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劉向首校《晏子春秋》

關(guān)于《晏子春秋》的成書年代，學(xué)界向有爭議；但是，其經(jīng)過西漢劉向的校訂而最后定型下來卻是人們不爭的共識。

在劉向之前，中國最早為晏嬰作傳并談及到《晏子春秋》著作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記載了晏嬰的生平行事：“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jié)儉力行重于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并對晏嬰表示了由衷的敬慕：“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zhí)鞭，所忻慕焉。”但傳中僅記晏子解越石父于縲紲和御者之妻勸夫改過兩件“軼事”，并未對《晏子春秋》作評述，原因是“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但盡管如此，卻從中透露出一個信息：即《晏子春秋》不但為司馬遷所親睹，而且在當(dāng)時“世多有之”，是一部在漢武帝時期即已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的著作，并非如后來有些人所疑：“其諸六朝后人為之者與？”

秦始皇“焚書坑儒”，對中國的文化典籍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漢朝建立之后，搶救、整理瀕臨滅絕的文化典籍便成了它的當(dāng)務(wù)之急。由于距離“秦火”時間較近，一方面，典籍不至于被秦“火”得太干凈，它仍有可能以一定數(shù)量散存于民間；另一方面，當(dāng)時一些文化底蘊深厚、典籍素養(yǎng)較高的人尚在，對搶救、整理這些文化典籍也構(gòu)成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因此，漢帝國在政權(quán)穩(wěn)定之后，就充分意識到了自己的歷史責(zé)任，主動、自覺地承擔(dān)起了這一歷史使命。它一方面發(fā)布政令，向社會廣泛征集文化典籍；另一方面則組織專家對典籍進行細致的校訂、整理。關(guān)于漢帝國整理文化典籍的背景及其所做的工作，班固在《漢書?藝文志》序中有詳細的記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shù)家之傳。戰(zhàn)國從衡，真?zhèn)畏譅帲T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dāng)?，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nóng)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jīng)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shù)術(shù)，侍醫(y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fù)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yè)。”劉向就是在這非常時期為我國文化典籍整理做出重要貢獻的典籍整理家。

劉向（約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楚元王交四世孫。西漢經(jīng)學(xué)家、目錄學(xué)家、文學(xué)家。治《春秋穀梁傳》。曾奉命領(lǐng)校秘書，典校經(jīng)傳、諸子和詩賦。典校過程中，撰有《別錄》。其子劉歆以《別錄》為基礎(chǔ)，撰成《七略》，是為中國最早的目錄學(xué)著作。原書已佚；東漢班固因《七略》而成《漢書?藝文志》，從中可以見到《七略》的梗概。據(jù)《漢書?藝文志》載，劉向有辭賦三十三篇，今僅存《九嘆》一篇，見于《楚辭》。其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讎古書的“敘錄”；此外，還編著有《列女傳》《新序》《說苑》三部著作。明人輯有《劉中壘集》，收于《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劉向是中國最早對《晏子春秋》做校讎的學(xué)者。他獨立校訂了“中書（皇家內(nèi)庫書）《晏子》十一篇”，又與長社尉參（蘇時學(xué)以為是杜參）共同校訂了“太史書五篇，臣（劉）向書一篇，（杜）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他以不同版本的《晏子春秋》相參校，以能涵蓋“中外”書各種版本內(nèi)容為“定著”標(biāo)準，“除復(fù)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從而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這“八篇二百一十五章”便是后來歷代尊奉的《晏子春秋》“定著”篇數(shù)。然后，他又對這“八篇”內(nèi)容進行了思想和文辭的審核，認為其中“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jīng)’之義”，將其列為《內(nèi)篇》；并根據(jù)其內(nèi)容分別設(shè)立了《諫上》《諫下》，《問上》《問下》和《雜上》《雜下》等分類標(biāo)題。而對于“復(fù)重，文辭頗異”和“頗不合經(jīng)術(shù)，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辯士所為者”，他也采取“不敢遺失”的嚴謹態(tài)度，各“復(fù)列以為一篇”，設(shè)為《外篇》第七、第八兩篇。并對整部著作進行了文字校訂。

劉向校讎《晏子春秋》及其它經(jīng)傳、諸子、詩賦著作，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對于其意義，我們通過縱觀《晏子春秋》的研究歷程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首先，劉向校讎《晏子春秋》，為后人確定了一個完整、權(quán)威的著作文本。

如前所述，在劉向之前，由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國家已經(jīng)沒有了完整、權(quán)威的《晏子春秋》著作文本。盡管國家行使它最強大的力量向社會廣泛征集；但所集中的皇家內(nèi)庫書和太史及個人的珍藏也均帙散篇殘，很難作為權(quán)威版本保存和流傳于后世。關(guān)于這一點，劉向在《晏子春秋》“敘錄”里記載得很清楚：“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各種版本既不一致，也不完整。同時，文字訛誤也很多，如“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僃’；‘先’為‘?！?；‘章’為‘長’，如此類者多?！?sup>這就對文化典籍的完整保存、傳承造成了極大的困難。漢帝國以國家力量最大限度地征集文化典籍、征召典籍整理專家，這就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校讎典籍所參校資料的豐富性和學(xué)者的權(quán)威性。劉向在國家最強大力量的支持下，以據(jù)“秦火”最近的時間，精心核校當(dāng)時所能見到的最全面的版本，這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其核校的《晏子春秋》著作文本的權(quán)威性。這是一項最基礎(chǔ)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其歷史和學(xué)術(shù)功績都是非常明顯的。

其次，劉向校讎《晏子春秋》，為保護《晏子春秋》著作做出了貢獻。

校讎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劉向以國家的力量，在最全面資料的基礎(chǔ)上確立了《晏子春秋》最完整、權(quán)威的著作版本，這同時，自然對保護《晏子春秋》著作做出了貢獻。歷史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任何時代，一種著作不經(jīng)國家整理、認可、保存而僅靠民間流傳是存在不下去的。以《晏子春秋》的情況看，它當(dāng)時的生存狀況就已經(jīng)非常嚴峻了：既沒有一致、權(quán)威的著作版本，而且各版本也都殘缺不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劉向的整理，確定下來統(tǒng)一、權(quán)威的版本，然后國家實行大力的保護，那么《晏子春秋》消失于中國文化典籍之林的結(jié)局應(yīng)該是必然的。所以我們說，劉向校讎《晏子春秋》，在為后人確立完整、權(quán)威的著作版本的同時，也為保護《晏子春秋》著作做出了貢獻。

第三，劉向確定的“八篇二百一十五章”的“定著”篇章數(shù)，也為后代甄別《晏子春秋》著作的真?zhèn)翁峁┝艘罁?jù)。

在《晏子春秋》研究史上，歷代關(guān)于著作的真?zhèn)沃疇幰恢焙芗ち摇Ｖ钡?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葬中出土了《晏子》簡書，爭論才徹底宣告結(jié)束。而在歷代的著作真?zhèn)握摖幹校藗兘?jīng)常使用的論辯武器和甄別真?zhèn)蔚囊罁?jù)，一個是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提到的兩件“軼事”；另一個便是劉向確定的“八篇二百一十五章”的“定著”篇章數(shù)。可見，劉向的首校《晏子春秋》，不但最早確立了完整、權(quán)威的著作版本，為保護《晏子春秋》著作做出了貢獻；同時也為后代甄別著作的真?zhèn)翁峁┝艘罁?jù)。

第四，劉向最初的關(guān)于《晏子春秋》文字、思想的校讎意見，也為后代研究《晏子春秋》提供了借鑒。

考察《晏子春秋》的著作歸屬，柳宗元之前，它向來列在儒家著作中，這應(yīng)該說與劉向最初的著作歸屬意見有絕對關(guān)系。他在《敘錄》中說：《晏子春秋》“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jīng)’之義……可常置旁御觀”?！傲?jīng)”是儒家經(jīng)典，可見，劉向最初對《晏子春秋》思想價值的判斷便是其符合儒家思想標(biāo)準。他的這個觀念直接影響了其子劉歆《七略》的思想：“歆于是總?cè)簳嗥洹镀呗浴?，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shù)數(shù)略》，有《方技略》”；而班固在劉歆基礎(chǔ)上“刪其要，以備篇籍”，則成《漢書?藝文志》。可見，劉向的思想是一直影響到劉歆、班固的。盡管后來柳宗元提出了“墨家說”觀點，并且影響很大；但是“儒家說”在《晏子春秋》研究領(lǐng)域始終具有重要影響，這其中，不能不說劉向的影響至為深遠。

在校讎經(jīng)傳、諸子和詩賦之余，劉向還分類纂輯先秦至漢初史事和傳說，雜以議論，編成《列女傳》《新序》《說苑》三部著作。由于是博采群書，因此，使一些后世失傳的古籍，也因這三部著作的輯入而得存一二。其中，共采錄《晏子春秋》材料五十五處，它們分別是：

《列女傳》中采錄二處：

《賢明傳》中一處：“齊相御妻”（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二十五章）

《辯通傳》中一處：“齊傷槐女”（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下》第二章）

《新序》中采錄七處：

《雜事第一》中一處：“晉平公欲伐齊”（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十六章）

《雜事第四》中二處：“桓公田至于麥丘”（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第十三章）

“齊有彗星”（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六章）

《雜事第五》中一處：“齊侯問于晏子曰”（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問上》第十九章）

《刺奢第六》中一處：“齊景公飲酒而樂”（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一章）

《節(jié)士第七》中一處：“晏子之晉”（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二十四章）

《義勇第八》中一處：“崔杼弒莊公”（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三章）

《說苑》中采錄四十六處：

《君道》中五處：第十八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問上》第六章）

第十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三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下》第十章）

第三十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八》第十六章）

第四十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八》第十八章）

《臣術(shù)》中六處：第十一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問上》第十九章）

第十三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二十五章）

第十四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十二章）

第十五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二十三章）

《建本》中一處：第十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二十七章）

《貴德》中四處：第八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十四章）

第十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九章）

第十一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十章）

第十二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八章）

《復(fù)恩》中一處：第二十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二十七章）

《政理》中六處：第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下》第十七章）

第三十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二十章）

第三十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問上》第九章）

第三十七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問上》第三十章）

第四十四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一章）

第四十五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二章）

《正諫》中六處：第十五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下》第十一章）

第十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第二十五章）

第十七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十三章）

第十八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十一章）

第十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十二章）

第二十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下》第十七章）

《敬慎》中一處：第二十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二十章）

《奉使》中五處：第十二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八章）

第十三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十七章）

第十四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十一章）

第十五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十章）

第十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九章）

《權(quán)謀》中一處：第七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問下》第九章）

《至公》中一處：第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八章）

《雜言》中三處：第三十五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二十三章）

第五十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二十章）

第五十五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下》第九章）

《辨物》中三處：第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四章）

第十一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第十五章）

第三十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三章）

《修文》中一處：第六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下》第二十五章）

《反質(zhì)》中二處：第十九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十五章）

第二十二章（采自《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三十章）

將三部著作所采錄材料與《晏子春秋》原文對勘，我們會發(fā)現(xiàn)如下特點：

第一，三部著作材料與《晏子春秋》原文完全相同的只有《說苑?建本》第十九章一處，其余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差異。

第二，三部著作材料與《晏子春秋》基本相同，而只是字詞上存在細微差別，這種情況的材料最多，共有三十三章。其最突出的特點是，人名、地名存在差異：《晏子春秋》稱“景公”，而三部著作卻稱“齊侯”或“齊景公”；《晏子春秋》稱“田桓子”、“高糾”、“燭鄒”、“裔款”，三部著作稱“陳桓子”、“高繚”、“燭雛”、“裔敖”；《晏子春秋》說“景公游于菑”，三部著作卻說“齊景公游于蔞”。除此之外便是敘述語言上的細微差異。

第三，三部著作材料與《晏子春秋》相近；但《晏子春秋》的記述細致豐富而三部著作則相對簡單，如《說苑?復(fù)恩》第二十與《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二十七章相比，我們能明顯感覺到三部著作是在《晏子春秋》材料基礎(chǔ)上刪減而成。這類材料在三部著作中共有十二章。

第四，與前一種情況相反，三部著作材料與《晏子春秋》相近；但《晏子春秋》記述簡單而三部著作則相對豐富，如《列女傳?賢明傳》“齊相御妻”與《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二十五章相比，我們能明顯感覺到三部著作是在《晏子春秋》基礎(chǔ)上增飾內(nèi)容而成。這類材料在三部著作中共有三章。

第五，還有一種情況比較特殊，就是三部著作與《晏子春秋》相比，其記述的材料內(nèi)容相同或相近，但主人公卻不同，如《新序?雜事第四》“桓公田至于麥丘”記載桓公問麥丘邑人，而《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第十三章卻記載景公問麥丘封人。應(yīng)該可以看出兩者材料是接近的，并且最初可能是同源的。這類材料在三部著作與《晏子春秋》中共有六章。

為什么三部著作采錄《晏子春秋》材料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筆者認為，這與劉向編輯三部著作的目的有關(guān)，同時也可以側(cè)面證明《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質(zhì)。

首先，劉向編輯《列女傳》《新序》《說苑》三部著作的目的，《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傳》記載得很清楚：“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wèi)之屬起微賤，逾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nèi)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shù)上疏言得失，陳法戒。”可見，劉向編輯這三部著作是服務(wù)于天子的，目的是要宣“王教”，立“法則”，“言得失，陳法戒”。既然是要面向天子來立“法則”、言“得失”，則其所使用的材料便必然要求是可靠的史實或人們深信不疑的傳說材料。因此，劉向在采錄材料時，便都選擇“《詩》《書》所載”和“傳記行事”的可靠材料。那么，既然《列女傳》《新序》《說苑》中大量采用了《晏子春秋》的材料作為立“法則”、言“得失”的論據(jù)，就說明《晏子春秋》中的很多材料或者是史實，或者是早已深入人心的傳說。這與筆者所統(tǒng)計《晏子春秋》材料的實際情況是相吻合的?！蛾套哟呵铩分械牟牧喜皇悄膫€人在編輯著作時為塑造人物而創(chuàng)作的——個人虛構(gòu)出來的東西如何可以作為天子的借鑒而被采進《列女傳》《新序》《說苑》中？它必然是在作者編輯《晏子春秋》著作前就早已作為古史或者深入人心的傳說而存在。作者所做的，只是盡自己所能努力搜集到這些材料，然后根據(jù)類別將它們編排起來，以反映晏嬰偉大的人生和歷史貢獻。這樣的著作如何是“小說”呢？所以，認為《晏子春秋》是歷史小說的觀點難以成立。

其次，三部著作所采用的《晏子春秋》材料，絕大部分都經(jīng)過了作者的修改和潤色，它們或者敘述語言稍異，或者增減了人物對話的內(nèi)容。這一切又說明了什么？說明劉向編輯三部著作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保存一些傳世典籍的文本，而只在通過摘錄、改寫典籍中可信的古史或深入人心的傳說，將這些材料作為可靠的論據(jù)為社會樹立一種典范或提供一種借鑒。擔(dān)當(dāng)這樣使命的材料是必須真實準確，不能有絲毫的人造成分的?！蛾套哟呵铩繁徊射浟舜罅窟@類的材料，則說明了其材料的真實可信。那么，將古史和深入人心的傳說材料組織起來，用以反映一個人的生平和歷史貢獻的著作，究竟該定性為“小說”還是人物傳記？

第三，在三部著作和《晏子春秋》之間還存在一種現(xiàn)象：有些材料，《晏子春秋》與三部著作記載基本相同，但主人公卻不相同，往往是《晏子春秋》記為景公與晏子事，而三部著作卻記為桓公與管仲事，或者主人公是其他人。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的唯一解釋就是：這些材料是在社會上流傳了很久的民間傳說，其經(jīng)過多人多時多地的長期流傳而逐漸發(fā)生了變異，人們根據(jù)不同的理解和記憶便形成了不同的傳說版本。劉向在采錄《晏子春秋》中這類材料時，聯(lián)想到在社會上還流傳著與之相近的另外一種傳說，并且認為這種傳說更加深入人心，因此，便在三部著作中做了相應(yīng)的改動。這也更說明了《晏子春秋》中的材料并非來自于個別人在編輯著作時進行的自覺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而是來自于先于著作產(chǎn)生時即已存在的古史或民間傳說。因此，《晏子春秋》不能定性為“小說”，“傳說故事集”的定性也不能全面概括其性質(zhì)，而應(yīng)該將其看成是一部由后人搜集，通過大量古史和民間傳說材料，以反映重要人物生平和歷史貢獻的獨具特色的歷史人物傳記。

第二節(jié) 柳宗元所引發(fā)的有關(guān)爭論

劉向之后，相當(dāng)長的時間，人們并沒有直接研究《晏子春秋》，而是堅信不疑地將其作為漢代之前可信賴典籍來解釋詞匯意義，說明地理和古代制度等。如《禮記正義》卷五十八《投壺》在注“浮”是“罰爵”之義時就說：“《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晏子時以罰梁丘據(jù)?！?sup>東漢應(yīng)劭《風(fēng)俗通義》卷九，也引《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六章“景公病水夢與日斗晏子教占夢者以對”材料論“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晉郭璞《爾雅注疏》注“潛行為泳”：“水底行也?！蛾套哟呵铩吩唬骸疂撔?，逆流百步，順流七里?！?sup>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注釋“砥柱”：“劉向敘《晏子春秋》，稱古冶子曰：吾嘗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dāng)是時也，從而殺之，視之乃黿也?！?sup>西魏盧辯注釋《大戴禮記》卷八《明堂篇》“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蒿宮也”時也說：“《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jié)也。’然或以蒿為柱，表其儉質(zhì)也?！?sup>唐《元和姓纂》卷八注釋“艾”姓，也引《晏子春秋》人物為證：“《晏子春秋》，齊大夫艾孔之后，即《左傳》裔款也?！讹L(fēng)俗通》，龐儉母艾氏。南燕有牙門艾江，又東平太守艾詮?！?sup>

這期間，《孔叢子?詰墨》值得人們特別關(guān)注。該文章雖然沒有直接研究《晏子春秋》；但因為它對孔子與晏子關(guān)系做了充分的辯論，客觀上對于人們深入理解《晏子春秋》著作有一定幫助。

《孔叢子》舊題漢孔鮒撰，內(nèi)容主要記敘孔子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即孔鮒）等人的言行。但《漢書?藝文志》并未著錄此書，是魏人王肅最先在其所著《圣證論》中提及并引用部分內(nèi)容，故后人基本認定該書為王肅或其門徒所作。

《詰墨》所論，基本上都是針對《墨子?非儒》對孔子和儒家的非難而做的駁辯。其中，涉及到孔子和晏子關(guān)系的共五條（因《非儒上》今缺，我們在《非儒下》中僅找到作者駁辯的材料兩條），五條辯論如下：

其一，針對《墨子》所說，晏子曾言于景公：“孔子之荊，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弒君，非圣賢之行也?！薄对懩酚枰苑瘩g：“楚昭王之世，夫子應(yīng)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wèi)。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wèi)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后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赌印冯m欲謗毀圣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

其二，針對《墨子》所說，齊景公欲封孔子于尼溪，晏子斥責(zé)儒家：“浩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xué)不可以導(dǎo)家?！薄对懩贩瘩g道：“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于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于政與天地并。’此則未有以惡于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绖帶杖，菅菲食粥，居于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于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p>

其三，針對《墨子》所說，孔子相魯，晏子曾向齊景公獻策以陰謀沮之，《詰墨》反駁道：“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圣也；上乃云非圣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則不然矣。”

其四，針對《墨子》所說，晏子因孔子指責(zé)自己“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譏諷孔子：“聞君子獨立不慚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跡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薄对懩方Y(jié)合孔、晏的君子互敬關(guān)系給予了充分駁斥：“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污，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呵饟?jù)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鬃勇勚唬骸∽佑浿￡套右砸恍氖氯?，君子也?！绱?，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jié)者也?！套佑衷唬骸煽铮钢⒆?、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為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為貴，則其師亦不賤矣?！莿t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于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跡，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p>

其五，針對《墨子》所說，晏子曾對儒家繁祭祀喪葬之禮有所批判：“古者圣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于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薄对懩贩瘩g道：“《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于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為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p>

文章最后又總結(jié)性地安排了子魚與曹明的對話。子魚曰：“《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圣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氣郁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于下民者眾矣；未能以聞?wù)?。臣故曰：官未備也?！擞株套又瓶鬃诱咭?。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擞挚鬃又F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p>

可以說，《詰墨》所論，理足氣盛，對《墨子?非儒》加于孔子和儒家的非難做了充分的辯駁。雖然沒有直接研究《晏子春秋》；但它對《墨子》很多虛偽論據(jù)的反駁和對孔、晏關(guān)系的辯論，對人們深入理解孔、晏關(guān)系和《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質(zhì)卻具有一定意義。

首先，《非儒》中關(guān)于孔子及其弟子的材料，很多都與事實有一定的出入；這些材料容易混淆視聽。辯論清楚這些基本事實，對于還原真實的孔子形象具有意義。

其次，晏子與孔子的關(guān)系，晏子對孔子和儒家的態(tài)度及其行為表現(xiàn)，往往也是人們判斷晏子思想取向和《晏子春秋》著作性質(zhì)的根據(jù)?！对懩穼住㈥剃P(guān)系的辯論，不但駁斥了墨家借晏子之口對孔子及儒家的攻擊，還原了孔、晏和諧互敬的關(guān)系；而且指出了晏子很多思想行為與儒家有相近之處。因此，它進一步加固了人們對《晏子春秋》著作儒家性質(zhì)的認識。清代孫星衍堅持《晏子春秋》“儒家說”，其最有力的武器，一個是劉向《敘錄》中的意見：“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jīng)’之義。”再一個就是《孔叢子》的論據(jù)：“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于儒焉?！笨梢?，《詰墨》對于后人判斷《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質(zhì)有影響。

直接對《晏子春秋》著作進行正面研究，起于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學(xué)家、哲學(xué)家。與韓愈共同倡導(dǎo)古文運動，并稱韓柳。有《柳河?xùn)|集》。

柳宗元的《辯晏子春秋》是《晏子春秋》研究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它不但對《晏子春秋》的作者和著作歸屬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引起了人們的爭論；而且其思維方法也富于啟發(fā)，促進了人們對晏子和《晏子春秋》研究的深入。在這篇文章中，他首先提出：“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蛟魂套訛橹?，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圍繞其論點，柳氏對比墨家精神提出了論據(jù)：“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shù)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jié)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shù)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后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sup>

在《晏子春秋》研究史上，柳宗元第一次提出《晏子春秋》的作者是“墨子之徒有齊人者”，該著作的學(xué)派歸屬“宜列之墨家”。應(yīng)該說，這個觀點，無論其思想見解的新穎卓異，還是思維方法的富于啟發(fā)，都是前無古人的。它啟發(fā)人們不迷信前人的成見，不盲從權(quán)威，而是從作品的實際出發(fā)考察問題；同時，他也為人們指出了一條本著知人論世原則，從作品的思想傾向、反映的地域文化入手來探討作品作者的非?？扇〉膶W(xué)術(shù)途徑。

由柳氏上述的觀點，在后世學(xué)術(shù)界也引起了兩個方面巨大的爭論：

一、《晏子春秋》著作的學(xué)派歸屬

在柳宗元之前，《晏子春秋》向來是列在儒家著作中的：《史記?管晏列傳》注引《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列“《晏子》八篇”為儒書之首。《隋書?經(jīng)籍志》亦同“漢志”，列《晏子春秋》于儒家。自柳宗元“墨家說”起，影響巨大，立刻引起了學(xué)術(shù)界強烈的反響：宋、明兩代幾乎成一邊倒地積極附和柳說；而清代的孫星衍則堅決反對，并直斥“柳宗元文人無學(xué)”、“《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力主仍依前代“入之儒家”。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和爭論一直持續(xù)到新中國成立之前，其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儒、墨的學(xué)派之爭上。

二、該著作的產(chǎn)生時代及作者。

應(yīng)該說，這是歷代直至今天《晏子春秋》研究領(lǐng)域始終探討和爭論的重要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也是源于柳宗元。本來，關(guān)于《晏子春秋》的作者，傳統(tǒng)的觀點“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為之”。自柳宗元始倡“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之后，遂在討論該書的學(xué)派歸屬的同時，又掀起了作者與成書時代的論爭。截至目前，共計產(chǎn)生有戰(zhàn)國、秦、漢初和六朝幾種成書說法；除“六朝偽書說”因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考古中發(fā)現(xiàn)《晏子》簡本而不攻自破外，其它仍在進一步探討之中。

如何評價柳宗元的上述觀點及其影響？我認為，“墨家說”能博得宋、明學(xué)者的一致?lián)碜o不是偶然的，有其合理性：考察《晏子春秋》，書中確實記述了大量關(guān)于晏嬰節(jié)儉、兼愛、尚賢、非攻、反對“厚葬久喪”的事跡和一些批評孔子的言論。以這些事跡和言論同墨家精神對照，謂晏子的思想行為接近墨家，《晏子春秋》“宜列之墨家”，不能不說有充足的論據(jù)。同時，此觀點新穎卓異，發(fā)前人所未發(fā)，自然便博得了宋、明學(xué)者的喜愛。但冷靜下來換個角度思考：儒家的特點在晏子身上又豈乏充分的證據(jù)？我們可以在書中找到很多晏子忠君、愛民、重禮、尚德、反對迷信、處事中庸的例子，這些又都可以作為晏子列為儒家的有力證據(jù)；不然，劉向何以說《晏子春秋》“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jīng)’之義”？那么，為什么一個人身上會同時兼具儒、墨兩家或多家學(xué)派的特點呢？這就涉及到對歷史上晏嬰身份的認識了：晏嬰的年齡長于孔子幾十歲——他于齊靈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56年）出任齊卿，這時孔子還未出生，墨子的生年更晚八九十年，他是早于諸子學(xué)派產(chǎn)生的前諸子人物。作為一個政治家，晏子經(jīng)過幾十年的政治實踐和對前代思想文化的繼承批判，逐漸形成了自己豐富的政治思想見解，其中既有后來儒家的思想成分，也包括后來墨家和其它學(xué)派的思想因素；儒、墨等各家學(xué)派從自己的需要出發(fā)，各吸收、發(fā)展了包括晏子在內(nèi)的眾多前諸子人物思想的一端，便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各家學(xué)派思想?！蛾套哟呵铩纷鳛閼?zhàn)國時人全面展現(xiàn)晏子生平、思想的著作，自然便記述了晏子有自己特色、包涵各家思想因素的思想行為。因此，展開《晏子春秋》，我們無論從儒、墨及其他學(xué)派角度審視晏子的思想行為，都可以找到符合本學(xué)派的證據(jù)；但它們都只是反映作為前諸子人物晏嬰的一個方面，都不代表完整的晏嬰?？梢哉f，將《晏子春秋》作為子書看待，從而爭論其究竟屬儒還是姓墨，從一開始就有其認識的誤區(qū)。直到《四庫全書》出來，跳出儒、墨等學(xué)派之爭，才為人們提供了一條新的認識、思考路線。

應(yīng)該說，柳宗元的觀點在特定時期具有一定的創(chuàng)見和啟發(fā)性，對《晏子春秋》研究做出了相當(dāng)?shù)呢暙I；但歷史上卻有人認為他剽竊了《孔叢子》。如南宋的薛季宣就指責(zé)說：“圣人之道：不掠美以為能，不瞽世以為明；善者從之，非者去之。要在乎據(jù)中庸之道以折中于物；而不以己見為必得，此其所以大而無方也。柳子厚《辯晏子春秋》，以為墨者齊人尊著晏子之事以增高為己術(shù)者。其言信典且當(dāng)矣，雖圣人有不易。走見而喜其辯，謂其所自見，誠有大過人者。晚得《孔叢子》讀之，至于《詰墨》，怪其于《墨子》無見，皆《晏子春秋》語也——乃知子厚之辯有自而起。嗚呼！若子厚者，可謂掠美瞽世也與！使《孔叢》出于其前，子厚不應(yīng)無見；如在其后出，則《大業(yè)書錄》具存，抉剔異書，扳從已出，謂他人弗見，取像攫金之子，不可謂知。子厚妙文辭者，尚亦為此；剽竊之患，厥有由來矣?？鬃釉唬骸疄橹?，不知為不知也?！粍t君子誠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而后為真知。奚錯必妄！”

薛季宣的指責(zé)有失公允，我們只要將《辯晏子春秋》與《孔叢子?詰墨》和《墨子?非儒》細加比對，則其指責(zé)就會不攻自破。

首先，薛季宣讀《孔叢子?詰墨》，驚怪其內(nèi)容于《墨子?非儒》中“無見”，“皆《晏子春秋》語也”，這種說法不符合實際。以筆者今天核校，其涉及到孔、晏關(guān)系的材料五條中《非儒》還見兩條；而涉及到孔子及其弟子的材料達五條之多，則只見于《非儒》而不見《晏子春秋》，且與《詰墨》呈一一對應(yīng)關(guān)系，何謂《非儒》“無見”而“皆《晏子春秋》語也”？更何況《墨子》后來散佚不少篇章，《非儒》今僅存下篇。焉知薛季宣當(dāng)時所見就已經(jīng)殘缺不全，他不是以《非儒下》代替全部《非儒》？

其次，《孔叢子?詰墨》辯論的結(jié)果，是澄清了孔、晏關(guān)系融洽，互相敬慕；晏子既敬孔子又重禮。由此，則如《詰墨》所言：“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于儒焉?！标套痈?，《晏子春秋》該屬儒家。既然如此，柳宗元為什么卻說“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shù)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jié)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作者是“墨子之徒有齊人者”呢？此甚顯明：如果柳宗元剽竊了《孔叢子?詰墨》，那么他應(yīng)該持“儒家說”而不應(yīng)該是現(xiàn)在的“墨家說”。我覺得，如果一定要說《詰墨》與柳宗元有關(guān)系的話，則《詰墨》重視材料，以事實澄清材料，由材料確認孔、晏關(guān)系及晏子思想取向的做法可能對柳宗元有啟發(fā)，使柳宗元從《晏子春秋》材料的實際出發(fā)，以晏嬰的思想行為對比儒、墨精神，最后得出“墨家說”的結(jié)論。

第三節(jié) 宋、明兩代的《晏子春秋》研究

柳宗元的“墨家說”對后代影響極大，自產(chǎn)生之日起，就在學(xué)術(shù)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宋、明兩代幾乎一邊倒地附和柳說。

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完全采納柳宗元的觀點：“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昔司馬遷讀而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之后為之。唐柳宗元謂遷之言乃然，以為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文斌案：原文誤，應(yīng)為‘晏’。）好儉名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shù)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jié)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自向、歆、彪、周（文斌案：原文誤，應(yīng)為‘固’）。皆錄之儒家，非是，后宜列之墨家。今從宗元之說云。”

項安世亦曰：“予讀《晏子春秋》，見其與叔向論士君子之出處，大抵多擯處士，以為當(dāng)誅，而自不恥于以一身而事百君。夫以晏子之行既過乎儉，而其于出處之際所主又如此，則其為墨子之學(xué)明甚。談?wù)呦喑兄^之墨、晏，豈茍然哉！”

王應(yīng)麟盡管從“考證”的角度臚列前人意見，但其贊同“墨家說”的傾向則非常明顯：“隋、唐《志》：《晏子春秋》七卷，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冻缥目偰俊肥恚蛞詾楹笕瞬蓩胄惺聻闀?，故卷頗多于前志。柳宗元謂：‘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晁氏從此說）薛氏曰：‘讀《孔叢子?詰墨》，怪其于《墨子》無見，皆《晏子春秋》語也，乃知宗元之辨有自而起……’”

明代繼續(xù)追隨柳宗元的“墨家說”。宋濂曰：“《晏子》十二卷：出于齊大夫晏嬰?！冻缥目偰俊分^其書已亡，世所傳者，蓋后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為之，非嬰所自著。誠哉是言也?！?sup>

焦竑完全贊同柳宗元的觀點：“墨氏見天下無非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此與圣人之道濟何異？故賈誼、韓愈往往以孔、墨并名；然見儉之利而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殊親疏，此其敝也?！蛾套哟呵铩放f列儒家，其尚同、兼愛、非樂、節(jié)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無一不出墨氏，柳宗元以為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shù)者，得之。今附著于篇?！?sup>

胡應(yīng)麟也持明確的“墨家說”觀點：“《晏嬰》八篇，《漢志》列儒家。按嬰謂仲尼之學(xué)累世不能窮，當(dāng)年莫能究，其意趣迥異可知；而儼然儒首，非也。劉、班蓋仍太史之誤，柳儀曹以為墨家，當(dāng)矣（《通考》亦列墨家）。”不但著作當(dāng)列墨家，而且認為晏嬰本人亦近墨家：“《晏子春秋》，宋諸目皆列墨家。余初讀，意以嬰尚儉，墨節(jié)用，故敘書者聯(lián)類合之。及讀《墨?非儒》篇，始終所稱述以詆訾仲尼，皆嬰之言，乃知凡墨之道，嬰實倡之。敘書者聯(lián)類合之，非過也。柳以書非嬰自著，墨之徒勦合而成，或有然者。然要為有所本：景公欲用孔子，嬰驟沮止之，亦墨之徒為之耶？”

但也有繼續(xù)堅持傳統(tǒng)觀點而不從柳說的，如南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便仍列《晏子春秋》于儒家。這階段的史書也都沒有采納柳宗元的新說，如新、舊《唐書》《宋史》仍列《晏子春秋》于儒家。

這期間，明代王鏊的研究值得注意，他已經(jīng)將目光關(guān)注到《晏子春秋》的材料，認為其一部分內(nèi)容不可靠，應(yīng)是墨家言語的串入；證明晏子思想作為，應(yīng)以《左傳》為依據(jù)：“予讀《左傳》所載晏子事與詞稱，甚偉之，信所謂‘以其君顯’而馬遷愿為執(zhí)鞭者乎。及今讀其所著《春秋》，則《傳》所載咸在，蓋丘明掇取其詞為之而不及載者尤多。又以嘆景公之信其臣、晏子之得其君亦云盛矣，而不免卒于亂，何哉？至其使楚問答，雖甚敏給，頗類于俳，乃若東方朔之流。二桃、裹棗，抑又甚焉。其稱孔子至齊不見晏子，謂其事三君得順，為有三心，此豈孔子之言哉？頗疑或者偽為之，非《晏子》本文也。然則尼谿之沮謂儒者滑稽倨傲，疑亦非晏子之語。晏號稱知禮，彼豈自外于儒乎？最后讀孔鮒《詰墨》，有孔、晏交相譽之語，乃為釋然。蓋墨子實為之，或者不察而串其語于其間。墨非孔崇晏，故至此，不知崇之乃所以卑之也。然則后之論晏子者，要以《左傳》為正?！?sup>王鏊說論晏子“要以《左傳》為正”，其觀點原是不錯的；但發(fā)現(xiàn)書中有一些“頗類于俳”和孔、晏交相毀之語，便疑其“非《晏子》本文”，卻有些武斷。筆者在“引言”中曾有所論述：《晏子春秋》中有大量來自于民間傳說的材料，其體現(xiàn)詼諧、夸張的風(fēng)格本屬正常。至于文中有一些孔、晏相互批評的內(nèi)容，也不見得就是墨家言語的串入。因為晏子作為一位政治家，從維護政治穩(wěn)定的角度提倡“禮”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倡禮卻不贊成儒家的“繁禮”。因此，以年輩高于孔子的晏子批評孔子是完全可能的。相反，作為儒學(xué)宗師，孔子對晏子的有些行為不理解而有所議論和批評，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并不影響孔、晏互敬的關(guān)系；更何況這些材料又可能是來自于民間傳說的材料。王鏊以此就判斷是墨家言語的串入，應(yīng)該說還是囿于傳統(tǒng)的子書觀念，而沒有正確認識晏子的前諸子身份和《晏子春秋》特殊的歷史人物傳記的性質(zhì)。

另外，由于篇目分合及卷篇對應(yīng)的不同，劉向之后，歷代著錄的《晏子春秋》篇、卷數(shù)也出現(xiàn)了差異。如，劉向校讎《晏子春秋》，最初是“定著八篇”，未標(biāo)明卷數(shù)；但《七略》卻注明為七篇。后來，《漢書?藝文志》又稱《晏子》為八篇；但《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和鄭樵《通志》則標(biāo)明“《晏子春秋》七卷。”唐馬總《意林》作“《晏子》八卷”；而宋王堯臣等《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和焦竑《國史經(jīng)籍志》則標(biāo)明“《晏子春秋》十二卷。”由此，便使宋、明學(xué)者對著作究竟是否劉向原書產(chǎn)生了懷疑，如《直齋書錄解題》就說：“今卷數(shù)不同，未知果本書否？”應(yīng)該說，宋、明學(xué)者的懷疑也是《晏子春秋》研究界一直以來的疑問，以致后來有人甚至提出了著作是“六朝偽書”的觀點。究其原因，歷代《晏子春秋》著錄中的篇、卷數(shù)差異起了絕對作用。這個問題長期困擾著人們；但因為清代之前人們?nèi)狈ι钊氲难芯?，一直未能探出究竟。直到孫星衍出來，經(jīng)過深入細致地考證，才為人們做出了比較令人信服的解釋；同時，其最先提出的成書時代“戰(zhàn)國說”也在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的漢墓考古中得到了基本的證實。

與此相關(guān)，宋、明學(xué)者對《晏子春秋》的成書年代和作者也進行了探討。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均采納傳統(tǒng)觀點，認為其作者是“齊晏嬰也”、“齊大夫平仲晏嬰”。而《崇文總目》《中興書目》意見基本一致，認為《晏子春秋》并非晏嬰自撰，而是“后人采嬰行事為之?！币灾鞯膬?nèi)容考核，《崇文總目》和《中興書目》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因為《晏子春秋》中有大量關(guān)于晏子將死和死后的記述，可以確證作者決非晏嬰本人。

此外，宋程大昌還進一步以《晏子春秋》來證明風(fēng)俗。如《演繁露》“齊鼓盆甕為樂”：“《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shù)自去冠被裳，自鼓盆甕。召晏子，至，請去禮；晏子不可。乃糞灑席召，衣冠以逆晏子。按，此則鼓盆佐樂不止秦人，齊亦有之矣?！?sup>

總觀宋、明學(xué)者的《晏子春秋》研究，可以說，因襲柳說者多，有所創(chuàng)見者少。其中，個別學(xué)者的論據(jù)還欠準確，如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太史公曰”中已經(jīng)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sup>何謂隋、唐時期才“始號《晏子春秋》”？反映了宋、明學(xué)者的研究缺乏深入。這期間，倒是王鏊的研究，吸取了《孔叢子?詰墨》的論辯精神，從辨正材料的真?zhèn)稳胧郑l(fā)現(xiàn)了《晏子春秋》一些材料有失嚴謹，認為不足以證明晏子的思想作為，可靠材料當(dāng)據(jù)《左傳》，體現(xiàn)了一定的學(xué)術(shù)眼光。

第四節(jié) 清代之前關(guān)于晏嬰的記載與評述

作為一代名相，晏嬰歷仕齊靈、莊、景三朝，長期執(zhí)掌國政，為齊國在春秋末期紛紜復(fù)雜的情況下經(jīng)濟發(fā)展、政治穩(wěn)定、國家贏得尊嚴做出了貢獻。同時，他一生愛民、重民，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深得人民的愛戴。因此，在他生前和死后，便不斷有人記錄他的事跡、評價他的政治成績。而歷代關(guān)于《晏子春秋》學(xué)派歸屬的爭論，便往往源于人們對晏嬰思想行為特征的不同判斷，因此，我們對于歷代關(guān)于晏嬰生平、思想和政治成績的記載與評述情況也要加以重視。

對于晏嬰的評價、記錄和研究，歷史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晏嬰在世之時?？鬃釉?jīng)與晏子有過交往，《論語?公冶長》中就記錄了他對晏子的評價：“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孔子家語》中也不止一次記載了孔子對晏子的評價：“晏子于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愻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身后，很多史書、子書對其家世、生平事跡都有所記錄，內(nèi)容或簡或繁。如《左傳?宣公十七年》就提及了其父晏弱作為齊使參加盟會而為晉國所執(zhí)事。《左傳》《史記》對其生平事跡也多所記載。子書中，《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子華子》、《孔叢子》、《孔子家語》、《鹽鐵論》、《論衡》、《列子》、《淮南子》、《韓詩外傳》、《列女傳》《新序》《說苑》、《風(fēng)俗通》、《博物志》等都對晏嬰的生平事跡有所記載，限于篇幅，這里不一一舉例。將《晏子春秋》與前述史、子著作對勘，我們發(fā)現(xiàn)一個情況：從記述晏嬰事跡的角度看，《晏子春秋》無疑是內(nèi)容最集中、材料最豐富的晏嬰生平資料專集，其它著作盡管從記述歷史和闡發(fā)思想的角度記述了一些晏嬰的事跡；但從材料的豐富性來說都無法同《晏子春秋》相比。而且，它們所記的晏嬰材料往往與《晏子春秋》相同或接近，如《左傳》記載晏嬰事跡共十九處，其中有十二處與《晏子春秋》相同或接近，少部分材料為它獨有而《晏子春秋》所無；《史記》的情況也是如此，大部分材料都與《晏子春秋》相同或接近。其它子書的記載也基本同于《晏子春秋》；而南宋鄭樵更采《左傳》和《晏子春秋》材料為晏嬰作了詳細的傳記。這說明了什么？它恰好證明了筆者的觀點：《晏子春秋》的基本材料是古史和社會上廣為流傳的材料，戰(zhàn)國時人通過搜集、編排這些材料，用以集中反映晏嬰的生平、思想和歷史貢獻，因此，它不是小說，“傳說故事集”的定性也只反映了其中一部分材料的內(nèi)容，不足以涵蓋其全部材料；全面考核《晏子春秋》，它應(yīng)該定性為我國最早的獨具特色的歷史人物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