甌海中學托派學生大拉選票，控制了學生自治會，中共甌海中學地下黨支部為廣泛團結同學，孤立托派控制的學生自治會而組織的黨的外圍組織，當時實際負責人是中共甌海中學黨支部的吳廷享和王毅，李作模任會長。1948年12月后，由中共甌海中學黨支部書記張良權負責，張良權是與我們甌海中學男同學一起到泰順參加土改的，是我們帶隊的人，即領導，他同我的關系比較好。攻擊我、批判我的人也不想一想，1948年我只有13歲，一個13歲的初中學生能干出什么重大反革命事情？且甌海中學就在溫州市，離我們學習的溫州干部學校只有幾步之遙，去調查一下就清楚了，不知何故仍抓住我不放?！疤拱讖膶挘咕軓膰馈薄安惶拱祝缆芬粭l”等話語在我耳邊響個沒完。最后，我聽多了，聽慣了，就不覺得稀罕了。

我總覺得“坦白”是坦白事實，并不是胡說，把胡說瞎編當作事實，就不是實事求是了?！皩嵤虑笫恰笔枪伯a黨堅持的原則，但實事往往被歪曲、編造、誣告所遮蔽和誤導，被高壓、斗爭所迫而不得不承認被歪曲、編造、誣告的事實，這樣實事就被完全顛倒過來，被歪曲、編造、誣告的事實便成了真實事，真可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皩嵤虑笫恰钡摹扒笫恰笔侨未嬲?，去假求真，讓被歪曲、遮蔽了的實事恢復真面貌，這才是真正的實事求是。若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就不會發(fā)生傷害人的冤假錯案和運動后的“平反”了。其實，一個冤假錯案傷害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家庭、一族親戚、一群朋友等，從而造成人心的不穩(wěn)定、社會的不安寧。希望不要把痛苦強加給無辜的人！不幸的我，第二期結業(yè)時又被留下了，第一期與我一樣沒有結業(yè)、被留到第二期的都結業(yè)分配了，只有我這個“頑固分子”留下了。有一天班干部看到我挖苦地說：“你又留級了，我可不愿看到你再留級呵！”對我來說，“留級”有兩種：一是學業(yè)上留級，我沒有；二是政治上留級，這次是經歷了。我想我從小學到中學不僅從未留級，而且是不斷跳級，這一下可體會到“留級”的滋味和痛苦了。

第三期學員不完全是國民黨、三青團的區(qū)分部書記，大概溫州地區(qū)的這部分人已輪訓得差不多了，因此有國民黨員和“偽職員”中的一些低級官員。這時已經是1952年了，第三期中間又轉來一些“老虎”，即“三反”“五反”運動中各單位揭露出來的“大貪污犯”，送到溫州干校來要他們徹底交代貪污事實。我們原小組成員坦白交代問題基本告一段落后，就與其他小組調整成20人左右的“打虎隊”，我盡管仍屬于不老實交代問題者，但沒去處，就被放到“打虎隊”，分配給我們隊一個“老虎”。干部學校董銳校長又做了動員報告，說明了“三反”“五反”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國內國際形勢，特別說到抗美援朝的形勢，不法奸商與我們干部內外勾結，破壞抗美援朝，破壞國家建設，以舊棉冒充藥棉，危害志愿軍的傷病員等罪行，然后學習、討論報告。有的人義憤填膺，表示要與“三反”“五反”分子斗爭到底。當時，大家滿腦子都是階級斗爭的觀念，不動員也照辦。我記得我們“打虎隊”的對象是原溫州糧食局的干部張駿，他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負責糧食調運工作，糧食在調運工作中有虧損，就說他與奸商勾結，偷賣糧食，貪污贓款。原單位轉來的材料中說他貪污的數(shù)目很大，有幾千斤糧食的虧損。干?！按蚧㈥牎北悴扇∑趹?zhàn)術，白天、黑夜進行批判斗爭?！按蚧㈥牎背蓡T可輪流“作戰(zhàn)”，可張駿一個人就不是輪流而是連續(xù)挨斗了。張駿進干部學校時是一個身體很棒的小伙子，半個月斗爭下來就面黃肌瘦了。他開始一直說自己沒有貪污，后來終于受不了疲勞戰(zhàn)術，開始交代“問題”，“打虎隊”就要追問糧食被賣到哪里去了？賣給什么人了？他說不出來，便翻案。這樣反反復復好幾次，翻一次，斗爭的火候就升溫一次。最后，他實在受不了就胡編了一通。我當時是“打虎隊”材料組的成員，負責把每筆貪污的時間、地點、數(shù)目、出處、賣給誰等落實下來。每落實一筆，他都顯露出痛苦的表情，有時又用迷惘的眼神看著我們。

第三期干校學習臨近結束，“打虎隊”隊長要我們帶著張駿去追一筆“贓款”。這筆“贓款”他說是把糧食賣給了平陽縣鰲江鎮(zhèn)的一位商人，錢沒有給他。我們帶著他坐船、走路（當時沒有汽車），我看他臉色非常猶豫，又非常難受。我們過鰲江時他跳江了，我們便下去救他，在群眾的幫助下終于把他救上來了，到鰲江鎮(zhèn)一打聽，根本沒有他說的那位商人，他才說實話，是被逼得沒辦法編出來的，所謂實事，原來是假的、編造的，卻被當作真實事來追贓。這樣，我們只得回到干校。他的話我能理解，因為我也是被冤枉的。雖然沒有對我采取白天、黑夜斗爭的疲勞戰(zhàn)術，但連續(xù)幾天批判斗爭也是經歷過的，只要思想動過想過關的一念，就會胡編亂造，這是被逼得無可奈何的事。用群眾運動的方法、政治斗爭的辦法，而不是用法律的手段來解決干部存在的問題，并在預先確定運動斗爭對象比例的情況下，為完成此比例的任務，不冤枉人才怪呢！這就出現(xiàn)了運動—冤枉—平反這循環(huán)往復的怪圈。

這時，溫州地區(qū)根據(jù)中共中央《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在1952年的暑假對各縣中小學教師中的國民黨黨員、三青團團員展開了組織清理工作，以肅清文教隊伍中國民黨、三青團的影響。溫州地區(qū)成立了文教干校，永嘉、瑞安、平陽、樂清等縣為分部，分部下面有班，需要一大批班干部，我不知怎么被分到平陽縣分部的一個班擔任班部的生活干事，負責學員生活方面跑腿的事務以及文藝生活等雜七雜八的事。小學教師一般是師范學校、普通高中畢業(yè)的學生，中學有師范學院和大學畢業(yè)的學生。有的加入國民黨和三青團是中學、大學里全班集體加入的，加入時連自己也不知道，訓育主任把全班同學的名單報上去就算加入了，現(xiàn)在成了要背一輩子的政治歷史問題包袱，成了一輩子被人另眼看待的、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所以他們心里真有點不甘，很難受，但已成歷史事實，刷也刷不掉，這樣他們一輩子就難以取得領導的信任或被提拔了。當時新中國成立不久，沒有考慮那么多，可是有的中小學教師想到了與其他教師以及學生相處的問題、別人如何看自己的問題等。這就是說，他們已考慮到今后的工作、生活環(huán)境對自己的變化與壓力。我當時思想簡單，就沒有考慮到這個莫須有的“托派”問題將會對我產生什么影響。

溫州地區(qū)文教干校平陽分部學員被集中在平陽中學及縣城城區(qū)的幾所中學里，有一次開分部學員大會，動員交代政治歷史問題，會址是一座較舊的木結構的禮堂，由于學員較多，對著主席臺的樓上木結構不堪重負，倒塌下來，壓傷了下面的不少學員，我們班干部怕繼續(xù)倒塌下來就跑去救人，而有些人就往外擠，搞得混亂不堪，我只好大喊“大家不要亂，大家要鎮(zhèn)靜，先救人”，這樣才使大家按班離開會場，并將傷員送往醫(yī)院救治，所幸沒有死人，我所在的班也沒有傷人。由于我所在的班學習氣氛比較沉悶，班領導找我談話要活躍學員的文藝生活，組織起來教學員唱革命歌曲。我本來是喜歡唱歌的，但在溫州干校修整了我9個多月的“維也納音樂會”的“托派”問題，我對音樂實在無興趣了，提不起精神唱歌。這倒不是怪唱歌，唱歌本無罪，但我在情感上轉不過來。為了學員的文藝生活和活躍學習氣氛，我又不得不去做，我結合學員的思想，改編了幾首歌曲的歌詞，教學員們唱，在一次文娛比賽中，我指揮的改編歌曲獲得了好評。

溫州干部學?！版?zhèn)反班”連續(xù)辦了三期，也只有這三期，我是唯一連續(xù)學三期的人。每期結業(yè)都要填寫一份鑒定表，這份表上有家庭出身成分、何時何地參加反動黨團組織及其他反革命組織等欄目，我都要把“維也納音樂會”作為“托派”反動組織填上，每次填表時我的心情都非常復雜和沉重，可以說一次比一次復雜和沉重，因為我在與國民黨區(qū)分部書記、三青團區(qū)分部書記的接觸中慢慢體會到將是怎樣的處境。當時，我已變成一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溫州地區(qū)文教干校從1952年6月開始到1952年9月結束，我們班干部也要填一張工作鑒定表，又有這些欄目，我真怕填表，碰到填表我就頭痛，它像一塊沉重的枷鎖，套在我的脖子上，壓垮了我的肩膀，壓得我抬不起頭來。我總納悶，革命怎會變成反革命！我想不通，為什么不去調查一下實際情況？我?guī)е@許多沉甸甸的思想包袱，于1952年10月左右回到了泰順縣。這次回泰順與第一次到泰順土改的心情完全不同，那一次是革命熱情噴發(fā)，戰(zhàn)天斗地，這一次是戴著一頂沉重的、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的反革命“托派”帽子回來的，沒有一點重回原地方的高興，只有抬不起頭來的悲傷。

溫州干部學校鎮(zhèn)反學習是對人性的拷問，是一次道德的衡量和生命的考驗，要不要編造謊言，以蒙混過關，減少壓力，少受批判、斗爭，是考驗人性善良與否、道德高尚與否的試金石，但在各種各樣的強壓下，如何自處，如何回應，如何通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鬼門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我在班里看到，個別人對自己人性的反思檢討，以自己為對象而思，就留戀不舍，手軟抬不起來，但對別人的批判斗爭卻從不留情，手是硬的。為什么自己受批判斗爭的痛苦心情又加給別人呢？能不能不做“己所不欲”的事！按孟子所說，人有一種“不忍人之心”，如果人人都具有仁、義、禮、智、信的道德，那么就不會冤枉好人，但為什么制造那么多冤假錯案？應該有一個答案，應該請領導調查，把“托派”問題搞清楚。我相信歷史事實總是歷史事實，而且1948年到1951年，相距時間不遠，當事人俱在世，一調查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