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傳與歷史——代序

張瑞德

在西方，對于研究文學理論的學者來說，近年來最重要的一個研究領域或許就是自傳了。（）在臺灣，自從軍事戒嚴解除后，各種不同政治立場的自傳和回憶錄，都可在市面流通，造成了傳記類書籍市場前所未有的蓬勃氣象?！独钭谌驶貞涗洝返臅充N，《雷震回憶錄》手稿的被焚，《孫立人口述回憶錄》的陸續(xù)發(fā)表，也都成為社會上的熱門話題。

在此，筆者打算利用這個機會，談一談自傳這種作品的類型、形式，以及在歷史研究上的重要性。希望能夠借此澄清一些為社會大眾所誤解的觀念，并且建立起對于歷史研究的正確認識。

一

“自傳”一詞，《辭?！范x為“自述生平之著作”，在中國過去被稱為“自敘”“敘傳”“自紀”“自述”等。在英文里面，autobiography一詞從語源來看，指的是“自己”（auto-）對于“個人生平”（bios）的“敘述”（-graphia），也就是敘述自己生平的著作。（）這些定義都簡單明了，大家也都知道自傳是什么東西，但是它到底包括哪些形式的作品呢？屈原的《離騷》、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劉鶚的《老殘游記》算不算是自傳？圣奧古斯?。⊿t．Augustine）的《懺悔錄》（The Confessions）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塊肉余生錄》（David Copperfeld）呢？對于這些問題，卻是眾說紛紜，迄無定論。近年來，有些學者甚至對自傳的幾個基本要素——“自己”“個人生平”“敘述”，都加以質(zhì)疑。因此，在過去的二十年當中，已有大量討論自傳定義問題的文章出版，有些人由于不滿autobiography一詞，干脆另造新字，如autoportrait，autosociography，autoautography，autopsychography，autophylography，autobituography，autosoteriography等。（）一般說來，研究歷史的人所關心的是自傳中所提供的史料，所以較傾向于寬廣的解釋，筆者也不例外。

促使一個人寫自傳的動機有很多種，很少是只有一種的，但是我們?nèi)匀豢梢愿鶕?jù)主要的動機，把自傳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種是“告解型”的自傳，作者用寫自傳來消除心理上的罪惡感。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法國大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寫的《懺悔錄》（Les Confessions）了。在中國過去也有類似的作品，通常稱為“自訟”“自責”“自詛”等。（）近代的例子，如民國初年熱心推動劇運的歐陽予倩，在他所寫的《自我演戲以來》（1933）一書里，開宗明義就說：“這篇文字是我前半生的自傳，也就是我的懺悔。空在戲劇界混了許多年，毫無貢獻，只剩下些斷紈零綺的記憶，何等慚愧！追思既往，悲從中來，極目修途，心熱如火！今后的記錄當不至這樣空虛罷！”（）

第二種是“自我辯護型”的自傳，作者用寫自傳的方式來替自己的一生或是一生中的某一特殊行動辯護。民國初年，因參與對日交涉，被指為賣國賊的曹汝霖，寫《一生之回憶》的目的，即在“將五四風潮經(jīng)過，作一具體的記述，以明真相”。（）陳公博在《苦笑錄》一書的自序中，也把他寫回憶錄的動機交待得很清楚：

什么是寫這本書的動機呢？那是我完全為著打不平。我知道將來國民革命正史出版時，一定有許多事實被抹煞的，一定有許多朋友受冤枉的，我為著打不平，所以要寫這本書，我固然喚它是《苦笑錄》，但讀者喜歡時也未嘗不可以喚它是《洗冤錄》。（）

毫無疑問的，這本書所想“洗”的，并不僅僅是他朋友的“冤”而已。

至于西方最著名的“自我辯護型”自傳，則要首推十二世紀初的法國神學家阿培拉（Peter Abelard）為了解釋他和女弟子海羅伊茲（Heloise）的著名緋聞所寫的自傳——《我的不幸故事》（Story of My Misfortunes）。^（）

第三種是“自剖型”自傳，作者用寫自傳來剖析自己的行為模式。例如明末學者張岱，就曾經(jīng)在他自己預先撰就的墓志銘中，對他個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做了以下客觀的剖析：

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shù)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斷炊。

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常自評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韋布而上擬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則貴賤紊矣。不可解一。產(chǎn)不及中人，而欲齊驅(qū)金谷，世頗多捷徑，而獨株守於陵，如此則貧富舛矣。不可解二。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則文武錯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諂，下陪卑田院乞兒而不驕，如此則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則唾面而肯自干，強則單騎而能赴敵，如此則寬猛背矣。不可解五。奪利爭名，甘居人后，觀場游戲，肯讓人先。如此則緩急謬矣。不可解六。博弈摴蒱，則不知勝負，啜茶嘗水，則能辨澠淄，如此則智愚雜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稱之以富貴人可，稱之以貧賤人亦可；稱之以智慧人可，稱之以愚蠢人亦可；稱之以強項人可，稱之以柔弱人亦可；稱之以卞急人可，稱之以

懶散人亦可。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jié)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nóng)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為敗子，為廢物，為頑民，為鈍秀才，為瞌睡漢，為死老魅也已矣。”（）

十九世紀末，英國作家戈斯（Edmund Gosse）所寫的《父與子》（Father and Son），也是一本著名的“自剖型”自傳。作者出身于一個清教徒家庭，青少年時代曾飽受家庭的束縛。在這本書中，他對他和他父親之間的關系，有深刻真實的描繪。

最后一種是“好為人師型”的自傳。事實上，抱著這種動機寫自傳的人最多。作者自認為他的一生頗有值得他人學習之處。大多數(shù)的人當然不會用“學習”這個詞，謙虛一點的人會用“參考”“借鏡”，洋派一點的人則會用“分享”，但是意思都是一樣的。如李璜在寫完他的《學鈍室回憶錄》后，“尚覺對此半世紀中，我國家之空前變局，從我所經(jīng)歷各方面事況，前一事影響后一事，歷歷可見其變之所由來，似乎能為治中國近代史學人之一助”（）；顧祝同認為他的《墨三九十自述》“有不少可以供后代子孫認識與體會的地方”（）；鄧文儀則認為他的回憶錄《老兵與教授》“或可作為努力復興民族，重建中國，多難興邦的青年們參考”。（）這類自傳，有時確實也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例如英國作家毛姆（William S．Maugham）的《總結》（The Summing Up），用樸素的筆調(diào)，介紹他自己的人生哲學和文學經(jīng)驗，至今已成為有志從事寫作工作者所樂用的一本入門書籍；一些大企業(yè)家自述白手成家或是“反敗為勝”經(jīng)過的回憶錄，也是那些想要“追求卓越”的商界人士，以及未來的商界人士，所不會錯過的書籍。

有一些和自傳形式相關的文體，是寫自傳的好材料，也可稱之為“非正式自傳”或是“準自傳”，重要的有以下幾種：

（一）日記：是逐日記述個人日常生活的作品，凡是起居、飲食、言談、交際之類的瑣事，都有詳細的記載，所以可表現(xiàn)出作者個人的感情、思想、性情、行為、學問、文章等，像胡適的修業(yè)日記、吳稚暉的社交日記、魯迅的感想日記、周作人的瑣事日記、郁達夫的文藝日記等，都是最好的例子。（）有些日記是有意要給后人讀的，像胡適記日記，就特別采用美國最名貴的一種高級精裝日記本，以便保存。（）也有的日記并沒有想到有一天會被出版，因此直言不諱，像宋教仁就曾經(jīng)在日記里披露了他的同性戀經(jīng)驗。（）

（二）信函：像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就是一篇重要的自傳文字。經(jīng)過整編的個人書信集，往往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例如路易士（W．S．Lewis）為十八世紀英國作家華爾波爾（Horace Walpole）所編選的書信集即為一例。這部書從1937年開始陸續(xù)出版，一共出了34冊，到1965年才完全出齊，堪稱巨構。又如許廣平所編的《魯迅書簡》（1952），雖然只有二冊，其中也有不少很好的傳記材料。信件作為史料，自然是多多益善，但是古人并不這樣想。汪士鐸編《胡林翼集》，征求曾國藩的意見。曾回信表示寄來所抄批牘二冊是稀世之寶，尺牘奏稿也美不勝收：“吾輩愛人以德，要貴精選，不貴多取，嘗一勺而江水可知，睹片毛而鳳德已具，似毋庸求益而取盈也?！焙苊黠@的，他是主張以文學價值的高低，作為選錄的標準。由于曾國藩主張精選，所以后來他的門生故吏在替他編全集的時候，也有不少重要史料遭到擯棄的命運，實在是一大損失。（）

在過去沒有電話的時代，個人信件的數(shù)量自然要比現(xiàn)在多得多，要想收集完備，自非易事。不過，好在至少從宋代開始，官場中就已經(jīng)有退還書信的風氣，減少了收集的困難。根據(jù)清人平步青《霞外捃屑》一書的記載：“今官場書牘往還，或非僚屬而稟從謙抑者，輒以原信名版璧還?！弊髡卟⑶遗e宋代宰相趙普為例。趙普始為節(jié)度使，貽書臺閣，得者必封還，如有不還的，就會被視為怠慢，而被大罵。（）時至今日，好像只有情侶分手時，才會出現(xiàn)退還信件的場面。

（三）回憶錄：所記載的通常是作者認為重要的人和事。有專門回憶人物的，例如蕭紅的《回憶魯迅》（1949）、何香凝的《回憶孫中山和廖仲愷》（1957）、蔣經(jīng)國的《我的父親》（1956）、錢穆的《八十憶雙親》（1983）和盧國紀的《我的父親盧作孚》（1984）；有專門回憶事件的，如孫文的《倫敦被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Being the Story of My Capture by，Detention at，and Release from the Chinese Legation，London）（1897）、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1898）、周善培的《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1957）、張發(fā)奎的《抗日戰(zhàn)爭回憶記》（1981），也有專門回憶地方的，如曹之冠的《我住長江頭》（1979）、何輯五的《貴州政壇憶往》（1982）、以及李夢九的《我的故鄉(xiāng)——憶山東省平度縣舊事》（1982）?；貞涗浐妥詡鞑煌?，在于前者較重視作者所身處的社會和歷史背景，而較不重視作者個人的私生活，有時作者甚至很少提到自己，像何輯五的《貴州政壇憶往》即是一例；和回憶錄完全相反的是專門記載個人宗教經(jīng)驗的精神自傳（spiritual autobiography），這種自傳所強調(diào)的是精神生活，社交活動反而居于次要地位。不過一般說來，自傳和回憶錄在中國的分別并不太大，通常用“自傳”這個名稱的較少，而用“回憶錄”的較多。

二

作為一種史料而言，自傳最常被人提起的缺點，大概有以下兩種：

第一，自傳中的材料極為主觀，且不盡真實。自傳既然是由一己的經(jīng)驗出發(fā)，偏見自然是無法避免的，而且隱己之短，稱己所長，也是人之常情。文字學家馬敘倫曾在他的回憶錄《我在六十歲以前》（1947）中自稱，1916年湯爾和向教育總長范源廉推薦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陳獨秀擔任文學院長，乃是出自他的建議。（）但是曾親眼看過湯爾和日記的胡適卻不相信這種說法，馬敘倫顯然有自我膨脹的嫌疑。（）國人寫自傳，在提到別人的時候，又必須遵守“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規(guī)范。漢代的王充在《論衡》一書的《自紀篇》中，說他的“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結果被后人指為名教罪人。（）在這種社會壓力下，要說老實話可還真不容易呢。

又有的自傳作者，或許是天生風雅多趣，或許是為了怕讀者念了他的自傳會打瞌睡，喜歡在自傳中加入一些虛構的情節(jié)。像《羅素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里提到有一次羅素拿了一篇文章給趙元任看，并且把題目念給他聽：《今日動亂的起因》（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趙聽了之后答道：“我想今天動亂的起因，都是由于過去姓趙的緣故?！保╓ell，I suppose，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are the previous Chaos.）趙元任晚年看了《羅素自傳》，卻否認有此事。（）羅素雖是個理性主義者，但是卻常做一些不合理性的事，這個故事想必也是他一時興起的杰作。像這種不傷大雅的虛構情節(jié)，讀者看了雖然津津有味，卻替史家造成不少困擾。更有的自傳文字，根本就是有意造假。例如在大陸，曾有人寫了一篇回憶錄，送給《近代史資料》雜志刊登。作者自稱參加過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義”，文章一開始就描寫8月1日當天月亮是如何的明亮美麗。經(jīng)過編輯的檢查，發(fā)現(xiàn)8月1日那天陰歷是七月初四，月亮不會是明亮美麗的，只好退他的稿子。（）

第二，自傳大多數(shù)是根據(jù)事后多年的記憶寫成的，而記憶常會遺漏、錯誤，因此不盡可靠。相對的，日記和信件，由于通常是在事件發(fā)生當時，或是發(fā)生后較短的時間內(nèi)所寫的，故較為可靠。事實上，記憶力可靠的程度確實比我們所想象的為低。例如著名的畫家齊白石請他的朋友替他編寫年譜，當時他已快90歲了，“回憶往事，每不能記為何年，有時先后差上十幾年，他也不在乎”。（）人上了年紀以后，記憶力減退是自然的現(xiàn)象，但是我們有時候居然會連一些極為重要的事，也會忘記。曾經(jīng)有人把二次大戰(zhàn)期間所發(fā)生的事件，和大戰(zhàn)結束后所出版的一些回憶錄加以比較，結果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的人甚至連最不可能忘記的事都會忘記。例如有位作家費特（Richard Fitter）就不記得他曾經(jīng)到過英格蘭的科芬特里（Coventry），當別人把他本人親筆所寫的記錄（包括與當?shù)匾说囊恍┲匾勗挘┠媒o他看的時候，他仍然不敢相信。

記憶除了會遺漏外，也會修正。一般人總認為能夠記得住的東西應該是正確可靠的，但是事實上并非如此。我們在回想的時候，常會夸大某些事件，并且依照后來的經(jīng)驗和現(xiàn)在的需要重新加以解釋。例如人們在回想戰(zhàn)時的經(jīng)驗時，就常會不自覺地加以修改，以符合社會所認可的行為規(guī)范。像1939年二次大戰(zhàn)爆發(fā)，當時有個住在倫敦附近的小女孩，由于當時正在家彈鋼琴，因此沒有聽到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的對德宣戰(zhàn)廣播，也沒有聽到警報聲。但是她后來回憶時，卻說她當時是和父母聚集在客廳里收聽廣播，并且還被警報聲嚇壞了。這些事后的說辭，和她當年所留下的原始文件完全不符。（）

自傳史料雖然有如此多的缺陷，但是史家仍能加以補救，因為天下沒有一種史料是完美無缺的，如果能夠廣泛搜集各種不同形式、來源及立場的史料，加以鑒別、考證，求得盡量客觀的史實，并非不可能的事，這也是史家的看家本領。一些重要的自傳，在出版前如能由史家加以編注，如羅爾綱之于《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初版1951，增訂版1958），唐德剛之于《胡適口述自傳》（1981），李鍔、汪瑞炯、趙令揚之于《苦笑錄——陳公博回憶（一九二五—一九三六）》（1979）；或是在出版后，由史家加以考釋，如吳相湘之于《西潮》（1959）（）、陳存恭之于《李宗仁回憶錄》（1980）（），將有助于他人利用這項材料，一般讀者看了也比較不會“誤入歧途”。

至于說我們在回想的時候，常會依照后來的經(jīng)驗和現(xiàn)在的需要重新加以解釋，這個問題需要較為詳細的討論。我們所作的這類重新解釋，看起來似乎是不對的，但是事實上卻是很正常的現(xiàn)象。一般人和史家一樣，每個人都不斷地重寫他自己的歷史，因為在某一特殊事件發(fā)生當時，很難預測這個事件對未來會有怎樣的影響，或是有多大的影響。例如一個人在宗教信仰改變后，對于他整個過去的看法，或許就會有很大的不同之處。早期基督教會領袖圣奧古斯?。⊿t．Augustine）在信奉基督教以后所寫的回憶錄中，對他自己一生所作的分期和解釋，很明顯的就和他在信基督前大不相同。（）

一個人在寫自傳時所容易犯的錯誤，其實和一個史家在寫歷史時所面對的問題并沒有太大的不同。一個世紀以前的史家們，相信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名言“敘述事情事實上是如何”（“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是可以實現(xiàn)的，但是現(xiàn)在卻沒有史家會相信這句話可以做得到。史家湯普森（William I．Thompson）就曾說過：“我們是在自己的磁場內(nèi)吸引史實。”由此可見，寫自傳和寫歷史的區(qū)別已經(jīng)日漸縮小，兩者都很容易犯從現(xiàn)在看過去（Presentism）的毛病。史家所寫的歷史，難道不也是史家所作的一種解釋？歷史著作不也和自傳一樣，都是過去和現(xiàn)在的一種互動？不過，即使如此，自傳作者和史家還是有不同之處。自傳作者由于本身就是利害關系人，所以較難客觀，而史家雖然也會受到他所處時代的影響，但是由于和他的研究對象距離較遠，所以可以較為公正。這是史家的長處，不過同時也是短處。因為和研究對象的距離較遠，往往就容易喪失脈絡感（a sense of context）。（）

三

最后，在此將自傳對各個不同領域的歷史研究所可能有的貢獻，舉例說明如下：

（一）政治史。大家都知道，自傳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是局內(nèi)人的回憶，因此常能提供特別珍貴的材料。由于世界各國對于最近的檔案大多不予公開，所以自傳常常也是唯一能夠找得到的第一手史料，例如前幾年史家要想研究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那么除了英國首相艾登（Anthony Eden）的回憶錄外，就沒有其他的直接史料可以利用。（）

（二）經(jīng)濟史。我們從一些實業(yè)家的自傳，像是陳嘉庚的《南僑回憶錄》（1946）、穆湘玥的《五十自述》（1926），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工商業(yè)發(fā)展的情形、經(jīng)營管理的方法、中外商業(yè)的競爭，以及官商之間的關系。即使是一般人的自傳，我們也可以從其中發(fā)掘出有關各地物產(chǎn)、賦稅、物價、租佃、交通、貿(mào)易、貨幣、金融等方面的資料。

（三）日常生活史。除了衣食住行外，自傳還能提供我們有關各地方言、宗教、禮俗、節(jié)慶、教育、娛樂、鄉(xiāng)誼宗族組織、爭訟、治安、災禍等資料，學者賴芮（Diana Lary）即曾以回憶錄的資料為主，重建二次大戰(zhàn)前中國士兵的生活。（）

（四）心理傳記（psychobiography）。從自傳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心理狀況、態(tài)度、價值觀念及行為模式，筆者即曾經(jīng)利用蔣夢麟所著自傳《西潮》一書，對其早年心理上的價值沖突與平衡，作過初步的探討。（）

（五）兒童史。對于兒童史感興趣的人，也是不會放過自傳這項材料的。幾乎所有的自傳或多或少都會描述早年的生活，少數(shù)的自傳甚至對童年時期有相當詳盡的記載。像明代德清和尚的自傳，其中有關童年部分所占的比例，就可以和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最好的自傳相比而毫不遜色。（）近代以來，有些回憶錄甚至完全只寫童年，例如郭沫若著《我的幼年》（1929）、落華生（許地山）著《我底童年》（1941）、蕭軍著《我的童年》（1982）、陳白塵著《寂寞的童年》（1985）、蔣彝著《兒時瑣憶》（A Chinese Childhood）（第三版，1953）、高爾基（Maxim Gorki）著《我的童年》（My Childhood）（1965）等都是。所以史料并不虞匱乏。一般說來，自傳中最為生動可信的部分，大概就是童年時代了。胡適曾說過：“一切自傳，最特殊的部分必定是幼年與少年時代。寫到入世做事成名的時期，就不能不有所顧忌，不能不‘含蓄’‘委婉’了?！保?sup>）最近，美國一位文學史家也表示：“大致說來，從浪漫時代直至今天，自傳最生動的部分，都是有關童年時期經(jīng)驗的。”（）因此，自傳中的兒童史料值得我們重視。

（六）婦女史。女子所寫自傳文字的數(shù)量，通常要比男子少，中國也不例外，李又寧曾搜集近代中國婦女的自敘文字，編選為《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第一輯，1980）。如果要研究近代中國婦女的生活內(nèi)容，以及她們所面臨新舊價值觀念的沖擊、婚姻選擇的苦悶、家庭與事業(yè)間的彷徨，這本書是重要的史料集。

（七）心態(tài)史。過去史家在解釋某個時代的心態(tài)時，所列舉的證據(jù)大多是一些哲學家和思想家的言論，把他們的意見視為可以代表整個社會。事實上，這些意見在當時或許只是少數(shù)人的意見（）。近代以來，自傳作者不再像過去一樣只限于少數(shù)人，而是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因此我們直到現(xiàn)在才可以比較全面地了解某一時期的輿論，甚至可以觀察出長時期社會心理的趨向。

四

寫到這里，有兩點感想：

第一，把一些極度主觀、片面的史料放在一起，結果反而可以組成一個客觀的歷史實體，歷史就是這么奇妙的一門學問。

第二，有人說“史料永遠不會比歷史差”，就自傳而言，確實是如此。

附 注

1. ：“Editorial Note，”The Southern Review，22：2（April 1986），p.221.
2. ：Georg Misch，A History of Autobiography in Antiquity．Translated by E.W．Dick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p.5.
3. ：關于這方面最近的討論，可參閱H．Porter Abbott，“Autobiography，Autography，F(xiàn)iction：Groundwork for a Taxonomy of Textual Categories，”New Literary History，19：3（Spring 1988），pp.598-599.
4. ：Pei-yi Wu，“Self-Examination and Confession of Sin in Traditional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39：1（1979），pp.5-38.
5. ：歐陽予倩，《自我演戲以來》（上海：神州國光社，民國二八年），頁二。
6. ：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香港：春秋雜志社，1966年），頁一。
7. ：李鍔、汪瑞炯、趙令揚編注，《苦笑錄：陳公博回憶（一九二五—一九三六）》（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9年），頁六。
8. ：Karl Joachim Weintraub，The Value of the lndividual：Self and Circumstance in Autobiograph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Chap.4.
9. ：張岱，《自為墓志銘》，收于杜聯(lián)喆輯，《明人自傳文鈔》（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頁二一七。
10.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年），自序。
11. ：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年），頁一。
12. ：鄧文儀，《老兵與教授》（臺北：實踐出版社，1984年），頁一九四。
13. ：王元，《傳記學》（臺北：牧童出版社，重排本，1977年）頁三五。
14. ：唐德剛，《胡適雜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
15. ：朱浤源，《宋教仁的革命人格》，未刊碩士論文，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1977年。
16.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一五八—一五九。
17. ：平步青，《霞外捃屑》（筆記小說大觀本），卷一，頁六。
18. ：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上海：生活書店，民國三六年），頁六二—六三。
19. ：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139.
20. ：浦起龍，《史通通釋》（商務國學基本叢書本），上冊，頁七一。
21. ：汪榮祖，《史傳通說》（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8年），頁一〇七。羅素和趙元任的對話，系經(jīng)筆者重譯。
22. ：榮孟源，《關于史料的鑒別》，收于高默、江溶編，《怎樣學習和研究歷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頁一〇七。
23. ：黎錦熙編，《齊白石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年），序。
24. ：David Lowenthal，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206-207.
25. ：吳相湘，《蔣夢麟〈西潮〉考釋舉例》，《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六期（1970年12月）頁五七—六二。
26. ：陳存恭，《評〈李宗仁回憶錄〉——兼論新桂系與中央的關系》，《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一期（1987年元月），頁一七三—二一八。
27. ：Lowenthal，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p.207.
28. ：Kenneth D.Barkin，“Autobiography and History，”Societas-A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6：2（Spring 1976），pp.89-92.
29. ：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ction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Group Ltd.，1984），p.32.
30. ：Diana Lary，Warlord Soldiers：Chinese Common Soldiers，1911-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31. ：張瑞德，《蔣夢麟早年心理上的價值沖突與平衡》，《食貨月刊》，復刊第七卷第八期（1977年11月）。
32. ：根據(jù)一項統(tǒng)計，十六世紀意大利雕刻家柴里尼（Benvenuto Cellini）的自傳英譯本共有三八一頁，但是其中有關他15歲以前所發(fā)生的事，只占了四頁的篇幅。參閱Peiyi Wu，“The Spiritual Autobiography of Te-ch’ing，”in Wm．Theodore de Bary，ed.，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pp.70-72.
33. ：沈宗瀚，《沈宗瀚自述》（臺北：正中書局，1975年），胡適序。
34. ：Jerome Hamilton Buckley，The Turning Key：Autobiography and the Subjective Impulse since 180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46.
35. ：Jan Szczepanski，“The Use of Autobiographies in Historical SocialPsychology，”in Daniel Bertaux，ed；Biography and Society：The Life History Approa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London：Sage Publication，Ltd.，1981），pp.232-233.
36. ：蔣永敬教授曾就1962年至1982年之間臺北《傳記文學》雜志作者的職業(yè)，加以統(tǒng)計分析，結果顯示：學術、教育工作者約占百分之二十三、職業(yè)作家及文藝工作者占百分之十一、外交工作者占百分之十四、軍事工作者占百分之七、司法工作者占百分之五、醫(yī)學工作者占百分之三、工商業(yè)者占百分之八、工業(yè)及其他專業(yè)者占百分之十一、民意代表占百分之十六、其他占百分之二。參閱：蔣永敬，《〈傳記文學〉二十年來的作者》，《傳記文學》，第四十一卷第一期（1982年7月），頁五〇。《傳記文學》雜志所刊登的文章，大部分是自傳性質(zhì)的作品，因此這項統(tǒng)計應能顯示自傳作者職業(yè)多元化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