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那些年，我與周警長共事的次數不多，我本以為他只是對涉毒人員態(tài)度粗暴，但后來才發(fā)現(xiàn)，我誤會了他，他對所有人的脾氣都不好，其中也包括我。

起初，周警長聽說我的大學專業(yè)后，并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客套什么“中文好啊，以后可以當局里的‘筆桿子’”，而是轉頭問了我一句：“你學過偵查嗎？”

我搖頭，中文系怎么可能學偵查學。

“你懂審訊嗎？”他又問。

我還是搖頭。

“那法律條文呢，這個總該知道一點吧？”

我趕快點頭，公務員考試時接觸過一些。但他緊接著就說：“那你把‘違法’和‘犯罪’的區(qū)別跟我講講?！?/p>

我一時沒反應過來，答非所問。

他臉上立刻露出一副鄙夷的神情。“你看你還戴個眼鏡，這要是抓人的時候動起手來……”說了沒兩句，他就總結道，“現(xiàn)在公安局真是啥人都招??！”

當時身邊還有好多同事，場面一度十分尷尬。一旁的同事勸我別往心里去，“他就這脾氣”。我也只能尷尬地笑笑。

沒過多久，我就和周警長一起辦了個案子。

那次禁毒支隊收到情報，一名毒販從外地運毒至我市進行交易，支隊決定從各所抽調民警成立專班，在火車站設伏抓捕。在派出所領導的強烈推薦下，專班便把我抽走了。

那天，周警長擔任我所在組的領隊，一見面他就問我：“你所里的刑警呢，怎么把你派來了？老吳、老李又‘甩坨子’？”

這樣的開場白著實不太友好，我小心翼翼地說，領導派我來鍛煉鍛煉。

“鍛煉鍛煉……”他哼了一聲，沒把話說完，過了一會兒，回頭補了一句，“來了就來了，一會兒聽指揮，別自作主張?！?/p>

然而那天，我根本沒有機會“自作主張”——因為直到行動結束，我都只能一直坐在距離抓捕現(xiàn)場很遠的車里——上級原本安排我假扮成放假返鄉(xiāng)的大學生去站里埋伏毒販，但周警長卻命令我坐在車里，睡覺都行，就是哪兒也不能去。

晚上8點，行動順利結束，毒販被抓，大家回來時興高采烈，只有我在車里睡得七葷八素，后來的審訊，周警長也沒讓我參加，直接打發(fā)我回了派出所。

回到所里，教導員很生氣，怨我浪費了一次學習機會，說哪兒不能睡覺，非去專班丟人。我也很委屈，說自己也不想，可周警長給我的命令就是在車里待著，哪怕是睡覺，也不能下車。

教導員沉默了一會兒，嘆了口氣，沒再說話。

沒過多久，公安局內網上就發(fā)了嘉獎令。那天，所里同事都圍在電腦跟前看，有人問我：“那起案子你不是也參加了嘛，怎么沒見你的名字？”我能聽出話中的味道，但不知道該如何作答，只好依舊尷尬地笑笑。

我心里對周警長多少是有些不滿的——隊伍是你帶的，命令也是你下的，事到如今你一句話也不說，搞得我在同事和領導跟前有口難辯。我找教導員說，請他出面約周警長聊聊，教導員就把責任攬到自己頭上，說這事怪所里沒跟周警長溝通好，讓我別放在心上。

我作為一個晚輩，還能說什么呢？

直到周警長殉職后，教導員才告訴我，其實那次行動結束之后，因著我的事，他是找過周警長的。教導員的本意是和周警長聊幾句玩笑話，讓他之后不要對我的“出身”有偏見，多提攜一下年輕民警，結果沒說兩句，兩人就吵了起來。

周警長說那個毒販當過武警，退役后又在公安系統(tǒng)待過幾年，這個情況我不知道情有可原，教導員以前辦過他的案子，不該不知道?！鞍岩粋€沒有多少實戰(zhàn)經驗的年輕人派上去，出了事咋向他父母交代？”

教導員解釋了幾句，不想周警長竟直接罵教導員：“17年的刑警干到狗肚子里去了！”他說這話時，兩人身邊也有不少同事，教導員雖然跟周警長關系一直挺好，也深知他的脾氣，但多少還是有點抹不開面子。

教導員也急了，話趕話，雙方說的都不中聽。可能教導員又說了什么把周警長激怒了，他直接沖教導員嚷嚷了一句：“干政工干的，把腦子都干傻了！”

恰好那時，公安局主管政工的陳政委從兩人身邊經過，聽他這么說，氣也不打一處來：“老周！我看你才是把腦子干傻了，你走到這一步，說輕了是嘴上沒個把門的，說重了就是缺少政治素養(yǎng)和紀律觀念，你就這樣干下去，遲早把自己干回家！”

好在周警長沒跟政委抬杠，但他也沒給政委多少面子——那天他是去局里學習的，但學習一開始，他就不見了蹤影。政委打電話問他跑哪兒去了，他就推說有事，直接掛了電話。

“周警長就這臭脾氣害了他，不然他現(xiàn)在也不會去干么斯‘警長’……”

教導員后來說，周警長當上警長之前，很多年都一直是個副所長。他原在我工作的派出所任職，年紀輕輕就提了副科，按慣例，副所長干上幾年都會提教導員，之后便是所長，或去支大隊任職。但周警長的仕途卻止步于“刑偵副所長”，因為每次民主投票時，大家都嫌他脾氣臭，誰也不選他。

“干刑偵的沒幾個好脾氣，這個我們都承認，但也沒幾個脾氣壞成他那樣的！”有同事曾經抱怨過，“有事說事，有錯改錯，都是同事，你罵人干啥？顯得你工作能力突出是不？”

后來趕上搞“警員職務套改”，局領導看他干了十幾年副所長卻一直提不了正職，便勸他參加“套改”，讓出刑偵副所長的位置，搞個“三級警長”，解決正科待遇問題。周警長考慮了很久，答應了。

這么多年了，他確實需要一個正科待遇：老婆是工人，廠子效益不好，兒子在讀高中，學習情況也不省心。雖然三級警長比副所長的工資高不了太多，但操心的事情少一些，顧家的時間多一些。

可惜，這個“三級警長”的任命下達速度還是慢了一些，直到殉職前，周警長還是個“刑偵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