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遇而安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是一九五八年“補課”補上的，因為本系統(tǒng)指標不夠。劃右派還要有“指標”，這也有點奇怪。這指標不知是一個什么人所規(guī)定的。

一九五七年我曾經(jīng)因為一些言論而受到批判，那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判的。在小范圍內(nèi)開了幾次會，發(fā)言都比較溫和，有的甚至可以說很親切。事后我還是照樣編刊物，主持編輯部的日常工作，還隨單位的領導和幾個同志到河南林縣調(diào)查過一次民歌。那次出差，給我買了一張軟席臥鋪車票，我才知道我已經(jīng)享受“高干”待遇了。第一次坐軟臥，心里很不安。我們在洛陽吃了黃河鯉魚，隨即到林縣的紅旗渠看了兩三天。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來，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著，很叫人感動。收集了不少民歌。有的民歌很有農(nóng)民式的浪漫主義的想象，如想到將來渠里可以有“水豬”“水羊”，想到將來少男少女都會長得很漂亮。上了一次中岳嵩山。這里運載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車，特別處是在車上裝了一面帆，布帆受風，拉起來輕快得多。帆本是船上用的，這里卻施之陸行的板車上，給我十分新鮮的印象。我們?nèi)サ臅r候正是桐花盛開的季節(jié)，漫山遍野搖曳著淡紫色的繁花，如同夢境。從林縣出來，有一條小河。河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平野，岸邊密植楊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我好像曾經(jīng)見過這條河，以后還會看到這樣的河。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志們也相處得很融洽，沒有一點隔閡，一點別扭。這次批判沒有使我覺得受了傷害，沒有留下陰影。

一九五八年夏天，一天（我這人很糊涂，不記日記，許多事都記不準時間），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樓梯，過道里貼滿了圍攻我的大字報。要拔掉編輯部的“白旗”，措辭很激烈，已經(jīng)出現(xiàn)“右派”字樣。我頓時傻了。運動，都是這樣：突然襲擊。其實背后已經(jīng)策劃了一些日子，開了幾次會，做了充分的準備，只是本人還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這可以說是暗算。但愿這種暗算以后少來，這實在是很傷人的。如果當時量一量血壓，一定會猛然增高。我是有實際數(shù)據(jù)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報，到醫(yī)務所量了量血壓，低壓一百一十，高壓一百七十。平常我的血壓是相當平穩(wěn)正常的，九十/一百三十。我覺得衛(wèi)生部應該發(fā)一個文件：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襲擊式的政治運動。

開了不知多少次批判會。所有的同志都發(fā)了言。不發(fā)言是不行的。我規(guī)規(guī)矩矩地聽著，記錄下這些發(fā)言。這些發(fā)言我已經(jīng)完全都忘了，便是當時也沒有記住，因為我覺得這好像不是說的我，是說的另外一個別的人，或者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設的，虛空的對象。有兩個發(fā)言我還留下印象。我為一組義和團故事寫過一篇讀后感，題目是《仇恨·輕蔑·自豪》。這位同志說：“你對誰仇恨？輕蔑誰？自豪什么？”我發(fā)表過一組極短的詩，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綠是朦朧的，飄浮在樹杪，完全不像是葉子……

遠樹的綠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說：連呼吸都是綠的了，你把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污蔑到了什么程度？！聽到這樣的批判，我只有停筆不記，愣在那里。我想辯解兩句，行么？當時我想：魯迅曾說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現(xiàn)在本來應該到了可行的時候，但還是不行。中國大概永遠沒有費厄的時候。所謂“大辯論”其實是“大辯認”，他辯你認。稍微辯解，便是“態(tài)度問題”。態(tài)度好，問題可以減輕；態(tài)度不好，加重。問題是問題，態(tài)度是態(tài)度，問題大小是客觀存在，怎么能因為態(tài)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縮呢？許多錯案都是因為本人為了態(tài)度好而屈認，而造成的。假如再有運動（阿彌陀佛，但愿真的不再有了），對實事求是、據(jù)理力爭的同志應予表揚。

開了多次會，批判的同志實在沒有多少可說的了。那兩位批判“仇恨·輕蔑·自豪”和“綠色的呼吸”的同志當然也知道這樣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綠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詩人，他當然知道詩是不能這樣引申解釋的。他們也是沒話找話說，不得已。我因此覺得開批判會對被批判者是過關，對批判者也是過關。他們也并不好受。因此，我當時就對他們沒有怨恨，甚至還有點同情。我們以前是朋友，以后的關系也不錯。我記下兩個例子，只是說明批判是一出荒誕戲劇，如莎士比亞說，所有的上場的人都只是角色。

我在一篇寫右派的小說里寫過：“寫了無數(shù)次檢查，聽了無數(shù)次批判，……她不再覺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定一個什么罪名，給一個什么處分都行，只求快一點，快一點過去，不要再開會，不要再寫檢查?！边@是我的親身體會。其實，問題只是那一些，只要寫一次檢查，開一次會，甚至一次會不開，就可以定案。但是不，非得開夠了“數(shù)”不可。原來運動是一種疲勞戰(zhàn)術，非得把人搞得極度疲勞，身心交瘁，喪失一切意志，癱軟在地上不可。我寫了多次檢查，一次比一次更沒有內(nèi)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場了，因為大家都累了。

結論下來了：定為一般“右派”，下放農(nóng)村勞動。

我當時的心情是很復雜的。我在那篇寫右派的小說里寫道：“……她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蔽夷翘旎氐郊依?，見到愛人說，“定成‘右派’了”，臉上就是帶著這種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為什么要笑。

我想起金圣嘆。金圣嘆在臨刑前給人寫信，說“殺頭，至痛也，而圣嘆于無意中得之，亦奇”。有人說這不可靠。金圣嘆給兒子的信中說“字諭大兒知悉，花生米與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說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臨刑之前，怎能開這種玩笑？現(xiàn)在，我相信這是真實的。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沉痛的滑稽感，魯迅說金圣嘆“化屠夫的兇殘為一笑”，魯迅沒有被殺過頭，也沒有當過右派，他沒有這種體驗。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實意地認為我是犯了錯誤，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我下放勞動的地點是張家口沙嶺子。離家前我愛人單位正在搞軍事化，受軍事訓練，她不能請假回來送我。我留了一個條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來?！本捅称鹦欣睿狭嘶疖?。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這個“右派”算是很幸運的，沒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單位是一個地區(qū)性的農(nóng)業(yè)科學研究所。所里有不少技師、技術員，所領導對知識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農(nóng)業(yè)工人的組長一級介紹了我們的情況（和我同時下放到這里的還有另外幾個人），并沒有在全體職工面前宣布我們的問題。不少農(nóng)業(yè)工人（也就是農(nóng)民）不知道我們是來干什么的，只說是毛主席叫我們下來鍛煉鍛煉的。因此，我們并未受到歧視。

初干農(nóng)活，當然很累。像起豬圈、刨凍糞這樣的重活，真夠一嗆。我這才知道“勞動是沉重的負擔”這句話的意義。但還是咬著牙挺過來了。我當時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來，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大部分的農(nóng)活我都干過，力氣也增長了，能夠扛一百七十斤重的一麻袋糧食穩(wěn)穩(wěn)地走上和地面成四十五度角那樣陡的高坡。后來相對固定在果園上班。果園的活比較輕松，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干的活是給果樹噴波爾多液。硫酸銅加石灰，兌上適量的水，便是波爾多液，顏色淺藍如晴空，很好看。噴波爾多液是為了防治果樹病害，是常年要噴的。噴波爾多液是個細致活。不能噴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樹葉子掛不住，流了。葉面、葉背都得噴到。許多工人沒這個耐心，于是噴波爾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頭上，我成了噴波爾多液的能手。噴波爾多液次數(shù)多了，我的幾件白襯衫都變成了淺藍色。

我們和農(nóng)業(yè)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窩挨著被窩睡在一鋪大炕上。農(nóng)業(yè)工人在枕頭上和我說了一些心里話，沒有顧忌。我這才比較切近地觀察了農(nóng)民，比較知道中國的農(nóng)村，中國的農(nóng)民是怎么一回事。這對我確立以后的生活態(tài)度和寫作態(tài)度是很有好處的。

我們在下面也有文娛活動。這里興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會唱兩句。我去給他們化妝。原來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妝，——鵝蛋粉、胭脂，黑鍋煙子描眉。我改成用戲劇油彩，這比粉妝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臉譜比張家口專業(yè)劇團的“黑”（山西梆子謂花臉為“黑”）還要干凈講究。遇春節(jié)，沙嶺子堡（鎮(zhèn)）鬧社火，幾個年輕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淺妝把她們一個個打扮得如花似玉，轟動一堡，幾個女工高興得不得了。我們和幾個職工還合演過戲，我記得演過的有小歌劇《三月三》、崔嵬的獨幕話劇《十六條槍》。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話劇，海報上特別標出一行字：

臺上有布景

這里的老鄉(xiāng)還沒有見過個布景。這布景是我們指導著一個木工做的。演完戲，我還要趕火車回北京。我連妝都沒卸干凈，就上了車。

一九五九年底給我們幾個人做鑒定，參加的有工人組長和部分干部。工人組長一致認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眾關系好，“人性”不錯，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領導考慮，才下來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這樣，我就在一九六〇年在交了一個思想總結后，經(jīng)所領導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結束勞動。暫時無接受單位，在本所協(xié)助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畫畫。我參加過地區(qū)農(nóng)展會的美術工作（我用多種土農(nóng)藥在展覽牌上粘貼出一幅很大的松鶴圖，色調(diào)古雅，這里的美術中專的一位教員曾特別帶著學生來觀摩）；我在所里布置過“超聲波展覽館”（“超聲波”怎樣用圖像表現(xiàn)？聲波是看不見的，沒有辦法，我就畫了農(nóng)林牧副漁多種產(chǎn)品，上面一律用圓規(guī)蘸白粉畫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圓）。我的“巨著”，是畫了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這是所里給我的任務。

這個所有一個下屬單位“馬鈴薯研究站”，設在沽源。為什么設在沽源？沽源在壩上，是高寒地區(qū)（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門外的積雪跟城墻一般高）。馬鈴薯本是高寒地帶的作物。馬鈴薯在南方種幾年，就會退化，需要到壩上調(diào)種。沽源是供應全國薯種的基地，研究站設在這里，理所當然。這時集中了全國各地、各個品種的馬鈴薯，不下百來種，我在張家口買了紙、顏色、筆，帶了在沙嶺子新華書店買得的《癸巳類稿》《十駕齋養(yǎng)新錄》和兩冊《容齋隨筆》（沙嶺子新華書店進了這幾種書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買，大概永遠也賣不出去），就坐長途汽車，奔向沽源。其時在八月下旬。

我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真是神仙過的日子。沒有領導，不用開會，就我一個人，自己管自己。這時正是馬鈴薯開花，我每天趟著露水，到試驗田里摘幾叢花，插在玻璃杯里，對著花描畫。我曾經(jīng)給北京的朋友寫過一首長詩，敘述我的生活。全詩已忘，只記得兩句：

坐對一叢花，

眸子炯如虎。

下午，畫馬鈴薯的葉子。天漸漸涼了，馬鈴薯陸續(xù)成熟，就開始畫薯塊。畫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一塊馬鈴薯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沽源是絕塞孤城。這本來是一個軍臺。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皇帝批示“發(fā)往軍臺效力”，這處分比充軍要輕一些（名曰“效力”，實際上大臣自己并不去，只是閑住在張家口，花錢雇一個人去軍臺充數(shù)）。我于是在《容齋隨筆》的扉頁上，用朱筆畫了一方圖章，文曰：

效力軍臺

白天畫畫，晚上就看我?guī)サ膸妆緯?/p>

一九六二年初，我調(diào)回北京，在北京京劇團擔任編劇，直至離休。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拔母铩逼陂g，有人來外調(diào)，我寫了一個旁證材料。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該人是摘帽右派。所提供情況，僅供參考。

我對“摘帽右派”很反感，對“該人”也很反感。“該人”跟“該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們的人事干部從什么地方學來的這種帶封建意味的稱謂。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單位第一批被揪出來的，因為有“前科”。

“文革”期間給我貼的大字報，標題是：

老右派，新表演

我搞了一些時期“樣板戲”，江青似乎很賞識我，于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這主要當然是因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壓力下搞創(chuàng)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給全國絕大多數(shù)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別。我到原單位去交材料，并向經(jīng)辦我的專案的同志道謝：“為了我的問題的平反，你們做了很多工作，麻煩你們了，謝謝！”那幾位同志說：“別說這些了吧！二十年了！”

有人問我：“這些年你是怎么過來的？”他們大概覺得我的精神狀態(tài)不錯，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憑仗什么力量支持過來的。我回答：

“隨遇而安?！?/p>

丁玲同志曾說她從被劃為“右派”到北大荒勞動，是“逆來順受”。我覺得這太苦澀了，“隨遇而安”，更輕松一些?！坝觥保斎皇遣豁樀木秤?，“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著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如北京人所說：“哄自己玩兒?！碑斎?，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隨遇而安不是一種好的心態(tài)，這對民族的親和力和凝聚力是會產(chǎn)生消極作用的。這種心態(tài)的產(chǎn)生，有歷史的原因（如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本人氣質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爭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觀，是“遇”，是環(huán)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環(huán)境的原因。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jīng)死掉的，大多數(shù)都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的工作的動力，一是要證實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得做一點事。二是對生我養(yǎng)我的故國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復對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復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xiàn)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載一九九一年第二期《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