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通過閱讀獲得救贖/余世存

冠生先生的新書《晴耕雨讀》即將出版，邀請我為之作序，我稍有猶豫后答應了。說猶豫，因為我跟冠生先生算“君子之交”，平淡、至味，而其讀寫我并不算完全了解。我跟他交往不多，多限于在文化界的聚會中打個招呼，他是木訥之人，我也拙于言辭。但每次見面時都能感覺到他的歡喜、真誠，他對我的關心我也是知道的。他知道我有痛風病，去西藏的時候，為我?guī)幓貋?。因我漂泊無定，一兩年沒有碰面，再見時他問清楚藥效后才交給我。但我除了知道他是費孝通先生的助手和傳記作者外，對他的讀書生活幾乎一無所知。

直到冠生先生出版了《紙年輪》一書，我才略知他的狀態(tài)。網易要對他做采訪，需要一位嘉賓，他向主辦方推薦了我。我跟他一起去做節(jié)目，聽他講起我說過的一些話，寫過的一些句子，我才知道他追蹤過我的文章。他說從我的說法中受到啟發(fā)，這是很讓人愧不敢當的事。但他說得那么真誠，倒也使我鄭重以待。我想，并非我讓他受到教益，而是自由獨立的精神思想本身的效用。我同時想到，他能在費老之外，明認有益于人心人生的思想資源，既說明他自己的心性之純良，也說明思想確實需要代代傳承、發(fā)揚。

我從此開始注意冠生先生。我出版了《非常道Ⅱ》，他邀請我去做講座，我才知道他組織一些年輕朋友做讀書會，經常一起讀書。他的朋友辦攝影展，我去看了，才知道他的交游和關懷。我還聽說他是深圳讀書界的朋友，90年代中期的深圳有“文化沙漠”之稱，街上連一本《讀書》雜志都買不到，冠生先生定期給深圳的朋友寄《讀書》雜志，一時傳為佳話；他后來是深圳讀書月好書評選等多個活動的評委，但他堅稱自己是“讀者代表”。他還有個觀點，希望《讀書》多登“白居易式”的文章……我清楚他早已走出了費先生的范圍，已經獨立研讀、思考、發(fā)言了。但當我邀請他參與“現(xiàn)代文明人格叢書”，寫費孝通先生的傳記時，他仍答應了。因為對傳主極為熟悉，他寫得又快又好，在今天人們多戴著有色眼鏡看費先生時，他申明費的人格極有意義。

事實上，對中國社會洞若觀火的費先生遠比他的批評者更為豐富、更具關懷。在費先生晚年，他的關切既在“富民”“富而教之”，又在中國人的文化自覺，更在他個人的精神譜系。他不斷地回憶師友，不斷地問自己存了“幾塊錢”，爭得了多少分……即說明他的視野之闊大。至于時人的議論，他是無須縈懷的。因為他清楚，愛清議的知識分子們沒有本領，沒有氣節(jié)，沒有東西。他明言自己“看不大起”他們，他對朱學勤先生說，他們是“庸俗”的。他對冠生先生說，要混社會，混文化界，很簡單，買了門票，有了敲門磚，混圈子就是。至于他自己，一生超前，所以只能清唱一生。

冠生先生一定對費先生的人生遭遇有著極深的了解、認同，所以才能夠在人格意義上傳遞費先生的精神。他本來可以進圈子的，但他放棄了。在中國，混圈子的文化人很多，多得污染、敗壞了我們的文化。雖然人們說，出來混，遲早要還，但混文化圈的文化人幾乎很少需要償還什么，這也是今天人們仍樂于混文化的原因之一。這幾年，我們知識人的名聲急劇下降，既有外部原因，也跟我們自身的作為相關。幸運的是，鐘鼎山林，各有其性，有登場串場撈過界者，有自持自重自作元命者。冠生先生選擇的也是“清唱”，這是一條寂寞的道路。

冠生先生的“清唱”是與書做伴的。讀《晴耕雨讀》各篇什，我突然涌起一種感動，我甚至羨慕起冠生先生?！都埬贻啞芬粫呀涀屛乙娮R了他的閱讀范圍，這次更讓我驚訝他的閱讀量之大之多。那么多的書，熱鬧者可以執(zhí)一而萬言，他卻多半在短短的兩三千字中交代幾種甚至十幾種書。他是真正的讀書人。他舍棄外界的喧囂，直接跟文本對話，跟人生對話。這樣的讀寫生活雖然寂寞，卻是真正自在自由的生活。這樣的人生是美好的。

知識界曾有“狼奶”一說，這種反思至今值得再三申述。我們知道，在一個管制和異化的時代，外界對人性的摧殘、對人身心的荼毒是極為酷烈的。經濟學家楊小凱先生生前指明我們的現(xiàn)代化沒有發(fā)揮“后發(fā)優(yōu)勢”，展現(xiàn)的只是“后發(fā)劣勢”。類似的關于現(xiàn)代化轉型的反思多著眼于外部的批評，很少有人從人的身心內部展開梳理。要知道，人身人心都是脆弱的，在外界的污染和各種有形無形的刑罰面前，不堪一擊。從假冒偽劣的三聚氰胺、地溝油、毒大米，到偽書、垃圾書、垃圾影視等，輪番加刑于人的身心。我們今天的社會病了，人也病了，從“三高”、肥胖癥患者到抑郁癥、缺德者、失教者……尤其是偽劣書籍、垃圾書盛行，設計、炒作，以“大師”“經典”的面目出現(xiàn)，使讀者成為閱讀意義上的營養(yǎng)過度者、兩腳書架者、缺心空心者……兩百多年前，曹雪芹借林妹妹之口說，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兩千多年前，莊子借楚國的狂人接輿之口說，方今之世，僅免刑焉。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里，冠生先生能夠與書相伴，寂寞地讀寫，正是“全身葆真”，首先是從扭曲的時代中救贖了自己。這正是中外先賢贊許的人生：人生沒有絕路，在書中有強韌的生命力，有知己，有安慰；任何情況下，讀寫思考、弦歌不輟都是我們活著的依靠。而晴耕雨讀，正是文明社會最為自然愜意的生活狀態(tài)。冠生先生示范了一條寂寞而花開滿目的道路。

我們看冠生先生的閱讀，可知他跟流行有一定的距離。這也正表明他閱讀的自立，在讀書上的不趨時。我們知道，不從俗趨時的人不會得肥胖或“三高”一類的流行病，不會得“左成民粹”或“右成精英”的時代病。他的閱讀是個人的、健康的，也有益于我們這些讀者。

眾所周知，給報刊寫文史專欄極難。篇幅受限，時尚左右，使其很難獨立出來，成為真正的“個體寫作”。我見過不少朋友，在報刊寫專欄，“為稻粱謀”，敷衍時文，后來都羞于結集，與時俱滅。但冠生先生的文章，我篇篇讀來，仍饒有趣味。他的遣詞造句極為講究，看似不經意，卻有經年累月讀寫打磨出來的功夫。我甚至一度去尋謬，我以為他的某個詞語和人名誤植，結果查證后發(fā)現(xiàn)他是對的。由此可見他的文字潔癖，他的文字尊嚴，這是我自愧不如的。

冠生先生的文字看似尋常，卻干凈、耐讀，在某種意義上復現(xiàn)了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小品風貌。確實，中國社會轉型多年，市場經濟多年，傳媒給予文化人的機會多多，但十年二十年過去了，能有小品文格調的作家作品仍是罕見，難以跟周作人們的小品時代相比，這再度坐實費先生的“看不大起”。而冠生先生的文字算得上一個例外，他文如其人，誠懇、簡潔，為自己也為我們大家閱讀，并寫下一篇篇精彩的小文。寂寞花開，辛勤釀蜜，讀者有福。冠生先生的努力也算是對費先生的一個回應。我想，費先生一定是滿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