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在18世紀60年代正式“登陸”歐洲，為西方人揭開東方小說神秘的面貌。兩百多年來，它經(jīng)過了種種興衰起伏。本章主要概述英語世界清小說英譯活動及主要譯者的情況，對清小說英譯的范圍和歷史分期作了劃分，并勾勒出清小說英譯發(fā)展歷程的特點。

第一節(jié) 清小說英譯的歷史分期

參照西方漢學的歷史發(fā)展分期及清小說英譯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把清小說英譯劃分為五個發(fā)展階段：

（1）萌芽期（1761—1816年）：清小說英譯工作主要由個別譯者承擔，是一種零星偶然的翻譯行為，大規(guī)模的翻譯工作沒有開始。

（2）初創(chuàng)期（1816—1914年）：1816年，英國特使阿美勛爵率團訪華，提倡推進歐洲的漢語研究。因此，來華傳教士與外交官開始重視中國小說作為普通漢語文學典籍的語言材料作用，出于實用主義目的開始部分清小說的譯介。這一時期的譯者基本為西方譯者。

（3）發(fā)展期（1914—194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一個分水嶺，美國開始擴張在中國的勢力，建立各種基金會，資助中國學者赴美。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亦促使不少學子遠赴海外，他們對傳播中國古典文學起了積極作用。中國譯者開始介入清小說英譯行為。這一時期既有西方譯者譯本，亦有中國譯者譯本。

（4）繁榮期（1949—1980）：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讓亞洲研究在西方成為一門“顯學”，20世紀50年代起，開始出現(xiàn)多種亞洲研究機構(gòu)和能夠分授東亞語言和研究專業(yè)學位的大學，推進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發(fā)展。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外文出版社亦開始有計劃地、系統(tǒng)地組織對外翻譯出版我國優(yōu)秀文學作品。在這種內(nèi)力和外力作用之下，清小說英譯進入繁榮期。

（5）新時期（20世紀80年代以后）：“文化大革命”讓中西文化交流深受其害?！拔幕蟾锩苯Y(jié)束后，中西經(jīng)濟、文化交流得到進一步拓展，促進了西方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興趣，同時，中國再次大量組織翻譯清小說作品，出現(xiàn)第二個文化輸出的翻譯高潮，古典文學對外傳播再次呈現(xiàn)生機。

這五個階段的譯介分別表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無論是譯者主體、翻譯對象，還是翻譯策略，都有很大變化。這個譯介、傳播的歷史好比是一個蛻變過程，每當它成長到一定階段，受到一定社會政治文化背景的制約，原有的定型就自然轉(zhuǎn)變?yōu)榱硪环N樣態(tài)，脫去舊殼而獲得新生。

這個分期不是偶然，與西方人認識中國的過程息息相關。嚴格來說，對于某種歷時性文學現(xiàn)象的歷史分期是沒有定論的，歷史分期是一種人為的行為，根據(jù)一些共同特征將極為龐雜的現(xiàn)象進行分類，目的是使描述性研究變得有意義和具備可行性。我們將特定歷史時段看作一個相對共時的研究平臺，是因為這一歷史時段發(fā)生的文學現(xiàn)象呈現(xiàn)出某些共同特征。在這些共同特征的基礎之上，我們對龐雜的文學現(xiàn)象進行更深入的分類，將無數(shù)的孤立現(xiàn)象納入幾種概念系統(tǒng)的范疇之中，并最終通過這些概念系統(tǒng)來落實對具體文學現(xiàn)象的描述和總結(jié)。

我們根據(jù)上述歷史分期方式，對每一階段的譯介與研究進行全面考察，可以提煉出各歷史階段研究現(xiàn)象最為明顯的特征，對這些特征進行仔細描述和分析，可以解決以下問題：特定歷史階段的翻譯與研究現(xiàn)象所呈現(xiàn)的特征為何形成？在上述共同特征以外，各個歷史階段的翻譯與研究現(xiàn)象還呈現(xiàn)出哪些特點？特定歷史階段內(nèi)部是否存在例外現(xiàn)象，原因何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后，最終發(fā)現(xiàn)特定歷史背景中的翻譯特點，譯者的意圖與目的，譯本在英語世界不同的地位及功能，以及特定歷史條件之下英語世界清小說翻譯與研究的規(guī)范與傾向性。

本章首先將討論萌芽期清小說英譯及傳播的歷史文化背景及早期譯介的基本情況。在這一階段，英語世界對中國的興趣是人性化的，并沒有從實用主義出發(fā)。具體到清小說翻譯，翻譯的過程亦呈現(xiàn)出這種特征。到了19世紀中英之間確立外交關系，這種人性化的興趣立即不復存在。

第二節(jié) 萌芽期的清小說譯介（1761—1816）

一、歷史背景：東學西漸與中國古典文學傳入西方

墻內(nèi)開花墻外香，18世紀中期中國小說首先在歐洲悄然興起。在這之前，東西文化和文學交流經(jīng)歷了相當長的孕育過程。綜觀雙方文學關系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可以說每一次文學活動都肇始于各自的文化經(jīng)驗和文化需要”。因此，歷史地考察中國古典文學英譯過程必然離不開相應的文化觀照。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西傳已有悠久歷史。從兩千多年前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始，中國就開啟了一扇面向西方的窗口。亞歐各國從此開辟了一條貿(mào)易往來和文明交流的通道，并首次出現(xiàn)了東西文明的融合交匯，中國的絲綢、紡織品和茶葉就隨著這條文明古道，源源不斷地輸送到西方，直達羅馬，同時也把中國作為“理性社會”和“模范國家”化身的古老、神秘、完美的想象帶往西方。這是中國文明的首次西傳。

西方人對中國開始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是在13世紀，也就是馬可·波羅時代，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一個高潮。

而東西方新航路的開通，為歐洲殖民勢力的擴張?zhí)峁┝朔奖?。明代中期，西方天主教傳教士跟隨武裝的殖民者來到南洋一帶，試圖叩開中國國門。然而，中國政府對他們有很深的戒心。中國政府一直采取消極的閉關鎖國政策，面對西方宗教，亦時時加以防范。這并未挫敗傳教士們?nèi)肴A的信心。明朝末年，西方教士終于得到允許，進入內(nèi)地。這次傳教士東來，在中西文學交流史上有著重大意義，不僅為中國文學增添了新的內(nèi)容，而且引發(fā)了中國文學的西播。正如法國人佩喬（Alphonse Paquet）所說：“我們歐洲人在開始接受古代中國的教育了?！?sup>這句話簡明地表達了一小部分擺脫了民族偏見的思想家和研究東方的學者的視野，從此，中西兩種異質(zhì)文化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碰撞。

傳教士東來的目的是傳播宗教教義。早期傳教士絕大多數(shù)學養(yǎng)深厚，知識淵博。為了傳教，他們想出種種辦法，以博得中國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接受。來華伊始，他們就采取了“適應”策略，接觸中國民眾，一方面，他們認真地學習漢語，廣交中國社會名流，了解中國語言、文化、文學，使用中文寫作，傳播教義；另一方面，他們亦翻譯中國書籍，著書立說，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就此成為中國文化的研究者，也成為漢學研究的先驅(qū)。這一時期傳教士的作品具體可分為四類：“一是中文語法、會話和字典；二是中國儒家典籍的翻譯與介紹；三是有關中國歷史與現(xiàn)狀的著述；四是中國文學藝術的翻譯和介紹”。應該承認，他們的譯介活動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他們在翻譯中國宗教倫理的典籍——儒教書籍的時候，受到中國博大精深而迷人的古典文學的吸引，開始翻譯一些文學作品。

傳教士的譯介使中國文學開始步入西方。法國是當時的漢學重鎮(zhèn)，來華的耶穌會士以馬若瑟、宋君榮為代表，在他們的努力下，中西文化交流出現(xiàn)了一個黃金時期。傳教士熱情地投入中國研究，或?qū)嵉乜疾?，或致力于中國?jīng)典的翻譯，他們在對中國古籍進行研究的時候，也開始涉及中國文學作品。雖然從總體上說，他們翻譯介紹的中國純文學作品的數(shù)量并不多，研究也很膚淺，但意義極其重大。它說明西方傳教士從自己的實踐中開始認識到中國文化的要義，學會從中國的純文學作品中尋找材料。于是，他們開始翻譯《詩經(jīng)》《今古奇觀》、中國的戲曲以及清小說《好逑傳》《花箋記》《玉嬌梨》，對中西文化的交流意義重大。

傳教士帶回歐洲的中國古典文學與希臘、羅馬文明之樹成長起來的歐洲文學風格迥然相異，引發(fā)了歐洲“中華風”的盛行。17到18世紀，中國人的倫理道德經(jīng)過一定的美化粉飾之后，給了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們很多觸動。伏爾泰在他的劇作《中國孤兒》中集中表現(xiàn)他對中國人倫理的理解和贊揚。歐洲學者們興起了“中國熱”，就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文學開始吸引到西方的一般讀者。具體到清小說，1761年，英國圣公會主教托馬斯·柏西（Thomas Percy）在倫敦出版了《好逑傳或愉快的故事》（Hau Kiou Cha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柏西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提及譯稿是他從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的卷宗里發(fā)現(xiàn)的。柏西一定沒有想到：在漢籍外譯史上，《好逑傳》就此成為第一部譯成西方文字并得以出版的中國長篇小說，而且在譯本問世之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nèi)，一直被向往中國文化的西方人奉為經(jīng)典。一次無心的發(fā)現(xiàn)，就此成為英語世界接受中國清小說的第一次嘗試，它既是“譯介”的起點，也是“研究”的開端。

《好逑傳》的編譯可謂翻譯史上的特例，當時清政府與英帝國之間不通語言、少有貿(mào)易，一本英譯中國長篇小說在英國悄然流傳開來，引起很多人的關注。然而，這種譯介活動在百年間如曇花一現(xiàn)，終局限于時代歷史，沒有進一步的拓展。直到幾十年后，隨著中英外交關系的確立，更多小說的譯本才紛紛出現(xiàn)。

二、《好逑傳》：清小說英譯第一文

1827年1月31日，德國大文豪歌德告訴愛克曼，他讀了一部“中國傳奇”，他的閱讀感受是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德國人一樣，只是在中國，一切都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因為“有一對鐘情男女在長期相識中很貞潔自持。有一次他倆不得不在同一房里過夜，就談了一夜的話，誰也不惹誰。還有許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禮儀。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jié)制，使得中國維持到幾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存下去?！?sup>

歌德所贊賞的這部“中國傳奇”就是《好逑傳》。在中國浩如煙海的文學寶庫中，才子佳人小說《好逑傳》算不上一顆璀璨的明珠，然而，在中國古典文學西傳史上，它的地位卻十分令人矚目?！逗缅蟼鳌凡粌H是第一部在西方出版的中國長篇小說，而且，一經(jīng)問世，即引起轟動。

《好逑傳》大致成書于明末清初，又名《儀義風月傳》或《第二才子書》，講述了大名府才子鐵中玉，好俠仗義，不畏權貴，后游學山東。山東歷城兵部侍郎水居一之女水冰心才貌雙全，又膽識過人。大學士之子過其祖慕色求婚，冰心不允。后冰心之父被削職戍邊，過家兩番搶親，都被水冰心識破奸計而躲過，至第三次搶親時，途中被鐵中玉相救，二人自此結(jié)情。過其祖懷恨在心，便在鐵中玉酒食中下毒。危機關頭，水冰心不畏閑言，將鐵中玉接至家中照料，兩相傾慕，卻謹守禮法不亂，始終以禮自守。過其祖不肯罷休，再三圖謀水冰心，都被鐵中玉破解。后鐵中玉功成名就，由雙方父親做主成婚，過家卻出來誹謗。最后，皇后親自驗明水冰心仍為處子之身，于是皇帝下旨表彰二人，使其成婚，并懲治惡人。1761年，托馬斯·珀西（Thomas Percy）在序言中說：“有理由斷定中國人將其視為杰作，因為通常只有那些在本國人中享有盛譽的書，才會被拿給外國人看?！?sup>珀西判斷十分準確，此書在清初的確名噪一時，列為“十才子書”的第二名。

《好逑傳》作者署名“名教中人”，顯然意為敦倫明理，提高名教聲譽。《好逑傳》提倡“貞潔”，“貞潔”一詞在中國常用指女性的美德，在此書中，“貞潔”一詞用來指鐵中玉和水冰心的守禮、理性與節(jié)制。這正好符合18世紀的歐洲思想潮流。隨著托馬斯·柏西譯本的出版，《好逑傳》跨越了國界、文明，成為西方人眼中優(yōu)秀的“倫理小說”。

托馬斯·珀西的譯本題為《好逑傳或愉快的故事》，英文全名：

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A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To which are added，i．The argument or story of a Chinese play，ii．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and iii．Fragment of Chinese poetry.

托馬斯譯本的產(chǎn)生過程頗有傳奇色彩。18世紀早期，東印度公司商人威爾金森（James Wilkinson）長期居住在廣州，為了學好中文，他嘗試把《好逑傳》部分章節(jié)翻譯成英文。威爾金森的初衷可能只是翻譯練習，因此譯稿上有鉛筆、墨筆等多種修改痕跡。譯稿共裝訂成四冊，前三冊為英文，最后一冊為葡萄牙文。兩種文字筆跡大不相同，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因此有人推測可能有中國人指點過他的翻譯。1719年，威爾金森離開了中國，手稿也隨他回到英國。18世紀50年代后期，圣公會的主教珀西發(fā)現(xiàn)了這部手稿，這名主教對小說中展現(xiàn)出來的中國風俗習尚、中國作家的藝術手法很感興趣。他清楚地認識到，一個民族自己創(chuàng)造的東西最能說明該民族的風土人情，正如他在扉頁上引用杜赫德《中國通志》上的一句話：

“如果要了解中國，那么除了中國而外，沒有更好的辦法了。因為這樣做，在認識該國的精神和各種習俗時肯定不致失誤的?！?sup>

珀西拿到譯本時，葡萄牙文部分僅僅只占全文六分之一，且顯得非常潦草，僅僅是個故事概述，并沒有劃分章節(jié)。因此，珀西首先將葡萄牙文部分譯成英文，又對整部譯稿做了修改潤色。1758年，珀西的朋友詹姆斯·格蘭杰（James Grainger）與出版商拉爾夫·格里菲思（Ralph Griffiths）聯(lián)系出版譯文，然而在處理《好逑傳》的方式上，珀西和出版商有了分歧。出版商的意見是：希望譯成可讀性強的英語，中國的奇風異俗要加注，并且寫篇導言，對英國讀者所希罕的中國創(chuàng)作方式給予總結(jié)。珀西同意注釋，然而，他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對中國創(chuàng)作方式進行歸納，此次出版計劃最終不了了之。

珀西沒有灰心，從他日記中可以窺見，他已著手加工這部小說。功夫不負有心人，不久，出版問題就有了轉(zhuǎn)機。倫敦一名出版商多茲利（Dodsley）看中了這部中國小說。決定出版，認為它將贏得讀者認可。1761年11月14日，這部中國小說終于同英國的廣大讀者見面了，從此成為中國小說西傳史上的重大事件。這是一個編譯本，共分為三個部分：序言、正文和內(nèi)容龐雜的附錄。譯本最前面是珀西的獻詞，而后是他的序言和參考書目，其中大都為天主教傳教士的報告文集。小說的書名《好逑傳或怡情史》就是意譯加音譯結(jié)合的產(chǎn)物，“The Pleasing History”有些讓人不明所以，以至遭到后來者的批評。

《好逑傳》作為中國長篇小說的樣本第一次被翻譯和介紹到西方。一經(jīng)問世，立刻引起英語世界的注意，不久，它在歐洲大陸便有了法、德、荷幾種轉(zhuǎn)譯本。

《好逑傳》在18世紀的歐洲廣為流傳不是偶然。在18世紀的歐洲，思想文化領域里最有影響的是啟蒙運動。在文學領域，盡管17世紀盛行的古典主義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最能代表時代特征的已經(jīng)是啟蒙文學。啟蒙文學繼續(xù)了人文主義精神，在藝術方法上，繼續(xù)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現(xiàn)實主義，形成重理性、重分析的特征。《好逑傳》中人物的高尚品德、純潔心靈和處處以道德為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的行為，對啟蒙時代的西方讀者來說，有無比吸引力。珀西在序言中寫道：“正當誨淫誨盜小說故事充斥國內(nèi)市場的時候，這本來自中國的小說，作為一本講究道德的書，有著勸善懲惡的作用”。《好逑傳》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描述了“名教”對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的影響，構(gòu)建了一個完整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名教”深植于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的精神和生活，與其人生態(tài)度息息相關。《好逑傳》英譯本十分重視它的道德作用，敏感地把握住了這個主題思想?！逗缅蟼鳌穼Α懊獭焙偷赖碌你∈貪M足了西方人對道德和克已行為的要求，小說中人物以理智控制自己感情的行為也切合了西方啟蒙運動對理性控制情感，從而達到完美人格的主張。亦有學者認為，西方人對《好逑傳》道德的推崇與18世紀歐洲流行的清教思想有關。所以，《好逑傳》一經(jīng)出版，即風靡了歐洲，成為18世紀在西方流傳最廣的中國古典小說。

第三節(jié) 初創(chuàng)期的清小說譯介（1816—1914）

18世紀后半期，英國率先開始了工業(yè)革命，經(jīng)濟得到飛速發(fā)展，航海能力不斷加強，逐漸確立了它的“海上霸主”地位。然而此時，北美殖民地獨立，英國人失去了最大的殖民地，于是把目光瞄準了東方，加強與遠東地區(qū)的商貿(mào)力度。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政府認為中英之間應該進一步促進英中貿(mào)易。1792年，喬治·馬戛爾尼勛爵（Lord George Macartney）作為使節(jié)，率包括史當東（George Lenard Stuauton）在內(nèi)的八百多人使團前往中國。

然而，使團面臨的最大尷尬就是能說漢語的英國人屈指可數(shù)，以至于馬戛爾尼勛爵籌劃使團訪華之時，他遍尋英倫三島，竟找不到一個略知漢語的英國人可做隨行翻譯。為了促成傳教這一重要使命的實現(xiàn)，不得不讓兩位中國天主教徒臨時充當翻譯。難怪勛爵非常不滿：“與中國的交往與聯(lián)系都只能托附給兩個曾在羅馬接受訓練卻膽怯無知的當?shù)厝A人?！?sup>

英國人對中國一無所知，而當時，他們的競爭對手法國對中國卻已有了許多研究。德庇時爵士對當時的情形形容說：

“我們國人在各種知識領域已經(jīng)普遍取得進展，然而，在與中華帝國、文學相關的領域，現(xiàn)有研究屈指可數(shù)。我很難描述在馬戛爾尼勛爵做為外交使節(jié)訪華時，雖然我們已與中國人經(jīng)商多年，整個使團卻對中國一無所知。而當時的法國人在一個世紀前就已經(jīng)開始對中國勤奮探索，并取得了可觀的成績?！?sup>

語言的隔絕成為交往的障礙，英國人的實用主義讓他們下定決心學習漢語。1816年，在馬戛爾尼勛爵訪華之后約23年，英國特使阿美德勛爵率英國使團第二次訪問北京，提議推進歐洲的漢語研究。而以往天主教傳教士翻譯的中國經(jīng)典及哲學著作對普通歐洲人來說，并沒有太多真正的實用價值。所以，“剛畢業(yè)的翻譯生在翻譯官方文件之余，開始把注意力引向更為引人入勝的方面，即包括中國戲劇、小說和詩歌的普通漢語文學典籍?！?sup>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古典小說逐步走進了英語世界。

一、譯介概況

20世紀以前的譯者并沒有專注于對中國古典文學進行翻譯與研究。他們的翻譯活動往往只為了傳教與文化交流的需要。譯者們出于為學習漢語提供語言教材的目的，或者純粹自娛自樂，零星間斷地把自己感興趣的小說譯成英語，其中，部分翻譯可能沒能獨立地保存至今。今天我們只能從一些手稿、雜志和后世漢學家們的引用中看到它們?，F(xiàn)列舉其中重要事件如下：

早期最受西方人關注的清小說類型當首推才子佳人小說。西方人對才子佳人小說甚是“偏愛”，是晚清中英文學交流史上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觀。這種在中國五四新文學以后受到排斥的小說范式，不僅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精英文化的大眾解讀，反映出大眾階層對于“才子佳人”的審美標準和人生生活的理想訴求，同時也在更廣闊的背景上折射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可能處境——一種市民立場和生活視角的審美化、精神化和情趣化的藝術狀態(tài)。而這種在日常生活、健康人生、情趣培養(yǎng)基礎上展開的愛情故事，不僅吸引中國讀者，也引起英語世界讀者的關注。繼珀西的《好逑傳》之后，《玉嬌梨》亦引起英語世界關注。最早翻譯《玉嬌梨》的是1820年英國漢學家史當東（George Staunton）。他翻譯了《玉嬌梨》前四回。1873年，英國漢學家李思達（Alfred Lister）再次將中國的才子佳人故事介紹給了英國讀者。李思達對《玉嬌梨》中主人公的詩文之才大加贊賞，他翻譯了小說中男女主人公之間往來的所有情詩，載于1872年《中國評論》第1期第2卷上。

《好逑傳》因珀西編譯本在歐洲廣為人知?！吨袊u論》上介紹它為“十才子書“的第二位，認為它是中國愛情故事的最佳經(jīng)典范例。德庇時在仔細對照原文后，發(fā)現(xiàn)其中翻譯靚點甚少、錯誤甚多，于是1829年刊印《好逑傳》全本上下卷。德庇時的譯筆優(yōu)美、流暢，其信達度得到漢學界認可?！逗缅蟼鳌妨硪粋€譯本由威妥瑪推出。1930年，他翻譯了《好逑傳》，譯文分為上下兩卷，是一個中英對照本?？上У氖?，此譯本現(xiàn)已遺失，筆者對國內(nèi)外圖書館都做了搜索，均無此本。對此譯本的認知來自于德庇時在《中國雜記》第3章《中國文學在英國的興起和發(fā)展》（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and）里的介紹。德庇時說：“威妥瑪先生是我們在北京的使館秘書，他是一名一流的研究中文的學者。他利用居住中國首都北京的方便之處，印刷了一個更大、更準確的從中文原文翻譯來的《好逑傳》。他是在35年前出版他的翻譯的。譯本分為上下兩卷，同時提供了英文和中文原文，讓學生比較閱讀，參照學習。他的譯本準確度讓人滿意。”《好逑傳》的第三個譯本是1895年由亞歷山大·伯克利（Alexander Brebner）翻譯的，書名為《中國歷史和故事》（A Little History of China and a Chinese Story），由倫敦昴文公司（T．F．Unwin）出版。譯本共分四部分，分別是：《中國歷史小議》（A Little History of China）、《日本》（Japan）、《中國》（China）、《好逑傳》（Pleasing Story）。

繼德庇時翻譯李漁之后，李漁作品英譯陷入沉寂。1893年，大英博物館漢學專家羅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重譯《奪錦樓》（The twins，F(xiàn)rom the Chinese of Wu Ming），編入布萊克伍德父子公司在倫敦和愛丁堡同時出版的《中國故事》（Chinese Stories），不久又發(fā)表于1887年第162期《布萊克伍德雜志》（Blackwood’s Magazine）。

《聊齋志異》是一本引起西方來華人士廣泛興趣的小說。據(jù)考證，第一個來到中國的美籍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他主編的《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第11卷第4期（1842年4月），刊登了關于《聊齋志異》中九?個短篇的的闡述性文字，稱之為來自聊齋的非凡傳奇（Extraordinary legends from Liao Chai），并有一篇總體闡述性質(zhì)的前言，署名為“某通訊員”。在譯文之前，譯者先用一篇長文論述了中國人的迷信思想，然后附上對小說的介紹，作為中國人迷信的佐證。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韓南（Patrick Hanan）在《中國19世紀的傳教士小說》一文中認為譯者應是德籍傳教士郭實臘（Karl Gutzlaff）。

《聊齋》的第一篇單篇譯文形式出現(xiàn)于1848年，美國著名漢學家、傳教士衛(wèi)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他編著的《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第一卷中（693～694頁），收入了《種梨》和《罵鴨》兩篇英譯文，這是《聊齋》最早的英譯片段。衛(wèi)三畏把《聊齋志異》書名譯為《書齋里的消遣》（Pastimes of the Study）。衛(wèi)三畏于1877年被耶魯大學聘為該校第一位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也是美國第一位漢學教授。他是最早把《聊齋》介紹到英語世界的譯者，在漢學研究領域有著重要地位。

早期對《聊齋》的翻譯皆以片段為主，出現(xiàn)在各種雜志、文選中。1867年，英國駐中國外交官梅輝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翻譯了《酒友》（Boon Companion），譯文載于1867年香港出版的《中國與日本問題解答》（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雜志第一期（24～26頁），此譯文另轉(zhuǎn)載于1872年《鳳凰》（The Phoenix）雜志第三期（第3頁）。梅輝立還譯有《嫦娥》《織女》及另兩篇聊齋故事，載于《讀者手冊》（Reader’s Manual）。他的譯文開始引起英語世界對來自東方國度的神奇世界的關注。19世紀70年代，劍橋漢學代表人物阿連壁（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在香港相繼在《中國評論》（China’s View Notes and Queries）第2期、第3期、第4期上，連載了18篇自己翻譯的《聊齋故事選》，發(fā)表篇目為：《宋燾成神》《狐嫁女》《轎娜》《細柳》《趙城虎》《長清僧》《嶗山道士》等。阿連壁亦是外交官，曾任英國駐鎮(zhèn)江、福州等地領事。他選擇的篇章從此成為英語世界《聊齋》的經(jīng)典故事，如《嶗山道士》，至今已有十種譯文。

除了翟理斯《聊齋》譯本，《聊齋志異》還出現(xiàn)過兩個節(jié)譯本。第一個譯本以轉(zhuǎn)譯的形態(tài)出現(xiàn)。1911年，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德國漢學家、猶太哲學家馬丁·布貝爾（Martin Buber）從翟理斯的譯本中轉(zhuǎn)譯了十個故事，自己又從中文直接翻譯了六個故事，出版了德文版《聊齋》故事，收入《中國傳說：莊子、圣人、寓言和鬼怪愛情故事》（Chinese Tales：Zhuangzi，Saings and Parables and 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一書。布貝爾在前言中簡介了蒲松齡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并將蒲松齡部分自述原文翻譯了出來。20世紀后半期，潘阿勒（Alex Page）將此書再次轉(zhuǎn)譯為英文，于1991年由人文國際出版社（Humanities Press Intl）出版，著名哲學家愛倫伯（Irene Eber）為此書作序，認為這是由一位20世紀倍受尊重的哲學家所提供的優(yōu)秀中國古典文學讀本。

1913年，法國傳教士蘇利?！つ剩℅eorge Soulie de Morant）的英譯本Strange Stories from the Lodge of Leisures由倫敦休頓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出版。此譯本共選擇了28篇《聊齋》故事，譯者針對普通英文讀者，對《聊齋》進行了歸化處理，盡可能使用淺顯、流暢的英語去表達原作內(nèi)容，并刪去了一些英語讀者較難理解的東方文化典故常識，以英語國家耳熟能詳?shù)奈幕庀笕〈?，使中國古典文言故事變得通俗易懂。此譯本的遺憾是有中文文化“屈從”英語文化之嫌，我們無法判斷英語讀者們究竟被帶入了蒲松齡筆下充滿東方魅力的異域世界，還是在欣賞閱讀英語文化中略帶東方色彩的哥特故事。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的代表之作，在19世紀，就出現(xiàn)了各種形態(tài)的片段譯文。在1830年德庇時的兩首《紅樓夢》詩歌翻譯之后，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在《中國叢報》上連續(xù)發(fā)表描述性文章，主要介紹中國歷史小說及蘇東坡。1842年，郭實臘在《中國叢報》第11卷第5期上，用了八頁的篇幅介紹一部中國小說。郭實臘認為這篇小說以前從沒有被外國人注意過，因為他們的眼睛總是盯著那些才子佳人一類的愛情故事。只是，郭實臘硬著頭皮讀了《紅樓夢》頭幾回后，就失卻了耐心。所以，他對《紅樓夢》的敘述和介紹都頗多錯誤，甚至把主人公的性別都弄錯了，他認為寶玉是一位女士。在德庇時和郭實臘之后，1846年，英國駐寧波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將《紅樓夢》的一些片段譯為英語。譯文登于《正音攝要》（The Chinese Speaker），這是一本幫助在華外國人學習中文的教科書，由寧波的基督教長老會出版社（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中文注為“寧波華花圣經(jīng)書房珍藏”。譯本共有27頁，標題為Extracts from the Hun-Low-Mung。而后，1868年，在華外交官英國人鮑拉（Edward Charle Bowra）將《紅樓夢》前八回譯為英語。譯文從1868年至1869年連載于上海《中國雜志》（Chinese Magazine）。這一譯本在篇幅上大大超過前兩種譯文，但還不算單行本。《紅樓夢》第一個單行譯本由英國人喬利（H.Bencraft Joly）于1892年推出。

可以得出結(jié)論，從1816到1900年，英語世界清小說的譯介雖不如中國古典詩歌之盛，但也頗有成果。這一階段的重要譯文譯本可見表1-1。

表1-1初創(chuàng)期清小說主要譯本

二、主要譯者及其成就

1.德庇時

德庇時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另有中文譯名為爹核士、戴維斯、大衛(wèi)斯、達維斯等，英國漢學家，早年在東印度公司任職，后投身外交界，1816年，作為翻譯官隨以阿美士德為首的英國第二個和使團到達北京。后歷任英國駐華商務監(jiān)督、駐華公使、第二任香港總督。

身為英國駐華高級官員，德庇時在中國生活多年，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是一位具有專業(yè)學術背景的外交官，在研究漢字、中國詩歌、中國小說方面都頗有建樹。他是繼馬禮遜博士之后的一批學者中的代表人物，會講官話，并能夠不太費勁地閱讀中文小說。他是一個“中國通”，直到今天，大多數(shù)英國人關于中國的知識，皆來源于德庇時爵士的作品。晚年的德庇時回到英國后，由于其對中國文學的翻譯與研究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德庇時是第一位直接從漢語翻譯清小說的譯者。他在學習漢語時，選擇中國清代白話小說作為翻譯練筆。他首先注意到了李漁。李漁是明清時期杰出的通俗文學大師，在戲劇、小說領域都有突出貢獻。如今，他在西方已享有極高聲譽?！陡鐐惐葋喼袊膶W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nbsp;Literature）介紹他為“著名學者、戲劇家，清代最偉大的小說家”。德庇時對李漁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及敘事手法很感興趣，他選擇翻譯的第一篇小說是李漁《十二樓》中的《三與樓》（The Three Delicated Rooms）。李漁的話本小說集《十二樓》共十二卷，每一卷寫一個故事，因為每個故事里都有一座樓閣，人物命運與情節(jié)展開往往與樓有關?！妒恰肪哂泻軓姷膴蕵沸?，格調(diào)輕松歡快，每一篇都清新風趣，惹人喜愛。根據(jù)德庇時所說：“《三與樓》小說在中國印得不多，大多以片段形式出現(xiàn)在一些雜志上?！?sup>正是這些片段吸引了他的注意，讓他首先選擇了這篇小說作為翻譯對象。1822年，德庇時出版《中國小說》（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其中包括李漁另兩篇《合影樓》（The Shadow in The Water）與《奪錦樓》（The Twin Sisters）。并把《三與樓》原來的譯名“The Three Dedicated Rooms”改為“The Three Dedicated Chambers”。1829年，德庇時作為東印度公司的翻譯，從中文直接翻譯了《好逑傳》，他將珀西的譯名改為The Fortunate Union，并理清了珀西因轉(zhuǎn)譯造成的很多意義混淆之處。1821年，喬治·斯當東（G．T．Staunton）出版《異域錄》，其中有德庇時所譯《玉嬌梨》的節(jié)譯。

我們來看德庇時的譯本《中國小說》（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全書共225頁，分為一個序言及四個翻譯單元：《奪錦樓》《合影樓》《三與樓》，最后還有一個章節(jié)的《中國寓言故事》。德庇時在序言里解釋自己翻譯中國小說是作為學習漢語的翻譯練筆，并介紹了自己的翻譯原則。他說：“了解中國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翻譯它的通俗文學作品，主要是戲劇和小說?！?sup>他清楚知道在翻譯過程中，“漢語在形式和語言的精妙之處在翻譯過程中有很大程度的流失”，他首先選取的翻譯策略是嚴格忠實原文，但權衡之后，他意識到如果逐字逐句翻譯，很多成語習語對英語讀者來說將顯得難以理解，所以，不如做一定改寫。這種改寫將增加小說的可讀性，同時也很好地傳達了原意。

德庇時的譯本是個改寫本。他是怎樣進行改寫的呢？首先，他的基本原則是保持譯文的故事性，省略章回回目、大部分詩詞及作者議論，他認為這些都是與故事無關的內(nèi)容。從譯本來分析，李漁《三與樓》共分三回，講的是明嘉靖年間，四川名叫唐玉川的富翁圖謀鄰居房產(chǎn)。李漁的三個回目分別為：“造園亭未成先賣，圖產(chǎn)業(yè)欲取姑予”“不窩不盜忽致奇贓，連產(chǎn)連人愿歸舊主”“老俠士設計處貪人，賢令君留心折疑獄”。小說以兩首詩開始，名為“詩云”“又云”，而后用了五段六百個字，描述詩的由來及故事緣起。德庇時的譯本對此統(tǒng)統(tǒng)省略不譯，直接撇開李漁的引文部分，從故事情節(jié)開始翻譯。第一段原文譯文如下：

原文：

明朝嘉靖年間，四川成都府成都縣有個驟發(fā)的富翁，姓唐號玉川。此人素有田土之癖，得了錢財，只喜買田置地，再不起造樓房，連動用的家伙，也不肯輕置一件。至于衣服飲食，一發(fā)與他無緣了。他的一心，只為要圖生息，說“唐田美產(chǎn)，一旦進了戶，就有花利出來，可以日生月大。樓房什物，不但無利，還怕有回祿之災，一旦歸之烏有。至于衣服一好，就有不情之輩走來借穿；飲食一豐，就有托熟之人坐來討吃。不若自安粗糲，使人無可推求?！彼枚ㄟ@個主意，所以除了置產(chǎn)之外，不肯破費分文。心上如此，卻又不肯安于鄙吝，偏要竊個至美之名，說他是唐堯天子之后，祖上原有家風，住的是茅茨土階，吃的是太羹玄酒，用的是土硎土簋，穿的是布衣鹿裘。祖宗儉樸如此，為后裔者不可不遵家訓。

譯文：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twelfth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in a district of the province of Szechuan，there lived a rich man，who was likely in time to be still richer．This person，whose name was tang-yo-chuen，had an immense quantity of land．Whenever he got any money，it was his delight to add to his landed possessions；but he would neither build houses，nor would he supply＆nbsp;himself with any of the comforts or necessaries of life，beyond what was absolutely indispensable．His disposition was to enrich himself by every means in his power，and his property increased daily，like the moon towards the full．Houses and furniture（he thought）were not only unprofitable，but there was always a fear lest the god of fire should destroy them，and they might in one moment become annihilated．If one had fine garments，there immediately came unpleasant fellows to borrow clothes．If there was plenty to eat，one soon had people claiming acquaintance，and taking their seats in quest of food．In short，there was nothing like being contented with coarse articles，for people in that case would not be seeking them．He laid fast hold of this notion，and was determined to take care of his money．But not contented with being niggardly，he wished to assume credit to himself for it，and said that he was descended from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emperors，and that his ancestors were celebrated for their economy.

德庇時的譯文精心雕琢，較為準確。如“回祿之災”，“回祿”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的“火神”，德庇時譯為“the god of fire”，準確把握了原意。另一處“唐堯天子”，“唐堯”是中國古代最受尊重的帝王之一，尊為圣人。譯文沒有明確指出“唐堯”是誰，只籠統(tǒng)稱為“one of the most ancient emperors”。對不了解中國文化的英語讀者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原文314字，譯文246字。篇幅有所簡略，簡略在何處呢？在第一段中間，“唐田美產(chǎn)，一旦進了戶，就有花利出來，可以日生月大”，省略不譯。第一段結(jié)束部分“祖上原有家風，住的是茅茨土階，吃的是太羹玄酒，用的是土硎土簋，穿的是布衣鹿裘。祖宗儉樸如此，為后裔者不可不遵家訓”，只用了“His ancestors were celebrated for their economy”（祖上以節(jié)儉聞名）一句改寫。如不改寫，“茅茨土階”“太羹玄酒”“土硎土簋”“布衣鹿裘”翻譯出來譯文會非常繁瑣，篇幅較長，且“硎”“簋”皆為中國古代器皿，翻譯出來，必然要加注解說，否則英語讀者難以理解。所以此處德庇時改寫為一句“祖上以節(jié)儉聞名”，對李漁所詳細描寫的節(jié)儉細節(jié)略去不表。這種處理，有助于英語讀者對原文的接受。

譯文亦有增加之處。如形容完唐玉川的吝嗇后，德庇時加了一句“his＆nbsp;property increased daily，like the moon towards the full”（他的財產(chǎn)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癴ull moon”意為“滿月”，在英語里表示“圓滿”，此處表示唐玉川的財產(chǎn)滾滾生息，越集越多。形容唐玉川吝嗇時，李漁說“動用的家伙，亦不肯輕置一件”，譯文為“nor would he supply himself with any of the comforts or necessaries of life，beyond what was absolutely indispensable”，意為“除了生活必需品，日常用度之物，他不會多添一件”?！癷ndispensable”一詞用得甚為準確。另外，“生息”一詞在中文里有幾層意思：“生養(yǎng)繁殖”“生活”或是“生利息”。在原文中理解為增加利息、增加錢財最合適。譯文翻譯為“enrich himself”，意為“變得有錢”，雖與李漁意思有些許差異，然而這是比較地道的英語表達法，容易被英語讀者接受。

雖然翻譯得很用心，囿于語言隔膜，德庇時仍有數(shù)處誤譯，或者不夠準確。如第一句的“驟發(fā)”，“驟發(fā)”的意思為“暴發(fā)戶”，意為突然暴富。譯文處理為“l(fā)ikely in time to be still richer”，意為“還會更加富有”，與原意有所差別。另一處形容唐玉川“素有田土之癖”，李漁本意為唐玉川好置田產(chǎn)，譯文為“had an immense quantity of land”，意思變成“有很多土地”，即唐玉川有很多田產(chǎn)?！昂弥锰锂a(chǎn)”與“有很多田產(chǎn)”意思明顯有異。

德庇時的改寫不僅體現(xiàn)在《三與樓》，《合影樓》《奪錦樓》中亦有同樣的翻譯策略。李漁《合影樓》講元朝至正年間，廣東曲江縣兩位鄉(xiāng)紳因性情不同，不相往來，雖住同一宅院，但中筑高墻，隔開彼此。兩家兒女珍生與玉娟因常在池邊玩耍，看見彼此的倒影，于是相戀。小說亦分三回，回目分別為“防奸盜刻意藏形，起情氛無意露影”“受罵翁代圖好事，被棄女錯害相思”“墮巧計愛女嫁媒人，湊奇緣媒人賠愛女”。小說以一首右調(diào)《虞美人》開始，中間穿有大量詩詞。德庇時處理方式一如《三與樓》，省去章回回目，改寫成一個完整的故事。省去李漁文章開頭的右調(diào)《虞美人》及李漁在《十二樓》中常用的詩詞批注部分，直接從“元朝至正年間，廣東韶州府曲江縣有兩個閑住的縉紳”開始翻譯這個故事。

德庇時雖然省略了故事開頭部分的詩詞及注解，然而《合影樓》中間珍生與玉娟互贈詩詞，以表情達意，推進感情發(fā)展。這部分詩詞與故事情節(jié)相關，不能省去不譯。德庇時對此做了斟酌處理。如第二回“受罵翁代圖好事，被棄女錯害相思”中，珍生與玉娟相遇之后，玉娟扔給珍生一首七言絕句，表達自己心里的漣漪，原文譯文如下：

原文：

綠波搖漾最關情，

何事虛無變有形？

非是避花偏就影，

只愁花動動金鈴。

譯文：

That the troubled face of the water was the image of her mind；

that she had been greatly surprised by his coming over to that side；

but that in running away from him with such haste；

she had been prompted only by die fear of discovery and punishment.

七言絕句翻譯為48個字的自由體詩歌。玉娟詩里表達少女懷春，欲說還羞之情。用詞含蓄、隱諱。而德庇時把玉娟詩里沒有明說的意思明白地用英語表達了出來，如“非是避花偏就影，只愁花動動金鈴”譯為“but that in running away from him with such haste；she had been prompted only by die fear of discovery and punishment”，意思是“她從他身邊匆匆離開，只因為害怕被發(fā)現(xiàn)和懲罰”?！癲iscovery and punishment”在原詩中完全沒有出現(xiàn)。德庇時的翻譯雖然沒有體現(xiàn)出原詩的音韻和意境及少女欲說還羞之意，但明白地把玉娟的意思表達出來。珍生拿到詩歌，喜出望外，立刻回詩，原文譯文如下：

原文：

惜春雖愛影橫斜

到底如看夢里花

但得冰肌親玉骨

莫將修短問韶華

譯文：

their present mode of communication was nothing more than gathering flowers in a dream；

and that they must endeavor to make it more unfettered，as well as more intimate for the future.

此處德庇時干脆把七言絕句改成三行自由體詩歌。中國詩歌里典型的抒情句“惜春雖愛影橫斜”略去不譯，“到底如看夢里花”譯為“their present mode of communication was nothing more than gathering flowers in a dream”，意為“現(xiàn)有聯(lián)系方式不過是夢里采花”?！暗帽∮H玉骨”中“冰肌玉骨”是中國傳統(tǒng)的形容美女的詞句，中國人一見此句，立刻會想起女性美好的肌膚容顏。德庇時只將它換為“intimate（親密）”一詞?！澳獙⑿薅虇柹厝A”含蓄表示了珍生想要與少女相會的決心。德庇時第二行和第二行的意思是“他們必須大膽行動，為了將來能有更多的親密”，明白地告訴英語讀者中國情人詩歌里的意思，推進情節(jié)發(fā)展。

《合影樓》里另有數(shù)首詩歌，處理方式基本一致。結(jié)尾處李漁寫道“這段軼事出自《胡氏春秋》，但系抄本，不曾刊板行世，所以見者甚少。如今編做小說，還不能取信于人，只說這一十二座亭臺，都是空中樓客也。”德庇時省去此段，自己談了一下文章的翻譯。

德庇時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里翻譯的最后一篇小說是《奪錦樓》?！秺Z錦樓》發(fā)生在明代正德年間，武昌人錢小江與妻都長得很丑，兩個女兒卻很美麗。兩夫妻性情不合，引得二女配給四家親事起了糾紛。官府斷案時認為四家公子都太丑，配不上美女，遂將二女許婚給兩位新榜進士。德庇時的翻譯與前兩篇一樣，注重故事情節(jié)，省去小說開頭的右調(diào)《如夢令》及李漁的評判詞，把文中出現(xiàn)的詩詞全部改為比較直白的英詩翻譯。省去小說的章回回目“生二女連吃四家茶，娶雙妻反合孤鸞命”，以小說情節(jié)推動為主要考慮，最終給英語讀者獻上一個情節(jié)跌宕起伏，非常有趣的中國選婿故事。

德庇時不僅第一個翻譯了李漁作品，還繼托馬斯·珀西之后，重新翻譯了《好逑傳》。18世紀，托瑪斯·珀西根據(jù)一份半英語半葡萄牙語的手稿編譯了第一個譯本。中間不乏錯誤及遺漏（mistranslated，omitted）。德庇時舉了珀西數(shù)例錯譯之處，但仍然肯定珀西的翻譯，認為珀西的翻譯很有價值。他決定自己重新翻譯一遍，把前面的錯誤之處一一補正。1829年，他將《好逑傳》譯為The Fortunate Union，A Chinese Romance，由倫敦庫克斯公司（J．L．Cox）出版。在書的首頁上，他題為“To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獻給喬治·斯當東爵士）。這是一部從中文原文翻譯的作品，德庇時在序言中介紹自己是因為在鄉(xiāng)間休假時，為了消磨時光進行的翻譯。從前譯者的譯本給他印象頗深（impressed），讓他相信小說很有道德（merits）。在最初試著（on trial）翻譯了兩個章節(jié)之后，家人鼓勵他繼續(xù)剩下的部分，于是，他終于完成了這個長篇小說的全本翻譯。

德庇時的《好逑傳》譯本裝訂古樸。內(nèi)頁里先是中文“好逑傳”，旁書“精刊古本兩才子書”“嘉慶丙寅年福文堂藏書”。正文由序言和十個章回構(gòu)成。在序言中，譯者首先敘述了為何選擇翻譯《好逑傳》，“譯者對《好逑傳》里展現(xiàn)出來的美德印象深刻”。在試著翻譯完頭兩章節(jié)后，“譯者被鼓勵完成整書的翻譯”。接著，德庇時介紹了《好逑傳》的成書年代及柏西譯本特點。他認為《好逑傳》“喧囂有趣的場景，精彩的對話，角色嚴格的自律性使得它成為道德典范”。他進一步指出，“我們可以觀察到，男女主人公其實很符合儒家倫理標準”。

德庇時的譯本是個節(jié)譯本?！逗缅蟼鳌吩墓彩嘶啬俊Ｅc翻譯《三與樓》時省略回目的做法不同，德庇時的《好逑傳》譯文保留了小說章節(jié)回目，但把它改寫成了十個回目，分為上下兩卷。德庇時譯本前面翻譯得較為詳細，后十回則進行了一定的縮寫。

我們從回目名上看內(nèi)容的詳略。第一回《省鳳城俠憐鴛侶苦》譯為“The hero visits Peking，and takes pity on a lover in Distreie”；第二回《探虎穴巧取蛙珠還》譯為“The attack on the tiger's den，and the skilful recovery of the prize”；第三回《水小姐俏膽移花》譯為“Shui Ping Sin adroitly changes the flower”；第四回《過公子癡心捉月》譯為“Kwoketsu stupidly grasps at the moon's shadow”；第五回《激義氣鬧公堂救禍得禍》譯為“The generous hero arraigns a public tribunal，and to save another，hazards himself”；第六回《冒嫌疑下榻知恩報恩》譯為“Calumny is braved，and the place of lodging changed，in requital of＆nbsp;services rendered”；第七回《五夜無欺敢留髡以飲》譯為“Five nights are blamelessly passed，and the hero is detained to an entertainment”；至此德庇時按照《好逑傳》原文順序翻譯了前七章，而后，將后十一章簡寫為三章，分別題為“An affronting proposal occasions the sudden departure of Teilichungyu”“They attempt to deceive the fair heroine，but only excite her scorn”“By her appeal to the Emperor，Shueypingsin terrifies the Commissioner”。大概譯者時間精力有限，譯本最終結(jié)束得有些倉促。

德庇時在翻譯《好逑傳》時頗為用心。中國傳統(tǒng)小說習慣以詩詞開頭，此前翻譯《十二樓》時，他都省去開篇詩詞不譯。而翻譯《好逑傳》，特別是前七回時，基本上做到了直譯。原有小說形式基本保留，包括“詩曰”等。如《好逑傳》開頭、原文、譯文如下：

詩曰：

偌大河山若大天，

萬千年又萬千年。

前人過去后人續(xù)，

幾個男兒是圣賢。

譯文：

Though broad the expanse of earth，of high and stream，

Beneath yon broader heaven—though countless years

Still follow years gone by as rolls the tide

Of human life in endless ebb，how few the worthies of our race！

比起他為《三與樓》中的詩詞做的直白明了的翻譯，此譯文甚為用心?；颈Ａ粼男问剑⒆g出了原文中表達的人在時間面前的滄桑感。

德庇時還是《紅樓夢》第一個譯者。1830年，德庇時撰寫長文《漢文詩解》發(fā)表于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The Royal Asiatic Transactions）。四年后，這篇長文以單行本形式在澳門出版，并附有另外四篇與中國有關的文章或翻譯，英文書名全稱為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from the Royal Asiatic Transactions）to Whick are Added，Translations＆Detached Pieces（《漢文詩解，選自皇家亞洲學會會刊，并附有其它譯文及文章》），扉頁首行還有“漢文詩解”四字漢語書名。國家圖書館存有這一單行本的縮微膠卷影印本。在這篇長文的第69頁，德庇時提到了《紅樓夢》，“以下引文來自一部名為《紅樓夢》的小說。譯者譯出其中兩首《西江月》。是對一位中國年輕浪子的詩體描述?！?sup>其后就是《紅樓夢》第三回的兩首《西江月》的原文和譯文，連敘述帶翻譯占有兩頁篇幅。

德庇時可稱為19世紀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他是英語世界里關注到李漁小說及《紅樓夢》英譯的第一人，為中國古典小說英譯做出重要貢獻。不過，同珀西、翟理斯相比，德庇時的英譯帶有更多政治意味。一些非學術的因素及對大英帝國的商業(yè)和外交方面的考慮，常常左右他的研究視野，并自覺呼吁英國人為了在華利益重視中國及中國文化。他的研究工作應和了英國政府的對華政策。

2.翟理斯

劍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英國著名漢學家，駐華翻譯、領事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出生于英國牛津的一個文人世家。1867年，他遠涉重洋，來到中國，成為英國駐華使館的一名翻譯學生。此后，他歷任天津、寧波、漢口、廣州、汕頭、廈門、福州、上海、淡水等地英國領事館翻譯、助理領事、代領事、副領事、領事等職，直至1893年以健康欠佳為由辭職返英，前后歷時25年，除五度返英休假之外，其余時間均在中國度過。1897年，翟理斯全票當選為劍橋大學第二任漢學教授。

翟理斯在漢學各個領域都頗有建樹，他的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四大類，即語言教材、翻譯、工具書和雜論。其中，他首先翻譯了中國古典不朽文言小說《聊齋志異》。

1877年，翟理斯在《中國評論》第6期第3卷上發(fā)表了清代李珍《鏡花緣》的第十一回“觀雅化閑游君子邦，慕仁風誤入良府”，即“探訪君子國”（A Visit to the Country of Gentlemen）。與其他同類型作品翻譯所區(qū)別的是，翟理斯的《鏡花緣》節(jié)譯基本上沒有多少注釋。

1877年，他的第一篇《聊齋》譯文《羅剎海市》（The Lo-cha’s Country and＆nbsp;Sea Market），發(fā)表于上海華洋通聞社編輯的《華洋通聞》（Celestial Empire）3月29日版（369～370頁）。翟理斯教授的第二篇《聊齋》譯文《續(xù)黃梁》載于《華洋通聞》1877年4月12日版（369～370頁）；第三篇譯文《金和尚》載于1882年倫敦德拉律公司（De la Rue＆Co.）出版的《歷史上的中國及其他概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chetches）一書（106～110頁）。另外，翟理斯還翻譯了《聊齋自志》（Author’s Own Record）、《死而復生》（Raising the Dead）、《中國德約拿》（A Chinese Jonah）（即《孫必振》）、《張不量》（Chang Puliang），收入上海別發(fā)洋行（Kelly＆Walsh Ltd.）1922年出版的《古文選珍》（Gem of Chinese Literature）（231～234頁）。1931年，翟理斯還譯有單篇《鐘生》（The Donkey’s Revenge），收入倫敦喬治·哈拉普有限公司出版的《各國故事集》（Great Stories of All Nations）。翟理斯主要從文學作品的角度出發(fā)翻譯《聊齋志異》，他關注《聊齋志異》的語言及寫作風格，指出以前的譯者從未提及的“故事中巧妙的情節(jié)及獨創(chuàng)性”。翟理斯對蒲松齡的寫作風格亦大為贊賞，認為蒲氏語言“純真而優(yōu)美”“簡練又有力”。聊齋故事里人鬼神狐詭異又瑰麗的世界在英語世界里引起了更廣泛的關注。

1880年，經(jīng)過三年的努力，翟理斯2卷本的選譯本《聊齋志異》在倫敦由德拉律公司（De la Rue＆Co）出版。此譯本是翟理斯在廣州副領事任上完成的。翟理斯英文譯本名為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與中文原意有一定出入，屬于意譯。其實在翟理斯之前，已經(jīng)有人注意這部獨特的文言小說，對于書名，也有不同的翻譯。如美國漢學家衛(wèi)三畏在《中國總論》中介紹這部著作時，將書名譯為Pastimes of the Study；而梅輝立將其翻譯為The Record of Marvels，or Tals of the Genii。對于這兩種翻譯，翟理斯均不認可，他直截了當?shù)卣f：“上述翻譯中，沒有一個足以稱得上佳譯。”翟理斯按照“聊齋志異”四個漢字的順序，對其本意及意譯做了說明，四個字的直譯為Liao-Library-Record-Strange，其中，“聊”是“作者對于自己的私人書齋（private library or Studio）的極富想象力的稱呼”；對于為何做如此選擇，翟理斯介紹到，有一則逸事，與此直接相關，那就是作者蒲松齡本人的人生經(jīng)歷。蒲松齡曾經(jīng)在一次科場失利后嘆息自己老來凄涼的晚景，并因此而將自己的書齋名為“聊齋”，意思是“他將用自己的筆來尋回命運從他這里所剝奪去的一切”。對此，翟理斯認為，“聊”的背后含義難以翻譯，而所謂“鬼怪故事集”也根本沒法充分完整地表達蒲松齡上述工作范圍（scope of work），“《聊齋》的離奇故事里包含了道教、鬼神和法術，對大海另一側(cè)虛構(gòu)國度里神奇事件的敘述、對中國人日?，嵤碌拿枥L，及對超自然現(xiàn)象的想象”。因此，翟理斯介紹說，他確實一度計劃用“鬼狐故事”來命名這部著作，但在友人的勸說下，最終采用了翟理斯描述的書名。翟理斯對《聊齋志異》的理解使他精心翻譯的譯名從此成為《聊齋志異》各譯本的通行譯名之一。

翟理斯譯本采取了深朱紅色封面。封面上是書名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下面是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erbert A.Giles（由翟理斯縮寫翻譯）。書名和譯者名都鑲了金邊，封面四周亦使用了金色花及線條裝飾，顯得富貴莊嚴。譯本是兩卷本，分為三部分：譯者導言，譯文及兩個附錄，一共389頁。

翟理斯在導言中介紹了自己選擇翻譯《聊齋志異》的原因，蒲松齡生平故事，當時中國社會形態(tài)及自己翻譯的一些處理方式。導言第一部分介紹了他選擇翻譯《聊齋志異》的原因：“我認為我滿足翻譯這本書的兩個基本條件：對漢語語法的準確認知及對中國禮儀、習俗、傳說及政治生活的廣泛了解?！?sup>翟理斯把自己的譯本看成是一個給英國民眾了解中國的窗口，他強調(diào)譯本中展現(xiàn)出來的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我選擇這個題材，一方面希望可以吸引大家對中國事務的興趣，另一方面也矯正大家現(xiàn)存對中國的誤解，認為中國人都是毫無效率的懶惰人群，安于現(xiàn)實，不思進取……盡管現(xiàn)在有大量關于中國和中國人的書出版，這些書很少傳達關于中國的第一手信息……因此，很多中國習俗被嘲笑為可笑，遭到扭曲?！?sup>導言第二部分則是作者介紹。翟理斯介紹了蒲松齡的生平故事及《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背景。在大概介紹了作者的生平后，翟理斯附上了蒲松齡的《聊齋自志》的翻譯。并總結(jié)說“從上面的陳述，讀者會對這位天才作家動人的寫作技巧留下印象。整本書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當時社會的嘲諷。作者最終隱回了他自己的內(nèi)心生活，意識到只有內(nèi)心的火焰才最終能引向救贖。”導言的第三部分是《聊齋志異》的成書背景。翟理斯介紹《聊齋志異》在中國以手抄本形式存在了很多年，它第一個正式的出版本出現(xiàn)在1766年。翟理斯翻譯了這個版本里的唐夢賚的序言。隨后，翟理斯解釋了自己選擇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這個書名的原因及翻譯時的選材考慮。譯者本來曾經(jīng)“計劃翻譯和出版一個完整的譯本”，之所以最終放棄了這宏大計劃，是“因為其中有些故事與我們所生活的當下不是很適合”，“這些作品讓我們回想起我們自己國家18世紀有些小說作家的粗俗作品”，“另有一些作品，則完全沒有意義，或是在稍微擴展的形式下對其他作品的重復而已”。“因此我選擇了164個最好而且最有特色的故事?！?sup>

1908年，上海的別發(fā)商行（Kelly＆Walsh，Limited）再次修訂出版此譯本。這成為翟理斯翻譯《聊齋志異》的定本，他自己也對此版本甚為滿意，“所有在第一版中不夠準確之處在新版中都盡可能地改正了?！?sup>他重新撰寫了導言，用了不少篇幅闡述《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特色和蒲松齡的藝術風格。他從文學作品的角度出發(fā)翻譯《聊齋志異》，并提出了以前的譯者從沒注意到的“故事中巧妙的情節(jié)及獨創(chuàng)性”。翟理斯對蒲松齡的寫作風格極為贊揚，認為《聊齋志異》寫作風格“純真優(yōu)美”“有極致的簡練”“人物都極有力量”“有豐富的隱喻與藝術性極強的人物塑造”。對于《聊齋志異》對西方讀者的價值，翟理斯認為，“小說可增進我們對中國民間故事的了解，對龐大帝國的禮儀、習慣和社會生活有所接觸。從這點出發(fā)，我的譯文有相當價值?！?sup>

翟理斯的兩篇導言均長達萬言，涉及《聊齋志異》的藝術風格、作者研究、中國的社會歷史及譯者的翻譯技巧，是早期很有價值的《聊齋志異》研究論文。

在正文中，翟理斯共選譯《考城隍》《瞳人語》《嶗山道士》《狐嫁女》等165篇故事。而對于翟理斯認為繁瑣、無趣的文章，他進行了刪減或者改寫。這165個故事中，除了已由阿連壁所翻譯并在《中國評論》上發(fā)表的八篇作品及由梅輝立翻譯并發(fā)表在《中、日釋疑報》（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上的一則故事，其他149個故事，從來沒有人翻譯過。

在正文后面，為了幫助英語讀者理解《聊齋志異》里無處不在的中華文化，翟理斯精心撰寫了涉及中國文化的注釋。這些注釋記錄和評論小說中的各個細節(jié)，涵蓋了中國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現(xiàn)了當時社會經(jīng)濟文化的真實層面。同時，他的注釋也幫助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化有清晰了解，顯示出注釋的學術價值。1925年，《聊齋志異》在美國出版后，有人評論說：“這些注釋包含了很多關于中國習俗、禮儀和制度的很有價值的信息?！?sup>

翟理斯譯本的一大特色即是這些注釋。他的注釋包羅萬象，有“煉金術、訂婚儀式、棺材、龍、長生不老藥、風水、婚姻及許多其他方面”。主要分為以下幾類：關于中國的時令和節(jié)日；關于中國歷史傳奇人物；關于器物和用度；關于中國政府制度和禮儀；關于風俗習慣；關于中國人的性格和觀念；關于社會生活。

例如，對“清明”，他標注：清明（the Spring festival of Clear Weather），中國傳統(tǒng)二十四節(jié)氣之一。時間為每年的4月5日左右，中國人在這天要給亡故的家人上墳。而對歷史人物關羽，他標注：關羽（the God of War）：中國的戰(zhàn)神。他大約生活在公元前3世紀早期，死后被尊為神，在當今中國的萬神殿中排列靠前。

翟理斯譯本中對中國文化的各種注釋林林總總，覆蓋面很廣，雖然這些注釋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未必正確，然而，在當時無疑為西方讀者理解《聊齋志異》、了解中國文化提供了幫助。至于翟理斯有時會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進行評價褒貶，自覺不自覺地把他所處時代英國人的價值觀投射到中國，雖對中國文化有誤讀曲解之嫌，然而，也正好吸引了同時代的英語讀者群，糾正當時西方人對中國形象的誤解。“1840?年以來，描寫中國的文學作品大量涌現(xiàn)，這些作品給人的印象是無休止地和過去的文學作品進行清算：因為它們不斷有意無意地對照耶穌會士和啟蒙哲學家塑造的理想中國人形象，建立一個完全相反的新形象。對中國事物的態(tài)度由喜好到厭惡，由崇敬到詆毀，由好奇到蔑視?！?sup>由此逐漸形成了與理性時期所不同的對中國新的認識和看法。西方人對中國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國女人包小腳，男人留長辮，做事顛三倒四”。而“野蠻”“非人道”“獸性”，這些詞語充斥著19世紀的英國人形容中國的書本教材，完全是對中國的曲解。而翟理斯譯本把中國美好的想象世界展現(xiàn)在英語讀者面前。《聊齋》中的異類，如狐、鬼、花、木、神性情真摯。和諧與怪異交替出現(xiàn)，跌宕起伏，變化多端。這與西方人心中的中國形象反差太大，讓他們在接受上有一定困難。于是，通過注釋，翟理斯努力拉近英語讀者與這個中國文本的距離。

《聊齋志異》是中國文言小說，對外國人而言，閱讀理解會有一定難度。翟理斯要自己讀懂《聊齋志異》，還要把小說里中國文言隱含不易理解的內(nèi)容表達出來，顯得更加困難。然而，翻譯中最困難的不僅是如何表達字面的意思，更包括如何傳達文字背后隱含的文化信息。為此，翟理斯絞盡腦汁。他的翻譯策略是：吸收一些西方詞匯和內(nèi)容；做文字詞語的添加移植；或為原文添加一些解說性文字，包括大量注釋。如，《聊齋志異·羅剎海市》一篇，講述書生馬驥在海上遇難，無意中闖進龍宮，反而被招為駙馬。后來，他思鄉(xiāng)心切，堅持重返人間，與妻子龍女分離。馬驥離開后，龍女寫給他一封書信，部分原文譯文如下：

原文：

君似征人，妾作浪狀，即置而不御，亦何得謂非琴瑟哉。

譯文：

You are my Ulysses，I am your Penelope；though not actually leading a married life．How can it be said we are not husband and wife.

翟理斯的翻譯將“征人”和“蕩婦”這兩個富含中國文化韻味的稱呼語替換成西方希臘和羅馬神話中的人物“Ulysses”和“Penvelope”；他還直接忽略了原文“琴瑟”一詞深厚的隱喻意義，將它直接譯為“husband and wife”。這種替換很大程度上會刪減原文豐富的文化和情感信息。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那些對中國文化基本上很少了解的西方讀者的角度來看，這種歸化原則會有助于他們對小說的理解與接受。

又如，馬驥剛到龍宮時，對周圍環(huán)境驚詫莫名。然而，龍王對他青眼有加，準備把女兒許配給他。當然，龍宮公主嫁人，自然要舉行盛大的婚禮。這樣的婚禮當然是中國文化里常見的奢侈場面。蒲松齡的描寫原文譯文如下：

原文：

生衣鄉(xiāng)裳，駕青虬，呵殿而出。武士數(shù)士騎，背雕弧，荷白棒，晃耀填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

譯文：

Ma dressed himself in gorgeous cloths，and went forth riding on a superb steed with a mounted body-guard all splendidly armed．There are musicians on horseback and musicians in chariots.

“青”在漢語中常常意為黑色。如“青絲”意為黑發(fā)，“青衣”意為“黑衣”?！膀啊眲t是另一個在不同文化環(huán)境中具有不同含義的詞語，原文中的虬指的是中國傳說中一種體積比較小的龍。然而，在中國文化里具有威嚴、力量的“龍”的形象在英語里是邪惡的化身。為此，翟理斯用了“steed”一詞取代了“dragon”，“steed”意為馬，這個詞語使得英語讀者不至產(chǎn)生疑問：為何中式婚禮上會用讓人厭憎的可怕的龍？隨之而來心理產(chǎn)生抗拒。翟理斯的處理避免了文化沖突，也減弱了婚禮的豪華、氣派。同時，原文里的“箏”是一種中國傳統(tǒng)樂器，音色優(yōu)美，提到“箏”，中國人立刻會聯(lián)想到悠遠的意境。“玉”更是中國國寶，晶瑩剔透，好玉甚至價值連城，此處“玉”指的是玉笛。馬驥婚禮上樂師們彈箏奏玉。然而，“箏”和“玉笛”對英語讀者來說則是陌生概念，為了回避誤解，翟理斯省去了這兩個詞的翻譯。翟理斯的以上處理使譯文對英語讀者顯得明白流暢，幫助他們進入《聊齋志異》的故事，然而，這故事比起原始文本，終就少了些意韻。

此譯本在翻譯上有很多失誤之處，今天看來，翟理斯在語言、文化方面的理解失誤顯得更加明顯，且翟理斯有時候處理筆下人物過于隨心，作為基督徒，他按照自己的道德準則改編了聊齋故事，將原著中兩情繾綣及性描寫等情節(jié)統(tǒng)統(tǒng)略去不譯。然而，翟理斯不愧為一名優(yōu)秀的作家，他筆下的故事生動有趣，吸引人心，具有很強的可讀性。他清晰、有力與優(yōu)美的文風使得此譯本成為中國古典文學英譯中的典范之一，優(yōu)美、文雅、充滿詩意。翟譯本可謂《聊齋》英譯的奠基之作，對后來《聊齋志異》的翻譯影響巨大。有人評價說，“翟理斯的《聊齋志異》可以使我們了解到譯者親眼目睹的天朝大國（Celestial Empire）真正的生活和習俗?！?sup>歐美很多其他語種的《聊齋志異》譯本就是完全根據(jù)翟理斯的英譯本轉(zhuǎn)譯的。

3.喬利

中國傳統(tǒng)小說中的瑰寶《紅樓夢》，至今已經(jīng)有超過十種譯本，其中包括20世紀70年代出現(xiàn)的兩個全譯本。然而它的第一個全譯本或許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些。吳世昌說“上一世紀有人試為全譯，但不幸因譯者去世而中止”。吳世昌提到的嘗試全譯《紅樓夢》，卻中途去世的譯者正是19世紀末的英國駐澳門副領事喬利（H．Bencraft Joly）。喬利沒有能夠出版全譯本，但是，他仍然是《紅樓夢》第一個摘譯本的譯者。1892年，《紅樓夢》第一次以整書形式出版，由香港別發(fā)洋行（Kelly＆Walsh Ltd.）及澳門商務排印局（Typographia＆nbsp;Commercial）分別出版。如果不是因為患上肺結(jié)核中途去世，喬利也許能夠在19世紀末，就為英語讀者帶來《紅樓夢》的全譯本。

喬利的譯本分成一、二兩卷，書名為Hung Lou Meng，or，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喬利完整翻譯了第1到56回的內(nèi)容，分為兩卷，第一卷有378頁，由序言及正文組成，1892年出版，第二卷有583頁，1893年出版。

與翟理斯的長篇導言不同，喬利的序言非常簡短。

“本譯本的產(chǎn)生，并非由于我想躋身入漢學家的行列，而是因為我在北京求學時，在學完《自邇傳》之后，不得不接觸到《紅樓夢》，從而遇到種種解讀的疑惑與困難。我相信，無論是非韻文還是打油詩，殘破的韻腳都存在一些缺點，在翻譯詩歌時我緊扣意思而非韻律。然而，只要能給現(xiàn)在和將來學習漢語的學生提供些微的幫助，我就心滿意足了?！?sup>

從序言看，喬利的翻譯目的只是為了幫助當時在華英國人學習漢語提供語言材料。這同樣亦可以從譯本以下特點得出此結(jié)論：這個譯本沒有標出作者曹雪芹的名字，也沒有任何前言后記介紹作品，甚至很少注釋。

喬利譯文第一卷的正文從第一章“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開始，至二十四回“醉金剛輕財尚義俠，癡女兒遺帕惹相思”。第二卷從二十五回“魘魔法叔嫂逢五鬼，紅樓夢通靈遇雙真”開始，至五十六回“敏探春興利除宿弊，時寶釵小惠全大體”結(jié)束。該譯本以直譯為主，他翻譯出了前五十六回的所有字、句，包括詩詞，沒有任何刪節(jié)，這和20世紀的幾個譯本產(chǎn)生了鮮明對比。以第四回目為例，回目名為“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判斷葫蘆案”，喬利譯文為：“An ill-fated girl happens to meet an ill-fated young man.The Hu Lu Bonze adjudicates the Hu Lu case.”原回目名是一個對偶，利用對稱的語言形式，形成和諧優(yōu)美的語音節(jié)奏，表達兩個相對的意思。如“薄命女”對“薄命郎”?！昂J僧”對“葫蘆案”，同時，“薄命”與“葫蘆”二詞反復出現(xiàn)，讓句式非常均衡，很有藝術感染力。而喬利的譯文亦遵照了原文的翻譯。這應該是喬利章回回目名中翻譯得非常出色的一個。

又如第十七回的翻譯，原文回目名為“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歸省慶元宵”，喬利譯文為“Chapter XVII in the Ta Kuan Garden，（Broad Vista）the merits of Pao-yu are put to the test，by his being told to write devices for scrolls and tablets，Yuan Ch’un returns to the Jung Kuo mansionm，on a visit to her parents，and offers her congratulations to them on the feast of lanterns，on the fifteenth of the first moon.”譯文標題把原文的每個字、詞的意義全部譯出，所以將原文對稱的回目翻譯成了幾乎是一段話的章回標題。而且，“大觀園”一詞譯為Ta Kuan Garden，（Broad Vista），音譯、意譯各一次，意譯放入括號，“元宵”一詞亦給出兩個翻譯，“the feast of lanterns”強調(diào)節(jié)日性質(zhì)，“the fifteenth of the first moon”強調(diào)節(jié)日時間，可見喬利對原文的忠實。同樣在十七回，賈政帶領寶玉及眾隨從去大觀園參觀，為了試寶玉之才，讓他為園內(nèi)景觀題匾，于是出現(xiàn)了大量的對聯(lián)、典故、匾額，光是匾額就有二十種。喬利無一遺漏，悉心翻譯了所有中文匾額。如“賽香爐”譯為“Vying with the Hsiang Lu”，“曲徑通幽”譯為“a tortuous path leading to a secluded（nook）”，“小終南”譯為“the small Chung Nan”，“瀉玉”譯為“dripping jadelike”，“泌芳”譯為“penetrating fragrance”，“淇水遺風”譯為“the bequeathed aspect of the river Ch’i”，“有鳳來儀”譯為“a phoenix comes with dignified air”，“杏花村”譯為“apricot blossom village”，“蘭風蕙露”譯為“the orchid-smell-laden breeze and the dew-bedecked epidendrum”……譯文中還有大量對聯(lián)，如“新綠漲添浣葛處，好云香護采芹人”譯為“A spot in which the‘Ko’ber to bleach，as the fresh tide doth sell the waters green，a beauteous halo and a fragrant smell the man encompass who the cress did pluck”，“吟成豆蔻才猶艷，睡足荼蘼夢亦香”譯為“Sung is the nutmeg song，but beauteous still is the sonnet，near the T’u Mei to sleep，makes e’en a dream with fragrance full”等。

仔細對比喬利的譯文與曹雪芹原文，我們會發(fā)現(xiàn)喬利的翻譯特點。所有的字都譯了出來，一字不差，譯文很準確，喬利對原文的理解程度讓人驚嘆。但譯者有些過于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意思和語法結(jié)構(gòu)，顯得忽視目的語讀者的閱讀感受。以對聯(lián)翻譯為例，對聯(lián)與其他文字形式不同的藝術特征在于其整齊對稱的形式，以及陰陽頓挫的韻律之感，因此中文對聯(lián)一般對偶工整，平仄協(xié)調(diào)而完美，要求上下聯(lián)相等，詞性相同，結(jié)構(gòu)相應。以“吟成豆蔻才猶艷，睡足荼蘼夢亦香”為例，“吟成”對應“睡足”，“豆蔻”對應“荼蘼”，“才猶艷”對應“夢亦香”，符合中文對聯(lián)特點，讀來朗朗上口，很有美感。而喬利譯文為“Sung is the nutmeg song，but beauteous still is the sonnet，near the T’u Mei to sleep，makes e’en a dream with fragrance full”，基本已沒有對稱之感，更談不上韻律美，文字美在翻譯中損失比較嚴重。對此，吳宓在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一文中對喬利譯本簡單評價為：“焦里氏H.Bencra之英文譯本……凡二巨冊，系逐句直譯，雖無精彩，而力求密合原文，無所刪汰?！?sup>“逐句直譯”“密合全文”“無所刪汰”，正是喬利譯文的特點。

作為《紅樓夢》第一個單行譯本，喬利的譯本在清小說英譯里有著重要的意義，亦引起后來者的關注。喬利以多病之軀，第一次翻譯并出版了兩卷英譯《紅樓夢》，其中的艱難，可想而知。有了喬利的英譯本，就使很多歐美學者不僅知道有《紅樓夢》其書，而且得以窺見《紅樓夢》的梗概。這在當時對《紅樓夢》的傳播，無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節(jié) 發(fā)展期的清小說譯介（1917—1949）

20世紀初，起步較晚的美國漢學開始迅猛發(fā)展。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美國已經(jīng)把目光投向東亞。1908年退還庚子賠款，加強與中國的關系。1910年，哥倫比亞大學開始開辦中文講座，定期講授關于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課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美國趁歐洲各國忙于大戰(zhàn)，無暇顧及遠東，大力擴張在中國的勢力。從20世紀起，美國先后建立各種基金會，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資金，不少中國學者紛紛赴美。一些學會組織，如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美國太平洋學會（American Council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紛紛成立，使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及學術研究不斷發(fā)展。

在中國，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中國興起新文化運動，20世紀亦成為中國新文化的啟蒙時代。這一時期引入的科學而系統(tǒng)的方法論為中國古典小說翻譯及研究開辟了嶄新的天地。新文化運動的先驅(qū)者們倡導民族性，倡導反對帝國主義，恢復民族獨立與尊嚴。外來力與內(nèi)驅(qū)力不斷碰撞亦是中西文化與文明的碰撞，兩種文化的交流得到不斷加強。如果說20世紀以前，由于中國和世界的隔離，主要是西方人來到中國，大部分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來自于這些商人、傳教士和外交官員，對真正的中國文學與文化了解不多。那么，隨著時代的不斷發(fā)展，20世紀以后，不斷有中國學子遠渡重洋，前往西方留學，他們?yōu)橹袊诺湮膶W的西傳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譯介概況

20世紀上半葉，五四運動的爆發(fā)促成“新紅學派”的興起，《紅樓夢》成為中外學人矚目的對象，其英譯因此受到了重視。1914至1949年間產(chǎn)生了兩種《紅樓夢》節(jié)譯本：1927年紐約大學古典文學教授王良志（Wang Liang-Chih）推出第一個譯本，題名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明恩博為其撰寫序言，譯本共95章，約60萬字，現(xiàn)已佚失。另一譯本于1929年由紐約藝術博物館東方部職員兼哥倫比亞大學講師王際真（Wang Chi-chen）推出，依然題名為Dream of Red Chamber。這兩種譯本都針對英語世界的普通讀者，對原文進行了較大規(guī)模的壓縮及改寫。王良志與王際真都曾就讀于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深深陶醉于中國古典小說的審美世界，后來，他們離開中國去美國求學定居，在美國學習工作時，嘗試將《紅樓夢》譯為英文。另外，中國譯者袁家驊、石明也在1933年通過上海兆新書局出版了《紅樓夢：斷鴻零雁記選》中英對照節(jié)譯本。

除了《紅樓夢》，這一階段開始引起英語世界關注的另一清代名篇是《儒林外史》?！度辶滞馐贰分钡?0世紀才傳入英語世界。筆者掌握的第一篇《儒林外史》片段譯文由陳平楚（Chen Ping-hsu）翻譯，以《四位奇人》為題，翻譯了第五十一回：“添四客述往思來，彈一曲高山流水?！笨凇短煜略驴肪?1（1940—1941），而后，于1946年出版的高克毅主編的《中國智慧與幽默》中，收入王際真所譯《儒林外史》第2至3回，題為《兩學士中舉》，指的是周進與范進中舉。

這一時期，《聊齋志異》繼續(xù)受到英國世界的關注，出現(xiàn)很多片段譯文和節(jié)選本。1931年，翟理斯另譯出單篇《鐘生》（The Donkey’s Revenge）。1914年，英國外交官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翻譯了十四篇聊齋故事。1921年，德國人衛(wèi)禮賢翻譯了15篇《聊齋》故事，包括《種梨》《小獵犬》《羅剎海市》《白蓮教》《蟄龍》等。1922?年，英國駐中國領事倭訥（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改寫了五篇聊齋故事，分別為《與狐貍交朋友》《不可預測的婚事》《高尚的女子》《酒友》和《煉金術士》。1927年，卜朗特（I．A．Jkov Brandt）編譯了《種梨》《勞山道士》《趙城虎》五篇聊齋故事。1933年，英國人潘子延（Pan，Tze-yan）翻譯了《聊齋志異》的《吼叫的妻子》（A Crow Wife）。同年，英國人福納羅福納羅（C．De，F(xiàn)ornaro）翻譯了《道士》。1937年，中國翻譯家初大告在倫敦翻譯兩篇《聊齋志異》故事《種梨》《偷桃》。1946年，澳大利亞漢學家瓊羅斯（Rose Quong）出版社了編譯本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

除了《聊齋志異》，受到較多關注的清小說有劉鶚的《老殘游記》。1929年，英國著名漢學家、翻譯家亞瑟·韋利（Arthur Waley）翻譯的《老殘游記》片段《歌女》（The Singing Girl）載于《亞洲》（Asia）雜志11月號。1936年，林語堂將《老殘游記》二集六回譯成英文，題名《泰山的尼姑》（A Nun of Taishan），由商務印書館發(fā)行。1934年，第一個譯本由著名中國翻譯家林疑今（Lin Yi Chin）、葛德順（Ko Te-Shun）完成，題名《行醫(yī)見聞》（Tramp Doctor’s Travelogue），收入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間世》第八期。1939年，林譯單行本由商務出版社出版。之后，著名中國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節(jié)譯本Mr．Decadent，于1947年由南京獨立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這個譯本又由倫敦的阿蘭及岸溫有限公司（George Allen＆Unwin Ltd.）出版，署名為H．Y．Yang and G．M．Tayler。在這個版本中，楊戴夫婦將作者劉鶚名字譯為Liu Ngo，在80年代“熊貓叢書”的再版中，作者名改譯為Liu E。1935年，林語堂翻譯了清人沈復的《浮生六記》，載于英文《天下》月刊及《西風》月刊，1936年，西風社出版了林譯中英對照本，題為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這一時期在英語世界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的譯本是荷蘭外交官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的譯本。1949年，高羅佩將中國公案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翻譯成英文，題名為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Dee Goong An）：An Authentic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Detective Novel。譯本于1949年由紐約都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出版（見表1-2）。

表1-2發(fā)展期清小說主要譯本

二、主要譯者及其成就

1.王際真

王際真（Wang Chi-Chen），字稚臣，祖籍山東，早年畢業(yè)于留美預備學堂，1922年赴美留學，先后在威斯康星及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治及新聞學，后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在美留學期間，他以程乙本為原文，翻譯了《紅樓夢》（Dream of Red Chamber）的部分章節(jié)，由紐約喬治·路特萊奇公司（Doubleday Doran Co.）出版，倫敦的路脫來奇公司（George Routledge＆Sons Ltd）亦于同年出版，但在扉頁上注明版權來自前者。譯本封面是很淡雅的黃色，有一中國古裝女子肩扛小鋤，取意黛玉葬花。封面裝幀精美素雅，作者曹雪芹名譯為Tsao Hsuen-Chin，內(nèi)頁里附有一些人物畫像，并標注“Translated and adapted from the Chinese by Chi-Chen Wang”（由中文原文翻譯改編）。全書由前言、譯者導言及39章回構(gòu)成，分成上下兩部分。楔子是：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全書以寶玉和黛玉的愛情為主線，濃縮了《紅樓夢》原120回內(nèi)容。第39回是：中鄉(xiāng)魁寶玉卻塵緣，違本意花襲人出嫁。王際真根據(jù)兩個作者將《紅樓夢》譯本分為第一部及第二部。在第一部后他標注作者為曹雪芹（Tsao Hsueh-chin），第二部作者為高鶚（kao Ou）。對于《紅樓夢》書名，王際真在內(nèi)頁解釋說，《紅樓夢》（Hung Lou Meng）意為“Red Chamber Dream”，Hung Lou意為Red Chamber或者Red Two Story Building，意味著財富、榮耀以及所有俗世功名。

王際真的譯本是節(jié)譯本，刪節(jié)較多，由著名漢學家亞瑟·韋利（Arthur Walley）做序言。序言首先介紹了中國小說的歷史地位，指出“在20世紀之前，中國人并不把小說和戲劇當作文學”。而后介紹中國小說的歷史及發(fā)展，“據(jù)我所知，最早的一篇與我們的小說概念相關似的小說，是公元7世紀張文成所著《游仙窟》”，“街頭說書人的藝術不僅影響了中國小說的題材，而且以后出現(xiàn)的小說整體結(jié)構(gòu)也都模仿說書人的章回體”。韋利分析這些傳統(tǒng)小說概念對《紅樓夢》的影響，他說，《紅樓夢》揭示了一個大家庭的衰敗過程，而且打破了中國小說傳統(tǒng)的大團圓結(jié)局。譯序者還對曹雪芹、高鶚作了評價，并介紹了《脂評本》情況。與喬利譯本相比，王際真譯本對《紅樓夢》的認識，無疑已起了質(zhì)的變化。

亞瑟·韋利的序言后是譯者導言。在導言里，王際真簡要介紹了紅樓夢的版本及曹雪芹前八十回及高鶚續(xù)四十回的關系。這表明王際真深受新紅學運動的影響。新紅學運動由胡適所倡導，胡適在去美國之前是索隱派中一員，經(jīng)美國大學嚴格的學術訓練之后，于1917年歸國在北京大學任教，由索隱走向考證，成了新紅學的開山鼻祖，其學術成就再傳到美國，并產(chǎn)生了影響。新紅學運動標志著中國學術在方法論上與西方接軌，促進了中西方溝通，這也是一種文化上的溝通與交流。王際真在導言里接著談到胡適提出的“自傳說”，他明確說明，受新紅學研究成果的影響，譯者更重視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白匀唬鞍耸厥艿礁J真的對待。”他認為：《紅樓夢》是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打破了中國小說傳統(tǒng)大團圓結(jié)局的傳統(tǒng)；“曹雪芹并沒有陳述陳舊的才子佳人故事，而是描寫了一大群讀者從前一無所知的人物。更讓人感到驚訝的是，這些人物竟是作者自己和他的家人（胡適博士已證實）。”一切現(xiàn)實主義小說當然都是自傳體小說，而《紅樓夢》更是完全意義上的自傳體小說?！?/p>

王際真的導言進一步明確自己的翻譯策略：編譯。導言第五部分題為“Some Remarks on the Scheme of The Present Adaptation”里，王際真詳述了自己刪改的方式。他考慮到美國讀者想要了解異域風情，卻難以在短時間內(nèi)讀完《紅樓夢》這一客觀現(xiàn)實，決定以寶黛愛情悲劇為主線進行編譯。全書第一至五十七回刪節(jié)較少，后面則大刀闊斧，凡與寶黛愛情無關情節(jié)，皆略去不譯?！拔冶Ａ袅吮憩F(xiàn)寶玉和黛玉關系的所有重要描寫……”，“也試圖保留所有表現(xiàn)中國特點的風俗、習慣或者文化特質(zhì)的插曲迭事，比如對譯本第九章和第十章中呈現(xiàn)出來的秦氏豪華葬禮的描述”。

王際真在保留的同時，亦進行了“舍棄”。他首先將詩歌省去不譯。他“只保留了極少數(shù)的詩詞……并且，中國小說家喜歡使用一些陳腐的套話。譯者除了在譯本第二章中保留一些例子，其余都舍棄了?！?sup>

其次，對于不服務于寶黛愛情的其他枝節(jié)，他往往用一兩句話概而述之。他在導言里明確說明，“我省略了不少只是展現(xiàn)作者詩歌及夢境的篇章，包括那章寶玉夢見另一個寶玉（甄寶玉）的描寫。王際真對《紅樓夢》里詩歌及夢境描寫不感興趣，認為它們多余無趣。“對我而言，這些都是文字游戲，枯燥無味，盡管其他人可能覺得‘妙不可言’?！?sup>

我們來看王際真是怎樣“舍棄”部分章節(jié)字句的。第二十一回“皇恩重元妃省母親，天倫樂寶玉呈才藻”，原文描繪了元妃省親賈府的盛大場面。奢華的鋪排，繁雍的禮節(jié)，讓人震撼。曹雪芹刻畫得非常精細，幾乎每個人的動作都一一描述。而后，元妃命名“大觀園”，題了對聯(lián)，并將園內(nèi)諸館分別命名。隨后又命眾姐妹及寶玉題詠大觀園。迎春、探春、惜春、李紈、寶釵、黛玉分別題詩，寶玉同時做五言律詩四首。場面的宏大，與親人重見的悲喜交集的心情，各種或精妙或平淡詩詞及成詩的微妙場景，數(shù)千字的原文王際真只壓縮為一句話，“She also asked her cousins and Pao-Yu to compose verses to celebrate the occasion，and awarded the prizes to Precious Virtue and Black Jade”。

又如，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jié)海棠社，蘅蕪院夜擬菊花詩題”和第三十八回“林瀟湘奪菊花詩，薛蘅蕪諷和螃蟹詠”兩回目中，大觀園諸人自發(fā)成立“海棠社”，題詠海棠詩，隨后寶釵與湘云邀大家賞菊吃螃蟹，共題詠十二首菊花詩。這十二首菊花詩在紅樓諸詩詞中占有重要地位，尤以黛玉和寶釵的詩為冠。更有賞花吃螃蟹時大觀園的熱鬧場景，湘云醉臥于花叢場景已是經(jīng)典。但在王際真譯本中，因為中國古典詩詞難譯，加之不符合王際真要帶給英美讀者一個通俗愛情故事的目的，整個過程只壓縮成兩句話：“The haitang also formed the theme of poems for the day，for Black Jade suggested that the club should begin its activities immediately．On this occasion Li Huan awarded the prize to Precious Virtue for the depth of her sentiment，though she and others all agreed that Black jade’s poems were the most clever and the most distinguishe”。

王際真的譯本基本采取意譯，其語言最大特點是簡單淺顯，意在面向“大多數(shù)讀者”。他盡可能使用簡單的英語詞匯，以符合目的語讀者的理解能力和閱讀期待。他的意譯還體現(xiàn)在他對人名的翻譯處理上。19世紀的譯本中，《紅樓夢》中人物姓名都是音譯。然而王際真獨創(chuàng)性地采取了雙重標準。他認為，單靠發(fā)音很難確認一個中國人的名字，因為“中文里大概只有五百個單音節(jié)的發(fā)音，有些中國名字連中國人自己聽起來都會困惑”。那么，“如果中國人都對自己名字感到困難，西方人當然會更覺得困難”，所以，王際真決定采用“音譯男性名字”和“意譯女性名字”，以“使西語讀者比較容易地辨認出角色的性別”。小說中男性姓名采取音譯，如：“寶玉”譯為“Pao Yu”，“雨村”譯為“Yu Tsun”，“士隱”譯為“Shih Ying”，“秦鐘”譯為“Chin Chung”。而小說中女性姓名一律采用意譯，原則是“首先考慮女性名字的引申意義，而不是字面意義”。如，“黛玉”譯為“Black Jade”，“襲人”譯為“Pervading Fragrance”，“平兒”譯為“Patience”，“熙鳳”譯為“Phoenix”，“四春”分別譯為“Cardinal Spring”“Welcome Spring”“Quest Spring”“Compassion Spring”等。

王際真對名字的翻譯處理受到吳宓的稱贊，“按此法殊善”，認為很好地把西方讀者難以弄明白的中國名字翻譯成了英語。吳宓還盛贊王際真的譯文語言，“總觀全書，譯者刪節(jié)頗得其要，譯筆明顯簡潔，足以達意傳情，而自英文讀者觀之，毫無土俗奇特之病。……故吾人于王際真君所譯，不嫌其刪節(jié)，而甚贊其譯筆之輕清流暢，并喜其富于常識，深明西方讀者之心理?！读凝S》《今古奇觀》《三國演義》等，其譯本均出西人之手。而王君能譯《紅樓夢》，實吾國之榮”。吳宓對王際真的人名翻譯給予高度評價。然而，吳世昌對此極不贊成。吳世昌認為在英語里，“黛玉”的翻譯“Black Jade”意為“蕩婦”，這將是對《紅樓夢》里黛玉經(jīng)典形象的諷刺，極為不妥。

王際真的譯本一經(jīng)出版，即廣為流行。1929年6月2日《紐約時報》刊載書評，高度評價王際真的譯本。1931年德國人庫恩翻譯出版了《紅樓夢》的德文節(jié)譯本，他在序言中將自己的譯本與英譯本進行比較。在當時《紅樓夢》已有數(shù)個節(jié)譯本的情況下，庫恩主要的比較對象是王際真譯本，可見王譯本在當時流傳甚廣，聲望也遠高于喬利譯本。1958年，王際真將節(jié)譯本《紅樓夢》增補后，由吐溫出版社（Twayne Publishers）再次出版。從影響上看，王際真譯本從1929年的第一版至1958年的第二版，時隔近三十年，說明其影響之深，接受時間之長。在第二版導語中，王際真承認，在第一版中僅僅關注愛情悲劇的主線，刪除了大量對于中國社會的生動描寫，的確非?？上А５诙嬗傻谝话娴?9章增加到60章，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內(nèi)容，主要是“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生動描寫”，其中包含的文化因素比第一版多得多。

1966年，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柳無忌的《中國文學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在論及《紅樓夢》時，引用了六段譯文，其中五段出自王際真譯本。在歐美一般大學圖書館中，長期以來，王際真譯本作為20世紀唯一直接譯自漢語的《紅樓夢》英譯本，其權威性地位一直持續(xù)到1978年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全譯本和1986年霍克思和閔德福的全譯本問世。即使如此，1989年，安克圖書（Anchor Books）仍然重印了王際真的1958修改譯本。因此，紅學研究者在評價《紅樓夢》各種譯本時，高度評價王際真譯本在推動《紅樓夢》在西方英語讀者中流傳方面所做出的積極貢獻。在《紅樓夢》全譯本出現(xiàn)之前，王際真版的節(jié)譯本在英語世界為幫助英語讀者了解《紅樓夢》這一中國古典文學奇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2.林語堂

“素好《浮生六記》，發(fā)愿譯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國一對夫婦之恬淡可愛生活。民國廿四年春夏間陸續(xù)譯成，刊登《天下月刊》及《西風月刊》。頗有英國讀者徘徊不忍卒讀，可見此小冊入人之深也。余深愛其書，故前后易稿不下十次；《天下》發(fā)刊后，又經(jīng)校改。茲復得友人張沛霖君校誤數(shù)條，甚矣乎譯事之難也?！?sup>

這段話，來自于林語堂所譯《浮生六記》（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的后記?！陡∩洝?，清代文人沈復所著文言自傳體小說。書名典出李白《春夜宴季弟桃李園序》中的詩句“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其體裁特別，以一自傳的故事，兼談生活藝術、閑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評藝評等。作者沈復（1763—1822），字三白，是個以游幕、經(jīng)商為業(yè)的下層人士，一生懷才不遇，乃做《浮生六記》，詳細真實地記錄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陡∩洝芬淮笏囆g魅力是塑造了一位率真純潔而浪漫的家庭婦女蕓。原書共六記，后二記《中山記歷》和《養(yǎng)生記道》已經(jīng)佚失，現(xiàn)只存四記。因其崇尚個性的思想和典雅簡練、清新活潑的文筆，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其列入《中國小說史料叢書》。此書雖不屬宏篇巨制，然而格調(diào)清新淡雅，令人回味，從中可以窺見“中國文人的傳統(tǒng)心態(tài)、思維模式以及糾纏于心、無奈自覺已沉入生命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人格，豁然展現(xiàn)”。

林語堂《浮生六記》譯本于1939年由上海西風社發(fā)行問世，配以非常典雅莊重的綠色封面，上書“西風圖書第二種：漢英對照浮生六記”。由譯者序、正文及后記構(gòu)成。在序言里，林語堂高度贊美蕓，“蕓，我想，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她并非最美麗，因為這本書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沒有這樣推崇，但是誰能否認她是最可愛的女人？”而在他另一個清小說譯本《老殘游記》序言里，林語堂再次提到蕓，“蕓象征理想妻子的形象”。

林語堂選擇翻譯《浮生六記》是由他當時特定的心態(tài)所決定的。翻譯是一種譯者的自發(fā)選擇。1923年，林語堂從美國回到中國，其時“林氏與‘語絲社’同仁們展開‘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站在愛國青年一邊，走在當時文化、文學陣營的前列，緊跟著魯迅的步伐前進，敢于同封建勢力及其代言人作斗爭”。然而20世紀的中國政局變化太過劇烈，1928年《剪拂集》結(jié)集出版時，知識分子林語堂的思想已開始有了變化，政治熱情已經(jīng)下降，對迷離的局勢感到厭倦，對過去幾年間作為語絲派成員所作所為，有“隔日黃花之感”。之后，他的侄子林惠元在家鄉(xiāng)漳州被槍殺，同為“同盟”會員的楊杏佛亦遭暗殺，這在他的心理上留下了濃重的陰影，于是，決定“躲進牛角尖里，不再干預政治”。《浮生六記》作者沈復與其妻蕓在世上并沒有特殊的建樹，他們喜愛宇宙間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幾位知已好友過著恬淡空靈的生活。通過享受閑情逸趣，忘懷悲苦與殘酷的外部世界。顯然，林語堂與他們產(chǎn)生了精神上的共鳴。他深為此書作者及其妻陳蕓“布衣菜飯、可樂終身”的天性和恬淡自適的精神所感動，于是將其譯為英文。

林語堂選擇翻譯《浮生六記》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浮生六記》滿足了英語世界讀者的閱讀期待。從1935年開始，林語堂主要以英語進行創(chuàng)作，而翻譯也以英語為主，讀者群基本是西方人，難免考慮到滿足西方讀者的訴求與期待。當時工業(yè)化高度發(fā)達的西方國家，對東方的古典哲學觀和閑適的生活態(tài)度一直抱有濃厚興趣，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林語堂在翻譯中對漢語文本的選擇。

林語堂譯本一個重要特色是他保留了原文筆記本小說體例。20世紀30年代，英語世界對中國文化了解甚少。為求讓英語讀者欣賞到中國文學里的精華所在，林語堂基本保留了原著文體風格及內(nèi)容。譯文整體謀篇布局都保留了原文筆記體小說體例。這種保留使林譯不僅忠實地再現(xiàn)了原作風格，同時，亦是對當時中國獨有文體范式的介紹與傳播?！陡∩洝吩瓰榱?，每記為一卷。林語堂完全保持了原文風格，譯文也分六記，分別譯為《閨房記樂》（Wedded Bliss）、《閑情記趣》（The Little Pleasures of Life）、《坎坷記愁》（Sorrow）、《浪游記快》（The Joys of Travel）。最后軼失的兩卷《中山記錄》（Experience）及《養(yǎng)生記道》（The Way of Life），亦譯出卷名，標出“原缺”（Missing）。

林語堂對于翻譯頗有見的。他在《論翻譯》一文章中，將翻譯的忠實程度分為直譯、死譯、意譯和胡譯。他自己趨向的原則則是忠實、通順、美。此三原則與嚴復著名的“信、達、雅”大體相近。20世紀上半期的翻譯界正上演著一場激烈的以直譯和意譯為中心的關于翻譯標準的論戰(zhàn)。魯迅強烈主張“直譯”，“文句仍然是直譯，和我歷來所取的方法一樣，也竭力想保存原書的口吻，大抵連語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顛倒”。而趙景深則主張“寧可錯些，而不要不順”。梁實秋批評魯迅的“硬譯”為“死譯”，瞿秋白則同意魯迅提出的引入國外的表達法，但同時又反對他不順的譯法，認可用白話文，即讓廣大民眾能接受的白話文來求譯文之順。

林語堂的三個翻譯標準即是在這直譯、意譯之爭中提出。在這三層標準中，林語堂以大量篇幅描寫定義了“忠實”標準。提出“字譯”和“句譯”的界定?！鞍醋g者對于文字的解法和譯法不外有兩種，就是以字為主體，與以句為主體。前者可稱為‘字譯’，后者可稱為‘句譯’?！?sup>換而言之，字譯就是字字對應的譯法，句譯則將句子作為整體，把單字的意義結(jié)合成連貫的“總意義”。對于二者的取舍，林語堂明確表示譯者首先要求忠實于原文，這種忠實還要盡力兼顧傳神達意，即采取“句譯”?！陡∩洝芳词撬g思想一個很好的體現(xiàn)。

我們來看林語堂怎樣忠實于原文。首先，他盡可能保持了原文風貌。以環(huán)境描寫的翻譯為例，林語堂認為：自然做為一個整體，進入我們的生活，它包括所有的聲音、色彩、形狀、情緒及氛轉(zhuǎn)。它代表著天人合一，是作家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忠實的翻譯就應該使這些因素在目的語文化得到再現(xiàn)。

原文：

若夫園亭樓閣，套室回廊，疊石成山，栽花取勢，又在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回曲折”四宇，又不在地廣石多徒煩工費…實中有虛者，開門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實無也；設矮欄于墻頭，如上有月臺，而實虛也。

譯文：

As to the planning of garden pavilions，towers，winding corridors and out-houses，the designing of rockery and the training of flower-trees，one should try to show the small in the big，and the big in the small，and provide for the real in the unreal and for the unreal in the real．One reveals and conceals alternately，making it sometimes apparent and sometimes hidden．This is not just rhythmic irregularity，nor does it depend on having a wide space and great expenditure of labor and material.…This is to provide for the real in the unreal．Let the door lead into a blind courtyard and conceal the view by placing a few bamboo trees and a few rocks before it．Thus you suggest something is not there．Place low balustrades along the top of a wall so as to suggest a roof garden．This is to provide for the unreal in the real.

原文主要介紹園林栽培，中國園林美向以畫意美著稱，顯示出中國園林藝術的高超。在原段描寫中，沈復筆墨純凈，語言簡練，耐人尋味，采取了“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描繪方法，展現(xiàn)出空靈、幽雅、飄逸、委婉等中國傳統(tǒng)園林美的境界，以體現(xiàn)傳統(tǒng)知識分子清心寡欲，追求自然美的遺世性情。對此，林語堂忠實而詳盡地一一譯出。與原文相比，譯文將句子作為整體，在這以景怡情的段落中很好地把握住了全篇整體和諧之美，完整地貫徹了他的“句譯”理論。后來，在英國人布萊克譯文中，此段被全部刪去。布萊克說：“我的譯文省略了有關參觀廟宇和景點的描寫，因為它們對沒有去過，不熟悉實地的讀者意義不大。同時我省略了一些文學批評、圓藝及植物栽培部分，因為它們專業(yè)性太強，無法迎合大眾品味。另外，我將一些章節(jié)重新排列過，使它不致含混?！?sup>布萊克的翻譯有一味遷就目的語讀者之嫌，他的譯文以沈復與蕓的婚姻生活為連接點，沒有保留原文的筆記本小說這種特殊的文體風格，他的翻譯目的是滿足西方人對東方愛情的獵奇心理。但他恰恰忽略了林語堂所重視的愛情故事中所展現(xiàn)出來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人文精神。他將中國歷史悠久的園林文化視為多余的描寫，統(tǒng)統(tǒng)刪節(jié)。相較之下，林語堂忠實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不僅重在展現(xiàn)中國文人精神、保持原文體風格，亦最大限度使英文讀者容易接受譯文。

《浮生六記》是林語堂最見功力的譯作之一。他傾注了很多心血，“前后易稿不下十次”。此文發(fā)表后，備受贊賞。林氏譯筆簡潔、生動，對作者在原文中所描述的富有情趣的婚姻生活進行了生動的再現(xiàn)。敘述節(jié)奏舒緩，娓娓道來，非常符合原文細膩的敘述風格和恬淡的生活節(jié)奏。另外，林語堂考慮到譯文的接受問題。俗話說，“入鄉(xiāng)隨俗”，譯者在向英語讀者講述中國的故事時，必須考慮到目的語國家的語言習慣，顧及到英語讀者的理解與接受?！耙言凑Z的信息有效地翻譯到接受語中去，還必須考慮接受語語言和文化因素，才不致因語言文化的差異而歪曲源語信息。”總體而言，林的譯文既達且雅，翻譯策略上以使譯文符合英語語言表達規(guī)范和文化習慣為主。但當有些文化差異現(xiàn)象在翻譯中需要保留或者無法求同，英語世界的讀者很難理解這種文化現(xiàn)象時，林語堂選擇了“求同存異”，為了傳達出東方文本固有的一些異質(zhì)特點，在局部地方處理也采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

首先來看林語堂的求“同”策略：

例1：

原文：

余生于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距蘇州浮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謂至矣。

譯文：

I was born in 1763，under the reign of Ch’ienlung，on the twenty-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 month．The country was then in the heyday of peace and，moreover，I was born in a scholars’ family，living by the side of Ts’ angling Pavilion in Soochow．So altogether I may say the gods have been unusually kind to me.

在這一句翻譯中，林氏基本采用了求“同”的翻譯策略。為方便目的語讀者的理解，譯文用通用公元紀元方式“1763”對“癸未”，用“A scholars’ family”翻譯“衣冠之家”，用“the Gods”而不是“Heaven”來與“天”對應。否則，如按照譯文遵照中國皇帝紀年的方式來標識小說時間，英語讀者會完全不知所云。

例2：

原文：

四齡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②

譯文：

her father died when she was four years old，and in the family there were only her mother（of the Chin clan）and her younger brother K’eh ch’ang and herself，being then practically destitute.

英語與漢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組合方式非常相異。英語是一種表達上很有邏輯性的語言，主謂結(jié)構(gòu)明顯。而漢語以意合為主，表達方式含蓄一些，常省略主語或者賓語。原文為“母金氏，弟克昌”，隱含了“蕓”本身為家庭成員之義。譯文為“in the family there were only her mother（of the Chin clan）and her younger brother K’eh ch’ang and herself”，其中“and herself”明顯是譯者為了語義邏輯需要所增添的。為了方便讀者的理解，譯者此處做了必要的結(jié)構(gòu)增補，使意思的表達更符合英語習慣。

林語堂的求“同”還體現(xiàn)在他對語言的選擇?！陡∩洝肥褂昧朔浅？谡Z化的譯文。林語堂認為，譯文語言如果過于文雅高深，反而會矯揉造作。英語語言本來就應該清新通俗，不能故弄玄虛。他在《大荒集》里的《英文學習法》一文中指出：就英語詞匯的使用而言，詞匯選用貴在自然：“中國留學生及非留學生寫起英文來都是韓柳三蘇的變相。豈知韓文柳文好則好矣，無如在英文里邊讀起來，總是高雅有余，切實不足……真正的好英文還是多少帶些街談巷議或是文士雅談的氣味，英文謂之有smell of the soil，正是與司馬遷之文相近?！?sup>因此，就《浮生六記》的翻譯而言，沈復的源語文本是優(yōu)美的中國文言文，含蓄古樸，經(jīng)過翻譯，林語堂呈現(xiàn)給目的語讀者的是口語化譯文。且看以下譯例：

原文：

蕓雖時有書來，必兩問一答，中多勉勵詞，余皆浮套語，心殊怏怏。譯文：

Although Yun wrote to me regularly，still for two letters that I sent her，I received only one in reply，and these letters contained only words of exhortation and the rest was filled with airy conventional nothings，and I felt very unhappy.

沈復原作是文言文，文字基本為四字格，字斟句酌，結(jié)構(gòu)非常整齊，顯得優(yōu)美而大氣。而林語堂的譯文大多用了非正式的常用詞，如“nothing”，“airy”和“unhappy”，這些單詞都是典型的口語詞。林氏語言的口語化特征還體現(xiàn)在句子結(jié)構(gòu)上。譯文句子雖然較原文長，但結(jié)構(gòu)仍然保留了簡單的并列句式。這種以口語化語言來翻譯文言文的策略有其可取之處，因為在現(xiàn)代漢語中是文言的語言，在沈復當時所處的清朝也是口語體，不過因為時代變遷，百年之后變成了文言文?！陡∩洝氛亲髡邤⑹鲎约号c妻子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瑣事，林氏將這些文字譯為口語化的英語是符合作者描述的普通家庭所使用的語言規(guī)則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原文的語氣和語體。

《浮生六記》涉及中國古典知識分子生活的林林總總，涉及的文化現(xiàn)象也是五彩繽紛。當有些文化差異現(xiàn)象在翻譯中需要保留或者無法求“同”時，林語堂采用了存“異”之法。

例1：

原文：其每日飯必用茶泡，喜食芥鹵乳腐，吳呼為“臭豆腐”。

譯文：She always mixed her rice with tea，and loved to eat stale pickled bean-curd，called“stinking bean-curd”in Soochow.

“臭豆腐”是中國傳統(tǒng)小吃，臭不可聞，然而味絕佳，喜愛者眾多。英語讀者不可能理解“臭豆腐”一詞，發(fā)臭變質(zhì)的豆腐如何還能成為中國人的美食？此處林語堂對這種中國特殊小吃直譯為“stinking bean-curd”，解釋為“stale pickled bean-curd”，即雖為“發(fā)臭的豆腐”，但類似于“酸菜豆腐”，保留了原意。因為英語讀者對“酸菜”比較熟悉，于是可以理解到“臭豆腐”是一種中國小吃，經(jīng)過特殊類似于做酸菜的工藝處理。林語堂此種譯法為英語讀者的視覺帶來強烈沖擊，也將活靈活現(xiàn)的中國文化展現(xiàn)在異域讀者面前。

例2：

原文：揮金如土，多為他人。

譯文：Spending money like dirt，all for the sake of other people.

此處對漢語中的方言俗語采用了直譯法?！皳]金如土”譯為“spending money like dirt”，而不是英語成語“spending money like water”（花錢如流水）。雖然有一字之差，不妨礙英語讀者讀到此處的心領神會，同時又使譯文保留了漢語的特點。

因為教會教育的關系，林語堂從小就接觸到英語。他過人的語言天賦和長期旅美生活，使他具有深厚的英語功底。趙毅衡先生說，林語堂的“中文是漂亮的中文，英文是典雅的英文……中文好到無法譯成英文，英文也好到無法譯成中文。”他對兩種語言的嫻熟掌握使他成為最優(yōu)秀的翻譯家之一。體現(xiàn)在《浮生六記》的翻譯上，他的譯文亦莊莊諧，揮灑自如。其良好的語言基礎和悟性及通曉兩種文化的優(yōu)勢使得林譯《浮生六記》成為中國古典文學英譯的典范之一。他被美國文化界列為“二十世紀智慧人物”之一。林譯《浮生六記》一經(jīng)出版，即廣受讀者歡迎，一版再版，還被轉(zhuǎn)譯為德、法、丹麥、瑞典等語言。

林語堂除英譯《浮生六記》，還譯有《老殘游記》部分章節(jié)，組成了一個由《老殘游記》部分章節(jié)與其他中國幽默故事并成的合譯本，譯名為A Nun of＆nbsp;Taishan and Other Translations。藍色布面裝幀，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林語堂還另編輯有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集譯本《中國傳奇》（Chinese Famous Short Stories）。《中國傳奇》是他從《太平廣記》《京本通俗小說》《清尊錄》《聊齋志異》《清平山堂叢書》等著名古本短篇小說中選取了二十篇有代表性的傳奇故事編譯而成的小說集。林語堂對選材標準釋為：“若干篇具有遠代之北京的氣氛，雖有異國情調(diào)與稀奇特殊之美，但無隔閡費解之處。”這二十篇傳奇故事都來自古本小說，取材“具有遠代之北京的氣氛”，情節(jié)的確離奇，具有“異國情調(diào)與稀奇特殊之美”。對英語讀者而言，接受起來“無隔閡費解之處”。《中國傳奇》中亦選入《聊齋志異》中若干篇章。

3.高羅佩

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荷蘭外交官，著名漢學家和作家，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懂15種語言，尤其精通中文和英文。作為一名職業(yè)外交官，他曾經(jīng)先后就職于東京、重慶、南京、新德里等地。他最為著名的文學作品《狄公案》用英文寫成，其中一些由他自己翻譯成荷蘭文和中文。1945年，他讀到一本中國公案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為其中情節(jié)所吸引，于是將它翻譯成英文，題名為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Dee Goong An），附題是“一部中國十八世紀的真實偵探小說”（An Authentic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Detective Novel）。譯本由1949年于紐約都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出版。

高羅佩對《武則天四大奇案》的選材讓當時的漢學家驚訝。小說是清代無名氏所寫的一部公案小說，共64回目，主要描寫了唐朝名臣狄仁杰的不凡生涯。書中，狄仁杰忠于朝廷，關心百姓疾苦，屢破奇案。這本以狄仁杰的政治生涯為主線的小說雖然仍然屬于中國傳統(tǒng)公案小說范疇，但情節(jié)曲折，布局精巧，在敘事手法上有新穎之處。高羅佩對它十分贊賞，“他驚奇地發(fā)現(xiàn)中國讀者耽讀西方三流偵探小說的三流翻譯，卻沒有看到自己的歷史上有出色得多的偵探小說”。于是，他決心把它翻譯為英語，這也成為中國公案小說唯一的一個英譯本。

譯本設計很漂亮，明亮的黃色封面中間是一幅狄仁杰審案的畫像。事實上，高羅佩在譯本中共放入九幅狄仁杰審案時的圖片，并全部在封面內(nèi)頁作了說明。譯本由四部分組成，譯者前言、正文、譯后記及注。高羅佩為譯本寫了一個長達25頁的前言。他在前言明確闡述了自己的翻譯目的、翻譯文本的特點、中西偵探小說比較及自己的翻譯觀。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篇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論文?！爸袊嗽诜缸镂膶W中常常被誤讀”，“關于中國或者海外唐人街的神秘小說只是給情節(jié)添加了一些異域氣氛”，因此，他希望能讓“中國人在這個領域（犯罪小說）里有自己一席之地”。他總結(jié)了中國大多數(shù)公案小說的特點，把它歸納為五條：小說開始即暴露了罪犯身份；小說中的鬼神因素；小說中的大量繁瑣細節(jié)描寫；小說中人物名字過多及小說與西方偵探小說完全不同的敘述套路，即從不留給讀者太多懸念和想象。事實上，最后一個特點正是西方偵探小說和中國公案傳奇的差距所在。高羅佩認為書中所描寫的狄仁杰的刑事偵訊本領，比福爾摩斯、格雷警長等現(xiàn)代西洋大偵探有過之而無不及?！斑@部小說符合我們習慣的標準：一開始不暴露罪犯身份，沒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人物不多，沒有多余枝節(jié)，相對篇幅較短。同時，情節(jié)新奇，文筆優(yōu)美，懸念迭出，完美地結(jié)合了悲劇與喜劇元素。它甚至滿足現(xiàn)代西方文學標準：文本不僅是偵探的智力之旅，同時，讀者也跟隨偵探參與到危機四伏的探案過程之中?！?sup>但是，高羅佩在注意到目的語讀者的趣味時，也注意到小說的中國背景給讀者帶來的文化信息?！半m然一些中國特色在這部小說中沒有那么明顯，它還是非常中國式。它真實描述了中國古代刑偵人員辦案的艱難，同時也給予讀者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概貌，了解中國的刑法和一般民眾生活?！?sup>他考慮過完全改寫《武則天四大奇案》，“《狄公案》如果以一種我們讀者更熟悉的方式全部改寫會更受歡迎”，然而，“原作中的中國氛圍會消失殆盡”。所以，他選擇了忠實于中文原文。高羅佩還談到小說的娛樂性，指出“《狄公案》作者在道德說教方面很克制。全文只有一處有說教之處，即最開始作者引言性的評論中”。最后，他討論了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一些特點，比如套語的使用，雖然他將會在翻譯中將它們都刪去，但希望讀者能夠了解這些中國傳統(tǒng)章回小說有趣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