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的書桌

聞一多的詩集《死水》，依其新月書店初版版權(quán)頁記錄，是在1929年3月印行的（《聞一多年譜長編》則記在1928年1月）。1930年4月，沈從文在《新月》雜志發(fā)表文章，認為“先生的詩集《死水》‘以一個老成懂事的風度，為人所注意’……另外重新為中國建立一種新詩完整風格的成就處，實較之國內(nèi)任何詩人皆多”。沈從文評價《死水》的尺度，出自文學，而非政治。這一點，在當時重要，對后世更重要。

特殊的歷史原因，加上極特殊的事件，很多后輩讀者對聞一多的了解更多來自政治，而非文學。其形象定格于烈士，其壯烈根源于內(nèi)戰(zhàn)中的暗殺。這樣一來，其學者本色就被遮蔽。本來，他生命中的多數(shù)時間是在書齋，埋頭于書本，寄托于藝術(shù)、學術(shù)，安身立命于教職，是個博學、敦厚、正直的學者、詩人，只有很短暫的時間因政局混亂、政府腐敗、民不聊生而關(guān)注政治，拍案而起，但他的一般形象卻被凝定于橫眉怒目的政治斗士。

立在五千年歷史文化之前，五十年的政治畢竟過于短暫。如今，當年政爭不再，后人對先賢的認知和解讀，回歸于其本色。曾經(jīng)被遮蔽的歷史，也會生成一種顯示真實的力量，恢復本來面目。《死水》這樣的書，又被人們記起，重返讀者的視野。此時，人們對其中政治內(nèi)容的敏感度會相應降低，對其中的文化價值會有更多關(guān)注。于是，這本書中的“一句話”“天安門”之類的詩篇，我們會覺得久遠，乃至生出隔世之感；“聞一多先生的書桌”這樣的文字，則更多更久地吸引了讀者的目光。

聞先生這樣寫他的書桌：“忽然一切的靜物都講話了，忽然間書桌上怨聲沸騰，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字典喊雨水漬濕了它的背；信件忙叫道彎痛了它的腰；鋼筆說煙灰閉塞了它的嘴，毛筆講火柴燒禿了它的須，鉛筆抱怨牙刷壓了它的腿……”

詩人眼里的書桌是個家園，書桌上的筆墨紙硯各有情緒，他需要理順各方情緒，形成安靜的秩序，才能書寫《莊子》論文、準備講義、翻譯情詩、刻章治印、設計?；蘸蜁饷妗@顯然是個書生的世界。即便到后來的昆明時期，聞一多在多數(shù)情況下仍然是一位知名教授?！对颇贤韴蟆穲蟮缹W生“旁聽之風極盛”的時候，舉例說：“旁聽者最多的課程，是張奚若教授的政治思想史、聞一多教授的楚辭、傅恩霖教授的日文……”

華羅庚曾回憶說，民盟成立前后，聞一多正陶醉在古書的紙香中，寫了一大堆“伏羲考”。1942年初，西南聯(lián)大發(fā)生了“倒孔”運動，聞一多是個旁觀者。對當時的國民政府，他有過合作，為地方行政干部培訓班講“神話及中國文化”。

《聞一多年譜長編》記載，1942年底，聞一多與兒子談蔣介石，認為“此人一生經(jīng)歷多次艱難曲折，西安事變冷靜沉著，化險為夷，人格偉大感人，抗戰(zhàn)得有此人領(lǐng)導，前途光明，勝利有望”。他甚至曾于1943年5月與朱自清商量加入國民黨。直到讀了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他才開始表示對其人其政的失望。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被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聞一多終究托命于文化，對文化的潰敗有特殊敏感。

聞一多開始反思，覺得“抗戰(zhàn)六年來，我生活在歷史里，古書堆里，實在非常慚愧”。他寫信給臧克家說：“經(jīng)過十余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癥?！薄澳阆氩坏轿冶热魏稳诉€恨那故紙堆?！贝撕?，聞一多書桌上，新添了《聯(lián)共（布）黨史》《列寧生平事業(yè)簡史》之類的書籍。面對民主周刊社的朋友，他說：“以前我們知識分子都多少帶著潔癖，不過問政治；現(xiàn)在卻是政治逼著我們不得不過問它了?！?/p>

1944年秋，聞一多經(jīng)羅隆基、潘大逵（一說吳晗）介紹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有人勸阻他，理由是“沒有加入的必要”。聞一多說：“告訴你，中國人都有必要！”作此想的聞一多，自然不是要成為職業(yè)革命者。他只是為治中國文化病灶，暫時放下故紙。黃裳《故人書簡》中，有一段吳晗回憶聞一多的話：“有一天，是傍晚吧，在我住房前面，兩個小杌子，兩杯茶，兩支煙，談了許多事之后，你喟然說，太空虛了，成天吐出來，卻沒有新東西補進來。要好好念書了；天可憐一年兩年后，民主實現(xiàn)，政治走上軌道吧，只要有一天，我們立刻回書房，好好讀十年書，才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所受的教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