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是農民的兒子
每顆行星有它的運行規(guī)律,每個人也有他的人生軌跡。得民心者得天下,順時勢者贏先機。
浙江省衢縣大洲區(qū)橫路鄉(xiāng)賀邵溪村是一個大村莊,有3000多人。1931年12月17日(農歷十一月初九)是一個平常的日子,但是一個赤貧的雇農家庭喜降了一個兒子,母親蘇招英喜出望外。根據農村習俗,取了個“高化子”(叫花子)的小名,意思是好帶大,討飯人,苦出身,如今村里年紀大的人還都叫謝高華為“高化子”。
農村有一個“多子多?!钡睦蟼鹘y(tǒng),謝家雖然家里窮,沒有地,后來又增添了兩個弟弟謝高林、謝朝生,一個妹妹謝秀花。人丁興旺,但苦中作樂,樂在其中。
父母要養(yǎng)活四個子女,每日起早摸黑勞作,特別是為兒子就學更是省吃儉用。謝高華到了讀書年齡,便把他送到李家廳入學,一位舊式私塾的先生教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guī)、增廣賢文等,后來到湯家大廳里讀“洋書”。謝高華勤學苦讀,其中蘇東坡《讀書歌》他至今記憶猶新:讀得書多勝大丘,不須耕種自然收。東家有酒東家醉,到處逢人到處留。日里不怕人來借,夜間不怕賊來偷。蟲蝗水旱無傷損,快活風流到白頭。
家庭的沉重負擔,謝高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作為老大,天生就注定必須過早分擔家庭的責任。他讀了兩年書就休學去放牛了。當時,全村有數十頭牛,他就放三頭,還要送飯、鏟田塍,下雪天在家里選取豆種或做馬料豆粽飼牛,幾乎沒一天空,只有“高家會”和“全旺會”時才是放飛心情的好時光。
謝高華11歲那年幫人做“半作手”。1942年,日本鬼子進犯衢州,謝高華年少氣盛,也去挖公路、拆鐵路,參加抗日斗爭。然而更讓謝高華幸運的是,當了5年長工后,剛滿18歲時,家鄉(xiāng)解放,不久就當上了本鄉(xiāng)的民兵連長。
謝高華(后排中)與衢縣杜澤區(qū)干部合影
1951年3月,謝高華加入共青團,后任橫路鄉(xiāng)團支部書記,1952年2月在銅山源水庫下鄉(xiāng)勞動。1953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被選拔到地委干校學習,后任衢州杜澤區(qū)團委書記、區(qū)委組織委員、區(qū)委副書記、區(qū)委書記,當時的杜澤區(qū)涵蓋了杜澤鎮(zhèn)以及周圍的蓮花、白水等鄉(xiāng)鎮(zhèn)。
謝高華妹妹謝秀花曾透露一個小秘密:大哥是個工作狂,為了合理調整生產指標,他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在農村各操作組實行定數量、質量、時間、工分和超額獎勵制度,來提高勞動出勤率和勞動效率。記得,結婚那天下午,還是大家把大哥從田里“抬”回來拜堂的呢。
謝高華任衢州杜澤區(qū)區(qū)委書記時,“農村、農業(yè)、農民”三農工作有聲有色,突破了很多禁區(qū),走在前列,取經者絡繹不絕。
“做農村工作,思想要解放。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天天掛在嘴上是沒有用的,要看具體行動。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社會背景,都有不同的思想枷鎖需要解開。”謝高華說,最好的理論也要實踐檢驗。
民心就是歷史的真實、真情、真理;民意就是社會的標準、鏡鑒、天平;民聲就是時代的脈動、選擇、良知。
1966年7月“文革”開始后,謝高華因為拒絕認罪,被打成杜澤區(qū)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在牛棚里一關就是六年。
1973年的春天,謝高華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先后任龍游縣龍游鎮(zhèn)委書記,衢縣縣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分管農業(yè)。
在這期間,為改變衢北地區(qū)窮山惡水的面貌,謝高華歷盡艱辛,興修了銅山源水庫,使衢北農民告別了“十年九旱”的災荒歲月,這是自土改以來中國共產黨帶給衢北人民又一個巨大福音。
“銅山源水庫的建成,解決了衢北的水問題,改變了衢北的貧窮面貌?!敝x高華說,那時,衢州人窮就窮在缺水,苦也苦在缺水。
謝高華(左三)在修建銅山源水庫工地上
1977年,浙江省委書記鐵瑛到衢縣搞調研,約談決定讓他擔任衢縣縣委書記。謝高華一驚,說:“曹操手下有80萬人馬,我這里有100萬人,恐怕當不了,請省委考慮?!辫F瑛說:“省委決定了,你就擔起責任吧?!本瓦@樣,謝高華在衢縣縣委書記任上,一干就是6年。1981年4月,任衢州(縣級市)市委書記,9月開始推行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
“我一個窮苦人家出身,知道老百姓的痛楚。小時候受到許多不公正的待遇,能有今天,是黨和人民的關懷和培養(yǎng),因此我們每一位黨員干部,都要有愛民、為民、富民、安民的思想,滿腔熱忱、真心實意地為群眾排憂解難,關心群眾疾苦,不要有做‘官’的思想,要有做事的意識;不要言不由衷、哄騙推諉,要設身處地為群眾著想,體貼群眾,關懷群眾;不要高高在上、頤指氣使,要與老百姓水乳交融、呼吸相通;不要以勢欺人,要以理服人,依法辦事。”
謝高華仍然難以釋懷在衢州時工作的一樁樁往事,仿佛如同昨天涌上心頭,歷歷在目,因為他深深懂得,自己始終是一個農民的兒子。
謝高華敢于為民“犯錯”在衢縣就出名了,他在衢縣任縣委書記時,曾提出:“在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農民多余的自留橘,哪里價格高就賣到哪里去……”結果《人民日報》把他當作“破壞國家計劃搞市場自由化”的反面典型,予以公開披露。
對于這場風波,謝高華感慨萬千:“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了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雜念不能拋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