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大漢報

大漢報，真?zhèn)€巧，見了它，膽大了。

選自白雉山《胡石庵與“大漢報”》，原載《世紀行》2011年第5期。

大漢報，真膽大，人人怕，它不怕。

選自袁繼成等編撰《漢口租界志》第321頁（武漢出版社，2003年12月）。

這兩首童謠實際是一個意思，就是真心贊揚《大漢報》。

《大漢報》由革命黨人胡石庵經(jīng)營并任主編。創(chuàng)刊宗旨是“以言論造成民國，鼓吹共和”。該報日出一小張，最高時銷數(shù)三、四萬份，除鄂省外，遠銷蘇、浙、皖、贛、湘、閩等地。

時人贊曰“胡石庵一支筆，勝過吾輩三千毛瑟槍”，連海外華僑及外國報刊通訊社也稱其為“新英物墜地”、“支那文字之怪物”、“革命黨之利器”、“革命黨所恃以撓動天下者”等（詳見《武漢市志·新聞志》第31頁）。

一張小小報紙，竟然有如此之大的作用，竟然有如此之高的評價，道理何在？說起來還是蠻有味道的。

武昌起義是文學(xué)社、共進會等組織用槍炮來證明了革命目標(biāo)的一場戰(zhàn)斗，而革命報刊則是用犀利的文字、正義的主張來搶占輿論市場，打擊敵人的另類斗爭。二者雙管齊下，槍桿與報紙，就像孿生兄弟，都是意義等同的革命。

在武昌起義的前夜，有一張鼓吹革命，聲震敵猷、影響廣泛的報紙，它就是武漢的《大江報》。該報曾有兩篇堪稱是驚世駭俗的著名時評，一篇是何海鳴的《亡中國者和平也》，文章認定“和平”是“亡中國”之道，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國。另一篇是黃侃的“醉作”，由詹大悲編定的《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文中的“大亂”，實際上就是“革命”，就是公開號召民眾拿起武器，推翻滿清。

堪與《大江報》媲美的。就是胡石庵的《大漢報》。

武昌起義后的第5天，即1911年10月15日，《大漢報》在漢口創(chuàng)刊，宗旨是“以言論造成民國”。胡石庵一人自采自編自校，采用黃帝紀元，聲援革命。創(chuàng)刊之初，《大漢報》發(fā)表了大量文章，起到了安定人心、穩(wěn)定大局，鼓舞士氣的作用。

《大漢報》創(chuàng)刊號上，頭版頭條刊登的是以“中華民國軍政府”名義寫的《布告國人書》，聲討清政府的腐朽統(tǒng)治，號召全國速起響應(yīng)，共同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國。文中慷慨激昂地言道：“軍政府恭行天罰，義無返顧，謹申大義，以告國人。維我伯叔兄弟諸姑姊妹，既明此義，宜及時奮起，云集響應(yīng)。無小無大，盡去其害；執(zhí)訊厥魂，以奏膚功”。不過，這篇討伐清廷的戰(zhàn)斗檄文，并非“中華民國軍政府”授權(quán)書寫，實際是胡石庵自編自書的假冒之作。

第二天，胡石庵又假托“大總統(tǒng)孫文”，發(fā)布《告同胞書》，此雖非出自真孫文之手，但卻轟動了武漢三鎮(zhèn)及外埠地區(qū)，如大旱之甘霖，供不應(yīng)求，每份賣到一、兩元，京津那邊甚至有人以五十元一份的高價買報，足見人心向背，足見文字魅力。

胡石庵文筆老道，神思飛越，筆頭子如流水，一瀉千里。陽夏保衛(wèi)戰(zhàn)中，革命軍與清軍日夜激戰(zhàn)，硝煙彌漫，他冒著槍林彈雨，白天上前線采訪，夜間回家中為文，一大早報紙便印刷出版，官兵士民爭相閱讀。10月28日漢口館址被焚，胡石庵堅持到最后才化裝出走，哭奔武昌。

11月5日，《大漢報》在武昌復(fù)刊，胡石庵臨危疾呼：“《大漢報》當(dāng)與武昌共存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半日之內(nèi)，竟然增發(fā)“號外”六次，這些杜撰的戰(zhàn)時新聞，如“各省捷報、援軍立至、清軍倒戈、北京反正”等，居然起到了很大的鼓動作用，接二連三的好消息，讓慌亂無主的人們信以為真，動蕩之心這才略微安定。

胡石庵又作《勸北軍同胞》書，數(shù)萬言白話文，淺顯易懂，按日連載，并派人在漢口租界等地四下散發(fā)。有報道說，不少清兵讀后，頓生異心，或抱搶消沉、或棄槍逃跑、或舉槍投誠。

“鄂風(fēng)泱泱，扇遍天下”，《大漢報》影響日漸廣泛，名氣日漸隆升。時人有詩稱譽《大漢報》：“開元國慶無雙日，革命文章第一篇。佳期恰在重陽后，首義爭傳一紙先”，英、德、美等國報紙亦載文贊揚為“革命之先鋒”，“民國之第一張報紙”，中華民國兩任大總統(tǒng)和三任副總統(tǒng)的黎元洪欣然題贈“赤手回瀾”的匾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