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朱生豪在世界書局出版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譯者自序”中寫道：

于世界文學史中，足以籠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為詞壇之宗匠，詩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臘之荷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亞，德之歌德乎?！灰猿摃r空限制一點而論，則莎士比亞之成就，實遠在三子之上?！孰m經(jīng)三百余年以后，不僅其書為全世界文學之士所耽讀，其劇本且在各國舞臺與銀幕上歷久搬演而弗衰，蓋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與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

這既是他對莎士比亞這位“詞壇之宗匠，詩人之冠冕”藝術(shù)成就的認識和精當?shù)脑u價，也為朱生豪所選擇的人生道路做了很好的詮釋。因為他發(fā)現(xiàn)：“歷觀坊間各譯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實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結(jié)果，不僅原作神味，蕩焉無存，甚且艱深晦澀，有若天書，令人不能卒讀，此則譯者之過，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對于懷有滿腔報國熱情，卻在社會現(xiàn)實的矛盾面前一度感到彷徨失落的文弱書生朱生豪來說，以他的整個生命之重來為中國人民奉上一部高質(zhì)量的莎士比亞譯作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朱生豪1912年出生于浙江嘉興一個衰敗中的商賈家庭。家境的窘迫加上幼失怙持，使他過早地結(jié)束了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并養(yǎng)成了沉默內(nèi)向，然而外柔內(nèi)剛的性格。

朱生豪從小即勤奮好學，文科成績尤為突出，在嘉興秀州中學就讀時就在?？缎阒葭姟飞习l(fā)表過多篇詩文。1929年高中畢業(yè)時，學校認為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保送他進入杭州之江大學繼續(xù)深造，且為其爭取到了四年八學期的全額獎學金，使他的才學得以在這“風景擅越南之美，人物盡江東之秀”的環(huán)境中繼續(xù)提升。在鐘鐘山、夏承燾等名師的指點培育下，朱生豪的才學很快就在之江校園嶄露頭角，“一代詞宗”夏承燾對他的詩論和其他詩文作品贊嘆不已，在日記中稱贊他是“之江辦學數(shù)十年”來的“不易才”，認為他的“聰明才力，在余師友之間，不當以學生視之”。

在之江求學期間，朱生豪廣泛地閱讀了古今中外大量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特別是許多英國詩人的杰作，如雪萊、濟慈、華茲華斯等，對他都有很大的影響。另外，他對莎士比亞的作品也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深為莎劇中深睿的人文主義內(nèi)涵所吸引，正如他在“譯者自序”中所說“余篤嗜莎劇，嘗首尾研誦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覺頗有會心”。這為他后來走進莎士比亞的世界打下了早期的基礎。

朱生豪在之江大學期間的另一件大事是結(jié)識了他事業(yè)上的知己和一生的伴侶，比他低三級的女詩人宋清如。

朱生豪就讀大學的那幾年，中華民族已經(jīng)進入了多事之秋。特別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朱生豪和同學們無不義憤填膺，他們開展各種抗日救亡活動，期待著在完成學業(yè)以后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來改變現(xiàn)實，報效祖國和社會。

1933年朱生豪從之江大學畢業(yè)，懷著滿腔熱情，進入上海世界書局擔任編譯工作，希望通過勤懇的工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事業(yè)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可是過不了多久，他就發(fā)現(xiàn)社會現(xiàn)實和他原來所想象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他發(fā)現(xiàn)，在他的周圍，只有那些靠投機鉆營，玩弄權(quán)術(shù)的人能飛黃騰達，而像他那樣老老實實勤奮工作的人卻總是難以和周圍的環(huán)境合拍，“總是吃癟”；加上國際風云變幻莫測，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步步深入，初到上海時的熱情逐漸被難以排遣的壓抑感所替代。看到了越來越多的社會腐敗現(xiàn)象和越來越嚴重的民族危機，卻苦于回天無術(shù)，報國無門，“孤獨、寂寞、彷徨”在朱生豪的精神世界中占了主導的地位。

1935年，在上海的文化出版界被稱為“翻譯年”。這一年，上海的各大書局紛紛組織力量，譯出了多種世界名著。當時世界書局的英文部負責人詹文滸先生對朱生豪的才學比較了解，建議他翻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朱生豪對莎士比亞一向十分喜愛，清楚地了解莎士比亞作品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加上他當時正需要有一個精神上的寄托，因此就欣然接受了建議。

朱生豪寫信給當時在中央大學英文系讀書的胞弟朱文振商議此事，文振弟曾聽說日本人因為中國沒有莎士比亞譯本而譏笑中國文化的落后，因此大力支持他的決定，并把這一工作推崇為“民族英雄的事業(yè)”。這大大增加了朱生豪譯莎的決心。他在給宋清如的一封信中說：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說我將成為一個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亞）譯成功以后。因為某國人曾經(jīng)說中國是無文化的國家，連老莎的譯本都沒有。我這兩天大起勁……

原先常因報國無門而感到苦悶迷惑的朱生豪，這時候發(fā)現(xiàn)自己的工作可以為中國人爭氣，在精神上一改原先感到“孤獨、寂寞、彷徨”的狀況，充分顯示了他那外柔內(nèi)剛的性格，義無反顧地在這條路上走了下去。

此后，朱生豪一方面再次從頭到尾反復研讀莎士比亞作品原文，一方面又盡一切可能收集莎氏作品的不同版本、各種注釋本和參考資料，并且廢寢忘食地閱讀、鉆研、比較，積極地為譯莎進行準備。1936年上半年正式動筆翻譯。

他首先動手翻譯的莎劇是《暴風雨》，這不僅因為在早先出版的莎士比亞全集中該劇本多被排在卷首，更因為在所有莎劇中，這是朱生豪最喜愛的一個劇本。這個莎士比亞晚年所寫的傳奇劇反映了作者在理想和現(xiàn)實的矛盾中難以找到出路時，希望到遠離人間煙火的地方去尋求解脫的精神狀況，和朱生豪從學校出來時的青春理想在社會現(xiàn)實面前處處碰壁產(chǎn)生的苦悶心情，是很自然會發(fā)生碰撞，產(chǎn)生共鳴的。

譯完《暴風雨》以后，朱生豪又次第譯出了《仲夏夜之夢》《威尼斯商人》《溫莎的風流娘兒們》《無事煩惱》《皆大歡喜》和《第十二夜》等喜劇作品。按照他和書局商定的計劃，全套《莎士比亞戲劇全集》擬分四個分冊出版，分別為“喜劇”“悲劇”“史?。ㄓ穭。焙汀按我髌贰保ê髞砀姆Q“雜劇”）。其中《暴風雨》雖然按照現(xiàn)代正統(tǒng)的文學理論不完全符合喜劇的特征，但畢竟也有大團圓的結(jié)局，當時也是歸入第一分冊“喜劇”中的。

有了精神上的寄托，朱生豪像是一臺上足了發(fā)條的機器，譯莎工作進行得很快，雖然基本上都得在業(yè)余時間進行。按照他的計劃，只要沒有意外，全部莎劇的翻譯工作大概到1938年底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歷史沒有給朱生豪這樣的幸運，就在他基本上譯完了計劃編入第一分冊的九個“喜劇”劇本時，1937年8月13日，日軍制造事端，突然向上海發(fā)動進攻。朱生豪居住的虹口區(qū)匯山路一帶正是首當其沖的地方，半夜里他在炮火聲中倉皇出走，只帶出了少許幾件衣服和一本牛津版《莎士比亞全集》原著。世界書局總部也被日軍占領并且放火燒過。朱生豪一年多來的譯稿（已經(jīng)交給書局）以及千辛萬苦收集起來的各種版本的莎劇、參考資料及其他書籍用品等，全部毀于一旦。

此后，朱生豪回了嘉興老家，于1938年初夏回到上海，繼續(xù)為在孤島（租界區(qū)）中恢復營業(yè)的世界書局工作，1939年9月又轉(zhuǎn)入《中美日報》任編輯。

在逃難和回到上海工作期間，朱生豪并沒有放下他的譯筆，他還是從《暴風雨》開始，重新進行他的翻譯工作。只是由于在《中美日報》時工作繁忙，進度相對要慢一些。

不幸再次降臨到這位倔強的年輕人身上。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正式對英美等盟國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上海租界區(qū)的“孤島”也就不復存在了。次日凌晨，日軍沖進中美日報館，朱生豪雜在職工群中徒手逃出。存放在辦公室里的所有譯稿和參考資料再次遭到厄運，已經(jīng)交給世界書局的譯稿也大多散失，一切又回到了原點。

1942年5月1日，朱生豪和宋清如在上海舉行了“簡而又簡”的婚禮后，就離開上海去江蘇常熟宋清如的娘家暫住，1943年初，這對“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又一起回到嘉興老家，在這里，朱生豪進行了他譯莎征程中的最后拼搏，也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時光。

離開上海以后，朱生豪已經(jīng)沒有了其他工作的羈絆，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他看得比生命還重的翻譯工作中去了。雖然還得第三次從頭開始，但前面一些劇本都不是新譯，劇本的內(nèi)容已經(jīng)爛熟于心，所以進展還是相當快的。估計在常熟的半年里已經(jīng)補譯完了“第一分冊”中的全部喜劇作品，而且已經(jīng)譯出了《羅密歐與朱麗葉》等一部分悲劇。

經(jīng)過這些年的折騰，雖然譯稿一再被毀，畢竟有了不少經(jīng)驗的積累，譯筆更成熟，更老練了。但是由于客觀條件所限，遇到的困難還是很大的。宋清如曾回憶說：“那時他僅有的工具書，只是兩本詞典—牛津詞典和英漢四用辭典。既無其他可以參考的書籍，更沒有可以探討質(zhì)疑的師友。他所耗費的精力，確實難以想象”。就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埋頭伏案，握管不輟”，到1944年初，繼《羅密歐與朱麗葉》后，已經(jīng)譯完了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漢姆萊脫》《李耳王》《奧瑟羅》和《麥克佩斯》，以及《該撒遇弒記》《女王殉愛記》等三本羅馬史劇，還有《愛的徒勞》和《維洛那二士》等劇本。他估計如果進展順利沒有意外的話，到年底就可以把全部莎劇譯完，從而大功告成了。其間世界書局也開始為全集的出版做準備，著手對已經(jīng)完成的譯稿進行排版并由宋清如代替譯者本人進行校對，朱生豪還撰寫了“譯者自序”“莎翁年譜”及各分冊的“提要”等。

翻譯成果與日俱增，可是由于超強度的腦力支出，又加上由于經(jīng)濟窘迫而得不到必要的營養(yǎng)補充，朱生豪的身體日見虛弱，終于病倒了。到1944年6月初，在譯完歷史劇《約翰王》《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上下篇以及《亨利五世》的前兩幕之后，朱生豪不得不放下了他的筆。經(jīng)檢查，他得的是肺結(jié)核、腸結(jié)核、肋膜結(jié)核的并發(fā)癥，鑒于處在日寇占領區(qū)的現(xiàn)實和當時的經(jīng)濟狀況，也完全沒有條件使用對結(jié)核病比較有效的藥物，如青鏈霉素等。拖到12月26日，朱生豪終于帶著對嬌妻稚子的不舍和因為沒有能最終譯完全部莎劇的遺憾離開了人世。他臨終前曾表示：“早知一病不起，拼著命也要把它譯完”。朱生豪譯出全部莎劇的宏愿雖然功虧一簣，但他已經(jīng)以他的生命之重為中華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世界書局于1947年出版了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第1-3輯。分別為“喜劇”“悲劇”和“雜劇”，共收入朱生豪譯的莎劇27部。原來計劃作為第3輯的英國史劇因為還沒有全部譯出，所以暫時沒有出版。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54年以作家出版社的名義出版了包括全部31部朱譯莎劇的《莎士比亞戲劇集》，在書的“出版說明”中表示，該戲劇集曾對譯本“略作必要的修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了一批莎學專家對朱譯莎劇進行了全面“校訂”并補譯了朱生豪未及譯出的六個劇本和莎士比亞的全部詩作，原計劃在1964年莎士比亞400周年誕辰的時候推出《莎士比亞全集》的，后來由于歷史的原因，這部全集直到“文革”結(jié)束后的1978年才問世，成為我國第一部外國作家的全集。1998年和2015年，譯林出版社和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又對朱生豪的譯作進行了新的校訂和補譯后，分別出版了新的《莎士比亞全集》。

朱生豪由于英年早逝，在翻譯理論方面未能留下更多的論述。但在他的“譯者自序”中也明確地表達了他對翻譯工作的宗旨：

余譯此書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圍內(nèi)，保持原作之神韻；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曉暢之字句，忠實傳達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對照式之硬譯，則未敢贊同。

“保持原作之神韻，傳達原文之意趣”，朱生豪是這樣主張的，在翻譯實踐中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羅新璋先生1983年發(fā)表的論文《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指出，朱光潛提出的“神似”，傅雷提出的“傳神”的翻譯理論，是對嚴復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原則的突破。這種“神似神韻之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提過，但影響不大，一方面可能是表述上不夠有力……更重要的，是那時的翻譯實踐還沒有提供足夠的令人信服的實例”。羅先生認為“神似神韻之說”最“令人矚目的范例，就是以全部生命，傾畢生精力翻譯莎士比亞的朱生豪”。也就是說朱生豪以自己的翻譯實踐，為在“信達雅”基礎上更進一步的“神似神韻之說”的翻譯理論作出了貢獻。他對朱生豪譯文的評價是“朱生豪譯筆流暢，文辭華贍，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韻，傳達莎劇的氣派”，說得十分中肯。朱生豪的譯作在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歷史浪潮的淘洗后，還能得到越來越多讀者的認可和喜愛，說明他翻譯的宗旨和在這一宗旨主導下的翻譯實踐是成功的。

近年來莎學界和翻譯界討論較多的一個問題是翻譯莎劇使用的文體問題。因為莎士比亞戲劇的臺詞主要是用Blank verse（素體詩）來表達的，那么如單從文體形式的對應性來說，自然是在譯文中仍保留詩體為好。若能完美地做到這點當然是好事，但既要全面保留詩劇的形式，又要最大限度保留原著的韻味，還要適合中國讀者的閱讀欣賞，適合中國舞臺的演出和觀眾的接受，確實很難全面照顧到。實際上，即使用詩體翻譯，用什么格式的詩體才能和莎士比亞以Blank verse為主的詩體相對應，也是一個很難得出定論的問題。

朱生豪經(jīng)過反復斟酌，還是決定主要以散文體來進行翻譯。其實朱生豪在詩歌上是有很深造詣的，即使在他散文體的譯文中，詩的韻味也很濃，曾有不止一家出版社出版過署名“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的“抒情詩集”，其實只是把原來譯成散文體的大段臺詞分行排成“詩”的形式而已，讀起來也并不覺得不像詩。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副會長李偉民認為：“朱生豪的詩人氣質(zhì)和他所具有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yǎng)，充分調(diào)動起莎劇漢語讀者的審美感覺。莎士比亞的素體詩是五音步抑揚格，具有節(jié)奏感。朱生豪以散文譯莎劇，詩意的審美超越了以詩體形式翻譯的莎劇，雖然是散文形式，但讀起來更有詩意感。即便是莎劇原文中基本不押韻的獨白，在朱生豪的譯文中也押了韻，而且換韻不多，這很適合漢語讀者的審美習慣?！?/p>

原文中一些唱詞等特殊的詩體段落，朱生豪仍是以詩體譯出的，他在此更是發(fā)揮了駕馭文字的深厚功力，根據(jù)原詩的內(nèi)容與表達的情緒，靈活地采用各種相應的體式，語氣短促的可用四言詩經(jīng)體，為抒發(fā)情感可用騷體，內(nèi)容多的可用古體詩的形式來翻譯，也有許多以自由詩甚至民間小調(diào)的形式譯的。這些譯詩完全融入了漢文化的情趣之中，而沒有翻譯文學中通常會出現(xiàn)的“洋味”和陌生感。這都是要以深厚的國學功底為基礎的。

有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是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終場詩，朱生豪也是用詩體譯出的，他的譯文是：

清晨帶來了凄涼的和解，

太陽也慘得在云中躲閃。

大家先回去發(fā)幾聲感慨，

該恕的、該罰的再聽宣判。

古往今來多少離合悲歡，

誰曾見像這樣哀怨辛酸！

這里原詩是五音部抑揚格的素體詩，大部分句子都是十個音節(jié)，譯文則每行都是十個音節(jié)且有四個語頓，這雖然并不是漢詩中的固有格律，但卻十分切近原文的體裁，詩味也很濃，可以說是在詩體方面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了。

當然，朱生豪的譯作并不是完美無瑕的，宋清如曾回憶說“原文中也偶然有近似‘插科打諢’或不堪雅馴之處，他往往大膽做出簡略處理”，而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和1998年譯林出版社的《莎士比亞全集》，則由方平、方重、吳興華、辜正坤、裘克安、沈林、何其莘等優(yōu)秀學者專家們進行了校訂，對完善朱譯莎劇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不過一切事物都有兩面性，校訂本在使原譯作更加完善的同時，也不能不承認存在一些缺憾。除了眾多的校訂者有著語言風格上的差異外，還難免有一些“過度校訂”的情況存在。有的是因為原譯者和校訂者看問題和理解的角度不同，本是可以從學術(shù)的角度進行探討甚至“存異”的，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情況，但校訂者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了改動，其實并無必要。還有些地方實際上還是校訂者對原譯文和原譯者的意圖并沒有完全理解，改了以后反而偏離了原意，當然，這樣的情況并不很多。

另一個比較突出的情況是，在校訂過的譯稿中，有許多地方是用了更能順應當代讀者的語言習慣，較為通俗易懂的詞語替代了原譯文中一些現(xiàn)代讀者不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的詞語。這當然能使讀者容易閱讀和理解。

但我們知道，莎士比亞作品中所使用的詞匯量在世界英語文學的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浩大的詞匯量支撐了莎士比亞作品非凡的表現(xiàn)力，也是使莎士比亞作品成為經(jīng)久不衰的藝術(shù)奇葩的重要因素之一。朱生豪的翻譯業(yè)績也是建立在他特別深厚的國學功底之上的，這其中也包括了他所熟練運用的超大的詞匯量，使他能在傳達莎劇的神韻和氣派上運作自如。其中一些對當代讀者已經(jīng)比較陌生的帶文言色彩的詞語，若細細查考體味，可發(fā)現(xiàn)它們不但有典有出處，而且其表達的詞義和韻味都恰到好處，非常貼切地傳達了莎翁作品中的意境，該雅則可大雅，該俗則可大俗，讀起來也是一種很獨特的藝術(shù)享受。而把大量這樣的詞語改用了更通俗的表述，確實為讀者減少了困難，降低了門檻，但也不免與這樣的藝術(shù)享受失之交臂，所以是有得也有失的。

隨著廣大讀者對朱生豪及其譯作的進一步了解，有不少讀者已經(jīng)不能滿足于經(jīng)過“校訂”的朱生豪譯作，還希望能看到原汁原味朱生豪譯的莎劇作品。

這套精編精校精排的作家榜版《莎士比亞悲劇喜劇全集》就是考慮了讀者在這方面的需求，收入的是世界書局1947年版朱生豪原譯作，僅為了方便讀者，把一些劇名、人名、地名按照當代通用的譯法做了改動，力求呈現(xiàn)給讀者原汁原味的閱讀感受。這并非最完美的譯本，但仍能得到讀者和學界的喜愛和高度評價，這正是朱譯莎劇的魅力所在。

正如蘇福忠先生所說，這是朱生豪消耗了“他二十二歲到三十二歲這樣充滿才情、詩意、熱情、血氣方剛而義無反顧的精華年齡段”，在我國文學園地里澆灌出來的一株奇葩。

2017年8月14日于嘉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