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威強睿德

第一節(jié)　天人三詔

文景之治的清靜無為、休養(yǎng)生息，為漢武帝的對外擴張積聚了足夠的財富和國力，同時，也留給了他名垂青史的機會。

正如班固在《漢書》中多處提到的：“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yǎng)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厥焉?！薄皾h興六十余載，海內(nèi)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同時，種種社會問題威脅著漢家的秩序，“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xiāng)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上亡限”。

統(tǒng)一的國家需要高度統(tǒng)一的政治思想理論。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漢武帝應時而出了。

戰(zhàn)國時期，諸子爭鳴；秦用法治，二世而亡。漢也像秦一樣建立了統(tǒng)一的國家，到底應該采用什么樣的統(tǒng)治思想去治理國家才能避免重蹈亡秦覆轍，取得成功，是漢武帝和他的大臣們所面臨的政治問題。同時也是檢驗諸子百家歷史生命力的關鍵。

武帝以前，雖然沒有立下“漢家家法”，但那時的思想緊扣著—個脈搏。在漢人對秦亡漢興的歷史思索中，儒學已露出朦朧的曙光，只是在黃老無為思潮的籠罩下，“猶抱琵琶半遮面”而已，到漢武帝時，才“千呼萬喚始出來”。

這個急切的呼喚就是漢武帝的“天人三詔”。

初出茅廬的漢武帝雄心勃勃，即位之初，就先后召集文學賢良數(shù)百人垂問長治久安之策，他先后擬了三道詔書，提出三個問題，歷史上稱之為“天人三詔”。

漢武帝的詔書并不深奧難懂，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反倒有損詔書的風采，為了保持原汁原味，在此特將“天人三詔”原文摘錄。

第一詔：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tǒng)，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袖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沒，鐘鼓管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后王而后止，豈其所持操或悖謬而失其統(tǒng)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與？嗚呼！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胹，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業(yè)，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

第二詔：

蓋聞虞舜之時，游于巖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nèi)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

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王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旨哉？或日良玉不琢，又日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

殷人執(zhí)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瀇矣哀哉。

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yè)，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nóng)先，勸孝悌，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mào)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余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于文系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咯，切磋窮之，以稱朕意。

第三詔：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于先圣之道業(yè)。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競，統(tǒng)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对姟凡辉坪酰骸班禒柧?，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彪迣⒂H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從這迫不及待的“三詔”可以看出，漢武帝試圖借助剖析歷史來解決現(xiàn)實的政治問題。

雖然有董仲舒、公孫弘等人的著名對策，但是，我們?nèi)匀豢梢钥闯?，他們并未給武帝特別滿意的答案。漢武帝在疑慮和困惑中，表現(xiàn)了對歷史的內(nèi)在真誠和使命感。要知道，漢武帝的詔書并不像現(xiàn)在這樣由別人代筆，那可是真正的御筆。在漢代，制詔都是皇帝親自在做，所以，詔書能夠反映皇帝的才情，而不是規(guī)范化、程序化的官樣文章。

武帝的三詔把哲學的高深、歷史的厚重、文學的至情完美地融匯在一起，提出了那個時代的政治問題。

而一個時代的政治問題的解決往往集中體現(xiàn)了時代的哲學問題和歷史問題解決的突破口。

漢武帝作為一個政治家，敏銳地抓住了時代脈搏，“天人之際”與“古今之變”即是對這些問題的集中概括，它們是那個時代的思想主題。

“天人三詔”是基于歷史責任感和對歷史的思索，對于系統(tǒng)完整的政治思想理論的渴求和呼喚。它體現(xiàn)了時代的需要，而漢武帝正是這個時代的代言人。

“天人三詔”是帝王的教科書。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為人君者應該具備的思想高度，哲學思維和理論水平，以及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歷史鑒戒意識。

于是，“獨尊儒術”便應詔而出了。

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16歲的劉徹即位當了皇帝。在此之前的“文景之治”時期，漢朝經(jīng)過了六七十年的發(fā)展，文景時期，經(jīng)濟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到漢武帝即位時期，“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這都是漢初實行“清靜無為”政治而帶來的結(jié)果，但這表面的繁榮現(xiàn)象的背后卻潛伏著尖銳的階級矛盾，土地兼并日趨嚴重，出現(xiàn)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xiàn)象，地主階級得到了最大的好處，農(nóng)民則處在“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悲慘境地，他們被迫起來反抗。

總之，漢初的幾位皇帝都信奉“黃老無為”思想，不過多地打擾農(nóng)民，讓老百姓休養(yǎng)生息，到了漢武帝時期，政治、經(jīng)濟情況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是繼續(xù)推行道家的無為思想，還是改用其他思想來統(tǒng)治人民，這一抉擇就成了一件緊迫的事情。

接受天命的偉人創(chuàng)立王朝，他的子孫繼承天命鞏固和發(fā)展王朝。他們都致力于教化百姓、發(fā)展民生，這就是天子的崇高職責。

上天從億萬人中選出天子，讓他統(tǒng)治萬民，就是為了要他履行上述職責，而不是要他享清福。

漢武帝從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對道家的“清靜無為”思想和“無事無欲”的淡泊生活很不習慣，對儒家的學術思想有濃厚的興趣，要進行政治上的大一統(tǒng)，也只有儒家能提供理論依據(jù)。

針對這種情況，年輕的漢武帝銳意進取，他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進行了幾項改革。

他認識到非大批良才無以治國，下詔給宰相以下的官吏，號召他們推薦人才，“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等各級官吏推舉賢良方正、敢于直諫的讀書人到朝廷做官。同時，又鼓勵天下吏民直接給皇帝上書，提建議、發(fā)議論。為此，朝廷設置了管理上書事務的公車司馬令，稱為“公車上書”。詔書下達后，上千件議論朝政的書文從全國各地送到京城長安。其中品德優(yōu)良的稱為“賢良”，以文辭見長的稱為“文學”。漢武帝命令這些人先在長安筆試，合格者再面試。這次考試名列榜首的是董仲舒，年輕的漢武帝非常高興，要面試這些人才，第一個召見的便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廣川(今河北棗強東)人，少年時代就攻讀《春秋》。漢景帝時，他當了博士，收了許多學生。董仲舒曾刻苦研讀過儒家經(jīng)典，相當深入地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華，并能把儒家思想結(jié)合漢代的現(xiàn)實進行闡述。

針對漢武帝提出的“天人三詔”的征問，董仲舒連上三篇策論作答，因首篇專談“天人關系”，故史稱“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的主要內(nèi)容有四：

首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tǒng)一思想。

漢武帝即位之初，丞相衛(wèi)綰就提出：“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p>

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認為“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利于政治統(tǒng)一，“臣愚認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主張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法紀，把天下之人的思想統(tǒng)一在儒家范疇內(nèi)。

由此可見，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的最主要目的是為了配合政治上的統(tǒng)一而求得思想上的統(tǒng)一。

其次，強調(diào)大一統(tǒng)思想。

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誼也?！辈⒄f：“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zhí)……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边@從理論上為加強中央集權，為“強干弱枝”，天子至尊，一統(tǒng)天下找到了根據(jù)。

再次，提倡“君權神授”，把道家的道統(tǒng)變成封建的法統(tǒng)。

董仲舒提出“天人相與”“君權神授”，認為“道之大原出干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他進一步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的職能是“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這樣，用神秘的色彩把皇權的合法性和永恒性固定下來，使皇權成為“神授”而不可侵犯，為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依據(jù)。并且從“君權神授”說出發(fā)，董仲舒還極力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觀念，并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規(guī)范。用宗教神學的觀點附會“三綱”，“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于是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構成了四種統(tǒng)治權力，從政治到倫理秩序規(guī)定了人與人、人與天關系的標準，它雖然對維護國家統(tǒng)一曾經(jīng)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像一具無形的鐐銬，時刻束縛著人們的手腳，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精神痛苦，并且對思想文化的發(fā)展起著阻礙作用。

最后，提倡儒家的仁政，同時強調(diào)法制。

儒家反對用嚴刑對待人民，主張施行“仁政”，董仲舒提出“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防止過分的貧富分化，避免出現(xiàn)“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的現(xiàn)象。

同時，董仲舒也強調(diào)法制，在主張“以教化為大務”的同時，又主張“正法度十宜”，強調(diào)利用法律維護封建統(tǒng)治。

董仲舒的種種主張，是從封建統(tǒng)治的長遠利益出發(fā)提出的方案，為漢武帝集權中央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天下提供了理論依據(jù)，而且有利于封建統(tǒng)治的長治久安，因此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很自然的。

漢武帝立即任用董仲舒為江都相，江都王劉非是漢武帝的哥哥，平時驕傲武斷，不易對付。董仲舒曉以大義，用禮義糾正他的錯誤，取得了他的尊重。

漢武帝的老師衛(wèi)綰是第一任丞相，衛(wèi)綰本來很喜歡儒術，聽說董仲舒在對策中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此，他建議，凡是不符合儒家六藝、孔子之術的其他各家學術思想一律摒棄、禁止，請求漢武帝把那些專學“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罷免回家，免得他們?nèi)蘸蟀崤欠?，擾亂國政。

漢武帝馬上表示同意，沒有任用儒學以外的賢良。

通過上書言事，董仲舒、主父偃、徐樂、嚴安、朱買臣等思想家、政治家都成為了漢武帝倚重的人才。

賢良對策之后，漢武帝就著手政治改革，第一任丞相衛(wèi)綰年事已高，借病請求退休，漢武帝馬上批準了他的請求，讓魏其侯竇嬰接替了他的職務，漢武帝還叫母舅田氋做太尉，掌管軍隊。竇嬰和田氋都喜歡儒術，他們又向漢武帝推薦了儒生出身的趙綰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趙綰和王臧又推薦自己的老師給漢武帝。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漢武帝又下詔設置《詩》《書》《易》《禮》《春秋》“五經(jīng)”博士，從而提高了儒家經(jīng)書的地位。

《詩經(jīng)》博士申培研究明堂制度和改革祭禮，漢武帝派人用蒲車和禮物聘迎申培到長安做太中大夫。

雄心勃勃的漢武帝與這些儒臣合作，決心大干一番事業(yè)，進行改革，推行多欲進取的政治措施。首先，嚴格法制，要求臣下檢舉那些行為不軌的皇親國戚，罪行核實后給予貶謫。為削弱王侯的權力，漢武帝下令要求住京的王侯遷回自己的封地。其次，對百姓施行一些減輕負擔的措施，減省“轉(zhuǎn)置迎送”的衛(wèi)士1萬人，停止喂養(yǎng)苑馬，并將苑地賜給貧民。同時，廢除關卡的稅收制度，施行恩德，振興教化。漢武帝下令：年滿八十歲的老人，給其家里免除兩個人的口算錢；年滿90歲的老人，還免除其家里的口賦錢，并免除一個兒子服役。

繼而又設立明堂，建立起草巡狩、封禪制度，準備變更歷法和服色，從而順利地進入了太平盛世。

此外，漢武帝還要求做好反擊匈奴的準備，并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張騫出使西域，聯(lián)合西方的大月氏國，聯(lián)合夾擊匈奴，漢武帝的對外政策也開始改變了。

這些政策和措施，幾乎都是在漢武帝登基一兩年內(nèi)推行的，不難看出初登帝位的漢武帝改革的心情是多么迫切。但此時朝中大權仍被操縱在“好黃帝老子言”的竇太皇太后手里。竇太皇太后從立為皇后開始，已有40年之久，在宮中地位高，權勢大。其家族恃寵仗勢，為非作歹，遭到檢舉和貶謫的人很多，列侯的夫人們又多是公主，他們在京城的勢力盤根錯節(jié)，都不愿回到封地去，因此這些皇親國戚們不斷到竇太皇太后那里去告狀，誹謗新的政治措施，加上竇太皇太后本人“好黃帝老子言”，不喜歡儒家思想，由此形成了一個以她為核心的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反對新政的集團。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御史大夫趙綰又上書提議不要再讓竇太皇太后干預國政，竇太皇太后大發(fā)雷霆，迫使?jié)h武帝廢除新的政治措施，罷免丞相竇嬰和太尉田氋，關押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臧，送走太中大夫申培。不久，趙綰和王臧在獄中被逼自殺。

從此漢武帝的新政措施暫時中斷，進行新的改革受挫后，他無可奈何地度日，等待時機的到來。

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竇太皇太后病死，漢武帝擺脫了束縛，立即下令罷免丞相許昌和御史大夫莊青翟，清除了竇太皇太后安插在朝內(nèi)的所有親信黨羽，任命田氋為丞相，韓安國為御史大夫。田毿把不學儒家五經(jīng)的太學博士一律罷黜，把黃老等各家思想排斥于官學之外，又優(yōu)禮延攬儒生數(shù)百人，這就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此后，漢武帝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終止了黃老思想指導下的“無為”政治，采納了董仲舒的新儒家學說，推行多欲進取政治，開創(chuàng)了一個輝煌的時代。

第二節(jié)　裁抑相權

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唯一能與皇權抗衡的便是相權，相權不僅能夠有效地抑制皇權的濫用，更是一種對皇權的直接威脅。漢武帝在為至高無上的皇權和大漢帝國籌備圣禮的同時，也對官僚行政系統(tǒng)進行了徹底的改革，而這個改革的方向便是裁抑相權。

漢武帝即位時，他所面臨的朝廷格局是一種屈君伸臣、君弱臣強的局面。表面上看，丞相是秉承皇帝的旨意辦事，實際上是整個政權的負責人?；实圩鹁此麄儯俟俑枪Ь磸拿?。對于朝中群臣甚至像內(nèi)史這樣的高官，丞相認為有過失都可以先斬后奏，在同皇帝商量國事時，丞相的意見也備受尊重，丞相推薦的官員甚至一出任就可以充任九卿郡守品級的大官。而且丞相沒有大的過錯，是不得隨意更換的。

雄心勃勃的漢武帝，怎能容忍自己至高無上的皇權受到他人的侵犯。因此，他一登基，就尋求論證君權神授的學說。經(jīng)學大師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說迎合了漢武帝的需要。董仲舒論述了天道和人道的關系，指出天人關系的實質(zhì)是天人合一，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這樣一來，就給皇權籠罩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使得皇權神圣而不可侵犯，為漢武帝加強皇權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jù)。漢武帝為了獨攬一切大權，開始著手削弱丞相的權力。

竇太皇太后要免衛(wèi)綰的相，漢武帝就隨她的興，也來個順水推舟。他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間，相繼免去了魏其侯竇嬰和功臣后代柏至侯許昌的相職。六年之中，免掉了三個丞相，這對于宰相久任傳統(tǒng)不能不說是一次嚴重的打擊。經(jīng)過這幾年的努力，漢武帝最終對相權取得了絕對的支配權。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六月，武安侯田氋被漢武帝任命為丞相。因田氋有王太后為他撐腰，擁有極為雄厚的政治和權力背景，因此他就輕易地結(jié)交了眾多諸侯來擴大他的勢力范圍，丞相的權勢又一次得到了助長，朝野上下的文武百官又開始對這位丞相趨奉依從了。

據(jù)《史記·武安侯列傳》所載，丞相田氋每次上朝奏事，都要一個人坐在朝上講個沒完沒了，由于他是漢武帝的舅舅，漢武帝出于尊敬，對他提出的建議也是全部接受。因此他所推薦的人有時竟能從一介平民驟升到二千石的高位。對于這樣的丞相，朝廷上群官們自然要傾向于他，就連在郡國做事的學士們也都日益附翼于他了。

漢武帝本來想指望這位好儒術的丞相舅舅打理國事，沒想到競落得個大權旁落，最后忍無可忍的他實在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找了一個機會質(zhì)問田毿：“您任命官員完畢了嗎？您要是完畢了，我也要開始任命了！”

宰相最主要的權力就是“主臣”和“除史”，這也是作為政府首腦最根本的標志之一。漢武帝為了削弱丞相的權力，加強皇帝集權，他把宰相“主臣”用人的實權收了回去，這樣一來宰相就失去了人事保證和權力依托，漸漸地他的官職降為僅僅奉行天子旨意的傳話員、大管家、幕僚長了。漢武帝的確是精力過人，他又統(tǒng)又治，從一名垂拱無為的國家元首，搖身一變，變成了過問一切政事的統(tǒng)治者，真正的政府首腦，開始走上了皇權專制統(tǒng)治的道路。

漢武帝之所以沒有把田氋置于死地，主要是迫于王太后的勢力。可到了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三月，田毿病死，他就再也不用任何外戚為相了。從此，漢武帝從“賢良文學”以及直接向皇帝上書的文士中選拔賢才，又將少府屬下一個主管文書檔案的機構“尚書”，作為審閱公文、謀劃政事、起草詔令的日常工作機關，與侍中、中書組成“中朝”。這里聚集了大批智囊人物，這其中就有才能出眾的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嚴安等人。在他們的本職以外，另給了他們侍中、常侍、給事中等官職，讓他們出入宮廷，隨侍左右，商量國家大事，參與大政，成為決策機構。

又任用宦官為中書，掌尚書之職。一切文書、奏章、政令，都由內(nèi)政官吏掌握，而丞相只能承旨順命。九卿不再通過丞相而直接上奏給皇帝，以丞相為首的政權機關被架空，相權旁落，丞相的地位和權力大為削弱，再也不能耍威風了。

如果說這是漢武帝對宰相制度的第一次改革的話，那么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十一月，就是他第二次對宰相制度的直接改革。

這一年，漢武帝為改變軍功貴族專權的狀況，用儒生來為他的政治服務，通過一系列官制改革，取消軍功貴族的特權地位。他任命沒有爵位、出身貧苦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然后再封他為平津侯。

漢初原以列侯為丞相，由于列侯或為功臣，或為功臣之后，自有食邑，以功遷相。他一有自己功臣勢力為政治和權力的背景，二有自己強大的經(jīng)濟實力作為基礎，這才導致漢初相權過重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丞相田耗死后，薛澤即位。薛澤又是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景帝時期封他為平棘侯，對他仍是畢恭畢敬，不敢頤指氣使。

所以，到了武帝時期，漢武帝就是要用“文德”的儒生改一改這列侯世襲、頑固到底的不合理的體制。

改任公孫弘為相，乃是因為公孫弘是以一老儒平步青云的，沒有宮廷和列侯的背景，自己的尊卑功過都由皇帝把玩，不具有任何自恃高貴的貴族心理，也沒有那種漢初的曹參告舍人促治行，言“吾將人相”的功臣氣魄。由于公孫弘在心理定勢上已經(jīng)認為自己身卑位低，首先向皇權低頭了，所以，他只能趨奉于皇帝的旨意，領旨謝恩，根本談不上什么與皇權對抗了！因此，公孫弘順從皇帝旨意，用詩書禮樂的詞句來文飾政事，不與皇帝爭權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武帝時期的君臣關系從此轉(zhuǎn)化成了君主與奴仆的關系。

可以說從公孫弘擔任丞相開始，丞相的制度已經(jīng)從列侯拜相制，轉(zhuǎn)變?yōu)橄劝菹啵俜夂?，“其后以為故事”的制度了。其結(jié)果，自然是相權大減，皇權大長，相權必須絕對地服從皇權，不得有一絲一毫的逾越。最終形成了一種仰君屈臣、君強臣弱的格局。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三月，漢武帝又實行了宰相制度的第三次改革。漢武帝在泰山明堂朝見諸侯王、列侯，接受郡國上計。

這樣一來，接受郡國上計就由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春在甘泉，漢初在丞相府，轉(zhuǎn)變?yōu)橛苫实塾H自受計的局面。由此，漢武帝不但親自掌握全國經(jīng)濟命脈，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郡國長吏及其掾?qū)俚拇髾?，宰相在這兩方面的權力也被無情地剝奪了。

自從漢武帝進行第二次改革后，可以說繼任的幾屆丞相就都不直接參與朝廷大事了。從公孫弘死后，到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相繼擔任宰相，但也只是“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瀍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朝廷有大事商議，竟然都不再通知丞相參加，“事不關決于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他們雖身為宰相，可是卻無權召除官吏，更不能參決政事，這宰相一職還能有什么匡救時弊的作用，完全是一個擺設了！因此，丞相府也落得個門庭冷落，另作馬圈、停車場的地步了。

相權日漸削輕勢弱，皇權越來越強大，相權甭說會對皇權能有效地發(fā)揮約束和抑制作用，現(xiàn)在就連相位、性命都難以保全了。

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公孫弘常以“天子的病在不廣大，臣子的病在不儉節(jié)”為口號，他常與主爵都尉汲黯一同面奏皇上。秉性耿直的汲黯，每次都是大膽進諫，弄得漢武帝頗為忌憚。所以每次廷奏，公孫弘都是讓汲黯先說，自己再進行附議。如此一來，他在汲黯說時，就可在一旁察言觀色，揣摩漢武帝的心意了。如果汲黯的提議與漢武帝不合，公孫弘就食言背約，主動奉迎漢武帝的心意，以求討得漢武帝的歡心，不至于冒犯龍顏。盡管每次背信棄義的違約都要遭到公卿們的咒罵，可為了自己的性命安危，他下一次還是要重演故伎。

雖然在漢武帝對相權的裁抑下，相權已經(jīng)失去了抑制皇權、約束皇權的本意了。但此時，丞相在法理上、名義上畢竟是百官之長，是僅次于皇帝的全國之首，身為全國政事的幕僚長，權力沒有，責任總得有吧。所以，每次天下有事，漢武帝都要循名責實，歸罪于丞相，“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成了名副其實的替罪羊。這當然對身為丞相的人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心理壓力。

丞相公孫弘本是一介布衣，本來就常常處于驚恐不安之中。當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淮南、衡山謀反事起之后，嚇得他竟不顧病重，上書引咎辭官了。石慶也是如此，由于不參與議政，他要歸還丞相印與侯印，請求退官回家，結(jié)果卻遭到漢武帝一頓狗血噴頭的痛罵。

漢武帝憑借自己至高無上的皇權，又加以法術巧妙地運用，并且對宰相進行有效的鉗制和威嚇，使得自丞相以下的百官們常常誠惶誠恐，如履薄冰。即使功高位尊的大將軍衛(wèi)青、驃騎將軍霍去病，也是唯恐遭人暗算，行事也小心謹慎起來。

到了漢武帝后期，漢武帝的丞相不僅沒權，而且?guī)缀醭闪怂劳龅拇~。細細數(shù)來，唯一免于一死的丞相是石慶，這是因為石慶徒有虛位，不預政事，“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年，無能有所匡言”，因而沒有獲罪的機會，盡管如此，他也沒少受漢武帝的責備。而其他人等均是以不同的罪行被斬殺處死了。

因此當漢武帝宣布少為騎士，積軍功，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的公孫賀為丞相時，這樣一位馳騁戰(zhàn)場的宿將竟然驚呆了，侍者把相印捧到他面前，他都毫無察覺，當冰冷的大印放到他手上時，他才如夢方醒，驚慌得連連擺手往后退，不肯接受。又“撲通”一聲跪倒在地，淚水橫流，不住地磕頭，請求漢武帝另選他人，久久不肯起來。漢武帝見狀，一言不發(fā)，拂袖而去，只剩下公孫賀呆呆地跪在那里，不得已，他接過了相印。出了殿門之后，公孫賀搖頭嘆息：“我從此就完蛋了！”

他的預感果然不錯，沒過幾年，公孫賀便因兒子犯罪受株連，夷滅三族。

由于漢武帝不斷削弱丞相的權力，做他的丞相太難了，丞相職務競沒有人愿意擔任。

在漢武帝統(tǒng)治的五十余年中，任丞相的有：竇嬰、許昌、田毿、薛澤、公孫弘、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瀍、田千秋等12人，從李蔡到石慶時，“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到公孫賀、劉屈瀍就“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而且，國家處于多事之秋，漢武帝常諉罪大臣，從公孫弘以后，丞相多不得善終。元狩五年，李蔡有罪而殺；元鼎二年，嚴青翟自殺；元鼎五年，趙周下獄死。

漢武帝裁抑相權，改善了漢室政權原來屈君伸臣、君弱臣強的權力結(jié)構，從而擺脫了相權對他的束縛和控制，這是他走向皇權專制道路的第一步，也是穩(wěn)固皇權的重要一步。

第三節(jié)　內(nèi)朝制度

作為一個追求一切權力的專制統(tǒng)治者，漢武帝是不能忍受任何制度的約束的，即使這種制度是由他的祖先所承認、建立起來的，他也要隨棄隨置、隨置隨棄，在削奪相權的同時，漢武帝也開始了內(nèi)朝的設置。

由于秦漢時期的中央統(tǒng)治機構稱為朝廷，中央官署皆稱為中都官。因此，內(nèi)朝的出現(xiàn)，就使朝廷上下分為兩個部分，它們分別是內(nèi)朝(或稱中朝、內(nèi)廷)和外朝(或稱外廷)。

在《漢書·劉輔傳》王先謙《補注》曾有記載：“中外朝之分，漢初蓋未之有。”漢初的宰相為全國文武百官的總統(tǒng)領，使朝廷及其宮廷融為一體。但是，要從辦事職能、官署處地來分，中都官等于從一開始就劃分為兩個系統(tǒng)：一是國家政務官，即宰相實際領導的政府官員，后來被稱為外朝官、外朝臣，省稱外官、外臣；一是官署設在宮中，專管宮廷事務的皇室私務官，稱為內(nèi)臣，或稱宮官、中臣、天子近臣。前者的設計有較為合理部分，而后者的出現(xiàn)則集中反映了封建專制主義的特性。

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歷稱“三公”，是秦漢官制中的上層結(jié)構，實為外臣系統(tǒng)的官長。卿為中層結(jié)構，但其絕大部分仍為內(nèi)臣系統(tǒng)。按照《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說，中二千萬的十卿，除廷尉掌刑法治獄，治粟內(nèi)史(景帝后元年更名大農(nóng)令，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nóng))

掌管谷貨田租供給國家公費，中尉(太初元年更名執(zhí)金吾)掌管宮門以外的警衛(wèi)及維持京師治安，算得上是直接供職國家的政府官員，其他的七卿均由皇帝直接下達命令，實為皇帝的當差、奴仆。

太常：掌宗廟禮儀，實則是天子宗廟的守官。屬官省太樂、太宰、太史、太卜、太醫(yī)及博士諸官。博士雖有學術官員之名，但其實還是天子的侍從，在內(nèi)廷供奉，如待詔博士，即待詔金馬門。

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其實無非是皇家看大門的門房?！稘h書·文帝紀》中說：“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睓C構非常龐大，所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等等。

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皆無員，多則達數(shù)十人之多，此為皇帝的智囊團。

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傳郎、郎中，多至千人，是皇帝的高級侍衛(wèi)官。

謁者：掌賓贊受事，上章報問，員七十人，是皇帝的傳達室。

謁者以宦官擔任，稱中謁者。高后時，封中謁者張釋卿為侯。孟康注說張是宦官。如淳說：“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p>

少府：掌管山海池澤之稅，以供私自奉養(yǎng)，等于是皇帝的私人財務大臣?；实鄣娘嬍称鹁?，服飾器具，都由他來負責管理。機構龐大，有六丞。屬官有尚書、符節(jié)、太醫(yī)、太官、中書謁者、黃門及諸仆射、署長、中黃門等。顏師古說：“禁中黃門，謂閹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nèi)給事者也?！?/p>

郎中令和少府最后都成為了漢武帝后來搞私人班子的秘密機構。

除了以上幾種之外，還有衛(wèi)尉、太仆、典客、宗正等。

衛(wèi)尉：武職，掌管皇帝官門的衛(wèi)屯兵，是皇帝的衛(wèi)隊長。衛(wèi)尉寺在官內(nèi)。屬官有公車司馬、衛(wèi)士、旅賁等。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

太仆：掌管輿馬，皇帝的馬夫頭、車隊長。

典客：太初元年更名為大鴻臚，皇帝的司儀，掌管諸歸義蠻夷之禮節(jié)。

宗正：專門負責管理皇帝家的家譜及皇族事務。

宰相在名義上為百官之長，但實際上對這些內(nèi)廷供奉根本起不到管理約束的作用。因此，在這套官制體系的結(jié)構中，皇權自然就要大于相權的比重了。所以，有了皇帝在后面為這些人撐腰，宰相根本拿這些內(nèi)臣沒辦法，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聽之任之。

漢武帝即位后，他首先就在建元初期召用原屬郎中令屬員的諸大夫和諸郎，宮中的文學之士嚴助、司馬相如、枚皋、東方朔等人，做他的高級顧問、私人助理，賦以他們重權，幫助他直接控制、駕馭和驅(qū)使全國上下的文武百官。據(jù)《漢書·嚴助傳》所載：“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shù)絀。”

這其中的“中”是指“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即公卿大夫。

所謂“中外”就是中外朝的簡稱。中朝乃是指常在武帝左右的嚴助等天子賓客，天子賓客就是高級幕僚；外朝便是指以丞相為首的公卿。

建元初年，漢武帝召用郎中令屬員中大夫和諸郎嚴助等人，常在左右，詰難大臣，目的就是要配合自己侵奪相權、總攬朝政，與宰相領導的“外廷”大唱對臺戲。漢朝宮廷從此分為內(nèi)外二廷，宰相從此也由百官之長瞬間降至不治宮中的外廷首長，原是內(nèi)臣、近臣的列卿們也逐漸趨向于外廷化。據(jù)《后漢書·黃瓊傳》王先謙《集解》引《通鑒》所注：“西都中世以后，三公九卿為外朝官。”章如愚日：“自武帝任中大夫、侍中，而謂丞相為外朝，而內(nèi)庭之事宰相不與知矣?！?/p>

盡管內(nèi)朝已經(jīng)逐步建立，可是這些內(nèi)臣們并無真正的官職和權力，他們只是在皇帝身邊輔佐而已，受到官制列卿系統(tǒng)的管治及影響(盡管這些是在觀念和心理上的)，漢武帝要把這些內(nèi)臣統(tǒng)統(tǒng)加以官職，使之合法化、系統(tǒng)化。這樣一來，不僅可以使內(nèi)臣脫離正常的官制系統(tǒng)，還可使他們參與自己的政治決策。

加以官制這一決策，據(jù)《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y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shù)十人……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

說是效仿秦制，其實事實并非如此，據(jù)《史記·李斯列傳》記載，“侍中”一官：“趙高位其客十余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復訊斯?！笨磥聿⒎羌庸伲皇瞧匠Ｊ谭钤谔熳由磉叺慕剂T了。秦朝根本沒有內(nèi)朝制，始皇帝完全是由自己衡石量書，親自理事，直接讓丞相和諸大臣們皆受成事，倚辦于上的。所以說加官制始于秦朝是不可信的，換種說法，即使秦朝具有加官制，也是同漢武帝時期的加官制具有本質(zhì)區(qū)別的。

漢武帝時期的加官，是指在本官職外再加一官職，即兼差。本官為主職，加官為輔職。漢武帝肯定是對秦朝的加官制度做了徹底性的修改。他所設置的這種新型加官制度，就是指那些《漢書·百官公卿表》中所提到的原先多為內(nèi)臣的官職特別提出來，使之脫離公卿系統(tǒng)，然后再作為一個特殊的職稱來起用。這些被起用的官員們直接調(diào)到漢武帝左右，接受皇帝的承旨，不再受到宰相管束。漢武帝也通過他們，加大了自己對政治的發(fā)言權和控制權。

從時間上分析，漢武帝加官制度設置于建元中期。建元初期，雖然有侍中一官，桑弘羊曾為之，但是他只是身為本官，并非加官之侍中。就連嚴助等人也無加以任何官銜。到了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漢武帝命嚴助詰難太尉田氋阻伐南越事，嚴助官職仍為中大夫，也并不屬于加官一列。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南越王遺太子隨嚴助入侍，嚴助這才開始在中大夫上加官侍中。又如《漢書，朱買臣傳》中記載漢武帝“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這時的侍中顯然已為加官。但是具體時間并沒有表明，所以從上文嚴助貴幸薦買臣則似在建元初，連下文“是時方筑朔方，則時已在元朔矣”。據(jù)《漢書·東方朔傳》載，朔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拜太中大夫給事中，太中大夫為本官，給事中乃為加官。因此可知，加官制度應該是設于建元中以后的事情。加官的人除了嚴助外，還有主父偃、徐樂、嚴安等人，他們經(jīng)常在一起詰難大臣。

這些人原都官卑職小，就算是官職最大的也不過是皇帝家奴罷了，他們?yōu)樘熳臃终瞥溯浄锏膶m廷賤臣，有捧唾壺的，有管溲器的，隨從左右服役。據(jù)《通典》卷二十一所載：“漢侍中為加官……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

還有，《初學記》卷一引《與子琳書》所說：“侍中安國，群臣近見崇禮，不供褻事，猶復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p>

鑒于侍中諸官人卑言輕，不足以與宰相政府勢力相抗衡，所以漢武帝就提高他們的官職，使他們同樣擁有偌大的權力。這便是《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載的：“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并乘輿車?！?/p>

侍中丞相史往來于殿內(nèi)東西廂奏事。人侍禁中，常在皇帝左右。以脫離相府的控制，于是地位瞬間飆升，與皇帝進一步批閱奏事，參與國家要事的決策，發(fā)諭稱制。

這就是漢武帝通過加官所形成的內(nèi)朝，他們的性質(zhì)與少府等內(nèi)臣的性質(zhì)不同，可稱為參與議政的內(nèi)朝臣或稱中朝臣，也是內(nèi)臣系統(tǒng)中的高層結(jié)構。

如果說加官只是鞏固內(nèi)臣制度的基礎的話，那么設置中、尚書官署，總攬政務，就是使內(nèi)朝制度臻于健全的根本保證了。

尚書也是卑微之職，隸屬少府，秦初所置。據(jù)《漢官儀》所載：“初，秦代少府遣吏四；一在殿中主發(fā)書，故號尚書。尚猶主也。漢因秦置之?！?/p>

趙翼《陔余叢考》卷二十六也有記載：“尚書，本秦官少府之屬，在內(nèi)掌文書者，漢因之?！?/p>

由此可見，尚書不過是皇家的“收發(fā)吏”罷了。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五十一中這樣說道：“戰(zhàn)國有尚冠、尚衣。漢亦置尚冠、尚農(nóng)，另有尚食、尚浴、尚席，并尚書，謂之六尚?！?/p>

文中的“五尚”顯然是皇家奴仆，可見其身份卑微。景帝時期同樣如此，尚書并無大權，只是做管理收藏詔書等低下的工作。而到了漢武帝時期，他開始授尚書以加官，提高尚書的權力與地位。

陳樹鏞《漢官答問》中載：“漢初以丞相總天下事，尚書不過少府屬官治文書而已。武帝時權稍重：臣下章奏上尚書，尚書進于天子，乃下丞相：有政事，天子常與之議。于是尚書為清要之職?！?/p>

尚書受到加官，自然就要從少府中分離開來，不再受公卿的任何束縛。從此，尚書可以與眾多內(nèi)臣們一起參與議政，分曹理事，漢武帝身邊又多了一個可以委以重任的專門參政、辦事機構。

由于漢武帝生性好玩，特別是到了統(tǒng)治后期，他把精力主要投入到了后官的犬馬聲色之中，懶得去聽這些由加官所置的尚書們奏事，而后官又不是這些侍中、尚書可以隨便進進出出的，再加上這些士人雖擔任宮廷內(nèi)臣但卻仍在宮外生活，仍與外廷公卿結(jié)交，長此以往，漢武帝也開始不放心了。于是，漢武帝在內(nèi)廷之上另設與尚書平行的機構，就是選用可以出入后官且生活在宮中的宦官組成中書，來代替執(zhí)行尚書職務。

中書主署長官為中書謁者令，簡稱中書令。據(jù)《續(xù)漢志》所載：“尚書令一人，千石……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p>

《初學記·職官部》也有記載：“中書令，漢武所置，出納帝命，掌尚書奏事，蓋《周官》內(nèi)史之任。初，漢武游宴后庭，公卿不得入，始用宦者典尚書，通掌圖書章奏之事?！痹凇端螘ぐ俟僦尽分幸蔡岬剑骸拔涞塾窝绾笸?，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仆射。”

仆射為僅次于中書的官職，祿百石。中書與尚書擔當任務幾乎相同，可以說中書的形成完全是漢武帝出于防范心理而構筑的。

中書和尚書的權力過于龐大，幾乎可以總攬朝政，甚至可以擅斷朝政。所以當時出現(xiàn)這樣的現(xiàn)象：所有上書都可寫成正副兩本，領尚書者先開啟副本，并有權置之不理，屏棄不奏?！稘h書·魏相傳》中有載：“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日副。領尚書者先發(fā)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可見漢武帝時期的中書、尚書“掌詔誥答表，皆機密之事”，掌天子之詔命，臣下之章奏，侍從宿衛(wèi)，“職典樞機”，形成了真正的權力機構?！稘h書·蕭望之傳》中說：“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p>

《漢書·佞幸傳》中也同樣提到：“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p>

此時，丞相早已被撇在外廷，無人問津了。

以宰相為首的外廷系統(tǒng)非但不能充分發(fā)揮其行政效能，反而受到強大的壓制，相權被一步步地牽制和削弱。由于相權長期處于皇權的威脅之下，使它逐漸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并對皇權產(chǎn)生了一種依附性，因此，形成了一種內(nèi)懼皇權的奴仆特性。漢武帝經(jīng)過內(nèi)朝的建立，通過擴充內(nèi)臣等手段，逐漸將處理政務的實權由外朝轉(zhuǎn)移到了自己控制的內(nèi)朝之中，這無疑是一種加強皇權專制統(tǒng)治的措施。

與外廷相比，內(nèi)廷是很好控制的。由于構成內(nèi)朝的人員出身多為卑微之人，在封官加職之后，其職位仍舊低于公卿、中、尚書令、丞、仆射，俸祿不過為千石、六百石。況且這些人又在天子近側(cè)，身為中書官的宦官們的日常生活更與皇帝日常生活接近，有什么問題皇帝則更容易發(fā)現(xiàn)。漢武帝憑借自己的智慧，把這些幕僚們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全憑自己一時之召用。對于這種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加官內(nèi)朝之臣，不少人對它的合法性提出了質(zhì)疑。

例如：元帝時，蕭望之就提出：“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笨梢妰?nèi)朝完全是皇帝集權的一種衍生物。

我們不能不說中書、尚書機構的建立，以及內(nèi)朝制度的形成與健全，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內(nèi)朝制度為漢武帝在后庭總攬政治、削弱相權起到了有效的牽制作用，使得皇權在針對相權的斗爭中較為主動，可以采取非正式的隱蔽性手段來操縱政治，伸張自己的意志。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武帝令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等人在朝廷上詰難丞相大臣，他再不用像對待田毿那樣親自出面與丞相爭權奪利了。

漢武帝通過內(nèi)朝的建立，內(nèi)臣的擴充，使?jié)h朝的統(tǒng)治出現(xiàn)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形式上劃分，具有合法性的宰相制為外廷政治骨干，而中書、尚書制為政治統(tǒng)治中樞系統(tǒng)。從實質(zhì)上劃分，外朝是機械的被動的，內(nèi)朝則是靈活主動地實行皇帝的主張。漢武帝作為這個系統(tǒng)的總神經(jīng)，通過形與神的結(jié)合，來鞏固、維護、強化自己的皇權。

第四節(jié)　打擊豪強

豪強是指那些橫行不法、魚肉百姓的地方惡勢力。豪強又稱為豪族、強宗大姓、豪民、豪右等等。這些豪強有的本身是戰(zhàn)國時六國豪族、豪杰的后人，是貴族、官僚，如齊諸田，楚屈、昭、景。，晉公族及燕、趙、韓、魏的后人；有的豪強則是漢代新興的權貴和富人，如灌夫，平吳楚七國之亂時，軍功顯赫，武帝時為燕相?！跋踩蝹b……家累數(shù)千萬，食客日數(shù)十百人。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潁川有兒歌日：“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庇械暮缽婋m無爵祿，卻占有大量土地和宗族、賓客等依附人口；還有些豪強從事冶鐵、煮鹽、鑄錢等工商業(yè)活動，大發(fā)其財，聚斂暴富。

總之，這些豪強勢力一般都是聚族而居，依仗財富和暴力，恣行兼并，逋逃賦稅，敢于對抗官府，殺人越貨、無惡不作。

漢武帝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有效地加強中央集權，嚴厲地打擊占據(jù)一方的豪強勢力。對那些惡習難改、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之人，武帝采取以強制強，以惡制惡的手段讓他們伏法。

漢景帝時期，濟南燽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的郡守莫能制。后來景帝任命酷吏郅都為濟南太守，郅都到任誅燔氏首惡的全族。

雖然漢初的諸侯王國在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后普遍被削弱，但是仍有諸侯大國“連城數(shù)十，地方千里”，仗著自己有強大的勢力，違法亂紀以致謀反中央，成為中央政權的極大隱患。

比如漢武帝的叔叔梁王劉武，完全不把武帝放在眼里。梁王府庫銀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于京師”。他出行時，有如天子那樣威風，千乘萬騎，前呼后擁，浩浩蕩蕩。并且，他還“招延四方豪杰，自山東游士莫不至”。同時，他還私作彎弓數(shù)千萬，這就極有謀反的可能。再如江都王劉非在自己領土內(nèi)橫行霸道，為非作歹。上梁不正下梁歪，他的兒子劉建也是如此。劉建看中了邯鄲梁份的女兒，爺倆兒為此爭風吃醋，最后劉建強行霸占了梁女后，又派人殺害了梁份，而朝廷卻不敢受理這一案件。顯然，這些獨霸一方的諸侯王們已經(jīng)對中央政權構成了不小的威脅。

由于地方豪強的種種惡行給當?shù)匕傩諑砹司薮蟮臑碾y，中央政令又無法在這些地方施行。因此漢武帝為了鞏固西漢政權，緩和階級矛盾，采取了“強千弱枝”政策，繼續(xù)對諸侯王進行打擊和削弱。手段有二：一是采用漢初遷徙的政策來兼并地方豪強勢力；二是任用酷吏誅殺豪強，強行制止“以強凌弱，以眾暴寡”者。

強干弱枝，調(diào)整關中與關東地區(qū)人口結(jié)構，是西漢之初的一項基本國策。

為加強對豪強的控制，漢武帝一方面繼續(xù)推行漢初以來遷徙豪強的政策，把他們遷到關中，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內(nèi)實京師，外銷奸猾”，做到“不誅而害除”。

西漢初期，婁敬向高祖劉邦建議遷徙六國強族、豪杰于關中地區(qū)，可使“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墒怯捎跐h初禁網(wǎng)疏漏，減輕刑罰，地方豪強仍然大有發(fā)展之勢，各地出現(xiàn)了一批橫行霸道的地主惡勢力，橫行鄉(xiāng)里的強宗豪右和地方官僚。他們有的勾結(jié)諸侯王，利用封建宗法關系，拉幫結(jié)伙，招納賓客，“權行州城，力折公侯”，獨霸一方。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必然不利于中央集權統(tǒng)治，危害國家政策的施行和社會安定。

因此，漢武帝即位后，立即采取了主父偃的建議，“天下豪杰兼并之，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nèi)實京師，外銷奸猾”。據(jù)《漢書，地理志》所載，西漢從高祖徙六國強族于關中開始，“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諸陵。蓋亦以強干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

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朝結(jié)束，遷徙關東六國強族豪杰、高資富人于關中共有八次之多。其中高祖一次，武帝三次，昭帝一次，宣帝三次。諸帝把這些移民遷去關中后，政府還要關照其生活，“賜錢、田、宅”。其中還有不少人成了漢政權的支持者、擁護者，他們搖身一變成了這個社會的堅實的基礎。

據(jù)有關文獻記載，漢武帝在位期間及其以后的一些重要官員都是從這些移民后裔中選拔出來的。如：董仲舒，廣川(今河北棗強)人，后家徙茂陵，先后為江都相、中大夫、膠西相。爰盎，其“父楚人，因為父為群盜，遷至安陵，文帝時爰盎先后為隴西都尉、齊相、楚相。馮唐，祖父趙人，漢初徙安陵(惠帝陵墓)，景帝時馮唐為楚相。杜周，原籍南陽杜衍，武帝時徙茂陵，先后為廷尉、御史大夫。田延年，齊諸田后裔，后被遷至陽陵(景帝陵墓)，為霍光器重，昭帝時先后為河東太守、大司農(nóng)?！?/p>

這五個人都是武帝從關東遷徙至關中地區(qū)中的地主豪強勢力中挖掘出來的，他們都因武帝等人的賞識，而身居高官。漢武帝之后，這種現(xiàn)象更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僅從關東徙至昭帝杜陵后做了高官的就有杜延年、尹歸翁、朱博、韋玄成、韓延壽、張敞、張安世、蕭望之、王商、史丹、馮奉世、趙充國等人。

西漢政權把關東地區(qū)的豪強、高資富人等徙至關中以后，這些人大部分都轉(zhuǎn)化為維護漢政權統(tǒng)治的社會基礎。這一點可從行政官僚和軍事上的都督尉等官員的出身可以看出。這些人遷到關中后，使得關中地區(qū)的勞動力、經(jīng)濟實力均得到了顯著的增長。事實證明，漢武帝“遷豪強”這一政策在加強中央集權、強干弱枝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漢武帝打擊地方豪強的另一種手段就是任用酷吏對其進行誅殺。這其中有幾個比較典型的事例，讓我們不妨來看一看：寧成在景帝在位時就是個有名的酷吏，家居南陽穰(今河南鄧縣)，景帝曾任他為濟南都尉。寧成與濟南郡守郅都交好。后來，因長安宗室犯法頗多，難治，景帝便任寧成為中尉負責首都長安的治安。寧成執(zhí)法嚴酷，竟使得長安城內(nèi)“宗世豪杰人皆惴恐(恐懼地發(fā)抖)”。

漢武帝即位后，寧成擢升為內(nèi)史。后因?qū)幊墒芡馄葜赋?，被判受刑。寧成以為既然這樣，自己便無什么仕途可言，于是，便解脫刑具，出關歸家了，聲稱“仕不至二千石(郡守)，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后來，他通過貨物買賣，“陂田千余頃，假貧民，役使數(shù)千家”。幾年后，他被赦免，又“致產(chǎn)數(shù)千萬”，“出從數(shù)十騎，其使民，威重于郡守”。最后，南陽太守酷吏義縱上任后，看其囂張，“破碎其家”。所在同郡的孔、暴兩家豪強均受到牽連，也都逃亡到了外地。

義縱也是武帝時期的酷吏。他是因為精通醫(yī)術的姐姐被漢武帝母王太后寵信后，才得以步入仕途的。步入仕途的義縱在當長陵和長安縣令時因執(zhí)法不避貴戚，依法收捕了王太后外孫(即漢武帝的姐姐修成君的兒子)而出名的。漢武帝看他忠誠能干，擢升他為河內(nèi)都尉。義縱到任后，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穰氏一類人)，河內(nèi)道不拾遺”。

漢武帝曾經(jīng)多次抗擊匈奴，每次出兵都是從定襄郡出發(fā)的，由于當?shù)厣鐣刃蚧靵y，漢武帝任義縱為定襄太守，維持當?shù)刂伟病?/p>

義縱到任后，看到定襄獄中犯重罪當死的有兩百余人，而來此探望他們的賓客、昆弟又有兩百余人。義縱按照漢代“為人解脫，與同罪”的法律政策，把這些探望的人以“為死罪解脫”為罪名統(tǒng)統(tǒng)逮捕。時辰一過，義縱便把這四百多人一齊處死。由此“郡中無不寒栗”，那些與豪強交結(jié)、并犯有罪惡的人也都老老實實地夾起尾巴做人了，再也不敢為非作歹了。

治法嚴厲的酷吏又豈止義縱一人，王溫舒也是與義縱同一時期的酷吏，他以治獄為遷尉下屬的官吏，后來又作了張湯的部下，升為御史，后為廣平郡(今河北省雞澤東南)督尉，最后擢升為河內(nèi)太守。

王溫舒在廣平郡當督尉時就知道河內(nèi)有不少“豪奸之家”，所以他到河內(nèi)后，剛一上任就準備了從河內(nèi)到長安的驛馬50匹，“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余家”，同時上書請示處理“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農(nóng)產(chǎn)全部沒收償贓。由于事先備好了驛馬，所以這次從上奏到審批用了不到兩天的時間就辦妥了?；噬系淖嗾蹌傄幌聛?，王溫舒這邊的大鍘刀就砍下去了。這次行動突出的就是一個“快”字，叫那些還想托關系、走后門的人根本來不及走動，因為禮還沒有備齊，這邊人已經(jīng)死了；這次行動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殺人之多，“至流血十余里”。經(jīng)過這次打擊，河內(nèi)治安明顯好轉(zhuǎn)，“郡中無犬吠之盜”。

在漢武帝打擊地主豪強的事例里，還有一件特殊的事情，這就是誅殺大俠郭解。

郭解，河內(nèi)軹縣(今河南濟源縣)人。郭解的父親曾經(jīng)就是一位大俠，可是在文帝時就被誅殺了，因此郭解從小便養(yǎng)成了一種殘忍的性格。郭解雖然身材不高，但是有股子干勁。在他年少時就殺人很多，他既能為朋友兩肋插刀，也能把刀插在朋友的肋上。他還屢屢窩藏亡命之徒，私鑄錢幣。情急之時，他還會偷掘墳墓盜取殉葬財物。如此一個無惡不作的江湖浪子，官府竟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可能是郭解運氣好吧，一遇到官吏追捕，形勢緊急的時候。他總是能順利逃走。有一次好不容易抓到了，可又趕上皇帝大赦天下，無奈又把他放了。

郭解長大后，行為上有了些收斂，不再那么狂妄了，言行上注意以德報怨，常常給人以無私的幫助。有時救了人，也并不夸耀自己的功勞。但是這仍改不了他內(nèi)心的狠毒殘忍。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武帝把關東的一些豪強遷往茂陵，郭解一家本來是達不到遷徙中所規(guī)定的標準，但是當?shù)氐墓倮魝兌枷胱屵@個“惹不起，但還躲得起”的“浪子”離自己遠一些，后來，將軍衛(wèi)青還替郭解說話：“郭解家中貧寒，根本夠不上遷徙的標準，還是讓他留在當?shù)匕??！睗h武帝想了想，搖了搖頭說：“一介草夫競能讓將軍替他說話，這就足以說明他家不貧，而且還頗有勢力。不管怎么樣，只要是有勢力的，都在遷徙范圍之內(nèi)?！?/p>

就這樣，郭解全家還是被遷徙到了茂陵。郭解臨走時，有人為他出錢千余萬，愿他一路保重。

后來，郭解查到，自己之所以被遷徙，是因為軹縣楊季主在縣里作官吏的兒子把他提名為遷徙人選的?？墒撬€沒有來得及動手，他哥哥的兒子就已經(jīng)把這個官吏給殺了。郭、楊兩家從此也就結(jié)下了仇恨。

郭解到了關中之后，那些關中的豪強們不論是否了解郭解的，都爭著搶著要與他結(jié)交，都想巴結(jié)他。不久，楊季主也被人殺死了。楊家有人上書申告，結(jié)果上書的人也被殺害在宮前的闕下。如此猖狂，如何得了，漢武帝知道這件事后，立即派官吏們?nèi)ゴ豆狻＿@時，郭解也知大事不好，于是把母親等親屬安置在夏陽(今陜西省韓城)后，自己逃亡了。他逃到臨晉(今陜西左馮翊境)后才停了下來，想看看形勢有無可緩。過了一段時間，還是被官府的人抓到了。官吏對郭解的罪行進行了徹底的追查，結(jié)果發(fā)現(xiàn)郭解犯的案子，均在大赦以前。

郭解雖然被抓了起來，但是他的同伙卻仍然逍遙法外，殺人越貨。

河內(nèi)軹縣有個儒生陪同使者一同而坐，其中有人稱贊郭解如何仗義，而儒生卻說：“郭解專干作奸犯科、違背國家法律之事，他怎么能稱得上是賢士呢？”結(jié)果，這句話被郭解一伙人聽到了。幾天之后，人們在街頭發(fā)現(xiàn)了這個儒生的尸體，不光腦袋與身體分了家，甚至連舌頭也被人割了下來。

郭解雖然在獄中，他也不知道儒生被殺到底是何人所為，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必是和他有關聯(lián)的那伙人干的，如果沒有共同的利益，誰會替他殺人賣命呢？官府追查不出是誰干的，只好將郭解無罪釋放。就在郭解將出獄的那天，御史大夫公孫弘說話了：“郭解乃一介平民，可是他因一點小事就殺人，進行報復。此事雖然郭解不知道，但是這比郭解親自殺人還要嚴重，說明他已經(jīng)成為地方上的嚴重隱患，如果不以大逆不道罪判之，今后必將給陛下惹下更大的麻煩?！睗h武帝覺得公孫弘說得有理，于是特下政令，誅滅郭解全家，郭解本人被腰斬于城門之下。

漢代打擊地方豪強的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宣帝時還在執(zhí)行。宣帝即位時，任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涿郡有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兩家，兩家橫行不法，魚肉百姓，“賓客放為盜賊”，郡中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不敢違逆其意，只得忍氣吞聲。“寧負二千石(郡守)，無負豪大家”。盜賊逃入高氏家后，官府的官吏們一看是高府，都不敢登門追捕。

時間久了，路上的行人必須攜帶弓箭，身帶刀刃，然后才敢行走。到了夜間，街上則是空無一人。社會秩序亂到了如此地步，因此，嚴延年上任后，他開始嚴治兩高，統(tǒng)統(tǒng)將他們送獄收審，連夜提審，窮究其奸，后“誅殺各數(shù)十人”，使得“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三年之后，嚴延年升為河南太守，“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內(nèi)之”。由于嚴延年出色的治理，使得地方上能做到“令行禁止，郡中正清”。

漢武帝時期對豪強的打擊，不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jīng)濟上都是一種加強中央集權的表現(xiàn)，同時，這項政策的實施也對社會安定、緩和階級矛盾、削弱地方豪強對農(nóng)民的壓迫、盤剝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梢哉f，打擊地方豪強勢力是漢武帝維護自己統(tǒng)治的一項不可缺少的措施。

第五節(jié)　改革軍制

在政治上集權的同時，漢武帝又開始在軍事上進行集權。漢制規(guī)定：男子在弱冠之年至56歲期間，服兵役兩年，稱為正卒。一年在本郡，另一年屯戍京師。在地方上，軍事上由郡尉或王國中尉主管，他們統(tǒng)率本地的士卒，進行軍事訓練。皇帝發(fā)派國兵時，用銅虎符為驗，無符不得發(fā)兵。在京城駐有南北兩軍。北軍守衛(wèi)京師，士卒多由三輔選調(diào)，由中尉率領，南軍保衛(wèi)皇宮，衛(wèi)士多由三輔以外各郡國選調(diào)，由衛(wèi)尉率領，南北二軍軍力都不大。按照這種軍事制度，軍力分散于全國各地，京城無重兵，這無法適應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因此，必須擴充中央兵力，建立由中央隨時調(diào)遣的軍隊。

當時，全國的兵權都由政府掌管，軍銜等級最高的是太尉。

據(jù)《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載，太尉，金印紫綬，為軍事統(tǒng)治的最高行政長官。孫星衍集校的《漢官》引《漢官目錄》提道：“太尉身居高職，分管太仆、光祿勛、衛(wèi)尉。

天下有武事，太尉官置，無武事則罷?！?/p>

漢高祖劉邦統(tǒng)治時期，任盧綰、周勃為太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擊英布后罷省。漢惠帝時仍舊任周勃為太尉。后來，文帝又立周勃為丞相，灌嬰為太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前)罷省。到了景帝在位時，任周亞夫為太尉，擊吳楚，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罷省。

太尉就是丞相的左右手，幫助丞相管理全國的軍政?！稘h書·文帝紀》有所記載，漢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罷太尉官，屬丞相”?！堆魝鳌芬灿杏涊d，黃霸薦史高可為太尉，宣帝派尚書召問黃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由此可知，兵權是受國家政府所管制的，只有在有戰(zhàn)事的時候，兵權才交給太尉，平常無事的時候，兵權歸丞相府，天子并不直接統(tǒng)領軍事。

爭強好勝的武帝本來就喜歡大興武事，所以握有兵權的太尉一職自然不能空缺，可是現(xiàn)在競罷免了，可見其用意十分明顯，就是要奪兵攬權，把軍隊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他把只有行軍作戰(zhàn)才有的將軍一職定為固定官職，置大將軍、驃騎將軍、衛(wèi)將軍、前后左右將軍等職位，并提高他們的官職，大將軍位于丞相之上，成為比太尉還要高的官員。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將軍制進一步改革，對軍銜官職的地位進一步明確，如：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但是大司馬并無印綬官屬，不開府治事。因此，武帝把這些將軍們?nèi)斯偈讨?，加授官職，如此一來，將軍成了自己的?nèi)臣，這樣調(diào)用起來就更為方便了。軍事的控制權這回徹徹底底地脫離了丞相系統(tǒng)，完全歸屬于皇帝。

武帝進行軍事改革的另一項內(nèi)容就是增添軍事機構，擴充軍隊，這幾乎是與裁奪丞相的兵權同時進行的。

秦漢時期的軍隊機構大體由政府系統(tǒng)和宮廷系統(tǒng)組成，政府系統(tǒng)是負責保衛(wèi)國家的安全，如有戰(zhàn)事，中央政府負責出兵作戰(zhàn)；而宮廷系統(tǒng)的職責只是保衛(wèi)皇帝及其宮廷內(nèi)部的安全。武帝首先從宮廷內(nèi)部系統(tǒng)抓起，他先是擴建了一支宮廷禁衛(wèi)軍。

宮廷禁衛(wèi)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南軍，南軍都是由距離天子較遠的外層軍事機構構成，由衛(wèi)尉掌領，主要由衛(wèi)士組成，負責宮門及諸離官廟寢園的安全。當然還有長樂、建章、甘泉衛(wèi)尉掌管的衛(wèi)士，都舉守其宮。

另一部分稱為內(nèi)層，指天子身邊的常備軍，隨時聽命于皇帝的調(diào)遣，即光祿勛所掌的高級侍衛(wèi)隊諸郎。

郎直接負責保衛(wèi)皇帝的個人安危。郎又分為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需要指出的是議郎只是作為文職出現(xiàn)，并不負責武事的管理。據(jù)《后漢書·百官志二》中記載：“凡郎官皆主更直，執(zhí)戟宿衛(wèi)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看來，郎的職責要比衛(wèi)士重要得多，衛(wèi)士一般只負責殿外宮門的安全，而郎卻宿衛(wèi)于殿門宮內(nèi)，作為皇帝的貼身保鏢，責任重大。

正因如此，郎的身份和地位自然也要比衛(wèi)士的地位高得多。衛(wèi)士只是由一般兵卒組成，而郎天天圍著皇帝轉(zhuǎn)，且有官祿。議郎、中郎俸祿六百石，而待郎俸祿四百石，郎中俸祿三百石。如果不是身兼要職，皇帝怎能對他們?nèi)绱说目粗亍Ｖ鞴芾傻臋C構為郎署。署又分為三個層次，主署軍職分別為五官、左、右中郎將，領中郎，俸祿二千石。據(jù)《漢官儀》記載：“郎中令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日三署?！贝问馂檐?、戶、騎三將，俸祿千石，統(tǒng)領郎中。雖然五官左右中郎將、車戶騎三將的地位比郎要高，但是他們同樣是皇帝的親兵、家將。因此，“三署郎見光祿勛，執(zhí)板拜；見五官左右中郎將，執(zhí)板不拜。于三公諸卿無敬”。說明郎官的地位還是比較特殊的。

郎的人員數(shù)目已經(jīng)擴充至千人，可是武帝并沒有因此停下軍制改革的腳步，他又在光祿勛內(nèi)增設了高級侍衛(wèi)隊期門、羽林與羽林孤兒。據(jù)《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初置期門，掌執(zhí)兵送從，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漢書·東方朔傳》中也有記載：“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逼陂T的人員都是由擅長武藝的武林高手組成。

武帝設置期門仆射，俸祿千石有余，統(tǒng)領期門。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初置羽林，掌送從，次期門，稱為建章營騎，后又更名為羽林騎。羽林這一名稱的由來也有多種說法，有人說是他們像天上羽林之星，所以稱之為羽林；也有人說它馳騎如羽之疾、人數(shù)如林之多，因此，得羽林之名；還有人說因為它是天子的羽翼，所以稱為羽林。總之，不一而足，無法定論。羽林還有一個別名，稱為巖郎，巖郎的意思無非是說它御侮嚴厲。

武帝把那些從軍犧牲者的子孫收養(yǎng)于羽林，號稱羽林孤兒。派專門人等訓練他們弓矢、殳、矛、戈等兵器的使用。本來羽林就分有令丞、左右監(jiān)等派別。左監(jiān)統(tǒng)領羽林左騎800人，右監(jiān)統(tǒng)領羽林右騎900人。因此，羽林孤兒的人員更是無數(shù)，父死子代，子承父業(yè)，置令統(tǒng)領。據(jù)《漢舊儀》記載：“諸孤兒無數(shù)，父死子代，皆武帝時從軍死，子孤不能自活，養(yǎng)羽林，官比郎從官，從車駕，不得冠。置令一人，名日羽林孤兒。”

可見，羽林孤兒帶有優(yōu)恤從軍烈屬的性質(zhì)。

作為執(zhí)宿衛(wèi)的皇帝親兵、家將，諸郎、期門、羽林自身都有嚴格的規(guī)定。如：諸郎出身必須是優(yōu)秀良將之才，而期門、羽林也必須是選自三輔六郡良家子弟。據(jù)《漢書·東方朔傳》中所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微服私行，詔令“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漢書·地理志》中也有提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矣?！?/p>

顏師古注：“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p>

據(jù)賀昌群先生考說，良家子，又可稱為良民、良口，實為沒有市籍，也沒犯罪記錄，并且不是奴產(chǎn)子、七科謫的家世清白之民，自由之民。日本學者好并隆司《秦漢帝國史研究》也同樣認為，良民，居閭右，有爵者。只有那些出身良家，且具備善騎射、能力過人的人，才能選人期門、羽林。由此可見正是因為出于自身的不安全感，所以武帝才對高級侍衛(wèi)隊的身份做出嚴格的規(guī)定，以加強侍衛(wèi)隊的可靠性?！堆a漢兵志》有所記載：“漢用六郡良家補羽林、期門，蓋三輔、園陵賴為藩蔽，故取其子弟以備宿衛(wèi)。”

在增設郎、羽林、期門的同時，武帝又增設了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置副馬都尉，掌副馬。這些都是一種軍制改革，加強集權的表現(xiàn)。

不僅如此，武帝還建立了一所自己的軍事高校，這就是高級侍衛(wèi)隊。高級侍衛(wèi)隊成了諸郎、期門、羽林的培訓基地，使以上那些部門的人員得到了有效地補充和緩解。成為一所名副其實的人才儲備處、輸送站。

光祿勛歲尾考核這些人的品行與能力，挑選出精明強干之才加以培養(yǎng)，使之成為一支絕對忠誠天子的軍事后備軍團。當前方人員出現(xiàn)緊缺之時，武帝便把他們輸送到屯兵所、戰(zhàn)場、邊郡、遠城，擔任將校，統(tǒng)領軍隊，一展宏圖，為皇權效勞。

當時，出自光祿勛所領宮廷軍事系統(tǒng)的諸將、校尉，還有邊郡太守有很多人，較為有名的有：衛(wèi)青，出身羽林，選任車騎將軍、大將軍；大將霍去病，以侍中選任驃騎校尉、驃騎將軍；李廣出身郎、騎常侍、騎郎將，遷未央衛(wèi)尉、郎中令，選任驍騎將軍、上谷等七邊郡太守；公孫敖以騎郎，遷太中大夫，選任校尉、中將軍、騎將軍；張騫，以郎遷太中大夫，而任校尉、衛(wèi)尉，封博望侯；李椒，以郎出任代郡太守；李蔡，以郎出任代相、輕車將軍；程不識先為太中大夫、長樂衛(wèi)尉，出任邊太守將屯兵；李陵以侍中建章宮，選任騎都尉；李敢，以郎從驃騎將軍；蘇武以郎、中郎將、侍中，奉節(jié)出使匈奴；蘇賢，以郎選任騎都尉；蘇嘉也出身郎，選任奉車都尉；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補羽林、中郎，選任車騎將軍長史；荀彘，曾為侍中、御車，選任左將軍。

武帝不僅通過對高級侍衛(wèi)隊的擴充和建設，使自己掌握了強大忠誠的常備軍，而且還通過外放為將校的方法，加強了對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這不能不說是一招妙棋。

宮廷系統(tǒng)的軍事機構已經(jīng)設備齊全，剩下的就是完善政府軍事系統(tǒng)了。首先，武帝開始著手擴建政府軍。政府軍如果按兵種來劃分的話，可分為材官、騎士和樓船等幾大部分。如果按駐守地區(qū)來劃分的話，可分為另外的三個部分：一是中央軍，負責駐守京師、三輔；二是地方軍，負責守衛(wèi)全國郡縣；三是邊防軍，也稱屯田兵，負責駐守邊疆。

“三輔之兵，中尉主之。中尉，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常以緹騎二百人巡京師”。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為執(zhí)金吾，職掌領禁備督捕三輔盜賊，徼循京師官外，與衛(wèi)尉相表里?；实鄢鲂?，負責皇帝的安危，如有不測立即進行保護。人員上劃分，可分為兩丞、侯、司馬、千人。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庫有三丞，中壘有兩尉。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在中尉下增置左右京三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分掌三輔。三輔都尉、都尉丞兵卒都歸中尉總領。中尉屬官又有式道左右中候，車駕出，掌在前清道，車駕還，至官門，宮門才開。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增置京師城門屯兵，由城門校尉掌領，有司馬、十二城門候。武帝又初置關都尉，屯兵守衛(wèi)三輔重鎮(zhèn)、函谷關，以加強京師的守備工作。

這些軍隊與皇帝的貼身士衛(wèi)諸郎、期門、羽林相比，距離是遠了些，但是并不妨礙武帝對他們的控制。武帝派遣監(jiān)軍御史對這些人進行監(jiān)控，監(jiān)軍御史作為天子的駐軍代表，享有監(jiān)察權和發(fā)兵權，直接控制這些軍隊的行動。

除在中壘校尉外，武帝還增設了一支七校尉。七校尉，由七種校尉組成，他們分別是：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屯騎校尉掌騎士，長水校騎掌長水宣曲胡騎，越騎校尉掌越騎，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虎賁校尉掌輕車，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以上人等均祿比二千石，有丞、司馬。加以中壘校尉，稱為八校尉。

中壘校尉并非常備軍，而七校尉則是一支常備軍。以兵為職，所掌頓屯兵。據(jù)《補漢兵志》所載：“中壘校尉所守北軍，有事屯兵其中，事已輒罷?！薄拔涞蹠r有諸校尉，則常屯矣?！薄拔涞墼鲋闷咝！w選募精勇及胡越內(nèi)附之人，比之期門、羽林，無復更代。而京師始有長從坐食之兵矣?！?/p>

可見，七校尉之中的每一個兵種，人數(shù)少的也不下于700，多的競到1200人之多。

七校尉兵與郎、期門、羽林一樣都是有宿衛(wèi)皇宮的職任，但是它還有一特殊職責，那就是在有戰(zhàn)事之時，常發(fā)七校尉隨兵作戰(zhàn)，負有保家衛(wèi)國之責，所以說七校尉實際上是由武帝直接控制的一支特殊的常備軍、戰(zhàn)斗旅。

漢初軍制規(guī)定，屯駐在郡國的地方軍隊為更卒衛(wèi)士，兵種分別有材官、騎士、樓船等等，郡有郡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把郡尉更名為都尉，掌佐守典職甲卒。國由國中尉掌武事，官祿同郡都尉?？の尽形緦Ω湫l(wèi)士進行指揮，以負責屯守郡國各地的安全保衛(wèi)工作，使之成為一支合格、標準的地方軍。

材官、騎士雖為郡國之兵，但是郡國并不能直接指揮他們，不過是代訓而已，并無實權，因此，可以說材官、騎士不過是駐守在郡國的一支中央軍，在有戰(zhàn)事之時，隨時待命出發(fā)。據(jù)《補漢兵志》記載：“材官、騎士歲時講肄。然其給事郡國，唯更卒衛(wèi)士。而材官、騎士，非虎符不得輒發(fā)?！?/p>

材官為步兵，一般在高原山地等地設置。大抵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巴蜀多材官。騎士，又可稱為輕車騎士、車騎，則在平原地區(qū)設置。大抵金城、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河東、上黨、上郡多騎士。水兵，當然是在江淮一帶多水的地區(qū)所置。屯駐在全國各地的材官、騎士、樓船員數(shù)目眾多，隊伍龐大。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派發(fā)至隴西、天水、安定的騎士以及中尉河南、河內(nèi)卒，共計有十萬余人。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造反，派發(fā)南方樓船12余萬人。以后每年八月，郡都要舉行一次軍事檢閱，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射陣，樓船習戰(zhàn)射行船，課殿最，叫都試。太守、都尉、令、丞都要出席都試。

守衛(wèi)邊郡的邊兵戍卒，只負責屯衛(wèi)邊疆，并不隨軍攻戰(zhàn)。邊郡太守掌管邊郡的武事，長史掌管兵馬。邊郡太守下有部都尉直接統(tǒng)領所部戍卒，“乘障塞，治亭徼”，有東、南、中、西、北部都尉……據(jù)《漢書·地理志》所載，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代郡、遼東有東、西、中部都尉。酒泉有東、西、北部都尉。雁門、上谷、遼西有東、西部都尉。會稽有南、西部都尉。隴西、樂浪有南部都尉。北地、武威、廣漢、上郡有北部都尉。西河有南、西、北部都尉。敦煌有中部都尉。每一障塞又設障塞尉，各領守其土，層層相連，地地相通。武帝又增置一支農(nóng)都尉，領內(nèi)郡卒屯田塞下，以備寇虜。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武帝又初置典屬國都尉，掌管歸漢蠻夷之事，以備藩衛(wèi)，從征伐。在烏桓歸漢之后，武帝在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等郡塞外圍，又增置了一支烏桓校尉，用于擁節(jié)監(jiān)領。到后來，打通西域之后，又增置使者校尉，為保護西域交通，使其暢通無阻提供了方便。

這么龐大的軍事機構，人源的供給自然成了一個很棘手的問題，武帝為了不斷擴充兵員，維系龐大的軍隊需要，他對兵役制也進行了改革，重新實行漢初的征兵制、民兵制，而且自己又獨創(chuàng)了一種募兵制。

春秋時期的中原地區(qū)，統(tǒng)治者們主要根據(jù)各家各戶人口的多與寡，進行征調(diào)。而且只是在有戰(zhàn)事的時候，農(nóng)民才應征入伍，平時則在家務農(nóng)。商鞅變法后，秦國的兵役制度中其中一條就是要求兵與農(nóng)的比例必須保持在一比一，而且服兵役者有明確的年齡限制，當男子到17歲，長為壯年之時便進入服兵役期，即編入國家名籍，準備隨時參軍。

男子進入兵役期后，每年須在郡縣服役一月，因為服役要輪番更替，所以稱之為卒更，服兵役的人故而稱之為更調(diào)卒或更卒。而且每個人一生還要在中央政府服役兩年，屯戍一年，力役一年，這稱之為正卒。這種兵役制度僅用于平時，如有戰(zhàn)事，另行計算。比如：長平之役，年15歲以上者便全部征發(fā)。據(jù)云夢秦簡所載，秦國的民眾有許多人當兵不止一次，有人一生竟達五次之多。

后來，這種寓兵于農(nóng)的征兵制度有了些改進，漢初時，役齡改為年23歲始傅。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改為年20歲始傅。始傅后，一生為正卒二年，一年為京師衛(wèi)士，一年為材官、騎士或樓船。這便是最基本的全民軍事訓練。

當兩年兵役期服滿后，即從25歲或22歲起，每年要服短期兵役，一是卒更，屯守郡縣一月；一是每年戍邊三日，雖丞相之子也在戍內(nèi)。直到56歲，才解除兵役。如果實在不想當兵，更卒可出錢雇人代自己服兵役，這就叫做踐更，每月需要支付二千石左右。這么高的代價，又是服役在當?shù)乜ぶ?，所以除了實在不想服役的人，大多?shù)人還是出于無奈服役了。戍邊人等，出錢三百，便可免除兵役。向官府繳入這筆錢后，可另行雇傭戍者，這種雇傭有戍者叫做過更，雇傭用的錢，叫更賦。踐更制與過更制，可使官家豪富子弟免除兵役，因此服兵役者多為平民。

在距離京都遙遠的邊塞地區(qū)，武帝實行兵農(nóng)合一的民兵制。這項制度由來已久，起初文帝接受晁錯建議，遷民于邊疆塞外，采取種種的優(yōu)惠政策，如為他們筑室屋、置器物巫醫(yī)、免全家賦等，使他們在那里安居樂業(yè)，不思遷移，這樣選常居者，家室屯田，天下太平之時即是民，硝煙四起時便是兵，常年在外，戍守邊疆。

這些安居在邊塞的居民同樣按軍事編制制度被組織起來。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挑選有才干的人當選伍長、里假士、假五百、邑假侯等職務，由這些長官負責訓練邊疆百姓學習騎射應敵技術。

屯衛(wèi)邊民不用給衛(wèi)士材官，也無須從征攻戰(zhàn)。到了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又徙天下奸猾之吏民于邊，編人屯田民兵。這種種做法都可解決邊境地區(qū)兵力不足的問題。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在路博德平定南越的士兵中就有罪人在代服兵役。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昆明造反，武帝赦京師亡命，令其從軍。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派遣李廣利發(fā)天下謫民。顏師古注：“庶民之有罪謫者也?！碧鞚h四年(公元前97年)，又發(fā)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顏師古注引張晏對七科謫的解釋：“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罪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背似呖浦?，連豪吏、惡少等全都充軍發(fā)配了。

其實，與其說七科謫及勇敢士等的征發(fā)，是征兵制的一種補充，不如說實為一種征兵制向募兵制演變的跳板。據(jù)《漢書·武帝紀》所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楊仆、茍彘將應募罪人”?！段墨I通考·兵考二》也有同樣文獻，天漢四年(公元前97年)從征的勇敢士，乃是“選募”入伍。由此可見，應募和選募是與征發(fā)七科謫等同時進行的。應募與選募等于為武帝的募兵制開了一個頭。

關于應募與選募的對象，據(jù)《補漢兵志》中說：“武帝之后，有選募，有罪徒。其選募日勇敢，日奔命，日伉健，日豪吏，日應募，日私從。其罪徒，日謫民，日惡少，日亡命，日徒，日弛刑，日罪人，日應算罪人。”

看來，這些招募對象大致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賤民，另一類便是強悍之民。他們是典型的職業(yè)兵種，與普通服兵役的農(nóng)民不同，他們一旦入伍，便以行軍作戰(zhàn)為職業(yè)。對于皇帝來說，他們是一支忠誠的皇家衛(wèi)隊，安插在祖國的邊疆各地，對國家有很強的依附性，從而使得武帝對全國軍隊的領導更加強而有力。

漢武帝經(jīng)過一系列的軍事改革，使自己的皇權與軍權合二為一。皇權的專制化，使得漢武帝成為全國最高的軍事首領。內(nèi)有宮廷禁衛(wèi)軍，外有龐大的軍事集團，前有強悍的應募、選募兵，后有充足的人員補充。自己運籌于帷幄之中，而決勝于千里之外。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顯威揚名，勢不可擋。漢武帝通過對軍制的改革，使?jié)h朝的統(tǒng)治更為穩(wěn)固了，建立一個文治武功的強大帝國指日可待。

第六節(jié)　削藩

劉邦統(tǒng)一天下后，郡縣與封國并行，除同姓王室外，又封了八個異姓王。八個異姓王封地約占漢朝疆界的一半。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掃平天下后，中央政權與地方諸侯互相猜忌，殺機驟起。

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首先起兵，劉邦親自帶兵平叛。

漢高祖五年冬，劉邦游幸云夢，設計捉拿楚王韓信。

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劉邦親征韓王信，韓王信兵敗逃往匈奴。

十一年，梁王彭越被滅，夷滅三族。

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造反。

漢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冬，趙王張耳的兒子張敖被貶為宣平侯。

劉邦又派人攻打燕王盧綰，盧綰敗亡匈奴。

7個諸侯或滅或貶或逃，無一幸存，只有長沙王吳芮勢單力薄，傳至文王無嗣而絕。

鏟除異姓王之后，高祖殺了一匹白馬，與大臣歃血為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這次他分封了幾個同姓王：

楚元王劉交、悼惠王劉肥、荊王劉賈、趙隱王劉如意、淮南厲王劉長、淮陽王劉友、梁王劉恢、代王劉恒、燕王劉建。

據(jù)《漢書·諸侯王表》記載：

“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傳，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煤、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為長沙?！?/p>

諸侯王占據(jù)了全國大片領土，其中，齊、楚、吳封地最大，幾乎“分天下半”。

當時，全國54個郡，諸侯國就占39個，僅齊一國就占7個郡，歸中央政府管轄的，只有15個郡了。

這樣，在西漢的版圖上，中、西部的一小半地區(qū)聽命中央，而北、東、南的大片地區(qū)則分屬諸侯。

漢高祖原以為依靠親情和血緣，就可以使基業(yè)永固，社稷永存，但是，無情的現(xiàn)實粉碎了他的美夢。

這些諸侯王被分封時，或年歲尚小，或羽翼未豐，不足為慮。

至文帝時，諸侯王勢力迅速膨脹，“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shù)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甚至“不用漢法，自為法令，擬于天子”，影響了封建統(tǒng)一，削弱了中央集權。

漢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文帝到太原督戰(zhàn)匈奴，濟北王劉興居趁機反叛，拉起了諸侯犯上作亂的序幕。

過了三年，淮南王劉長又反形畢露，在封國內(nèi)“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驅(qū)逐朝廷命官，公然與朝廷抗禮。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劉長絕食，“不食而死”。

中央與地方。朝廷與諸侯的權力斗爭，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憂心忡忡。

賈誼向文帝上《治安策》，痛陳天下形勢，危機四伏，“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首列所謂“可為痛哭者一”就是諸侯為患一方。他比喻天下形勢，小腿和腰一樣粗，指頭與大腿一樣大，這樣比例失調(diào)，日常起居都很困難，倘若有一兩個指頭抽搐，身心都不得安寧，若不及早根治，必然病人膏肓，即使有扁鵲的高超醫(yī)術，也不能起死回生。

賈誼提出必須立即削弱諸侯勢力，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不久，文帝把齊國一分為六，把淮南一分為三。

景帝時期，一場蓄謀已久的叛亂，又以晁錯“削藩”為導火線而爆發(fā)。

在惠帝、高后時期，吳王劉濞就利用吳地的鹽鐵之利，招徠天下亡命之徒鑄鐵、煮鹽，坐收暴利。為收買人心，他保護各地逃犯，還替民眾出錢代朝廷的徭役，“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眾”。吳國的經(jīng)濟、政治勢力直接威脅著中央政權。

晁錯深得景帝信任，號稱“智囊”，比起賈誼來，晁錯是一個強硬派。他看到劉濞“誘天下亡人謀作亂”，日益驕橫，反勢已成，就上“削藩策”，通過“削藩”引蛇出洞，使之盡早暴露，禍患反倒小點?！敖裣髦喟l(fā)，不削亦發(fā)。削之，其反亟，禍?。徊幌?，反遲，禍大?！?/p>

劉濞見朝廷“削地不已”，先后串通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諸侯密謀叛亂，叛軍打著“清君側(cè)，誅晁錯”的旗號，向長安進軍，史稱“七國之亂”。

就在前方戰(zhàn)火紛飛、兵連禍結(jié)之時，吳相爰盎求見景帝，說他有妙計，不費吹灰之力就可平叛。焦急萬分的景帝請他速速道來。

爰盎眉飛色舞道：“吳楚反叛，皆由晁錯削藩引起，當今之計，只有發(fā)使赦免七國，復其故地，則兵不血刃即可罷戰(zhàn)?！?/p>

聰明一世的景帝，急于求成，竟然糊涂一時，表示不因為愛一個人而得罪天下，把盡心竭力、“尊天子，安劉氏宗廟”的晁錯腰斬于市。

晁錯死后，景帝內(nèi)心雖有內(nèi)疚，卻平靜了許多，坐等吳楚收兵，不想從前線回來的人告訴他，吳楚之亂，目的絕不僅僅要“誅晁錯”。殺死晁錯，是天大的錯誤。